老舍评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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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二月，山东大学开学不久，校方给陈延熙等六人加以“行为不轨”的罪名，强令退学。学生要求校方收回成命，遭到拒绝；学生一怒之下砸了学校办公大楼，宣布罢课。罢课中虽遭到青岛市海军陆战队镇压，多人被捕，但学生坚持斗争达半月之久，终于取得一定胜利，最后以校长赵太侔被撤职结束。（注：见王路宾著《山东大学一段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山东大学校史资料》第1期。）这次罢课，证明山东大学学生们是有力量的，表现了他们蓬勃的斗争精神和爱国热情，同时也暴露出学校当局慑于国民党卖国政府的威压软弱甚至屈从的态度。校方的这种态度使不少进步的教授失望、愤慨；当时洪深、赵少侯等先后向校方提出辞职；老舍目睹这一切，也无意再继续留任。

一九三六年暑假，老舍辞去山东大学的教职，同洪深、赵少侯等先后离开山东大学。

一九三六年夏至一九三七年八月，老舍在青岛从事专业写作。

老舍在青岛三年多时间里，同在济南没有什么两样，生活是极有秩序，极为忙迫的。他教书、写作、会友，没有多少闲暇的时间。他们全家初来青岛时住在莱芜一路，不多天迁居金口二路的一座小楼。在小楼上，“开开屋门，正看邻家院里的一树樱桃。再一探头，由两所房中间的隙空看见一小块儿绿海。这是五月的青岛，红樱绿海都在新从南方来的小风里。”（注：老舍：《樱海集·序》，《樱海集》，人间书屋1935年8月初版。）这是他一九三五年五月为《樱海集》写的《序》里的一段话。樱海集》正是在这个小楼上编定的。一九三五年底又迁至黄县路六号。他一家住一楼，这里的马路是一条短马路，平时没有汽车经过，环境是幽静的。在青岛，“他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教书和写作上了”。（注：王行之：《老舍夫人谈老舍》。）但有时累了，也领着孩子，“在马路上大叶子的梧桐树下散步”，“头发修整，穿着浅灰色西服”，“远望去有几分清瘤，却不文弱”。（注：静农：《我与老舍与酒》，《抗战文艺》第九卷第3、4期（1944年9月）。）有时候，他领着女儿到海滩上去；海滩上有的是蛤壳与断藻，他们便拾着玩。他们拾到了很多蛤壳，却遗憾没有特别出奇的；至于海藻，不便往家中拿，往往是拾起来再送到水里去。这大概是他最轻松的时候了。他在《蛤藻集》的《序》中特别提到这件事，并因此给第三个短篇集题名为《蛤藻集》。他寄托这样的希望：“读者若能不把它们拾起来再马上送到水中去，象我与小女拾海藻那样，而是象蛤壳似的好歹拿回家去，加一番品评，便荣幸非常了。”（注：老舍：《蛤藻集·序》，开明书店1936年11月初版。）

老舍好客，喜欢交朋友。据吴伯箫回忆：他比老舍小六岁，“在他滨海的书斋里却是常客”。“论仪态风度，老舍偏于儒雅洒脱；谈吐海阔天空，幽默寓于严肃。象相声里‘解包袱’，一席话总有一两处，自然地引人会心欢笑”。（注：吴伯箫：《作者、教授、师友》，《北京文艺》1978年第7期。）臧克家也有类似的回忆，他说：“有一次，我去拜访老舍，他把我引到他楼上的写字间里，小楼不高，望不见大海，但夜静更阑时，却可以听到大海的呼吸。我们二人并坐，随心所欲的漫谈。”（注：臧克家：《老舍永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老舍不仅在作家、学者中间有许多终生不渝的朋友，他同处于底层的劳动人民也有广泛的接触。在山东大学教书时，每天下班，徒步回家的路上，常同小商小贩或洋车夫拉拉家常，边走边谈，十分亲切、自然。这引起一些人的惊奇。有人问他：“这都是朋友吗？”他笑着回答：“是朋友，也是老师。这些人每天在饥饿线上挣扎，他们都有自己悲惨遭遇和性格。通过同他们的接触，使我对人生有进一步的了解。”（注：《忆老舍在山大》。）胡洁青说过：“山东的一些拳师、艺人、人力车夫、小商小贩，也都是他当时的座上客，互相之间无所不谈。他自己也常常耍枪弄棒，练习拳术。”（注：《老舍夫人谈老舍》。）

青岛时期，是老舍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在这段时间里，老舍先后编定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和《蛤藻集》，共收入中短篇小说十七篇；一九三六年九月《宇宙风》从二十五期连载《骆驼祥子》；一九三六年十月《论语》从九十八期连载《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一九三七年四月人间书屋出版创作自述及创作研究文章的合集《老牛破车》；一九三七年七月《文学》刊出《我这一辈子》；此外还陆续发表不少杂文、随笔。老舍许多著名的作品都写于这一个时期。

这一个时期，老舍在艺术上日趋成熟，在思想立场上发生了重要变化。中篇《月牙儿》和长篇《骆驼祥子》鲜明地反映出这种变化的轨迹。开初创作时他“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现在他发现“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这是老舍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中说过的话，这里透露着他思想立场变化的某些消息。同这种变化相联系的，是作品题材和主题的变换：“到了《上任》与《月牙儿》，我的态度已由消极的否定黑李，改为积极的描写受压迫的人了。”（注：《老舍选集·自序》。）劳动人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化，老舍观察体验的深刻化，使他再笑不出声来，“笑是不能勉强的”。（注：《樱海集·序》。）作品中幽默成分的减少，严峻笔调的增强，“这个变动与心情是一致的”。（注：《樱海集·序》。）准确地说，他这时已是怀着不可遏止的愤怒，控诉旧世界的罪恶了。当然，这时的老舍的思想还存在着局限，他还只是代城市贫苦劳动人民“伸冤诉苦”，还不能够“给《月牙儿》中的女人，或《上任》中的‘英雄’们，找到出路”。（注：《老舍选集·自序》。）尽管如此，老舍的思想和文学道路都发展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他这一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已经发出夺目的光彩，他在现代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已经牢牢地确立起来了。

“他与她都属于国家”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进攻北平西南芦沟桥的中国驻军；七月八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驱逐日寇出中国。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从此，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了，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老舍应齐鲁大学文学院聘请，到文学院担任系主任职务。不久，举家迁到济南。（注：老舍在《乱离通信》（一）中对离青赴济的情形，有详细的记述。该文后有陶亢德的按语，也谈到一些老舍当时的情况，其中有如下的话：“老舍先生本拟在八一三离青来沪，八一二闻沪局有破裂讯，急电告‘沪急勿来’。嗣得信，赶往济。”可供参考。《乱离通讯》（一）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

老舍到齐鲁大学以后，立即投入抗日救国的宣传和集会活动。他曾经出席“山东省文化界抗敌协会筹备会”。（注：见方殷：《痛怀老舍》，《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时局是越来越险恶了。国民党反动派表面上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实际上仍然采取对外妥协对内镇压革命的方针。在日寇进攻面前　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芦沟桥事变后，不到一个月，就丢失了北平、天津，不久又丢失了察哈尔、绥远两省。日本侵略军一时间气焰万丈。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关头。

齐鲁大学虽然在九月中旬开了学，但是学校里已经没有学习的气氛，加上敌机差不多每天到济南上空侦察，人心更加惶恐。十月五日前后，全市中小学宣布停课；齐鲁大学惟恐把学生困在济南，也宣布停了课。到了十一月中旬，齐鲁大学的学生已都走完，教员也走了多一半。偌大一个校园，只剩下几家人。

走，还是不走？老舍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他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

“第一，我不知道上哪里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陷入敌手，我曾函劝诸友逃出来，我自己怎能去自投罗网呢？到上海去吧，沪上的友人又告诉我不要去，我只好‘按兵不动’。第二，从泰安到徐州，火车时常遭受敌机的轰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满三个月，大的孩子也不过四岁，实在不便去冒险。这是最凄凉的日子。（注：《八方风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他也曾经想不走，安心写文章，“我的抗敌武器只是一管笔”。可是友人们劝他走。因为济南战期的报纸与刊物时常有他的文章，学生与文化界的集会他时常出席，这样，日本人虽未见得认识他，可是汉奸一定不会轻易失掉这个为敌人效劳的机会。他痛苦地面对着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实：“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捉去而被逼着作汉奸，怎么办呢？这点恐惧，日夜在我心中盘旋。是的，我在济南，没有财产，没有银钱；敌人进来，我也许受不了多大的损失。但是，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走。”（注：《八方风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这是一个困难的抉择。胡洁青母子四人，都极衰弱，舒济、舒乙自己不能管理自己，小舒雨尚在襁褓之中；一齐走，徒增拖累，留下她们，又心悬两地。在危难的境况中胡洁青坚定地支持老舍为国效劳的志向。沧州沦陷的消息传来，胡洁青说：“你放心地走吧，只要济南沦陷的时候我不被炸死，我一定坚强活下去。我能教书，挣几个钱把孩子们带大，给老太太送终，还不致成大问题。反正我还是教学生认咱们中国字，绝不能给你丢脸。万一我被炮火……”她看看三个不懂事的孩子，只有呜咽。（注：《老舍夫人谈老舍》。）老舍深知：“国难期间，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注：《一封信》，《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虽然如此，他的心还是凄苦的。

他曾经几次把一只小皮箱打点好，几次又打开。他不忍抛妻别子遽然离去：

弱女痴儿不解哀，

牵衣问父去何来？

话因伤别潸应泪，

血若停流定是灰。

已见乡关沦水火，

更堪江海逐风雷；

徘徊未忍道珍重，

暮雁声低切切催。（注：《八方风雨》。）

十一月十五日黄昏，国民党军队炸毁了津浦路上的泺口铁桥（离济南约十几里），老舍再不能迟疑，“稍一蜘蹰，我就会放下箱子，不能迈步了”。他提起箱子，走出家门，他最后一句话是：“到车站看看有车没有，没有车就马上回来！”

济南的街上冷清清，铺户都上着门。天上有些薄云，路灯昏黄的光照着这个无声的城市。他在友人陪同下到了车站，恰好赶上一列军车，在友人帮助下，由车窗进入车中。当列车开动的时候，他最后看了一眼济南，“默默地决定好：我必须回济南，必能回济南，济南将比我所认识的更美丽更尊严，当我回来的时候。逃亡激进了努力，奔往异地坚定下打回故乡！”（注：老舍：《三个月来的济南》，《战地通讯》第9期（1938年1月）。）

第十二章　“在风格上有一些变动”

一九三五年五月，老舍把他在青岛写作的中短篇小说收集在一起，编为《樱海集》出版。在《樱海集》的序言中，他简洁地叙述了自己生活与创作的情况，特别是对艺术风格上的变动，做了概括而又含蓄的说明。他说：

我知道活一天便须欢蹦乱跳一天，我照常的作事写文章，但是心中堵着一块什么，它老在那儿！写得不好？因为心里堵得慌！我是个爱笑的人，笑不出来了！我一向写东西写得很快，快与好虽非一回事，但刷刷的写一阵到底是件痛快事；哼，自去年秋天起，刷刷不上来了。……我并不愿把一切罪过都推出去，只说自己高明。不，我永远没说过自己高明；不过外面的压迫也真的使我“更”不高明。这是非说出不可的，我自己的不高明，与那些使我更不高明的东西，至少要各担一半。

这可也不是专为向读者道歉。在风格上有一些变动，从这十篇里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变动与心情是一致的。这里的幽默成分，与以前的作品相较，少多了。笑是不能勉强的。文字上呢，也显着老实了一些，细腻了一些。这些变动是好是坏，我不知道，不过确是有了变动。这些变动是这半年多的生活给予作品的一些颜色，是好是坏，还是那句——我不知道。有人爱黑，有人爱白；不过我的颜色是由我与我的环境而决定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老舍这些话是有“弦外之音”的。他看得很清楚：民族危机是越来越严重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压迫是越来越残酷了。他对于社会现实观察得越精细、深刻，他的忧愤的感情也就越深沉，越不能解脱。当然，挚友白涤洲的死，对于他也是一个打击。他曾经写了《哭白涤洲》，用以寄托哀思。在这篇文章中，悲痛之情，溢于言表（注：详见老舍：《哭白涤洲》，《人间世》第17期（1934年12月5日）。）。环境的险恶，友人遭际的不幸，想从事专业写作而不能的苦衷，这些使他“好久好久打不起精神来”。这些情况都对他的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影响，风格的某些变动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发生的。

《樱海集》，以及其后出版的《蛤藻集》，在《论语》上连载的《文博士》等，在艺术格调上，确如作家所说，有了变动，辛辣的讽刺多于幽默，笔触细腻，很少过分夸张的浅露的描写，呈现着清新、凝重的特色。

中、短篇小说创作

《樱海集》出版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收短篇《上任》，《牺牲》、《柳屯的》、《末一块钱》、《老年的浪漫》、《毛毛虫》、《善人》、《邻居们》、《阳光》，中篇《月牙儿》。《蛤藻集》出版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收短篇《老字号》、《断魂枪》、《听来的故事》、《新韩穆烈德》，中篇《新时代的旧悲剧》、《且说屋里》。此外，还有未收入集中的短篇《裕兴池里》、《创造病》、《新爱弥耳》、《番表》、《牛老爷的痰盂》等，还有中篇《我这一辈子》（注：《我这一辈子》后来收入《火车集》。）。

这些作品同《赶集》中的作品比较，在题材上无疑是扩大了。作家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的主要矛盾：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罪恶、汉奸、洋奴的卑劣的嘴脸，在作品中都有所表现，而且批判的锋芒和鞭挞的力量也有所增强。

揭露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性、腐朽性，是这些中短篇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上任》、《新时代的旧悲剧》、《阳光》都是这样的作品。

《上任》中的尤老二，做了多年土匪，却被李司令任命为稽察长，负责维持社会治安，这个情节本身就是富于讽刺意味的。他刚刚上任，“匪”就找上门来，名义上是来贺喜，实际上是来索取路费，他们其实都是熟人。打发走这一伙，又来了另一伙，除了要路费而外，还要他帮忙窝藏武器。这样，八十块办公费全搭进去还不够用，又挖了他自己月薪中的十六元。这就是尤老二“上任”拿“匪”的经过。“拿不了匪，倒叫匪给拿了，多么大的笑话！”但是这个笑话的根源就在于尤老二本人原先就是一个土匪。这个情节带有隐喻性质。作品暗示给人们：国民党政权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吏，以“维持治安”自命，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伙装模作样的文明土匪。在他们的统治下，中国是没有希望的。这个作品构思奇巧，意味深长，是老舍短篇中的优秀之作。《新时代的旧悲剧》篇幅较长，内容也较复杂。这个作品的主角是陈老先生，他的大家庭在“新时代”错综复杂矛盾的冲击下分崩离析，他本人也在绝望中发了疯。作品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他的儿子侦探长廉伯同公安局长勾心斗角，结果遭了公安局长的暗算，最后被“法办”了。廉伯的罪行是：“强迫商家送礼；霸占良家妇女；假公济私，借赈私运粮米、窃卖私货……”但是，在这场争斗中的公安局长其实也并不比廉伯好些，“廉伯与局长是半斤八两，不过廉伯的运气差一点；情屈命不屈。”廉伯是被“法办”了，而公安局长却逍遥法外，依然故我。这个情节把国民党政权的黑暗暴露无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的廉伯用巧取豪夺弄来的财物奉献给陈老先生，竟被人誉为“孝子”，陈老先生也并不认为这有违“圣人之道”。这个细节把国民党官吏的虚伪面孔、陈老先生所鼓吹的“孔孟之道”的虚伪本质揭露得入木三分。《阳光》写一个阔家小姐在生活上堕落的过程。但是这个作品并不简单是一个婚变的故事，它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政治内容。作品中的“我”是一个爱慕虚荣、追求享受、极端利己的女人。她十分看重自己“大家闺秀”的身份，却又企望新的自由的恋爱生活。而当她面临“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的抉择时，由于不能抵抗奢侈生活的引诱，又甘心听任父母的摆布：“爱，说回来，值多少钱一斤呢？”她接受了旧式婚姻，嫁给了一个“少年老成，事业是新的，思想是新的，而愿意保守着旧道德”的人。她所以愿意嫁给他，因为他“顶有身份，顶有财产，顶体面，而且顶有道德”。然而她得到的除了“身份”和“金钱”，其余只是“空虚”，她于是偷偷同更有权位的“贵人”结交，寻求刺激。奇怪的是，做为“道德家”的丈夫却默许了这一切。他是想利用妻子的美色“获取利禄”。因为“他有道德而缺乏最高的地位”，正象她“有身份而缺乏恋爱”。但是事情的发展越来越不象话，她的胡闹快要影响到他的“身份”和“名望”，他只得把她悄悄地“软禁”起来。她不能忍受这种折磨，公开提出离婚，“状子递上去了，报纸上宣扬起来”，结果她的“道德家”的丈夫因为离婚丑闻登时从最高的地方堕下来。他是以提倡旧道德而受到社会尊重的名流，他的言行被认为是青年们的“榜样”，他的一切活动，都是要“挽回整个社会道德的堕落”，现在，离婚案件戳穿了他“道德家”的假面，“他所认识的贵人们，马上变了态度，不认识他了”。他成了平民，她也“丢了一切”。阔家小姐的婚变悲剧只是一个骨架，它的主题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作家是从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揭露了国民党的新贵们的腐败、卑劣以及混迹官场的政客的无耻。他们口头上鼓吹“礼义廉耻”，背地里干尽了男盗女娼。“贵人”们可以利用“权位”攫取美色，丈夫则以妻子做为钓饵，获取功名，只要这一切不公诸于世，他们就可以恣意妄为。所谓“道德”，不过是“身份”的同义语，有“身份”就有道德。这种逻辑看来实在荒唐，却是国民党统治下病态社会的“真理”。在这个作品中，作家不是从政治上，而是从精神上揭露国民党反动官僚、政客的卑污和堕落，揭露国民党的统治已经腐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给中国民族工业、城镇小工商业者以及广大群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加速了中国殖民地化的过程。三十年代初革命作家曾经从不同的方面描述了这种严酷的现实；老舍的《新韩穆烈德》和《老字号》也属于这方面的题材。《新韩穆烈德》以大学生田烈德的感受为线索，写他的家庭某山货店在“洋货”倾销的打击下逐渐衰落的过程。他的父亲，山货店田老板是个精于打算的小工商业者。他虽然颇有资产——两个果店和一个栈房，但是经营方法基本上是家庭作坊式的：“一家大小终年在那儿剥皮：花生，胡桃，榛子，甚至于山查，都得剥皮。老的小的，姑娘媳妇，一天到晚不识闲，老剥老挑老煮。赶到预备年货的时节就更了不得，山查酪，炒红果，山查糕……都得煮，拌，大量的加糖，人人的手是黏的，人人的手红得和胡萝卜一样。……”这样的节俭，这样的勤苦，这样的精打细算，照理是生意应该日渐兴隆的，然而，在“洋货”充斥市场的情况下，却日渐萧条了。“论箱来的洋货”“东洋橘子，高丽苹果”把他的山货店的买卖“顶得出不来气”。田老板感叹生意的艰难：“咱们的货地道，地道有什么用呢！人家贱，咱们也得贱，把货铲出去呢，混个热闹；卖不出去呢，更不用说，连根烂！”结果是一天不如一天，山货店只得不断裁减店员，最后只剩下两个老伙计了。田老板的倒运也牵连到山区的“果农”。田老板因为生意萧条，再不敢象当年那样到果乡“包山”（“包山”先议价，到收获季节，市场上山货跌价，商家吃亏），“山上的人连三并四的下来央求，老人家连见他们也不敢！”这样，“家里的那群，当伙计的那群，山上种果子的那群”，一齐走到了绝境。田老板想孤注一掷，怀里揣着房契，到处奔走，“想弄个千八百的”，“我也怎么缺德怎办，拿日本橘子充福橘，用糖精熬山里红汤，怎么贱怎么卖”，“连坑带骗，给小分量”。但他空转一个早上，房“没有人要”，他无可挽回地走上破产的道路。这个作品使我们想到茅盾的《林家铺子》和《春蚕》。田老板的苦苦挣扎以求维持局面，那苦心颇象林老板；山货受到“洋货”的排挤销路滞塞，间接地影响了“果农”的经济生活，他们的窘境又颇类似老通宝一家。老舍的观察是准确的，表现上也颇见功力。《老字号》的故事情节比较单纯。它主要写经营商业的两种作风的明争暗斗，结局则是传统的、靠“老字号”取信于顾客的经营商业的作风的失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对中国民族商业的破坏。“三合祥”的伙计辛德治和东家钱掌柜向来是靠着“信用”来做买卖，“三合祥卖的是老字号”，然而时代的变迁，洋货的倾销，商业上暴发户的唯利是图的作风却向“三合祥”的“老字号”提出了挑战，动摇了他们的“信誉”，“三合祥”的生意是日渐衰落了。“正香村”不讲什么“字号”，只讲究“一年到头老是大减价，老悬着煤气灯，老转动着留声机”来招徕顾客，却生意兴隆。这引起了辛德治的困惑。周掌柜接手经营“三合祥”，一改“老字号”的老派作风，也挂起了汽灯，并且在检查日货的检查队眼皮底下以各种手法甩卖日货，“三合祥”竟然“起死回生”，重又呈现一派生机。辛德治可悲的想：“作买卖打算要赚钱的话，得会变戏法、说相声。”两种经营作风的消长起伏，只是一种局部现象，它反映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的畸形和变态这样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日货充斥市场，周掌柜唯利是图，他的弄虚作假是“应运而生”的。“正香村”以“大减价”的办法从中牟取暴利，“天成号”门前以两匹骆驼和驼峰上的五彩电灯来吸引顾客，以“抓彩部”迎合顾客的投机心理，这样使冷寂的门面转为“庙会”般热闹，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生意经的必然措置。《新韩穆烈德》中的田老板和《老字号》中的钱掌柜、辛德治等的“老派儿”作风应否改变是另一个问题，当前的问题是，他们都因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而受了害，他们已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老舍所要表现的主要思想。悲剧还在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不独在政治上已经失去了独立，即使在经济上，在商业活动中，也日益殖民地化了。老舍在作品中有讽刺，有揭露，也有悲愤。

帝国主义不仅从经济上侵略中国，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濒临毁灭的边缘，而且以办学校、办教堂等手段向中国人民灌输洋奴思想，培养为他们效力的买办、知识分子。有这样一些人奇…＇书＇…网，他们看不起自己的祖国，凡事都是外国的好，毫无民族自尊心。这种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特产”。老舍对这种人怀着深深的厌恶。他在《牺牲》中以讽刺的笔触勾勒了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毛博士。他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回国后一切按“洋规矩”生活，摆出一副洋派头。他心目中的美国是极乐世界，而中国则一无是处，“中国戏野蛮”，“中国人太脏”。他要按“美国精神作事”，自由恋爱结了婚，结果只是每天“早睡觉”而已；后来妻子不堪折磨私逃了，他失神落魄，忘掉了“美国精神”，又搬出了“中国固有的夫为妻纲”的信条。他其实不过是个“自私自利而好摹仿的猴子”。老舍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半是“封建文人”半是“西崽”的知识分子可鄙、可笑、可悲的嘴脸。《善人》中的穆女士也是浸透了洋奴意识的讽刺形象。她“洋味”十足。不许人叫她“汪太太”，必须叫她“穆女士”，虽然她是仰仗丈夫的金钱来摆阔气的；她同任何有产者一样奴役下人，却给女仆起名叫“自由”、“博爱”；她提倡俭食：不要吃五六个窝头，或四大碗黑面条，而要多吃牛乳与黄油。在她的“洋味”十足的言行里，透露着虚伪、俗气与浅薄。《且说屋里》的包善卿是一个汉奸，他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山木庇护下官运亨通，为非作歹。这个作品同时表现了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他们组织示威游行，高喊“打倒卖国贼”的口号。意味深长的是，在游行队伍中第一个打旗的就是包善卿的女儿。作家用这个细节表现了丰富的思想：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包善卿的家庭发生了分化，爱国的青年学生运动的兴起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一切跪倒在帝国主义脚下的汉奸都不会有好下场。在这个作品中作家的爱憎表现得十分鲜明、强烈。

面对着帝国主义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侵略，面对着日益衰颓的祖国，老舍忧虑而又愤懑。这种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贯穿了他所有的作品。有时候，他愤激地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国民党的暴政；有时候，他陷入深深的思索。《断魂枪》属于后一个类型的作品。这个作品带有浓重的哲理色彩。这个作品的中心情节是写“神枪沙子龙”的命运变化。由于时代的变迁，“沙子龙的镳局已改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