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老舍评传-第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老舍评传》
作者：潘怡为【完结】
内容简介
老舍初涉文坛时，受英国作家狄更斯等人的影响较深，文风幽默、粗犷。作为一个初学者，老舍自己说：“写就好，管他什么。”可贵的是，老舍不甘于平庸，始终不放弃对于文学的艺术追求，砥砺上进，终于创作出《月牙儿》、《离婚》、《骆驼祥子》、《茶馆》等现代文学经典之作，成为一代文学宗师。在老舍一生的创作实践中，存在着两条平行的轨迹：一条是文学艺术，一条是通俗艺术。文学艺术是老舍一生不变的追求，而老舍通俗文艺创作的动因则半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半是出于满族人喜爱曲艺的秉性。老舍的通俗文艺创作有两个高峰期：一是8年抗战期间，写了大量抗战题材的鼓词、京戏、评剧、唱本洋片词、儿童剧等等；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写了大量宣传新社会的相声、太平歌词、快板以及儿童剧、单弦牌子曲等等。老舍把创作这些被某些人视为“下九流”的艺术形式的作品当作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对社会所应尽的义务、为国家所作的贡献。宣传抗战也好，宣传新社会也好，只要有利于国家和人民，老舍显然并不计较名誉上的得与失。
作者简介
潘怡为，1963年出生，山东青岛人。1984年山东大学毕业，历史学学士。中国考古学会会员，青岛市收藏与鉴赏研究会副会长，康有为研究会副秘书长，青岛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已出版个人学术著作《中国古钱辞典》、《沈从文传》、《崂山佛教》等，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目录
齐天乐（代序）
王惠云、苏庆昌二君撰《老舍评传》填此阕题之
一九八三年八月 叶圣陶
潜思深入人肝肺，英华尽归毫底。
茶馆三场，车夫一传，观者心萦神系。
如君有几，尽题选多方，琢磨唯细。
笔砚朝朝，卷烟徐袅镇凝睇。
庄谐每兼美刺，但逢君启齿，朋好齐喜。
德里遄飞，蒙原纵眺，联袂清游长忆。
呵天甚意！竟容忍沉渊，屈原同例。
静对秋窗，想知交半纪。
启功敬为
圣翁誊稿
第一章京华岁月（一八九九——一九二四）
苦难的摇篮
十九世纪末，大清王朝已经气息奄奄，日薄西山；然而它的都城北京却依然同往昔一样繁华而又喧闹。护国寺、白塔寺、土地庙、花儿市，这些富于北京特色的地方，人所必至；厂甸的风筝，大钟寺的豆汁，白云观外跑马场的赛马，又吸引了多少闲散的市民！而隆福寺开庙之日，“百货云集，凡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寻常日用之物，星卜、杂技之流，无所不有。”（注：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古籍出版社出版。）给古老的京城平添了不少富足景象。年年四月，春日融融，信男信女到妙峰山进香，“自始迄终，继昼以夜，人无停趾，香无断烟。”“人烟辐辏，车马喧阗，夜间灯火之繁，灿如列宿。”（注：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些善良而又虔诚的人们，以自己的愚昧和迷信装点着清王朝末世的一片升平。
事实上，天下并不太平。在它的表面的繁华的内里，隐伏着国力的虚空和衰朽。一八四○年以后，帝国主义用炮舰政策轰开了中国的“闭关锁国”之门，清朝统治者同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大好河山已被肢解。在它的富足景象的后面，是穷人的血和泪。满族上层贵戚、权臣，安居“富贵之乡”，轻车肥马，锦衣玉食；上层旗人子弟，坐吃皇粮，不事工商；而广大贫苦市民（包括下层旗人）则辗转于阶级剥削之下，啼饥号寒，挣扎在死亡线上。
北京，它是这样的充满了矛盾：“它污浊，它美丽，它衰老，它活泼，它杂乱，它安闲……”（注：《老舍文集》第三卷第222页。）
老舍，就降生在这个充满了灾难与耻辱的、历史悠久的名城。
一八九九年二月三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这一天正当旧历“小年”，北京的千家万户送灶王爷升天的时候，老舍来到了人间。这似乎给人一种慰安，因为这时候呱呱坠地，按迷信的说法，是“灶王爷身旁的小童儿因为贪吃糖果，没来得及上天，就留在这里了呢”。（注：《正红旗下》第4页。）这自然是处于窘困之中而又盼望诸事平安的人们的良好祝愿，事实上他这位“神童”转世的孩子在尘世一露面就险些冻死。母亲因为体弱，临产时失去知觉，多亏已经出嫁的大姐及时赶到，才保住了他小小的生命。
幼小的生命，给贫困的家庭尽管带来了新的困难，然而同时也带来了温馨和希望。旧历“小年”是一个吉庆的日子，第二天又恰当“立春”，家里人便给他起了个吉祥如意的名字叫庆春。
在那个充满灾难的时代，吉祥的名字当然不能保佑他免遭苦难。他一岁半的时候，八国联军的铁蹄践踏了北京城。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激起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反洋教斗争的怒火燃遍全国。一九○○年的义和团运动以巨大的声威震撼了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这使帝国主义分子惊恐异常。他们为了扑灭中国人民反抗的怒焰，并进而公开瓜分中国，悍然组织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了罪恶的侵略战争。一九○○年八月初，近两万名侵略军从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沿途他们遭到义和团民的袭击，几乎不能前进。八月十四日，野蛮的侵略军攻入北京，那拉氏挟载氵恬和亲信王公大臣，换便服仓皇出逃太原、西安。留在城里的义和团民和清政府部分爱国官兵，对侵入城内的侵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筑起街垒，用枪炮、大刀、木棍，甚至拳头，同侵略军展开了拼死的战斗。
老舍的父亲叫舒永寿，当时他是一名保卫皇城的护军。虽然处于普通士兵的岗位，但是爱国的热忱和卫护皇城的职责都促使他必须坚守阵地。他同行伍中的伙伴一起，用老式的抬枪抗击着敌人。这种抬枪自然是极为落后的，必须随放随装火药。几杆抬枪列在一处，不少火药就撒落在地上。攻打正阳门的八国联军的烧夷弹把他身边的火药打燃，同时烧着了身上带着的黑色弹药。他全身烧肿，爬到南长街的一家粮店。粮店的人全跑光了，他就那样痛苦地等待着死亡。后来他的表侄（也是旗兵）到粮店找水喝发现了他，当时他已不能说话。他把因脚肿而脱下来的布袜子交给表侄，这就是他留下的唯一的一件遗物。在那个随时都可能被八国联军的乱兵杀死的血腥日子里，谁又有办法去寻找亲人的尸首？他是这样忠勇地死在了自己的岗位上，他是应该被称作抗击外国侵略者的烈士的，虽然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旗兵。（注：据舒乙在《老舍的童年》中考证：老舍的父亲死于南恒裕粮店，这个粮店座落在南长街上。“现在的门牌号是南长街七号，距西华门很近。……眼下是个焕然一新的副食店。由前门出发通过天安门广场，沿西长安街往西，到第一个南北向的大街，往北拐，大约一共三里路，就到了这个当年的粮店，这条路是当年老舍父亲被烧后痛苦爬行的路线。”）
历史上还曾经这样记载：侵略军攻占北京以后，曾明令抢劫三天。事实上直到联军撤出北京，抢劫始终未曾停止。从公使、各级军官、教士和士兵无例外地都参加了这种可耻的、野蛮的强盗行径：“各国洋兵……俱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注：仲芳式：《庚子记事》第35页。）联军统帅瓦德西也无法否认这些事实，他说：“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注：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三册第34页。）
老舍一家，同北京千家万户一样，遭到了侵略军的洗劫。
老舍的家在北京西城护国寺附近一个叫做小羊圈胡同的深处。据胡絜青、舒乙考察，这个小胡同现在叫小杨家胡同，当年老舍家住的小院“现在是八号”。这是北京最窄小的胡同之一，住户大都是赤贫的人们。（注：胡絜青、舒乙：《记老舍诞生地》，《正红旗下·附录》。）即使是这样一个“顶小顶小的胡同”，这样一些贫苦的人家，侵略军的魔爪也不轻易放过。他们成群结伙，一天不知来几趟，如狼似虎，胡作非为。搜抄老舍家时，不满两岁的老舍正酣睡在一只木箱附近。这伙强盗搜捡木箱，把木箱搬起，箱底朝上，倒出所有的破东西，然后顺手把箱子扣在了老舍身上。这伙强盗扬长而去，母亲进屋时，老舍还被箱子扣着。酣睡救了他一条命。不然，只要哭出一声，灭绝人性的侵略军就会顺手给他一刺刀。
老舍后来这样追忆：
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追述。对于集会到北京来的各路团民的形象，她述说的不多，因为她，正象当日的一般妇女那样，是不敢轻易走出街门的。她可是深恨，因而也就牢牢记住洋兵的罪行——他们找上门来行凶打抢。母亲的述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等故事，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注：《吐了一口气》，《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这样，对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的种子最早播在了他幼小的心田；中华民族的沉重的苦难培育着他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
旗人之家
老舍一家都在旗籍：父亲舒永寿属正红旗，母亲马氏属正黄旗；他的亲戚中，大姐丈一家也在旗籍，大姐丈名义上是骁骑校（骑兵里的小军官），虽然事实上并不在军中服役；同老舍一家住在一起的姑母也是旗人，虽然幼年的老舍一直未弄清楚姑父的具体身份，但姑父去世以后，姑母每月领好几份钱粮却是事实。
旗人是满人的代称。做为一种军事编制的八旗制，是一六一五年由奴尔哈赤确立的。以旗的颜色组成兵团，有正黄、镶黄、正红、镶红、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是为八旗。奴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他以子侄为代，分别统率各旗，称为八和硕贝勒。八旗制把满族的男人都编入兵团终生服役，平时生产，战时出征。这种军制把满人严密地组织起来，使他们在生产和战斗中能够发挥更大的力量，这对于满族军事力量的发展，在当初是有重要意义的。这种军制在满族大军攻入关内，灭了明朝，建立清朝以后，并未取消。清朝统治者在北京建立了政权以后，即将其圈占的一部分旗地分配给满族兵丁，同时又规定八旗官兵粮饷制度，按月发给饷银，每年发给饷米，是为“钱粮”。如同任何事物无不包含有两重性一样，八旗制到后来也逐渐地走向了它的反面。清政府为保持八旗兵的战斗力，规定八旗人丁必须聚居京城和其它驻防地，不得擅自远离，更不许参与工商业活动。这些规定，束缚了旗人的手脚，使他们逐渐丧失了自谋生计的能力，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加之，旗人分得的份地是固定的，“增丁不加，减丁不退”，八旗兵的编制又不能无限扩大，这样一来，新增加的人丁不能全部当兵领饷，也不可能再度分到土地，清政府又限制他们自由营生，结果迫使大批八旗“余丁”陷入无以为生的绝境。八旗制发展到后来，成为满族人民的一种桎梏，它使一部分满族走向腐化、衰朽，它使大部分满族人丁落入贫困的深渊。
对于旗人荒嬉奢侈的景况，少年的老舍是亲眼看见了的，他曾经在最后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中这样记述了他少年时期的印象：
“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是呀，以大姐的公公来说吧，他为官如何，和会不会冲锋陷阵，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认为他应当食王禄，唱快书，和养四只靛颏儿。同样地，大姐丈不仅满意他的‘满天飞元宝’，而且情愿随时为一只鸽子而牺牲了自己。是，不管他去办多么要紧的公事或私事，他的眼睛总看着天空，决不考虑可能撞倒一位老太太或自己的头上碰个大包。他必须看着天空。万一有那么一只掉了队的鸽子，飞的很低，东张西望，分明是十分疲乏，急于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见此光景，就是身带十万火急的军令，他也得飞跑回家，放起几只鸽子，把那只自天而降的‘元宝’裹了下来。能够这样俘获一只别人家的鸽子，对大姐夫来说，实在是最大最美的享受！至于因此而引起纠纷，那，他就敢拿刀动杖，舍命不舍鸽子，吓得大姐浑身颤抖。
是，他们老爷儿俩都有聪明、能力、细心，但都用在从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得到享受与刺激。他们在蛐蛐罐子、鸽哨、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象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又有点糊涂的梦。”（注：《正红旗下》。）
当然，给予老舍以深刻印象的不只是旗人的荒嬉，更多的还是旗人的贫困。
老舍一家属于旗人中的下层。他们一家的经济来源都仗着父亲的三两银子月饷和春秋两季发下来的老米，多亏母亲会勤俭持家，这点微薄的收入，才勉强维持一家的生计。父亲去世之后，按规定寡妇钱饷每月只有一两五银子，加上哥哥还可以领一两五，一共三两银子。这对于四口之家，是太困难了。（注：据舒乙著《老舍的童年》记述：“老舍上面有四个姐姐和三个哥哥，算上他这个‘老’儿子，一共八名。后来长大成人的只有八分之五——大姐、二姐、三姐、三哥和他自己。”大姐、二姐出嫁以后，家里剩下三姐、三哥、老舍和母亲。）老舍后来曾经这样回忆这一段生活：“象我家，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他们经常以酸豆汁度日，它是最便宜的东西，一两个铜板可以买很多，把所能找到的一点粮或菜叶子掺在里面，熬成稀粥，全家分而食之。从旧社会过来的卖苦力的朋友们都能证明，我说的一点不假。”（注：《勤俭持家》，1961年2月12日《北京晚报》。）
老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生活给予他的最初的磨炼，接受了母亲给予他的“生命的教育”。
母亲马氏，娘家在北京郊区十间房。她的父母去世得早，从小寄居在隔壁的姑姑家。十间房村一共住了四五户人家，都是贫苦的劳动人民。农忙时候，孩子、妇女都要下地干活。母亲从小就养成了劳动习惯。她的身体也相当结实。父亲去世之后，她不仅以自己的终年的劳作支撑住一家的吃穿用度，而且以她坚毅、无畏、勤俭、淳厚的品质培育了老舍的性格。
为了孩子们，她含辛茹苦。她在小学校里当过佣工。她给人家洗衣裳和缝补。因为常年在冷水中浸泡，手终年是鲜红的和微肿的。晚上，一灯如豆，她同三女儿为人缝补，直到夜深。她终年劳苦，却从无怨言。坚忍和乐观使她永远对生活抱有一种希望，即使在困窘的生活境遇中，她还是忙里偷闲地把屋子收拾得清清爽爽。破旧的桌椅经她擦拭之后纤尘不染，柜门上残损的铜活也明光净亮；院子里父亲手栽的几棵石榴和夹竹桃，在她及时地浇灌和修剪下年年开出鲜艳的花。幼年的老舍，在无言中接受着母亲的熏陶。他总是跟在母亲和三姐的身后，她们浇花，他张罗着取水；他们扫地，他就撮土。他从母亲那里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母亲又是好客的。她绝不因为手头窘迫而冷淡来看望的亲戚。老舍的舅父与表哥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买肉，这使母亲极为不安，可是能殷勤地给他们温酒做饭，又给她一种喜悦。她聪慧、手巧，加以有一副热心肠，非常乐于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是有求必应的。谁家的婴儿要洗三，她总是欣然前往；谁家的孩子要剃头，只要说一声，她总是能细巧地把小脑袋剃个青溜溜的放光，而又绝不使孩子哭闹；谁家少妇需要绞脸，她也能操纵着细线十分耐心地把人家的脸给修整得清洁而又明净；谁家的孩子发痧，她又是刮痧的好手。她待人宽厚、和善，从不与人逗气。在她身上，有一种内在的道德的力量，有一种同命运抗争的沉勇的气质。在命运的打击下，她从不低头，卫护着自己的孩子，走过了漫长而艰辛的路程。她一直活到八十三岁，一九四二年去世。老舍从母亲那里秉承了旗人的某些美好的素质：好客、待人热忱，有求必应，豪放、宽厚；摒弃了旗人的某些恶习：怠惰、荒嬉、软弱、无所作为。老舍对于母亲有一种极为深沉的爱。他说：“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注：《我的母亲》，《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受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注：《我的母亲》，《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旗人的家庭并未局限了老舍的视野。老舍家庭的贫困，曾经给了他无数困扰，但也使他广泛地接触了下层人民的生活。他们所居住的小胡同里，同住着许多贫穷的北京市民，糊棚的，卖艺的，当小伙计的，做小买卖的，当巡警的，拉洋车的，卖苦力的，当仆人的，当兵的，三教九流，都占全了。姥姥家的同辈兄弟们，也多是靠劳动过活的苦人，当木匠的，当泥水匠的，当油漆匠的，五行八作，也几乎都有。他尽管是个旗人，然而悲苦的生活遭遇，使他同汉人具有相同的感受。这种感情体验后来熔铸于他的全部作品之中。他属于满族作家，这是不错的；然而，他又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作家，因为他的作品中表现的是被压迫、被剥削的中国劳动人民的痛苦的、抗争的思想情绪。
五四运动给了他一双“新眼睛”
老舍的学历并不复杂。一九○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他入私塾读“四书”、“五经”，当时他七岁。一九○九年转入西直门大街第二两等小学校，编入三年级，不久，因为这个学校改为第四女子小学，又转入南草厂第十三小学。在第十三小学校，他已经开始显露出文学的才能。他擅长作文和演说，能背诵许多古文和诗词。当时的老师对他的评价是：“庆春文章奇才奇想，时至今日，诸生作文无有出其右者。”（注：高增良：《老舍与纸鸢》，《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一九一二年小学毕业后，考入祖家街第三中学，后因家庭经济困难，中途退学，一九一三年夏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在本科第一部第四班学习。这个学校“既免收学膳费，又供给制服与书籍”，学制虽然五年，老舍还是坚持下来，他聪敏、勤奋，受到校长方还先生和国文教师宗子威先生的器重。这时他在上述两位先生的影响熏陶下开始学作旧诗。一九一八年六月，老舍以优异的成绩在北京师范学校毕业，被派任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他的短暂的学生时代结束了，当时他十九岁。
一九一八年下半年，受京师学务局委派，老舍同荣英、刘耀增等小学校长一起短期赴江苏省考察教育；一九二○年九月三十日老舍被京师学务局提升为京师郊外北区劝学员；一九二○到一九二二年间，他还曾先后兼任过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京师公立北郊通俗教育讲演所所长等职务。
在任职劝学员以后，老舍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他每月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的薪水，尽管“那时候的中交钞票是一块当作几角用的，而月月的薪水永远不能一次拿到”，但一百多圆的薪水总没教他遇到极大的困难。（注：《小型的复活（自传之一章）》，《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当时的京师分区设立劝学事务所，掌管本区教育事务。老舍任劝学员后，曾经想有所作为，对自己所管辖范围的腐败混乱的教育加以革新，但不久他就失望了。学界的黑暗，使他愤慨。一九二二年九月，他断然辞去待遇优厚的劝学员职务。
从一九○九年入小学读书到一九二二年辞去劝学员职务，这十三年间，是老舍生活的重要阶段。对于这一阶段的生活景况和老舍的思想性格的发展，罗常培曾经有如下的回忆：
三十五年前，北平西直门大街高井胡同口上的第二两等小学堂里有两个个性不同的孩子：一个歪毛儿，生来拘谨，腼腆怯懦，计较表面毁誉，受了欺负就会哭；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籐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由这点禀赋的差异便分歧了我和老舍一生的途径。
三年小学，半年中学的共同生活，我们的差别越发显著了。自他转入北京师范学校后，他的光芒渐渐放射出来了。宣讲所里常常见他演说，辩论会中十回有九回优胜。再加上文学擅长，各种学科都好，一跃就成了校长方还最得意的弟子，所以十七岁毕业便做了方家胡同市立小学的校长，三年考绩，品等特优，由学务局派赴江浙考察教育，返北平后遂晋升为北郊劝学员，我这时刚在中学毕业，迥隔云泥，对他真是羡慕不置！
由于幼年境遇的艰苦，情感上受了摧伤，他总拿冷眼把人们分成善恶两堆，嫉恶如仇的愤激，正象替善人可以舍命的热情同样发达。这种相反相成的交错情绪，后来随时在他的作品里流露着。涉世几年的经验，使他格外得到证明，他再不能随波逐流地和魑魅魍魉周旋了，于是毅然决然辞掉一般认为优缺的劝学员，宁愿安贫受窘去过清苦生活。他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大部分是取材于这个时候的见闻。（注：《我与老舍》，《老舍写作生涯》。）
罗常培，即罗莘田，满族人，著名语言学家，老舍少年时的好友，年龄小老舍一岁。他们之间从少年时期结下深厚的友谊，以后虽历尽沧桑，而友情越加深笃。一九五九年，老舍在悼念他的文章中写下“与君长别日，悲忆少年时……”即不能运笔，泪水涌上眼睛。（注：《悼念罗常培先生》，《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在老舍的青年生活中，特别应该提及的是“五四”运动对他的深刻影响。据老舍讲，正是他在方家胡同小学校做校长时，“五四”运动发生了。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一伟大的群众运动，但他从思想上却受到了巨大的震动，并决定了他以后的生活方向。他说：“假若没有‘五四’运动，我很可能终身作这样的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我绝对不会忽然想起去搞文艺。”（注：《“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五四”运动给他创造了作家的条件。
首先，“五四”运动给了他“一个新的文学语言”。过去，他学的是封建性的古典文学，散文学桐城派，诗学陆放翁与吴梅村。在新文学运动的激荡下，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过去所学的陈腐的规法，而改用白话写作。这文字的解放，在当时是一件大事，犹如砸断了束缚着双手的锁铐，他是以狂喜的心情迎接文学革命的。他同当时千千万万青年一样，不知道为此花费了多少心血，消耗了多少纸笔。他开始偷偷的用白话写小说，而且字句中间放上新的标点符号，“再有一百吴梅村，也拦不住我去试写新东西！”（注：《老舍选集·自序》，《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他后来这样回忆。他当然也有苦闷。他有许多新奇的感受，觉得“什么地方都是诗”，却又捉摸不到明朗的诗句，迷惘而又伤感。他想象着月色可能是蓝的，石头是有感觉的，却又没有胆子把蓝月与活石写出来。新诗写得不顺手，就在深夜朗读《离骚》。他还没有跨进文学之门，但已经迈出了步子。
其次，“五四”运动给了他“一个新的心灵”，“一双新眼睛”。“五四”运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冲击着老舍的思想，使他的思想变了。他幼年入私塾，第一天就先给孔圣人的木牌位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每天上学下学都要向那牌位作揖。这是天经地义的、从不敢怀疑的至理。然而现在，他“敢于怀疑孔圣人了”。他开始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老人老事”。“五四”运动使他开阔了眼界，拨开了他的心智。他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了国耻。可是直到“五四”，他才知道一些国耻是怎么来的，而且知道了应该反抗谁和反抗什么。他说：“以前，我常常听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类的泄气话，而且觉得不足为怪。看到了‘五四’运动，我才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运动使我看见了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明白了一些救亡图存的初步办法。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注：《“五四”给了我什么》。）应该说，他后来不少长篇创作的主题思想，已经从这时就开始酝酿着了。
老舍辞去劝学员的职务之后，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到天津南开中学担任语文教员，兼任初级二年七组的辅导员。他在教课之余，还参加了师生合组的出版委员会，经常出席研究有关学校刊物出版的会议，并审理稿件。这一年，他应校刊编者之约，写了第一个短篇小说习作《小铃儿》，发表于《南开季刊》第二、三合期上（一九二三年一月），署名舍予。小说的内容是写一个叫小铃儿的小学生，因为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而被学校开除的故事。这篇作品的显著特点是它的爱国主义的主题；他的创作的起步之作即显示出他的反对帝国主义�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