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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风月女明星-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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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玲玉的表兄周家荣也来到了重庆，他假借“公务”名义，大做投机生意，用金钱向玲玉追求诱惑，玲玉毫不动心，婉言拒绝。
不久，日本投降了，在庆祝胜利的狂欢中，玲玉与礼彬举行了婚礼。此刻，周家荣又来了，他俨然以接收大员的身份，飞到上海“接收”去了。而为八年抗战流血、流汗演剧队，经过重重困难，好不容易乘大木船去“复员”。
玲玉与礼彬抵沪去姨父母家，看到周家荣靠“接收”大发横财，穷奢极欲，不可一世。而玲玉、礼彬只能靠着朋友帮助，赁住在一间直不起腰的阁楼上。洋洋自得的周家荣竟责怪玲玉自讨苦吃。玲玉则对周家荣的卑劣行径深恶痛绝。
当了记者后的玲玉，了解到周家荣竟以一老年寡妇的丈夫在敌伪时期“开过铺子”，“卖过东西给日本人”为借口，霸占其房子，将她撵出门外。
玲玉满腔悲愤，严词痛斥道：
“这个世界，都象你们这样搞下去还成世界？明敲暗诈，强夺霸占，人人在切齿痛恨你们，人家被逼急了，稍微发几句牢骚，你们就把帽子套在人家头上，常常一个一个的人被你们不知道拖到哪里去了！你们就不想一想，一个人欺侮了人家，还不许人家诉一声苦，是多么野蛮残酷的事，这简直连人性都没有了！你居然也嘴上挂着什么“民主”、“自由”，你简直是在糟蹋这两个词。”
《八千里路云和月》一经公映，立即受到广大观众和社会舆论的热情称道。
报刊纷纷评论，说它“继承了战前国产片的优良作风，而且将中国的电影艺术向前推进了一步”；田汉撰文称它“替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了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遥在新加坡从事新闻工作的夏衍，称摄制组“你们是光辉地全胜了”。
白杨正是其中的这样一位全胜者。她以生动的艺术形象，赢得了观众的称颂，称她战后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银幕上，预言她将在银坛上有空前的突破。
《八千里路云和月》刚刚拍完，又一部日后空前轰动的影片要白杨去主演，编导蔡楚生、郑君里来找白杨，约她到马思南路周公馆，周恩来要找她去谈新片的摄制问题。
战后大上海的黄昏，到处充满着嘈杂、混乱与不平。
白杨应约踩着点来到周公馆，蔡楚生、郑君里等均在座。一见面。周恩来肯定了《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拍摄，说白杨饰的江玲玉形象很不错。接着便询问《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摄制设想。
周恩来郑重地说：
“希望这部片子，能概括出抗战八年，以至战后今日的社会面貌，能成为照出两个世界、两种人生的一面镜子，引起全社会的注意。”
出了周公馆，白杨一头埋进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剧本中：
远处又传来隐隐的炮声，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夜晚。
素芬与忠良并坐在床头。油灯已熄了，清冷的月光漏过窗棂，照在他俩身上，花花点点。离情别绪杂乱地萦绕在心头，他俩没有一点儿睡意。
素芬似有干言万语要倾诉，临了却一句都说不上来。忠良终于依恋地说：“今天晚上又是这样好的月亮，可是我们就要分别了。”他看看手表，“现在是十一点，素芬，你记住，以后每逢月圆的晚上，在这时候，我一定在想念你们的……”
“……”素芬哽咽着。
忠良又问：“记得吗？”
素芬拭了把泪水：“记得，我一定永远记着你的话。”素芬点着头，泪水象断了线的珍珠，扑簌簌掉下来。忠良吻着她的头发，又给她擦着泪水：“素芬，我会永远想着你们的。”
第二天，张忠良便随救护队在烽火中离开上海。
月朗星稀之夜，正是忠良向素芬话别时信誓旦旦说“一定在想念你们”的时分。月儿悄悄地透过山城一所华丽公馆的窗户，窥探到张忠良正拥抱着王丽珍在钢丝床上鬼混；月儿又悄悄地探视着孤岛上海素芬寄居的陋室，素芬正倚坐阶前，遥望园月，呆呆地盼望着丈夫归来。
从家乡到上海后，生活的重担全落到了素芬的身上，白天在难民所里给孩子们洗衣，夜晚一面给婆婆熬药治病，一面照管离爹的抗儿。整天过着累死累活、半饥半饱的生活。
到了黑云吞月、风雨雷电交加的夜晚，雨大屋漏，满地是水，脚下简直成了大水塘，祖孙三代顶着席片，焦灼地等待着天明：“唉，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天亮呀！”
听到回答的是愈来愈紧的狂风骤雨。
——这就是上集：《八年离乱》中的素芬。
白杨思绪所至，不禁打个寒颤，仿佛她就是那个被无情的世道与风雨侵袭着的李素芬：
好不容易熬过了八年漫长的黑夜，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婆婆激动地说：“我们总算熬到这一天了！”素芬心里在想：这一下，忠良该回来啦！一家人眼巴巴地、夜以继日地盼忠良归来，眼见别人家远去的亲人一个个回来，却迟迟不见忠良归，真是望穿了秋水。
殊不知，张忠良早已忘了素芬一家老小。他自从投入王丽珍怀抱后，做了权势煊赫者庞浩公的私人秘书，周旋于商人掮客之间，成了爱慕虚荣的市侩，投机有术的老手。
抗战胜利后，他又以“接收大员”的身份飞回了上海，却没有去找母亲、儿子及“沦陷夫人”素芬，而是到了“抗战夫人”王丽珍的表姐何文艳家里。
双十节的夜晚，张忠良在何文艳家里举行盛大的鸡尾酒会，招待富商巨贾、政界要人。在宾客云集的大厅中，素珍忽然发现与王丽珍一起的那个张先生，竟是她日夜盼望归来的丈夫张忠良，顿觉天旋地转，大厦倾倒，手中的杯盘失落了下来。
宾客询问原委，才知她是忠良的妻子，便四座哗然。素芬悲痛欲绝，从混乱中逃出。王丽珍则哭闹着逼张忠良离婚。
张忠良母亲闻讯带着素芬、抗儿赶来训子。泼妇王丽珍从楼上下来，“啪啪”给了忠良两个响亮的耳光。素芬见状，心如刀绞，她踉跄着奔了出去，面对着滔滔的浦江，感到了生活的绝望，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勇气，决意投身江潮。她支走了跟来的抗儿，纵身投江自尽了！
浊浪滚滚，漩涡喘急，江潮在悲怆而激昂地讴歌：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就是下集《天亮前后》中的素芬。
上下两集，构成了一部曲折的家庭悲剧，生动地展现了抗战八年和“惨胜”前后的社会生活面貌。
细细回味《一江春水向东流》全剧，白杨脑际清晰地出现了三条情节线索：
一条是素芬与公婆、儿子的苦难遭遇，真实地再现了八年离乱时期沦陷区人民倍受屠杀、蹂躏的苦难生活，展示胜利后的人民依旧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现实。
另一条是张忠良由向上走向堕落，围绕着张忠良的劣迹，刻划了庞浩公、王丽珍、温经理、何文艳等人物，通过他们如实揭露了国民党利用抗战与胜利，大发其财、穷奢极欲的罪恶。
第三条线是条副线，是以素芬公爹及小叔忠民、婉芬为代表的积极抗日的线索，囿于当局的干预，这条线索在全剧中极其隐晦，却暗示了一股伟大的力量。
三条线索交织和对比，组成了抗战八年及胜利以后中国社会的一幅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图画。
拍摄开始了。
本来对昆仑影业公司持敌对态度的反对分子，大肆侮辱《一江春水向东流》剧组，并贴出了一幅诅咒的对联：
上联是：八千里路无路可走
下联是：一江春水无水可流
横批是：山穷水尽
然而，敌人的诅咒，只能激起同仁们无比的义愤与一往无前的志气，他们克服着种种困难，用自己的思想情感、心血和汗水，终于汇成了滚滚东去的“一江春水”。
又谁料，影片拍成了，当局检查机关又不予通过，不准上映。怎么办呢？郑君里想了一条妙计，给国民党检查官送去“一束鲜花’”，花中装的是几块金表，于是，此片很快就被通过发行了。
白杨、郑君里等人高兴得蹦跳欢呼，喜泪横流。高兴之余，细细想来，这次“检查”通过之事，不正是影片本身揭露当局荒淫腐败的又一佐证嘛！
《一江春水向东流》立即在黎明之前的神州大地上，如精神原子弹一般炸响了！迅即在广大民众中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共鸣。“成千万的人引领翘望，成千万的人踩进了影院大门”，“每次放映，电影院内出现一片饮泣之声，观众的眼睛哭得红红的。”
各报评论文章蜂起，称“它标示了国产电影的前进道路”，使“我们为国产电影感到骄傲”。
当时在香港的夏衍和文艺界的其他朋友，也曾联名写信给蔡楚生及全体创作人员，深有感慨道：
“要是中国有更多一点的自由，要是中国有更好一些的设备，我们相信你们的成就必然会十倍百倍于今天，但，同时也就因为你们能在这样的束缚之下产生这样伟大的作品，我们就更想念起你们的劳苦，更感觉到这部影片的成功。”
这是部极其成功的影片，从1947年10月到1948年1月初，连续放映三个多月，观众达七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四人次，在电影史上创造了电影卖座最高的纪录。
白杨在银幕形象的创造上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正如《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所述：
影片的表演艺术也有突出的成就，白杨扮演的素芬，演得真实朴素，成功地创造了这个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美德的优美形象，有真挚的内心感受和体现。
富有魅力的杰作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三十四年后，即到了1981年，白杨出访美国，在旧金山举力。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上放映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依旧盛况空前。《太平洋周报》称此片“是一部最受欢迎，最赚人热泪的影片，是中国电影史上最震撼人心的作品”。
在旧金山，有座华侨创办的“世界戏院”，1949年落成时，开幕式中首映的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到了1985年，在“世界戏院”重建落成典礼的开幕式上，又重映了《一江春水向东流》。
许多华侨远道赶来，连着观看《一江春水向东流》，并常久地等候在影院门口，见到白杨，异常激动地说：“影片深深打动人心，激发了华侨对祖国的热爱。”
白杨的名字及其银幕形象，随着“一江春水”，从国内流到国外，从中国流向世界，一直流了数十年，还将经久不衰地流传下去。
然而，当初，正当《一江春水向东流》轰动中外影坛时，白杨并没有被成功的锣鼓声所陶醉，她又在忙着进行新片的摄制工作。
二十七岁的白杨，以不可遏止的创作激情，在黎明前的银坛上纵横驰骋，左右捭阖。《还乡日记》与《乘龙快婿》几乎是和《一江春水向东流》同时上马、交叉着进行拍摄的。从内容上来看，前两者又象是后者的“卫星片”，都是抨击现实黑暗的。
《还乡日记》与《乘龙快婿》是由张骏样亲自编导，由白杨参加主演。两片辛辣地揭露了“接收”大员的贪污舞弊，描绘了战后国统区黑暗混乱的现实，塑造了一对敢于抨击黑暗的青年男女。
1947年11月，当《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上映不久。白杨又参加昆仑公司拍摄史东山编导的《新闺怨》。在此片中，白杨饰演的是一个自毁的妇女，然而，现实中的白杨却是个自强不息的女性。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进步文化工作者为避免行将灭亡的反动派的疯狂迫害，纷纷撤离上海，南下香港。
上海滩大影星来到香港的消息被电影厂老板知晓后，纷纷找上门来，要与白杨签订拍摄合同。“永华”捷足先登，和白杨达成了在《山河泪》中任主演的合同。
不料，《山河泪》刚刚开拍，“永华”另一位老导演找到白杨，让她饰《大凉山恩仇记》的主角，说要付她几万港币一部片的酬金。当白杨看了剧本后，断然拒绝。原来这部影片通篇在为国民党涂脂抹粉。
过了两天，“永华”又派人来了，“白杨女士，如若你不想要纸币的话，公司可以付你金条。”
白杨沉着脸说：
“你们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参与拍这部片子。”
白杨不为数万港币、金条所动，断然回绝了“永华”的请求，随后，她又以同样的态度，坚决回拒了《忠义之家》导演的邀请，不与“走的不是一条道”的人合作。
白杨就这样，不计报酬，宁愿与导演经验不多的张骏祥、吴祖光他们合作，因为她与他们都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同舟共济过来的。
艺术家的脚步是那样勤快，《山河泪》还没有公映，《火葬》又开拍了。这个影片是由万岳编剧、张骏祥导演的，白杨参加主演，饰农村少妇双喜。
双喜被迫嫁给了同村不谙人事的孩子——孟家酒店的小掌柜长春，产生了“空闺独守”的哀情。不久，她与青年展大鹏（陶金饰）发生了爱情，于是导致了种种矛盾纠葛。
到头来，双喜与长春、展大鹏等，在封建流氓势力的迫害下，酿成了纵火自焚的“火葬”悲剧。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抨击了不合理的封建婚姻。
是啊，在现实生活中，不合理的婚姻，曾葬送了多少男女美妙的青春、纯真的爱情以至宝贵的生命。
新的女性却要做命运的主人，白杨早就冲破了封建的残余与世俗的偏见编织的樊篱，始终没有被爱情、婚姻缠住自己前进的步履。这四五年来，她和骏祥在影剧艺术上的合作默契，白杨是永远不能忘怀的。
然而，在秉性、习惯等方面，白杨与骏祥似乎不那么协调。两人相处四五年来，没有大吵大闹过，可谓相敬如宾，但也并非融合一体。
诚然，张骏祥是个正人君子，他不想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他深知，爱情这东西是神圣而又崇高的，互相不能有半点勉强，勉强了与她与己都没有什么好处。他似乎预感到将来会有什么变异。
却说1949年，长空中传来一个喜讯，故士北平解放了！中共有关方面将派人前往香港，接文化界进步人士北上解放区。
白杨、张骏祥与郭老的日本妻子佐藤富子（即安娜），乔冠华夫人龚澎等一行人同时北上。
1949年岁末，白杨又回到上海。白杨一到沪，即被电影局安排到专拍故事片的上影四厂工作。说来也巧，四厂的厂主任竟是蒋君超。与他一见面，白杨喜出望外问道：
“你怎么上这儿来啦！”
君超笑着反问道：
“我怎么不能上这儿来？”
白杨曾和君超在旧上海时熟悉。君超从小受了不少苦难，七八岁时失去了双亲，后靠着叔叔的资助，上了复旦大学，一个偶然的机会，被著名导演卜万苍看中，进了电影厂，后又考进“联华”，先后参加拍了三十几部影片。
1947年，在摄制影片《乱世男女》过程中，因上海国际饭店电梯发生故障，君超的爱人白璐失足踩空，摔死在电梯下……君超至今带着未成年的女儿过日子，够苦的。
君超给白杨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白杨便和君超畅谈着自己的理想、志趣和爱好。
却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白杨与张骏祥的关系越来越明朗化了。骏祥从“四野”体验生活返沪后，也进入了上影四厂，任编导。
近些日，他正忙着创作电影剧本《耿海林回家》，该剧描写青年农民耿海林被反动派拉去当壮丁，成了国民党士兵，尔后又被解放军俘虏，成长为英勇的战斗英雄，全剧通过这样一个人的遭遇、经历，来歌颂光明，抨击黑暗。
骏祥正一头埋在此剧的创作中，白杨也忙着下厂体验生活，两人一直各忙各的。一天夜晚，终于有了个交心的机会，他俩心平气和地交谈了许久、许久。
张骏祥毕竟已近不惑之年，白杨也已到“而立”年华，两人谈得很坦率、真诚。骏祥说，既然情意不和，那就分手吧，这样于你于我于事业，有好处。
从那以后，张骏祥与白杨以同志、朋友相处，互相尊重，互不相扰。
白杨与蒋君超则愈来愈接近，愈来愈亲密。一个周末的夜晚，男男女女都去舞厅跳舞了，君超来到白杨的寓所，从西服内兜里掏出一只首饰盒，一面打开来，一面对白杨说：
“我送给你一样东西。”
白杨凑过去一看，那既不是戒指，也不是首饰，而是一枚胸章。
君超小心翼翼拿了出来，亮给白杨，问：
“你看看，这是什么意思？”
白杨细细审视着：黄金色的椭圆形环里横着一根松枝，松枝上有一只金铸的松鼠，松鼠怀里紧紧抱着一颗闪闪发亮的珍珠。小小的胸章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又闪烁着奇光异彩，分明是货真价实的金玉铸成的。
君超何以送她这样一枚贵重的胸章？白杨寻思了一下，忽然想起君超又名“云松”，目属鼠，那金铸松鼠不正是他吗？怀里的珍珠则是——她，白杨！她一下把那寓意深邃的信物贴到了唇边。
有情人终成眷属。上海影剧界传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喜讯—一白杨将与蒋君超结婚。
在新中国诞生一周年的佳节到来之际，举国欢腾。大上海火树窜天，银花怒放，中苏友协礼堂里灯火辉煌。上海影剧界同仁沈浮、孙瑜、郑君里、赵丹、陶金、黄宗英等等，纷纷应邀前来，参加酒会，祝贺白杨、君超喜结良缘。
从此，白杨又开始了新的生活。
从50年代到60年代，是白杨演技更加纯熟、创作力最旺盛时期。她先后主演了《团结起来到明天》、《为了和平》、《祝福》、《金玉姬》、《春满人间》、《冬梅》等多部影片，塑造了许多富有中国气派的妇女的优美、鲜明、动人的形象。
1957年，《北京日报》和《沈阳日报》分别举办最受观众欢迎的影片、演员评选活动。在两家报社公布的五部最受欢迎的影片中，白杨主演的《祝福》和《为了和平》都名列前茅。在评出的五位最受欢迎的演员中，白杨又独占鳌头。因此有人说她是建国以来最早被评出的最佳演员。
30年代《十字街头》公映后，有人预言她“将成为中国的新影后”，她终于以自己的勤奋和创造，使这一预言变成了现实。
当时，《北京日报》编辑部还送给她一幅荷花，是著名国画家于非盒画的，上面有郭沫若的亲笔题词：“出污泥而不染，亭亭玉立，香色雍荣，为人民带来祝福，愿世界早进大同。”后边两句暗应白杨主演的《祝福》、《为了和平》两部最佳影片的片名。
《沈阳日报》编辑部送给她的是一座精美绝伦的用煤晶石雕刻的仙鹤，象征着她的表演艺术已经达到了超凡脱俗的艺术境界。她还被选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如今她仍在为我国的电影事业繁荣发达辛勤耕耘
附录
附录1．上海滩著名编剧导演简介
郑正秋：
郑正秋（1889—1935），原名芳泽，号伯常，广东潮州人。幼时举家迁上海，14岁肄业于上海育才公学。及年长，渐对戏剧艺术入迷。1910年11月开始以“正秋”为笔名，以“丽丽所戏言”、“丽丽所伶评”等为题，在于右任办的《民立报》上发表戏剧评论，从此开始了与戏剧界的紧密联系。
1913年，应张石川之邀，首次涉足影坛，即为新民公司提供了他的第一部电影脚本《难夫难妻》。此后10年，他一心扑在新剧的创作和演出上，并发下宏愿，要振兴新剧。但新剧由于其本身难以克服的弱点，走向没落已是必然，郑正秋回天乏力。1922年，明星电影公司的创建，使他终于在影坛一展才华。
1922年—1935年这13年中，郑正秋为“明星”编导或参与编导了50余部影片，其中优秀之作，如《孤儿救祖记》、《玉梨魂》、《姊妹花》等。对于郑正秋来讲，是他创作生涯中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说郑正秋以其作品影响了甚至左右了这个时期中国电影的风格和发展方向并不过份，许多电影公司的创作人员的确是唯其马首是瞻，他的创作实践，为最初的中国电影传统定下了基调。
郑正秋能有如此作为，靠的是独具慧眼的题材选择和独具匠心的创作方法以及导演手法。郑正秋的作品从题材上分大致有二：一是为人生而创作，为受压迫者尤其是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鸣不平；二是为金钱而创作，为迎合观众心理，编写一些无伤大雅的武侠、传奇剧本，以取得可观的票房收入。
纵观郑正秋的电影创作历程，可以看到他始终执著于人生问题，尤其是妇女问题的一条清晰的线索，并由此构成他创作的主流，这在同时代的名编导中是不多见的。
之所以能如此，与他始终坚持电影的教化社会的功能是分不开的。而这一认识，恰恰又基于他戏剧功能的看法，萌芽于他从事戏剧活动年代的种子，在电影创作中开花结果了。
“明星”成立之初，郑正秋就提出了“长片正剧”的制片方针。他曾说：“为弱者呜不平，这是我从事戏剧的一贯主张……所以我觅取题材，往往从为穷人叫屈的各方面着想。”
郑正秋的实践，是对20年代影戏理论的最好注释，并使该理论更为流行。进入30年代，郑正秋积极赞同邀请左翼文艺工作者入“明星”，并与他们精诚合作。
郑正秋创作方法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对观众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的，这又得归功于他长期的戏剧活动实践所积累的经验。
郑正秋在艺术上的追求始终是与抓住最广大观众联系在一起的。他不仅了解观众，而且善于引导观众。1925年他就提出了电影艺术的发展要分“迎合”、“适应”和“提高与改良”观众心理三步走。
他的创作正是贯彻着这一既定方针的，并由此构成了他的作品的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充满人情味，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第二，富有民族特色，走出了一条使源于西方的电影艺术迅速中国化的道路。
郑正秋的为人也颇可称道，他虽身居公司要职，又是负有盛名的导演，但他待人诚恳，尤其是对演员，他在导片时，对每一个戏的镜头，都不厌其烦的解释、示范，很使人折服。
令人叹息的是，他的身体太差，自幼多病。为治病，又染上了鸦片瘾，无法戒除。刚届四十，即已两鬓斑白，身体羸弱不堪。影界同仁习以“郑老夫子”称呼他。
1935年7月16日，郑正秋溘然长逝，年仅47岁。英年早逝，影坛为之震惊，同仁为之悲痛。明星公司为郑正秋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田汉挥笔写下挽联：
早岁代民鸣，每弦繁管急，议论风生，胸中常有兴亡感；
谁人舒国难，正公热水深．老成凋谢，身后惟留兰桂香。
张石川：
张石川（1889—1953），原名张伟通，字蚀川，因“蚀”含亏蚀之意，故后改为“石”。浙江宁波人。在张石川16岁时，父亲去世，后随舅父来到上海，在华洋公司当负责抄写的小职员。
他白天上班，夜晚则苦攻英语。1913年，被经营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美国商人依什尔和萨弗聘为顾问，从此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中国电影的拓荒者之一，他和郑正秋一样，对默片时代和30年代的中国电影，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首先，张石川作为一们电影事业家，曾亲手创办了“新民”、“幻仙”和“明星”三家电影公司，“新民”和“幻仙”出品虽然不多，却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22年创办“明星”后，他更是呕心沥血经营了15年，直到1937年公司场地被日军占据而关门。
其间，几多曲折，几多艰辛，他硬是凭着智慧、胆识、精明外加一点巧取的作风而闯了过来。“明星”的辉煌成果中，含有他的一份心血。
其次，作为一位电影艺术家，一位编剧、导演，其功也不可没。张石川一生约导演过150部影片，如此丰产的名导演是不多见的。
在这150部影片中，他导演的《难夫难妻》是中国故事片的开山之作；导演的《孤儿救祖记》以及随后一批妇女问题题材的影片使“明星”声名远扬，并对20年代中国电影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导演的《歌女红牡丹》是我国第一部有声片；他还曾导演过左翼作家编剧的《脂粉市场》、《前程》等片。这些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一页。
张石川也极为重视研究观众的心理，但他只是为了更好的迎合观众，甚至是观众中庸俗的欣赏趣味。这与他既是一位艺术家，更是一位实业家有很大的关系。“他拍电影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一个字：钱。”这就不能不有损于艺术的追求。
即便如此，要使自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作品皆为广大观众所欢迎，也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也需要艰苦的努力和探索，而张石川对电影事业是怀有一种献身精神的。因此，他得以成为早期中国影坛上最成功的导演。
1937年，“明星”关门之后，张石川仍念念不忘重振“明星”的昔日雄风，后来竟不惜为日伪经营的影片公司服务，这是他历史上不甚光彩的一页。抗战胜利后，他曾被指控为汉奸，使他惊吓成病，从此一蹶不振。1953年病逝于上海。
邵醉翁：
邵醉翁（1896—1979），浙江宁波人。原名仁杰，别号醉翁。1914年毕业于神州大学法科，曾任律师，1921年转入金融界，1925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自此一心从事电影事业。
作为一位电影事业家和导演，他在这两方面各有成就，尤其是前者。他经营有方，使后起的“天一”能与“明星”相抗衡，尤可称道的是南洋电影市场的开辟，“天一”在南洋拥有的观众为其他公司无法匹敌。
由于“天一”的诞生而带来的电影市场的激烈竞争，对电影事业的发展也是一种刺激和促进。作为一位导演，“天一”早期作品大多出自他之手。
虽然在导演艺术上，他并不是特别高明，但在挖掘新题材以吸引各阶层的观众方面，他有别人难以企及的敏锐目光。率先拍摄古装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所拍的古装片虽然制作比较马虎，但古装片这一题材从此经久不衰。这个题材的发掘是很有意义的。
此外，“天一”还培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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