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评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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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三日，定为“爷降节”，可见这次天父附体，对于稳固危机中的会众之重要性。
无独有偶，另一个有心人不甘居后，九月九日，会内骨干萧朝贵，也客串了一回天兄耶稣附体下凡的活剧。萧朝贵（？～1852），广西浔州府武宣县人，也是穷小子，“僻处山隅，自耕而食，自蚕而衣，其境之逆，遇之啬，难以枚举。”56后移居桂平紫荆山平隘山，亦从事伐木烧炭。萧与杨秀清比邻而居，两人年岁相当，交情至好，萧妻杨云娇为秀清族妹，三人都是拜上帝会的骨干。据《贼情汇纂》记述，萧“面貌凶恶，性情猛悍”。57李秀成则称其“勇敢刚强，冲锋第一”。58据郭廷以先生分析，萧朝贵此番耶稣附体，很可能出于鼓励与坚定会众的信心，盖当时拜上帝会因毁桂平县神像，会众与官府派来缉捕人犯的兵士发生冲突。59是时，洪、冯尚未返回，而在此紧要关头，杨秀清为何将机会让与萧朝贵，殊不可解。以笔者揣测，“天父下凡”大大提升了杨在会众中的威信与地位，萧遂私下提出分一杯羹，否则便要揭破骗局，杨无奈而将机会出让。前面提到过，萧妻杨云娇精于装神弄鬼，故“下凡”云云，骗得了会众，骗不了他们夫妻，很可能杨的天父附体的把戏，灵感还是得自其族妹呢。
当然，还会有人看穿这套把戏，既然有利可图，自然也会跟进。一时间，紫荆山会众中附体下凡的事情不断，有的甚至与杨、萧唱反调，出现了分裂的苗头。洪秀全等回来后，会众将诸多下凡附体者的言辞呈其评判真伪，洪判定杨、萧为真，一方面是肯定他们在危急关头稳定大局的作用，且二人是会中的实力派，在紫荆山炭工中威信高，有大批追随者，而炭工是拜上帝会的中坚；另一方面也有利用下凡事件神化自己学说的用意。但他很可能没有想到，赋予二人上帝与耶稣代言人的神圣地位，会在日后的权力行使上，给他造成多大的威胁。
在匪盗如毛，遍地烽烟的广西，如同浪涛下面的潜流，拜上帝会长期没有引起官方的注意，发展顺利。但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局面，随着地方上日益加剧的“土来之争”而终止。土来之争又称土客之争。“土”者，土著也，即世代居住于此的当地人；“客”者，客家人也，即历代为逃避战乱，由中原辗转迁徙而来的外来族群。客家人因不断迁徙，总处在被排斥甚至充斥敌意的环境中，故而养成了一种同仇敌忾、犷悍不羁的性格，抱团之外，他们还顽强地保留祖先的方言与习俗，由此而获得文化上的凝聚力，故很难融入当地社会，犹如欧洲的犹太人一样，被当地人视作异类。　
“客（家）人多野心，好出头，种田的人，想做绅士，想做大婆（女绅）；小小学徒，想做老板，想做财主，甚至想做伟人，想做领袖；智识阶层更不用说。”60这种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加上冒险、肯干的赋性，使客家人每迁至一地，大都比当地人更易发达与成功。数代之后，客家人往往后来居上，反客为主，成为富裕族群，进而买地占田，与土著发生利益冲突，并逐步演变成为土客之间的族群械斗。拜上帝会的主体是客家人，因而终不免卷入当地的土客之争。
当是时，盗贼日益增多，且结队成群，势甚猖獗。四出劫掠村镇墟市。官兵奉命剿捕，甚为棘手，然而贼匪虽聚散无常，漂流靡定，官兵亦常奏功。贼匪多由广东或邻省而来，即广西人所称为客家者。广西有客家村落甚多，但不若本地村落之强大。本地人与客家人之感情甚坏，互相仇视，一有事端发生，仇怨更深。其时有客家富人温姓者纳一女子为妾，此女子已与一本地人订婚，遂起争执。温姓与女子父母协商予以重金，因此不允退让与本地人。县官每日接收本地人控告此客家人之状词无数，不能审判曲直，县官似乎是畏难故意推宕不理此纠纷。据说县官暗中却怂恿本地人自行以武力对付客家人。无论此事确否，客家人与本地人未几发生械斗于贵县境内，复有许多村乡加入战团。战事起于（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其始，客家占上风，因其人好勇斗狠，成为习惯，而且大概兼有贼匪加入作战。但本地人愈战愈强，经验愈富，又因其人数较多数倍，卒将客家人击败，焚其屋宇，以故许多客家人无家可归。在此患难中，彼等央求拜上帝会教徒之庇护。此时，拜上帝会教徒人数约有三千，散居于各县。客家人甘愿遵守教规典礼，因而避去仇人之攻击，且得物质之接济。
直至此时，拜上帝会教徒从未与广西各匪党发生关系。官兵搜捕匪徒亦向不干涉教徒，亦无有怀疑教徒之宗教集会者。但如今不特有患难之村民，而且被官兵击散之贼匪，均视拜上帝会为逋逃薮，老幼男女携眷挟财产大队加入，情景大不同前时，与官吏发生冲突，势所难免。61
一些重要人物，就是为了对抗本地人的仇视与压迫，才加入拜上帝会的，著名者如石达开与韦昌辉。石达开（1831～1864），父石昌奎，祖辈乃由广东和平县迁居广西的客家人，母为僮族人。石家是当地的富户，故石达开粗通文字，但因父母早亡而肄业。石达开后来被俘后的供述中称：“达开自幼读书未成，耕种为业。道光二十九年，因本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同洪秀全……共六人聚众起事。”62石达开从贵县带去的人大多为银矿矿工，精于开挖隧道与爆破技术，成为日后太平军中攻城拔寨的生力军。
韦昌辉（1826～1856），原名韦正，僮族人，广西浔州桂平县金田村人。韦家“素业质库（即典当铺），兼饶田产，富甲一邑”。63韦家虽富，可世代业农，没有功名，故为当地之强宗豪右嫉视与欺负。“昌辉为其父元介入粟为国学生（即花钱捐了个监生），榜其门曰：登仕郎。乡中生员梁嘉，唆（使）大黄江巡检拘治之，贿数百金而后已。（韦）日悻悻，欲寻仇。会冯云山自途逸回，住其家，诱使入会。”64其家遂成为拜上帝会的大本营与兵器制作据点。金田背山面河，又有山路、水路与平南、象州、永安、武宣、贵县、修仁诸县相通，易守难攻，韦氏又是当地的大族，故被选为起事的大本营。　
客家人因系外来迁住人口，要苦干几代，方可能用积累下的资产购置田产，有田产才能向官府纳税完粮，这是客家人在当地落籍的基本前提。而非落籍二十年以上者，无权参加当地的科举考试，自然也得不到功名。65这样，当地的士绅阶层均为土著，而由士绅所组织的地方团练，无疑是敌视客家人的。客家人为求自保，必得托庇一个能够包容与保护自家的组织，拜上帝会适时而起，自然会成为客家人投奔的对象。如此，拜上帝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开始与当地团练组织相对峙。
自道光二十七八年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起事之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逼一村，故而聚集。66
拜上帝会与土著人的首次冲突，起于金田某村的土著抢走了会徒的耕牛。会众派代表前去理论，返回时，本地人依仗人多势众，向代表开枪。会众愤而反击，以少胜多，将本地人打得落荒而逃。其时，官府正以全力剿灭会党与土匪，维持地方治安仅有团练，而团练“以巡抚郑祖琛方严办‘土来’械斗之案，不敢起练往剿”。67地方官员不作为，置而不问的结果是，这类冲突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直至广西士绅数十人联名赴京上告，广西大乱的的真相才在京都曝了光。据都察院代为呈递的诉状，这些绅士自县、府、道一直到省，逐级上告数十次，竟无一次得到查办。68
道光三十年九月，曾国藩的朋友、兵科给事中袁甲三上疏劾奏郑祖琛姑息养奸：“广西盗匪充斥，蜂屯蚁聚，已非一年，该抚郑祖琛事务弥缝。……广西统辖十一府，今有八府绅民李宜用等航海叩阍匍匐阙下，则民不聊生，通省糜烂，已可概见。”另一朋友、鸿胪寺卿吕贤基也奏称：“广西匪徒蹂躏之区，已近十分之七，胁从渐多，滋蔓渐广。”69
后来接任广西巡抚的周天爵，亦肯定广西酿成大乱的缘由在于历任巡抚的渎职：“民控抢劫奸淫，如诉诸木偶，退而衔冤号泣之声如散诸风雨。盗贼习知官府之不彼与也，益从而仇胁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也，亦遂靡然而从贼。是盗贼益无所畏而出，劫杀人日频，知官府避罪而必为之讳也。百姓益无所恃而从贼者众。……盖自道光二十六年以至于今，守备、千总、兵丁死者不下千余，报出者不过千百之一二。由是兵胆俱裂，民心日摇。又已革职抚臣郑祖琛每逢决囚，必为之经醮祈福，或将行决之犯擅行释回，其势非酿成大祸而不已。……而闵正凤（原广西提督）讳饰阵亡之将弁以为病故，自贼滋事以来，从未亲历戎行，惟陈亚溃（造反的会党首领之一）败溃之后，零贼无多，乃视师一次，其他任兵弁之鱼肉而无一顾惜。”70局势虽然严重，但拜上帝会之事此时尚隐而不显，洪秀全等仍有充裕的时间，得以从容派人回乡接眷，并通知各地会众赴金田集结。
咸丰对此的处置是，罢斥郑祖琛与闵正凤，发配新疆；启用卧病在家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西主持会剿事宜，同时命两广总督徐广缙对广西士绅的控告严加查证。林则徐因病逝世于中途，于是又改派前两江总督李星沅驰赴广西，接任钦差大臣；在罢斥郑祖琛的同时，以原漕运总督周天爵署理广西巡抚。此外，还调派前云南提督张必禄赴广西会剿，另以向荣取代被革职的闵正凤出任广西提督，并抽调广东、云南、贵州及湖南的绿营赴广西平乱。咸丰平乱的决心虽大，可从其用人调兵来看，可谓师心自用，全无章法。首先，他所用的统帅，虽都有能名，但或年高体衰，或身染沉疴，根本不适宜担任前敌统帅，其中林则徐、张必禄两人均在途中病逝，而李星沅亦于到任后不久病卒，周天爵则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其次，自道光三十年八月起，先后调赴广西的军队有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安徽、河南、四川等众多省份的绿营兵，还有闽勇与潮勇，这儿抽一千，那儿调二千，像撒芝麻盐一样。总数虽然不少，却难以形成合力与有效的打击力量。再次，那么多大员一齐派过去，权位相当，谁也不服谁，必然会造成事权不一，相互掣肘的局面。李星沅逝后，咸丰意识到这点，于是再派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出任钦差大臣，期望他能以更高的权威，使三军慑服，但仍未能解决不同部队互不配合的大病，错失了将太平军消灭于萌芽之中的机会。

　

又如长沙保卫战时，“是役也，在长沙办贼，城内及城外、东河西河，兵勇共六七万人。住城一中堂（指前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尚阿）、三巡抚（指新任湘抚张亮基、卸任湘抚骆秉章及江西巡抚罗绕典）、三提督（前广西提督向荣、湖南提督鲍起豹、四川提督苏布通阿）、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者，两总督（指两广总督、新任钦差大臣徐广缙、前湖广总督程矞采）。不能灭贼，以至（太平军）北窜，亦一恨事。”71何以不能灭贼，亦在于平起平坐的大员太多，如俗话所言，九龙治水，愈治愈糟是也。
广西平乱的失败还在于清军战斗力之窳败。周天爵72对此曾有生动风趣的描述：“于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一百名又如石壕吏，未走先哭。”作战时，“惜我兵一百名如见鹯73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无一动者。我手刃二人，光淮而（用）箭射杀二人，亦无应者。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不意如此”。74
赛尚阿督师广西，随军的幕僚王拯，也记叙了清军作战的情形：“南北两军各营一二十里之外，日报胜仗，动称擒斩数十百人，而实则我军驯至见贼即走，贼胆日张，而军威日亵。”他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将不知兵，兵不习将，不重侦察，不讲计画，乡团不整，则民心未固，而贼之所至则望风奔溃矣。招勇不精，则士气多杂，而贼之所向，争为趋避矣。且赏罚不能立予破格之恩威，则军民感激畏惮之心不生，虽拥三军，犹匹夫耳。”75
我们再来看清军的对手。拜上帝会成员绝大多数都是迁徙而来的客家人，或是长年务农的农民，或是种山烧炭，开掘矿石的炭工或矿工。显然，比起平时在百姓面前狐假虎威，作威作福的清军，会众们身体更强健，意志更坚忍，而且迁徙不定，四处为家的传统，使他们更有凝聚力，更容易抱团，在面临美好前景与目标时，他们也更容易舍弃固有的一切。拜上帝给与他们一种信仰，一种献身精神，大难将临的预言使他们更服从教主的召唤。而带有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团营制度”，又使他们更有纪律，并得到了军事上的训练。
“团营”的内容究竟如何，书阙有间，于今已难得详情，但从后来太平军的军制，还是能窥到它的影子。76洪秀全等搞出这样一种组织与动员会众的方式，而且行得通，得益于上述客家人的禀性与宗教狂热。正是客家人的性格，会众才肯于举家、举族赴召，甚至不惜毁家纾难，一把大火烧掉房屋，掉头而去。正是宗教狂热，方能使会众甘心将私财缴入“圣库”，甚至泯灭长幼辈分及夫妻界限，彼此一律以兄弟姊妹相称。一入团营，则男入男营，女入女营；即使是夫妻，也只能一周会面一次，在第三者的监视下谈话；男女大防极严，犯者死罪无赦。当然，作为天父上帝诸子的领袖们不在此列。77据简又文先生分析，团营制度的好处是：会众行军作战不至于为家室分心；也不至于因男女情欲分心；妻女姊妹分入女营，无异于人质，从而杜绝了叛变与开小差的可能。如此，一入团营，只有一条心地跟从教主“打江山”了。但洪秀全也给了会众们一个美好的许诺：一俟打下小天堂（指南京），家人们即可重新团聚而共享天福。78
　
以后来太平军之军制（参见表1）作参照，则金田团营作为准军事组织，应有相似的编制：最基本的单位称作“伍”，由伍长一人、伍卒四人构成；五伍组成上一级单位，头目称作“两司马”，统率二十五人，相当于近代排一级编制；每四个“两司马”组成再上一级单位，头目称“卒长”，统率百人，相当于连一级编制；卒长之上为旅帅，每个旅帅辖五个卒长，统率五百人，相当于营级编制；再上面为师帅，管辖五个旅帅，统率二千五百人，相当于团级编制；最高一级称军帅，以总制为辅，统辖五个师帅，一万二千五百人，相当于现代的加强师。在金田时，拜上帝会党徒近万，尚不足以达到后来的规模，但其基层组织方式，应该与此没有很大差别。79
拜上帝会以团营方式在金田集结后，起初只是与当地团练有小规模的战斗，地方官多以土客械斗视之，并未予以重视，直至各地为官军剿捕追击的会党土匪，越来越多地投奔拜上帝会，官府的目光才开始注意到金田。道光三十年十月，盘踞在平南县大黄江一带的罗大纲（罗亚旺）、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卷嘴狗侯志等八股天地会党徒，投入拜上帝会，其中张钊、侯志等数股因不愿接受会内的纪律约束，旋即降清。起事前夕，洪秀全与冯云山等匿于平南县鹏化里花洲村胡以晄家。胡家是当地首富，田产跨平南、桂平两县，年收租谷十余万担。胡本人还有武生的功名。其为人“好高骛远，虽系乡民而喜结客”。80花洲位于群山之中，地势险峻，只有一条山路可通。官方得知有会党重要人物藏身于此的消息后，浔州副将李殿元，会同知县倪涛及当地士绅，带兵勇团练前往剿捕。会众们凭险拒捕，初战练勇死者五十余人，李殿元遂命兵勇封锁山路，将洪秀全等困于花洲大易山。
消息传到金田，杨秀清重施天父下凡的故技，声言天父神示，教主有难，号
召会众前往花洲“扶主”。于是大批武装会众赶往花洲，官兵众寡不敌，洪秀全等遂安然脱险，之后取道思旺墟，前往金田大本营与杨秀清等人会合。十一月，驻扎浔州，接替张必禄统军的贵州总兵周凤岐，派副将伊克坦布等率军围剿，遭到拜上帝会大股武装团营的攻击，官军大败，伊克坦布阵亡。事后署理巡抚的布政使劳崇光（其时周天爵尚未到任）报告称“贼势浩大”，“人数约有万余”，要求朝廷调兵增援。但此时官府仍以为金田一股是“会匪”，仅知抗击官军者是韦正的部下，直至次年正月，尚误认韦源玠（韦昌辉之父）为“尚帝会”之首逆。81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之胜负往往取决于双方的士气，即所谓两军相逢勇者胜。拜上帝会是个信仰坚定，团结一致，组织严密且耐得劳苦的团体，与地方团练及官军大小数十战后，越打越会打，对于作战已无师自通。战斗发生于自家地盘上，人人生死以之；论地形他们远比官军熟悉，论素质他们又具有前述的种种优势，暮气已深的八旗与绿营，又怎能是他们的对手呢？诚如周天爵所论，紫荆山一带，“山河陡峻，水急流湍，层峦叠嶂，林木蓊翳。而贼又善于抄伏于羊肠险径，人马单行，冲中截后，伏兵四起，我兵心胆俱裂，势所必然。其拒战之法，先以火罐乱我队伍，继之以藤牌堵墙而进，再以竹针克我之钝刀短矛，而以大炮施诸短兵之中。我所恃者，仅有大小火器，均因胆怯，远放不能得力。盖我兵全无护身之具，惟以赤身搏战，而彼既多藤牌，又木石架支，人易藏躲，则虽兵多势众，在在难操必胜者也。此贼非种种筹及，为难遂我制其死命之计。设一蹶不复，川、楚之祸必将再现于今，而国事危矣。”82周天爵的担忧，很快就成为事实，而且比川、楚白莲教起义蔓延得更广，持续时间也更久。　
起事伊始，拜上帝会屡战屡胜，不仅广西地方官军、民团不是他们的对手，即使外省调集来的所谓精兵，如向荣所部，亦屡遭败绩。于是身在前敌的三位大员（李星沅、周天爵、向荣）联名上奏，声称兵力不敷足用，“若非添调劲兵重臣为统领，一力分堵合剿，全局殆不可问”。要求朝廷派“总统将军兼程来粤督剿，并调安徽、河南精兵数千名，选派得力镇将管带前来”。83这下，咸丰沉不住气了，先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帮办广西军务（二月），又授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蒙古都统巴清德、满洲副都统达洪阿、天津镇总兵长瑞随同前往广西督师防堵，并陆续抽调安徽、云南、贵州、湖南精兵各一千，四川兵三千从征。从清廷的军事部署上可以看出，咸丰仍在沿袭前一段的战略错误。首先，派去的大员太多，事权不一、号令不一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严重了。其次，这个省调几千，那个省调几千，兵力分批次投入，仍然形不成强有力的打击力量。这些老毛病，最终导致清军一溃千里，太平军烈火燎原，不可向迩的局面。
连战连捷，极大地鼓舞了拜上帝会的士气，也提高了洪秀全等人的自信，天下将乱，自是英雄乘时而起的大好时机。清军既不足为惧，造反自然也不足为惧。拜上帝会遂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洪秀全38岁生日这天，在金田韦氏宗祠，借祝寿之机，在集体敬拜上帝的仪式上，奉洪秀全为太平天王，定国号为太平天国，立洪氏长子天贵为“幼主”，以第二年为太平天国元年。改正朔，易服色之后，天王发布人事命令，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其他大小骨干则分别授予丞相、检点、指挥、总制、将军诸职。84此后，清军方从太平军发布的文告揭帖与抓到的俘虏口中知道对手并非寻常的会匪，而是“尚弟会”，85迟至第二年三月，清方方确认其头目为洪秀全。86四月，乌兰泰一军开抵武宣，在奏报敌情时，朝廷才知道转移到这里的太平军“已立有伪王伪官名目，留发易服，众至万余，……实为广西心腹之患”。87而此时，距拜上帝会起事（金田团营），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个月。由于地方官员的不作为，与相关情报信息的混乱缺失，使得蛰伏六年的拜上帝教得以从容坐大，而官府则已失去了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的最佳时机。
金田是一处山乡，上万会众聚集于此，必会造成很大的给养负担。故太平军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以流动的方式作战，即不断向能提供丰富给养的地区转移，以获得人员与粮秣的补充。广西乡间有许多称作“墟”的地方，是些人口集中的大村，同时又是地方上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是农人们赶集交易之处，故又被称作墟市。这些地方相对富裕，多为当地土著人的势力范围。太平军最初的目标就是这些墟市，起事后，他们首先占据的，就是一贯与之作对的王作新所在的新墟，“此是上言王姓富绅所属地。所设粮食店及当铺适足供给此辈客家难民丰足的衣食”。王家遭到报复，死者八十多人。给养将尽时，太平军则主动放弃了新墟，转而攻占了另一处与之为敌的土著村庄——大村，“此处粮食供给亦多”。88太平军每攻占一地，掳掠当地士绅富户而外，都会将民众召集起来“讲道理”，即宣传拜上帝教，号召民众入教，参加到推翻满清，建立汉人统治的天国的运动中来。“洪杨等初起，每至一村，必裹胁壮丁妇孺，尽焚房舍，绝其顾念，势必随行。”89由此，太平军的人数日益增多，乡村所得远不足以满足其给养，势必会攻城略地，以满足愈来愈大的需求。此后，这几乎成为太平军之行动与发展的固定模式，如同滚雪球，不断在更大规模上重复。　
太平军与清军的首次大战发生于咸丰元年一月。清军集中了近万兵力，由向荣、李能臣、周凤岐率所部分三路进攻盘踞在大黄江牛排岭一带的太平军，遭到太平军的猛烈反击，清军大败，退守官塘。二月六日，两军再战于牛排岭，坚守两日后，太平军焚毁大黄江村墟，主动转移至桂平新墟，随即穿越紫荆山，于九日进入武宣县东乡。
第二次大战于十七日展开，太平军分三路进击，在东岭村大破尾追至此的向荣部与赴前敌督师的周天爵，清军退至三里墟。
相持到四月，清军在武宣形成合围态势，试图将太平军围堵于此。但由于秦定三、周凤岐、和春等将领拒不用命，致使太平军轻易摆脱了清军的包围，于十六日北上，并一举攻占象州庙旺、寺村、中坪等村寨。
太平军突围，周天爵被夺去兵权，改由乌兰泰督师。五月十日，清军再败于中坪独鳌山，溃散千人，此后官军便只是远远地围着，无所作为。而太平军经过一段休整后，象州的盐粮又虞匮乏，遂于六月四日放弃象州，返回武宣东乡，转趋桂平金田、紫荆山等地，清军则分头尾追。而新任钦差大臣赛尚阿也于此时赶到了省城桂林，曾国藩的老友江忠源也赶到广西，被分派到乌兰泰的麾下担任幕僚。此后数月，太平军打起了运动战，在桂平紫荆山、平南花洲一带与清军周旋。
八月，太平军穿越鹏化山进入藤县，在大黎屯休整五日。太平军后期名将李秀成等即于此时举家加入太平军，临行时放火焚屋，绝了众人的念想，随军北上永安。90闰八月初一日，太平军攻克永安州城，这是太平军攻占的第一座城池。
太平军沿途招纳裹胁，此时人数已达到三万五千余人，但多为随行的眷属，其中能够作战者仅五千余人（据《贼情汇纂》），而清军此时已有四万人之多，可却任由这支携有老弱妇孺的队伍，所向披靡，一路顺畅地攻城略地，由此可以想见清军战斗力的低下了。闰八月初七，洪秀全入驻永安。永安盛产稻米，为大军提供了丰厚的给养，故太平军在此休整，一待就是五个多月。而清军虽尾追而至，仍只是围而不进，两军差不多处于休战状态。起事一年来，太平军于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屡克清军，壮大发展，其功劳全在于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其中杨秀清“尤谲诈有才”，洪“自知诈力不及杨秀清，一切军务，皆委任之，任其裁决”。91尤其是，杨每每在作战的紧急关头，演出“天父附体”的活剧，对于稳定军心、激发斗志起了极大作用。论功行赏，势在必行，十月二十五日，洪秀全遂颁诏加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而“以上所封各王，均受东王节制”。至此，杨秀清的领导才能已为全军所公认，其地位也超越于众人之上，而其天父代言人的身份，则是洪秀全也不能不忌惮三分的。此外，秦日纲、胡以晄以下有功将士八百余人皆晋升有差。
自十一月起，陆续赶到的清军开始收拢对永安的包围，双方的战斗开始频繁起来，“永安州粮草殆尽”，坐困孤城，清军的炮弹可以轰进城中，92局势变得于太平军不利。咸丰二年二月十五日，杨秀清又一次天父附体（用天国的行话，叫做“天父大显权能”），作为突围的战前动员。十六日，自二更起，太平军分三波冒雨突围，头波是韦昌辉的前锋，之后是洪杨所在的大队，第三波是萧朝贵所带的断后部队，五更才出发。这波以老弱妇孺为主体的太平军眷属，在古苏冲被清军乌兰泰部追及，战死两千余人，损失惨重。十九日，先期突围出来的太平军，在屋寮岭大洞山口设伏，与尾追而来的清军主力乌兰泰、向荣诸部殊死力战，清军大败，四名总兵及四千多名士兵战死，乌兰泰仅以身免。太平军随即掉头北上，直趋桂林。太平军原想伪装成清军，赚城而入，不料向荣由间道日夜兼程，先一步赶到桂林。二十九日太平军兵临城下时，省城已严阵以待。省城一旦失守，前敌将帅会受到严厉处分，乌兰泰亦鼓勇追击，在省城南门外将军桥与太平军接战，伤重不治身亡。　

与清军相持月余后，太平军继续北进，连克兴安、全州。四月二十三日，弃全州北进的太平军，原想乘湘江涨水，由水路进军湖南，但在蓑衣渡水塘湾遭到江忠源所部乡勇的伏击。南王冯云山中炮阵亡，船只被虏获三百余只；这是起事以来，太平军首次遭到重创，也是湖南乡勇初次崭露头角。
水路受挫，太平军改由旱路北上，一路连克永州、道州，修整两个月，其间当地会党及周边民众，踊跃投军，增员二万之众。尤其是郴州煤矿数千矿工的加入，极大地增强了太平军的力量。此后太平军便有了一支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