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评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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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警惕。
孔子曾称自己好古敏求，所以皇帝效法前贤，“颐情典籍”，也是“好古之美德”。接着笔锋一转，指出咸丰二年广开言路，要求大臣们将用人行政一切事宜据实陈奏，可臣工们各抒己见之后，“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未几而斥为乱道之言，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161这几句话说得很重，几乎是指责皇帝用心不诚，徒尚文饰。
第三种流弊就更严重了，曾国藩用了很模糊，看似不着边际的语句，说咸丰“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162其实是一种反讽，意思是说，陛下一副高高在上，唯我独尊，视众臣如无物的样子，看似气派很大，适足以“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并举例说咸丰二年下诏求言，要求臣子们贡献用人行政的意见；而近来则屡屡宣言，“黜陟大权，朕自持之”，大有乾纲独断之意。若这么一味自大下去，广大之美德就会变质为自以为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流弊，会给朝政造成致命的危害。
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率憨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诱之使言，尚且顾忌濡忍，不敢轻发苟见；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借其药石，以折人主骄奢之萌，培其风骨，养其威棱，以备有事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也。若不取此等，则必专取一种谐媚软熟之人，料其断不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锋芒者，必尽挫其劲节而销铄其刚气。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疲疲�沓泄，相与袖手，一筹莫展而后已。163
奏疏的核心寓意，是希望皇帝不要“自矜”，把臣下的意见不当回事，“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164奏疏虽措辞委婉，可指摘了咸丰的行为，等于是批了皇帝的逆鳞。故“咸丰帝览奏大怒，捽诸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祁寯藻叩头称‘主圣臣直’者再，季芝昌亦请恕其愚直，帝意乃解，且深嘉国藩之敢言，命署刑部侍郎。”165“深嘉”其实未必，咸丰放过他，为的是表现自己的宽宏大度。其后在上谕中，咸丰完全否定了曾国藩的指摘，表现出了帝王的傲慢：
　
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裨者，无不立见施行，……岂遂以“毋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伊所奏，……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颇，拘执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至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谀恶直等语，颇为切要。自维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时存检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过当之言不加节取，采纳不广，是即骄矜之萌。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国家可收实效也。166
这样，曾国藩有惊无险地过了一关。但事情传出后，却为他在京师，尤其是在乡里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自此疏之上，曾国藩忠直之声乃大著，天下想望风采矣。”167一道犯颜直谏的奏疏，何以会有如此反响，这就不得不由当时报喜不报忧的官场风气说起了。
康雍乾三朝，为了巩固满族对中国的统治，除不断加强皇权外，在怀柔笼络汉族士大夫的同时，朝廷也对所有不驯服者实行思想言论上的镇压，即众所周知的文字狱。皇帝高度集权的后果是臣子主动性的丧失，思想钳制也必然会斫丧文化学术的生机，催生政治的腐败。上上下下、四面八方一派歌功颂德之声，但却听不到来自现实的真话，是政治腐败的重要表征。乾隆末世与嘉庆、道光两朝，朝廷上盛行的就是这么一种风气。道光一朝，先后出任首辅的曹振镛、穆彰阿、潘世恩等，在皇帝面前，都是些自甘平庸，奉命惟谨，“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
曹中堂（即曹振镛）168当国，始嘉庆末年，至宣宗（即道光）朝特见委任，而性模棱，终身无所启沃，入对但颂扬而已。又最忌士之有能者，稍出己上，必排挤之使去。本朝家法，政无大小皆由宸断。至宣宗嗣位，尤虑大权旁落，必择谨善之士使之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而与曹有水乳之合。有识者每仰屋窃叹，以为三十年后，才与财皆尽矣。……至曹死，穆、潘169两相国相继枋政，用人行事，一尊其辙，升达者非夤刺（拉关系）即疲疲�，170士风既变，国事遂日非。171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枢如此，则京师与地方官场的风气不问可知。当时有个叫沈垚的浙江人，在京师官宦人家坐馆，曾对亲眼目睹的官场风气，做过这样的描述：“都下无一事不以利成者，亦无一人以真心相与者。”又云：“垚居都下六年，求一不爱财之人而未之遇。”“中朝贵人取给于方面（指外省封疆大吏），方面取给于州县，州县取给于小民，层层剥取，即层层护持。都下衣冠（士大夫之别称）之会，无有一人言及四方水旱者。终日华轩快马，驰骋于康庄。翰林则谒拜阁师，部郎则进谒台长。公事则胥吏持稿，顾名画谱；私退则优伶横陈，笙歌鼎沸。其间有文雅者，亦不顾民生之艰难，惟有访碑评帖，证据琐屑而已。”172
举朝如此，个人只能随波逐流，难得有所作为。曾国藩的京宦生涯，也是这么过来的。他升任侍郎后，“勤于供职，署中办事无虚日”，173但大都是些等因奉此之类的公事，“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他甚至对朋友们戏称自己像只寄生于官场的虱子。174这种庸庸碌碌的生活，加上顽癣等病痛的折磨，几次使他萌生退志。但朝廷发生的一件大事，又振作起他的精神。

　
道光三十年正月，老皇帝旻宁去世，皇四子奕讠宁即位，年号咸丰。新皇帝年方20，所为却令人刮目相看。登基伊始，下诏求言；不久后又一下子扳倒了老皇帝最为宠信的领班军机大臣、大学士穆彰阿。穆彰阿（1782～1856），字鹤舫，姓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检讨。累迁少詹事、各部侍郎、内务府大臣、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漕运总督、诸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大学士等职，道光七年入军机处。鸦片战争时，“穆彰阿当国，主和议，为海内所丛谤。上既厌兵，从其策，终道光朝，恩眷不衰。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覆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称‘穆党’。”175曾国藩自己，虽然并未阿附穆彰阿，可论起来也是他的门生呢。
大臣门生故吏遍天下，对于皇权专制而言，本身就是件很遭忌的事情。所以新皇帝即位，为了扫清行政障碍，树立威信，每每都会整肃前朝的权臣。道光三十年十月（咸丰虽已即位，但在道光去世的当年仍沿用其年号），咸丰忽然下了一道诏书，罢了穆彰阿的官，罪名是：“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迎）主意。”176但举出的事例，就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譬如说潘世恩荐用林则徐，穆彰阿说林身体不好，赴广西剿匪身体怕承受不了，咸丰骂他是“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罪实在此”。其实穆彰阿说的是实话，林则徐果然病死在赴广西的路上。至于庚子年（1840）主张与洋人议和，是他看出道光不想打下去，逢君之好的举动。说他“揣摩以逢主意”，则有之，而责任实在于道光，他不过是按照皇帝的意图行事而已。可在当时，朝野上下都同情林则徐，在心里认定了他是欺君误国的奸臣。
这么一个人，咸丰一下子将他拿掉，革职永不叙用，当然会振奋人心。“诏下，天下称快。”177朝野上下，无不觉得当今皇上是有为之君，原来以模棱平庸为风尚的朝政也开始出现了些新气象。有些大臣开始应诏进言，曾国藩自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上了《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书》、《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可很快他就发现，皇帝并未认真对待大臣们的建议。“自客春求言以来，在廷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岂乏嘉谟至计，或下所司核议，辄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之不相与。……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178如此下去，朝政不是又会回到先朝那种“万马齐喑”的状态么？曾国藩激于为臣的道义，于是就有了上述那道《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余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竞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大臣）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馀意也。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不意圣慈含容，曲赐矜全。自是以后，余意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　
中国古代对于大臣的责任，有明确的规定，即所谓臣道。“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于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大臣也。”180因此，为大臣者，最重要的并非每日的公务，而是把他的智慧、知识与经验贡献给朝廷，辅佐皇帝走正路，成为造福天下万民的一代圣君。当然，这只是儒家期望的理想状态，在现实中，高度的集权造成了一种君主恣意而行的环境，地位与权力所造成的高高在上的威势，使皇帝更乐于乾纲独断，更喜欢那些先意承志，顺从听话的官员。尽管统治者的才智、品德常常不过中人，但却每每自以为是，师心自用，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只有当形势危及其统治时，他才会认真听取与采纳臣下的建议。而咸丰，正是这样一位君主。
所以，尽管曾国藩所为博得了朝野内外的赞誉，尽管皇帝没有因为他的批评而处罚他，反而加派他兼署刑部侍郎，可咸丰文过饰非的态度令他寒心。此后，他虽然还曾就国是上疏，但都是就事论事，犯颜直谏遂成绝响。故《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是曾国藩犯颜直谏之第一疏，同时又是其犯颜直谏的最后一疏。之后不久，曾国藩因母亲病逝回乡，旋即奉旨帮办团练，直至咸丰病逝，君臣间再没有见过一面。
咸丰二年，曾国藩已年逾不惑，阔别故乡十二年的他，是愈来愈想家了。加之广西局势恶化，国是日非，曾国藩又一次萌生了退志。“粤西事用银已及千万两而无确耗，户部日见支绌，内库亦仅余六百万。时事多艰，无策以补救万一，实可惭愧！明年拟告归，以避尸位素餐之咎。”181在给罗泽南的信中亦云：“计稍迟岁时，即当解组归养，从吾子与孟容（指罗泽南与刘蓉）于万山恬寂中耳。”182
六月，曾国藩出任江西乡试主考官，于赴任途中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当即换装奔丧。归心似箭的他，一路上在想些什么呢？居丧守制，奉养老亲，督课子弟，著书立说；有一份俸禄，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优游于乡里，或许就是他此刻所期望的人生归宿了。
注释
1廪饩，即钱粮补贴。庶吉士在馆学习，每月可领到四两五钱银子的补贴。参见张德泽著《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学苑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58页。
2曾国藩初仕时的收入，系笔者折算，当时银价合二千文一两，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备陈民间疾苦疏》，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9页。又参见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540~541页。
3《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10月版，第7~8页。
4同上，第10页。
5同上，第16页。
6同上，第48页。
7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上，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42页。
8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6月版，第8页。
9甘旨，指肉食一类的美味，后用作奉养父母老人的代称。
10《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29页。
11同上，第70页。
12同上，第89页。　
13同上，第117页。
14《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1990年6月版，第43页。
15同上，第19页。
16杨寿枬辑《云在山房丛书三种·簷醉杂记》卷二，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37页。
17《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149页。
18清代科举考试，中举者与考官有师生之谊，称主考为座师，副考为房师，由此而结成在官场上相互援引照应的门生与座主的关系。
19《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150页。
20同上，第114页。
21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版，第13页。
22《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164页。
23同上，第183页。
24同上，第187~188页。
25同上，第192页。
26同上，第197页。
27同上，第227页。
28参见咸丰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谕曾纪泽信，同上，第231~232页。
29参见咸丰二年八月初八日谕曾纪泽信，同上，第237页。曾国藩的京债，直到咸丰九年才还清，参见其九年十一月廿四日日记：“是日安排京信，明早交元旦折差进京。计还债银三百：长沙（会）馆一百、陈仲鸾一百、杨提塘一百也。”《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440页。
30同上，第236~237页。
31利见斋，曾氏家塾的名称。
32《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184页。
33曾国藩所欠的京债，直到咸丰九年才还本。“毛寄云初九日来营，……余往年所欠京账，今冬拟托寄云还清。”参见同上，第505页。而利息之清偿，一直拖到了同治三年，见于他给友人的信中：“弟京居时所借西顺兴店萧沛之名光浩银项，壬子丁艰后曾请毛寄云、袁午桥两公代为结算，止利还本，兹接沛之来信，索及前项，因从徽商吴惇成茶行汇兑湘纹银一千两，函嘱沛之约同江南提塘李福厚往取。”《曾国藩全集·书信六》，岳麓书社版，第4326页。
34同注32，第53页
35范，范仲淹；韩，韩琦；均为北宋时的名臣。马迁，司马迁。
36《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56页。
37曾国藩曾在家书中自叙其学业云：“余二十岁在衡阳从汪师（汪觉庵）读书，二十一岁在家中教澄、温二弟（即曾国潢、曾国华），其时之文与科一（曾国藩次子曾纪鸿的小名）目下之文相似，亦系脉不清而调不圆。厥后癸巳、甲午（道光十三四年）间，余年二十三四，聪明始小开，至留馆以后年三十一二岁，聪明始大开。”《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版，第1327页。
38《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47页。
39会课，同年定期集会，研习功课，相互传观所作文字、诗赋。
40《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1987年7月版，第42页。
41袁了凡（1533～1606），原名袁黄，字坤仪，号了凡，江苏吴县人。明万历十四年进士，历任知县、兵部主事等小官，沉沦下僚，后被革职乡居。居家俭朴，急公好义，家教有方，以《诫子文》（即后世大为流行的《了凡四训》）名世。　
42《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42页。
43魏象枢（1617～1687），字环极，号潜庵，山西蔚州人。顺治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刑科给事中，累官御史，户部侍郎，刑部尚书等职，曾多次上疏请康熙崇尚理学。参见《清史稿》本传。
44魏裔介（1616～1686），字石生，号贞白，直隶柏乡人。顺治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工科给事中，累官太常寺少卿、左都御史、吏部尚书、大学士等职。“生平笃诚，信程朱之学，以见之闻之述圣学之说”；致仕乡居后，“家居十六年，躬课稼穑，循行阡陌，人不知其为故相也。”参见《清史稿》本传。
45熊赐履（1635～1709），字敬修，湖北孝感人。顺治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官侍读、翰林院掌院学士、内阁学士、各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康熙举经筵，“以赐履为讲官，日进讲弘德殿。赐履上陈道德，下达民隐，上虚己以听。”其论学“以默识学行为旨”。参见《清史稿》本传。
46汤斌（1627～1687），字孔修，号潜庵，河南雎州人。顺治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国史馆检讨，累官翰林院侍讲、侍读、詹事府庶子、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工部尚书等职。汤斌曾从学于清初大儒孙奇逢（夏峰），“习宋诸儒书”。为学无门户之见，“笃守程朱，亦不薄王守仁。身体力行，不尚讲论，所诣深粹。”参见《清史稿》本传。
47李光地（1624～1718），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官侍讲、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工部侍郎、吏部尚书、大学士等职。“时上潜心理学，旁阑六艺，御纂《朱子全书》及《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皆命光地校理，日召入殿研求探讨。”参见《清史稿》本传。
48陆陇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累官知县、御史等职。“其为学专宗朱子”；为官“洁己爱民，去官日（离任时），惟图书数卷及其妻织机一具。民爱之比于父母”。参见《清史稿》本传。
49张伯行（1650～1725），字孝先，号敬庵，河南仪封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累官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仓场侍郎、户部侍郎、吏部尚书诸职。尝曰：“千圣之学，括于一敬，故学莫先于主敬。”“在官所引，皆学问醇正，志操洁清，初不令知。平日齮龁之者，复与共事，推诚协恭，无丝毫芥蒂。”参见《清史稿》本传。
50《清史稿·列传五十二》张伯行本传。
51参见《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七·儒林一》唐鉴本传。
52《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49页。
53《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92页。
54宋儒周敦颐在其代表作《通书》中，将幾字定义为“善恶”，“幾也，道心惟微也。幾本善而善中有恶”，意指人心善恶相倚，须通过自省，以善念克制恶念。参见黄宗羲《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上》。
55参见《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13页。
56同上，第113~114页。　
57分校，科举考试时，分任各房批阅试卷的官员，称为分校，被录取者称之为房师。
58李元度：《书陈岱云太守所书罗太公寿序后》，《天岳山馆文钞》卷三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1779页。
59《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16页。
60同上，见第114，116页。
61同上，第121页。
62《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41页。
63同上，第43页。
64《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49页。
65同上，第166页。
66《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34页。
67熊少牧：《道州何君（绍基）墓志铭》，附于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1529册。
68以上引文，均见《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14页。
69《论语·学而》：“子曰：巧言令色，鲜仁矣。”《孟子·尽心》：“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之也。是皆穿窬之类也。”穿窬，原意指小偷，引申喻钻营之徒。全句意为：孔子所说的巧言令色，孟子所说的，指的不正是像我这样的人吗？
70《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18页。
71曾国藩：《仁和邵君墓志铭》，《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282页。
72曾国藩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日记，《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58页。
73同上，第114页。
74欧阳兆熊：《水窗春呓》，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第10页。
75《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40页。
76曾国藩的这种骄气在家书中偶有表露，譬如对陈源兖亦略有微辞：“岱云……近亦有日课册，惜其识不甚超越，余虽日日与之谈论，渠究不能悉心领会，颇疑我言太夸。”《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42页。
77何桂珍（1816～1855），字丹溪，又字丹畦，云南师宗县人，道光十八年进士，改庶常，散馆授编修，与曾国藩为戊戌科同年。其所学，“以宋儒者为宗，……于朱陆异同，辨最析。”《何文贞公别传》，李元度：《天岳山馆文录》卷十一。
78《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15~116页。
79同上，第120~121页。
80汤鹏，字海秋，湖南益阳人。道光三年癸未科进士，擅诗，名动京师。其古体诗“浸淫于风骚汉魏，出入韩杜”。他不仅是曾国藩的同乡前辈，也是其谈诗论理的朋友。
81《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16页。
82《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79页。
83《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17页。
84同上，第153页。
85以上引语，均录自曾国藩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的日记之中。
86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2月版，第109页。　
87《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35页。
88同上，第80、87页。
89同上，第39页。
90同上，第39页。
91瑟僩（音色贤），庄重宽和的样子。曾氏在此用辞古奥，语出《诗经·卫风·淇奥》：“瑟兮兮”。
92窦垿（1804～1865），字子坫，号兰泉，云南罗平县人。道光九年进士，授吏部主事，后任江西道监察御史，是当时与国藩谈诗论理，过从甚密的朋友之一。
93吴嘉宾（1803～1864），字子序，江西南丰县人。道光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时与曾国藩为同年兼同事，过从甚密。好古文，长于礼学，著有《礼说》、《周易说》、《求自得之室文钞》。
94邵懿辰（1810～1861），字蕙西（位西），浙江仁和县人。道光十一年举人，授内阁中书，累迁刑部员外郎，入值军机处。其人“性峭直，能文章，以名节自励”。也是与曾国藩谈诗论文，切磋学问的密友。“著有《尚书通义》、《礼经通论》、《孝经通论》，颇采汉学考据家言，而要以大义为归。”参见《清史稿》本传。
95《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40页。
96《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23页。
97同上，第133页。
98同上，第133页。
99同上，第138页。
100同上，第141页。
101同上，第150页。
102参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7页；《曾国藩全集·日记一》，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日记。
103《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63页。
104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见《合肥李氏三世遗集》，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762~763页。
105《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15页。
106参见《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166页。
107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版，第11页。
108同注105，第38页。
109“国藩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经济则宗陈文恭公。”《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49页。又“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褎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250页。
110曾国藩：《原才》，《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182页。
111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版，第634页。
112《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22页。
113《孟子·尽心上》。
114《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66~67页。
11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版，第655页。
116郭嵩焘：《江忠烈公行状》，《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10月版，第326，349页。
117“初，公以举人留京师，因友人郭嵩焘见侍郎曾公。”同上，第350页。
　
118曾国藩：《江忠烈公神道碑》，《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286页。
119同注116，第326页。
120《论语·泰伯》。
121《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121页。又曾国藩参与此事，见第115页。
122曾国藩：《江忠烈公神道碑》，《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284页。
123《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三》胡林翼本传。
124郭嵩焘：《胡文忠公行状》，《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版，第351页。
125参见徐凌霄、徐一士：《曾胡谭荟》，山西古籍出版社版，第15页。
126严树森：《胡文忠公年谱》，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13页。清华，旧时多指清高而显贵之地，如翰林院等。
127参见胡致其叔父的家信，梅英杰《胡文忠公（林翼）年谱》，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44页。
128《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42页。
129官方，为官应守的常道，即吏治官风。
130同上，第14页。
131胡曾间之过从，均见于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七、八月间的日记。
132参见梅英杰：《胡文忠公（林翼）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编第十八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93页。
133参见严树森：《胡文忠公年谱》，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274页。
134同上，第25页。
135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11月版，第7页。
136道光十九年，两江总督陶澍殁于金陵，全家回籍。时陶氏独子陶桄年少，左宗棠应其老师贺熙龄之邀，赴陶家坐馆八年，后来并将女儿许给陶桄为妻。参见同上，《左宗棠年谱》卷一。
137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版，第10页。
138李文安（1801～1855），原名文�，号玉泉，道光十四年举人，十八年进士，朝考后分刑部任郎中。李家世代耕读为生，自李文安“始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李国杰编：《合肥李氏三世遗集》，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