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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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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道光十六年）的恩科，曾国藩再次名落孙山。可这一年他没有白过，京师人文荟萃，使他眼界大开，在学问上也开始脱出八股制艺的窠臼。“研穷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辞自此始。”29会试报罢，他由运河南下，途中去拜访了时任雎宁知县的同乡易作梅，30“公久寓京师，窘甚，从易公贷百金”。31之后经清江、扬州，自江宁（今南京）溯江而上，回转湖南。在金陵时，他在书肆见到一部《廿三史》，爱不释手，冲动之下，遂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豪阔之事，把借来的钱全用在了购书上，钱不足则以衣裘抵价。
两考不中，又借了那么一大笔钱买书，回到家中，曾国藩见到父亲与祖父，心里一定杌陧不安。不想“竹亭公问所自来，且喜且诫之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公闻而悚息。由是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几一年。”32正是由于京师与居家的两年苦读，“泛览百家”，拓展了曾国藩的眼界与见识，他的学识方能超越八股，进入到更高的境界，为下一年的会试打下坚实的基础。
曾国藩以一个初入社会的农家子，居然肯，也居然敢借百金购一套《廿三史》，绝对是个异数。而乃父肯代还其书债，足见竹亭公虽然只是个村塾先生，却绝非三家村的腐儒。在曾国藩记忆中，父亲教书育人，“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33譬如，星冈公发怒时，“举家耸惧，府君（即曾麟书，府君为子女对父亲的尊称）则起敬起孝，屏气扶墙，踧踖徐进，愉色如初”。34道光二十六年八月，星冈公中风偏瘫，不良于行，非但生活不能自理，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有所需求，只能以目光表情示之。大小便频数，一夜六七起乃至十余起，全靠儿孙们侍奉，其中竹亭公出力最多。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而竹亭公侍奉汤药起居始终如一。星冈公一病三载，“府君未尝得一（日）安枕，愈久而弥敬。是时，府君年六十矣。”
星冈公病倒后，曾麟书方得以主持家政，此后人们看到的，再不是那个在严父面前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儿子，而是个知书明理，外圆内方，不怒而威的家长。笔者观其家书，文字洗练，见识通达，内蕴方正之气。每每于儿子事业不顺，颓然彷徨之际，予以教诫鼓励，实在是曾国藩精神上的靠山与支柱。这里略举几例，以见一斑。
曾国藩久宦京师，公事缠身，债台高筑，每每废然思返，流露出告假归家奉养老亲之意。竹亭公则每每嘱其以国事为重，不必挂念家事。“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而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36
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升任礼部右侍郎，竹亭公得讯，于家书中谆谆嘱咐道：“官阶既高，接人宜谦，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寅，当尽协恭之谊。……若有人干以私情，宜拒绝之。做官宜公而忘私，自尽厥职，毋少懈怠已耳。此嘱！”37
随着曾国藩的仕途腾达，曾家门第亦发生巨变，由耕读为生的农户一变而为当地的士绅望族，求曾家办事的亲友也多了起来。曾国藩极不愿自家人借势武断乡曲，堕入劣绅一流，每每于家书中劝诫家人不可干预地方公事。竹亭公深明此意，五年不进城。道光三十年十月，朱孙诒调任湘乡知县，将征收粮赋之事委托给各乡绅士办理，以杜绝胥吏浮收滥取、侵渔中饱之弊。此举大得人心，竹亭公亦积极参与，但也仅限于公事。为了让曾国藩放心，在家信中，竹亭公一再言明自己出头只为县令是清官，兴利除弊，理应助一臂之力。而“于公事外，私事全不与闻，非公事断不来县”，“公事毕后，余仍杜门不出，课子孙，检点农事，守吾之拙而已。”38
咸丰元年，曾国藩为儿子纪泽择配，聘同乡贺长龄之女为偶。两家即将正式订亲之际，曾国藩忽然致信家中，颇有退约悔婚之意。表面上的理由是，京城人家儿女定亲，最讲究嫡庶之分。欧阳夫人打探到贺家女儿是庶出，意欲别择。可由两家当时的运势来看，则曾国藩或有难于启齿的想法。贺长龄，字耦耕，湖南善化人。嘉庆十三年进士，累官至贵州巡抚，云贵总督，后因处置云南回乱不力，被朝廷斥为庸懦，降职，道光二十七年托病还乡，后又因回乱之事被追论撤职，且于一年前病故。与这样一个家世没落了的人家联姻，仕途光明的曾国藩难免会心存瞻顾。
可竹亭公目光如炬，一眼便看出儿子言不由衷，所谓儿媳嫌贺家女儿庶出云云，“此尔饰非之词也”。之后便规以大义：“予为之定一淑女，岂可以庶出为嫌乎？昔卫青无外家，其母更不能上比于庶。卫青为名将，良家淑女，岂不肯与为婿乎？”39又举胡林翼娶陶澍庶出之女为例，无非告诫儿子，英雄不论出身，为人行事，不可以势利决定取舍。之后戒其毋听妇人之言，“尔宜以此告知尔妇尔子。夫者，扶人伦也。冢妇宜听尔教训，明大义，勿入纤巧一流。至父为子纲，纪泽尤当细细告知，勿长骄矜之气习。”40再凛然责之以诚信：“我家世泽本好，尔宜谨慎守之。况尔前信内，念及耦耕先生，始与结姻，人人咸知。今又以庶出不对其女，更有何人来对？贺氏固难为情，即尔此心何以对耦耕先生于地下？尔寄信于予，要对此女为媳，予又为之细察，始择期订盟。今忽不对，尔又何以对予于堂上？” 由这件事情，可看出竹亭公待人诚信，不趋慕势利的品格。
咸丰二年底，曾国藩奔母丧归乡，本打算在家守制。当时太平军横扫湘鄂，形势严峻，朝廷下了要他帮办湖南团练的谕旨。敦守理学的他，决意坚辞不就，并已写好了辞谢的奏折与致巡抚的信件，正待发出。适逢好友郭嵩焘连夜赶到，劝他出山应命，曾国藩执意不可。“（嵩焘）乃以力保桑梓之谊言之太翁（即曾麟书），召语文正公（即国藩），以嵩焘之言为正。即时收回所具疏，定计赴省。”42可见，在曾国藩墨绖从戎这件事上，竹亭公的态度起了关键作用。
曾国藩出山后，65岁的竹亭公自撰一联，以明心志：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看似优游豁达，其实儿子带兵出征，竹亭公不能不担着一份心，对曾国藩的行军作战时有建议。这些书信没有流传下来，可从曾国藩的家书中，还是可以略窥端倪。如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家书中，曾国藩对竹亭公提出军营吃饭宜早，扎营宜坚，用兵不可分散，对敌宜讲求阵法，严查形迹可疑之人等数条建议，一一做了回复。43其中起早，深沟坚垒，严查间谍等项，也确实成为日后湘军作战的准则。
咸丰四年三月，曾国藩与太平军初次交手，兵败靖港，愤而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竹亭公接到儿子事先寄回的遗嘱，“寓书长沙，饬公有云：吾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意谓：死在哪里都是死得其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也。闻者肃然起敬。”44竹亭公之胸怀凛然，实大有过人之处。
又如咸丰六年三月，湘军大将罗泽南在武昌伤重阵亡，两湖震动。竹亭公得知曾国藩在江西的孤危处境，迅即派其弟曾国华北上武昌，一为吊唁罗泽南，一为恳求胡林翼速派兵救援江西，给与儿子很大的助力。45
竹亭公所说的“半读半耕”的家风，是传统农业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士绅阶层的生活方式：子弟外出做官，父老谨守田园。为官者为国宣劳，年事渐高或仕途失意之际，告老或托病还乡，又送下一代子孙赴考出仕，一代代循环往复，传承了上千年。进，可以干禄；退，可以自养。这种植根于乡土，以耕读持家的方式，其实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理念的现实缩影。
祖父、父亲而外，祖母与母亲之勤俭持家，也是曾氏家风构成的要素。祖母王太夫人的为人，国藩称之为“孝恭雍穆”。孝恭者，指王夫人待公婆以孝，处夫君家人以敬，“虔侍夫子，卑诎已甚，时逢愠怒，则悚息减食，甘受折辱以回眷睐”。而雍穆者，指持家大度而和睦，“娣姒（即妯娌）钦其所为，自酒浆缝纫以至礼宾承祭，经纪百端，曲有仪法。……年逾七十，犹检校内政，丝粟不遗。其于子妇孙曾，群从外姻，童幼仆妪，皆思有惠逮之。权量多寡，物薄而意长，阅时而再施。”46母亲江太夫人，主持家政后，一秉王太夫人之风。“事舅姑（即公婆）四十余年，爨47（即生火做饭）必躬，在视必恪，宾祭之仪，百方检饬。有子男五人，女四人，尺寸布缕，皆一手拮据。或以人众家贫为虑，太夫人曰：‘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儿劳于外，岂忧贫哉！’每好作自强之言，抑或谐语以解劬苦。”48看得出来，老太太是个倔强而乐观的人，“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49曾国藩在要强与谐谑上，禀赋了母亲的气质。而祖母、母亲勤俭持家的作风，后来亦一如既往地在曾国藩家的女眷中传承了下去。
说过家庭环境，再来看自然环境。古人有所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说，寓意山川灵秀之所聚，往往会使当地人才辈出。湖南所在的位置，在古楚国之南，因称南楚。“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蔬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50偷生，而无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51长沙古称湘州，而“湘州之奥，人丰土闲，人多纯朴，士少宦情”。及至近代，“土风纯古，恬于世利，其俗多慷慨尚节，而耻为不义。学者勤于礼，耕者勤于力，故虽无甚富，亦无甚贫。”52而“元气之融结为山川，山川之秀丽称衡湘，其烝为云霓，其生为杞梓。人居其间得之为俊杰。”53湘乡地处衡山北麓，涟水之滨，群丘环抱中的
坪坝，犹如一颗颗绿色的珍珠，望之令人心旷神怡。灵气所钟，因缘时会，咸同之际，湘军闻名于天下，湘乡英杰辈出，一时宿将，皆以仁勇为士卒所亲附，出
将入相，位列封疆者，指不胜屈。古代有关中出相，山西出将的说法，然而将才如湘乡这般集一时之盛者，罕有其匹。后来曾国藩论及此事，自豪之情亦溢于言表，“盖武功之懋，非他州县可望而及。秦汉称山西出将，考之安定、天水、陇西诸郡，曾不能敌今日之一县，可谓盛哉！”54
曾家所在的荷塘都，现已划归双峰县荷叶镇。双峰县于1952年自湘乡划出，县治亦由湘乡迁至永丰市，所以此双峰已不是彼湘乡，而县中所谓的“曾国藩故居”，即富厚堂的侯府，曾国藩非但一天没有住过，而且一眼没有看到过，实在是名不副实。在这里住过的是欧阳夫人与曾国藩的儿女们，所以称作“曾氏故居”，方名副其实。为求历史真实，不能不于此略加辩正。
曾国藩居住过的“故居”，在家乡只有两处。一处是他的诞生地，也就是白杨坪老宅，后称白玉堂，在今荷叶镇天坪村。据称，白玉堂老宅三进两横，六个天井，计四十八间房。房为砖木结构，青砖黑瓦，双层飞檐，粉壁墨画，颇为壮观，残留至今者约三分之一，家塾“利见斋”保存则较为完整。另一处是下腰里的新宅，后称黄金堂，在白杨坪老屋西面十二里处的良江村。星冈公去世后，曾麟书与其弟曾骥云（字高轩）分居，故建腰里新屋，咸丰元年十一月迁居。55咸丰二年与七年，曾国藩奔父母之丧，就是在这里居丧守制的。比起白杨坪，他在新屋住过的时间很短，但家眷居住的时间很长。据称，黄金堂的建筑结构与白玉堂相仿，也是三进两横的青砖瓦房，可时至今日，已是故园丘墟，只有宅前的半月形池塘依旧。除门前的石基与一壁残墙，整个院落已经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些朝向不一的民房。
其实，白玉堂与黄金堂初无此名，而是曾家发达后新起的名称，时间当在咸丰二年新旧两宅扩建增葺之后。57曾国藩跻身的翰苑，历来被视为清要之地，所谓玉堂金马，前程远大。曾家以此名居，不无炫耀之意。两堂的名称与建筑规模都是曾家发达后所为，绝非早年小康之家的气象。白杨坪的老屋，与良江村的新宅，原来都是一进两横的农舍，而且很可能如韶山毛氏故居一样，是土坯为墙，茅草苫顶的普通民居。这可由曾国藩的诗句“我家湘上高嵋山，茅屋修竹一万竿”58中，略窥一斑。
据当地人介绍，白杨坪老屋当初并无“堂”可言，然而其地势形胜，却颇为可观。“此地三面是高山，出口处有一小块平地，平地中央有一小团山”，老屋就坐落于高嵋山的龙脉上。 中国古代堪舆之学，称山脉为来龙，平地为明堂，老屋坐于龙脉，前有坪坝，四周青山屏蔽，是风水学上所谓山环水抱，藏风聚气的佳地。曾国藩自出生直到出仕，整个童年与青少年时代，生长于斯，其身心必深受这种质朴自然环境的陶冶。
高嵋山下是侬家，岁岁年年斗物华。
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
从青年时代的诗中，可以感受到曾国藩浓浓的乡土之情，即便在身居高位后，他依然不能忘情于故乡。同治四年四月，诏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师剿捻，以李鸿章接任两江总督。留在金陵的欧阳夫人不愿回黄金堂，拟携儿女暂住长沙。曾国藩则执意乡居，为的是保持住俭朴的家风。“仕宦之家，往往贪恋外省，轻弃其乡，目前之快意甚少，将来之受累甚大。吾家宜立矫此弊。”61欧阳夫人不愿回乡，并非贪恋城市繁华，而是认为黄金堂不吉利。儿媳贺氏（即前面提到过的贺长龄之女）在此难产而死，贺夫人之母亦死于此，屋前的池塘，还溺死过人。62为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致信长子纪泽，要他回乡一趟，与叔父们商量，择地另建新居。
黄金堂之屋，尔母素不以为安，又有塘中溺人之事，自以另择一处为妥。余意不愿在长沙住，以风俗奢靡，一家不能独俭。……泽儿回湘与两叔父商，在附近二三十里觅一合式之屋，或尚可得。63
又致信国潢、国荃二弟：
令纪泽先回湘乡禀商两弟，觅一妥屋，修葺就绪，再缄告金陵，全眷回籍，庶几有条不紊。请两弟先为筹度一处，以不须新造者为妙。64
曾国藩考虑的几处地点，大都是祖上传下来的几处老屋，其中只有富坨村一处，是曾国荃名下的产业。大哥要觅一处养老之地，国荃自然当仁不让，痛快地将富坨的宅子兑与乃兄，还附赠了百余亩田地。这就是富厚堂侯府的由来。
当年（同治五年）年底，曾国荃补调湖北巡抚，富坨新宅的修建，便由曾国潢一肩承当了。兄长为国之重臣，一日衣锦还乡，曾氏阖族与有荣焉。所以这位老弟办起这件事来劲头十足，务必要体现“侯府”之堂皇与威严，若非曾国藩一再告诫要俭省，还不知会搞成什么局面。
但就是省，也还是花掉了七千串大钱（约合三千五百两银子），其中曾国潢自己还帮补了一千余两。以至曾国藩闻讯后惊呼：“富坨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特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65又在日记中痛自反省道：“余平生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66
欧阳夫人携带子女，于同治五年十一月搬入富坨新居，当时还没有富厚堂这个名字，而是以曾国藩的家训名之为“八本堂”。67后来曾纪泽以《后汉书》中“富厚如之”，更名为富厚堂。侯府大院坐西朝东，位于低矮而树木繁茂的鳌鱼山凹内，如同坐于圈椅之中。门前挖有一半月形荷塘，四面是开阔的稻田，涓水自堂前缓缓流过，向东汇入湘江。
富厚堂占地约四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九千余平方米，正门上悬“毅勇侯第”朱底金字牌匾，从门厅绕过影壁，是座八百平米的大院，有石砌甬道直通前厅八本堂，中厅设有供奉祖先神位的祭台，后厅是欧阳夫人与纪泽、纪鸿夫妇的居室。此外还有求阙斋（家塾）、思云馆、藏书楼等多处建筑，各以回廊相连。其中藏书楼藏书三十万卷，收藏之富，可与清代四大藏书楼（分别是山东聊城杨氏的海源阁，江苏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归安陆氏的皕宋楼，杭州丁氏的八千卷楼）相媲美。
遗憾的是，曾国藩殁于两江总督任上，这个宅院没能等到它一心归老田园的主人，在历经百余年风雨沧桑后，成为后人凭吊曾氏的去处。此为后话，我们还是回到曾家的话题上来。
曾国藩在家读书时，先后交下了两位意气相投的好友，结下了终生的友谊。一为刘蓉，一为郭嵩焘。刘蓉（1815～1873），字孟容，号霞仙，与曾国藩同邑。此人“少负奇气，能文不事科举”。“性沉毅而阔达开朗，倾诚与人，一无隐饰。”68两人相识于道光十三年（癸巳），时刘蓉18岁，曾国藩23岁，都就读于家塾，故为布衣之交。69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湘阴人。道光十五年与刘蓉相识于岳麓书院，一见而成莫逆。曾国藩赴京师会试落第归来，刘蓉与郭嵩焘适在长沙，曾国藩因刘蓉与嵩焘相交，旧雨新知，切磋诗文，情好弥笃。“三人僦居公栈，尽数月之欢。”70
道光十七年末，闭门读书一年的曾国藩，再次公车北上，赴来年春天的会试。可此番北上，曾家已拮据到极点，不得不向族人开口。“公谋入都会试，无以为资，称贷于族戚家，携钱三十二缗以行，抵都中，余三缗耳。时公车苦寒者，无以逾公矣！”71缗者，串铜钱之线绳，一缗即一串，每串一千文，三十二缗仅合约十六两银子。俗话说穷家富路，湘乡到北京，迢迢数千里之遥，要走两个月，靠着这么点钱，一路上之清苦，可想而知。但穷归穷，曾国藩却信心十足。泛览百家使他充实，其学业已大有进境。行前他去刘蓉家道别，表现出极大的自信，“伯涵（曾国藩字伯涵）方锐意功名，意气自豪。”72果然，此番春闱，曾国藩终于中了进士。接下来的复试，名列一等；殿试名次较低，为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赐同进士出身。如果仅止于此，曾国藩很可能入不了翰林院，而是被用为县令或小京官。可他的运气出奇地好，传胪后，朝考73一跃而为一等第三名，卷子呈到御前，又被皇帝拔置为第二名。五月初二日引见后留馆为庶吉士，文曲星终于落到了几百年没有过读书人的曾家，玉堂金马之想，即将成为现实了。
跻身翰苑的曾国藩，会是怎样一种心情，我们无从揣测，但踌躇满志，修身励志，做一番事业的念头应该是有的。不然，他不会将名字改为国藩（之前名为子城），国藩者，为国屏藩也。他自订了读书深造的课程，并“编摩记注，分为五门：曰‘茶余偶谈’，曰‘过隙影’，曰‘馈贫粮’，曰‘诗文钞’，曰‘诗文草’。时有论述，不以示人。”74庶吉士每月有四两多银子的廪饩（补贴），可在京师不足于用，于是八月请假出都，十二月抵家，又开始了家居读书的生活。
此番回乡，虽不能说是衣锦荣归，可气象已是大不同于往昔。旧时称中进士为登龙门，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曾国藩荣膺乡里，非但同族亲友踵门称贺，四乡有身份的人家乃至地方官员，都以与这个新科进士、未来的翰林交往为荣。功课之余，曾国藩四出远足，先后赴衡阳、耒阳、永兴、清泉、邵阳等处访亲探友，所到之处，求字，求诗，求文者所在皆有，县府长官则酒宴相接，由此而得的润笔、程仪与馈赠，不仅还清了赴考时欠下的债务，还有富裕，可供再赴京城之用。
但曾家也遇到了不幸之事。道光十九年正月，湘乡流行天花，曾国藩的长子祯第与满妹75种痘染病，不过数日，眼睁睁看着亲人不治身亡，全家人束手无策，曾国藩深受刺激，之后方有四出远足之举，访亲探友是一方面，也有借此排遣心中悲恸郁闷的用意。
光阴荏苒，很快又届临散馆之年。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曾国藩于次子纪泽降生的当日启程赴京。父亲与叔父一直送到长沙，改由水路北上。曾父甚至雇船追送到了长沙以北五十里的紫金湾，可见对儿子期望之殷。泛舟湘江之际，曾国藩南望家山，心中充满志在必得的豪情。可无论竹亭公还是曾国藩，恐怕谁也没有想到，此番京师羁旅，一去就是十二年。
注释
1都、里，都是清代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湘乡全县被划为十二个乡，下分为四十四个都，每都设有都总、都团总，掌地方事务与治安，为地方保甲组织。曾家所在为廿四都。
2曾国藩：《祖四世元吉公墓铭》，见《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12月版，第209页。
3童生，又称文童，指读书应试，尚未考中功名者。童生只有经过县、府、院三试合格者，才能获取秀才功名。有人考了半辈子不中，须发皆白，仍被称为老童生。
4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先是，曾祖星冈公所居湘乡乡间之宅曰白玉堂，初析产时本尚有良田。长房欲之，星冈公不之较，故所有独此一屋及他处瘠田若干。”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308页。又曾国藩晚年与幕僚赵烈文闲谈时亦自称：“家素贫，皆祖考操持。有薄田顷余，不足于用。”参见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辑·太平天国》第七册第341页。
5曾国藩：《大界墓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12月版，第330页。
6《致沅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版，第933页。
7同注5，第329页。
8同上，第329~330页。
9《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532页。
10《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版，第1270页。
11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补·前言》，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版。曾约农（1893～1986），又名曾昭棪，曾氏曾孙。留学英国归国后，在长沙办学，1949年携曾氏家传文献经香港转赴台湾，历任台湾大学教授，东海大学校长。这批珍贵文献后经吴相湘先生整理编辑成为《湘乡曾氏文献》、《湘乡曾氏文献补》，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面世。
12《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506页。
13《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版，第1066页。
14《曾文正轶事》，刘家平、苏晓君主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十五册，线装书局2003年6月版，第708页。
15《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版，第1066页。
16同上，第1281页。
17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6月版，第5页。
18《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79页。
19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载于《中国近代史史料丛刊续辑·太平天国》（第七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1页。
20《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588页。
21《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版，第1139页。
22同上，第934页。
23《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506页。
24《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版，第1196页。
25嗃嗃，严酷貌；踧踖，恭敬而不安之状。
26王定安：《曾文正公事略》卷一。
27曾国藩：《台州墓表》，载《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331页。
28案首，县、府、院试录取的第一名称作案首。
29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版，第4页。
30易作梅，字春谷，湖南湘乡县大坪人，与曾国藩同里。嘉庆二十三年湖南乡试举人，二十五年进士，累官江苏宿迁、江都、雎宁知县。
31同注29，第4页。
32同上，第4页。
33《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662页。
34《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332页。
35同上，第236页。
36《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212页。
37曾麟书：《谕国藩》，《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9月版，第3页。
38同上，第12~13页。
39同上，第15页。卫青，汉代名将，多次出击匈奴，屡立战功，封侯拜将，娶帝姊为妻。可他是个私生的人奴子，少时贫苦，不被卫家所承认。胡林翼，字润芝，湖南益阳人，早国藩三年成进士，时任贵州道员，为政清廉，勇于任事，官声极好。陶澍，字子霖，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进士，累官至两江总督，为有清一代名臣。
40同上，第16页。
41同上，第16页。
42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辑之107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据光绪十九年刻本影印，第47页。
43《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247~248页。
44左宗棠：《铜官感旧图序》，载章寿麟《铜官感旧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3辑之427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据光绪十九年（癸巳）稿本影印，第35~36页。
45“曾国藩之父曾麟书闻罗泽南伤亡，即遣其次子同知衔曾国华兼程前来帮办营务，并函论湘营将士，朂勉忠义，情词肫切，三军咸为感动。”参见胡林翼《分兵应援疏》（咸丰六年四月初九日），《胡文忠公遗集》卷九，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507~508页。
46曾国藩：《大界墓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330页。
47，音赤，做饭之意；爨，音窜，烧火（煮饭）之意；意思是生火做饭。曾国藩号称古文大师，对很简单的事情，常常好以诘屈古奥的文字表达，如字之用法即出于《仪礼》、《周官》。
48曾国藩：《台洲墓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332~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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