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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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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惩办了清德，并不意味着湖南的官场认同了曾国藩。骆秉章城府深，心中虽不满却藏而不露，对他敬而远之。鲍起豹却难以吞下这口恶气，伺机报复，而机会也很快就来了。
提标兵（即提督鲍起豹的卫队）固轻侮练勇，倚提督益骄。适湘勇试火枪，伤营兵长夫，因发怒，吹角执旗列队攻湘勇。城上军皆逾堞出，城中惊哗。国藩为（之）鞭试枪者以谢，乃已。俄而辰勇与永顺兵私斗。辰勇者，塔齐布所教练也。提标兵益傲怒，复吹角列队讨辰勇。于是国藩念内斗无已时，且不治军，即吏民益轻朝使，无以治奸宄，移牍提督，命捕主（使）者。提督亦怒，谩曰：“今如命，缚诣辕门。”标兵汹汹满街，国藩欲斩所缚者以徇，虑（激）变，犹豫未有所决。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乃猖狂公（然）围国藩公馆门。公馆者，巡抚射圃也。巡抚以为不与己公事。国藩度营兵不敢决入，方治事，刀矛竟入，刺钦差随丁，几伤国藩，乃叩巡抚垣门。巡抚阳（佯）惊，反谢遣所缚者，纵诸乱兵不问。司、道以下公言曾公过（于）操切，以有此变。国藩（幕）客皆愤怒，以为当上闻。国藩叹曰：“时事方亟，臣子既不能弭大乱，何敢以己事渎君父，吾宁避之耳。”即日移屯衡州。19
兵勇互斗发生于八月四日，初六日营兵围攻曾国藩行辕，险些酿成大乱。惹不起，躲得起，曾国藩此次委曲求全，是看到自己在省城已经动了众怒。他的家族在湘乡，他还要完成朝廷的使命，翻了脸，他就很难再做下去。以一己之力，对抗省垣众多的官僚，即便可能，也只能落得个两败俱伤的结果。退一步海阔天空，更何况反省起来，他也并非全无错处。“以在戚而攘臂从政，以绅士而侵职代庖，终觉非是。”20事后在给骆秉章的信中，他也承认：“侍（曾之自称）今年在省所办之事，强半皆侵官越俎之事。以为苟利于国，苟利于民，何嫌疑之可避？是以贸然为之。自六月以来，外人咎我不应干预兵事。永顺一事，竟难穷究。省中文武员弁皆知事涉兵者，侍不得过而问焉。此语揭破，侍虽欲竭尽心血，果何益乎？”21
自曾国藩移营衡州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其批给各州县的批牍中，原来独断专行的作风已大大收敛。此前，对上禀的公牍，他都是径直批复；到衡州之后，凡涉及其他衙门职权的批牍，他在末尾都会加上这样一句话：“仍候督部堂、抚部院批示”，或“仍候各辕批示”，表现出他开始尊重各衙门的职权。这样，在这一轮较量中，曾国藩败退了，八月十四日，他以湘南剿匪需要为名，带湘勇移营衡州，不久后开始了大规模招募、训练乡勇，并最终创立一支新军的新生涯。
曾国藩移营衡州后，忙里偷闲，回家省亲一行，八月十六日返乡，住了十日，于二十七日回到衡州。在此期间，江西前线传来一件噩耗，震动了湖湘，也从此改变了他练兵的宗旨。
两个多月前，经曾国藩调派增援江西的湘勇，在罗泽南、朱孙诒、夏廷樾、郭嵩焘等人的带领下，于七月十九日抵达省会南昌。五日之后，湘勇便迎来了组建以来的第一场大战，太平军主力赖汉英、石贞祥、韦俊部与湘军大战于南昌城外，由于镇篁、云贵之营兵没有按约定接应，湘勇在追击时被太平军伏击，因寡不敌众而遭受重创。但此战也充分显露了前一段明耻教战的成果：湘勇虽孤军对敌，却人人奋勇争先，官、兵皆无胆怯后退者。湘勇杀死太平军二百余人，自己虽也战死八十人，“而勇敢之名已大震于匡庐彭蠡之间”。22其中有营官谢邦翰、易良幹、罗信南、罗镇南四人。“湘中子弟敢深入，虽败犹荣，官兵弗如也。”23曾国藩由此看到了希望，坚定了信心，也产生了新的想法。
战死的四名军官，都是王錱从学于罗泽南时的同窗学友，其中易良幹更是王錱的妹夫。王錱（1825～1857），字璞山，湖南湘乡人。5岁入塾读书，20岁为村塾师，24岁时，以府试名列前茅入泮，补县学生员。是年从师于同县罗泽南，与罗门下诸生游，这些人后来多成为湘军的骨干。“咸丰二年，粤寇入湖南境，公上书知县朱公孙诒，请练民兵讨贼。朱公壮之，令与罗忠节（即罗泽南，忠节为其谥号，用作敬称）募乡勇千人教练。”24此后，湘勇归入帮办团练的曾国藩麾下，王錱随即奉命赴衡山、桂东、兴宁等地剿匪，积功升任知州，赏戴蓝翎。八月初十，曾国藩将噩耗函告留在郴州剿匪的王錱，得讯后，王“悲极而愤，愤极而沉疴在身有不自知者矣。遽作文二篇，偕诸友率营中勇望东恸哭招魂而祭之。各勇捶胸顿足，咬齿裂眦，恨不即插翅飞去，生食若辈之肉。”又向国藩请缨道：“求令錱得邀合各营湘勇同志者，并许錱添募二千，先扫清江右之匪，藉以解书生迂直无用之嘲，以慰我亡友亡勇于九原。万望教其所不及，导其所不能，且为力言于大宪，共相赞成。”25
王錱所求，与曾国藩不谋而合。他在给王錱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的想法：“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以驰驱中原，渐望澄清。”又云：“自临庄（即易良幹，临庄为其字）诸君殉难以来，仆日夜忧虑，深恐吾岷、石、罗、筠诸兄无以取胜而立于万全之地，且以贼氛数万之众，而吾勇仅有四千，亦无以壮其魄而树厥威。拟请再练勇六千，合成一万之数，概归岷樵、石樵二君子统领，其经费一面劝捐，一面由藩库提取数万金应用。”
两人虽都主张添募湘勇，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曾国藩想的是凑足万人（王錱所部亦在其中），使江忠源作战时有支完全不同于官军的生力军，以期克敌制胜。王錱则是为自己的戚友同窗报仇；而且曾国藩主张练成精兵后方可对敌，王錱则报仇之心迫不及待。正是这些看似细微的不同，不久后竟导致二人反目失和，致使湘军发生了分裂。
八月二十二日，太平军久攻南昌不下，撤围北进安徽，与西征的石达开大军会合，在扫荡安徽的同时，以偏师出湖北。张亮基派按察使唐树义率兵五千，于田家镇布防，并檄文江忠源火速赴援。九月十三日，太平军大败清军于田家镇，由于半壁山天险先为太平军所据，居高临下以大炮轰击，山下的清军水营崩溃，九月十二日才赶到的江忠源部，仓促应战，亦在太平军的水陆夹击下溃败。湖北门户洞开，太平军连下黄州、汉口、汉阳，再次兵临武昌城下，湖北告急，湖南也再次告警。清廷以吴文镕接替张亮基出任湖广总督，张调任山东巡抚，江忠源原已升任湖北按察使，此番因兵败降四级留任。但将才难得，清廷鉴于石达开坐镇安庆，太平军西征主力试图一举拿下安徽，故江忠源不降反升，被调任为安徽巡抚以支撑危局。而其手中剩余的军队，只有少得可怜的一千余人。
在这种局面下，添募乡勇，训练成军，增援湖北，保卫湖南，并为仍在湖北的江忠源输送兵饷，一下子成了当务之急，重中之重。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初二日、初五日、十五日，朝廷连下四道谕旨，命曾国藩带所部乡勇，赴援湖北。其座师、湖广总督吴文镕也书信迭催，而湘南土寇又起，需要镇压，曾国藩的压力大增，而如何募勇，练勇，募多少勇，由何人统带这类问题，终于造成了他与王錱的反目。
以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看来，曾王生隙，是受人挑拨所致。骆秉章（1793～1867），号籲门，广东花县人，与洪秀全同乡。嘉庆二十四年举人，屡赴会试不第，直到40岁上，才在壬辰（道光十二年）恩科会试中式，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此后骆氏仕途一帆风顺，至咸丰元年补授湖南巡抚，位列封疆，骆已58岁，人老了，城府也深了。咸丰二年五月奉调回京，等到张亮基接任时，适逢太平军围攻长沙，骆遂留城参与城防。十一月长沙解围后，奉旨帮办湖北军务，随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徐广缙驻岳州。武昌失守，徐革职拿问，骆则署理湖北巡抚，咸丰三年二月，新巡抚崇纶到任，办理交卸后，骆原本要回京城，走到河南，接到上谕，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而湘抚一职，又改由他接任，于是折回头返湘，四月接任，八月补授湖南巡抚。在与曾共事这四个月内，骆对曾之作风颇不以为然，但他城府深，并不表露出来。在曾与王这件官司上，他看似中立，可内心则偏袒王錱。我们先来看他怎么说。
先是，王朴山带勇一营。是时营规三百六十名为一营，往兴宁县剿办土匪，全股殄灭，奏以同知补用。时曾涤生住衡州，伊（指王錱）言于曾曰：若令我募勇三千，必将粤匪扫荡。曾遂致信省城，言王朴山有此大志，何不作成之？我复信请其到省面商。后王朴山偕从九（品）吴坤修来见，备言先发口粮（钱）二万两，硝磺各一万，曰：湘乡招勇三千，必能不负所委。王朴山说湘乡言谈（方言）多不甚晓，吴坤修代达。我谓暂且招二千，因经费支绌，若不敷调度再招。即发札并饬局发口粮及硝磺等项。王朴山遂偕吴坤修回湘乡去矣。闻曾涤生致书伊老师吴甄甫（即吴文镕，甄甫为其字）先生，极言王朴山之能。不数日，吴坤修到省求见，言王朴山回乡招勇，出入鸣锣摆执事，乡人皆为侧目。其人如此，实不可用。我言伊得保举同知，初回家乡，不过荣耀之意。我粤新中举人回乡亦如是，似不足怪。吴坤修无词而对。翌日，伊又来求见我，言王朴山所招之勇，多是匪类，又不发口粮，连夜在县城偷窃，赖令不胜其苦，又不敢言。将来带勇到省，难免骚扰。我言汝同王朴山回湘乡招勇，又是至好，何以不为规谏？吴坤修云，伊凡事不由我管理，是以难进言。我云伊一切皆不交汝管理，是以尔说他（不好）。吴坤修见我不信其言，辞去。既往衡州见曾涤生。两旬间吴甄甫即有咨函言王朴山之勇恐靠不住，止其不必来鄂。不数日，王朴山带勇到省，我以吴制军（即吴文镕，制军为总督之别称）之咨示之，著其留勇二千四百人，其余六百名作长夫，嘱其日日训练以备调遣。吴制军若调王朴山带勇赴鄂，有此得力之将，恐不致有堵城之败。利口覆邦家，信然。27
文中虽没有直接指责曾国藩受人搬弄，可亦能隐约体会出骆秉章的不满。即曾国藩既举荐王錱在先，而又听信吴坤修的谮言，在吴文镕那里中伤王錱，吴文镕偏听偏信自己的门生，因成见而不用王錱，致使军溃身死。而这一切全出于个人意气与口舌是非，骆一言以蔽之为：利口覆邦家。已可见其立场。
若真如骆秉章所言，曾国藩可谓不明是非，心胸狭隘，甚至迹近小人所为。真相如何呢？我们再来看曾国藩这一方的说法。起初，曾国藩确实为王錱杀敌复仇的气势所振奋，八月三十日，在给江忠源的信中，国藩对王大加揄扬：“敝友王璞山，忠勇男子，盖刘琨、祖逖之徒。……为书抵我，誓率湘中子弟慷慨兴师，即入江西，一以愤二十四之役，为诸人报仇雪耻；一以为国家扫此逆氛，克复三城，尽歼群丑，以纾宵旰之忧。其书热血激风云，忠肝贯金石。今录一通往，阁下试观之，洵足为君添手足之助矣。”28
湖北告急时，曾国藩起初也想派王錱赴援。在给王的信中称其“义气薄云霄，忠肝贯金石，望率湘勇三千，即日渡湖而北，与岷樵、石樵之师相合，保鄂城，固全局，不特湖南受其利，天下实有赖焉”。29
史称曾国藩有识人之明，从他许王錱为刘琨、祖逖一类人物看，有个细节很值得品味。刘琨、祖逖都是晋代有名的历史人物，我们熟悉的“闻鸡起舞”与“中流击楫”这两个成语，都与之有关。刘琨，字越石，史传称其“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善交胜己，而颇浮夸。与范阳祖逖为友，闻逖被用，与亲故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气相期如此”。祖逖字士稚，范阳人，“逖性豁荡，不修仪检，……然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青年时代，他与刘琨俱为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逖、琨并有英气，每语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后来五胡乱华，中原板荡，祖逖心怀恢复之志，率部北伐，渡江时，“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后壮怀未酬，赍志以终。30曾国藩将王錱比之为刘、祖，评价是很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浮夸”这个词。王錱时年28，是个头角峥嵘的青年，“负奇气，语天下事甚易”。31曾国藩虽然看重其奋勇请缨的锐气，但未必不对他的“言大而夸”抱有警惕。吴坤修（1816～1872），字竹庄，江西新建县人。捐纳出身，以从九品分发湖南，长沙城守时以功擢升知县职衔。从曾国藩练兵于衡州，水师创立时，吴司军械。之后随曾东征，转战江西，以功累升道员、加盐运使、布政使衔，同治四年实授安徽按察使，后参与剿捻，以功升任布政使、署理山东巡抚。他随王錱去省城，应该是曾国藩派去的。从后来曾给王錱的信中可以看出，曾之不满于王，主要是因为王言而无信且过于张扬。
前者足下欲募勇二千，往报湘人七月之仇；国藩欲添募数千，往助岷樵一臂之力，两书往还，不谋而合。厥后足下来衡，而商大概规模，约定饷需不必支之藩库，器械不必取之省局。足下自许，可劝捐饷银一万，可私办军装数项，盖以吾辈私兴议举，非省垣应办之官事也。嗣足下二十二（日）书来，言二十四（日）走省请饷一万，仆已讶其与初议相刺谬矣。适田家镇之败，鄂省大震，长沙戒严，中丞命足下带勇防守省城，仓促兴举，一切皆取之于官，此则局势与前议大变，止可谓之官勇，不得复谓之义师也。既为官勇，则值此官项支绌之秋，不得不通盘筹划。目下兵勇万余，倾库中所藏，仅付两月之需，而足下寄来禀稿，乃云需再发银二万，各勇须预支月半口粮，将来招足万人等语。是则足下未能统筹全局，不知措饷之艰难也。……仆素敬足下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奋发，尤见慷慨击楫之风，心中爱重，恨不即游扬其善，宣暴于众，冀为国家收澄清之用。见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详明规劝。又察足下志气满溢，语气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为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陈。32
结合骆秉章所言，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王的不满主要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言而无信。曾、王在衡州商定，军饷器械自筹，以劝捐解决。但二十四日在省城，王却要求骆发放口粮钱二万两，弹药所需硝、磺各一万斤，“一切皆取之于官”，招募人数也增至三千。
二、言大而夸，行事张扬。曾欲招足乡勇万人，为的是交给江忠源，与太平军一争高下。王錱却大有自代之意，且募勇时招摇过市，令乡人侧目。在曾国藩看来，未免器小易盈，不像做大事的人的样子。
三、不重素质，所招乡勇良莠不齐。若不严加淘汰，认真训练，则必成乌合之众，“无事则坐领工食，有事则闻风溃散；一有征战，见贼则退，扰民则勇往。在官既久，恶差与骄兵之气习，皆经渐染日深，凶悍讹诈，习惯成风。故乡勇力少而害多。”33基于这种认识，国藩制定有严格的招募标准，而且战事稍纾，即遣散并重新招募新兵，以保持湘军的“朝气”。王錱所招之勇“连夜在县城偷窃”，地方啧有烦言，曾一定会求证于乡里。这也是以后他对王錱所部大加裁汰的种因。
四、不听约束，改换门庭。王錱借援鄂索饷，而骆秉章助以官费，颇有将其收为己用的意思。在曾国藩看来，王无异于为扩张其实力而投效骆氏，且依仗骆氏，不服管束。
这样，曾国藩对王之观感大变，在九月致吴文镕的信中，认为王乃匹夫之勇，器小易盈，不足以任大将：“璞山忠勇冠群，驭众严明，然局量较隘，只堪裨将。以视岷樵之智勇兼全，器局闳远，则非其伦也。”34
王錱所招湘勇计三千四百人，另雇长夫一千余人，原拟赴援湖北，旋因太平军退兵，武昌解严而未能成行。曾国藩遂大加裁汰，王部只留下两营七百二十人，35而其书信中的言语也不免含讥带讽。以王錱之自负的个性，非但听不进曾的劝告，反而认为他是出尔反尔，有意刁难。这样，王对曾之札件，“概不回答。既无公牍，又无私书，曾未同涉风波之险，已有不受节制之意”。36出现这种“同舟而树敌国，肝胆而变楚越”的局面，平心而论，两人都有些意气用事，但王錱责任更重。此后，两人分道扬镳，形同路人。王錱脱离了曾国藩系统，成为骆秉章节制下的一支湘军。可王錱也就此失去了大展宏图的机会，曾国藩作为湘军统帅，带兵东征，麾下大批将领均不数年而位列封疆，王錱所部却成了湖南地方的治安军，多数时间以偏师在省内及湘赣边一带防剿土匪，难得有建立大功的机会，直到死时仍不过是个道员。王死后，这支部队重回曾国藩麾下，成为所谓“老湘营”的基干队伍。
此时，曾国藩又糊里糊涂地揽上了一项差事：筹建水师。事情的缘起是，太平军自益阳、岳州掳获民船上万艘，并组建了水军。此后，借助这支水军，太平军上下长江，迅如疾风，机动性大大超过了清军。譬如，五十万太平军自武昌东下江宁（南京），沿途攻城略地，走水路不过二十多天；而向荣督率总兵和春、秦定三、李端、玉山等自旱路兼程追击，赶到江宁时，已在一个半月之后，江宁则早在十多天前陷落。太平军在长江上下往来自如，而追堵的清军则疲于奔命，望江兴叹。
最先认识到这个问题严重性的是郭嵩焘。咸丰三年五月，太平军西征大军一部进抵九江，连克彭泽、湖口、南康，南昌告急。被任命为帮办江南军务的湖北臬司江忠源所部一千二百余人，在赶赴江南大营的途中受阻，遂改援南昌；江兵少力单，被太平军悍将曾天养等围困于城中，求援于湖南。六月，曾国藩分调三路兵勇近四千人赴援，郭嵩焘偕行。
至，即从忠烈公（即江忠源，忠烈为其谥号）住章江门城楼，每获贼，就城楼研讯。时城外仅文孝庙一（处）贼垒，广数十亩。问驻兵几何？曰不住一兵，官兵攻垒，调队站墙而已。问何故，曰垒只三面，濒江一面无墙，人皆舟居。问船贼几何？曰十余万。因告忠烈公，自贼东下，驰突长江，惟所侵踞，官兵无一船应之，非急治水师不足以应敌。忠烈公大激赏，即属嵩焘具疏稿上之。推求广东兵船曰长龙，曰快蟹，大者曰拖罟，列次三项名目，请湖南、湖北、四川任造船，广东任购炮。此长江水师之议所由始也。曾文正公因以造船自任，移驻衡州。嵩焘归谒文正公衡州，商定营制，立水陆各十营，湘军之兴亦自此始。37
江忠源所上《请制造战船肃清江面疏》，也是由郭嵩焘主笔，其论无水师之弊云：“粤匪自湖北安徽陷江南，沿途掳掠民船已逾万数，自九江以下江路一千数百里尽以资贼。多或百数十船，少或一二船，往来停泊，无敢阻拦。江南扬（州）镇（江）等处，皆两面凭江，并力攻围，而贼得水陆救护以牵制（我）兵力，故欲克复三城，38必筹肃清江面之法；欲肃清江面，必破贼船；欲破贼船，必先制造战船以备攻击。贼船出没无常，季风急趋，一日可数百里，官兵既无舟楫之利，哨探不能，施防御无所用，是以其势日益猖獗。”最后强调：“剿贼之略，无急于斯论者。”39江忠源并将与太平军争夺制水权之重任，寄厚望于曾国藩：“方今贼具有长江之险，非多造船筏，广制炮位，训练水勇，先务肃清江面，窃恐江南、江西、安徽、湖南、北各省无安枕之日。然窃计海内人才，能办此者，惟吾师一人能管驾船勇。”40
此时北伐的太平军已进入山西，京畿告警。接到奏疏，咸丰立刻谕令四川、湖南、湖北三省速制战船：“贼匪自攻陷金陵、扬、镇三城以来，掳掠民船数已逾万。我军攻剿未能得手，皆由战船无多，致令长江天堑无所控扼。……著裕瑞（时为四川总督）、张亮基（署湖广总督）、崇纶（湖北巡抚）、骆秉章（湖南巡抚）等，于四川、湖广等处仿照广东拖罟船式，即雇觅工匠，共制战船百余只，每船约载兵五十名。均著剋期三月，一律齐备，以资调遣。”41由这道上谕我们知道，筹建水师的责任是三省督抚的，本来没曾国藩什么事。但他一感于老友的期望，二是他勇于任事负责的个性，三是他也确实意识到了水师的重要。练再多的乡勇，若无水师，也只能让独擅舟船之利的太平军拖垮，累垮。“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今若带勇但赴鄂省，则鄂省已无贼矣；若驰赴下游，则贼以水去，我以陆追，曾不能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42
揽上这个差事，是在十月二十四日，之前他研究制作木排，目的在于防堵太平军由水路入湘。十月初五，因湖北形势危急，上谕命他“赶紧督带兵勇船炮，驶赴下游会剿，以为武昌策应”。43在回复的奏折中，其论战守形势曰：“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我兵无敢过而问者。前在江西，近在湖北，凡傍水城池，莫不残毁，皆由舟师未备，无可如何。今若为专保省会之计，不过数千兵勇即可坚守无虞；若为保卫全楚之计，必须多备炮船，乃能堵剿兼施。”而田家镇一役，“一切战船炮位，尽为贼有，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能习水师”。“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臣现驻衡州，即在衡城试行赶办。……如果舟师办有头绪，即行奏明，臣亲自统带驶赴下游。”44这个话一说，督办水师的责任就转到他身上来了。
这道奏折到咸丰手中，已经是十一月初七日，皇帝对他的见解很满意，称赞他“所虑俱是，汝能斟酌缓急，甚属可嘉”。45但情势的紧急却由不得他从容行事。九月二十七日，北伐的太平军前锋已抵达天津静海、独流、杨柳青一带；十月二十八日，湖北方面，太平军卷土重来，石贞祥部再占黄州；二十九日，安徽方面，胡以晄、曾天养部攻占舒城，国藩故友，督办安徽团练大臣、在籍工部侍郎吕贤基战死，太平军进逼临时省城庐州（原省城安庆已被攻占）。十一月十日，江忠源赶到庐州布防，可带去的兵勇仅二千七百人。清廷正以全力堵截北上的太平军，极为担忧安徽的太平军与河南的捻军合流，与天津的太平军相呼应。十一月十一日，咸丰皇帝接受礼部左侍郎宋晋建议，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再下谕旨，指名要曾国藩率领已经招募的楚勇六千，“乘船顺流东下，与江忠源会合，水陆夹击，以期收复安庆及桐（城）、舒（城）等城，并可牵制贼匪北蹿之路”。46
江忠源手中有多少兵，曾国藩此时募了多少湘勇，水师组建起来没有，宋晋不明就里；西征的太平军兵力有多少，47他也不清楚。既不知己，亦不知彼，而是一厢情愿地要二人收复安徽。可“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的状况，皇帝是知道的。曾国藩纵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在半个月内赶办出一支水师来，拿什么“将皖省沿江贼船大加剿洗”呢？只能说明皇帝在危笃的形势面前，已经乱了方寸，急火攻心，说胡话了。截至十一月底，曾国藩督造成的快蟹船，仅有十艘，而且油漆未干，捻灰未固，根本还下不了水；而由广东采购的船炮、招募的造船工匠，还在路上。至于所谓六千练勇，乃是先前为江忠源做的打算，48训练、军饷等还远远没有跟上；且船只短少，水勇亦无从招募训练。故安徽事态再急，湖南也只能先派江忠浚带楚勇一千赴援。曾国藩也只能硬着头皮复奏：“统计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事势所在，关系甚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必须明春乃可成行。且广东购备之炮，张敬修雇募之勇，皆系奉肃清江面之旨而来者，臣若不督代同行，则殊失皇上命臣统筹全局之意，亦非臣与吴文镕等四省合防之心。臣之斟酌迟速，规划大局，不得不一一缕陈。”
看了曾国藩的复奏，明知他在理，咸丰无可如何，仍不免就其奏章的用词，揶揄一番，以发泄满肚子的闷气。“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钦此。”
其实，“统筹全局”云云，乃皇帝的指示，并非国藩自大。譬如，十月初二致骆秉章的上谕中便有“两湖唇齿相依，汉（口）、黄（州）一带，尤为鄂省门户，该抚等自应不分畛域，一体统筹也”。51这个“等”里面，自然也包括曾国藩。又如十一月十二日的上谕中，则明确说：“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52
曾国藩见到皇帝的朱批，心里的委屈、不平可想而知，他那“湖南骡子”式的倔劲儿又上来了，五天后便给皇帝上了道折子，据理力争，分五点为自己抗辩。
一、赶办水师的谕旨，限期三个月，自己并未逾期。“自兴工之日起，统计不满八十日，昼夜催赶，尚不迟缓。”53已新造战船九十号，改造百余号，加上雇载的民船总计四百号，可于正月中旬完毕，所差者是在广东购办的船炮，船炮不到，不能起行。言外之意，即使逾时，责任在广东而不在湖南。
二、扫荡江面，克服安庆的谕令不现实，不可能。“查现在黄州以下，节节被贼占据，修城浚壕，已成负隅之势，……若舟师东下，必须克复黄州，攻破巴河，扫清数百里江面贼踪，乃克达于皖境，此则万难之事，微臣实无把握。”54江忠源兵单势危，自己则等候船、炮，沿途又必会遭太平军的节节顽抗，“何能遽行扫清，直抵安徽？”球抛回给了皇帝，暗喻他不明形势，一厢情愿。
三、通盘筹划数省军务者，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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