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谈老舍-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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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解的一种结构，这个结构在联合国的欧洲总部，它可能是给世界各国的元首一种警示，你们是到底追求什么结果，但是让我们这样的人在那儿呢，也仍然想起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他组建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就是，让人类纳入到了一种两难，哪个作品，能够让人纳入两难的，它就有可能通向伟大。它不是简单的一个结论，如果仅仅说，仅仅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的话，那就完全不是如此了，你说我们要和平，这个话是对的，但是作为一个作品来说，这就太简单了，不光是我们要和平，或者我们要复仇，这个话也对，要复仇，这个来说就太简单了。所以它是一种两难结构的出现，让人投入到一种深深的思考，这种深深的思考出现在一个作品当中，勉强讲起来就可以说是未知结构，未知结构也可以说成是两难结构，这是一样的，两难就是说我得不出一个结论的时候，两难结构。

这里边有一个逻辑要出现了，一个什么逻辑呢？就是按照我们中国习惯的观众，和习惯的思维，有一句话，你自己还两难，你写出来让读者怎么办？你怎么还没想明白就写出来，那么，大师们就回答，如果我想明白了我还写它干什么？文学作品和其他不一样，如果想的很明白的东西，我还写文学作品干吗？我专门要和读者去寻找，人类难以想明白的问题，这里边有一个逻辑上的差异，大家其实能够品评，哪一种是更符合艺术的本性，艺术的本性和哲学的本性，和我们一般的社会科学的本性有差异，有很大的差异在这一点上，好，这是我举的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呢，我想举一个，曾经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在座的，我们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大概还有一点印象，很多年前我们北京，曾经上演过的一个戏，叫《伽利略传》，那是德国的戏剧大师，布莱希特所创作的，叫《伽利略》传。当时是有戏剧大师黄佐临来导演的，这个大家可能还有印象，我想讲讲这个作品，来说明它的未知结构是什么，未知结构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作品如此精彩。

伽利略被很多人写过，但是在我看来布莱希特写得最成功。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科学。比如他在街上买到了一个，北欧一个国家所发明的，玩具式的望远镜，然后根据这个眼镜他改造，改造成了一个，非常好地天文望远镜，而且他在用天文望远镜看天体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哥白尼的理论是对的，于是他就提出了自己的天体理论。那么，提出天体理论以后，这个和教会的思维是完全不对的，于是他就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处罚。那么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个我们看起来，是很大的一个考验。就是你究竟是坚持真理，还是要保住生命，我们简单的思维是这样的，你究竟是坚持真理还是要保住生命，我们非常希望他坚持真理，被火烧死。但是伽利略的情形不是这样，他忏悔了，他在宗教裁判所的严刑逼供下。我的有一篇文章专门讲到，按照我们的分析，他一定是被严刑逼供了，他当时是70多岁，年纪非常老了，年纪很大了，而且又有关节炎。在这种情况下，他忏悔了，他的忏悔使得意大利的科学家们很难过，我们的大师也忏悔了，而且后来的历史证明，由于他的这次忏悔，意大利的科学后来一直一蹶不振，就在伽利略忏悔之前，意大利科学发展很好，他忏悔以后意大利的科学就一直一蹶不振了，而且人类的科学也由于他的忏悔而延迟了。那么，人们就会问，伽利略的这次忏悔对不对。

布莱希特后来写下也是非常好玩，伽利略尽管忏悔了，但是他又被流放了，流放在北方的一个森林里边，没有人去理他，怕事的人不去理他，原来的朋友也不去理他。因为你在朋友们看来，是一个变节分子，你怎么忏悔了，他非常非常地寂寞。但是，就在寂寞当中，他又写出了一本更伟大的，天文学的著作，面对这个更伟大的天文学的著作，传到他的学生手里，学生就困惑了。他当初是该不该忏悔了，如果不忏悔的话，他肯定死了，死了的话就没有后面的这个作品了，如果忏悔的话，他尽管有了作品，但是对于科学家的，人格和气节来说，总是打了一个问号。所以，他的学生，在这个戏的最后，他的学生们在研究一个数学上的问题，在数学上最近的距离是直线。但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最近的距离到底是直线呢？还是曲线？我的老师，肯定是走了一条曲线，如果是直线的话，他断了这条线。人生和数学有点不一样，有的直线可以让这条线条中断，不得不走曲线，但是曲线能通到目标，直线不能通到目标。在人生道路上到底曲线更好，还是直线更好呢？布莱希特没有结论，他站在伽利略可以接受的一面，他同情伽利略的忏悔的这一方面，来讲话了。但是同时他又认为，伽利略有没有可能是科学上的巨人，人格上的小人，有没有可能，他也提出了这个问号。

我当然在一篇文章里，我是为伽利略当时辩护了，就是当所有的朋友，都出卖他的时候，他宁肯一头转向敌人，而不理那些朋友了。所有的朋友天天讲他好好好，突然有一点小麻烦，所有的朋友都出卖他的时候，他宁肯面对敌人，等于把自己的脸涂污了以后，求个安静，在安静的过程当中，他开始做学问，学问不是他的最终目的，是他的生命最后的一种惯性，我的方式去理解他，但是布莱希特是更伟大的，一种结构上思考了，到底是什么，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广大观众，布莱希特不是故弄玄虚，他自己也不知道，就这么一个自然科学家，站在世界上，在固守人格和延续生命的，过程当中，他应该做什么选择？他不是政治家，他不是一个在社会改革方面，是一个勇士，他不是，他只是一个科学家，他该怎么走？伟大的人格到底是什么？伟大到底是什么？布莱希特不知道，他以这么一个作品，交给人类，让人类共同去体验，尽管他不知道，伟大的人格是什么，但是这个作品的构架是伟大的。我刚才讲的海明威，让大家体验失败和胜利，到底两难，它这儿是人生的直线和曲线，也是两难，问题就在于他把这两个山峰，都竖在读者的眼前。就像海明威把失败和胜利，两个山峰同时竖立在你眼前，山峰和山峰之间感应的磁场，和山峰和山峰之间，这个峡谷的当中的流云、雾霭，让大家一起去感受，这个作品的构架就比较地雄伟。

《红楼梦》的伟大就是，里边包含着很多两难结构，也就是未知结构。这是我们以前的作品很少包含的，伟大的作品，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它都有这个结构在。这个在我看来，王国维先生的《红楼梦》评论里边，最早指出了这一点，就是他的两难是无法填补的。林黛玉和贾宝玉，我们都很熟悉的人物，大家多么希望他们结合，但是杰出的曹雪芹，给我们这么一个麻烦，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无法想像，一个做了丈夫的贾宝玉将是什么样，和一个做了妻子的林黛玉将会怎么样，我们难以想像。他们每个人都具有很多很多美好品质，恰恰是贾宝玉不具备做丈夫的任何品质，林黛玉不具备做妻子的任何品质，是一个无法结合的人格构架。但是，又让观众觉得希望他们好，但是心底又有另外一个结构在。他们万万不可结婚，一结婚就完了，他们真的结婚以后，你看他们日常生活该怎么？一个如此地小心眼，如此地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另外一个如此地花花草草，如此地心猿意马。是他们在一种早期的，追求自由的结构当中，他们可以按照我们的话来说，他们是精神占有。但是在这个结构是一个情感结构，不是精神结构，是一个情感结构。而且情感完全是恋情的结构，他们能在一起吗？能过日子吗？一下子使这个作品就伟大了，因为什么，就是它又挖掘出了，人类的一种本真的矛盾。大意义上的精神占有，是难以来消受日常生活当中的琐碎　麻烦的，该怎么办，不知道，这个不知道不是现在不知道，也不是它这个清朝的时候不知道，永远的不知道，就是这是人类的永久的悖。大家知道悖论，当《红楼梦》里具有这个结构的时候，就是说它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了，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悲剧的不可避免，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面对的两难，永远做不出一个最佳方案。于是这个悲剧是无法避免的了，做小它的结构就是这个，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排演的各种各样的《红楼梦》，我们往往是把这个结构做小了。三角恋爱，他们两个快要好了，冒出来个薛宝钗，薛宝钗背后呢，又有贾母，那么三角恋爱造成了，贾母太坏了，还有一个坏人就是王熙凤太坏了。所以呢，恨不得就是什么时候，贾母早一点死亡或者什么，那问题就好了。我们的好多戏剧，改编《红楼梦》往往就是这样，就把事情搞小了，那不能怪戏曲作家，因为它是一个世俗结构，没办法，它无法得到曹雪芹的宏伟之气。在这个意义上，写续篇的高鄂他们也了不得，了不得在那里，意境上远远比不上曹雪芹，这是对的，但是他保持了悲剧结构，保持了两难选择，这是他的伟大之处。

《红楼梦》的悲剧是任何人死掉，死掉贾母，死掉王熙凤，都无法避免的悲剧，这才是大悲剧，大两难。大家知道吗，大两难，大未知这就成为一个大作品，如果有个方案可以解决的话，这个悲剧就小了，没有方案，大悲剧是没有解决方案的，让人们一代一代的去希望它解决，一代一代的长叹一声无法解决，这就叫大悲，叫千古大悲剧。

所以这个结尾我觉得高鄂，不管怎么样写得很漂亮，就是他的父亲贾政，要把贾母的棺材要送走，送走的时候，贾母的棺材要送到家乡去，那本身是里边的一种权力机构的了结。他送到现在的常州这一带，大雪天，自己一个人在船上，让跟随他的随从，上岸去告诉常州的朋友们，说我路过这儿，由于雪太大你们也不要访问我了，我也不上岸了，去投帖，一个一个去投帖。所以船上只有他一个人，漫天大雪，这个时候隐隐约约看到岸上，有一个穿红的袈裟的，年轻的和尚在向自己叩头，他抬头一看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一个年轻的僧人，在向我作揖呢，一看好像是宝玉，但是宝玉已经找不到好多时候了，他怎么会在这儿？他踉踉跄跄走出去，因为雪太大，跳板没法走，出现两个神秘人物，把这个似肖非肖地宝玉就架走了，他问了一声是宝玉吗？没有回答，大家设想一下，大雪弥漫，白色，天地间没有其他人了，只有那个猩红的袈裟跪拜，飘飘荡荡走了，宝玉没有回答。但是一僧一道，有一些神秘的歌声把他带走，这个结尾非常非常好，非常了不得，他就在一个完全无法解决的人间矛盾当中，做了一个非人间的解决。所以黑格尔在美学里边曾经讲过，他认为世界上最好的悲剧，是古希腊悲剧当中，有一个《安提戈涅》。这个《安提戈涅》的作品就是里边没有责任者，是人世间的天然悲剧，这个《安提戈涅》我想我不具体的去讲它的剧情了，《红楼梦》有一点《安提戈涅》的意思，就是这个悲剧的造成，没有一个人可以承担全部责任，他们只是局部的责任。但这个局部的责任实在不足以来，撑起这个悲剧的全部重量，那这个悲剧就不可避免了，不可避免的悲剧，才是伟大的悲剧，才是值得我们直接面对的一个悲剧。《红楼梦》就开始在这个意义上，它真正走向伟大，所以我们可以在一般的艺术技巧上，来分析《红楼梦》的语言技巧，性格刻画，这个其他作品其实都还有。但是这么一种宏伟的内在结构，是其他作品不太有的了。

《红楼梦》的内在结构，就是它是无法消除的矛盾，牵扯到人类的情感和婚姻的某一种不可调和性。可调和的，它有它不可调和的一边，这一边和另一边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人类的好多悖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大体上，大概我想已经说明了，我所说的两难结构，或者说未知结构是什么。

从三个例子我讲清楚两难结构，大体是什么之后，我讲讲它的艺术魅力在何处。它至少有这么几方面的艺术魅力，一方面，就是多数作品它只能表现，人和生活的被切割的单面，单方面。伟大的作品，它要表现出人和生活的复杂的多面，伟大的作品要表现人的复杂的多面，和生活的复杂的多面。我讲的未知结构或者两难结构，它就表现了人和人生的复杂的多面，复杂的多面，才使人感到生活本身的丰富，和我们容易卷入的这么一个可能性，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一般是容易把生活简单化。我最近因为一个非常特殊地机会，看了很多中学生的作文，很多中学语文老师希望我看一看中学生的作文，有没有可能，对他们做一点讲评。我看了以后，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绝大多数的作品，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快速地推导出一个人生的结论，这是可能我们思路当中的问题。我们觉得很好笑，一看他只有15岁，人生啊，最后一个结论就有了，我们在座年纪比较大的人，觉得很可笑，哎呀，人生结论没那么简单，孩子就得出来了，写作文好像一定是需要有这个结构。我现在还想不出一个办法，怎么来告诉我们的中学生，或者告诉我们的大学生，你们一般写写可以，但是最好对生活本身，抱有些敬畏的态度，结论不是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的结论。马上可以提出反结论来，就是你的结论背后一定有反结论，马上把你的结论冲掉了，这是一，这是生活，是希望我们的中学语文老师，来指导我们学生的时候，要明白这一点，就是有结论的那个文章不是好文章。就是文章非常清楚，但到最后是没有结论的，但是它能够把我们卷入，这就是好作品。这个就是生活的多面性，和人生的多面性，和人的性格的多面性，只有经过我们一定时间的投入后我们才能进入，这个一定时间和人生的阅历有关，在伟大的作品当中，你突然发现人生的整体构架当中，有一些问题，确实是无法简单找到结论的，你在未知当中，触摸到了伟大，这了不得，这是第一，它的魅力所在。

第二个魅力所在，只有这样的作品，带有思考的品行，黑格尔讲过在审美过程当中，思考也是快感。对读者来说，你能引到读者思考其实是种快感，思考不是一种负累，思考不是负担，一个作品能够让观众，能够让读者进行思考的话，黑格尔说是一种快感，是一种快感范畴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就是你提出问题，你展开问题，你又解决了问题，这个读者没什么思考，读者只有期待，而不是思考，大家知道吗，只有期待，而不是思考，期待着你赶快把结论拿出来，他真拿出来了，这就是期待。期待也是文学审美的一个方面，但是这个方面是层次比较低的方面，不是层次很高的方面，我们在研究阅读心理学和观众心理学的时候，我们在讲人类的审美层次的时候，引起观众的期待它是叫做浅层的审美机制的调动。深层的审美机制有好多，其中一个就是思考，思考不是在看的过程当中思考，看完以后还在思考，这两个形象，一直在我心中，到底怎么回事，它很真诚地暴露出来了。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还会延续下去，这就是投入思考。

艺术魅力不是说形容词有多少，艺术魅力不是说里边出现了，多么美妙的画面，这个魅力实际上，最后要落入接受者的心里，接受者也投入思考，接受者也纳入两难，你魅力就无穷了。作者真诚地把自己的艰难的思考，递交给读者和观众，观众在欣赏的过程当中，接受了这种艰难，他们一起投入了思考，于是就获得了黑格尔所说的思考快感。黑格尔所说思考的快感，不是指哲学家的思考快感，他指的是审美过程当中，也有思考的快感。

余先生是治戏剧史的大学者，戏剧是讲究结构的。那么余先生今天的演讲也是非常讲究结构，虽然他讲的是艺术的两个未知结构带给作品的伟大的艺术魅力。也就是说任何一部的伟大作品，之所以伟大，大作家之所以伟大，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的作品写出了人类所共同的，终极的悲剧宿命。余先生的话，就是把它概括为作品当中，背后所应该具有的两难结构，和未知结构。今天的演讲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　再见。

6月10日　《悦耳的老舍》　范亦豪　

央视国际　2004年06月11日　10：17

　　
　
　　
主讲人简介：　

范亦豪：1936年生于北京；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年至今，先后任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系主任及天津外贸学院、南开大学教授；中国老舍研究会学术顾问；曾在《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鲁迅研究》等有影响的学刊上发表过老舍研究、鲁迅研究、诗歌和戏曲研究等论文多篇。　

两次获省级科研论文奖。从事老舍研究二十余年、任中国老舍研究常务理事和副会长多年。曾应邀赴日本、意大利和香港、澳门等地讲学。　

内容简介：　

读老舍，读出声来是必要的，最好用北京话读，而且是跟老舍差不多的北京话，那你就进入了一个音乐的世界。那是美，是享受、是艺术的。老舍说：“好文章不仅让人愿意念，还要让人念了觉得口腔是舒服的”。走进那音乐世界，从语音角度发现老舍的魅力。日本著名教授中山时子，她是研究中国语言、中国文化的前辈。她聘中国人当讲师有三个条件：有学问、不会日语和漂亮的北京话。有了这样的条件就保证了他们的“听”老舍。她五十年如一日，每周日必亲自主持他的学员一起感受老舍作品中独特的美，像一位京剧行家在品味青衣名角的咏叹调。　

老舍生在北京、生为旗人，算是得了双重的“天赐”。对老舍的语言来说，老舍的悦耳，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作为原材料的北京话是一种在音乐性上特别讲究的方言。北京话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北京话经过作为官话和国语几百年的打磨和提炼；北京话在元代就被定为“四海同音”的“中原之音”；明代已被称为官话；清代的雍正明令全国官吏和参加科考的读书人都必学官话；民国时期北京话再次被定为国语的标准音，这个过程其实是互动的，一方面首先是全国广大知识者学北京话、说北京话；而反过来，四面八方的一代又一代的知识者又不断把他们继承和掌握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反哺给北京话，潜移默化地丰富、梳理、调整、规范北京话，改造和提升它，使它更悦耳动听、更完善。从这个意义上看，北京话的音乐美也是北京人和全中华民族历史性的共同创造。　

我们读老舍的作品，从中你会领略到那独具京腔京韵的北京话。老舍写文章会反复推敲、反复朗读，他就是要他的文章不但能看，而且读起来悦耳。老舍写作决不会套着他设定的模式写作，像作律诗或填词那样。老舍是凭着他的修养和感觉，从描述故事、情境与感情的需要出发，在心里孕育成熟，自然而然出口成章的。写出后他再逐字逐句地推敲调整。他说过：“一段文字的律动音节是能代事实道出感情的”。老舍把律动比为“有声电影的配乐”。　

（全文）　

老舍先生的小说不光好读、好看，而且好听。我们在读老舍作品的时候，可能往往在不经意间忽略掉了老舍先生那独具京白韵味的俗与白的语言的律动，老舍作品读着可以悦耳吗？范先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才子，有唱美声的甜美的嗓音，我们洗洗耳、恭听范先生为我们讲《悦耳的老舍》，大家欢迎。　

老舍呀，是一个富矿，这矿啊，你从那儿挖呀，都能挖出好东西来。我读老舍也有很多年了，没有什么研究，但是喜欢读。读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最好读出声来，而且用北京话读，就是读着读着你会觉得进入一个音乐的世界，是一种美，是享受。你就觉得，就是从语音的角度就觉得特别舒服，舒服得入了神以后，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分析为什么那么美呀，就像你唱一首你喜欢的歌，越唱越好听，越省劲，你一分析呢，反而会肢解了你的感觉。　

老舍的语言悦耳在什么地方呢？这问题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北京话，一个就是老舍的艺术化了的北京话。老舍从小是不幸的，但是他有两个“天赐”，老舍不是写过《牛天赐传》吗？上天给他的好处，一个就是他是北京人，一个就是旗人。就是老舍作品的悦耳，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北京话是一个在音乐上特别讲究的方言。当然我们不排斥别的方言的美，各种方言都有它的美的地方，乡音对于每一个本土的人、本乡本土的人都有亲切的魅力。但是北京话有与众不同的地方，惟独北京话，它是经过了作为官话和国语、普通话几百年的格外地打磨和提炼，北京话有特别美的地方，这几百年的打磨和提炼呢，有没有这过程是不一样的。北京话在元朝的时候，就被定为四海同音的中原之音，1324年在元代的时候，编了一部《中原音韵》，《中原音韵》归纳当时共同语的语音系统，广义地说是北方话，具体地说呢，就是大都话，大都话就是北京话，以这个作为一个基础。到了明代北京话就被定为官话，清朝雍正皇帝那个时候，有官员来给他汇报工作，福建的、广东的，说了半天听不懂，他就火了，下了个命令，说凡是我的官僚都得会官话，也就是北京话，不然我的意思你传达不到下边去，还有你们之间也没法交流，所以凡是想当官得学会官话。那么到了民国，它再次被定为国语的标准音，好多国家定全国的共同语的标准音的地点方言都定在政治中心，可是北平不是政治中心，为什么还让它的话是标准音，我觉得除了各方面原因之外，一个就是它已经过多年推广，一个就是它好听。应该说外地人，全国的知识者，学了普通话。同样反过来，一方面继承，一方面又把他的文化精华反哺给了北京话，潜移默化地去梳理、去调整、去规范北京话让它更加悦耳，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话的音乐美是北京人和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性的共同的创造。这是一个就是说老舍呀，他出生在这样一个多灾多难家庭，营养不良，但是他喝着北京的奶水长大，在这方面的营养特别丰富，这算一个天赐吧。　

再有一个老舍是地道的旗人，旗人，它入关以前文化上没有什么优势，入关以后在这一点上它很开放，它把自己本民族的方言基本上放弃了，而同时他们就学北京话，同时因为他们的“铁杆儿庄稼”，所以他别的活儿不干，不干，这样就把这个民族挤向了艺术，成了一个在艺术上头特别偏好的一个民族。那么经过一代代满人对语音的锤炼，这样北京话就越来越漂亮了，越来越有表现力。当然也不能说改造北京话完全归功于满族，但是，就是这种全民的艺术化倾向的民族，满族，对语言的美有贡献。甚至有的满族朋友说，就是玩这个，好像有点儿玩北京京腔，他们就觉得特别舒服，特别美。　

那么北京话有什么美的地方呢？语音有什么美的地方？一个，语音清脆；一个，四声匀调，特别匀；一个，有轻声，或者叫轻重有度；一个叫节奏明快。我想就两个问题谈一谈，一个就是声调，一个是轻重音。大家都知道中国古诗里头平仄非常重要，这个四声平仄对北京话有没有这么重要，也这么重要。中国的方言有的地方有五种调子，有的六种，广东大概九种。这个方言的声调都各有千秋，可是呢，这个北京话有它特别的优势，我曾经选过《正红旗下》、《我这一辈子》、《想北平》《北京的春节》，还有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当中一些段落，用北京话读，看看四声，统计一下四声都各有多少，找山西人读，找河南人读，找山东人读，找天津人读，统计一下，我不说别的了，说别的有点贬低人家，但是北京我统计了一下，一声占17％，二声占20％，三声20％，四声26％，轻声占17％。当然这样统计也不全面，但是可以看出非常匀，基本上都差不多，天津话就不一样了，天津话老往下出溜，所以有人说北京话越说越高，北京人说天津话，越说越低，都往下走。这个北京话里头声调和降调出现的概率差不多，显得很和谐，很有律动感。比如我们唱歌的时候，老在高音区唱，你唱着是不是很累？听着也累，有高有低听着舒服，北京话没有这毛病，高了一会儿它就低下来。这个跟北京几百年的文化古都有没有关系，我看有关系。中国的古诗文很讲究声调之美，读书人写东西自然受这个影响，年深日久，这个影响就会渗透到语音系统当中去，整个社会的语音系统受这个影响。你看在北京，那是过去了，寻常百姓家门上贴门联，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事长，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它第一句的最后是仄，第二句结尾一定是平。现在好多人不懂，贴对子老贴反。平常的成语也都是平仄搭配的，这个慢慢地年深日久成北京人一种审美习惯，审美需要。所以，那北京话就有一种，有的它不合这个怎么办，它就有一种变调，比如说两个上声在一块儿，必须就有一个要变。　

对于老舍来讲，让平仄排列得抑扬有秩，既是刻意为之，又是出于自然。老舍说“白话本身不都是金子，得让我们把它炼成金子”。他写出的是地道的北京话，又是经加工的北京话。老舍说呀，即使是散文，平仄的排列也得考虑，也得考究。他说“张三李四好听，张三王八不好听”，说前头两个是两平两仄，有起有落，后头都是平，就没有抑扬，所以他写东西的时候，他很注意，他就说，我上下句的句尾要是能平仄相映，上字的末字，就会把下句的首字给叫出来，把下句给叫出来，让人听着舒服，甚至于可以运用四六句，用点儿排偶，让比较长的对话挺脱有力。比如讲这个福海，你看这一段，他说：“他长得短小精悍，既壮实又秀气，既漂亮又老成。”秀气轻声了，老成上去了，短小精悍，秀气老成，“及至一开口，他的眼光四射，满面春风，话的确俏皮，而不伤人，颇有道理，而不老气横秋。”就是让人读着觉得上下觉得特别地好听。　

北京话还有一个好听，就是在所有方言里很特殊一点，它有轻声，你读老舍必须得该轻的地方轻下来，不然就不算北京话，就没有老舍味儿，就不美。比如《骆驼祥子》开头一句话，你们注意这里有多少轻声：“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