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龙与上帝-第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面率先实现突破？诸多原因中，传统学术范式的限制不失为其内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同的母子
中西文化是不同母亲的产儿。中国文化之母是先秦学术，而西方文化之母是古
希腊学术。古希腊学术的代表人物作为哲学家也几乎都是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他们
首先和着重追寻的问题是自然的本源，因而其学术是以自然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与
之相适应，思维上也就容易建立起严密的演绎逻辑系统。而先秦学术的代表人物，
除个别的对自然科学有所涉猎外，大多可谓“科盲”。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形成具
有决定意义的儒家，与自然科学更是几乎绝缘，他们所胶着的主要是社会政治、伦
理，因而其学术是以人伦主义为基本特点的。与之相联系，思维方式未能建立起严
密的演绎逻辑系统，而钻入“玄览”、“内省”的牛角尖。
与西方学术相比，中国传统学术具有重社会，轻自然；亲具体应用，疏抽象思
维的偏颇。这影响到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有的中国学者反省及此，深有感悟地说：
（我）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
语绝于无验。＇注＇
诚然如此。我国古代的科技成果，大多属于对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是对自然
现象的直接描述，生产、生活需要的实用性很强，但很少能作出理论的概括和分析。
例如古代天文学，是为了农业用历甚至“观天象而卜人事”的需要，即使记录
了许多宝贵资料，却并不善于从中探究其规律。例如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以我国
最早而又系统，从春秋到清末出现的31次，次次都有详细记录，但就是未能发现周
期的规律，而使此功终为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所居，这颗彗星也就永远冠以一个西方
人的名号了。
地理学也有类似的流弊。中国在地理绘图方面最早取得成就，如马王堆三号汉
墓出土的地形图；绘制的时间比原认世界上最早的地图（产生于西方）要早300多年，
且绘制的精确度颇高。至于宋代绘制的《禹迹图》，更以其对中国水系和海岸线的
准确描绘，被公认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然而，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
大帝国，地图的绘制是为了皇帝家天下内的土地分配、赋税征收、城池防御、水利
交通等方面的需要。这就把中国的地理制图引入一个小范围、大比例尺的轨道，老
是在自己的鼻尖底下转圈，所以绕来绕去也总绕不出国门，更谈不上绕出个地圆来，
在建立和发展地理学知识系统方面更是步履蹒跚。
数学的情况也类似。中国古代数学代表作的《九章算术》，从篇目上就可以看
出它实用性的主要目的，如“方田”讲田亩计算，“粟米”讲谷粮比例交换，“衰
分”讲比例分配，“商功”讲工程计算，“均输”讲运粮和派徭问题等。全书涉及
246个关系到当时生产、生活的实际应用问题。筹算和珠算相继在古代数学中占统治
地位，也是因为这两种算法的特长都是数值计算，能直接用于实际需要。这样，中
国古代数学只是作为实用领域的附庸，未能像西方那样发展成纯理论性的独立学科。
物理学的不兴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病于此。基础理论发展不起来，器物制造也不
求高奇。对所谓“奇技淫巧”恶于谈，更不屑于做，视之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末流
之物，甚至妨碍圣贤之道的邪恶之物。
催化出细流
对于这种学术范式和思想传统来说，号称“万能博士”，从事“学术传教”的
耶稣会士们，带来和译、撰许多学术著作，带来和制作许多“奇巧”器物，传授许
多西学知识，并自然而然、潜移默化地施加着其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一切，不能不
产生冲击作用，使中国固有传统再也不是一道凝固的冰河了，它开始被催化出道道
细流。
翻检《四库全书总目》，不时有耶稣会士和中国学者所译。撰的“西学”著作。
《四库全书》是由清政府组织纂修的，对中国的古书进行了大量的删削改毁，而一
些西学书籍竟能研身其中，足见其影响力不可小觑。梁启超就把此期西学的输入称
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大公案”。他持论：
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
算学便是第二次。在这种新环境下，学术空气当然变换。＇注＇
的确，在耶稣会士和他们所带来的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知识阶层中产生了
前所未有的分化，与杨光先辈顽固派形成鲜明对比，出现了一些热心西学的典型人
物，从官绅士子到九五之尊都有其例。
金针度人绣鸳鸯
徐光启可作为士大夫当中的代表。他在儒家传统思想的深深熏陶下入仕，官至
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竟勇于冲破旧的思想樊篱，不但自己无顾忌地向洋人学
洋学，而且还力倡变革传统学术风习。他在说明为什么要译《几何原本》时，说过
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
政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若此书
者，又非止金针度与……其要欲使人真能自绣鸳鸯而已。＇注＇
由此便更能深切体察出他与传教士交友合作的深意所在。他翻译和撰述科技著
作，也不是仅止于知识介绍，而是要启迪国人，将西方科技的“金针”变为己用，
达到能“自绣鸳鸯”的境界。他还明确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深刻思想，
即不仅立足于学，而且着眼于“超”，为能超则求融会贯通中西。
另有一名王征的士大夫也是典型代表。其人是关中泾阳人，明朝天启初年中进
士，与传教士交往甚密。他除了与教士邓玉函合译《远西奇器图说》之外，自己还
撰写了《诸器图说》一书，不但介绍器物的结构和制造方法，而且重视阐释原理。
据王征自己介绍，激发起他钻研制器强烈欲望的，是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中
记述的异域奇器，诸如“能盘水直上山城，绝不赖人力，其器自能昼夜运转”的抽
水、扬水机械；“倾一国之力，用牛马骆驼千万莫能运”的巨舶，而由一人“举手
引之”，便能“如山岳转动，须臾下海”的船坞设施等。知道西洋有此等事物，王
征“爽然自失，而私窃向往”，慨然曰：“嗟乎，此等奇器，何缘得当吾世而一睹
之哉！”他还进而阐发了这样的看法：
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虽
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注＇
其中，传统学术思想的偏见虽然还隐然可见，但与认为“‘几何’者，盖笑天
地之无几何耳”的人们，与嫉“奇技淫巧”若洪水猛兽的杨光先辈相比，仍是智愚
立见。
这类热心西学的士子，在明末清初已不是绝少的特例，而形成一个群体。
英君的表率
皇帝中要数康熙大帝最为典型。他对“近世之人，事儒学者空谈理数，拘守旧
闻”不以为然，积极倡导拓广见闻，学习西洋先进科技。从历法之争的事局中，他
深切地体会到，自己作为主宰一切的皇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愤而
自学焉”＇注＇，决心使自己成为科学上的行家。
他在日理万机之暇，下功夫学习西方的数学、天文、历法、地理、物理、生物、
工程技术、美术、音乐、医药等诸多学科的知识，聘请了来自意大利、葡萄牙、法
国、比利时、德国等诸多国家的耶稣会士作老师。
康熙帝学习之刻苦，令人钦佩。他自己说，为了熟记《几何原本》一书，至少
读了20遍。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还收藏着这位皇帝当年为学习自然科学科目而
特制的炕桌。它的桌面由三块可自由挪动或取下的银板组成。中间一块最大，光洁
平滑，用以书写和绘图。两边桌面分别刻有斜线、直线、横线等各种线条和大小不
一的格子，标着许许多多的数据，还有精密度为千分之一的分厘尺。桌膛内有七个
长方形无盖的捕木屉盒，用以放置各种小件仪器和计算工具。由这张炕桌，仿佛就
能看到它当年的主人盘膝而坐、伏案苦学的生动形象。
康熙帝很善于学以致用。譬如，顺治帝时曾仿造若干自鸣钟，因关键部件不得
其法，故走不准，成了徒有其形的玩物。康熙帝利用所学的有关知识进行修理，使
之尽皆完好。
学习和运用科学知识，成了康熙帝随时随地的事情。在亲征噶尔丹的行军途中，
他还坚持进行地理学的调查研究。每到一处，都记录下地貌、地质、水利、农业、
生物等方面的材料。在浩瀚的沙漠中行军，面对滚滚黄沙，他能独具慧眼地发现一
些有价值的问题。例如根据沙漠中有螺蚌甲壳的存在，结合实地调查，记录下该地
曾为泽国，“水退而为亲沙”的科学假说。他运用地学知识，根据地形地貌的特点，
即可辨别出蓄水的不同情况，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沙漠行军人马饮水这一大难题。
康熙帝还亲自主编了大部头的《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多种自然科学书
籍。其中《数理精蕴》大部分内容是介绍由耶稣会士传入的西方数学知识，《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称“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
为了研究和学习西洋的器物制造，康熙帝仿照法国的国家科学院在宫中特设
“艺学院”，集中了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工艺家在此工作。在罗致重用人才方面、礼
遇数学家梅文鼎、梅谷成祖孙两代之事，已成为历史佳话。
乾隆皇帝也值得一提。他是禁教时期的一位君主，但被耶稣会士们认为是很能
从他们那里“骗取”西洋科学知识的人。这位皇帝在坚决维护中国圣贤之道正统地
位的同时，也承认西洋近代科技的优胜，曾在廷臣面前公开说，在这方面“和西洋
人一比，中国人不过是个小孩”＇注＇。在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上，乾隆帝表现得相当
积极，而且悟性颇高。
有一次，乾隆帝同蒋有仁讨论地动说。蒋友仁向他解释，虽然从表面感觉上不
是“地动”而是“天动”，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他听后恍然大悟地说，朕在坐船或
轿时，也有这种感觉，从门或窗猛然往外一看，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在动，而我自
‘己所坐的船或轿反倒一点也不动似的。看来，乾隆皇帝当属中国最早接受地动说
的人物之列。
还有一次，乾隆帝同蒋友仁讨论西方地理学方面的问题。他问对方，世界上有
些地域西方人并未到过，怎么能画出那里的地图。蒋友仁解释说，那是根据已知的
相邻地方推测出的，并举出一些具体事例来说明。乾隆帝表示很受启发。这中间，
已不只是一般的知识性了解，还包含着对西方学术思维特点的体察了。
只是淡虹
明清之际传教士架起的这座虹桥，应该为关心历史的人们所注意。
英国的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就特别注意到了它，并给予了这样的赞誉：
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纪时耶稣教会传教士那
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
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发展起来的科学，……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
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
仍相互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
垂不朽的。＇注＇
这一评价是中肯的，并不失实或过分，但它只是一抹“淡”虹。耶稣会士带来
的“西学”。并不能代表当时西方文化的最高水平，传输上也不完全。毕竟是高涨
的宗教热情催动耶稣会士来华的步履，传播学术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更何况，
宗教与科学不免有抵触，这就决定了耶稣会士在学术传输上不可避免的局限和保守。
葱头和鸡、蛋
开启向中国学术传教先河的利玛窦，在西方近代科学方兴未艾的当时，传给中
国的天文学知识中，关于宇宙的构图仍是中世纪的九重天说：天分九重，相包如葱
头，日月星辰都在相应的位置上固定不移，而只随着本天之动而动。对当时较为先
进的日心地动说故意隐瞒不提。他绘给中国的世界地图，为了迎合皇帝的虚骄心理，
不惜故意违背科学，让子午线由中国通过，以迁就中国居世界之中的错误观念。他
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因目的不同意见也不尽一致。利玛窦始则要跳过数学
部分先译天文历法内容，后又阻挠把全书译完，以致全书十五卷当时惟译得前六卷。
最先把地动说介绍给中国的蒋友仁，在传授科学知识方面算得上“激进派”，
但他也决不放弃圣经里的创世说，而且不失一切可能利用的时机和场合“推销”。
有一次，蒋友仁告诉乾隆帝，他来华前曾在大学里教过哲学。乾隆帝便向他提出了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有趣问题，要听听这位西洋哲学家的高见。蒋有仁的回答
是：关于这个问题，只能根据圣经里的创世说来解释。当初天主在第五天创造鸟类
和鱼类，然后就命令它们自由去繁衍。鸡当然也算是鸟类。假如那天天主不创造母
鸡，以后世界上也就不会有鸡蛋了，所以还是先有母鸡而后有鸡蛋的。至于母鸡为
什么会生鸡蛋，那是天主在创造母鸡时同时赋予它的本能。这是无可怀疑的。
像这种状况，正如李约瑟也实事求是地指出的，耶稣会士们“具有一种较高级
的投机性质”，“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同他们带去的科学一般多”。
此天亦溟溟
除了教方的局限性因素外，当时中国这方天地里的溟溟状态，也有削弱和冲淡
虹之色光的作用。从总体上说，中国方面其时只是被动地接触着传教士“有限供应”
的西学。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稳固性，再加以在封建社会整体中受着政
治、经济“韧带”的加固，有限的西学便更不足以使它发生强烈的震荡，旧的思想
文化观念和学术风习仍占着统治地位，宋、汉之学并为官学禁锢着全国上下。
在士大夫中，沈囗、杨光先辈远比徐光启辈人多势众。即使徐光启辈也不可能
从根本上离经叛道。皇帝们更不可能超越时代和社会限定给他们的活动舞台，堪称
一代英主的康熙大帝毕竟也拖不住清帝国日趋封闭、保守、腐朽的沉沦。
从宏观的社会背景条件看，明末清初中国对传教士实行的一定开放，只是闭关
锁国条件下的局部例外。这无异于把一间大厅堂四面的门窗都堵起来，只容从外边
传进一根蜡烛来点燃。在以关门闭户为能事的君主的家天下里，外域的色光自不能
顺畅地向内流泻。
圣贤西访
“来而不往非礼也”。礼义之邦的中国，此番也没有违拗此一古训。在自家大
院里关闭了上千年的中国古圣先贤，这时作为最高级的“使者”破天荒地出访西土。
古典经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欲知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就不能不对其有
所了解。耶稣会士们自己俯仰之余，也就水到渠成地把中国典籍翻译介绍到了他们
的故乡。
利玛窦首先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加以注释，寄回本国，其后又有别的会士效法。
白晋、傅圣泽（J。Franciscus Foucquet）、马若瑟（P。Jee Maria de Premare）等
法国会士，共同研究翻译了《易》、《春秋》、《老子》等书。历狱期间曾一度被
关押广东的比利时籍耶稣会士柏应理（P．Philippus Couplet），回欧后出版了西
文本的《中国哲人孔子》一书，是为《大学》、《中庸》、《论语》的合译本，书
内附有《孔子传略》。比利时籍的另一会士卫方济（P。Franciscus Noel），则以法
文译出四书和《三字经》、《孝经》，合称《中国六大经典》，于1711年在比利时
出版。
除了经籍的译、传之外，来华的耶稣会士们还翻译或以西文撰写了许多有关中
国历史的书籍。其中以法国的几个人最有成绩：冯秉正（P。Jos．－Fr．Moyriac d
e Mailla）的《中国通史》共13卷，是根据《资治通鉴》加工而成，比较系统地介
绍了中国的历史，同时也表明了他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看法，于18世纪下半叶在欧出
版。金民阁著有《中国历史编年》四大册。宋君荣（P。Antonius Goubil）撰有《蒙
古史》、《大唐史纲》等。白晋写了《康熙帝传》、《中国现状论》等书、18世纪
中叶巴黎还出版有《中华帝国全志》。这样，中国从古到今的大事、要人也借助
“虹桥”播声西方，名扬海外。
一石激起千重浪
此番“东学西渐”在欧洲竟激起了非同寻常的反响，甚至引起一股“华化”的
思潮。一些启蒙思想家对中国历史文化颇表推崇。这在法国表现得尤其突出。譬如，
揆内（Francois Quesnav）说《论语》都是讨论善政、道德及美事的内容，“此集
所载德行原理之言，胜过希腊七圣之语”＇注＇。狄德罗（Denis Diderot）在其名著
《百科全书》中置论，中国人在历史的悠久、文化的成就以及对科学的兴趣方面，
也可和欧洲最开明的人们争先。伏尔泰对儒学和孔子更是大加赞赏。他自称曾经认
真地读了孔子的书，发现其中所用的是纯粹的道德，而不宣传神怪；认为中国人用
自身道德伦理来协调人间事物，这比欧洲由“上帝”来支配要进步得多。他甚至得
出如下结论：
作为一个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
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注＇
中国文化传请新思潮方兴未艾的异域，何以引起这般反应？中国文化历史悠久，
经过长期的发展完善，确实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它首次显示于一个异质文
化的世界，具有新奇、神秘的魅力是不难理解的。
尤其重要的是，这时候西方启蒙思想家们正进行新思想体系的伟大创造，他们
要吸收和借取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而中国文化正有其可用之处——摧毁中世纪神
学残堡旧垒所需要的理性精神。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与欧洲中世纪神学体
系截然不同的理性特质，可以用来为启蒙思想家们鼓吹“人是唯一的点”张目。
可以说，伏尔泰辈主要并不是以历史学家的严肃，而是从政治家的需要出发，
对中国传统文化慷慨地奉送了一顶顶桂冠。实际上，“中学”在他们那里与其说是
原样借用，不如说是翻新改造；与其说是汲取社会政治内容，不如说是利用非宗教
的特质。他们从传教士手里接过“中学”的原料，加工制造成理性武器，反转过来
攻击教会，揭露神学的虚伪和欺骗性。这样看来，当时中学在欧洲之所以能“一石
激起千重浪”，除了中学这块石子具有一定份量之外，那里有着深水潭也是不可缺
少的条件。
中学在欧洲引起的这种强烈的积极反响，并未能长久持续下去，并且，即使当
时也并没有成为普遍现象，反对派大有人在。譬如同是法国著名思想家的卢梭就持
论，中国圣贤之教无异于中华民族的落后。孟德斯鸠则认为中国纯以专制恐怖立国，
其国民道德尤其不足称许。
特别是在德国，当时轻视儒学、嘲讽孔子简直成了一种时髦。德文中的“孔夫
子”（Kollfuzius）和“糊涂虫”（Konffusius）两词常被谐音混用。包括黑格尔
在内的一些学人，坚持“中国的历史本身并没有什么发展”；中国“是一个我们古
代就认识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样的国家”；“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之类的看
法。在他们这里，基于欧洲中心论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贬低是如此明显。
尽管如此，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之虹还是显出前所未有的绚丽。
扭曲的十字架
第七章 扭曲的十字架
雍正皇帝禁教的理由之一是：“苟千万战艘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
一百多年后，他的话不幸成真。
上帝的新时代
一次我信步走到一个城门口，城墙上似乎永恒地写着：“洋人莫入”
……我看到了墙上写的那句话，可是我不顾一群在场中国人的惊诧，闯进
了城门。这是鸦片战争的炮声“在天朝呼啸”的时候，一位洋教士对前事
的回顾。与其说是他夸耀自己敢于违禁入城的勇敢，不如说是发泄对禁令
的愤怒。这时大炮的隆隆声，在其耳畔简直成了激人心弦的乐章，他欣喜
若狂地说：“现在是可以到中国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音大喊大叫
的日子！”＇注＇
单他这番喊叫，已足以和大炮声”“媲美”了。《南京条约》签订后，若辈的
叫喊声就更响亮了：大不列颠已经和中国签订和约，这个异教的国度现在已经被打
开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这场战争以及结束这场战争的条约，不论是对龙的国度还是要在这里驻足的上
帝，都是一个划时代的界标。
对中国来说，近代历史从这里起步，开始了一个在沉沦中挣扎奋进、在苦难里
拼搏求生、在屈辱中洗雪争荣的时代。对上帝方面来说，则打开了一个封闭多年的
偌大禁区，开始了一个从非法到“合法”、从秘密到公开、从附庸到主人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上帝的使者们借商利为补养、以炮舰作后盾、拿不平等条约当护身
符，将扭曲了的沉重十字架，强行插在龙的体躯之上。
与此前相比，最根本、最主要的变化，即中国不再是一个能够独立自主的国家，
它的主权受到列强的破坏。不但“龙颜”的阴晴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对上帝的命运
发挥偌大制约作用，而且在上帝的使者面前，“真龙天子”已经失却了自主颜面阴
晴的权力，反而要看人家的脸色行事。不管情不情愿，也得向臣民们喊出对上帝敞
门迎讶的号令；让钦差代自己在含有服从上帝款项的条约上画押。当时有的外国人
士即直言不讳地指出，此番西人传教中国，是“取之以力，聚国兵于城下，书之约
为专条，而中国莫敢谁何”。＇注＇
逐渐突破
让洋教士们欣喜若狂的《南京条约》，似乎也有一点令其遗憾的地方，那就是
“对传教一事只字不提，英国人关心的只是通商”
不过，这一“缺憾”很快为效尤英国接踵而来的别国所弥补。道光二十四年
（1844年）美国和法国分别胁迫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两约都
规定外国人可以在通商五口（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建造教堂。这是列
强在横亘百余年的禁教壁垒上，打开的第一个“合法”突破口。《望厦条约》签订
之后，直接参与其事的美国新教教士伯驾（Peter Parker）曾得意地说，美国几乎
得到了它所要求的一切，其中一项重要成就，就是准许在通商口岸建立医院和教堂。
列强的胃口可不是这么容易满足，《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还只是规定外
国可以在五口建造教堂，并没有规定可以在这些地方自由传教，更没有规定可以到
内地建堂和自由传教。列强当然不会就此罢休。条约墨迹未干，法国就出面勒逼清
廷明令解除教禁，清廷被迫应允。对方得寸进尺，又进而要求发还禁教年间封禁的
天主堂旧址。清帝被迫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初发布上谕，宣明：天主教系劝
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迦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以前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已改为
庙宇民居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
这使得在华的洋教士们更舒了一口气。不过，这时清帝的上谕中还作了相当的
保留，声明仍不准外国人赴内地传教。
门户全面洞开
中国内地门户向上帝方面全面洞开，是列强通过英法联军之役摆得的权益。
咸丰八年（1858年），在侵略者的炮口之下，惊慌失措的清政府被迫分别与俄、
美、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其中都对传教事项作有规定。虽文字措词不尽
一样，但大旨略同：基督教以劝人行善为本，得在中国内地自由传习，对此中国官
方予以保护，不得苛待禁阻。及至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俄等国又分别强迫
清政府订立《北京条约》，除了重申《天津条约》中有关教务方面的规定外，法国
在条约的中文本中还私自添上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
字句（这在条约法文本中是没有的），并且还强迫清政府同意将给还教堂旧址的内
容写进条约中。所以，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里关于传教的条文，代表了到此时
为止，列强在该方面攫得的最大“合法”权益。条文规定：
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
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
堂、学堂、坟茔、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
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注＇
至此，中国禁教的法律屏障就已荡然无存，从边疆到内地都向上帝的使者们敞
开门户。教方将此视为莫大的胜利，并狂妄地号召说，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
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不占领中国这块土地，不在其18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的
立足之地，那将是有罪的！
于是，已经在华的传教士，放心舒气地公开活动。列强各国各宗各派的教会，
争先恐后地派遣出一批又一批的“增援部队”，传教士们纷至沓来。他们决心要
“在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设立光辉的十字架”。这�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