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上帝-第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儒许衡，更是受到忽必烈重用，纳其定朝仪官制之议。其后元成宗也曾诏明崇泰孔
子，武宗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最典型的还要数仁宗。他做皇太子时便潜心学习儒学，有人进《大学衍义》，
他高兴地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即皇位后，他对孔、孟更加尊崇备至，并敕宋代
的诸名儒及本朝的名儒许衡配祀孔庙。他不拘资历地位地广揽儒生，“果才而贤，
虽白身（平民）亦用之”。他命将汉文经史蒙译，以在蒙古和色国人中传授。又决
定实行科举，用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依据命题。何以如此？这位皇帝明确回答说：
“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又说：“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
然非用儒士，何以致此？”其意至明矣！总之，他们不能不认可“帝中国当行中国
事”，“北方之有中夏者，当行汉法乃可长久”＇注＇的道理。
　　　　然而，颇重道统的理学之中，包容着“尊华夏而贱夷狄”的浓重成分，与之相
应的便是对“异端”的排摈。而包括也里可温在内的蒙古人的那“五根手指”，无
一例外地都属于异端之列。对此，强悍的蒙古贵族自然不情愿买账，便运用其政治
权力进行反排斥。这种反排斥的结果，一方面使也里可温等“异端”在王权的保护
伞下可以存留和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更掘宽了它与汉民族和华夏传统文化间的鸿
沟。
　　　　　　　　　　　　　　　　　　　　　　　　　　　与“答失蛮”作比较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所谓异端能否与汉民族的信仰观念和华夏传统文化在相当
程度上融合，能否植根于中华大地，其内在机制若何至关紧要。我们不妨将也里可
温与“答失蛮”（元代对伊斯兰教的称呼，亦称“回回教”）作一比较。
　　　　就最初传入中国的时间而言，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差不多，都是在唐前期。但唐
武宗时伊斯兰教并未像景教那样被摧残殆尽，它延续至元代，更是非常地鼎盛，有
“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从《至顺镇江志》卷三“户口类”所提供的具体数据看，
答失蛮也比也里可温多得多。元朝灭亡，伊斯兰教不但不像基督教那样随之消失，
而仍保持盛势，且逐渐以该教为基础形成回族，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为什么能够如此？原因固然复杂，但与基督教在华相比，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外来的伊斯兰教信徒惯于聚居，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通过教内
以及与当地居民通婚，进行家族繁衍，不但不断地增加人口，而且逐步地由“侨居”
向“土生”穆斯林转变，遂在血缘上植根于中国；第二，一般说来，伊斯兰教不向
外人传教。其内部的宗教仪式和活动也比较简约，利于避免同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其
他宗教的正面冲突，减少敌对面，特别是它不但不攻击儒学，而且尊崇儒学，这样，
便利于在文化上也植根于中国。
　　　　元代的基督教却没有能像答失蛮那样从血缘上植根于中国（特别是内地）。史
实说明，也里可温绝多为色国人（包括许多来华侨居的西方人），蒙古人中也有一
些皈依者，但绝少有汉人。内地者多来自边地和外国的“侨富户”，很少本地人。
而且它与儒学格格不入，与其他宗教特别是佛、道二教冲突激烈，这使得它很难从
文化上植根华夏，自然也影响到其在华势力的发展。
　　　　元朝的也里可温，有如系于蒙古马背上的异客，当元王朝的皇统被打断，蒙古
马队仓惶退向北方草原和大漠的时候，也里可温也就随之被驮走了，全没了来时的
朝气，只留下几丝悲凉。

　

　　　　　　　　　　　　　　　　　　

磐石开裂


　　　　　　　　　　　　　　　　　　　　　　　　　　　　第三章　　磐石开裂
　　　　　　　　当利玛窦1598年来到北京为传播福音开辟道路时，他绝对没有想到，
　　　　清末上海钟表业会将他奉为祖师，每月朔望都献上香火。
　　　　　　　　　　　　　　　　　　　　　　　　　　　　　　利玛窦的成功
　　　　在元朝也里可温绝迹200多年之后，到了明末，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叩开中国大门，
上帝再次来到华夏神州。
　　　　耶稣会士的此番叩门并非偶然，既有着不寻常的背景，又带着不寻常的力量。
　　　　这时的西方已非昔比，它历经文艺复兴运动，近代科学文化的晨曦，已驱走中
世纪神学蒙昧的漫漫长夜，一轮迸射新时代光辉的朝阳就要从那里出现。西方探险
家们以“首先拥抱地球”的壮举获得了“地理大发现”，一方面扩大了世界市场，
奏响了殖民掠夺的进行曲；另一方面，则加强了世界各文化的联系，推动着西方文
明的传播。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西方传教士们身负着所谓“救人灵魂”和“淘金”的
双重使命，与商人联袂结伴，势不可挡地涌向世界各地。这时，他们脑袋中装的，
行囊里带的，从无形到有形的许多东西，已经跟其前驱者大不相同。东来的传教士
当中，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可谓脚步迅捷，人马强壮，他们自然不会忽视和放过中国
这样一个大国。
　　　　　　　　　　　　　　　　　　　　　　　　　　　　　　　防卫的屏障
　　　　这时的中国已恢复了汉家皇统，其主人为朱氏。该朝京都规模的宏大，皇家宫
阙的宏伟，都使元帝国相形见细。然而，明大帝们缺乏忽必烈那样的气度和胸襟，
关起门来做皇帝似乎成了家风。宫门重重那就不必说了，后来连四面八方的国门也
都严关起来。万里海疆实行封禁，不光是为了饿死那些跑到海上去的本国“穷寇”，
也是为了防避来自那个弹丸小邦的“倭寇”，以及那些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红毛
蕃鬼”。而在几乎贴着皇城围墙的地方筑起长城，则主要是为了阻挡北方可怕的鞑
靼马队，绝没有想到要给人类留下叹为观止的奇景。
　　　　比这道长城更有防卫实效的，是那条历经悠悠岁月所筑起的传统文化的无形长
城。尽管文字狱断送了无数冤魂，但这决不表明明太祖对孔圣人的藐视和亵读，相
反，正是从骨子里敬畏到严重变态程度的表现。他和他的子孙们都无一例外地要借
重孔门的护身符。
　　　　为了使这道护身符更能因时制宜，王阳明这样的当朝“圣人”便应运而生。他
可以说是上言无形长城建筑史上的最后一个巨匠。其“心即理”、“致良知”等学
说，给儒学的伦理内核又加上佛门神秘主义的新光环，使传统文化的长城更闪射出
几道异彩。它对上帝使者们来说诚若怵目的山峦，但与当时西方文化的峰端相比，
分明已显出时代反差。
　　　　在当时来说，不管哪一道长城，哪一方国门，都是为了保卫朱家天下。无论外
面如何变化，朱氏大帝们毕竟还拥有主宰其家天下的权柄和力量，还可以拒纳唐突
造次的不速之客。
　　　　　　　　　　　　　　　　　　　　　　　　　　　　从沙勿略到罗明坚
　　　　因此，耶稣会士的此番叩门又非轻而易举、顺顺当当。号称“东洋宗徒”的沙
勿略（Xavier）、早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就来到广东沿海一个名叫上川的荒
芜小岛上，窥伺了一年多的时间，想尽千方百计，也未能踏上大陆一步。最后带着
莫大的遗恨死去。
　　　　
　　　　后来，耶稣会士又在澳门建立起据点。这里当时还是相当荒凉的边地一隅，是
明帝国划给“红毛”商客的居留之地。教士们以此为基地，屡作强行破门而入中国
内地的尝试，但还是不能成功。于是，有人心灰意冷，说是要争取中国人接受福音。
“纯粹是白费时间，就像要把埃塞俄比亚人（编按：一译衣索匹亚人）变成白种”
＇注＇一样。有人面对中国界上的石山感叹：“磐石呀，磐石呀，什么时候可以开裂
欢迎我主啊！”
　　　　如何使磐石开裂呢？洋教士们开始琢磨起另外的门路来。一个叫罗明坚（P。　M
ichel　Ruggieri）的似乎精于此道，他向两广总督等官员大人多次暗送礼物，其中
有中国人罕见的三棱镜、自鸣钟之类的奇物，终于使得“看门人”改变了冷淡、傲
慢的态度，微笑着揖纳洋客了。罗明坚不但自己被允准留居内地，而且于万历十一
年（1583年）又从澳门携入同仁利玛窦（P．Matthoeus　Ricci），在广东肇庆住下
来。
　　　　如果说，罗明坚的主要“劳绩”在于买开了中国大门、那么，利玛窦日后在声
名、地位和事业上，可就远远超过他的引导人了，成为明未来华传教士的首脑人物
和典型代表。
　　　　　　　　　　　　　　　　　　　　　　　　　　　　　　　　翩翩风采
　　　　来自文艺复兴运动发祥地的这位利玛窦，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他曾从名师正
式学过天文学、地理学、数学、透视学、音乐理论、讲演学等“诸学之蕴奥”，特
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丰富的知识，来华后又学通了汉语，并且对儒家学说有所
研究，成为贯通中西的学问家。
　　　　他又是一位风度翩翩、善于交际的男士，见了人一副谦恭有礼、落落大方的样
子，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电光之舌，波涛之辩”，很能引人叹服。
为人宽宏忍让，颇能得到人们的好感。据记载，有一次他的佣人捉住一位越墙来偷
柴的人，利玛窦不但不加惩罚，反而自己背了些柴送他，说是偷柴是因为穷的缘故，
不必和他计较。那人自然是既惭愧又感动，逢人便说洋教士的好话。
　　　　利玛窦还特别注意使自己“入乡随俗”，所谓“在中国便成中国人”。一入华
他就换了打扮，起初穿和尚装，后来听说儒服更合宜，便又改穿儒服。不只衣着，
饮食、起居、仪节等方面也完全中国化。
　　　　利玛窦很注重交游。这似乎成了他的专职，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不断扩大
活动地域和联络范围，来华十几年间便开辟了肇庆、韶州（今广东韶关市）、南京、
南昌、苏州等多处活动基地。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时，他结识的朋友已遍布
明朝十五省中的十省，且多为王侯官绅和各界名流。
　　　　他热情地接待每一位来访者。在南昌的时候，每天访客盈门，户限为穿，有人
见他接待过劳，劝他托辞闭门谢客。他回答说：“天主不容我说谎，宁愿访客倍增，
也不愿言行背道。”友人们对他的人格和交际能力更感敬佩。皇室建安王竟很感兴
趣地向他讨教西方国家的交友之道，他专门写成《交友论》作答，真算得上当时的
“公关”专著了。
　　　　　　　　　　　　　　　　　　　　　　　　　　　　　　　关键的入口
　　　　随着准备工作的成熟，利玛窦开始了打入京师的尝试。他深深了解：在王朝的
心脏活动，影响力是其他任何地方无法可比的。对于外国的不速之客来说，京师自
然是禁地，但许多年来，那些显贵的友人们，肯定有机会向紫禁城里为他吹吹风，
再加上有人直接弓！导，“禁地”自然也就不“禁”了。何况，他还能扯个向大明
皇帝“进贡”的正大名义呢！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儒冠儒服的利玛窦，在南京礼部尚书王弘海的引领
下首次进入北京。但不巧，当时正值中国与日本因朝鲜事发生战争，外国人都有间
谍的嫌疑，他在北京只住了两个月又调掉南返。
　　　　两年之后，利玛窦再次北上，不料中途又出了麻烦，被在天津临清督税的宦官
马堂拘禁了将近半年时间，最后在万历皇帝（明神宗）的直接过问下，获释并被护
送至京。
　　　　利玛窦也真算得上个合格的心理学家。他知道，皇帝的宫殿里有的是价值连城
的珍宝，贡品能否赢得皇帝的喜欢，新奇比贵重更要紧。于是，他的贡品简直就像
把个杂货店搬了上去，任君选取所爱了：时画天主像一幅，古画天主圣母像一幅，
天主经一部，圣人遗物，各色玻璃，镶嵌十字架一座，万国图一册，自鸣钟大小两
架，映五彩玻璃石两方，大西洋琴一张，玻璃镜与玻璃瓶大小共八器，犀角一个，
沙刻漏两具，乾罗经一个，大西洋各色锁袱共四匹，大西洋布并葛共五匹，大西洋
行使大银钱四个。《熙朝崇正集》中有个统计，说这些是“十九物三十一件”。它
的“物”与“件”是何个算法，合不合适，确不确当，就不必细究了。反正只要这
些东西里边有那么一件两件，能在皇帝心中拨起一两圈涟漪，他的心思就不枉费了。
　　　　事实证明，贡品的确功效显著。万历皇帝以其物制作精巧，玲珑新奇，爱之莫
甚。特将油画挂于宫中，自鸣钟置于园内特建的亭中。也因爱屋及乌，这位皇帝对
利玛窦待如上宾，“嘉其远来，假馆授粲，给赐优厚”。＇注＇这样，利玛窦便在京
师重地落下了脚。
　　　　他和他的贡品，简直把万历皇帝引入一个奇异天地的梦幻里。这位帝王对欧土
风情，诸如因地肥瘠、建筑风格、服装款式，以至婚丧习俗，甚或连神父们的生活
细节，无一不感兴趣，特派内侍不厌其详地向利玛窦询问。大臣们也争着向他打听
西洋的各种事情。利玛窦成了人们争相结交的佳宾，每日访客络绎不绝。其魅力一
时竟至“四方人士，无不知有利先生者，诸博雅名流，亦无不延颈愿望见”＇注＇的
程度。
　　　　这应当说是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利玛窦并没有因此冲昏头，他显得异常深沉
和冷静，认为这只是“为传播福音的广阔天地开辟了一个小小的入口”，而这实在
是一个相当关键的入口！
　　　　　　　　　　　　　　　　　　　　　　　　　　　　　　　潜移默化间
　　　　从表面看，利玛窦似乎不是一个职业传教士，倒像一个世俗的使者，甚至一个
逍遥的闲客。但实际上，他一刻也不曾忘记“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来征
讨这个崇拜偶像的中国”的使命。他所做的一切，无一不是为完成这一使命的自觉
行动。
　　　　利玛窦把通过交往，潜移默化地影响对方，当作最有效的传教方法。不知不觉
之间，交往者当中的一些人，就被他引导而成为教徒了。他曾颇为得意地说，这是
一条极有效的途径，无需我们离开教会房子，就能够向那些异教徒传播福音。他还
曾经这样总结经验：
　　　　　　　　为了使一种新宗教的出现在中国人中间不致引起怀疑，神父们开始在
　　　　群众中出现时，并不公开谈论宗教的事。在表示敬意和问候并殷勤地接待
　　　　访问者之余，他们就把时间用于研习中国语言、书法和人们的风俗习惯。
　　　　然而，他们努力用一种更直接的方法来教导这个异教的民族，那就是以身
　　　　作则，以他们圣洁的生活为榜样。他们用这种法子试图赢得人们的好感，
　　　　并且逐步地不用装模作样，而使他一一们的思想能接受不是用语言所能使
　　　　他们相信的东西……＇注＇
　　　　　　　　　　　　　　　　　　　　　　　　　　　　　“合儒”的丰姿
　　　　利玛窦注重交往当中的自然感化，当然也不放弃利用一切可能的场合和机会正
面进行天主教理的宣传。他不但“每见宾客时，辄言天主教理”，而且还专门写了
许多宣教书籍。不过，他的教理宣传，也是尽量富于“中国风味”，以适应中国人
的胃口。
　　　　贯通中西的学问，在这方面可派上了大用场。他能引经据典地将其教义与中国
儒家理论进行比附和调和，试图说明两者本是“同宗同祖”、根源相通的，天主与
中国的古圣先贤并不牴牾。譬如，他著《天主实义》（初名《天学实义》）一书阐
扬教理，引证广及《诗》、《书》、《易》、《礼》等诸多中国经籍。此书多次刊
刻印行，影响颇大。后来他又撰述《畸人十篇》、《辩学遗犊》等书，也大量引证
儒家典籍，附会其说。
　　　　为了表明其教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相容性，他竟不反对中国教徒一如既往地尊孔
祭祖。尊孔祭祖乃中国极其重要的传统礼仪，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最能牵动
中国人神经敏感处，实为影响龙与上帝关系的文化因素中的一大关键。利玛窦于此
表现出相当明智和宽宏的态度。
　　　　总之，利玛窦不但自己儒冠儒装，儒气十足，而且也使其教儒冠儒装，儒气十
足，俨然一派“合儒”的丰姿。利玛窦的这种做法，在使其教迎合中国人方面，确
有显效。
　　　　　　　　　　　　　　　　　　　　　　　　　　　　　　　　魔术道具
　　　　利玛窦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丰富的知识，这位聪明的教士决没有疏忽发挥自己
这方面的特长。通过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引导人们对天主的皈依，这是利玛窦“学术
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日常交往中，他很注意根据不同的对象，分别介绍数学、
天文、地理、器物制造等方面的知识，能结合实物的还尽量结合实物，以引起对方
的兴趣。而终归把这些知识与天主的造化联系起来，努力把人导入敬信天主的大能
中。
　　　　譬如，有人跟他学了天文学知识之后，与佛家的有关学说相比较，感慨地说：
　　　　　　　　佛家解释天地的构造，只说有一须弥山，太阳和月亮绕其前后，太阳
　　　　在前面就是白天，在背面就是黑夜；解释日蚀、月蚀，则说罗汉以右手遮
　　　　日而日蚀，以左手遮月而月蚀；说大地在须弥山四面，分四大部洲，中国
　　　　在其南边。像天地这样有形可测的东西，尚且持如此荒诞的说教，何况对
　　　　不可测度的无形之物呢？其空幻虚谬就更可想而知了。现在利先生解释天
　　　　地之事，讲得明白实在，验证得有根有据，毫发不爽。由此看来，天主教
　　　　与佛教的谁正谁邪，就不难辨别了吧？＇注＇
　　　　可见，言者不仅佩服利玛窦其人，更进而推崇其教了。想必是利玛窦介绍了地
圆说等新知识，并且，他又懂得历算，能准确推知日蚀、月蚀，再加持有各种天文
仪器可作直观教具，征服原本相信佛家那类神话的人，自然是有高屋建瓴之势的。
　　　　利玛窦还花了很大功夫，译著有多种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目的当然也是为了
传教，所以掺入不少宗教内容。照理说，科学恰是揭穿宗教神话的最有效的武器，
但在利玛窦这里却很有些“魔术道具”的功用。
　　　　　　　　　　　　　　　　　　　　　　　　　　　　　　　利氏传教术
　　　　毫不夸张地说，利玛窦在中国开创性地使用了一套别开生面的传教术，我们姑
且称之为“利氏传教术”吧。其要端可以归纳为：交往中的自然感化；与中国传统
文化貌似调和；以学术、科技为重要媒介。其基本原则是：在各个方面尽可能迎合
中国的文化习惯（起码在形式上是如此）。
　　　　这种传教术，不仅利玛窦个人使用，他的同仁们也奉为圭桌，共同遵行。在当
时中国的福音舞台上，并非利玛窦孤步独舞，而有相当一批人在他领导下分处于各
地工作。
　　　　利氏传教术，也不仅行于明末，而且一直沿至清初，成为前后百余年间通行于
中国的基本传教模式，它使得“磐石”开裂的缝隙越来越宽了。
　　　　就此而言，利玛窦是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他58岁
病逝北京时，京都内外的华人天主教徒已有2500人，其中包括不少达官要员和社会
名流。号称“圣教三杰”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延筠，即著名的代表人物。诚然，
这2500人与偌多中国人口相比，只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这已是一个有成效的开
端，其后若干年间，中国天主教徒的数量几乎是成几何倍数增长，这种收获，是与
沿用利氏传教术分不开的。
　　　　　　　　　　　　　　　　　　　　　　　　　　　　　　　　暗伤王化
　　　　比起困死荒岛的沙勿略，利玛窦和他的同仁们，要算胜利和幸运者了。然而，
如果以为他们脚下之路一直平坦宽广，头顶的天老是光风雾月，那就错了。他们是
艰难的跋涉探险者，随处有急流险滩，随时有暴雨狂风，灾星亦与之常相伴随。
　　　　就在利玛窦他们刚刚在肇庆立脚的时候，尽管努力向周围的一切人施礼貌、献
殷勤，但其居处还是成了当地百姓乱石袭击的靶子。以后在各地也屡受士大夫、老
百姓的冷遇和反对，甚至是粗暴地哄闹和撵逐。利玛窦第二次赴京的途中还被拘禁
过，当时他所受的刁难、敲诈和凌辱简直不可名状。即使在他到了北京受到皇帝礼
遇的情况下，竟还被礼部的官吏借故一度拘审过。即使在他荣居京都最为春风得意
的时候，也隐然有一种阴冷的氛围威胁着他。利玛窦本人总还算得以善终，死后被
明廷赐葬北京。利玛窦同仁当中，许多人的命运却晦气得多。
　　　　　　　　　　　　　　　　　　　　　　　　　　　　　　　难发锺山下
　　　　在利玛窦归天之后仅仅六个年头，也就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一场空前
的“教难”就在明王朝的陪都——锺山脚下的南京城里发生了。
　　　　带头发难的是当时任南京礼部待郎，后来更升迁为礼部尚书并脐位相国的沈榷。
他在几个月内连上三疏，严辞参劾“远夷”，并且不待皇帝下诏，便擅自逮捕了外
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不下20余人。一时间北、南两京有许多官员起而呼应，推波助
澜，对传教士的挞伐之势可谓汹汹矣！
　　　　站出来为教士辩护的虽然也有其人，譬如徐光启就上了著名的《辨学章疏》，
坚称洋教士们“踪迹心事一无可疑”，“且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
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但与反对派相形之下，颇有孤掌难鸣之势。
　　　　以往对洋教士颇感兴趣、宽容礼待的万历皇帝，不知真的被沸反盈天的反洋教
舆论打动，突然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还是九五之尊竟也招架不住众口铄金的威力，
不得已违心“趋炎附势”，最后他颁布了禁教谕旨，给传教士定了“立教惑众，蓄
谋叵测”的罪名，令拘押广东，督使西归。于是乎，驱逐教士，捣毁教堂，一时俨
然成为弭乱保邦的义举。
　　　　虽说传教士们表现出了坚持圣道、为主勇于牺牲的精神，但厄运和灾难毕竟是
其无法抗拒的。这场案事中的“主犯”王丰肃（P。　Alphonsus　Vagnoni），这个已
50多岁的西洋教士，被逮后四置于一个狭小的木笼之中，披镣戴铐，长发蓬乱不能
理，衣衫脏破不得整，一连多日。教方逢此大难，其福音事业自然要受到严重影响。
　　　　　　　　　　　　　　　　　　　　　　　　　　　　　　　轰击的要害
　　　　南京教案的发生，是青天万里飞霹雳？不，它是积聚于乌云中的阴阳电荷一旦
相摩而爆发的雷霆。据教方自己调查，在这以前，已经有54起较小规模的教案发生。
南京教案只不过是最为激烈惊人、最为典型的一次而已。其原因固然复杂，但应该
说主要导源于各具特质的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冲突。我们不妨以此案
为引线，深入到范围更广的事局中去看个究竟。
　　　　沈囗对传教士发起挞伐的主要理由是“远夷阑入都门暗伤王化”。所谓“王化”，
辞义为“君主的德化”，实质上就是君主以儒家文化来教化、治理天下。沈囗的奏
疏中即称：
　　　　　　　　帝王之御世也，本儒术以定纲纪，持纲纪以明赏罚，使民日改恶劝善，
　　　　而不为异物所迁焉。＇注＇
　　　　由此看来，“王化”不但能够涵盖和一般地指代儒家文化，并且将儒家文化与
王权有机结合起来，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一个“暗”字，则贴切地表达出对传教
士伤害王化行为方式特点的认定。再加以“阑入都门”，事态的严重自然就更变本
加厉了。
　　　　“暗伤王化”，可谓点明了明末反洋教舆论所轰击的要害点，不失为提纲挈领、
概括主题之笔。《破邪集》（或称《圣朝破邪集》），堪称集明末反洋教舆论之大
成的书籍，其中文章的作者林林总总，但主要是儒佛两家的联合阵线，他们言论的
基调，亦相合在对传教士“暗伤王化”的指斥上。
　　　　儒家士子们平日讲究的斯文全然没有了，从字里行间简直可以看到一个个怒发
冲冠的样子。他们这样向世人告警：传教士们表面上尊崇儒家，将其天主之道伪装
得与尧舜周孔之学好像无大差异，但实际上是“阴肆其教，排佛、斥老、抑儒，驾
其于尧舜周孔之上”，因此搅乱儒家传统，从来大变未有甚于此者！至于传教士对
儒家未敢像对佛、道那样公开责难，只是因为中国户尊孔子，家慕舜尧，而不得不
“傍篱其间耳”。他们这是采取“媚”与“窃”的诡计。媚能讨人喜欢，诱人从而
卑之；窃则不致使人惊异，便于从中混迹。而一旦待到爪牙各、血力强的时候，他
们就要咆哮着直闯素王之堂，把孔老夫子一口吞掉了！
　　　　作为传教士公然责难对象的佛门弟子，更失去了耐性，带着十二分的激愤大声
帮腔助战，千言万语并一句：不错，不错，这些可恶的夷种们，就是要“阳排释、
道以疑儒，阴贬儒宗而探学”！＇注＇
　　　　是耶？非耶？
　　　　　　　　　　　　　　　　　　　　　　　　　　　　　　　　移花接木
　　　　利玛窦在逝世的前一年，写信给教会官员，陈述其表面称道儒家，并利用他们
攻击佛、道的策略，言及有的中国人士认为他是个“拍儒生马屁的人”，为此，他
窃喜不迭，披露心曲说：
　　　　　　　　我热望其他人也会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因为我们如果不得不同三个教
　　　　派（指儒、佛、道）作战的话，我们要做的事情会多得多。＇注＇真是一语
　　　　道破天机，利玛窦辈之所以表面不惜拍儒生马屁，而对佛、道不遗余力地
　　　　攻击，果真像他们的反对者所指出的，完全是一种计策。
　　　　利玛窦辈对儒家也并不笼统地概表肯定，而只是对所谓“真儒”表示推崇，他
们就是打着恢复和维护真儒的旗号攻代佛、道的，其基本逻辑是：早先的儒学才是
纯真的，后来的“新儒学”已被佛、道的邪恶浸染，许多号称儒士的人也已不是真
儒而成“俗儒”，应该将佛、道的邪恶成分清除掉，还儒学的本来面目。看来，利
玛窦辈的确很清楚儒家文化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以及儒、佛、道三家的关系格局。
　　　　作为当时中国社会正统思想的儒学，委实并非纯种传代，而是经历了先秦儒学、
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三种基本形态的递增发展。两汉经学已非儒学原型，而是以儒
道互补为特征的。宋明理学更形成儒、佛、道互补的复杂格局，最终确立了中国文
化的传统。儒、佛、道三家在打而成交的漫长过程中，别看佛、道两家有时也气势
汹汹，似乎不可一世，但实际上第一把交椅一直是孔夫子坐着——他的王牌是哪一
个要行“王化”的“真龙天子”都须特别紧持的。到头来，儒学伦理中心主义的特
质并没有被改变，反而借取佛、道两家有用的东西得以补益加强。
　　　　这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