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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实三部曲之一江城-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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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医生检查了我的脉搏和血压。每项检查后他都微笑，告诉我说很健康，而我则谢过他。然后他领我到边上一间房子，那里有一样脏脏的白色仪器挂在墙上，盒子一般的形状。傅主任说，“现在你要做个x光胸透。”
我在房间的入口停住脚步。“我不想做胸透，”我说。
“没问题的，”傅主任说，微笑着。“这很安全。”
“我不想做x光胸透，”我再次说，我望着那脏脏的盒子，想：我尤其不想做这个x光胸透。“为什么要做呢？”
“参加比赛的每个人都得做，以保证他们的健康。”
“每个人？”我问，而他则点头。我问有多少人参加比赛。
“超过两千五百人。”
“而他们所有人都要先做了x光才能跑？”
“是，”他说。“这就是规矩。这很安全的。”
这荒唐的说法叫我惊住了——在这个人均月收入大约四十美元的城市，要求参加四公里跑步的两千五百人都做个x光。我怀疑真实情况如何：学校的有些管理者大约害怕我在比赛中途倒下死掉，而他们想要有所作为。传递类似命令的任务总是掉在傅主任头上，而有时他的表现更似过滤嘴而不是翻译者。这项工作很讨厌，很不好做，而我总是为他感到难过，遗憾，当我察觉到有些什么事情发生时。但我对他的状况无能为力，现在只能尝试寻找一个有技巧的解决方案了。
我们堵在死胡同里。傅主任能看出我拒绝x光的态度是坚决的，而我知道他不能就此退缩，说这程序其实并非必要。我们在那儿站了一会儿，那医生带着期待观看这一幕。最后我告诉傅主任我得回到公寓，给成都的和平队办公室打电话。
我尝试打了电话，但医疗官员不在。我在卧室里坐了十分钟，读了会儿书，然后我回到了诊所。
“我很抱歉，”我说，“但和平队跟说我不能做胸透。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没问题，”傅主任说。“我刚和管理竞赛的人聊过了，而他们说你不做也可以。他们会给你个例外安排，因为你是个外国人。”
我谢过了他，为造成的麻烦道了歉，而他向我也致以歉意。我们两人都握了医生的手。他送我们到门口，微笑着挥手道别。
关于比赛的开始时间，没有时间表。运动员在出发的区域聚集，没有秩序，像一群暴民，到了九点钟，干部们开始发表讲话。什么时候讲话结束，比赛就开始，而官员们把时间拖了又拖，起点线重复被冲破，人潮汹涌。一小部分人会抢跑，其他的群众跟着作出反应，然后警察叫每个人退后。我在原地小跑，保持暖身，用我的胳膊肘跟身边的人推挤，保住自己的位置。
起点线穿过了一个巨大的工地，那儿有一个在建的新公园。线的整个左半部分笔直朝向一个小小的山崖，有六英尺的落差。在最右端有一条狭窄肮脏的马路，那是运动员们唯一的安全出口，但那儿离起点线太近了——不到四十米——群众在那么短距离内排成队列通过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便运动员们安全通过了，道路会立刻出现一个九十度大转弯，将导致更多的受害者。
毫无疑问，此乃我的竞赛生涯中所见的最危险安排。我有点想退出，部分为我的安全着想，但主要是想从一个旁观的角度来观察这场灾难。罗伯舒米兹，另一个和平队志愿者，在这个星期来访，他和亚当拿了相机，兴高采烈在马路那头等候。
师专的队伍在起点线右侧位置，径直对着出口。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体育生，通常我们是竞赛中最强的队伍，和太极药厂并列。我们所有人都挤在一起，等待出发枪响。这是个凉爽的早晨，冬天的雾气低低悬于城市上空。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干部们继续讲话，警察有点控制不住人群了。要么他们启动比赛，要么比赛就自己启动了，最后，有一个干部意识到了这个。他鸣响了枪。
这里是中国。混乱，噪音，肾上腺素；害怕，惊喜，和兴奋；一大群的身体，每个人都在大叫，喇叭在响，大地震动；我们所有人都发了疯似地狂奔，胳膊互相推挤来清出空间；双腿抽动，乱撞，冲刺，留意着小幅度甩腿以免绊倒；有些人喊叫着跌下山崖，其他人滑过了第一个转角，避开那少数不好彩摔倒的人，他们的身体在地上滑动，头上是一片片的腿脚涌过。时间一秒秒滑过，每一刻都需要永恒的专注和努力。我们如一群狂野的暴民般飞下街道，冲过第二个转角，在新华路上朝西奔去。
路程开始到上坡阶段了。整个情景依然因肾上腺素而动荡，但我意识到那永恒的起始阶段已经过去，而且我不再是起始阶段的暴民中的一份子。在一场赛跑的开始阶段过后，总会有那么一阵的疏离之感，当成为大众一份子的那种幸福感结束了，你意识到你是一个人，而且你将要跑的，是你自己的比赛。
我慢了下来。突然间我感觉累了；肾上腺素已经蒸发，眼前所有一切都清晰聚焦了。我检查了一下自己——没有刮伤，没有瘀伤；不太记得我是如何安全通过的。我环视周边。我在领头的那一拨人里，大约五十人的一组，而其他人也逐渐加入到正轨中来，在那起初的忙乱之后。我们在稳健地爬山，步子逐渐放缓。我感到我的双腿回来了，那种失去知觉的兴奋感被长跑的节奏感所取代——稳健稳健稳健稳健，在我的脚趾下，山丘陡峭。警车的灯在我们的前面滚动。前方远处，一群学校的孩子想要偷跑，在领先我们一百米处加入到比赛当中来，但警车驶过，把他们拉出了队伍。
整个前半程都是上坡路，待到我领先时，比赛大约过去了两分钟，我能看出其他人已经跟不上了，比赛完结了。这是个差别很大的赛场——大学的学生，单位职工，以及，一些运动员，他们若是更多训练的话，可以成为好的选手——但他们全部都输了。我很快地滑向了领先。
在任何大型的赛跑中领先都是种陌生的感觉。人们谈论跑步中的孤独感，但我总觉得这运动只是在比赛中才是孤独的，特别当队伍拉开了，你发觉自己独自在前。在队伍当中，你通常会和其他运动员有一种团结感，即便大家是在竞争，而在前方领先，就没有这种幻觉了。那时，比赛成为了追逐——一个人对抗赛场中其他所有人——而我总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感受。而当你是两千多人中唯一一个外国人时，这感觉就更其孤独，沿着赛道两侧，观众在喊着“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
我回头望去。在我身后能看见赛场上的其他人——一道没有尽头的人流，一群黑发的民众。那主要的清道车已经慢了下来，我尾随在它的闪光灯后，不过几步之遥。我再次回头望去，以期记住这陌生的场面。山丘现在很陡峭了，爬上山，向纪念碑，向革命烈士跑去。道路两旁排满了观众，我经过时，可以听到阵阵惊奇的声浪；他们在兴奋说话，叫嚷。“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
而我想着：今天不要对我这样。如果你想要看看来自外国的人，看看来错了地方的人，看看跑乱了步子的人，看看走了形的，笨拙，狼狈的人，你往后面看。去看那些开始跑得太快的，或者那些抽了太多宏声香烟的，或者那些穿了太多衣服，被热气与汗水噎到的人。不要看我——许多年里，我在许多地方都是这么样的，而情形永远是一样。这里没有裁判，没有语言障碍，没有复杂的礼仪规则。你要做的一切就只是跑。
到掉头处，我已经领先了第二名三十秒，而且我很轻松。后半程乃是下坡，因为这是折返跑，我掠过了其他的选手。那些还没筋疲力尽的加入了合唱：“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但这一点妨碍不到我，因为在这四公里当中，我彻底找到了家的感觉。
通过这场胜利，我赢得了两套运动服，聚酯纤维的。两件都小了，涪陵市的字样骄傲地绣在了胸口上。我还收到了一个证书，说“何伟同志”，我的中文名，赢得了第二十二届年度迎春长跑。竞赛的组织者奖励了我二十元钱，学校给了我五块，为我参加了其队伍。他们还为我的体检给了我一块半，叫我猜想若是答应了做x光我能拿到多少。全部加起来我得到了二十六块半，花在了两个星期的午餐面条上。
我在接下来的那周上了当地的电视新闻，而第二天的报纸用一个头版故事做了专题报道比赛。他们报道说，一个来自密苏里的美国教师，叫做h 艾斯勒的参加了比赛，而关于我比赛前的热身，描述非常详细。他们报道了在我头一个冲线后校方代表是如何的兴奋，还引用了另一个排名靠前的选手的话，他是一家药厂的年轻人，说道“如果这比赛在我军训后马上进行，我肯定能打败那外国人。”文章的结束语如下：
这比赛也成功地树立起了运动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我们的记者问道，“你对一个外国人首先完成比赛怎么想，”一个贸易学院叫徐成博的学生说：“在中国的土地上举行比赛而让一个外国人拿了头名，我感到羞愧。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学生和成年人都要加强我们的身体素质，因为当我们的力量加强了，我们就能取得胜利！……一个西南军校的老师说：“那外国人起跑时获得了领先优势，这种精神值得学习。只有我们投入到发展我们的身体中去，更多勤奋而科学的训练，我们才能看到获得冠军的那一天！”
这并非我所希望的反应，虽然我并不意外。在涪陵爱国主义情绪非常广泛，而运动总会使得这种情绪特别强烈。这就是篮球在这里失败的原因，而有时我想参加这比赛是否一个错误的决定。有些和平队的朋友们想说我至少不该尝试取胜。但我喜欢卖力地跑，就像这竞赛中的许多其他人一样，而且我看不出有什么原因去把涪陵的人们当小孩对待。我希望他们知道有个外国人生活在他们的城市，而且我希望他们看到，尽管我在学习语言中非常挣扎，至少有一样事情我能干得好。如果他们的反应是羞愧，那很不好彩，但或许当他们了解我多些，情况便会不同。我揣摩我那张写着“何伟同志”的证书乃是个好兆头。
比赛后的几天，我跟廖老师上课，她脸上放着光。
“我在系里的告示牌上看到了，你赢了涪陵的长跑！”她说。“我之前没听说——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不重要，”我说。“事实上，我跑得一点儿也不快。”
“你跑得很快！”她说，为我这种装出来的谦虚感到加倍的高兴，这正合了中国人的习俗。“那比赛规模很大——在整个涪陵城，你是跑得最快的！”
“可能有些更好的选手没有参加，”我说。“而且你知道，王军霞还是比我快。”
王军霞乃是中国的长跑女选手，最近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取得了一枚金牌和银牌，这个参照叫廖老师更开心了。她再次表扬了我，最后我们坐下来，学到了一章如何说再见的文章。也许我做得异常的好，或者她在一种特别宽恕的情绪中；在那天她几乎没说过不对。
＇1＇ 译注：建设精神文化 更新生育观念 控制人口增长 促进社会进步 教育是立国基础。
＇2＇ 译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
3。1 白鹤梁
今天的长江，比1234年前那个仲冬的长江高两英寸。这中间的年份见证了其它的变化——五个皇朝的过去；蒙古人来了又去，满洲人，英国人，日本人；长城的修建与文革的破坏；大跃进与改革开放；三峡大坝从一个未成型的梦想成为中国最大的基建项目——但尽管有这些变迁，今天长江的水位只是刚刚比763年高出两英寸。两英寸，在1234年间。
这便是白鹤梁所讲述的故事，它是大约七十米长的一条状沙岩石，坐落在涪陵的港口，有如一座临时的岛屿。每年，石梁最多能从长江泥泞的表面下浮出水面五个月时间，在冬天的旱季，而若该年异乎寻常潮湿的话，它根本不会亮相。而当它真的冒出来时，石梁乃是会说话的——它身上刻有二十二幅画，超过三十万个字。长江的四千英里长度中，其它没一个地方可比这里，人类留下如此鲜活的记录，记载了长江的生命。
没人确知石梁何时被用作记录，但几乎所有的雕刻都提到了一对石头鲤鱼，它们被刻在长江波动的水线位置。每条鱼都有接近两英尺长，一条尾随一条游动，朝向西方，它们的小腹连成一条线，显示出了当初雕刻它们时的低水位。在前面那条鲤鱼的嘴中，一朵莲花开放。这些鱼乃是在唐朝什么时候雕上的，在763年之前，在那一年，有了第一段铭文提到了它们的出现。今天这个下午，长江的水位仅比鲤鱼线略高。
鲤鱼起初的目的乃是功用，而非艺术性的。对江上的船只来说，冬天乃是最危险的，当危岩和浅滩因低水位而暴露出来时。经过涪陵的船长可以观察白鹤梁，将水位和双子鱼相比较，从而预测出前方江面的情况。鲤鱼游动的位置不变，而江水总在波动；当地人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而这成为了长江每年的固定模式。
在许多年里，其他的朝代在石梁上留下了他们自己的刻录，绝大多数都提及了唐朝鲤鱼的回归。在双鱼的上方一点，一段北宋的刻文欢迎它们的出现，在971年：“河水退却。石鱼可见。来年丰收。”十英尺上方，时间突然跃进了三个半世纪，来到了1333年，元朝的官员注意到了唐代鲤鱼的归来：“在涪陵石鱼的出现预示着大丰收，保障来年的官职。”
大多数的镌刻都跟随了这种仪式——看见鲤鱼的年份，跟着是丰收的预测，所有这些都以皇帝的名义刻下。这仪式的核心乃是此信仰，即唐朝鱼儿的出现和丰收相关，最终白鹤梁从水文探测工具，转为了自然世界神秘活力循环的甲骨文。而穿过这些无尽循环的，乃是人类历史的一条直线，当一个皇帝的代表接着另一个皇帝的代表留下了他们的镌文。
石梁不过是每年几十个的记录之一，以皇帝的名义留下的。他乃是天子，自然界不可言说的力量的代表，而这些力量的展现——一次地震，一场洪水，一次饥荒——征兆出天意在反对这位统治者和他的王朝。这皇帝内心震恐，为那些他所不能掌控的，不能理解的。是以他转向这些仪式，而涪陵的政府官员惯常地以他们的统治者名义在石梁上篆刻，尽管那岁月侵蚀的旧有段落验证了湮没的王朝和被遗忘的帝王。而每当春天到来，水位升起淹没了那些篆刻的文字，就是给出了明证，证明有些力量是帝王只能旁观而无法阻挠的，而他那荣耀的头衔，就和这些铭文一样，无非字句而已。
元朝的情形就是这样。1333年的铭文中，乐观提及了丰收的预测，而皇朝已在衰败当中，从世界所知的最大帝国位置下滑——忽必烈帝国，马可波罗访问过的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但到了1333年，马可波罗早已离去，忽必烈也死了，元朝的力量在凋零。他们的官员在石头上勇敢地篆刻着，但皇朝的寿命只余三十五年，直到时间的流水将其永远淹没。
在白鹤梁的南端，停着三艘舢板船。船只乃是木制，由竹子和编织的芦苇做出拱形的顶棚。每个船顶的最高处也不超过三英尺，减低了风的拉拽，避免了一些复杂的结构，这些小船是没有龙骨的。船只轻而窄，舷缘很低，从吃水线到甲板几乎没有距离，而它们在江水的急流中容易操控。它们的设计自从人们在石梁上雕刻以来没有多大的变化。
四个女人坐在船首聊天。她们全都穿着简单的蓝色夹克，而她们的服装，和船只一样，都是脏脏的。这些是住在舢板船上的江中人家；每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靠打渔为生，但冬天的鱼儿慵懒少动，这些船家就把时间花在石梁上。他们依赖于游客，用小船把客人来往摆渡于石梁和岸边。
今天是个假日，有超过五十个游客在砂岩上下游逛，读着那些铭文。偶尔他们会问些问题，石梁上有八个工作者，他们是被涪陵文化文物局派来的。其中两个人有考古方面的正规教育知识，其他的人员只是普通的工人，卖卖小吃，看管船只，给旅客跟梁上最大的那条鲤鱼合影，收取两块钱。
一阵寒风沿着河谷走廊吹来，工人们在小吃桌边挤作一团，颤抖着，喝些热茶。他们密切关注着长江，每天测量水位。毫无疑问他们做梦也想江水上涨，因为当江水漫过镌刻的铭文时，他们就可以回到城里的政府办公室了。对他们来说，这些石头鲤鱼的出现，只不过意味着在寒日里被放逐去长江上。
在某个程度上，这也是恰当的，因为许多铭文的作者，都是为了种种冒犯而被放逐到涪陵的官员。这种地方算是个不错的惩罚——一个孤单的江城，远离帝国的中央，在这里，通讯中断，文明溜走。一个铭文错误地以某位已经去世的皇帝名义所作。关于他过世的消息还没来得及传到长江这里，当地官员不晓得他们已在一个新的统治者之下了。
虽然涪陵有时代表着政治生涯的结束，石梁却证明了一些别的追求可在此繁荣，发展。诗歌和书法乃是孤独流放中的传统消遣，而许多当地官员留下的铭文都是美的杰作。朝着西端的位置，四个大字风格独特：“大江永年”。这刻文的具体日期不可知了；它乃是在国民党的年代的某个时候，在1930或40年代，而其书法中独特的笔划属于狂草风格。最后那个年字，一条长直的线拖下，仿佛一把指向江水的匕首。
也许石梁最著名的书法乃是唐鲤鱼上方不到二十英尺处的四个大字。这些字一个个攀上，其风格乃是行书。在铭文之间，青苔冒出，“中流砥柱”。
作者叫谢斌，是涪陵地区一位著名的书法家，而他的技艺替他赢得了“圣手”之名。他在1881年刻上了这些字，那是在清朝，这风雅的镌刻唤起了记忆，在一个世纪前，当这里的柱子稳稳拿住时，中国却陷入了无穷的麻烦当中。鸦片战争打了，输了；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了，然而代价高昂。欧洲的强权控制了中国海岸的所有港口。政府用于海军现代化的钱被移作为慈禧造新的宫殿。十三年后，日本入侵了朝鲜，把朝鲜半岛和满洲南部都夺了去。但白鹤梁还是如常浮出水面，而涪陵圣手留下了他优美的笔迹。
一艘俄国造的水翼船经过了石头的背面，朝重庆而去。船身带动了水位上移，浸没了石梁的低处。游客们赶紧往高处躲避，笑着，而白色的浪花击打着铭文和鲤鱼。然后浪花消失了，铭文再度清晰在目，而大江如常的，永远奔流。
4 三峡大坝
我教写作课时，所用的一本教材，乃是中国发行的，称作“写作手册”。和我们用的所有书一样，其政治意图从不忸怩，而关于议论文的那一章，选用了一篇模范文章，标题是“三峡工程是有益的。”
这是篇标准的五段式的文章，而开篇的部分解释了导致人们反对工程的一些风险：被淹没的景观和文物古迹，受到灭绝危险的生物种群，地震的威胁，山体滑坡，或者战争摧毁大坝将导致一个四百英里长的湖泊。“简而言之，”第二段总结说，“工程的风险可能会大过它的效益。”
接下来的两个句子提供了过渡。“这些担忧和警示乃是有依据的，”文章继续道。“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作者接下来便描述种种效益——更多电力，改善的交通，更好的洪水控制——而最后总结时，断言三峡工程利大于弊。
对于教这么一篇模范作文，我有些良心上的不安，因为这文章涉及的题目，自从1987年后，在中国便禁止公开辩论了——这看上去乃是对所谓议论文脸上扇的一记耳光。说得糟些，这是一个宣传的练习，即便从最好处去看它，也不是特别有公平精神。但我没有别的教材用于上课，而事实上，若不考虑其政治议程，这文章倒提供了一个模范的篇章结构。我的工作室教学生们如何编排组织作文，是以我便教了它。我揣度说，没必要因噎废食。
我受到了惩罚，那句过渡的句子，在余下的整个学期中，感染了我学生们的卷子。他们已经习惯了机械式的学习，这意味着，他们跟随范本到了剽窃的地步。他们相互抄袭也发展成了嗜癖；从两三个学生那儿收到一模一样的卷子并非罕见。在这种行为中并没有一种真正感觉到做错事的意识——从他们一上学开始，就被教着去效仿模范，去拷贝东西，而且无条件地接受老师所教的，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当我告诉他们那篇三峡的文章是一个好的范本，他们仔细聆听，在未来的功课里吸取采纳了其精微的差异处。我布置了议论文，关于学生是否应当被要求去做晨练，而他们中的许多开篇布局就由描述早晨例行功课的好处说起。在那结束后，他们便开始转变风向：“但我们不当因噎废食。”甚至那些表达了相反态度的学生也用了这相同的过渡。之后我布置了一个作业，关于哈姆雷特的性格，而他们列出了他的缺点——优柔寡断，对奥菲利娅的残酷——至此许多的文章都看似不错的卷子，直到，突然间，那句该死的句子不知从哪儿飞来，“但我们不当因噎废食。”我开始对这表达感到恶心，而且我重复告诉他们说这是个糟糕的过渡，但它总是不断重现。最终，我放弃了，安慰着自己，心理阴暗地想象某天，当大江上堤坝建好了，长江水位升起，将把这些所有的写作手册卷走，在大坝七亿瓦的涡轮机上砸个粉碎。
这当然只是幻想——新水库会导致江面上升，但不会爬到教学楼那么高。我的有些学生说它甚至不会升到江东区的一半，而其他人说它会淹没整个邻近社区，一直上升到学校的前门。没人确知到底是怎样，没人在意。他们已经被告知说，大坝是有益的，那就够了。
而在城里，我明确知道新长江的水位会到哪里，因为在那里有许多的标识，关于其未来水位上升。其中之一在涪陵的旧城区，红色的漆涂在了一家小食店的一侧墙上。下城区的中山路上也有一处标识，这条路乃是码头上第二大的路。
这些标识都用巨大的红字说了同一件事“177米”。这数字代表了未来水库的水位，在其最大容量时，可以上升到海平线的177米之上。在长江两岸所有的居住区都有类似的红色标记，往下游走，这些数字稳稳地沿着山坡往上走，直到最后，去到像巫山那样地势低矮的城镇，标记的位置远远高过了城市，意味着，一旦大坝在2009年达到了其全部容量，什么都不会留下。
因为涪陵乃是在大坝地址的上游三百英里处，江水的上升在这儿的效果远不及巫山那般戏剧性。但即便在涪陵，红色数字的阴影还是预示着巨大的改变，拿白鹤梁来说，新水库的表面将高出唐朝双子鲤鱼130英尺（40米）。
有时，当我在城里，我会停下几分钟，端详这177米的红色标记，在一个普通的早晨。在小吃店外，孩子们在玩耍，棒棒军在石级上背着货物，小店的女主人在门口煮一锅黄豆。中山路上，失业的劳工拿着锯子和油漆刷子站着，寻找工作；擦鞋的男人和其他小摊贩在标记边摆开他们的货架；然而在十年后，所有这一切都将沉入新水库的水面之下。沿着下坡路走去，我能看出城市里将有那么多地方要受到影响；老城区的绝大部分，以及它那些木瓦结构的建筑，中山路上的整个商业街，以及江滨路。它们都是城市里生气勃勃的地段，而人们好像总是太忙，没人会看两眼这些标记。江水直到2003年之前都不会上升，对涪陵的居民来说，时间很长。他们有别的事情去担心。
他们还得到了政府的承诺，要修建一道新的堤坝，在涪陵周边保护这些低洼地区。每次我向人们问到三峡工程，他们总是耸肩，说城里会建一高达45米的水坝，这就是说新的三峡大坝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家。但关于这堤坝的细节极其模糊。它会围绕住整个城市吗？什么时候修建？如果有人在家边上修一道45米的高墙，会不会暗得吓人，很不愉快？而且，安全呢，你能真的相信这水坝？每次我问到这些，没有有任何答案，而且似乎没人对这些疑问有兴趣。这里会有一座水坝——那就是他们知道的，那就够了。即便在我1998年夏天离开涪陵时，堤坝的建设也没有开始，但我还是没有听到担忧或关切。
我听到最多的，还是关于大坝的好处，而且都跟从着我那课本中的文章的那三点：电力，洪水控制，交通。对涪陵这种地方的人们来说，这些都是重要的议题，若考虑到这三点，新大坝的确会带来显著的不同。迄今而止，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大坝，而它的墙将有胡佛大坝的六倍那么长，三峡大坝的二十六只涡轮机将发出180亿瓦的电力——相当于十个核反应堆，足够将中国的gdp增长10％。长江夏天的洪水，在过去六十年里造成33万人的死亡，在大坝下会得到更好的控制。它会将重庆转变为一个海港城市，当万吨货轮溯江而上的时候。
这最后的一点对涪陵有着特别的利益关系，因为大型船只无法在所有季节里上到重庆。两城之间有些狭窄的河道，有猜测说，涪陵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码头，为那些大到无法抵达重庆的船只服务。这将是个重大的变化，而涪陵，以及其轻度污染的乌江，此前在四川的交通网络中，只扮演一个相对较小的角色。更重要的，这一新的地位将结束涪陵的孤立状态。当我抵达涪陵时，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直达公路已经开始动工，有人说在2000年会建铁路。对涪陵人民来讲，这是期盼已久的改变；很快，他们的城市将不再是一座被人遗忘的江城，而他们不用再依赖长江的怜悯，不用依赖江上的慢船。
然而，与此同时有另一个明显的问题：你能真的相信长江边的所有人——那些船长，生意人，害怕洪水的农民——不再依赖长江的怜悯了么？或者，随着驯服长江的努力进行，发生灾难的可能会上升，大江还能受到控制么？大坝乃是建设在一个地震发生带上，而关于山体滑坡，造就出巨大浪涛，这不稳定的峡谷可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了。而且长江不单是水而已；它携带的淤泥多过密西西比河千倍。重庆和涪陵这样的城市将它们的生活垃圾排入江中，或多或少未经处理，再加上工厂的污水，这里有猜测说所有这些淤泥和垃圾将在大坝后堆积起来。万吨货轮在四百英里长的沼泽地里可发挥不了什么运输作用。
为了这些那些的原因，长久以来，这项目引发了人们启示录般的灾难预期，在外国和中国专家的眼中都有。他们看见了一个破碎的大坝，一个淤塞的水库；他们警告说升起的江水会带来新的毒污，那些本是留在江的两岸的。水库会淹没13座城市，140个镇，1352个村庄；它会吞没650个工厂，以及139座电厂。在过去上万年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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