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实三部曲之一江城-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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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运动的目的何在。
乡下的空气时常都是糟糕的，因为长江的风会把乌江对岸的城市污染带过来，我知道跑步对我健康的损害大过获益。但它使得我意识稳定，因为田野总是安静祥和，而且这运动总是带给我熟悉的感觉。那些久以熟知的感受——胸口抓紧，双腿发沉——把我所住过的地方都连结起来，密苏里，普林斯顿，牛津，还有涪陵。当我跑过涪陵的山丘时，我的意识在这些时间地点中流动；我记起沿着古老的密苏里——堪萨斯——德克萨斯铁路的奔跑，野猪山上的金色油菜花，还有普利提布鲁克的旧桥。随着日月流逝，我发现，即便这些四川的山岭，以及它们奇怪的坟墓梯田，都开始有了家的感觉。
但跑向插旗山途中的标语对我还是外国的感觉，即便它们慢慢显得熟悉，它们还是在提醒我前面的路有多长：
建设　spiritual　文化，更新生育　concept
人口增长，promote社会improvement
教育是立国foundation
在那个学期，汉字在我眼前波动剧烈，每一天那形状都和从前所见不同。汉语也开始在我的耳朵里居留了，很快，我就可以跟进餐的馆子的老板作简单交流。同样的缓慢变化也发生在我和老师之间，他们终于从发音机器变为了真人。
随着这情形的发展，我开始察觉到廖老师的一种尖刻感，虽然弄不明白其因何在。她不单是习惯说不对；她好似和亚当与我相处不大舒服，有些时候，我几乎猜想说她不喜欢我们（考虑到我们给她的报酬偏低，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后来，我意识到她的这种不爽有其他原因，但在那头一个学期里，我只是察觉到我们的关系有些复杂。
有一回，在我打完教员篮球赛后上课时，她问我觉得比赛如何。事实上，比赛进行得很糟——亚当和我才开始发现，对我们的参与有很多的抵触，因为英文系突然变得很强了。对其他的参与者来说，这比赛带上了爱国性质；这是中国vs美国的比赛，事关为祖国保住面子，而比赛变得越来越粗野。裁判也出现了偏向；他们允许对手向我们犯规，而不断为我们不存在的侵犯吹哨。在上课前的比赛当中，我被吹了十五次两次运球——到了比赛的的尾声，只要我一碰球哨子就响。亚当和我考虑退出赛程，后来我们做了。这看似最佳解决方案，对所有人来说。
我知道廖老师看了比赛，而且我猜想她跟我的感受一样。对比赛中糟糕的体育精神，我的学生觉得很不好意思，而且他们告诉我说那裁判在校园中的名声很烂。他因为老打架而臭名远扬——有一次他用一把刀子威胁一个管理员。他的老婆最近跟他离了婚；传言说他老打她。然而学校没法将他炒掉，因为在传统的共产主义体制下，工作保障乃是允诺给所有的国家员工的。
我老实回答了廖老师，告诉她我觉得比赛没什么意思。
“那个裁判，”我说，“是个坏蛋。”这是个常用的侮辱：坏了的蛋。
“不对！”廖老师说。“这不是他的问题——你错了。而且你不该批评裁判。”
对我来说这是伤害再加上侮辱。我想要告诉她：篮球里没有升调降调，你根本没没资格判断。但她还有话说。
“你的运球错了，”她说。“那就是他惩罚你的原因。你是这么做的——”她作出手势来，向我展示我如何运球。
“不对！”我说。“这根本不是我的动作。我的运球方式跟在美国时一样。那裁判不喜欢外国人。而且他不懂篮球。”
“不对！在这儿你不能像在美国那样运球，因为nba的规则不同。那就是问题——你习惯了美国那种打球方式。”
她说着，希望有技巧地结束争论，因为她察觉到我被惹烦了。但我已听过太多的“中国方式”，而且我不想上一堂关于中国特色篮球的课。
“篮球是美国的运动”，我说。“我们制定规则，我了解规则。那裁判就是不喜欢外国人。”在我说完后，我发现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蠢，而我还可以继续说：我们美国人学一门语言学四个月，就足以传达我们的傲慢了。但我没有这个词汇，而且无论如何我们两人都想谈点什么别的。我们复习了去机场的课文，没人再提到篮球。
跟孔老师上课要单纯多了。他跟廖老师每周更替。他不那么倾向于说不对，部分因为他有点懒，但也因为那个学期的斗争慢慢教会我们把彼此当人看。最后他成了我的第一个真正的中国朋友——第一个以中文看待我的朋友。而即便在那早期的日子里，在我们发展出真正的友谊之前，我能看出他的兴趣在生长。他有时会问我关于美国的事儿，在我的中国词汇范围内，而且我察觉到一旦有了机会，他有许多想问。当然，在我的汉语能跟上我的思路后，我也有些问题想问。
我们在我的餐厅里上课，当太阳升起在插旗山肩的时候，早晨光线温暖。我们边学习边喝茶——茉莉花茶，在热水的表面，小小的干瓣像开放的莲花一般展开。在他喝前，他向茶杯轻轻吹着气，让花叶漂去一边，这是我在课堂上学到的另一些东西。如果他不小心啜到一口叶子，他转过头去，轻轻吐到地上。那个，我也学到了——我喜欢住在一个干部公寓里，还可以向地上随便吐。
在十二月的一个晴朗下午，我备课时，听到了底下广场响亮的音乐声。这没什么出奇的——校园的扬声器总是播放噪音。但今天我从阳台往下望去，见到一批人聚集在礼堂前，我知道有些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我的阳台可以垂直望向广场，一切都很清楚。一条横幅展开，挂于台阶之上。我认不出其中大多数的字眼，但有些还是可以的：“安全”，“环境”，“和平”。一排椅子在横幅下现身了。蓝布铺在了桌子上；茶杯放在布上。麦克风出现了。
我曾见过这种安排——这是给干部们安排的区域。很快，六个人拾级而上，坐到了桌边。我眯起眼想看清他们是谁，但认不清他们的脸，只能看见几个穿着制服的人。但在涪陵许多人都身着制服。
发言开始了，一直传上了我的阳台。群众聚集在礼堂台阶的底端——主要是学生，也有从大门外周边社区来的人，年老的农民，抱着婴儿的妇女。他们安静聆听着，从他们的沉默中，我能看出这是个严肃的事件。讲话声在广场上回响，我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孔老师来上课了，他把书放在餐厅的桌上。“很吵，”他说，微微笑着，我也同意——声音太大了，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第31课上，那关于坐火车去桂林的描述，不需动脑，好没意思。我们走到阳台上，观看人群。现在有好几百人在那儿听着讲话了，而且我能看见成群的学生从教学楼冲下来。
“所有的学生都不用上课了，”孔老师说，我问他此事件为何。“他们要判决两个人，”他说。“这是个公开判决。”
我没学过这个词，而他对我做了解释直到我大致明白。我回到餐厅再翻翻字典——“判决：裁定，裁决。”他们在一个礼堂前面做一次公开的审判。
“他们是学生么？”我问。
“不是，他们从江东来的。”
我问他们干了什么，孔老师解释道，江东那边的人跟体育生之间有一系列的殴斗。江东是城里一个粗野的部分，一个衰败的沿河区域，有许多的小店铺和锈迹斑斑的仓库。在三峡大坝建立起来后，江东许多地方将消失在水面之下，而大概很少有人会怀念它。它那肮脏的道路叫人心情抑郁，而那些居民，大多数都很穷，把师专的学生看作享有特权的外来者——被宠坏的孩子们，六七个人挤一间几乎什么都没有的宿舍，清洗他们没有暖气的教室，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做强制的锻炼。在四川，市民和大学生的紧张关系，和其他事情一样，只不过是相对的贫富而已。
近来，这种敌意变得丑陋了；有些江东的男人在打斗中用了刀棒，有两三个学生受了伤。我从我自己的学生那儿听说的，他们在日志中写道，在一个周末的夜里，有两个体育系男生受了伤，而他们的朋友们转回宿舍求援。在他们收集武器的时候，警察到了。
“没人受了很重的伤，”孔老师说。“但他们要给学生们显示说学校是安全的，所有今天来了个公开判决。”
干部们结束了发言，群众们在充满期待的沉默中等待。两个男人出现了，夹在警察当中。他们穿着廉价的衣服，双手反铐。警察将他们押着，走到礼堂台阶的一半位置，让他们站在干部和群众之间。两个男人的头低着。学生们往前涌；在后排，站着农民和怀抱婴儿的妇女。每个人都很安静。作为背景，从乌江那边，我听到江船低沉的汽笛。
一个干部在读一张纸。他的嗓音传遍广场，作为反应，群众们移动着，低声议论。那两个男人保持低头姿势。
“几天，”孔老师说。“只关几天。不是很严重。”
在这瞬间，事情就结束了：警察把上铐的男人带出了前门，一辆巴士在那儿等候；干部们消失了；桌子消失了；横幅被取下了；学生们回到了教室。涪陵的人们在公开事件中极其有组织性，他们的集会可以在一个钟头内完成，以及消失。十五分钟内，广场上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孔老师和我复习了一些审判中的词汇，然后就转移去第31课了。这么快就回到课堂上，感觉有些奇怪。刚刚我们还在观看审判，从高处下望，好似在一个体育馆的豪华包厢中，而某些人的公开受辱，被转变成了课文里的词汇。但在涪陵许多事情都是公开的，很少当地人会觉得异常。我有一个和平队的朋友在另一所四川师专教书，在那儿，第二年的春天里的一个下午，所有班都取消了课程，为了在学校的运动馆参加一个死刑前的集会。学生参加这种集会乃是强制性的，因为罪犯们都是年轻的毒贩，而他们的死将为观看者提供有价值的一课。整个学校聚集在体育馆，而警察押着犯人在学生面前游行。之后，犯人们被带到乡下枪决了。第二天，课程如常恢复。
在这次审判后不久的一天，我跑步回来，发现校园中心的标语彻底可认了。这是我一直期待的时刻——从一开始，我就将这一排文字视为我的基准点，我的标杆，从这些文字逐渐呈现出意义的过程里，我看到自己的进展。有一天，它们终于有意义了：
教育育人，管理育人，
服务育人，环境育人
我停下脚步，久久观看。我把标语读了一遍又一遍，等待那成就感涌起。但没有——那些只是宣传口号而已，和学生的课本以及遍布城市的布告牌上一样陈腐的字眼。我对前往插旗山途中的那些讯息反应也是一样：
建设精神文明，更新生育观念
控制人口增长，促进社会进步
教育是立国的基础
所有这些都只是空洞的口号，伪善的做作。每次当我认出某个标语时，都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满足感。代之而来的，是廖老师的声音：读下一个。你还没取得任何成就。是以我继续重复在课桌上书写文字，从窗口望向城市。
十二月的一个下午，亚当和我被叫去了英文系的办公室，我们被告知今晚有一个宴会。这种声明总是在最后一分钟给到，而它意味着今晚被有效终止了，因为去到宴会，不醉到不可救药是不可能的。
对这种场合，和平队的医疗培训中部分涉及到了，如何准备应对。即便我们只是中国和平队的第三拨，四川的乡下已经传遍了和平队员在饭局中牺牲的故事。这些故事内容有关于斗争，关于破坏，关于和平队员酒精中毒，情形之危险，让他们发誓戒酒。我们的医疗官员强烈建议说，一旦抵达，我们要宣布说自己滴酒不沾，至少在宴席上要如此。
四川急症室里医生最常干的就是洗胃。病人中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因为喝酒，跟抽烟一样，乃是作为一个男人的重要部分。在中国的许多地区都是这样，尤其在较偏远的地方，而四川人喝酒可不是为了放松休息。它经常乃是竞赛性质的，通常会用到白酒，一种强烈的，口感恶心的谷物酿的酒。男人们相互敬酒，一口干掉，而这种饮宴很有发展为恃强凌弱的倾向，参与者们相互刺激，直到某个人喝出病来。我们的和平队培训课程之一，请了一个四川当地人来做个人陈述，他腼腆解释说，即便好朋友之间，也很愿意把彼此喝到医院里去。跟我们的医疗官员一样，他建议我们用外国人的身份去回避这种仪式。
这就是和平队典型的预演方式：先告诉你一堆可怕的故事，四川人为了展现赳赳气概而毫无意义的狂喝滥饮，然后亚当和我就被派去了和平队在该省最偏远的角落。在我们的欢迎晚宴上，当我们被奉上第一杯白酒时，我们两人一刻都没犹豫。我们的培训反复强调说，在涪陵这儿做一个男人呢，毫不犹豫是如何的关键，而且，就我们的考虑来说，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跑这么远到这儿不是为了做外国人的。我们干了第一杯，又干了第二杯。
在第一个月里，我们每周有两三次酒局，很快我就看出，这些喝法之中，很有些复杂的组织方式。教员们一开始对待我们很宽松，显然和平队给所有的学校都发了严正警告，要他们负责任。但后来我的同事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和我们的一样：和平队远着呢。喝酒的压力在稳步推进，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英文系里有一个关于酒量的排名表。这不是一个真写出来的表单，然而它又是彻底公开，被接受的。你问随便哪一个教师他的酒量和系里某人相比如何，他可以非常精确回答你。张书记是头牌，接着是艾伯特，然后是傅主任，如此类推，直到赛老师，他的量级太轻，以至于酒局中，人们轻蔑称呼他为“赛小姐”。
在三个星期内，亚当就成了英文系中无可争议的头号选手。我的排名第二；张书记滑落到了第三位。事实上，在老家我不算很能喝的，然而涪陵人的酒量不高，因为在亚洲，许多人的基因都不能适应酒精，这是很普遍的。这也是当地的饮酒模式如此疯狂，而后果并不严重的缘故；大多数人的基因就决定他无法成为酒鬼。每周他们会有一两次喝得很厉害，然而很容易就喝伤了，没法一天天持续地喝。这只是种仪式，并非习惯。
悲哀的是，喝酒成了亚当与我在此所长，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很难从此感受到自豪。若有点意义的话，它道出了我们在适应涪陵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困难，因为饭局和宴饮，尽管很有些奇怪的小孩子气，却代表了我们环境中较舒服的一面。我们立即从我们的酒量中获得了尊敬，在某个程度说，这也是系领导和我们沟通的方式。如果他们有什么想跟我们说，或着有一个请求，那就在酒席上操办。我们的同事，平时在外国人周边看起来僵硬紧张，一旦白酒开始流动，就松懈下来了。这种场合是严格全男班的——唯一的女性乃是斟酒的服务生。
在十二月的酒局开始前，亚当与我被护送到英文系的办公室，会见当晚的主人，主持人。两个男人站起身来和我们握手，面带微笑。其中一个四十来岁，个高俊朗，另一个乃是六十来岁的矮个老人。高个男人穿一件新毛衣，从他自我表现的方式来看，很显然他乃是重要人物——一个干部。同样很明显，他们来这儿是有求于我们，因为是他们赞助了饭局。赛老师和傅主任现场翻译。
“这是中文系的王先生，”赛老师说。“王先生1977年来到师专的，他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学生。他是其中英语最好的，但那时候英语并不很受欢迎。是以他成了一个中文教授。但他对英语很感兴趣。”
亚当和我跟王老师握手。赛老师看似忘了另一个男人，而他好似也不介意。显然他习惯了在大男人的阴影之中。
我们都坐下了。亚当和我等待着他们的请求；我不无恶意地揣想说王老师可能想上英文课。我已经想象着自己坐在这干部的办公室里，无聊到哭，听他慢慢说道，“你—好—吗？”
“王先生听说你是学文学的，”傅主任道。“他想和你聊聊你关于美国文学的问题。”
我吃了一惊。我问他具体什么意思。
“王先生是学校文学刊物的编辑，”傅主任说。“他有一万多本书。”
他顿了顿，让这数字的意味变得深沉。然后他身体前倾，低声道。“王先生，”他说，“比涪陵师专所有人的书都多。”
一个自豪的微笑掠过王老师的脸，我看出他听得懂我们说的。我疑惑说四川人是否也有藏书排名，跟酒量排名一样，而这两种尊贵感之间有何关系。这是个陌生领域——在和平队没人警示过关于书的事儿。
我说我对美国文学的了解逊于英国文学，但我会尽量回答他的问题。王老师点头，用中文射出了他的第一个质询，傅主任翻译了。
“王先生有个关于索尔贝娄的问题，”他道。“一般的美国人理解他的书么？”
我说我读贝娄读得很少，但我的印象是他的风格不难亲近，而且他被视为最好的犹太裔美国作家之一，是芝加哥之声。王老师点头了，好像他期望听到的就是这个。他准备好了另一个问题。
“那乔伊斯卡罗奥兹呢？”傅主任问。“你觉得她是跟从了弗吉尼亚沃尔夫的传统吗？”
“不是那么回事，”我说。“大多数人说她不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事实上，有些女性主义者批评她。”
这把我们导向了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接着是托尼莫里森以及黑人女性作家，然后我们去到了南部文学。在那之后我们讨论了海明威和“肮脏的现实主义”作家，如雷蒙德卡福，以及托比亚斯沃尔夫。这一切都是通过傅主任翻译的，随着讨论进行，我发现他的美国文学知识超出我的预想。我也意识到，会想说拥有一万本书的王老师要我帮他学“你好吗”，我真是个笨蛋。
半个钟头后，我们移位去了宴厅。头一杯是敬给桌边所有人的，之后王老师向亚当和我单独敬了一杯。接着，张书记代表党向大家敬酒。当下一轮来到时，赛老师推开杯子，紧张地裂嘴笑着。
“我不能再喝了，”他说。“这已经够了。”
“喝了，”张书记说。“干掉。”
“你知道我不能喝的，”赛老师说。他拱起双手，弯了头，一个请求的姿态。赛老师乃是系里最聪明的老师之一，一个矮胖的男人，四十来岁。今晚，两杯过后，他的脸已经红了。他再次摇头。
“不，不，不，”张书记说。“你必须为客人干了这杯。”
“我不行。”
他们开头说着英文，为了我们的缘故，然后就转向中文了。在争论间他们为酒杯而奋斗——赛老师想要推开它，而张书记牢牢地将其摁在桌子上。傅主任和王老师咧嘴大笑。他们两人也加入进去，嘲弄赛老师，直到他最后举起了杯子。每个人都在看他。
他花了很久才喝完这杯。他分三次痛苦地咽下，之后他又咳又喘。他把酒杯放到桌上。几秒钟内，服务生又来续杯了。赛老师迅速用手盖住酒杯，摇头。
“这就够了，”他说。
张书记想要把赛老师的手挪开。服务生耐心在一旁站住，手里握着酒瓶。这是个地道的四川景致——每一幅关于可爱的河流的长卷图画中，都有十处在描绘关于白酒的争吵，两个男人在争夺杯子，一个年轻女人持着酒瓶等候。
“真的，”赛老师说。“我喝这些就够了。”
“赛小姐，”张书记奚落说，拽着他的手。
“赛小姐，”傅主任回应道，他咧着嘴。
王老师说了些什么，所有人都大笑。有几分钟，整张桌子都聚焦到了赛老师的杯子上。很难相信不到一小时前我们还在讨论索尔贝娄与乔伊斯卡罗奥兹。最后赛老师软下来。
“就一次，”他说。“最后一杯。”
服务生斟满了杯子。王老师笑着，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亚当和我。他做了个快速的手势，举起杯子，我们三人一饮而尽。王老师喝得很容易，他也没有脸红。
食物来了，有一阵，干杯的节奏舒缓下来。但他们继续时，每个人好似都忘了赛老师，他不过是酒局开场与收梢时的娱乐项目。当正式的拼酒开始后，他就是个麻烦。现在，他坐着啜茶，而白酒在席上汹涌。
这部分的饮宴是有策略的，通常，干杯前都有低声的讨论，教师们用四川方言，而亚当和我用英语。这里的机谋乃在2对1——若张书记向亚当与我两人敬酒，我们都得喝，而立即，傅主任又会做同样的事儿。我们的回应是先发制人；如果我们察觉到他们有什么阴谋，我们中的一个会敬一对，或者，向全桌敬酒，然后，他们得花时间恢复，在反扑前。偶尔他们尝试聚焦在我身上，察觉到我功力较低，当这时亚当会插入来保护我。这在四川是允许的——一个朋友可替你干杯。四川人喝酒很像打仗。
每次酒局都有个领袖，一个酒精中的男性a字母，他控制着白酒的方向。张书记总是英文系的领导者，但今晚他让位于王老师了。这个大块头男人动作迅速，而且，十分公道，向全桌敬酒直到其他老师开始软掉。在那之后，他转向亚当和我，他鄙视通常的二对一的游戏，轮流向我们单独敬酒。这出戏可谓壮观。半个小时后，我们三人还是席上最清醒的三个，但我很快就要晕了，而王老师没有放缓的迹象。我听到傅主任和张书记叫他悠着点儿，因为他们害怕我会喝伤，终于，敬酒结束了。
王老师开始讲一个长长的故事。故事乃是关于一辆载货三轮车，他用四川话说而赛老师翻译。这故事的发展很慢，而我太醉了没法听清。我的目光在餐桌上游荡，直至我发觉自己看着那个随着王老师来的小个男人。我已经完全把他忘掉了，而他则面带微笑。他说着什么，但我不能理解；他说的乃是方言，而白酒怎么也没有提高我们两人的语言能力。最后他努力集中精神，用普通话，一个个音节清楚吐出。
“莎　士　比　亚，”他说。
“抱歉，”我用中文说。“你说什么？”
“莎　士　比　亚。”
我摇摇头，他重复了好几遍，做着读书的手势。最终我脑中闪过一道光。
“莎士比亚？”我说。
他大笑起来，竖起了拇指。“狄更斯。”
“dikens？”
他点头，又道。
“马　克　吐　温。”
“马克吐温。”
慢慢的，我们从梅尔维尔，诺里斯，欧康诺，到了基弗。我花了很长时间去猜诺里斯和基弗。我们没什么别的可聊的，而且我一直没弄明白那男人的名字，虽然他尝试沟通说他尤其喜欢诺里斯的小说麦克梯格，那大约是美国唯一一部关于牙医的好小说了。现在美国几乎没人读诺里斯了，但这里，长江的上流，至少还有一个粉丝。
王老师结束了他的三轮车故事。即便我错过了故事的大部分，我也大致了解到这个故事提到他一次喝得大醉，花了半个小时跟三轮车夫讲价，后来发现他就在旅馆的门前。所有人都对这故事大笑。因为翻译的缘故，他们意识到赛老师还在这里。
“喝，”张书记说，指向赛老师的杯子。
“我不行。”
“喝。”
“我不行。”
“行。”
“不行。”
“喝。”
“我抱歉。”
“赛小姐！”
“赛小姐！”
最后他勉强又喝了一杯。很明显，宴席将散了，王老师对亚当与我举起了杯子。我们也举起来。
“为了书，”我说。
但王老师脑子里有别的考虑。他对我很严肃说了句话，赛老师翻译了。
“王老师，”他说，“想要你为学校的杂志写点东西。”
我们的杯子在酒桌上方冻住了。
“具体意思是说？”
“他想要你写一篇关于文学的文章。”
“美国的还是英国的？要多长？”
他们快速就此讨论。我们的三杯酒还举在空中；无疑这是请求当中最令人愉快的瞬间。
“美国的好些，”赛老师说。“只要一万字。”
我屏住呼吸。“我对美国文学的了解不够写那么多，”我说。“告诉他我可以写伊丽莎白时期的诗歌或者查尔斯狄更斯，这是我在牛津时所学的。或者莎士比亚。但其他的就很困难。我在这儿没有多少笔记。”
又一阵讨论。我的手臂感觉很沉了。王老师点点头。
“狄更斯，”赛老师道。“一万字。”
我们干了这杯。白酒的味道开始变得恶心而危险起来，在酒落腹中后，我开始颤抖。一次好的宴席好似一出好的短篇故事；那里总有个要点，但不到最后你总是摸不到。现在，我明白到他们为什么邀请我们，但我并不抵触；至少现在我知道四川的文学杂志如何招募新的材料。桌上的人又花了几分钟来威逼赛老师，然后我们一起脚步踉跄而出。
我希望所有人都会忘掉这篇文章，但一个星期内，提醒就静悄悄地出现了。我拖延时间，解释说我忙着教书，但我开始接到信息，传达王老师的最后期限。最后，我坐下来，写他希望我写的，一篇关于狄更斯和政治改革的文章。
我尽快地写。讨论说狄更斯根本上乃一个中产阶级角色，他喜欢描写社会问题，不是因为他希望革命性的变化，只是因为这些题材乃是很好的创意资源。我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不喜欢这种说法，所以我加了一段，谴责狄更斯走资本家路线。我喜欢在一篇文学随笔中用到这个字眼。否则，这篇文章写来便索然无趣，而且我添油加醋了许多的描绘，以望填充字数。赛老师得把它翻译成中文。一整个星期，他为这该死的东西努力奋斗着，跑来我的办公室询问我那注水的文章，手捧着他的头。
一月份的第二天，涪陵在城市的中心举办了一场公路赛跑。这是第二十二届迎春长跑，城里所有的学校和单位，相互竞争。比赛前的两周，傅主任问我可要参加师专的队伍。他看上明显紧张，因为教员篮球赛那事还过了没多久。
“你要理解，”他说，笑得很不自在。“那儿有很多的农民和没受过教育的人。他们不懂什么运动精神，也许有些人会比较粗野。而且，二十一年来，从没有外国人参加过长跑。他们欢迎你参加，但我想情形会跟美国不同。”
我能看出来，如果我不跑的话，傅主任觉得情况会简单些。有那么阵儿我考虑不去参与，因为篮球比赛的事儿在这个本来还不错的学期里成了我生活的一个低点。我生活中的所有麻烦都已经够公开的了；没有理由再去寻找更多观众来围观。
但在赛跑中没有裁判，而且这不是项身体冲撞的项目。群众会聚集，但我想至少我能往前移动。这不会和美国的长跑有太多的差别——即便真是不同的话，我也很好奇想看看会发生些什么，至少一次吧。我告诉傅主任我想参加。
他解释说每个运动员都要参加身体检查，在比赛的一个星期前，我去了学校诊所拜访医生。那是一栋低矮的瓦房，就在木槌球场边上，它是校园里保留下来的一栋老房子，文革前的，那时学校是所高中。
医生检查了我的脉搏和血压。每项检查后他都微笑，告诉我说很健康，而我则谢过他。然后他领我到边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