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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实三部曲之一江城-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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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午时，我能感觉到自己发展出了一定的节奏——稳稳的脚步，背包两旁甩动——我猜想继续走会是怎样呢，往南，走到贵州，继续向前，看那山岭的变化，听到越来越难懂的口音。即便到了这里，跟人沟通已经是困难了；他们的方言口音比城里重得多，而且，通常，见到外国人的震惊，叫他们说不出话来。向他们问路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总相信我乃是迷了路，总想要帮我找一条船回到涪陵城里。但我笑笑，谢过他们，朝着南面，他们的警告声在我耳中作响。
有时，白色的山崖升得太陡，我得离开河岸，从旁绕过，这时，我会用上我的罗盘，而同时眼睛盯着乌江上的空间。你能从几英里外就看到它，因为那些山岭会在河谷的边缘突然消失，留出一块空白，好似空中悬着的一块影子。是以，即便江水出了视线，我还是可以跟随着乌江那沿着天际线的倒影，跟随它向南。
待到下午后半截，太阳的光线微弱地穿过雾气，我通过一条陡陡的山径，走向江岸。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也许是十二英里，也许十四。我碰到了四个人，刚从涪陵最后一班船回来的，他们告诫我说，直到某天早晨，不会再有船了。我说那不错啊。他们问我从哪儿来，我告诉他们我是城里教书的美国老师。
“你挣多少钱？”一个年轻男人问。他穿件新毛衣，刚从城里购物回来。他的问题很是普遍，而我如实回答了，我一向如此。我一个月收入一千块，大约是120美元。
“哇！”他说。“那不够。一个外国人挣的应该比这多！你怎么不换个工作？”
无论你我走到哪儿，每个人都跟我这么说。作为一个和平队志愿者其中一项困难，就是当地人总觉得你是个傻瓜，接受那么低的工资。那男人摇摇头，他的女朋友走上前，问我为什么到这儿乡下来。
“春天来了，我想走走，”我说。“而且在涪陵，我现在没事做。”
这个回答比我的薪水更搞笑，他们一起摇头。“你带太多东西了，”那女人说，指向我的背包。那也是真的，我很高兴，看到这么偏远地区的人，和涪陵城里的人一样那么理智。他们挥手告别，朝上走了，而我往下，穿过一条小峡谷，来到了乌江边。
在水边没有别人。江岸有很多的石头，有一长条的砂岩石作为摆渡船的停靠点。那上头有一处可以俯视江水，长了不少青草。我把帐篷在此驻扎，这是个睡觉的好地方。附近没有房屋，山崖直直陡峭伸入雾气中。
我坐在水边一块岩石上，看着江水。我拿出了泰德威廉姆斯的书，读起来：
我想成为有史以来最棒的一个击球手。一个人应该有他的目标——一天的，一生的——而那就是我的目标，让人们说，“泰德威廉姆斯来了，他是最棒的击球手。”当然，没有人比我工作地更努力。那是我的心的中心，击打一只棒球。
这是一本好书，读在三月的尾声，在乌江的河岸边。我坐在河岸上，读完了一半，然后，雾气更浓了，气温跌了下来。一只舢板船经过，而我不动如打坐，是以经过的人无法在逐渐变暗的天色里看见我。那里有丈夫，妻子，就像在这些小小渔船上许多的伴侣一样。女人在船尾操控船桨，而丈夫在船首捞网。他们彼此并不说话。我猜想那样的生活是怎样，和一个人结婚，每天共同在不足五米长的船上打渔。舢板船上的那对看起来应付得挺好。他们的动作娴熟，我能听到的，只是轻柔的桨声，男人把网拉上船板的哗哗水声。太暗了，看不清他们有无收获。在转角出，他们划出了我的视线，朝向下游而去。
雨水轻轻落下，我找到了上方一处岩石，可以遮住我的炉子。我小心安排好所有事情，煮开了我剩下的水。我煮了燕麦，还有面条，吃完后，我关了炉子，让水凉下来。我将一部分倒入壶里，剩下的，用来洗碗。
雨现在下大了，我确保帐篷没出状况。我铺开了睡袋，把随身的东西拉入帐蓬，检查了桩子和线。所有一切都好。在瑞士时，我曾用那个帐篷露营过两个月，而自从那个夏天以来，我就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办法，什么事儿都能通过它来实现。
炉子上的水凉下来，我用其清洗了。我想着泰德威廉姆斯，猜想他会不会喜欢四川。也许不是很喜欢；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站错了边，而且在其间，他的飞机被击落了。但他可真是个钓鱼的高手，也许乌江会吸引到他。一旦你习惯了这里的事情，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这也不是个糟糕的地方。
当我进入帐篷的时候，雨下得猛了。我在岩石上，能听到江水的急流。在早晨，一艘生锈的船停靠在河岸上，花了三块钱，我回到了江东的码头。这是我在涪陵的第一个春天。
＇1＇ 译注：何伟在这段话的后半部分，语气不乏暗讽，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
＇2＇ 译注：若以一家五口计算，二十七斤米一个月，大约是每个人每顿0。9两。半年前看报道，古巴家庭的配给，大约只够一家人用半个月，其余要到黑市上买。
＇3＇ 译注：何伟原文中的‘宣传’乃是‘propaganda’，尤其指政治宣传，含洗脑之义，在英文里有很强的贬义。在中文语境里，它很多时候却是中性。按照何伟在另一本书“甲骨文”中的说法，中国宣传部对外的英文名称，已由‘propaganda department’改为‘publicity department’，接近‘公关部’的意思了，但对内依然称‘中宣部’。
5。1 白山坪
泡桐树开花了，紫色，白色，在白山坪低处的斜坡上。这些花儿开不久——下周它们就要枯萎，凋谢了——而柔黄色的油菜籽将从山上采摘下来。在那之后，亮绿色的稻床将消失，秧苗会被转移到稻谷地里去。涪陵的春天匆匆而过，一片模糊的色彩更迭。
今天是四月五日，清明。何忠贵与他的家人从长江那边搭轮渡到白山坪来。他们穿得不错：孩子们身着新衣，女人们脚踏高跟，何忠贵穿一件黑白格的运动外套，打着一条佩斯利漩涡花纹的领带。他们在乘客中脱颖而出，其他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刚从市场上回来，手里提着空空的篮子，蓝衫口袋里装满了钱。
何忠贵的父母乃是山上的农民人家，他的童年时光大都在那儿度过，但如今他很少回去了。他现在是涪陵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而在白山坪陡峭的山坡上，没什么房子可建。但他的父母在那儿埋葬，清明乃是中国人怀念先人的日子，拜访如白山坪一类的乡下坟墓的日子，在那儿，石墓沉默地注视着河谷，与它忙碌的春天。
与何忠贵同行的，有他一个家族的十五个人——叔叔婶婶，表弟表妹，外甥与甥女，从六十多岁的老女人到十五个月的宝宝都有。他们一群从北岸出发，沿着长江的石滩往东去。家族里的一员是戴梅，何忠贵十四岁的甥女。她的话很多——在一身棕色灯芯绒与短发下，裹着旺盛的精力，不停说着话，从一块石头跳去另一块。
往下游走几英里，一座修长的白色宝塔从天际线升起，其明暗参差的形体，在晚晨的雾气中，仿似海市蜃楼。“你知道为什么要建这些塔吗？”戴梅问。“他们相信有条龙在那儿，在地底下，他们相信如果建了塔，就可以把龙压在那儿。但如果塔倒了，龙就出来了。”
她顿了一下，看看山，轻轻拨弄着她光亮的黑发，就和全世界所有的十四岁女孩一样，思维跳跃到了另一个话题。“我的祖父祖母的坟在那上面。有些农民被埋在这儿，在低处，但大多数都在那高处。他们想要一个好点的风水，如果高一点，他们就觉得好一些。他们自己选的那些地点。他们经常会去问一个道士，而道士会告诉他们风水好不好。实际上，道士只是骗骗他们——那些只是迷信罢了。但即便今天，很多的农民还是相信风水，就像大家过去那样。我们这一代，却不相信这种东西。我们知道那是假的，那些只是迷信。我们相信科学，我们说那些是封建思想。”
和许多中国年轻人一样，他们对传统事物的本能拒绝，因学校的教育而放大。她用“封建”这个词儿，其意义就和美国孩子用“落后”一样。她常唱的一句副歌，就是中国“太封建了，”另外有一次，她激烈地抱怨老一代人：“中国人，尤其是六七十岁的人，非常非常非常封建！如果你想穿短裙子，或者像你穿的那种衬衫，他们就会说那样不对。我的妈妈不封建——她也穿短裙，因为她看上去很年轻。但我的爸爸非常非常非常封建！我们把那种人叫老封建。”
今天她把这些念头憋在心里了。她说她对风水以及佛教没什么信仰，耸耸肩。“在清明这样的节日里，”她说，“我们会按照父母和老人希望的那样去做。我们去到祖父祖母的坟墓前，祈祷焚香，我们会装作我们相信那些东西。但在心里，我们并不信。”＇1＇
鞭炮在山顶上炸响，其声音回荡于河谷中，何一家人慢慢爬上了白山坪的山坡。他们沿着粗石级的蜿蜒小路；步子慢了；呼吸喘了。这里是涪陵地区最陡的山路，这里也是唯一可算不仅是丘陵的山——即便插旗山，有那么多的稻谷梯田，也太平缓了，难以说成是真正的山。
白山坪的南面太陡了，无法改作梯田，松树在山顶上长得很密，在一面超过100英尺高的石墙上方。这处砂岩石的山崖，大概是白山坪的名字所由来——然而，和许多四川其他地方的名字一样，事实如何，已经遗忘在过去了。其实，许多当地人说，山的名字应当为北山坪。在当地方言中，白与北的发音是一样的，而有些涪陵地图使用“北山坪”有些用“白山坪”的名字，更增添了混乱。在这么一个地区，识字在最近些年才得以普及，名字的念远早过它的写，到最后，仍然是口语最重要。你就念bei好了。
一家人爬上了山崖墙的东面，在那里坡度较缓，在三十分钟后，他们到了何忠贵堂弟的家。他是个农民，住在山上，每个人都停下来，在他的打谷场边休息，憩息在农舍的瓦檐阴影下。对农民来说，打谷场乃是家庭生活的中心——在这里，作物被打了谷，辣椒被晒干，在这里切蔬菜，在这里抚养孙儿，在这里斟茶给客人。今天的这个平台，高高突出临于江上，景色壮观，让客人们都安静了。
在他们脚下，是层次丰富的山景，有种种的质地与色彩：绿色的小麦梯田，齐齐整整一排排；油菜花地，花蕾是一片黄色；柔和的泡桐树，伸出了农舍的灰瓦顶；伟大的长江在阳光下闪着银光；跨过江面，微霾中的白色宝塔在远处挺拔。一阵微风拂过了青青的麦田。屋影下的气温恰到好处。
农民夫妇端出了茶。客人们在聊天；清风吹拂。茶凉了。在过了一阵舒服的时间后，一家人绕到屋后，走向后方的田地，经过了一座巨大的坟墓。
没人知道埋在这儿的是哪家人。“清朝”，在问到坟墓何时建起时，当地人说。但在涪陵，这是个标准式的回答，关于任何古老坟墓，老房子，或者其他的古董，它们中许多的来源都在过去的那个匆匆世纪里失落了。“清朝”，人们若有所知地说。他们知道这样的回答很安全——清朝统治了接近三百年，从1644到1911。“失乐园”是在清代，美国革命是在清代，最近的一次芝加哥童军获得世界杯冠军也在清代。当涪陵这儿的人们说到清代，他们的意思经常是：那很老了，不过也没像很多别的那么老。
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地主的坟墓，跟同一地区别的坟比，它有五倍那么大。坟的高度有十五英尺，在山的侧面，在其泥土覆盖的后部，种了九排谷树。旁边，一排竹子在风中飕飕响。石雕装饰了坟的正面，石雕人物中部分的脑袋被敲掉了，那是文革时的破坏。大概也就是那时，家族的名字也从墓碑上移掉了。但石雕的大部分依然完整，上面刻的字，部分是：
愿兰桂润心
愿子孙成功
九泉之下安息
看到这么一座坟墓，你能猜想这个地主后代的典型命运：解放后的审判，流放，挣扎，劳改营。也许，这地主的后裔未能取得他所想象的成功——但这也只是猜想。可以确认的是，这座坟无名，而在竹影下，并无兰花，而在今天，清明节，没有一个后代来这里致以敬意。边上，何忠贵一家人在聊天，同时给何忠贵父亲与叔父的坟前上纸钱。但这处大墓，除了后面的谷树外，别无进奉，仅有沉默，以及风吹过竹林发出的神秘声音。
何忠贵的父亲和叔父被并排埋葬，一对坚固的砂岩石坟墓，东南朝向，对着长江，以及越过长江后的世界。拜访者们必须单个成列穿过小麦地，来到坟前，注意不要踩上了青青的麦苗，而现在，他们点上了胖胖的红蜡烛，点起成堆的纸钱。
这些钞票，统共有8亿美元，上头写着“天堂银行”。它们乃是另一个世界里的合法货币。冥币渐渐烧成了黑色的灰球，随着火苗的燃烧。蜡烛在长江的风中舞动。热风来了又去，随着火苗的起落。
老女人们在坟前磕头，在冥币钱祈祷保佑。在她们结束后，轮到了孩子们，在大人们的催促下。他们偷笑着，马马虎虎叩头三次，他们跪在钱币上，以免把裤子衣服弄脏了，然后他们合上眼睛，祈祷，有时声音颇大。“请保佑我考试考得好，”戴梅的表哥说，他是个戴了眼镜的十六岁男孩。
之后，一群人又穿过麦地退了回来，然而有三个年轻男人留下。在仪式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站在后方，表情忍耐，然而冷淡；他们在二十多岁，而清明节不是年轻男人的节日。但现在他们爬上去，站在坟顶上，拿着香烟和长串的鞭炮，然后，他们点着了线引。
当鞭炮炸响的时候，鬼魂就四散了。孩子们拍手欢呼；老人们捂住耳朵转过身去。那些年轻人保持着冷静——炮竹声震耳欲聋，但每个人都手持一串鞭炮，直到火焰接近了他的手指，然后，不急不忙，他掉下那一串，又点一串。他们不塞耳朵。他们不笑，也不愁眉。他们完全不做任何表情；从外表看，他们很酷。但在他们眼里的某些东西无法控制住，闪耀着纯粹的兴奋，当他们站在坟上，而周围的景致与节日的声音，突然在这一处汇聚；那爆炸声，火药浓重的气味，漩涡般的尘与烟，还有阳光，远处下方的长江，好似一条长龙，在河谷突然的轰鸣中懒懒躺着取暖。
他们的队伍继续往山上爬，经过一排排绿油油的扁豆，经过齐腰高的麦子，经过另一道陡峭的石梁，那儿有着短短的梯田，和蜿蜒的石路。长江依然在南面依稀可见。炮仗声在空气中回响。家族成员继续前往何忠贵母亲的坟墓，她被埋在白山坪的高处，跟她丈夫的墓有几分钟的路程。她比他迟三十年才死，或许她对风水有不同看法。在那些时候，夫妻俩分开埋葬，并非异常。
她的坟上刻下了五个大字：李成玉 何母。在那名号下，有两排整齐的名字。
“看看，那些就是她的后代，”戴梅说，她靠近过来奉上她的敬意。“女人们在左边，男人们在右边。那儿有我的名字！”
她伸出手，触摸名单上最后一个名字。在戴梅和她外婆之间，有不止十个名字。他们中的部分今天也来了，而有些人则住得太远。还有些人，已经死了。但每个人都被记在名单上。戴梅用手指划着墓碑上她名字的笔画，然后只是简单说道，“那是我。”
在下午迟些时候，一家人从山上回家。他们在另一个堂弟家的打谷场上吃了午饭，现在，他们回家也不用赶了，偶尔停下来欣赏风景。
但何忠贵对这片土地并无多少热爱。对于大多数外面来的人，田野的景致美丽浪漫，但他的父母住在这里，而大山代表着辛苦的生活，而今他很乐意将之抛在身后。他在下坡路的半当中停下来休息，望着长江，他轻声说道。“我在城市里长大，”他说。“不是在这乡下。但我们还是很穷；我的父亲在码头上干活。到了十五岁，我也去干活了。我都是一个人去的，在建筑工地上。那是我只是个普通工人。我跟她那么大。”
他指向戴梅，有一阵子，看起来他想要继续他的故事，但他陷入沉默了。他不是很爱说，也许，他的故事已经说了太多遍。
无论如何，那人生发展的轨道是清楚的。能从他身上所有东西中看出来——他的服装，他的自信，他的手机，在今天的仪式里，它响了好几次。而故事也能从他的房子里看出，那是在涪陵下城区中心的一座三层楼。所有的住户都是他的亲戚——一个女儿住这层，一个兄弟住那层，另一个兄弟住中间。所有的房间围绕着一个天井布置开，家族的成员很容易互相招呼。房间都很大，装了vcd和卡拉ok机。天花板装饰有吊灯，有巴洛克图案的灰泥，还有天鹅绒的挂毡，深红，深紫。屋顶上，有一个绿色金鱼池，一棵橘子树，从这里，你能看到涪陵一片片的瓦顶，通向长江，以及白山坪的田野。＇2＇
在涪陵很少有私家车，但何忠贵有一辆崭新的红旗轿车。他喜欢指出说，这车曾经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座驾。他自己开车，在今天稍晚时，他缓缓的，喜悦的，开着车子，穿过城市，到了江东区。他会开车经过自己正在建的楼房，他会指给我看，安静，然而带着骄傲。这是一个巨大的上城区建筑，有着白瓷砖与蓝色玻璃，是那种在全中国到处可见，毫无特征，无法区别的房子。在经过建筑时，车子会慢下来，何忠贵会打开空调问，问“后面够凉快吗？”
但那是迟些时候的事儿了。他先是把他的家族带下了白山坪蜿蜒的石级，在山脚下，他为每个人都买了雪糕，等待渡船。他们在长江的鹅卵石江滩上吃着雪糕。在他们上方，大山变得安静了；今天的炮竹已经放完。一阵清风沿着河谷向东吹去。宝塔在下午的阳光中清晰起来。一家人吃完了雪糕，说着笑着，在春天的江水里洗着手。
＇1＇ 译注：这种信不信，的确是导致了差异。何伟来自一个有宗教背景的家庭，他祖父年轻时曾很想来中国传教，感受到内心的calling，上帝的召唤。何伟以和平队身份前来中国，在内在气质上，与其祖父不无相似。他的人道精神气质，以及谦和的态度，与宗教背景还是很有关系的。
＇2＇ 译注：何所盖的房子，似乎很像客家围屋的格局，在福建遗留较多。
6 暴雨
在五月初，涪陵东边的山岭上，出现了火灾。好几个星期以来天气一直炎热——热气混着雾气，明亮而视觉模糊的日子，温度到了九十多度（华氏）。一道道尘土浮在校园后未平整过的马路上空，空气因为热气而变得沉甸甸。人们都告诉我说春雨太少了，而不久，双眺山上爆发了火灾。
它是涪陵区域最高的山；在明朗的日子里，从它的山顶上可以同时望见涪陵和丰都。那山上有森林，也有小型的农场，而火势一发不可收拾。没人知道它是怎么开始的。从长江上吹来干热的风，扫过山上的火苗助势。
在火灾发生的头一个晚上，学校派了五十个学生志愿者参与扑火，而第二天的早晨，又有两百个学生前往。从我的阳台上，能看见第二组人聚集在学校的广场上。他们全是男孩，穿着军训的服装，他们笑着，兴奋，起劲地聊着，等待着出发。巴士把志愿者们带走了，校园里安静下来。
那一天，太阳就像个挂在空中的闷热的圆盘，烟从山上飘下来。我能从阳台上闻到气味。许多出发的男孩都是我班上的，随着这一天时间过去，我有些困惑，不知道他们在山上做些什么。女孩们也心不在焉，课上得不好。
之后，我在卧室里学习时，见到黑云在西边的天空上聚集。风突然吹起我桌上的纸片。我关上了窗，去阳台上收起衣服，之后，我穿过房间，把所有的门窗都关紧。暴雨将至了，在城市的后方鼓胀得越来越黑，在风力之下，我几乎关不上客厅的窗户。
我关上了灯，往手电筒里装入了新电池。当雨开始下时，我跑到了厨房的小阳台上。雨以笔直的对角线在空中一道道划过，风吹得更劲了，而树枝在狂暴起舞。穿过操场的那边，教学楼里的窗玻璃被震碎了，学生们大喊大叫。他们总是兴奋地大叫，只要有大暴雨光临的时候，而有时他们都忘了关上窗子。在春天里，地上经常有暴雨后碎裂的玻璃。
我听到江东区那边有更多的玻璃碎裂，而人们匆匆穿过街道。在插旗山的西侧，突然一道蓝色的闪光，接着一起爆响，然后，涪陵所有的灯全灭了。
我从阳台上望着暴雨。云层在山上低低卷过，大雨愈大。天空暗了，突然又闪过一道白光，仿佛有人在云层上擦过一道火柴。一团闪电照亮了白山坪的山顶。有一阵，山顶高高踞于长江上，在闪电中冻住了，然后，一阵轰雷奔过，山突然消失了。很快，大雨给江面蒙上了层雾气，直到长江看不见了，而乌江只剩了一条灰带，混入了看不见的天际线。
半个小时后，暴雨停息了。山岭再现翠绿；所有的灰尘烟雾在空气中清除掉。整个晚间，下着小雨。第二天，我的学生从山上回来了，在他们抵达火场前，暴雨已将山火扑灭。但这次行程，乃是对例行生活的一个打破，他们看起来，跟刚出发时一样的兴奋。
两个星期后，学校举行了三天的田径运动会，在插旗山下的一座新建的体育场内。大多数中国的学校都会在春天搞运动会，但我们这个规模尤其大，因为新场地的缘故，也因为香港快要回归了，一个半月后。
这学期的所有事情都与香港相关，就好象每个秋天都有活动和长征关联。春天时，有一次关于香港经济的考试竞赛，而学生中的党员挂有特殊的香港胸章，跟其他学生区别开来。一个“欢迎香港回归”的标语装饰在了图书馆的入口处，而每天都有数字显示，还有多少天那殖民地将回到祖国的怀抱。有时我会问学生还剩几天了，他们总能给我精确的回复。
为了竞赛，他们准备了许多天。那些正式的选手在食堂后的旧场地上训练，而每个人都为比赛前的游行做练习。男孩们练着他们的军训鹅步，而女孩们则准备跳旗操，而在周日晚上的政治集会上，他们唱关于香港的歌曲。
竞赛的开幕式，在大雨中开始。那香港的横幅悲哀地下垂着，而色彩明亮的气球拒绝升空。但庆祝仪式继续进行：一千多个学生，在泥泞的跑道上严肃地跋涉前行，而他们在大雨中跳操时也均面色凝重。几乎没一个观众离场的，而干部们，在中央场地的遮蔽檐下挤作一团，颤抖着检阅着。之后那一周，我的班上满是咳嗽与鼻涕声。
运动会推迟了两天举行，之后，天气改善了，集会立即恢复。课程被取消了，学生们按照所在系，坐在场地四周。这是非常严肃的比赛。所有超过四百米的女孩的比赛项目，总以每个选手都瘫倒在地作为结束，而在她们比赛前，选手们会小心挑选一些朋友，在比赛结束后搀扶她们。在某个方面来说，这很感人，就好象在参站前，士兵给家里写告别书。参加比赛的女孩会给她的朋友们清晰的指示，而在结束后，她将倒在她们的怀里，被抬出体育场的大门，喘气，哭叫——从舞台右边下场，仿佛一种奇特的四川戏剧。在男孩的比赛中，这种情形要少一些，但大约还是有四分之一的选手在终点处瘫倒。朋友们把男孩们扶到系里的救助桌边，给他们热茶和宏声香烟。五分钟后，他们就好了。
我计划参加1500，5000米，以及4*100的接力赛。教员有自己的队伍，而对退休的教师，有特殊的竞赛，他们跑得很努力，但绝不会在终点线上瘫倒。因为我已经赢得了涪陵公路竞赛，我被安排参与了学生组的竞争，而这个景象——外国老师与学生们头碰头的比赛——就足以把观众催入狂热了。他们在终点区域密密挤成一团，只有头两条道还开着，而我自己的学生在最后的直道旁排成一列。黄小强，我常去用午餐的那家面条店老板，也带上儿子来了学校，为我加油。
其他的选手为和外国人比赛感到激动，而他们起步阶段跑得太快了，因为听到了观众所发出的加油声。从一开始，我就能感到，这是和一月的公路赛不同的观众；我听到有声音叫我的名字，英语的汉语的都有，而英文系的学生在我逐步追上来时，为我加油喝彩。我赢这两项比赛都很容易，在1500米比赛结束时，我的学生都在终点处欢迎我，我觉得自己更像是系里面的一个成员，而非一个外国人。在接力赛的情况也是一样，路程太短，给不了我多少时间来建立优势，而我跑的是第二棒。张书记跑最后一棒，在最后一个直道时越过了中文系，而所有的英文系学生都疯狂欢呼。在此之后，我们四个人以插旗山为背景，摆了pose拍照，而张书记脸上放光，点着根烟。
但在5000米比赛时，人群中的体育生开始嘲弄我，叫道“哈喽喽喽喽喽……”与“洋鬼子！”，在我跑过的时候。洋鬼子意思是“外国魔鬼”，而在我的学生指责他们后，他们安静了一点，但我还是可以听到他们作弄的叫喊，作为回应，我只是低着头，全力跑完了最后的一英里。没必要这么做——我已经赢得了比赛，而我能感觉到感冒正向我袭来。但我不能克制自己；在比赛中，这是我唯一应对嘲弄的方式。
我回到家里，发现自己的体温飙到了102度。我意识到如此拼命地跑5000实在很傻，而我也看不出参加这种竞赛的益处了。我太执著于竞赛，而当地人甚至更有过之；无论情况有了多少改善，无可避免的，终究还是我和所有人对抗。我决定说，以后看比赛比参与比赛更为享受，而此后我再没参与过跑步比赛。
在那个学期里，我的健康状况逐步下降。有几次我发了烧，但主要的，我的身体发展出了一些慢性炎症，因为污染的关系，而我总是在用抗生素。这时间来得很怪，因为除了健康问题外，我对涪陵的生活却从未如此满意。我对这个城市的生活感到舒适了，而且我也开始结交了一些不说英语的朋友。我的中国生活在逐步发展，现在我觉得在第二年里，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即便我与廖老师上课的那种紧张氛围也大大舒缓了。似乎我们的鸦片战争让我们都彼此看清了对方，虽然有一些意见对立时的火花，但我们表达观点时的真诚态度，比观点的内容更重要。在某一程度上，我知道她的立场——她肯定怀疑外国人，以及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但她的态度足够开放，让她的怀疑清晰流露了出来。逐渐的，我将其看作一个友好的转变，相别于英文系的干部，他们总是微笑，待我也温和，然而从不放弃他们的防备心。廖老师至少足够尊重我，让我有机会瞥见她的观点，而我察觉到她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一个外国人，不总是那么尊重中国，然而至少愿意谈论他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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