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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演讲在清华-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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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生气，因为印度和美国之间没有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但是印度老百姓的形象、社会安全保障在美国社会中形象不好。再说俄罗斯，已经彻底变了。俄罗斯在美国的形象不仅不好，而且是消失了，美国媒体基本上不注意他们。要是注意他们，形象一定不好，印度的学者曾经这样比较，为什么每200篇关于中国的文章才有1篇关于印度的报道。中国人说了，我们看到200篇全是骂我们的，印度人说我们宁愿200篇骂我们的，说明美国人注意我们，这样将来我们做公关也好，做贸易也好，要是不理我们，等于我们不存在一样。
张庆年（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主任）：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刚才有人说共产党的形象现在不如过去，这是事实。我们当前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就美国来讲，中国的形象都是从媒体造出来的，议员听了就告诉老百姓，老百姓就代表了民意。这时候议员更可以说我代表民意了。所以中国在美国的形象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中国有腐败，但是这是中国老百姓痛恨的问题，美国人痛恨吗？不见得，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大家仔细思考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好，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抗日的态度和国民党有鲜明的对比。另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各方面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那时候的官不像现在的官，现在官越做越大，问题也越来越多。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但是从美国来讲，比如说西藏问题，不是说我们的地方政策有什么错误。过去西藏的老百姓苦成那个样子，做农奴，他们美国什么时候表现过人道主义？从来没有。但是现在突然间表现的不得了了。西藏有他特殊的问题所在。他要从那个方向控制你中国。其实像台湾问题等等都是很明显的，他们要以此下手把中国控制住。我们国内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强大起来，能不能更好的发展，能不能给老百姓带来福利的问题。但讲到美国那个方面，要比这个复杂的多，是一个关系中国发展空间的问题。所以谈到传媒，我觉得必须要从好几个渠道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游说，不是说我去游说你去游说都可以的问题，要看到这个需要，该花的钱要花，公司要找。今天赵先生说的很多东西中国都还不了解。要做美国的工作就要了解美国，他们的事情是怎么个做法，这样你才能打的进去。就像赵老刚才说的三个公报，和三个代表一样天天说天天说，但是什么内容都已经说不太出来了。
林戊荪（原国家外文局局长）：赵老讲的我觉得很有新意，我们过去关心的是对外的宣传，对美国的工作多年来一直忽略了游说和公关。这几年提出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对美国做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外交工作去驻扎，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游说和公关目前来看主要是我们的主席和总理在做。可是这些并不是赵老所说的公关，赵老所说的公关，是专门的工作。而且特别提出一个观点，这个工作不能够靠我们中国人来做。要找美国的代理来做这个工作，因为美国人只接受他们本国人的工作，外国人做是另外一回事，这一点很重要。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它的重要性确确实实应该被认识到。中国的历史，诸子百家很多都是做游说工作的。比如孟子见梁惠王，但是那个游说不像现在的游说这么专业化。这种游说是针对美国的议会，不是任何的游说。公关也是做这个方面的工作，这是符合美国的国情的。在美国是合法的。我们是要按照美国的法律、美国的情况来做游说和公关工作。但是不光要找，还得会找。分析美国的国情，找到合适的公司，合适的单位来做。要觉得花这个钱是值得的，不是大把地撒，不是浪费，是和国防等开支同样重要的。要有这样的认识。首先要对国内做这样的宣传，让国内的同志都有这个意识。这个钱是不可少的，是值得花的，就像我们的清华给了三六九，十几个亿一样。还有就是我们要培养这样的人才，您在美国很多年，我们对美国的研究还很不够，是象牙塔式的。我们派了很多留学生去美国，但是总还没有进入他们的主流社会，我想如果中国有一些人在美国的主流社会生活工作，这些人要当了领导，一定知道怎么对美进行游说和公关。
美国媒体守门人眼中的中国
JohnPomfret（潘文）
我曾经和美国军人长期在一起，所以我很喜欢军队的人。因为军队的人的脑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想解放军的人也是一模一样，跟他们在一起交流肯定非常有趣。他们是封闭的社会，他们允许你进来就非常有意思。我虽然对社会的发展很有兴趣，但那是个不封闭的世界，我可以随便写，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采访跟人家谈话，但是中国的军队是不允许我写的，所以我最想写。
JohnPomfret，毕业于美国斯坦佛大学，在那里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1986－1992年担任美联社驻中国、香港、越南、印度、阿富汗、南斯拉夫记者，期间采访了海湾战争，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和科威特做战地记者。1992－1997年担任《华盛顿邮报》驻巴尔干半岛首席记者，继续做战地记者。1998年至今担任《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和首席记者。
李希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很高兴能邀请到《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JohnPomfret先生今天晚上来给同学上课。John跟我可以算是“三同”――同行、同事、同学。我们都做过多年的新闻记者、我们都在《华盛顿邮报》工作过、我们都在南京大学学习过。我在南京大学外文系读大二的时候，他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John是美国斯坦佛大学毕业的，在那里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去南京大学留学前，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了一学期的中文。他在大学毕业以后先在加州的一家地方报纸工作，1986－1992年担任美联社驻中国、香港、越南、印度、阿富汗、南斯拉夫记者，期间采访了海湾战争，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和科威特做战地记者。1992－1997年担任《华盛顿邮报》驻巴尔干半岛首席记者，继续做战地记者。1998年至今担任《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和首席记者。中国这段期间，他除了重点报道中美关系之外，还去过中国许多地方。去年他去了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区采访，那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他在中国当记者这几年，写过一批调查性报道和专稿，如调查中国古老的民间文化――娘娘庙、报道孔夫子的后人在市场经济中的故事、专访《上海宝贝》的作者、调查导致多佛港中国偷渡者死亡事件的蛇头、调查哈佛大学不道德地在安徽大别山农村采集基因血样等等。今天他给我们的讲座主要是从新闻采访写作和选题方面，讲一讲他在中国当记者的经验。John希望和同学们交流，望同学多多提问，使气氛更加活跃。John作为记者，工作非常忙，每天都有发稿的任务。今天给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希望大家利用这个小时，多多提问。
潘文：我可用中文也会用英文回答你们的提问，但不要用俄语，我的俄语很有限。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讲座有多大的兴趣，反正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外在中国当记者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现在是在中国当记者的最好的时候。因为现在中国的媒体比以前好得多，比如《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写的东西都很深刻，比1988年的时候要深刻的多。那时候思想比较活跃，但具体的东西很多不让写。现在新闻报道来源对我们来说特别特别多，多半时候我们都可以跟着中国媒体的选题走，所以我也会因此变得懒惰起来。当然，我们还会写一些别的选题。但总的来说，我们是随着中国媒体的发展往前走，他们越好，我们也可以跟着写得好一些。我在中国的经验比较多，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大家互相交流。
问：你的稿子采用量有多大？
潘文：去年我写了133篇，有43篇上了《华盛顿邮报》头版。
问：刊登了133篇，那么，你总共投给报社多少篇？
潘文：我采写的每篇稿件《华盛顿邮报》都会刊登。
问：您的选题是根据总社的布置还是你自己的决定？
潘文：如果是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的话，我会打电话给总社编辑，问他们要不要？如果不要我就不写了。但像采访报道中国农民问题的特稿，我自己想写的。总社编辑也会给我提意见进行修改。
问：就你的经验，《华盛顿邮报》对中国什么方面的稿子更感兴趣？
潘文：我知道要有人问这个问题，所以来这里讲课前，我先做了一个统计。过去6个月里，《华盛顿邮报》当中关于中国的头版消息是38篇，其中撞机的事情占了50％。其他类专稿，共有20篇，其中有2篇关于人权；5篇关于中国社会，比如中国人开始不再使用一次性筷子、自行车的数量减少这样的；2篇是卫生的，别的都是零零碎碎的。其他的选题有涉及国际安全的，如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好起来了。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写的。我奇怪的是《华盛顿邮报》关于法轮功的东西不多，头版里面只有一篇是关于法轮功的，而且是批评法轮功的。我们采访江泽民时，江泽民对我们说，“不错，这篇文章写得不错。”还有两篇关于体育方面的稿子，其中一篇是报道那位要到ＮＢＡ打球的中国篮球运动员。总体来说，《华盛顿邮报》最关心的首先是中美关系，其次是国际安全方面的事情，这也是跟中美关系有关的。其余很多报道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像老百姓的法律觉悟提高了、中国的同性恋之类的。这方面的新闻一般刊登在报纸的内页，而且一般比较短，很难被登载到头版上去。我们20篇之内只有2篇关于中国人权的，一个是关于被抓起来的一个女学者，另一个是我刚才提到的法轮功的那篇报道。
问：就你个人来看，你最感兴趣的领域是什么？为什么？
潘文：中国社会的发展。因为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他也天天变，这种矛盾对我来说非常有趣。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怎么会这样的，中国以后的发展会变成什么样子，大家现在还都闹不清，我觉得这个转变的过程很有意思。
问：你是怎么研究这个变化过程的？
潘文：我住在中国就是很好的研究。
问：你预测中国的变化结果是什么呢？
潘文：我不知道结果，因为电影没有演完才有意思，不然电影放完了，也就没有意思了。我一直在看，就觉得很有趣。
问：打算看多长时间呢？
潘文：大概再过三年吧。
问：你在中国的这么多次采访中，哪次是最困难的？你平时在采访中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
潘文：有一些人特别想采访，但采访不到，像公安部的副部长，他是专门负责国际交流的，跟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合作的很好。我一直想采访他，但采访不到。采访国防和公安方面的人很难。当然，他们有一些研究打击黑社会的人，可以接近，但真正公安部的人无法接近。我们上次采访反贪局的一个领导，他说的话跟15大上江泽民的讲演一模一样。这样的采访可以进行，但是没有意思。其他关于国防的问题完全不能接近，但是这个可以理解。另外，换个角度来看，美国很多人害怕解放军会成为对美国的威胁，那你稍微透明度高一些，允许美国记者到你们那里去采访几个当兵的，写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文章，让美国人意识到解放军也是人，对吧？但是，很多人在这方面怕犯错误。想进这个领域很难，其他领域比较容易。
问：你在中国遇到的困难在美国会不会碰到？你是否可以猜想一下，在美国，比如当白宫记者和在中国当记者，你在哪一项上可能取得的成就更大？
潘文：白宫记者在《华盛顿邮报》就是个奴隶，是白宫的奴隶，不是因为他们必须和白宫写的一模一样，而是他们天天有东西写，而且必须要写。特别没有意思。我特别不喜欢写那些专稿。至于出成就，你觉得你所从事的工作有乐趣，就会取得成就。我做了7年的战地记者，我再也不想做了。做战地记者最后会变成一种病，老是要追求刺激，听不到放炮的声音就觉得不好玩。这是一种病态。当然，做这种工作可以得到很多好处，但做太久的话就会麻木。所以我要换到别的地方去写写别的。有的人想爬上去，变成编辑（版面主编），但我没有这方面的欲望。
问：可不可以这样说，你现在的兴趣就在于中国社会方面的发展？发现那些有趣的东西？
潘文：我不是去发现，只是想写。它是已经被别人发现了的。因为老外在这里做记者，很难直接发现什么东西。
问：你在中国最想采访的是什么人？
潘文：我现在最想采访的是王伟的同事。
问：为什么？
潘文：这个故事有意思，这个稿子在美国肯定会轰动的不能再轰动了。王伟的同事能跟我说话，我就觉得很有意思。还有采访中国的潜水艇。我做了7年战地记者，肯定对这方面感兴趣。如果解放军说，我们给你两个星期到南京军区去玩，你去吗？我当然会去，这个题材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我曾经和美国军人长期在一起，所以我很喜欢军队的人。因为军队的人的脑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想解放军的人也是一模一样，跟他们在一起交流肯定非常有趣。他们是封闭的社会，他们允许你进来就非常有意思。我虽然对社会的发展很有兴趣，但那是个不封闭的世界，我可以随便写，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采访跟人家谈话，但是中国的军队是不允许我写的，所以我最想写。
问：国际奥委会的考察团到北京来考察的时候，《华盛顿邮报》写了相关的稿子。《华盛顿邮报》还报道了国际奥委会到伊斯坦布尔考察的新闻。但是，你们的报纸没有报道奥委会到其他城市考察的新闻。为什么？
潘文：《华盛顿邮报》驻巴黎的记者是我的哥们儿，我想他可能对这个题目不感兴趣。能否得到奥运会的举办权这个东西，对巴黎来说没有区别，对美国人也无所谓。但是对土耳其或中国来说，得到奥运会的举办权是个很大的信号：世界社会欢迎你们。我想，法国的那个记者对巴黎申办奥运不感兴趣。但是，可能写的是什么呢？最近法国不是在骂中国人吗？而且还骂的很厉害。他可能会把这个变成一个话题来写。对土耳其和中国来说，奥运对你们的社会是个很大的事情。
问：我想了解您是如何制订中国报道选题？选题的标准是什么呢？另外，您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新闻调查方面的一个有趣的故事呢？
潘文：《南方周末》的头版常常会引起我的注意。另外，我也会跟朋友讲，他们觉得什么事情有趣告诉我一下。我不是生活在中国这个社会之外，而是住在北京。跟中国老百姓交流一下，听听他们在说什么。从美国看中国，中国很遥远，但我住在这里，就需要跟中国人家聊天，他们会告诉我什么东西对他们来说比较重要。调查新闻在中国比较难，故事也很多。但怎么说呢？外交部对我们的活动有很多规定，我们应该尊重这些规定，因此，我如果说了我的故事，就说明我没有尊重这些规定，所以我最好不要讲。其实，国务院有明确的条令，规定我们要怎么样，但要做调查新闻就必须在这个条令之外稍微活动一下，因为一切通过官方去安排采访的话，人家肯定不想让你知道。中国媒体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问：那你讲一个不违反采访规定的故事，让我们学习您的经验。
潘文：我讲那个抽血的故事吧，它本身讲的也是一个违反外交部外国记者规定的事情。这个故事不是我发现的，是美国方面拿到了一些材料，有人向当局报告，说哈佛大学在中国有乱搞的新闻。他们告诉我在安徽省有人在那里抽血，但抽血的时候并没有告诉老百姓为什么要把他们的血抽出来。我们就去了，很偏远的地方。先飞到合肥，然后打车5个小时到了那个偏僻的地方。去了以后，和很多老百姓讲，但其实并不有趣。我们做那个稿子，从4月份开始，到12月份才写出来。回来以后，我见了哈佛那个美国医生。本来我对这个稿子并不是百分之百感兴趣的，但是我见他的时候，在一个饭店里吃饭，他就威胁我，“如果你把这篇稿子登出来的话，我肯定要把你驱逐出境”。他这样威胁我，反而引起了我的注目。因为他这样的威胁只能说明他有问题。而且我这个人也是很好斗的，如果一个人说他要跟我打架，我当然要跟他打。当然不是真的动手，但他一旦威胁我，我自然有所反应。在这种条件下，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躲起来，另一个就是跟他斗。我当然是跟他斗。在这前后8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是跟他斗。现在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他们犯错误了，做了错事，但那个错误不是那么大，不是那么严重。所以，《华盛顿邮报》花了那么大的精力把这个稿子写出来了，我其实觉得是一种浪费，浪费了我的时间。我觉得中国这么大，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我都可以花我的时间去写，这是我和邮报的一个分歧，但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浪费。
问：您在中国采访消息来源是什么？有什么线人吗？你刚才提到在中国采访有很多困难，你在美国也会遇到这些困难吗？如果不会，那你在美国采访的时候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呢？
潘文：在美国采访遇到的困难是他们很愿意请你去他们那里采访报道，但你去了以后，他们就面对着你撒谎，不说实话。至于我有没有消息来源？我会告诉你吗？在中国政府里面我没有消息来源，完全没有。
问：在中国，人们不欢迎你去采访吗？
潘文：那当然了，一些中国人觉得我差不多跟蟑螂一样了。
在美国，我们有很多消息来源，但是，这些消息来源像打乒乓球那样把你旋来转去。美国信源不会拒绝你的采访，而是要利用采访来影响你。在中国，人们总是拒绝我们的采访。再过几年，中国人肯定会学会利用接受记者采访，spin（发旋转球）记者。
问：你在中国采访的时候常常要通过很多种关系，你这种关系是怎么建立的？
潘文：我有一个秘书，她比较会说服人家。很多人在国外媒体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常常不愿意接受采访，但她会说服人家。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但是我不问，我也不想知道，只要她成功了，就好了。我很少利用个人的关系来拿到采访，因为如果是一个中国记者采写中国新闻，利用个人的关系，不会对这个人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如果你是个老外，利用中国人的关系来拿到什么好处的话，对这个人就可能不利。所以，尽量要避免。我的朋友会跟我说，这个有意思，你应该写这个，但我不会说，你可以接受我的采访吗？因为在中国做一个外国记者，你应该三思而行。如果因为你写的一篇稿子，另外一个人被抓起来了，我会一辈子有内疚感。
问：你上次采访江西小学爆炸案的时候采访了很多人，你是怎么找到的？
潘文：打电话。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我们也有区号，而且也知道前面的三个号码，后面的号码也就随便打。“你是不是那个……地方？”“不是”“你是不是那个什么什么地方？”“是”，那好，你愿意跟我们谈谈吗？另外；我们法新社有个记者朋友去了当地，他给我们一个号码。我们拿到号码，就问有没有什么邻居有电话？“有！”“能不能给我们号码？”“给！”那我们就可以采访别的人了。我们打电话过去，都是11点钟以后了，他们都没有睡觉，很愿意跟我们谈话。采访了3个小时。
问：你有没有不成功的采访？
潘文：有。有些很大的失败。
问：你有没有犯过什么错误？
潘文：有，你知道阿斗？刘备的儿子。他是《三国演义》里的人，我把他写成了《水浒》里的人。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很多人写信骂我，《华盛顿邮报》还专门登了更正。
问：你作为成功的记者，有没有什么非常劳累的时候，很烦了？
潘文：有，有。
问：那你怎么克服的呢？
潘文：记者工作很烦，压力非常大，我想45岁以下可以做，过了45岁就不做了。
问：那你45岁以后要做什么呢？
潘文：还不知道。
问：您在美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里面的教育对您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吗？
潘文：那个时候在中国学历史很难，所以我那个时候逃了很多课，去打球、旅游。我觉得老师上课的时候讲的东西没有意思，所以旅行的时间比较多，但对我来说，旅行也是一种学习。我是在国外，可以学语言。跟这个国家接触也是学习。我还看书，也背汉字。但我对中国的教育方式没有什么深刻的印像。至于美国的教育，我还是很认真的。虽然课也没有意思，但我没有逃课。我在美国大学里学的关于中国的东西还是有点脱离实际，直到来了这个国家之后才知道这里有许多有趣的事情。我看到的中国常常和历史书写的不一样，区别非常大。
问：我记得你刚才提到你很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但这是很宽的题目，你觉得哪个方面的社会发展最值得关注？如果给你两年的时间做一个专题，你会选择什么题目呢？
潘文：中国的边疆省份、中国的西部、新疆，西藏，云南，川西，内蒙古。我会写这方面的事情。我想写个比较全面的，但少数民族的故事会写得比较多。我觉得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很有意思，但我不会花两年写它。民营企业很重要，我预测，民营企业会对中国将来的发展起很大很大的作用。资金的来源多样化，这个不得了，比WTO还厉害。
问：你很小就想当记者吗？
潘文：没有，我小时侯喜欢研究脑袋方面的的东西，想当科学家。
问：你觉得记者这个职业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地方？
潘文：新鲜、可以跑来跑去，有人给你钱让你去旅行，这是个不错的交易。
问：您觉得当记者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潘文：最优秀的记者是可以写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可以增加大家的知识，增加人类的知识。把一些大家不知道的东西写出来。
问：您作为《华盛顿邮报》记者，您觉得在国际上增加中国的暴光率对中国会有什么作用？
潘文：我在中国已经3年，可能会工作六七年。如果读者看了我的稿子觉得能帮助这个人了解了中国，我觉得这就够了。很多美国人把中国看的特别黑，或者特别白，但实际上它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有好的也有坏的，整体是灰色的。我觉得把它写出来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写别人的故事很有趣。这些故事就让我的读者了解到这个地方也有故事，而且这个故事还很复杂。
问：您看电视吗？您觉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这些节目怎么样？
潘文：我看电视，我觉得《焦点访谈》没有以前做的好，我觉得《实话实说》有意思，它很有趣，探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问：你听说过还珠格格吗？
潘文：那当然，小燕子嘛！我还采访过她，她问我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觉得老外会喜欢我吗？”我说：“你长的太瘦了，应该锻炼身体。”她说：“我不喜欢锻炼身体。”我说：“那有中国人喜欢你就够了嘛”。我觉得电视剧小孩比较喜欢，老人家也比较喜欢，但我42岁，对这个东西……但是电影《洗澡》我还是很喜欢的，有细节的东西。我能理解小孩子为什么喜欢还珠格格，但我不明白老人家为什么也喜欢她。
问：我有两个问题，做了7年战地记者，对这个方面报道很多。关于军事和战争是不是你采访的基本选题？在美国，有舆论说中美在2004到2006要发生战争，还有人写书描绘了2005年在中国南海发生的大规模战争。美国和中国有可能发生战争，你在选题中，是要引起战争还是要避免战争？如果要引起战争，你要怎么做？如果要避免战争，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和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师生一起避免中美之间的战争呢？
潘文：作为一个年轻记者，有几个办法，一个是一下子就进到一个比较好的机构里去，毕业就去《华盛顿邮报》或者《纽约时报》，就可以爬上去。第二个办法是从小报到美联社，再去好的报社。但这个路比较慢，你需要一些东西让人家觉得你比较出色。如果你愿意冒生命危险的话，人家会注意你，说这个人胆子很大，稿件写得也还不错，其实无所谓他写的好不好。我一开始申请去一家大报当记者，他们不要我，因为我已经26岁，他们说我玩的时间太长了，在中国和日本都留学，还到巴黎去酒吧干活。说我不用功。我就在一个小报纸先工作，13个月以后，美联社要我，在美国人眼里，美联社不是那么好的一个媒体，但他们给我一个机会，去做战地记者。《华盛顿邮报》雇佣我的时候，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已经知道怎么去冒那个生命危险，那你继续冒吧。这是雇佣我的条件，我必须要做战地记者。这不是说因为我特别喜欢引起战争，这只是我职业的一个路程，一段个人的经历。我不是说我是被压迫人民，但有一个东西，你很想要，有棵树要爬上去，就爬了。很多人惧怕风险，不愿意。但我不怕风险，我就做了。做了以后，我再也不想做了。所以说要现在引起中美战争，对不起，我不参与。
但是，我的角色也不是让中国人和美国人好起来，我的角色是写新闻，分析情况。不是作为美国政府的部门或者中国政府的一个什么部门，而只是写东西。如果写中美关系应该好起来，没有人会看，看的人很少。如果你写一个有趣的、动人的故事，给美国佬看，让他们知道中国是个有黑的、有白的、有灰的国家，那么复杂，那么有趣，中美关系也许会改善一点。但这不是目标，我不是在为中美友谊而写。我夫人是中国人，有人说你娶中国妻子是为了中美友好。难道我不爱她吗？对不起，我不谈政治。这个也是一样。我没有政治方面的目标，因为我是记者，我不应该有，如果我有，我应该进政府，但我不想。
问：你觉得中国什么地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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