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演讲在清华-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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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贝马斯生于1929年，曾先后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以论文《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获哲学博士学位；1961年以《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已有中译本）一书获得教授资格。
　　　　1961―1964年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
　　　　1964―1967年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社会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
　　　　1971―1983年任德国马格斯一布朗克研究院科技世界生活条件研究所（Max…PlanckInstutzurErforschungderLebensbedingungenderWissenschaftlich…techneschenWelt）所长。
　　　　1983―1994年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社会学教授。
　　　　1994年退休。

　　　　一本名为《全球化动力――地域性生活世界》的书在其导言中说道：“今天，包罗一切的问题是：在民族国家的彼岸、在超国家和全球化层面上，是否能重新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在环境方面以及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的爆炸性力量。”市场的发现功能和调节功能是无人否认的。但是市场仅仅对这样一些信息作出反应，即由价格的语言进行编码的信息，而对那些它在其他领域所生产的外在效果，它充耳不闻。
　　　　社会福利性的国家，不论在欧洲还是在其他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社会里，在上个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里确实弥补了一个高生产率的经济系统在社会方面所带来的不受欢迎的后果。资本主义第一次没有阻碍让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共和国所作出的保证得到履行，并使之现实化。民主的法制国家还确保了在下述意义上的一律平等，即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利用、使用自己的权利。
　　　　罗尔斯作为当今最有影响的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在这个意义上提到了平等分配权利这种“公平价值”。
　　　　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理念迄今为止只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得到了实现。但是如果一个民族国家在一个发生了变化的世界经济和世界社会的具体情境中，遭遇到自己创造能力的界限时，这种组织形式就会在两方面变得很不牢靠：一是对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释放的资本主义从政治上进行控制，二是只推行了一半的表面民主的这个单一范例。我要提的问题是：现代社会所产生的民主影响和作用的形式能自发超越本国家的边界而继续扩展吗？
　　　　我想在三方面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民族国家和民主有什么样的紧密联系，这种独特方式的相互共生今天又是通过什么而处于压力之下。其次，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我将简短地阐述对各国家诸种状况所提出的挑战所做出的政治方面的四种回答。它们同样也规定了一种座标系统，今天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就在这种座标系统中进行。最后，这场大辩论为欧盟的未来采取一种进攻性的战略而提供了发展方向。如果我们国家内享有特权的公民们同时也愿意考虑到其他国家和其他洲的观点与立场的话，他们就必须在世界公民的目的中来推动欧盟的联盟性深化，为一种全世界的内部政治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对民族国家和民主的挑战
　　　　今天在“全球化”这一主题下引起人们注意的发展趋向已经改变了一种历史的状况，这种历史状况的特征就是国家、社会与经济在同一个国家的疆域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发展和扩张。国家间的经济体系在市场全球化的过程中演化成为一种超越国家的经济，在过去的这种国家间的经济体系中是由各个国家来确定内部经济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界限。这里最重要的是世界范围内资本的运动加快，还有就是对一个国家的地位的绝对评价是由全球相联的金融市场所进行的。这一事实就解释了，为什么国家的主管者们今天不再能构织那些中心节点，这些节点已经赋予由交换关系所组成的全球网络；一种国家间或国际间关系的结构。今天与其说是国民经济陷于国家的界限内，不如说是国家陷于市场之内。
　　　　在“全球化”主题下所描述的发展趋向不仅在国家内部对人民间的相比较而言较为和谐的共同存在产生威胁，也就是由移民和文化分割所造成的国家公民的一体化的前政治基础，更重要的是下述状况，即一个不断深深陷入由世界经济和世界社会组成的相互依存关系中的国家会在主权、行为能力和民主实质方面遭到损害。
　　　　在此我只谈谈国家丧失其主权的三个方面：（l）丧失国家进行控制的社会能力，（2）决策的过程所出现的不断增长的合法性论证的欠缺，（3）在提供合法性和有效的控制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出的愈加增长的无能为力。
　　　　主权的丧失表明，一个单一的国家不可能借助自己的力量充分保护它的公民，以抵抗由其他的主管者们所做出的决策所产生的外在效果，或者抵抗这样一些过程所产生的连环效应，这些过程的起点位于它的边界外。这一方面是指“自发性地超越边界”的事件，如环境污染、有组织的犯罪、现代技术造成的安全危险、武器交易、流行性传染病等等，另一方面是指由其他国家的政治所造成的已计划好的、但却又意外增加的一些后果，被涉及的人没有参与这些后果的产生。例如您可以想想由原子反应堆所产生的危险，它被建造在本国边界以外的地方，却达不到本国政府制订的安全标准。
　　　　如果参与民主决策圈子的人与受这一决策所影响的人不完全一致的话，那么在涉及到对合法性的民主需求方面就会出现亏空。一个民族国家从机构上被一个由超国家的协议和政体组成的网络系统所包围，这虽然能在某几个政治领域为在本国范围内遭到损害的一些权限创造一些补偿或等效的东西，但是，在国家间通过谈论所确定的东西越多和越重要，一种民主的意见形成和意愿形成就会失去越多的政治决策，这种民主的意见和意愿形成只能由本国的状况所确定。在欧盟内由布鲁塞尔的专家们所进行的官僚主义决策过程就为这种民主的亏空提供了一个例证，这种民主亏空是由于国内的决策政体转移到一些由国家间、并由政府的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所造成的。
　　　　讨论的重点是对干预政策的程度进行限制，民族国家为了一种合法和有效的社会政治而曾利用这种干预政策。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的主管者们在地域上受到限制的行动空间相互分离开来，另一方面是在全球不受任何限制的市场和加快的资本运动，与之相关的是“民族国家经济的功能方面的完整性”在消失。资本在寻找投资可能性和投机性利润时送进了必须留在本国的义务，它到处漫游。只要一个政府由于过分关注到需求空间、社会标准或就业保障而严重加重本国经济地位的负担时，资本可以通过它的退场选择权进行威胁。
　　　　这样，一个国内政府就会失去如下能力，即不能充分利用本国经济的税收资源，不能刺激经济增长，从而不能确保它自身合法性的根本基础。一个国家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对流动私有财产所增收的税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各种措施在本国范围内尽可能地越少，它们对已耗尽的社会财政预算就越加必要。
　　　　讨论的坐标系
　　　　面对这一挑战，有两种大概的和两种不同的回答。一种是赞成，另一种是反对全球化和解除地域化。在这两种地位间的极端化导致对“第三条道路”的追求，这种追求也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一个是防守性的，另一个是进攻性的。
　　　　赞成全球化的立场以一种新自由主义的保守观点为依据，这种新自由主义的保守最近几十年里导致了向以供给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的转变。它们赞成国家无条件地听命于一个借助市场形成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一体化，它们建议一个中间商式的国家，这个国家告别了对劳动力的Entkommdifizieng的计划，告别了由国家对生活世界的资源进行保护。在一个超越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得到协调的国家根本上只限于对基础设施作出符合生意需要的准备，这些基础设施从赢利角度把自己这块地方变得有吸引力，并赞助各种企业商业性的活动。在此我不能详细论述新自由主义的假设模式和就社会公正性与市场效益之间展开的值得一提的争论。但是对这种理论的前提产生两点怀疑。
　　　　我们假设，一种完全自由化的世界经济连同其不受限制的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动性（包括劳动力），将在某一时间与可以预见到的当地经济实力和全球发展相平衡，与一种对称的劳动分工的目标状态达到协调一致。即使在这一前提下，在一段过度时间内，不论是在国内还是世界范围内，为达到此目的都不仅要承受社会不公正性的急剧增加以及社会的破裂，还要承受道德标准的败落和文化基础结构的败落。从时间性的角度来看就提出了下列问题：缓慢走过“泪水之谷”到底要持续多长时间？它需要多少牺牲品？为达此目的会有多少边缘化的命运停留在这条道路的路边并得不到注意？有多少不能再被创造的文明成就会因此而陷于“创造性的摧毁”？
　　　　在考虑到民主的未来的视线里又提出了一个同样令人不安的问题。因为民主的程序和活动会在这种程度上丧失殆尽，就像民族国家丧失了自己的功能和行动空间，但在超国家的层面上却没有产生任何与之相应的东西。W？史垂克称之为“选票的降低了的购买力”。正是这种民主的程序和活动使美国公民们可能对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施加政治影响。
　　　　另一方面，作为对民族国家和民主崩溃的反应，又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了一种联盟，这些人反对因结构变化而出现的失败者在社会地位方面的下降，反对一个民主国家及其公民丧失其权力。但是想关上这个闸门的强烈愿望会导致这种“本领域政党”最终与民主的平均和普遍性基础为敌。这种保护性情感会推动以伦理为中心的防御以拒绝多样化，对外国人显示敌意的防御以拒绝他者和他物，还有反对现代化的复杂的生活关系。这种情感把目标对准一切超越边界的东西，反对武器交易和毒品交易或者黑手党成员，因为他们危害内部的安全；反对信息过剩和美国电影，因为它们危害本土文化；或者反对外来资金、劳工移民和流亡者，他们会危害自己的生活标准。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种防御行动的理性内核，就很容易看到，为什么一个民族国家不能通过一种中缩政策而重新赢得他自己过去的强势。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派别”之间出现的这种赞成和反对的僵持局面，导致人们去寻找“第三条道路”。这种寻找的进行分化为一种防守和一种进攻的不同形成。前者的出发点是：虽然对世界范围内不受任何限制的资本主义不能加以控制，但却可以在国内给它加上弹簧。后者则坚持政治具有一种可以塑造的力量，它在超国家层面上跟随离它而去的市场的成长而成长。
　　　　根据防守派的观点，政治适应于市场一体化社会的这种状况已不可能再改回来，但是民族国家在对投资资本的利用条件方面不应该只起到单纯反应的作用，而应该同时在各种尝试中发挥积极作用，例如让社会公民掌握各种技术和技能，使之有能力参与竞争。新的社会政治并不比旧的缺少普遍性。但是它不应该首先去保护劳工生活的标准危机，而是用“有效率的承受者的创业性质量去装备人们，使他们自己为自己分忧解难。”“帮助人使之能自我帮助”这条公理就包含着体能训练的经济学意义，这种体能训练应该使所有成人都能够接过个人应付的责任，并发展自己的主动性，以便在市场上内行地站住脚，而不是作为“无能者”必须接受国家的社会救济。
　　　　使“老的”社会主义者们对“新中间派”或者“新劳工党”的这种视野生气激怒的东西，有如下两点：一方面是在关于社会公正性问题中表现出的重新定向，另一方面是这条有疑问的经验主义前提，即职业劳动，也就是说即使不具有标准劳动关系的形式，也一如既往地被视为“社会一体化的关键力量”。导致生产率上升和节省劳动力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世俗性潮流，还有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上不断上升的需求――尤其是妇女需求工作，这些使得与之相反的关于“大众就业社会已经终结”的假设并非完全不恰当。
　　　　从规范来看，这条第三条道路的主角们转向了一种自由主义的路线，它完全从输入这一面来考察社会平等，并把之归结到机会平等上。它立足于一种“以世界市场为导向的生活形式”的伦理，这种伦理期待所有的公民都能教育训练自己从而能够“利用自己的人力资本”。
　　　　不愿意超越这条根本原则的人，就会转而去考察第三条道路的另一种形式，即进攻的方式。这一观点受政治优先于市场逻辑的引导：“市场的系统逻辑应在何种程度上行到‘松绑’，在何处和何种框架内应由市场来‘统治’，在一个现代化社会里对此作出规定，应该完全是非自由主义政治的事务”。这听起来有点惟意志论。首先，也无非是一条规范性的假设，根据我们迄今为止的思考，它在一个国家内部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在寻找一条出路以离开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的减少和民族国家的增强造成的困境时，这种要求就会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更大的政治统一体和超国家的政体，它们能平衡和补偿民族国家的功能丧失，同时也不必斩断民主合法性的链条。欧盟就提供了在民族国家的彼岸的第一个民主例证。当然创建一个更大的政治统一体对地域竞争的模式不会作出什么改变，也就是对市场一体化的优先地位不会作出改变。面对全球化市场，政治只能作出“弥补”，如果它能在更广阔层面上成功地为一种世界内部政治创造一套有承受能力的基础设施，这套基础设施又没有脱离民主的合法性过程的话，政治必须跟随全球化市场成长。
　　　　欧洲与世界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考察欧盟迄今为止的发展，人们会得出一个矛盾的结论：新的政治机构的创立，如布鲁塞尔官方机构、欧洲法庭和欧洲中央银行，并不意味着政治的强化。货币统一是在这样一条路上迈出的最后一步，尽管舒曼、戴高乐和阿登纳最初为之制订了发展纲领，通过回顾过去还是可以毫不夸张地把这条路描述为“政府共同制造市场”。欧盟在今天表现为一个洲际性的更大空间，从横向看它通过市场而形成紧密联系，但从垂直面看，由于间接的合法性管理机构，它相比较而言在政治上只是弱势地得到调控。由于其成员国通过货币主权向中央银行的转移而失去了操纵货币交换率使之相互适应的可能性。在可以期待的更加激烈的竞争之中，在一个统一的货币共同体领域内，将会出现一些新的更大范围秩序内的问题。
　　　　它首先涉及那些弱势经济，它们必须通过缩减工资来平衡它们在竞争中的不利地位，而那些经济强国则担心工资倾销。已经为今天充满争斗的社会保障体系制订了一项不利的纲领，这些社会保障体系停留在国内管理的范围内，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一方面有人担心他们的价格优势会被剥夺殆尽，另一方面有人担心他们会因拉平距离而实际下降。欧洲正面临选择：或者通过市场来缓解这种问题造成的压力，也就是在社会政治的政体和所处经济区位之间的竞争，或者对这些问题从政治上进行处理，这就是设法在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政策、劳工市场政策和税收政策的问题逐步达到一种“和谐”和有步骤的相适应。其核心在于：是否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一个平衡国家间利益的目前这样一个机构，还是欧盟应该继续发展，超越目前国家联盟的现状，成为一个真正的促进者。只有这样欧盟才能获得政治力量，作出纠正市场的决策，通过再分配的影响来使各种规则得到贯彻落实。
　　　　在当前全球化讨论的坐标系中，对于新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者来说，都不难在这种选择面前作出决定。对欧盟持怀疑态度的人在考虑到已经生效的货币一体化时总是依赖于保护与排外，而赞成欧洲市场的人认为货币一体化是国内市场的终结从而对此感到满意。与这两种态度相反，欧盟促进者们追求把国际间的合作转化为一个政治上的宪法，从而为诸委员会、部长联会和欧洲法院所作出的各种决策创造一个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在这一问题上一种宏观政治立场的代表们也各持己见。他们把欧洲这个联盟国家当做发展一个由诸政体组成的超越国家的网络的起点，这些政体可以不要一个世界政府而在一定程度上从事世界内部政治。
　　　　在欧盟怀疑主义者和欧盟促进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围绕这样一个问题进行：鉴于其成员国的多样性，如民族、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多样性，欧盟能实现一个真正国家的质量吗？或者它在未来仍局限在新的合作性谈判体系的界限内？欧盟促进者们追求这样一个目标，即增强欧盟的政府能力，从而能在全欧范围内贯彻实施这样一些政策和规则，它使其成员国有义务达成一种协调一致，如果它们以重新分配为结果的话。从这一观点来看，政治行为能力的发展必须与合法性基础的发展携手并进。
　　　　如果考虑到关于国家的意识和国家公民的团结一致是在19世纪的欧洲诸国中，借助书写国家民族的历史，借助大众交往和义务服兵役才逐渐产生的，那么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就没有任何基础。如果这种由“外国人组成的团结一致”的人工形式应该归功于历史上一种富有成效的抽象性推动，即从地区性和流动性意识到国家民族性和民主意识的发展，那么这种通过学习他国而提高自己的过程为什么不能超越民族国家界限而继续向前发展呢？
　　　　在报告结束前再就这种发展的世界公民的视野说几句话。一个欧洲的联邦国家会因为它那扩大了的经济基础从而在有利的情况下取得明显效果，并在全球竞争中得到好处。如果这种促进性的计划只追随下述目标，即把美国这个较大秩序的全球活动者引进场来，那么它就还是分封割据的，只会给避难政治的“欧洲堡垒”再加上一个更广阔的、经济的要素。当然，如果超国家的共同联合一步接一步进行的话，那么它将是一种规范性的、令人可信的计划，超国家的联合体建构一种全球性的、有行为能力的政治统一体，不过要直接证明这些则很困难。
　　　　这就是提出了一个问题：由在世界政治中有行为能力的主管者们组成的小团体是否能在一个改革了的世界纷纷的框架内进一步扩大由超国家的政体所形成的暂时还比较松散的网络，它是否想以此方式来利用这种网络，即从方向路线上转向一种世界内部政治，同时又不要一个世界政府，这样做是否可能。一种这样的政治必须在这个视点下得到推进，即要和谐，不要强迫的一体化。遥远的目标必须是这样的，一步步地去克服世界这个大社会的社会分化和分层，同时又不对文化的独特性造成损害和带来不利影响。





“9？11”后世界新闻传媒的走向

DanGillmor

　　　　对于那些想在网上淘金的人来说，日子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好过。我所居住的硅谷堆满了DotCom公司的“尸体”。我个人认为，随着风险投资的加剧，网络经济的泡沫早晚会破灭。
　　　　DanGillmor，是美国网络新闻学的创始人，首屈一指的科技专栏作家，著名科技新闻记者。是享有盛誉的美国硅谷《SanJose信使报》记者，香港大学传媒中心客座教授。他首创了“网络日记”的报道形式，这一形式“揭开了记者职业的面纱”。一家媒体在评论他时说：“DanGillmor是第一个写作网络日记，并发表在报纸网站上的主流媒体记者。”他自己说：“虽然我的网上读者远远少于我的报纸读者，但是，我能够从网上听到他们的声音。”在他的指导下；香港大学新闻学系的学生们都开始制作个人网络日记。

　　　　李希光教授：今晚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享有盛誉的美国硅谷《SanJose信使报》专栏作家DanGillmor先生为大家做演讲。在他开始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作为一个记者，他所能达到的最成功的境界是什么？（学生：当作家。）什么样的作家呢？对，一个是专栏作家，一个是记实文学作家。DanGillmor就是一位专栏作家，另一位记实文学作家的代表是GuyTalease。我们把当代两位达到最高境界的新闻记者请到我们清华大学来。第二个问题：作为新闻记者，最难采写的新闻是什么？对，是科技新闻。如果你把科技新闻写得大家都爱看了，那么你的新闻业务水平就达到顶峰了，新闻学就学到家了。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这样一位高手――DanGillmor先生。Gillmor先生同时还是香港大学传媒中心的客座教授；是美国网络新闻学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作为一个专栏作家，他非常具有批判精神。他对于微软的批评在美国是出了名的。《SanJose信使报》是一家很好的报纸。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全国性的大报不同，经常和主流唱对台戏。今天，DanGillmor教授为我们做的演讲主题是“‘9。11’后世界新闻传媒的走向”。下面我们就请DanGillmor教授为我们发表演讲。
　　　　DanGillmor：谢谢李教授。我十分荣幸今天能够来到这所中国第一流的大学做演讲。很抱歉，我无法用你们的语言和你们交流。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9。11”事件后，科学技术与世界新闻传媒界发生的变化。我讲话的重点将主要放在数字时代媒体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走势上。其中有我个人的体会，也有他人的见解。我的讲座将分为两部分：第一，受众阅听新闻习惯的改变；第二，记者采集新闻方式的变化。在我正式演讲之前，我先要提醒在座的每一个人：我来自硅谷，一个科学技术一统天下的地方，科技的力量就像这幅曲线图。每天，科技以几何数幂的速度在成倍地发展着。它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计算机微型处理器的进步，人们将智力因素融入每一件我们日常所接触的东西。其次是储存技术的突飞猛进。IMB研制的硬币大小的存储器可容纳一个G的信息。到了明年，它的储存量将翻番。这意味着我们所触及的任何东西不仅被赋予了人工智能，同时也被记忆下来。这一切又为迅速提升全球网络的链接速度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这种巨大的影响同样会波及到媒体，它改变着我们制作新闻的方式，以及受众接收新闻的习惯。
　　　　一年前，我在香港大学教书的时候，正值美国总统大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刻。我当时工作的地方无法收看英文频道，所以我登陆了CNN的网站，并通过它的音频服务，下载了美国国家公共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我十分确信自己所获得的新闻信息与在美国当地收看电视转播的人们所获得的一样全面和可信。我感到，自己和像自己一样借助网络“消费”新闻的人们正在被这一强大的新技术所改变着。CNN和国家公共广播公司没有想到我会把他们二者结合起来为我所用。
　　　　总统大选过去十个月后，就到了2001年的9月11日。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的传统主流媒体是如何报道这起突发事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南非旅行。没法看电视，我就访问了《纽约时报》的网站。大多数美国人和世界许多其他地方的人收看了电视转播。电视以它自身的优势在第一时间向世人展示了新闻事件发生的全貌。第二天，众多报纸，包括我自己的报纸，发表了整版的专刊，提供了许多详尽的背景资料。人们继而转向报纸，希望从中获取更多详细的信息。
　　　　不同媒体的趋同和聚合时代正在来临。正像我本人所经历的那样，网络与传统媒体珠联璧合，为受众提供广阔的信息接收空间。在传统媒体里有“把关人”，而在网络媒体中，“把关人”的角色被淡化了。“9。11”事件后，人们上网阅读新闻，但是大量新闻并不是专业记者所采写的。现在向大家展示的“网络日记”是由硅谷的一位软件工程师制作的。这个网页的主要内容是与“9。11”事件的相关信息的链接。与此同时，我身边的另一个显著的变化发生在电子邮件组上。有一位宾州大学电子传播系的教授给全世界两万多人发邮件，其中包括了几乎所有在科技传播领域里有影响力的人物。“9。11”事件发生后的十多天中，这位教授为我发来的邮件里所提供的新闻背景和价值观是传统媒体所没有的。我把这些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编入我自己的文章中去。在我的邮件组中有来自曼哈顿的朋友，他为我发来飞机撞击世贸双塔那一瞬间拍摄下的照片。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的网友，告诉我她的国家的人们在得知恐怖事件发生后的反应及感受。她说，她的同胞们十分同情美国人民，同时他们也非常担心美国政府会采取一些举动让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我相信，这些来自别国的声音对美国非常重要。
　　　　不久以后，一个居住在旧金山的阿富汗人给一个记者发去一封邮件，这个记者随后把他的信发布在互联网上。这封邮件的力量不可小视，它给了许多美国人当头一棒，迫使他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这场“反恐怖主义战争”。信上是这么说的：“美国人不可能把阿富汗炸回石器时代，但他们有本事发动一场新千年世界大战，而这正是本？拉登想要的。”邮件被贴到网上两三天后，这个阿富汗人成了美国电视节目争相报道的红人。
　　　　一家专门从事网络新闻调查的机构近日就“9。11”事件的网上报道发布了一项统计结果：2/3以上的人从网上获知有关事件的消息；1/3的人在聊天室或其它在线论坛上发表意见；3/4以上的人用电子邮件收发有关袭击事件的消息。一位美国作家一语中的，他说：“第一次，全世界的人们在谈论同一件事，为在灾难中遭受痛苦的无辜人们同悲伤，同落泪。”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制作新闻的人，其中就包括你们。终有一天，数字互联网会网罗所有人所有事。数字技术赋予了我们记者无穷的力量，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工作。然而对于那些想在网上淘金的人来说，日子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好过。我所居住的硅谷堆满了DotCom公司的“尸体”。我个人认为，随着风险投资的加剧，网络经济的泡沫早晚会破灭。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报道新闻就像在做讲座，新闻工作者告诉读者和观众今天的新闻是什么。但我认为，新闻报道应该更像一个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