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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之父--卡夫卡评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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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去过夜； 《乡 村医生》中的那两匹 “神马”是从猪圈里跑出来的。很明显，在卡夫卡的心 目中，这些人们跟畜生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行为只配由牲口栏来接纳。 说到这里，人们也许不禁要问：卡夫卡对女人和性问题的这种看法为什 么没有妨碍他对爱情的追求呢？是的，这又是卡夫卡的 “独特性”的地方。 卡夫卡将爱情视为纯粹的精神生活，从而把它与性行为绝对分开。他说： ② 捷克语：清清楚楚，毫不含糊。 ① 这个 “你”指卡夫卡自己。 ② 卡夫卡： 《致密伦娜书简》51 页。 ③ 见 《卡夫卡传》北京出版社，1988 年版，230 页。 ④ G。雅诺施： 《卡夫卡谈话录》，译文参见《卡夫卡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233 页。
什么叫爱情？这很简单，在高度和深度上无限地扩展、丰富我们的 生活，所有这样的东西都是爱情。爱情本身好比交通工具，它是不成为 问题的，成问题的是驭手、旅客和道路。 在一封致密伦娜的信中，他对性与爱问题说得还要清楚：“同相爱的人性交， 必定会失去对那个人的爱情。”② 但是，正是这一观点，使卡夫卡在与密伦娜的恋爱中陷入深刻的矛盾： 他火热般地爱着密伦娜，而对密伦娜要求与他见面又怀着极度的恐惧。因此 让人有理由怀疑他有生理上的障碍。然而密伦娜可是个年青 （二十五岁，比 卡夫卡小十三岁）、热情、开放型的女性，对于卡夫卡这种局限于纯精神领 域的拍拉图式的爱情她是忍受不了的。因此，毫不奇怪，他们俩的爱情最终 只好导致分离。 卡夫卡对性的态度，是他对世界总体感受的具体表现之一。无独有偶， 在这点上人们想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人创始人克尔 恺郭尔。克尔恺郭尔的 《恐惧概念》对此有更详尽的阐述，而且，卡夫卡的 其他恐惧征象和有关观点也与他相同。比如，两人都认为，恐俱就是罪孽的 标志，所以判决是不可避免的。再如，两人都认为，内心世界受到外来东西 的 “侵犯”是十分令人恐惧的。克尔恺郭尔说：“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感压 迫着我的灵魂。”卡夫卡则说，他的恐惧出于 “内心的反叛”： 我所担心着的、瞪大眼睛担心着的、使我莫名其妙地坠入恐惧深渊 之中的 （假如我能够象沉入恐惧之中那样入睡，我也许早就死了）仅仅 是那种内心深处对我的反叛。 这 “反叛”是卡夫卡对存在进行思考的结果，而这结果是以悖论的形式出现 的，下面这段话是他晚年说的，具有典型意义。 写东西越来越恐惧了。这可以理解。每句话在精灵们的手中一转（手 的这种敏捷转动是它们的典型动作）就变成矛，反过来针对着说话的人。 ② 悖论即 “怪圈”，是卡夫卡思考问题的一种基本方法，而且支配着他一生的 行为。每件事，他都站在正面观察，然后又站在背面去衡量；正的和反的往 往互相抵消。这样，使许多事情在决定性的时刻，都被他 “内习的反叛”推 翻掉了。就以两性关系为例：最初，他与店员姑娘发生那段风流韵事时，分 明是对性的好奇与渴望 “狂暴地”把他“拉进了旅馆”，之后又后悔了，诅 咒起那件 “肮脏的事情”，井对那位“善良的姑娘”产生了“敌意”。后来 与柏林姑娘菲莉斯·鲍威尔断断续续五年这久的关系，分明是出于 “成家的 愿望”，先后两次与之订婚，却又由于对 “陷阱”的恐惧，两次解约。之后 是对密伦娜的爱情，这是他有生以来最热烈的一次，但他又因对 “性”的恐 惧而导致中断。无怪乎他一生中的外部生活起伏很小。这一表面现象掩盖着 他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他自白说： ① G。雅诺施： 《卡夫卡谈话录》；参见《卡夫卡传》北京出版社233 页。 ② 卡夫卡 《致密伦娜书简》，参见《卡夫卡传》同上，273 页。 ① 卡夫卡： 《致密伦娜书简》55 页。
可以说，我的生命、我的存在都是由这种地下的威胁构成的。 他甚至认为： 我的本质就是：恐惧。 这就把问题说穿了！理所当然，这样的人是没有缘份享受片刻的安宁的，正 如他所说： 安宁永远都是不真实的。 既然如此，他就干脆承认了恐惧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并且变拒绝为欢迎： …… 不必去谈论我以后会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远离你的地 方我只能这么生活：完会承认恐惧的存在是合理的，比恐惧本身所需要 的承认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这么做不是由于任何压力，而是欣喜若狂地 将全身心向它倾注。 在此我们仿佛又听到了尼采的 “强力意志”（一译“权力意志”）的音响了！ 正如极度的孤独会转化成对孤独的渴望一样，这里，频繁的恐惧，反而激化 成对恐惧的拥抱。因此， 《判决》中的主人公在被父亲判处死刑后，他毫无 抗议，毫无犹豫， “他急忙冲下楼梯……他快步跃出大门，跨过马路，向河 边跑去，他已经象饿极了的人抓住食物一样紧紧地抓住了桥上的栏杆，象个 优秀运动员似地悬空吊着。”等到一辆公共汽车驶来，它的噪声足以掩盖他 的落水声时， “他就松手让自己落下水去”。《诉讼》也是如此。它的主人 公被控告后，开始慷慨激昂，抗议法院的无道，并竭尽全力申诉。但当这一 切努力无不证明无济于事之后，当最后两名刽子手半夜里突然把他逮出去处 决时，他却无动于衷，而且在行刑时，他还帮刽子手的忙，以便让他们干得 更利索、更漂亮些。两部作品的这些近于黑色幽默式的描写，都写出了主人 公在经受了足够的死的恐惧的折磨之后，已经战胜了这种恐惧，因此反而视 死为解脱了。 最能反映作者这种恐惧的精神特征的是动物譬喻小说 《地洞》主人公那 种惶惶不可终日时挖掘迷津暗道式的防御工事的紧张情绪，完会是现代的芸 芸众生精神情状的写照，也是时代危机的一种征兆的投射。不过按照存在主 义的美学观点，恐惧感也象孤独感一样，是失去了价值观的 “荒诞人”的存 在的基本体验。 ① 卡夫卡： 《致密伦娜书简》172—173 页。 ② 同上，53 页。 ① 卡夫卡： 《致密伦娜书简》172—173 页。 ② 卡夫卡： 《致密伦娜书简》86 页。
审父情结 熟悉卡夫卡的人都有一个突出的感觉：他与父亲的关系始终十分紧张， 而且在他的创作中有着浓重的投影。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是个 “白手起家”的中等资本家，他备尝 创业的艰辛，深知这份从人生角逐场上得来的 “猎物”——那些妇女用品商 店来之不易，必须调动全家大小所有的力量来保卫它、巩固它、扩大它。四 个儿女中作为唯一的儿子，他对卡夫卡无疑是寄托着最大希望的。不料这位 长子在性情、气质、志向方面都与自己大异其趣。弗兰茨·卡夫卡勉强服从 了他的意志学完了法律以后，就一心扑在文学上。但文学对赚钱有什么用处 呢？父亲自然不能予以理解。所以第一次解除婚约 （那是1914年）后，创作 上正处黄金时期的卡夫卡要求父亲暂时资助两年，以便辞去保险公司的职 务，去慕尼黑或柏林专事写作，他的这一请求遭到父亲的断然拒绝。 离开布拉格我会赢得一切，这就是说，我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心境 平和的人，使自己的能力得以发挥，……并可获得一种真正生活在世界 上的感觉和持续的满足感。 同样，父亲要求卡夫卡协助一个妹夫 （一家工厂的厂主）管理工厂，认为这 才是最有意义的工作，卡夫卡也断然拒绝了！总之，父子俩在各自认为最重 要的事业上都互相得不到支持。 但父亲占有绝对的优势：他是一位按传统习惯进行家长式统治的家长， 这对一个呼吸到新时代的新鲜空气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忍受不了的。敏感过人 的卡夫卡从小就感到自尊心受到损害，感到他的 “独特性”受到“最后的判 ② 决”。 成年后在婚姻问题上又一再受到父亲的蛮横干沙，尤其是那些在社会 地位和财产上不是门当户对的平民姑娘，一再受到父亲的歧视。当卡夫卡第 一次把结婚的意向告诉父亲时，父亲不仅不予支持，反以这样一番话加以奚 落： “她也许随便找了一件衬衣穿上，就象所有布拉格的犹太女子那佯，于 是你就决定要娶她了。而且越快越好，恨不得过一个星期，明天，今天就要。 我真不明白，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又是个城里人，你除了见到谁就马上想 ③ 娶谁，就想不出别的主意来了吗？”对于父亲的这番羞辱，卡夫卡显然被深 深刺伤了，因此过了许多年，他还在 《致父亲的信》中重提这件事，并作了 回答： 你还从来不曾这么清楚地向我表示过对人的轻蔑，……我对一个姑 娘作出的决定，对你来说就等于零。你总是 （无意识地）以压倒的威势 来对待我的决定能力的。 1919年，即卡夫卡在与第一个未婚妻的婚约最后告吹两年后，准备与一位名 叫沃里切克的鞋匠的女儿结婚，但父亲又以这位姑娘出身低微为由加以拒 绝。卡夫卡生前的最后几个月，终于和一位平民姑娘多拉·迪曼特同居了， ① 卡夫卡： 《致奥台拉和其他家属的信》22—24 页。 ② 卡夫卡： 《＜乡村婚事＞及其他遗作》165—167 页。 ③ 卡夫卡： 《致父亲的信》63 页。 ① 同上，64 页。
显然父亲也是有看法的，只是当时儿子没住在布拉格。但是最后一个细节可 以看出这位老人的一贯的固执态度：卡夫卡殡葬那天，真心爱着卡夫卡的多 拉最后扑倒在墓上放声痛哭，其时送葬的人们已陆续离去，赫尔曼夫妇不仅 不去劝慰，反而互相挽住胳膊，背过身去，也离开了。 最后这个场面卡夫卡当然没有经历到。但父亲诸如此类的表现，卡夫卡 是深有领教的，并积下了深深的怨恨和痛苦，感到一生都在 “强大的父亲的 阴影下”生活，同时一辈子都在为摆脱这种 “强大阴影”作着斗争。结婚努 力就是这种斗争方式之一。他想自己有了家以后，便可搬往柏林去居住，这 样就可以永远离开布拉格，离开父母。这一着没有成，那么短期离开也是可 取的。1917年他染上痨病 （肺结核）以后，有时去外地疗养，他认为这也是 一种同一切决裂的尝试，同菲莉斯，同办公室，同布拉格，同父亲决裂的尝 试。② 他同父亲的上述矛盾和冲突也反映在他的作品里。导致他第一次创作欲 猛烈喷发的三篇成名作，即 《判决》、《变形记》、 《司炉》都是他同父威 斗争的产物，它们涉及的都是父子冲突的主题，而且几乎都是在1912年冬写 成的。 《判决》中父子的冲突居于故事的中心。父亲对儿子的判决，是儿子 长期与父亲的“暴君式”的统治进行斗争而始终不能战胜父亲那“强大阴影” 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这样的父子关系对儿子来说只有死路一条。这种死 亡，当然是一种心理体验，正如卡夫卡在日记里所写的，他生活在那样的家 庭环境，从小就感到他已经被“判决”了。《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 姆沙患了不治之症（变甲虫可理喻为这种病变的象征性表达）之后和家人（父 母和一个妹妹）形成的新关系中，他和父亲的关系是最关键的。事故一开始， 父亲就表现出不可遏止的恼怒，后来是他给甲虫形的儿子扔去一个烂苹果， 不偏不倚，击中他的背部，并且陷了进去，造成儿子的致命伤。这跟判决儿 子的死刑实质上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前者的判决是从维护封建宗法式的 “家长”式威严着眼的；后者的判决是从维护资产阶级的伦理原则出发的。 在资产阶级家庭内部，一个成年家庭成员一旦失去劳动能力，从而与家庭断 绝了经济关系，那么他就成为这个家庭的累赘和多余人，直至引起这个家庭 的厌烦，盼望他早死。 《司炉》主人公因年少失足而被父母罚不当罪，永远 放逐他乡。这实际上无异于死刑判决。他晚年的长篇小说 《城堡》有多种解 释，其中一种解释就认为，它是寻找父亲的寓言。例如索克尔认为， “《城 堡》中的K。不能到达城堡，不能同城堡官员克拉姆取得联系，这反映了卡夫 ① 卡本人无法同父亲对话这个事实。” 这种说法显然也能成立。 现在要问：卡夫卡与父亲之间的这种矛盾或 “代沟”及其在文学作品中 的反映，从现象看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 从历史发展的纵线看，人类社会的进步有时是渐进式的，有时是裂变式 的。这种变化往往通过两代人之间的矛盾或斗争和代与代之间的更迭表现出 来。弗洛伊德有一种观点，他认为父子斗争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恒常现象。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两代人之间的斗争的性质，有时表现为同质的差异，有 时则表现为异质的对立；前者多半见之于同一时代相对稳定的时期，后者则 ② 参阅瓦根巴哈： 《卡夫卡传略》110 页。 ① 转引自伯尔特·那格尔 《卡夫卡思想与艺术的渊源》，见《卡夫卡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年276 页。
往往见之于两个时代的更替时期。在后一种情况下，父子斗争的内容一般是 两个新旧时代的不同文化观念或两个对立阶级的不同价值取向的冲突。莱辛 《阴谋与爱情》的男主角裴迪南与宰相父亲的斗争，赫贝尔《马利亚·马格 达伦娜》中的同名女主角与木匠父亲的斗争，贝歇尔 《告别》中的男主角哈 斯特尔与资本家父亲的斗争，我国曹雪芹 《红楼梦》中贾宝玉与官僚父亲的 斗争，巴金 《家》中觉慧与地主父亲的斗争等等，他们或者站在新兴的市民 阶级立场上，或者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从父辈所隶属的统治营垒中叛逆出 来，用行动和言论表示与父辈所代表的陈旧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观念决裂。他 们的行为构成了新一代对所谓 “父辈文化”进行批判的最直接、最尖锐的部 分。 父辈文化或传统文化有二重性，在发展过程中，它的陈旧、腐朽的一部 分随时被淘汰，而它的有生命力的一部分则被后人继承，继续孕育着新的生 机，就象植物生长那样，旧叶不断枯黄，新芽不断萌发生长。当然文化的发 展并不象植物那样自然进行新陈代谢。文化发展的 “新陈代谢”是通过新旧 社会力量的磨擦和斗争进行的。陈旧的、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常常借着历史的 “惯性”或“惰性”顽强地存在，并久久在麻痹着人们的意识（根据现代心 理学原理，其中还有文化心理积淀的因素起作用）。 卡夫卡生活的年代，正值新旧时代更迭、欧洲社会空前动荡。在 “价值 重估”的思潮冲击下，知识界，尤其年青人对父辈文化或传统文化普遍表示 绝望，“审父”意识普遍觉醒，所谓“代沟”出现在许多家庭就不足为怪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于1910—1920年之间（这也正是卡夫卡创作的旺 盛期）的表现主义文学，把 “父子冲突”视为它所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表 现主义文学，尤其是戏剧创作中产生了不少表现这方面主题的作品。例如哈 森克莱弗的剧本 《儿子》（1913）、梭尔格的 《乞丐》（1912）、姚斯特的 《年青人》（1916）、德洛内的 《弑父》（1915）、韦尔弗的 《有罪的不是 凶手而是被杀者》 （1920）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的一部分。这个流派的先 驱者斯特林堡早在1887年便写了这一题材的剧本 《父亲》。表现主义作家这 一 “审父”的创作倾向是比较自觉的。在表现主义运动中相当活跃的作家奥 托·格罗斯1913年曾在 《行动》杂志上发表《论克服文化危机》一文，文中 把弗洛伊德视为尼采的继承人，并把这两人看作未来反对父权权威而有利于 ① 母权革命的先驱者。卡夫卡与尼采的关系已如前述。他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兴 趣不象对尼采那样大，但也引起过他的注意。在写完 《判决》后，他曾在日 ② 记里写道 “当然想到弗洛伊德。”1917年卡夫卡还曾与韦尔弗、勃罗德、 格罗斯等一起讨论过创办一个宣传精神分析学的杂志的计划，当时他在致勃 ① 罗德的信中表示，这个项目对他“较长时间都有吸引力”。显然，卡夫卡的 审父意识与表现主义的这一思潮不是没有联系的，而且无论从表现这一问题 的作品数量看，还是从表达的情绪之强烈程度讲都超过了任何一位表现主义 作家。他的审父作品除了上述三篇小说和晚年的 《十一个儿子》外，达到顶 峰的是1919年写的那封不同凡响的长信 《致父亲的信》。如果说，卡天卡一 生中不知多少次接受过父亲的 “判决”，如果说，他那些幻想性的作品写的 ① 见 《表现主义——1910—1920 年德语文学宣言和文献集》迈茨勒出版社，斯图加特，1982 年，150 页。 ② 转引自 《尼采、弗洛伊德与卡夫卡》一文，德文版。 ① 卡夫卡：1917 年11 月中旬致勃罗德信。
都是父亲审判儿子的，那么这封信，这封汉译文达三万五千字的超长信则是 儿子审判老子的。这是卡夫卡在与父亲进行一辈子的内心斗争中企图公开“造 反”的唯一的一次。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家信，写的也不是一般父子冲突，它把许多问题都“上 纲”了，带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它不仅涉及文学，而且涉及伦理学、教育学、 心理学乃至政治学。因此可以说，这封信是向整个陈旧的父辈文化进行全面 讨伐的檄文。 在这起诉讼中你总以为您是法，其实你，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 与我们一样虚弱、一样被现实照得头晕目眩的一方。 卡夫卡笔下的父亲首先是一个“专制有如暴君”的家长，“一个独裁者”： 你坐在你的靠背椅里主宰着世界。 你什么都骂，到头来除你以外，就没有一个好人了。在我看来，你 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莫测的特征。他们的权力基础是他们这 个人，而不是他们的思想。 这番笔触显然是鞭辟入里，击中要害的。 我的心灵之所以受到压抑，则因为你要我遵循的戒律，你，我至高 无上的楷模，你自己却可以不遵循。 这又是一个 “特征”：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于是： 我，是个奴隶，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受种种法律的约束，这些 法律是单为我而发明的，而我，不知为什么，却始终不能完全守法。 “不能完全守法”。这是符合卡夫卡的人格精神的。这是他 “内心好斗”的 表现。但无数次的实践证明，想要在 “暴君”似的父亲的淫威下保持人格尊 严是要吃尽苦头的。晚年，即1921年12月2日的日记里总结了他一生的经 验： 最近我产生了这么一种想法：我从小就被父亲战胜了，现在只是出 于好胜心而离不开战场。年复一年，始终如此，尽管我不断地被战胜。 这番酸辛的自述，很有点受罚的西绪弗斯的神话的味道。因此，这位法学博 士的生存权利只有这么一点可怜的空隙： 有时我想象一张展开的世界地图，你伸直四肢横卧在上面。我觉得， 仿佛只有你覆盖不着的地方，……我才有考虑自己生存的权利。 ① 卡夫卡： 《致父亲的信》，译文见《世界文学》1981 年第2 期。下面的引语，凡不注出处者，均引自这 封信。 ① 见 《卡夫卡1910—1923 年日记》，343 页。
这幅图象描绘的虽是一个为所欲为的家长淫威下的一个家庭成员的可怜处 境，只要用一面放大镜去看，也是一幅专制君主统治下千万小民的可怜处境 的图象。这两种人，一个是小小的一家之长，一个是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 但二者的共同特征都是： “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尊”。他们自己有无 限的说话权利，而别人则不许说一个不字。你看这位叫赫尔曼的家长，动不 动就以 “不许回嘴”斥之，吓得子女们躲得远远的“才敢动弹一下。”但你 避而远之，他又会觉得你在图谋不轨，一切都在 “反”他。其实，正如卡夫 卡写道： “这只是您的强大和我的弱小所造成的必然后果罢了。” 无须多加比较，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卡夫卡笔下的这位父亲，这位小 家长、小暴君，完全是奥匈帝国的大家长、大暴君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哈 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所以能延续七百多年之久，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君主们 朝朝代代都能以他们自己的“大家长”的模子来塑造全国的千百万小家长， 使他们成为毫无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顺民和奴才，成为他们得以安稳统治 的基础。奴才都有两副面孔：对下是暴君，对上呈媚态。卡夫卡在这方面也 没有吝惜笔墨来刻划他的父亲： 您如何轻易地醉心于那些地位较高的人物，而他们大多数不过表面 上如此而已。……一个皇室谘议之类的人便经常挂在您的嘴边。……看 到我的父亲居然认为别人微不足道的认可来肯定自己的价值，而且到处 炫耀，我也是很伤心的。 其次， 《致父亲的信》刻划了一个专制主义“礼教”的忠实传授人的形 象。 家庭作为－个社会细胞，在相当程度上担负着教育、培养下一代的任务。 卡夫卡的父亲作为一家之长，他对自己的义务是明确的，那就是把子女培养 成符合社会习俗或专制主义 “礼教”规范的人。他常用的那套教育手段也都 是陈旧而拙劣的： 您那卓有成效、至少对我来说从不失灵的教育手段不外乎是：谩骂、 威吓、讽刺、狞笑以及——说来也怪——诉苦。 他只会懂得用威胁、呵斥、暴怒来对待每一个孩子，动辄怒骂 “把你们踩成 齑粉”。有时不顾寒冷，半夜里从被窝里把卡夫卡揪到阳台上罚站。这给卡 夫卡的心灵带来永久性的创伤。卡夫卡每想到此事，都 “深感痛苦”。这位 父亲对于军国主义的黩武政策显然十分感兴趣，以致儿女走路也要他们走得 整齐，学会敬礼，否则就 “不是未来的士兵”。为了能适应这样的士兵生活， 吃饭也得狼吞虎咽。于是 “饭桌上死一般沉寂”。 这种教育手段给孩子造成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自我能思考之日起，我就一直为维护精神上的生存而如此忧心忡 忡，以致我对其他一切都感到淡漠了。 控诉得最有力的，还是下面这一段话：
这里，我只须提醒你回忆一件往事就够了：我在您面前丧失了自信 心，换来的只是无穷尽的负罪感。 这里的”负罪感”是什么呢？就是他觉得他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和长子，没 有成为父母所需要的、为他们称心如意的人，就象对父母负了债似的内疚。 当然也还包含别的意思，下面一段话可作为一种注脚： 母亲只是暗地里保护我免遭您的伤害，暗地里对我有所给予，有所 允诺，结果我在您面前又畏首畏尾起来，又成为骗子，成为自知有罪的 人。 孩子的个性得不到尊重，灵魂得不到舒展，长此以往，心理必定被扭曲。负 罪感便是这种被扭曲的表现。正如卡夫卡指出： “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 这是您教育我顺从的产物。”可是儿子的“独特性”决定了他是不能顺从的： 您雕刻家的手与我这块料之间是那样的格格不入。 从这点上看，卡夫卡这封 “审父”的信不啻是一份“父母必读教材”， 也是学校教师的十分难得的参考材料，它可以使人们懂得：不尊重儿童心理 特点，用家长制手段管教孩子，必然会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 第三， 《致父亲的信》刻划了一个典型的剥削者形象。 卡夫卡的父亲作为一个中等资本家，有着一般剥削者的本质特征。在这 点上，父子矛盾也尖锐地表现出来。卡夫卡这样谴责他的父亲： 遵循的是这个阶级 （指中产阶级——引者）的价值观念。 在对待自己家里雇佣的职工的态度上，父子也发生冲突。父亲对患肺病 的职工骂道： “他活该不得好死，这条老狗。”尤其岂有此理的是，他把职 工称为 “拿薪的敌人”。对此儿子是很气愤的，他对父亲反唇相讥： 不过在他们还没有成为那样的人之前，我就觉得您便已经是他们的 “付薪的敌人”了。＇商号＇那里有些事情起先我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后来却使我感到痛心、渐愧，尤其是您对职工的态度。……您在商号里 咆哮、咒骂和发怒…简直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 卡夫卡作为家庭的成员，唯恐父亲的态度引起工人的怨怒，不惜 “低声 下气”地来挽回影响。 为了使职工们与全家和解，对他们采取一般的规规矩矩态度就不够 了，就连谦逊待人也不够了。我不得不低声下气，不得不先招呼人，而 且连别人的回礼我都不敢接受。…… 卡夫卡还对父亲性格的二重性进行了揭示，这就是父亲作为资本家的社 会地位和作为家长身分所形成的非人性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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