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之父--卡夫卡评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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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外界敌人的袭击，成天疲于奔命　　　地一会儿补东壁，一会儿堵西墙，一会儿巡逻，一会儿放哨。　“我作为这样　　　一个既宏大又脆弱的建筑物的主人，面对任何比较认真的进攻，我深知自己　　　恰恰是没有防御能力的”，而　“世界是千变万化的，那种突如其来的意外遭　　　遇从来就没有少过”，可　“危险迟迟不来、而又时时担心着它来”。这篇写　　　于1923——1924年的小说对主人公的这种恐惧症描写得淋淳尽致，反映了奥　　　匈帝国的恐怖统治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心理上造成的灾难感，也生动描　　　绘了自然界甚至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普遍生态。　　　　　　　卡夫卡的人物都是　“非英雄化”的，是现代主义作品中常见的那种“抛　　　入世界”的　“小人物”，一般都是正直、善良的劳动者，对社会黑暗有不平，　　　有怨怒，但他们的致命弱点是屈辱退让，逆来顺受，对强者、对黑暗势力的　　　袭击或欺凌缺乏自卫能力，因而在时代的风云激荡、社会上各阶级较量的时　　　刻彷徨不前，拿不出行动的力量，听任命运的摆布而不敢“扼住命运的咽喉”　　　　（贝多芬语）。《地洞》中那个惶惶不可终日的主人公便是对这类人物的心　　　态的刻画。它说：　“我从未有过占领欲或进攻心。”但是，对于别人任何比　　　较认真的进攻，　“我都是无力抵御的。”所以一旦强者进逼，“就把我的贮　　　藏品分些给他。”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象这类胆小怕事但心地善良的人，　　　也不失为较好的公民，若从正确的观点和角度去表现，也能塑造出多种性格　　　和有意义的典型来。文艺作品不等于生活本身，它应该比实际生活具有更多　　　的层次和色调；高明的作家既能进入　“自我”，又能跳出“自我”，居高临　　　下；既能作　“点”的深入，也能作“面”的概括，驰骋自如。卡夫卡从“自　　　我”出发的视角，固然能集聚强光把作者的视线带入　“点”的深层，但它撇　　　开了　“面”的整体，也隔断了与整体的联系。这是卡夫卡的人物画廊与传统　　　小说的人物画廊的显著区别之一。那些人物仿佛都以卡夫卡的　“自我”为母　　　题的各种　“变奏”。卡夫卡对于自己的软弱性是深有认识的，他在笔记里写　　　过这样箴言式的自白：　“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　　　　　　　　　　　　　　　　　　　　　　　　　　　　　　　　　　　　　　　　　　　　　　　　　　　　　　　　　　　　　　　　　　　　　　　①　　　在我的手杖柄上则写道：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共同的是　‘一切’。”　而卡　　　夫卡想通过自己的弱点写出所谓　“人类的普遍弱点”也是自觉的。他写道：　　　　“我知道，生活上要求于我的东西，我什么也没有带来，跟我与生俱来的是　　　人类的普遍弱点。我用这种弱点……把我的时代的消极面有力地吸收进来。”　①　卡夫卡：　《＜乡村婚事＞和其他作品》第204　，1980，德文版　
　　　　　　　　　　　　　　　　　　　　　　　　　　　　　　　　　　　　

　　①　　　　　　　　　　　　　　　　　　　　　　　　　　　　　②　　　　故有人称他为　“弱的天才”。　　　　　　　卡夫卡的　“负罪感”不同于《圣经》里讲的基督徒的“原罪”；它可以　　　说是卡夫卡的　“新发掘”，是他特有的一种情感。在卡夫卡的书信日记中充　　　满了自怨自杀的情绪。这是由他的二重人格造成的。在他的性格中，有他软　　　弱、妥协的一面，又有叛逆、反抗的一面。在家庭里，他对父亲的家长制粗　　　暴作风十分不满。但又敬佩他的精明强悍，并为自己作为长子未能成为父亲　　　所希望的、能对家庭尽更多义务的儿子而内疚。他看到家里的职工随时受到　　　父亲的怒骂而深表同情，同时又为自已作为这个家庭的重要成员之一而对工　　　人感到有罪。如此等等。　　　　　　　卡夫卡把自己的这种负罪感折射到他的人物身上，造成人物形象扭曲，　　　使他们在遭遇无妄之灾时，态度不能始终如一，往往由抗议变为顺从、妥协　　　以至于完全屈服。最典型的例子是《诉讼》主人公约瑟夫·K。起初他对于法　　　院对他的无端逮捕表示愤慨，甚至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痛斥法院的　“藏污纳　　　垢”、　“贪赃枉法”，但是，他的反抗情绪不是随着诉讼的失败而激昂，相　　　反，它渐渐平息了下来，最后毫无反抗地服从了死刑的判决。而他服刑时态　　　度之所以那么泰然，除了绝望，还有他内心一个　“必然”的声音支持着：原　　　来这场莫名其妙的诉讼震动出了他意识中深藏的　“罪恶感”，使他醒悟到：　　　他在国家法庭面前固然是无罪的，但他作为一个银行襄理，一个不大不小的　　　官员，在正义法庭面前却是有罪的，因为他有时也盛气凌人地对待过向他哀　　　哀求告的穷人，就象高高在上的法庭对待他那样。也就是说，他本人也是构　　　成整个社会　“异化”力量的那个庞大机器的一个部件，因而在恶的社会总量　　　中也加进了他自己的一份。那么，他的逮捕和被审判不是合乎天理的吗？　　　　　　　卡夫卡这个负罪的观念是一贯的，他认为自己　“生活在一个有罪的时　　　　　　　　　　　　　　　　　　　　　　　　　　　　　　　　　　　　　　　　　　　　　　　　　　　　　　　　　　　　　　　　　　　　　　　　　　　　　①　　　代”，而　“我们都应该受到责难，因为我们都参与了这个犯罪的行动。”　　　　　　　　　　　　　　　　　　　　　　　　　　　　　　　　　　　　　　　　　　　　　　　　　　　　　　　　②　　　因，此他经常提到要“从杀人者的行列中挣脱出来”，而跳出来的唯一可能　　　就是死亡。难怪，约瑟夫·K虽然看到法院内部的极端腐败，却看不到任何　　　一个有罪责的法官。原来罪责就在每个人自己身上！这种观点，如从社会学　　　观点去看，不仅模糊了剥削被剥削、压迫被压迫的界线，而且冲淡了反动统　　　治阶级的罪恶，或者说，把它的罪恶分摊到全人类的头上，仿佛造成人间一　　　切痛苦的罪恶人人都有份。于是，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的规律不见了，从　　　而堵住了人们去追寻他的人物　“被抛掷”命运的剥削根源。这样，卡夫卡用　　　文学手段揭开的资本主义社会　“异化”的部分真实，又用二律背反的逻辑方　　　式重新给掩盖起来了。但若用现代哲学来解释，则负罪感是现代人自审意识　　　的出发点。　　　　　　　卡夫卡笔下还有一些　“虐待狂”的形象，他似乎要通过这些人物一直掘　　　进到人的灵魂的最深处，挖出人的最原始的情感，一种残忍的本性。给人印　　　象最难忘的是　《在流放地》中那个既象中世纪时代又象法西斯式的上尉军官　　　的形象。他用一台特制的行刑机器极其残酷地处死他的士兵。但后来流放地　　　来了新的司令，宣布废除这一刑罚制度。上尉军官则毫不犹豫地、而且泰然　①　　E·费歇尔：　《从格里尔帕策到卡夫卡》第280　，德文版　②　　E·费歇尔：　《从格里尔帕策到卡夫卡》第280　，德文版　①　雅诺施：　《卡夫卡谈话录》　②　卡夫卡：　《1910—1923　年日记》563　页，1951　年版。　
　　　　　　　　　　　　　　　　　　　　　　　　　　　　　　　　　　　　　

自若地躺到同一台机器底下，让它来折磨自己……这里卡夫卡刻画了一个既　是虐待狂又是殉道者的形象。　
　　　　　　　　　　　　　　　　　　　　　　　　　　　　　　　　　　　　　

　　　　　　　　　　　　　　　　　　　　　　　　　　　　　　　　　　人格结构　　　　　　　　　　　　　　　　　　　　　　　　　一个失落了身份的精神漂泊者　　　　　　　卡夫卡是个矛盾的、复杂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人，他的犹太民族的身份　　　象一个阴影伴随着他的一生。卡夫卡又是个极为敏感的人，因而，受歧视的　　　民族血统成为他一生中的沉重的精神负担。直到后来，他在向他所钟情的女　　　子密伦娜表达爱情的时候，仍掩饰不住那刻骨铭心的伤痛，感叹道：　　　　　　　　　　　　您想一想，密伦娜，我是怎样走到您的身边来的，我已经走过了怎　　　　　　　样的38年的人生旅程啊，因为我是犹太人，这旅程实际上还要长得多。　　　　　　　①　　　　　　　作为一个没有祖国的民族的一员，他的　“无家可归”的意识是十分强烈　　　的。在写给密伦娜的另一封信里有这么一段话：　　　　　　　　　　　　……这种欲望有点永恒的犹太人的性质，他们被莫名其妙地拖着、　　　　　　　拽着，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　　　　　　　这里，卡夫卡十分形象地道出了他的民族的悲剧命运和在世界上的难堪　　　处境。这处境对于卡夫卡是不可忍受的。他在给第一个未婚妻菲莉斯·鲍威　　　尔的一封信里表达了他的这种情绪；　　　　　　　　　　　　完完全全无家可归，非发疯不可，日益虚弱，毫无希望。②　　　　　　　这番话当然是由于在休养地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而直接引起的，是牢　　　骚话，但根据他多处流露的情绪，尤其是在其他书信、日记里记述或提及的　　　犹太孩子在学校和社会上受歧视、欺凌的情形，这番话不啻是对他的民族境　　　遇的一种慨叹。晚年在给密伦娜的又一封信里，表达了对对方有祖国的羡慕　　　和自己　“寻找一个祖国”的渴望：　　　　　　　　　　　　你有你的祖国，因此你甚至可以抛弃它，而这大概是对待自己祖国　　　　　　　的最好的办法，尤其因为它那些不能抛弃的东西人们并不抛弃。可是他　　　　　　　　（指卡夫卡自己——笔者）没有祖国，因此他什么也不能抛弃，而必须　　　　　　　经常想着如何去寻找一个祖国，或者创造一个祖国。　　　　　　　世界上的民族数以千计，有谁生下来就没有祖国呢？绝无仅有的例子偏　　　偏发生在卡夫卡身上！　　　　　　　卡夫卡是个自传色彩很强的作家，凡是重要的人生体验和感受都可以在　　　他的作品里找到回响，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城堡》融进了他多种人生体　　　验。因此可以作多种解释，其中之一是对犹太人　“无家可归”的一种写照。　　　小说主人公K。欲进城堡耗尽了毕生精力，最后仍未能进去。这番描写反映了　　　他作为犹太民族的一员找不到家园的痛苦和失落感。作为犹太作家的勃罗　①　卡夫卡：　《致密伦娜书简》。　②　卡夫卡：　《致菲莉斯书简》费歇尔袖珍出版社，1982　年版，750　页。下同。　①　卡夫卡：　《致密伦娜书简》173　页。　
　　　　　　　　　　　　　　　　　　　　　　　　　　　　　　　　　　　　　

　　德，他对　《城堡》的这一层意思看得还要深刻，他说卡夫卡在《城堡》“这　　　个简单故事里，他从犹太人的灵魂深处讲出来的犹太人的普遍遭遇比一百篇　　　科学论文所提供的知识还要多。”②　　　　　　　以上论及的还只是我们考察卡夫卡的　“失落感”的第一个层次。事实上　　　卡夫卡的失落感是双重甚至是多重的。因为没有祖国或找不到民族家园的“异　　　乡人”身份在几百年欧洲犹太人中间不是卡夫卡特有的境遇。卡夫卡作为“异　　　乡人”的特殊境遇是他所生活的地域与他所掌握的交际工具——语言——是　　　不合拍的，就是说在他的出生地布拉格绝大多数都是讲捷克语，而卡夫卡所　　　习用的是德语，操这门语言的人在布拉格城只占很小的比例　（本世纪初约十　　　五分这一左右），因此从语言环境看，卡夫卡仿佛生活在一个孤岛上。这跟　　　他的同胞中的其他出类拔萃者，如马克思、爱因斯坦、海涅、弗洛伊德等就　　　大不一样了。他们在与别人的交往中语言上是没有障碍的。卡夫卡身为犹太　　　人，学的却不是希伯来语，而他所精通的德语在周围国民中却是陌生的，因　　　此他不能象一般人那样自由选择学校甚至专业，中学还可以在专门的德语中　　　学学习，大学则必须在布拉格大学的德语分部。他的作品在自己的家乡不通　　　过翻译就难以传播，他的社交活动和与文学界的来往基本上也局限在德语的　　　范围内。我们不能把　“环境决定论”绝对化，但卡夫卡所处的那种　“孤岛”　　　般的环境对这位　“异乡人”的失落感或异已感所形成的胎记是不能忽视的。　　　　　　　如果他有一份称心如意的职业，也许还可以弥补上述的缺憾。可惜这又　　　不从人愿。他在大学里学的专业知识是法学，而且取得了一个法学博士的学　　　位，结果在一家半官方的　“工伤事故保险公司”谋得了一个跟“法”有关的　　　职位。但他的与日俱增的兴趣是文学，而且视创作为他　“唯一的幸福”。他　　　也不怀疑自己具备着作家的天赋和才能。然而，他的文学观念太超前了，还　　　不能得一以当时多数读者的认同；他的要求也太高了，他很少满意过自己写　　　出来的东西，所以生前他勉强拿出来发表的那些作品还不能造成他作为名家　　　的地位。这意味着，他还不能依靠专业刨作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生活和必需，　　　换句话说，他不能放弃保险公司的那个岗位，那个既能给他提供一份固定的、　　　优厚的薪俸，又有一个赏识他的才能的上司的岗位。但是创作需要时间，需　　　要思想的高度集中，对于卡夫卡甚至需要紧闭在　“孤寂的世界”的环境，这　　　就使卡夫卡的创作与职业处于尖锐的矛盾与冲突之中：一方面，他觉得　“放　　　　　　　　　　　　　　　　　　　　　　　　　　　　　　　　　　①　　　弃这一岗位是我的强烈愿望”，　一方面又觉得“由于我的作品产生得很慢和　　　　　　　　　　　　　　　　　　　　　　　　　　　　　　　　　　　　　　　　　②　　　作品的特殊性，我不能靠文学为生。”　这种矛盾和冲突，有时使他觉得“几　　　　　　　　　　　　　　　　　　　　　　　　　　　　　　　　　　　　　　　　　　　　　　　　　　　　　　　　　　　　　　　　　　③　　　乎听见了我被写作为一方，办公室为另一方碾得粉粹的声音。”　1913年，　　　卡夫卡的创作欲趋向高潮，职业的干扰给他带来的痛苦便更加剧烈：　　　　　　　　　　　　我的岗位于我是不可忍受的，因为它与我的唯一要求和唯一职业既　　　　　　　文学是格格不入的，……你也许会问，那么我为什么不放弃这个岗位而　　　　　　　后靠文学劳动——我没有财——过日子呢？对此我只能给予如下的可怜　②　　M。勃罗德：　《无家可归的异乡人》，译文载叶廷芳《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81　页。　①　卡夫卡：1917　年7　月27　　日致K。沃尔夫函。　②　卡夫卡：1911　年3　月28　　日日记。　③　卡夫卡：1912　年12　月3　　日致未婚妻F。鲍威尔的信。　
　　　　　　　　　　　　　　　　　　　　　　　　　　　　　　　　　　　　　

　　　　　　答复：我没有这么做的力量，据我对我的处境的观察，倒不如在这岗位　　　　　　　中走向灭亡。④　　　　　　　有时他甚至感到，这个该诅咒的职业，等于在他具有　“幸福天份的身体　　　上挖掉一块肉”。⑤　　　　　　　没有比这样的表达更强烈的了！这是两种相反的力在撕裂着他：一种是　　　要求按照自己的天赋、能力和兴趣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实现自我价值；一　　　种则是社会的伦理、道德的习俗迫使他对家庭承担起一个长子应当承担的责　　　任，首先是经济供养的责任。而他实在地无法做到成全任何一方，不得不忍　　　受这二重分裂的痛楚。于是，白天他在办公室虽然　“克尽职守”，而且与周　　　围的同事们也能合群，但这在他看来只是浮在　“生活的上面”，他的内心依　　　然是孤寂的。只有夜晚，在写作的时候，他才能把　“重心”沉入生活的“深　　　入”，但这点时间是以牺牲睡眠为代价的，实际上是在损害健康，剥蚀生命，　　　①而这点时间也不能完全满足他的创作欲，或者说充分表达他的“庞大的内心　　　世界”。　　　　　　　　　　　　　　　　　　　　　　　　　　　　　　　　　　　　　　　　　　　　　　　　　　　　　　②　　　　　　　如果他有个温暖的家，那么他那“冰冷的内心”便能得到温存，甚至融　　　化，但他没有。他的父亲是个白手起家的商人，凭自己的精明强悍、体格健　　　壮经营着一家妇女用品商店，他关心的是赚钱，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和子　　　女思想上不能沟通，而且在家里非常专断，要求家庭成员对自己绝对服从，　　　动辄暴怒、斥骂。这给卡夫卡从小在心理上就受到很大损害，性格也因此向　　　内倾斜。他的母亲是个善良、贤惠的女人。她关心儿子，但更懂得服从丈夫。　　　在父子发生矛盾时，她多半劝导儿子，让父亲胜利。所以卡夫卡在家里总是　　　心情压抑的。他前期的短篇小说代表作　《判决》、《变形记》等，可以透视　　　到他的家庭关系的基本面貌。在这两篇小说问世后不久，卡夫卡在1913年8　　　月21日的日记里写道：　　　　　　　　　　　　现在，我在自己的家庭里，在那些最亲近、最充满爱抚的人们中间，　　　　　　　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近年来我和我的母亲平均每天说不到二十句　　　　　　　话；和我的父亲除了几句空洞的大话以外几乎没有别的话可说；和那两　　　　　　　位已结婚的妹妹和妹夫不生气根本就没有话要谈。　　　　　　　卡夫卡始终渴望着爱情，也试图缔造一个自己的家庭。他认为：　“没有　　　一个中心，没有职业、爱情、家庭、养老金，这就意味着没有在世界上站住　　　　　　　　　②　　　脚。”　为了婚姻，他曾进行了长期的努力，在七年　（1912—1919）的时间里　　　先后与两位姑娘订过三次婚，都因种种主客观原因而失败。1919年卡夫卡在　　　　《致父亲》那封长信中慨叹：婚姻是他一生中迄今最恐怖的事情。”　　　　　　　他的后半生在他为婚姻问题而争斗的中间，也有过一段美好的、也是悲　　　剧性的爱的插曲：卡夫卡与密伦娜的爱情。密伦娜是一位二十五岁的少妇，　④　卡夫卡：1913　年8　月21　　日记。　⑤　卡夫卡，1911　年10　月4　　日日记。　①　卡夫卡于1917　年开始患肺结核，1924　年死于喉结核，天年仅41　岁。　②　卡夫卡：1912　年2　月5　　日日记。　①　卡夫卡：　《1910—1923　年日记）费歇尔袖珍本出版社，法兰克福/迈因，1984　年版，319—320　页。　②　卡夫卡：1910　年7　月19　日日记。　
　　　　　　　　　　　　　　　　　　　　　　　　　　　　　　　　　　　　　

　　她是布拉格长大的前捷克人，性格爽朗、热情、泼辣，富有正义感，思想激　　　进，倾向苏联。他十分赞赏卡夫卡的小说。1920年初，她打算用捷克语翻译　　　卡夫卡的作品，为此征求卡夫卡的意见，从此她一见钟情，不久就开始了频　　　繁的书信来往。卡夫卡对密伦娜的爱很快达到从未有过的热烈程度。但卡夫　　　卡对密伦娜的幽会要求总是怀着　“恐惧”感。而密伦娜却是个典型西方式的　　　开放性的女性，停留在书信中的爱情她是受不了的。半年多以后，双方基本　　　上友好地断绝了通信。　　　　　　　到了晚年，在病入膏肓的情况下，卡夫卡才与一位二十岁的姑娘，名叫　　　多拉·迪曼特产生了爱情。1923年7月，即卡夫卡逝世前不到一年在外地疗　　　养时才认识多拉。由于多拉对卡夫卡一见钟情，并且非常热情、诚悉心照料　　　着他，深深打动了卡夫卡的心，不久他们就同居了，多拉最终成了他真正的　　　生活伴侣。卡夫卡曾写信给她的父亲，要求父亲同意他与多拉的结合，并表　　　示为此愿意皈犹太教。多拉父女都是虔诚的犹太教信徒。父亲根据犹太教教　　　士的意见拒绝了卡夫卡的要求。但多拉一直陪伴他到死，成为最后一个在坟　　　墓上哭悼卡夫卡的人。尽管如此，按照当时的西方习俗也不能算正式夫妻。　　　　　　　卡夫卡对他在婚姻、爱情问题上的屡屡失败显然感慨多端。1922年1月　　　2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喜欢正在爱恋的人。但我自己不能爱，我离得太远，我被驱逐了。　　　究竟为什么这样？主要原因在自己，还是在别人呢？似乎很难说清楚。在一　　　则笔记里，卡夫卡用了形象化的比喻，说了如下一段话：　　　　　　　　　　　　我曾爱着一位姑娘，她也爱我。但我不得不离开她。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好象是她被一群武士包围在中央，他们矛头朝外。只要　　　　　　　我向她走近，我就去撞在矛尖上，被刺伤，而不得不退回，……我身边　　　　　　　也围着一圈武士，他们矛头向风，也就是向着我。假如向那姑娘挤过去，　　　　　　　我就会首先撞在我的武士的矛尖上，从这里我就迈不出脚去了。①　　　　　　　总之，在别人唾手可得的东西，在他便成了问题，一切都是　“可望而不　　　可即”，这就是他的境遇，他的命运。　　　　　　　就象前面讲到卡夫卡的创作与职业的尖锐冲突时我们不能一味责怪他的　　　职业本身一样，这里我们也不能片面责怪他的家人和任何一位情人，一切都　　　应归因于卡夫卡与文学的缘份太深了，对它太酷爱、太痴情了。但是我们完　　　全有必要揭示和阐明卡夫卡所处的这种种矛盾关系及其紧张程度的事实，因　　　为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考察卡夫卡的个性的　“独立性”形成的诸多　　　因素，从而才能明了他那种　“失落感”和漂泊感的因由。　　　　　　　联邦德国研究卡夫卡的专家巩特尔·安德尔斯对卡夫卡有一段很好的评　　　价，他说：　“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　　　太人　（他最初确实是这样），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操德语的人，　　　他在前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　　　作为工伤事故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　①　卡夫卡：　《1910—1923　年日记》353　页。　①　卡夫卡：　《乡村婚事其他遗作》，法兰克福/迈因，1980　年版，183　页。　
　　　　　　　　　　　　　　　　　　　　　　　　　　　　　　　　　　　　

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而就　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耗费在家庭方面。可　‘在自己的家庭里，　我比陌生的人还要陌生。’”②　
　　　　　　　　　　　　　　　　　　　　　　　　　　　　　　　　　　　　

　　　　　　　　　　　　　　　　　　　　　　　　　　　“误入世界”的孤独体验　　　　　　　一个连自己的　“身份”都得不到证明的精神漂泊者，他是不会用正常的　　　　　　　　　　　　　　　　　　　　　　　　　　　　　　　　　　　　　　　　　　　　　　　　　　　　　　　　　　　　　　　　　　　　　　　①　　　眼光来看世界的，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　“误入这个世界”的。　　　　　　　这样的人必然会感到世界的冰凉和内心的孤独。在一篇日记里他自述　　　　　　　　　　　　　　　　　　　　　　　　　　　　　　　　　　　　　　　　　　　　　　　　　　　　②　　　道：“从外部看我是硬的，可我的内心是冷的。”比这更早，他在给一位名　　　叫海德维希·W的女友的信中说：　　　　　　　　　　　　我甚至没有你要求于我的那种对人的兴趣。　　　这位　“被抛入世界”的孤独者，仿佛被置于一个“空荡荡”的空间，没有着　　　落。他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我被一个空荡荡的房间与一切事物隔开，我没一次不碰到过它的边　　　　　　　界。　　　在人世间感受不到人类共同生活所应有的温暖，这便使他想到了动物。也许　　　动物对人没有偏见和戒心？有一次，他对他的青年朋友雅诺施说：　“动物比　　　起人来与我们更接近些……我们发现和动物相处更容易些。”当卡夫卡不得　　　不用动物来比较人的冷漠本质的时候，他的悲凉是乇骨的。正是因为这样，　　　他的那些作为他的内心世界真实外化的作品的主人公，才具有那术鲜明而动　　　人的特征：他们那被抛逐、被毁灭的命运。　　　　　　　他的最初两篇成名作　《判决》和《变形记》的主人公首先以被逐者的孤　　　苦的形象与我们见面：前者盖奥尔格·本德曼仅仅因为对父亲的一个恶劣行　　　为　（离间儿子与一位远方朋友的关系）当面斥责了一句，就被父亲“赐死”。　　　他对父亲这一无礼而残忍的　“判决”没有抗议，也没有求饶，径直默默地跑　　　到外面的大桥上，纵身水中。后者格里高尔·萨姆沙因突然身患绝症　（蜕变　　　为一只大甲虫），丢了饭碗，遂逐渐被家人和邻人厌弃，无情而默默地被逐　　　出了人的世界，过着虫豸的生活，很快在寂寞和孤独中悄然死去。此后的短　　　篇小说　《司炉》（又名《消声匿迹的人》，后作为长篇小说《美国》的第一　　　章）的主人公卡尔·罗斯曼只因年少无知，被一中年女仆引诱发生了关系，　　　却被父母无情放逐他乡——美国，在漂泊的路上，这个品性憨直的　“英俊少　　　年”不乏奇遇和艳遇，更受尽种种欺骗和利用，他象个皮球似的被人抛来抛　　　去。家人不怜惜他，社会也不保护他。　　　　　　　晚年的短篇名作　《乡村医生》比较深奥。但表现人的孤独感仍是一条清　　　晰可辨的主线。医生听到求诊的门铃，马上套马冒雪去十里外的村子去抢救　　　病人，不料他自己的马冻死了，他要女仆去借邻家的马。想不到猪圈里奔出　　　两头高头大马。见病人　（一个少年）后。病人却声称没有病。医生正欲往回　　　走时，发现那少年腰间有一个碗口大的伤口。他立即准备给他医治。病人却　　　唤来了家人和亲友把他按倒在病人身旁，剥光了他的衣服，还拳脚相加。此　　　时那两匹马的头伸进了窗内，他仿佛听见马的呼唤，连忙起来纵身跃出窗外，　①　　G。雅诺施：　《卡夫卡谈话录》。　②　卡夫卡：1912　年2　月5　　日日记。　③　卡夫卡：1908　年8　月29　　日致海德维希·W　的信。　
　　　　　　　　　　　　　　　　　　　　　　　　　　　　　　　　　　　　

　　上了马车。但还光着身子，衣服钩在车尾，怎么也够不着。而两匹马却在冰　　　天雪地里磨蹭着，不肯快走。两旁观看的人虽都是他治过病的人，手脚也灵　　　巧，却不肯帮助。而他心里还惦记着家里的女仆正遭受着那个色迷迷的马夫　　　的欺侮。于是他　“坐着尘世的车，套着非尘世的马，迷途难返。”他悔恨交　　　加，呼喊着：　“受骗了！受骗了！错听了一次门铃声，一失足成千古恨。”　　　小说很象是一次梦象的记录，可作多种解释。就人的孤独感而言，至少有三　　　个层面得出来：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如主人公裸身在寒冷中，旁观者竟　　　视若无睹；二是　“好心不得好报”，如冒严寒去给人看病，反遭挨打；三是　　　居心不善如提供马匹给人救急，却要人家的侍女作出牺牲，而且那两头　“非　　　尘世”的马在关键时刻的磨蹭，恰恰为马夫的作恶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仿　　　佛二者在狼狈为奸。这里卡夫卡把现实中的孤独感变成了幻觉，变成了一个　　　梦境的映象。乡村医生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恪守着固有的职业道德，在情　　　欲　（占有姑娘）与救人的使命感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以便尽一番社会责任，　　　做一名合乎社会公德的公民。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处在传统的价值观念崩　　　溃的时代，社会已经不时兴、不需要他这样的自我牺牲的救助者了，他的一　　　片热心不仅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和接受，每个人都参与其中，人人都造下一份　　　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