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第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蹋了，也没人管，岂不是浪费？这毛病就是有责任的人不但对于金钱的价值没有真正的认识，对于人的价值也没有真正的认识。而这种损失，不特是金钱的、人才的浪费，更难估计的，为那追求的目标将愈离愈远。”
当时不只是李济一人，几乎整个中央研究院所属人员都颇赞成丁文江收编陶孟和这支流散队伍的做法。在他们眼里，陶氏在北方另立山头，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都不舒服，必须收入麾下才觉心安。凯歌声中，丁文江与同僚们弹冠相庆的同时，欲一鼓作气将中基会所属的生物调查所拿下，收编合并到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成立一个由中研院领导、秉志主持的动物研究所。这个生物调查所，由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总长、中基会第一届干事长、尚志学会会长、著名生物学家范静生草创。范氏去世后，为纪念其功绩，由其胞弟、化工实业家范旭东捐出范家在北京石驸马大街83号的房产作为调查所开办所址，于1928年10月正式成立。为永久纪念范静生，该调查所后来改为静生生物研究所，经费皆由中基会承担，与中基会属于母子关系。因生物调查所的科研人员老老实实地依附于中基会这座靠山，没有另立山头的野心，当丁文江率部袭来时，遭到了中基会掌门人与生物调查所将士的共同抵抗。丁文江见无隙可乘，只得收兵回城，中央研究院收编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宏愿无果而终。
山行复悠悠（1）

山行复悠悠
少华山的史进、朱武弟兄被梁山集团兼并后，在排座次中，史进被列入三十六天罡星领导层之内，朱武居七十二地煞星之首。与此类似，陶孟和率部接受改编后，其队伍仍按原建制保留，只是为了与旧体制有所区别，让被改编者认识到此处非彼处，必须好自为之，名称改换成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以中央研究院第十一天罡星的身份出任所长一职，副所长也由陶的旧部担任，算是地煞星之一员。
1934年，中央研究院部分同人合影。左起：第一排，×××，王毅侯，王家楫；第二排，丁西林，汪敬熙，×××；第三排，×××，陶孟和；第四排，傅斯年
当新的格局形成后，历史给予陶孟和一个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契机，那就是尽快招兵买马，培植自己的班底，以与林冲等原梁山旧部和原二龙山归降人马抗衡，免遭白衣秀士王伦被火并的悲惨命运。陶孟和在北大任教多年，树大根深，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因而原北平社会调查所的人员几乎全部来自北大。只是迁往南京后的情形就有所不同了，作为“北大之父”兼中研院院长的蔡元培，对这所学府和学子的影响与号召力，自然在陶孟和之上。陶氏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遂改变战术，除从北大招收人员，还在清华、燕京、南开、武汉、复旦、中大（南京）等高校广泛撒网，招贤纳士，以这种特有的杂交混血式的新生力量，为自己连同研究所本身在中研院的立足奠定基础。因陶孟和梦想一举做大，在气势上首先压倒山中群雄的心理作祟，加之各大学的毕业生来势凶猛，陶孟和已无力选拔、延聘留学国外的“海龟”。直到抗战爆发前，一个正式在编与储备人员共50余众的研究所，只有梁方仲等四只“海龟”，其他均为党性色彩混杂的土包子学者，且这仅有的四只“海龟”皆属于名声不大的小号型，相当于水泊梁山的朱武、陈达之流，压根无法与如梁山英雄鲁智深、武松、杨志、曹正、施恩、张青、孙二娘之辈的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梁思永、李方桂等特大型“海龟”相提并论，而傅、陈、梁等人又出身名门，非常看重家学渊源与本人在学界的身份地位，因而中央研究院原下属各所的人员，包括史语所的傅斯年、陈寅恪等人，戏称陶孟和的调查所为“土鳖”或“土包子”调查所，大有轻视之意。尽管如此，陶孟和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与称呼，依然按自己的处世哲学和行事方式带领如汤象龙、梁方仲等几员大将与一帮小喽啰，在属于自己的小山上默默经营，终于打拼出一方天地。
1937年抗战军兴，陶孟和带领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自南京西迁，由湘而桂、而滇，直到迁往四川南溪李庄。
板栗坳傅斯年先生旧居，老人九十六岁，为当年之房东（俞国林摄）社会科学调查所由昆明迁往李庄是在仓促中成行的。既然此前陶孟和没能像同济大学或史语所那样派出人员前往李庄考察，并与当地士绅就房屋租赁问题进行谈判，形成后来的被动之局已属必然。当陶率部来到李庄这块陌生的地盘时，同济大学师生几乎全部占据了李庄镇内镇外的“九宫十八庙”，处于龙头老大的位置，只有一个张家祠让给了李济掌控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而次一级的史语所占据了郊外的板栗坳张家大院与周围民房，势力相对不弱。社会学所到来后的境况是，前无救兵，后无粮草，没有一点人力财力支撑。陶孟和不得不放下师辈的身份，向学生辈的傅斯年乞助。1941年10月28日，尚在昆明一筹莫展的陶孟和致电重庆的傅斯年：“张家大院之房，务请拨几间给社所暂用，顷社所已去十余人。”也就是说，直到社会科学所人员拖家带口，乘车在坡陡路险的乌蒙山区颠簸的时候，陶孟和都不知道这些人该在李庄的哪个地方落脚御寒。
尽管陶孟和属于傅斯年的师辈人物，但由于两人性格以及处世方式大不相同，傅斯年以他“目空天下士”的傲气和颇有几分绿林色彩的霸气与豪气，并不把这个曾做过北大教务长的长者放在眼里。史语所在昆明时，与社科所相距并不远，但两所人员很少往来，陶、傅二人更是少有交往。现在，整个李庄镇涌入的外地师生、科研人员、家属等已过万余，宫殿庙宇已被同济大学近万名师生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占。郊外山顶的板栗坳作为一个独立王国式的庞大山庄有屋有房当是事实，但当地土著都在此居住，并没有太多的空房专等着中研院的人来填补空白，史语所加上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职员与家属近百口人涌进，已显得相当拥挤，怎好再霸王硬上弓，强行塞进一个社科所。倘若社科所的所长不是陶孟和，而是陶氏的朋友、傅斯年尊敬的老师胡适之，傅氏是拼了性命也要在板栗坳为其找到一个安置之地的。遗憾的是，陶孟和不是胡适之，傅斯年当然不会为其拼命效力，庞大的板栗坳山庄之门，轰然一声无情地向陶孟和关闭了。
山行复悠悠（2）

可怜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当大队人马全部抵达李庄后，踯躅街头，不知将在何处栖身。此时已是寒冬季节，李庄的天气虽然没有北方那样冰冷，但长江的水汽弥漫天空，挡住了阳光，使人感到有一种阴森彻骨的寒意。这种气候使刚由四季如春的昆明迁徙而来的人更是难以适应。许多社科所研究人员，特别是随所而行的老老少少的家眷，先后病倒，陷入了困厄潦倒、无家可归的凄凉境地。匆匆赶到李庄的陶孟和只得和李庄党部书记罗南陔、士绅张官周等协商，把社科所人员连同家眷化整为零，分散于有空房的户主家中暂住，先治病救人，恢复身体，等熬过严冬，来年春天再设法安置。
当1941年春天来临的时候，陶孟和总算在李庄镇找到了张家祠堂附属的三间仓库，并与张官周等人商定，欲借此处作为社科所的办公用房。该仓库此前已租赁给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并存放着该公司的部分物资，要想把这些物资搬到别处，必须征得民生轮船公司的同意并给予转租补偿。陶孟和深感自己势单力薄，无力与掌控民生轮船公司的老板爷卢作孚抗衡，再次屈尊就驾，恭请傅斯年出面合力与民生公司商谈。傅斯年身在重庆，见陶氏求援，本想不予理睬，又意识到自己毕竟暂时还坐在总干事这把椅子上，社会所的事务就是自己的分内工作，遂与陶孟和联名致电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兼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请求“拟借用贵局在李庄张家祠仓库三个月，为两所临时办公之用，如承慨允，祈电饬该库管理人员以便商洽”。想不到此事又遇到了麻烦。
自武汉沦陷以后，雄霸长江的民生轮船公司活动范围被压缩在川江流域，由于航运通道缩短，船只来往频繁，民生在沿江的许多大小码头，都租赁仓库存放货物，以便更有效地运营。如果是在半年之前，凭傅斯年在朝野的威望，或与卢作孚本人的私交，民生公司让出李庄的仓库是完全可能的。但此次却大不相同了，二人正为翻船事件公开对垒，感情已现裂隙，而缘起则是去年冬天的一次意外运输事故。
抗战前，在中央研究院10个研究所中，史语所的物资之多是最著名的，甲骨、青铜器、陶器等出土器物，外加20多万册珍贵书籍，共有1300余箱之巨，在撤退时几次分散保存，至李庄时还有600余箱。面对这份国宝级的庞大物资，由昆明搬迁时，史语所代所长李方桂从利国公司雇了20多辆汽车，每三辆为一组，分批行动。当一切安排妥当，由三辆车组成的第一批车队于1940年10月2日开始出发。
当满载国宝与人员的车队历尽艰险抵达泸州后，停在长江南岸的蓝田坝卸货，由史语所先遣人员潘悫、王文林负责接货，通过当地的转运站转送到大吨位轮船，再沿长江水道运往宜宾，最后从宜宾再运到李庄码头。根据傅斯年指示，潘悫、王文林等人与长江航线赫赫有名的民生公司联系具体转送航运事宜。
11月12日，由王崇武押运的第三批共140箱物资抵达宜宾，稍事停留后，分装几艘民生公司的小型驳船运往李庄。轮船驶出宜宾不远，其中一艘驳船不幸失重倾覆，船上运载的货物全部滚落于江水之中。众人惊恐，急忙上岸找人打捞抢救。宜宾专员冷寅东闻知，深感事关重大，当即下令所属水运局火速派遣潜水员下水打捞。经过上下左右一番紧急施救，总算把落江的箱子全部捞出。万分遗憾的是，落水者偏偏不是出土的青铜器或甲骨，而是分装于各箱中珍贵的拓本、善本书籍，尽管装箱时外部包了一层函套，但仍全部被江水浸透。
此事迅速报知了先期到达李庄的董作宾和在重庆的傅斯年，二人大惊。董作宾向傅斯年连连发电商讨救治办法，傅早已气急败坏，大骂王崇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骂过之后，指示王崇武等人速把落水书箱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开启验示并设法救治。
此后，傅斯年电请董作宾由李庄赶往宜宾，亲自组织指挥对落水书籍的救治事宜，凡从江水中打捞出的箱子，全部集中到宜宾明德小学进行开箱、晾晒，并一一登记造册。傅斯年与董作宾的信函你来我往，频频交换救治情况并向民生公司通报，以便处理善后事宜。
在宜宾方面，除了王崇武的一队人马外，又加派了后到的一组同人参加晾晒抢救。一行人如同当年唐僧师徒西天取经一样，在通天河晒起经来。到了1941年1月11日或12日，晾晒的经卷才算告一段落，所有人员乘船押运物资抵达李庄板栗坳。此段故事正如石璋如所说，这一下“等于晒了三个多月的经”。
宜宾翻船事件，导致史语所珍贵图书蒙受重大损失，傅斯年亲自找到在重庆的卢作孚，不依不饶地让其赔偿。面对确凿的人证物证，卢氏自知理亏，无力狡辩，只好咬着牙答应赔偿。按照这批图书的价值算下来，民生公司为中研院几个所搬迁所挣的全部运费，远远抵不上要赔偿的巨额资金。尽管卢作孚身居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高位，且爱国心切，在武昌大撤退时为国家运输物资出力甚大，堪称民族英雄，但商人毕竟是商人，其职业特性是不会改变的，何况庞大的民生公司还需要生存发展，翻船赔款总是令人不快的事情，因此卢作孚颇为恼火，但又不好迁怒于傅斯年，只有采取当年曾国藩打掉牙和血吞的方法，把这口闷气憋在心里，一面虚与委蛇，拖欠赔款，一面等待合适的时机予以发泄。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傅斯年、陶孟和不请自来，竟没事一样地向自己求援，卢作孚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当即给傅、陶二人回电道：“承嘱暂借李庄张家祠仓库一节，歉难应命，希鉴察。”
此所谓没吃着羊肉反惹一身臊，傅斯年被弄了个灰头土脸，大骂卢作孚是小人一个，嘴里不住地嘟囔着“此处不养爷，必有养爷处”等等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无聊之语。为显示自己的“硬骨头”精神，也为了在陶老先生面前挽回一点面子，傅斯年索性一咬牙，告之对方可把李庄板栗坳的地盘设法先挤出两个院子，以便陶孟和手下部分人员居住与办公。面对傅斯年的义气与血性，陶孟和颇为感动。陶孟和回到李庄后，立即行动，可惜院子过于狭小，显然不能安排社会所全部人员居住，只得再次率人在李庄郊外四处奔波，寻找地盘。直到5月中旬，总算在距李庄镇五里地的石崖湾与门官田（按：又称闷官田，以夏日酷热，不透风而闻名）两个地方找到了落脚点。尽管两处相隔四五里路程，生活与工作极其不便，且门官田的办公室隔壁就是牛棚，中间仅有一道“竹墙”分离，整日牛叫驴鸣，臭气熏天，真可谓实实在在地入了牛马圈，但毕竟安下了一张平静的书桌，有了栖身之处。在陶孟和的指挥下，社会所人员分批迁入居住地生活与办公。
至此，李庄的外来人员达到了11万之众，这些来自于沦陷区的“下江人”，在抗战烽火中，开始了新一轮与国家民族共度艰危的生命历程。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自立”（1）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自立”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安顿下来后，开始有板有眼地做起了分内工作。陶孟和与夫人沈性仁住在李庄镇内，离梁思永的羊街八号不远，因而许多年后李庄党部书记罗南陔之子罗萼芬还记得当时的场景：“那时我在镇内同济大学附中读书，经常路过陶孟和租居的院子，陶老都是自己到羊街北口的井上挑水做饭，也看到陶师母沈性仁到街上买菜，陶孟和整天闷着头不太爱说话，沈师母人长得漂亮，有风度，看上去像是大家闺秀。只是那时生活不好，精瘦精瘦的，脸色也黄黄的，听大家闲聊时说她有病，具体什么病，当时不晓得，后来才知道是肺的事。”①
尽管生活艰苦，夫人沈性仁又患病在身，但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陶孟和于愁苦中只能咬牙勉力支撑。想不到仅仅一年之后，因“进军西北”一事，陶孟和与傅斯年又闹得不可开交，直至割袍断义，成为学术界一大憾事。
陶、傅二人李庄交恶，与当年兴起的“西北考察热”紧密相连，而这个热潮最早的源头要追溯到抗战之前。
1937年4月，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到北平，召集一班对于西北问题有研究的学者商谈西北教育补助事宜，因弄《古史辨》而暴得大名的顾颉刚亦在召集之内。未久，该董事会聘请陶孟和、顾颉刚、戴乐仁（英国人）以及刚从德国归来的王文俊为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计划赴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对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摸底考察。9月，陶孟和一行抵达兰州，陆续考察了当地和西宁的教育状况。由于绥远沦陷，宁夏临近前线，故未克行。在一两个月内，几人在兰州和西宁两省城考察后写了一篇考察设计报告，陶孟和等三人便乘飞机回南京交差去了。此时上海已经沦陷，顾颉刚的家乡苏州已沦于日人之手。面对北平不得返、家乡不能回的境况，顾颉刚继续留在该会在兰州贤侯街45号租赁的地点，开始邀集一帮同志深入边地农村继续开展工作。1938年6月29日，顾颉刚致函杭立武，在汇报自己考察成果的同时，指出甘肃“各县所需不同，除办职业、师范、女子诸教育外，又需办社会教育，以消除强烈之种族宗教成见，避免祸乱”。杭立武表面颇具诚意，在函中批示“计划周详，条理绵密”，但一条也未采用，最后采用了陶孟和等人的设计方案，在兰州办了一个科学教育馆、西宁办了一所湟川中学便草草了事。
顾颉刚通过考察，有了另一个发现，即西北地区不仅是教育状况极劣，更潜伏着政治危机。整个西北到处都有外国传教士，没有汉人之处也有他们的工作站，有的传教士已到西北数十年，语言、装束完全与当地人一样，暗中挑拨蒙、藏、回等少数民族与汉人以及中央政府的关系。据顾颉刚在后来撰写的《自传》中说，他曾在一位到边区做县长者家中看到一张地图，是从一个传教士旅行时遗忘之物中检出来的，名为“TheMapofGreatTibet”，即所谓的“大西藏地图”。这张地图将喇嘛教所达到的区域，除了满洲、蒙古之外都算作西藏。顾颉刚看后大吃一惊：“日本人造伪满洲国，称为'民族自决'，这种事大家知道是假的，满洲国有几个满洲人？但是这个'大西藏国'如果真的建立起来，称为'民族自决'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血统、语言、宗教、文化和一大块整齐的疆土，再加上帝国主义做后盾，行见唐代的吐蕃国复见于今日，我国的西部更没有安宁的日子了。”1938年9月上旬，顾颉刚乘飞机离兰州抵成都，下旬到重庆，向中英庚款董事会汇报调查情况，强烈建议对于不怀好意的外国传教士立即采取措施，并说道：“这次的国难是东北问题造成的，诸位不要抗战期间，吴文藻、冰心夫妇与孩子们在燕南园寓所前合影留念。未久，一家人离开北平，前往昆明
以为这次国难终止之后就没事了，须知西北和西南的问题更严重的阶段在后面呢！”又说：“因为我到西北去时，在民国十七年回民大暴动之后十年，在这暴动区域里，处处看见'白骨塔'、'万人冢'，太伤心惨目了，经过十年的休息，还不曾恢复元气，许多的乡镇满峙着秃垣残壁，人口也一落千丈。到西宁时，一路上看见'民族自决'的标语，这表示着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遗憾的是，没有哪位官僚政客乐意倾听顾氏的警世之言，皆匆匆敷衍一番了事。
1938年10月下旬，顾颉刚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聘，赴昆明云大任历史学教授。未久，为避敌机轰炸迁居昆明北郊浪口村。差不多在此前后，早年毕业于清华，后于美国留学归来的吴文藻、冰心夫妇也来到了云南大学。吴在云大创办了社会学系，并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招收了费孝通等几位助手。费孝通在2005年接受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访问时，曾断断续续地提到过这段生活，说：“在燕京，吴文藻同他们都不对的，他是清华毕业的，应当回清华的，因为冰心到了燕京。他们夫妻俩以冰心为主，她同司徒雷登很好的。这样，吴文藻是被爱人带过去的，在燕京大学他没有势力的，在燕京靠老婆。后来出了燕京，他才出头。吴文藻的一生也复杂得很啊。我们燕京大学是跟老师的，一个老师带几个好学生，我是跟吴文藻的。”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自立”（2）

在谈到当时燕京与北大、清华相互之间的关系时，费孝通明确表示北大、清华与燕京有很大不同，“吴文藻同傅斯年也不对的，搞不到一起的。吴文藻想自己建立一派，他看得比较远，想从这里面打出一个基础来，通过Park这条思路创造中国这一派。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够，他就培养学生。”又说：“云南大学校长是清华的熊庆来，他请吴文藻去组建社会学系……但到了云南大学没有办法发展。后来冰心不愿意在云南，她的朋友顾毓琇想追冰心，没有追到。冰心厉害，看中吴文藻，吴文藻一生受冰心影响。”
最后，费孝通总结性地说：“对旧知识分子，我一直看不起。在我眼中，真正好的没有几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点学问的，像冯友兰、金岳霖、曾昭抡这批人，我是欣赏的。自然科学里也有点好的，可是也不是好在哪里，叫他们来治国、平天下，又不行。”因而，1949年之后，费孝通竭力主张要给这些不能“治国平天下”的旧知识分子来一场脱胎换骨的政治改造。后来，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进了牛棚，而有幸得到费氏“欣赏”的知识分子如曾昭抡等亦未能幸免，后来被赶出京城，于凄风苦雨中告别了人世。再后来，费氏自己也落入政治圈套而不能自拔，成了不折不扣的“牛鬼蛇神”。当然，在费孝通看上的人物中，只有冯友兰是个异数，他以御用文人“梁效”掌门人的身份，跟随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腾云驾雾好一阵子，在得以保全性命的同时，也给这纷乱的世界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生哲学命题标本。
费孝通成为吴文藻的得意门生后，和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唯吴的马首是瞻，从费氏的谈话中知道吴与傅斯年不和，但他没有明确列举不和的原因，只隐约透露了吴到云南大学之后要建立社会学系，但又遇到强大阻力，最后只得放弃云南赴重庆工作云云。这一点，从台北史语所保存的傅斯年与顾颉刚、朱家骅等人的通信中，可窥知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隐秘。
却说顾颉刚离开西北辗转来到昆明后，“出于排解不开的边疆情结”，便在《益世报》上创办《边疆》周刊，集合许多朋友来讨论边疆问题。想不到这一讨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傅斯年的警觉。
抗战时期中国人口流动量大增，“外来户”与当地土著或私下称作“土包子”之间不团结，闹矛盾，或暗中较劲儿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国民党统治的西南边城昆明如此，而共产党控制的陕北黄土窑洞依然若是。当时的左翼作家茅盾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就曾叙述过抗战期间自己在昆明与顾颉刚、朱自清、闻一多、吴晗等人交谈的情形。据说茅盾曾让朱自清派人去找过冰心，正好冰心外出不在家，未能参加。谈话不久，茅盾就发现所谓的“外来户”与“土包子”之间不团结的问题，遂当即决定“把话题转到外来文化人与本地文化界如何联络感情加强团结的问题”。参加谈话的顾颉刚在发言中曾说：“大家步调一致是对的，但把单方面的意见强加于人就不对了。”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傅斯年通过对昆明社会各阶层思想现状分析，清醒地意识到民族矛盾是一个极为重要和敏感的问题，从团结的大局出发，针对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创办的那个《边疆》周刊以及登载的文章，毫不客气地给予批驳。傅在致顾颉刚的信中曾这样说道：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自立”（3）

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夫“边人”自昔为贱称，“边地”自古为“不开化”之异名；此等感觉云南读书人非未有也，特云南人不若川粤人之易于发作耳。其次即所谓“民族”。犹忆五六年前敝所刊行凌纯声先生之赫哲族研究时，弟力主不用“赫哲民族”一名词。当时所以有此感觉者，以“民族”一词之界说，原具于《民族主义》一书中，此书在今日有法律上之效力，而政府机关之刊物，尤不应与之相违也。今来西南，尤感觉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夫云南人既自曰：“只有一个中国民族”，深不愿为之探本追源；吾辈羁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种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英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广事传教。即迤西之佛教，亦自有其立国之邪说。则吾辈正当曰“中华民族是一个”耳，此间情形，颇有隐忧。迤西尤甚。但当严禁汉人侵夺蕃夷，并使之加速汉化，并制止一切非汉字之文字之推行，务于短期中贯彻其汉族之意识，斯为正途。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实，似非学人爱国之忠也。
针对这一论点，傅斯年正告顾氏：要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以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在北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在南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今日之云南，实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学也。”又说：“日前友人见上期边疆中有名干城者，发论云：'汉人殖民云南，是一部用鲜血来写的争斗史。在今日，边地夷民，仍时有叛乱情事。'所谓鲜血史，如此人稍知史事，当知其妄也。友人实不胜骇怪，弟甚愿兄之俯顺卑见，于国家实有利也。”
傅斯年与顾颉刚原是北大同窗好友，此前在广州创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时产生矛盾，进而割袍断义，想不到十几年后二人又在昆明相遇。为民族大义计，顾颉刚接信后，听从了傅斯年的劝说，即作《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于周刊。顾氏如此做法，当然不是屈服于傅斯年的压力，而是一种外力警醒下的自觉。当时中国云南的政治情形正如本地出身的学者楚图南在后来回忆中所言：除蒋介石的“中央”与云南省掌门人龙云的“地方”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之外，在文化教育界，已经产生了“本省人和外省人，云大与联大之间的隔阂”，以及“高级知识分子之间如留美派、留欧派、洋教授和土教授等门户之见”。正是鉴于这一错综复杂的局面，顾颉刚才在文中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尤其是'汉族'这名词，就很不通，因为这是四方的异族混合组成的，根本没有这一族”云云。
后来顾颉刚在《自传》中回忆：文章发表后，“听人说各地报纸转载的极多，又听说云南省主席龙云看了大以为然，因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总有'非汉族'的感觉，现在我说汉人本无此族，汉人里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这一个症结，就觉得舒畅多了”。顾文的刊发，令当地土著和省主席龙云等甚感满意舒畅，傅斯年当然也乐意看到这一结果，写信谓顾氏深明国家民族大义并加以赞扬。为此，二人的心又拉近了一步。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陈寅恪也同意傅、顾的观点，认为外来的知识分子不要乱说一些夷汉籍贯之事。云南史学家方国瑜请陈寅恪以及顾颉刚、姚从吾、向达、方豪等学术界名流吃饭。席间，方豪问方国瑜，云南的方姓是从哪里迁来的。方国瑜答：“我桐城方氏的后裔。”饭后，顾颉刚告诉方豪：“方国瑜是么些人（按：云南少数民族称呼），说是桐城方氏后裔，只是面子好看些。”陈寅恪提醒方豪：“我们万不可揭穿他，唐代许多胡人后裔，也用汉姓，也自道汉姓始祖何处。”就在学术界以抗战团结为重，尽量避谈夷汉民族之别，并对傅、顾的学术观点群声叫好之时，却惹恼了另一个山头的派系，为首者乃吴文藻，马前卒乃吴的弟子费孝通。
吴文藻是属于中英庚款基金会派往云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