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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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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骝先，朱家骅表字。咏霓为翁文灏。企孙，指叶企孙，叶氏原为清华大学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主任，时接替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毅侯，指王毅侯，时为中央研究院会计处主任。
⑥此信是李济1979年去世十几年后的1992年，其独子李光谟赴台北，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李济遗存大批信件、遗稿、日记和笔记中翻捡出来带回北京后整理发表的。李光谟在信末注：“据信稿。缺签名及日期，但稿纸右上方有发信人用铅笔所注'十二月四日发出'字样；从内容看，寄信年份应为1956年。”
⑦据杜正胜说，《侯家庄》报告系列的第一本，可能是规划整理梁思永遗稿的第一至四章，第五章大墓总述只有一页文稿，故第1001号大墓的报告序列自第二本编起；第一本没有整理，唯原稿具在，问题也比较单纯；后一部分与高去寻的遗稿一并整理付梓。
北大校园与毛泽东结缘（1）
北大校园与毛泽东结缘
抗战爆发后，中央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由南京迁长沙、昆明，最后转入李庄者，除了傅斯年率领的史语所，便是陶孟和为首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只是这个所无论是整体的学术研究事业，还是世俗中的处世能力，远没有史语所风光与从容。这一切，不能不说与所长陶孟和个人的性格与处世哲学有很大关联。
在中央研究院担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时的陶孟和陶孟和，原名陶履恭，字孟和，以字行世。1887年出生于天津一个读书人家庭。清末，天津教育家严修创办以新学为主的家塾，聘陶仲明担任塾师，陶孟和随父就读。1901年，陶仲明因病早故，其位由张伯苓继之。1904年，严氏家塾改为敬业学堂，陶孟和仍在此就读。后来学堂迁入南开地区，改称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陶孟和任该校助教。在南开第一届师范班毕业生中，有后来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随后又产生了周恩来等一批人杰。
陶孟和在南开学校任教时间不长，便以官费生资格赴日本留学，进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攻读教育学专业，两年后因事回国。留日期间，编译出版了两卷本《中外地理大全》。1909年，陶孟和赴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归国。留学期间，受韦伯夫妇的影响极大，其时韦伯（SidneyWebb）与萧伯纳（G。B。Shaw）等人共同创立费边社（FabianSociety），在英国从事社会改良主义运动，而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就是费边社成员所创立。陶孟和在费边社人员影响下，撰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于1915年在伦敦出版。该著成为中国社会学开山之作，此时陶孟和28岁。许多年后，著名社会学家巫宝三说，陶氏这本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认为家族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和核心；二是最早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中国与欧洲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各有其特点，各有其利弊；三是肯定了中国的祭祖风俗以及佛教传入中国的积极作用。
陶孟和的尴尬人生｜归国后的陶孟和先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其间与胡适、蒋梦麟、丁文江等学界名流过从甚密。蔡元培于1917年入主北大时，陶氏极力赞助其对北大的改革，并于1919年1月，与杨昌济、马叙伦等教授发起成立北大哲学研究会，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论启新知”，积极参加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与旧文化对立的新文化运动。据巫宝三、罗尔纲等曾在社会研究学所工作的人员回忆，陶孟和乃一“学问通家”，对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史学、地理学乃至地质学、天文学等诸种学问，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在北大时期风头之健劲，声威之显赫，不在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辈之下。1919年3月，远在欧洲访学的张奚若收到胡适寄来的几份杂志，张阅读后向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新青年》中除足下外，陶履恭似乎还属学有根底，其余多半皆蒋梦麟所谓'无源之水'。李大钊好像是个新上台的，所作《Bolshevism的胜利》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虽前者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ki的实在政策，后者结论四条思律，不无mechanical［机械的］，而通体观之，尚不大谬，可称新潮。”此番评论说明陶孟和年轻时算是一个具有中西文化根底的新锐人物。当然，对于陶氏的学问本领，也有一部分更为新锐的青年学者不放在眼中。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在回忆《新青年》创办与几位编辑的特点时，曾以嘲讽的口吻鄙薄道：“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但是他的中国文字太坏了，而且他读书不若胡适之之能得简，且没有综括之能力，做出来的文章非常笨（以后他还出了一部《孟和文存》，真是可笑之至）；但是因为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等，所以他也成为一位编辑了。”
此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议论之是非暂且不论，就当时的陶孟和而言，在北大拥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和人脉关系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萧三回忆，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登记员时，经北大教授杨昌济介绍，毛带萧专门拜访过一批北大名流，除了蔡元培、胡适等人，北大教授陶孟和也在拜访之列。1920年初，北大教授杨昌济病故，蔡元培与马寅初、胡适、陶孟和等四人联名刊登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金。此事过去37年，在毛泽东一手策划的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中，陶孟和曾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毛搞的那一套斗争方法，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毛泽东通过郭沫若闻知陶氏的“妄言”，勃然大怒，本想加以严惩，但想起当年在北大的往事和37年前的这段因缘，没有采取行动，只是以警告而作罢。当然，自毛泽东对其警告之后，陶孟和噤若寒蝉，开始夹起尾巴做人，再也不敢对当局和现实政治说半个不字了。如此做法，免于像他的师友弟子们一样身受皮肉之苦，尽管最后忧郁而死，但也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在其整个北大任教和执掌部分权柄的时代，由于陶孟和在学术和政治上与蔡元培比较契合投缘，对北大改革和发展规划皆热心效力，由此博取了蔡元培与北大教授特别是欧美派的信任与支持。1919年初，陶孟和赴欧洲考察，鲁迅在2月12日的日记中有简要记录：“向晚同往欧美同学会，系多人为陶孟和赴欧洲饯行，有三席，二十余人。夜归。”从这几行文字可以看出，陶孟和在当时还是颇有人缘的。
北大校园与毛泽东结缘（2）
赴欧洲考察期间，陶孟和时时注意为北大网罗人才。当他在英国见到李四光与丁燮林（丁西林）并相互过招后，感到两位年轻人功力非凡，才华超群，便立即致函胡适，满怀敬佩之情地盛赞李、丁二人为“不多觏之材”，将来必有一番大作为，“望与校长一商，如能得两君来吾校，则大佳矣”。后来李、丁二人皆被延聘，使北大又平添了两名重量级“海龟”教授。再后来，李、丁二人分别出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物理研究所所长，名噪一时。
为时局所迫，向来不太喜欢谈论政治的陶孟和也开始涉足政治，发表言论。1920年8月，陶孟和与胡适、蒋梦麟、王征、张祖训、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宣言说：“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因而，我们便产生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的清明，首先要依靠人民的觉悟。如果没有养成“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就不会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没有肯为自由而流血流汗的人民，就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胡适与丁文江相识，是由陶孟和介绍，从此丁成了胡适最好的朋友之一。1922年5月初，胡适在“丁大哥”的影响下，一改20年不谈政治的主张，创办了以谈论政治为主的《努力周报》。《周报》第二期刊登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丁文江、陶孟和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竭力倡导“好政府主义”。尽管此举很快成为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残景旧梦，而自以为经验丰富的丁文江受军阀孙传芳聘请，在上海弄权施术很快弄得灰头土脸，落了个被国民党通缉捉拿，甚至差点被当时留学欧洲的“大炮”傅斯年杀掉的结局，但这个行动本身并非毫无功绩可言，至少应当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干预政治的一次非常可贵的努力。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陶孟和发大慈悲，立大宏愿，模仿英国费边社成员的做法，积极主张开展社会各方面的调查，尤其是乡村调查，对中国社会问题做出分析，提出见解，促使政府对症下药，达到改良社会，推行科学与民主，改善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目的。陶孟和身体力行，亲自参与调查并发表了《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情形》、《中国的人民的分析》、《贫穷与人口》等社会调查文章。在文章中，陶孟和除了呼唤“民主是一个高尚的理想……要设法增高人民的程度，使他们有资格能够实行那个理想”，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贫穷更是与人口的关系小，与政治及经济的关系大”这一根本症结。
1926年2月，一个美国社会宗教团体通知设在北京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愿捐赠三年专款，委托该会办理社会调查事业。中基会接受赠款，决定增设一个社会调查部，专门从事社会调查，准备聘请在学界声名显赫的陶孟和为调查部主任。陶接到聘请，极其痛快地辞去北大一切职务，全力投入到调查部的组建之中。很快，一个由研究人员和统计人员共8人组成的社会调查部正式对外挂牌，陶孟和以主任身份统领全局，自此踏上了机遇与风险共存的生命征程。
中基会原是为管理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于1925年成立的一个行政管理机构。192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中国庚子赔款之余额及利息约1200万美元退还中国，分期支付。当时中外人士皆认为此款应作为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基金，而近代中国军阀混战，政局多变，为防政府官吏挪作军费或政治活动费，特别组织了一个由中美两国民间知名人士为主的基金董事会，共同管理和使用这笔巨额款项。董事会既决定资助的领域，投放的力度；又经营资本，购买有价证劵，使基金也有收益。考虑到庚款余额终有用罄之时，董事会决定设置一笔基金，并接受外来捐赠，以图长久生存。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行事，主要是出于保持其在中国的长久利益，及传播美国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考虑；而中国政府则认为藉此可发展教育等事业，加快现代化步伐。二者各为其想，各有所得，因而一拍即合，此事迅速纳入操作轨道。
成立后的中基会最高决策者归属于董事会，主持全盘工作的则是中基会干事长。中基会成立之初由范静生、周诒春任干事长，任鸿隽担任秘书。自1928年起，随着国民党北伐成功，政府更迭，周诒春被当时的董事翁文灏、丁文江、胡适等人整肃掉，与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加好友任鸿隽，一跃成为董事会董事兼干事长，实际操控了整个中基会的大权。按任鸿隽的说法：“自民国十四年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的教育界都感到一个异样的兴奋。其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教育文化经费常闹饥荒的时代，这一年百余万的款子，就好像一支生力军，人人都希望它能发生一点奇迹”，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这个机关的组织，是美国退还庚款的一个条件。当时国民政府尚未北伐，北方的军阀又濒于崩溃，美国政府不把这笔款子直截了当的交还中国政府而要求成立一个中美合组的董事会来管理，老实说，就是表示对于当时政府的不信任。不过这会的名称，不为'中美'而为'中华'，还表示这个机关完全是中国的。这不能不说是美国人对于我方的尊重”。根据中美两国的协议，这笔款子只有中基会有支配的全权，其用途是“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之事业”。由于“教育文化”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中基会把“教育文化”的含义限定在科学事业。随后“中基会再加限制，把科学的范围规定为自然科学及其应用，社会科学事业虽然偶尔也有阑入，但已不是中基会事业的重要部分了”。
自立山头的甘苦（1）
自立山头的甘苦
有了中基会对服务方向的定调，其附设的社会调查部就显得有些尴尬，亲主其事的陶孟和也越来越感到这样一个非自然科学研究的机构隶属于中基会，实乃权宜之计，对于调查研究事业的发展，终非所宜。陶氏在苦恼中觉得这一机构非独立不能发展，便有了另立山头的打算。1928年，陶孟和在给胡适的信函中披露了当时的心情和渴望独立的计划：“现有一件事，打算请你特别帮忙，就是扩大我们这个小机关并且使他独立的事，现在能够明白社会科学研究重要的人很少，就是稍为明白，也缺乏远大的眼光。像这个小机关永远做一个行政机关的小附庸，终非长久之策。还不如索性停止了罢。”陶孟和所说的“停止”当然是一时的气话，他心中想的不但不是停止，而是独立和壮大。他继续说道：“我现在正起草一种意见书及计划，将来请你教正，并且希望你在明年二月大会里有所主张……如你赞成的话。”
在中国学术界早已暴得大名的胡适是中基会的董事之一，对内部人事有相当的影响力，陶孟和希望他能鼎力相助促成此事。紧接着，陶氏又叙说了一番自己的另一种苦闷：“北京自从诸友人去后，又经变成沙漠似的枯寂。我们所过的是离群索居的生活。我每天除了八小时的公事外，便是在家庭里。小孩们因为请不到合适的先生，太太也变成老夫子了。”
陶氏的这种苦闷，很难向外人道及，也只有对胡适这样的好友才能略加表白。不过即使向外人道，也未必能得到多少理解。当年由林徽因、沈从文鼎力提携和栽培的记者兼作家萧乾，在许多年后的1994年8月，写了一篇《我的书房史》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涉及陶孟和，文曰：
我生在贫苦人家。小时睡大炕，摆上个饭桌它就成为“餐厅”，晚上摆一盏煤油灯，它就是“书房”了。可是我老早就憧憬有一间书房……一间不放床铺、不摆饭桌、专门供读书写文用的地方，对于读书人或文学工作者，不应说它是个奢侈，那就像木匠的作坊。然而它在我大半生中都曾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二十年代初期，我每天都去北京安定门一条胡同去上小学，在三条拐角处有一排槐树，旁边是一道花砖墙，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那栋洋式平房里临街的一间书房……后来才知道它的主人就是社会科学家陶孟和。平时窗上挂了挑花的窗帘，看不清里面。冬天黑得早，书房里的灯光特别亮。我有时看到主人在读书或伏案写作，有时又叼着烟斗在一排排书架中间徘徊。当时我小心坎上好像在自问：我长大后有一天会不会也有这么一间书房？
雾中看花的萧乾，眼见的朦胧影像是美好的，在他童年的心灵里羡慕这间如同天堂般书房的同时，也一定猜想生活在里面的主人的生活该是多么惬意和无忧无虑的吧。岂不知此时陶孟和心中却凝结着巨大的孤寂与落寞，真可谓尼姑不知和尚苦（熬），和尚不知尼姑难（为情）也。
陶孟和的独立与割据计划刚一出笼，干事长任鸿隽即视其为叛乱分子，欲以迅速铲除而后快，同时发动几十名董事采取铁桶合围战术，多管齐下，把陶氏的计划扼杀在摇篮里。在四面楚歌声中，眼看陶孟和即将被斩于马下，胡适真不愧为胡适，以其在学界的名望和地位，亲自杀入喊声阵阵、欲置陶氏于绝地而后快的疆场。在胡氏奋力搏击、掩护、斡旋下，伤痕累累的陶孟和率部突出重围，终于在1929年7月1日实现了另立山头的“宏愿”……社会调查部摆脱了中基会附庸的尴尬角色，更名为社会调查所，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据《社会调查所概况》载：“十八年七月改组以后，本所始有独立之组织。首由中基会聘陶君孟和为所长，而另设社会调查所委员会。所内规模亦略事扩充”，又“专门学术机关之规模于是乎粗具”。……这是陶孟和在胡适的鼎力相助下与任鸿隽正式交锋的一次小胜。
对于胡适在自己危难之处显示的真情与血性，陶孟和感恩戴德。投桃报李，对胡适遇到为难又非办不可之事，陶孟和同样采取了尽量予以支持的姿态以示呼应。
自立山头的甘苦（2）
1931年底，胡适的爱徒吴晗给胡写了一封推荐函，文中说：“生有一北大友人千家驹君，此次在文史号撰《东印度公司之解散与鸦片战争》一文，他是用新的观点来作尝试，虽不能说是成功，却似乎比时下一般自命唯物观者之生吞活剥、削足适履来得强一些。千君是一个比较肯用功看书的人，他从前曾写过一些文章，如在《平等》上发表之《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及中国之工业化问题》、《中日外交关系之过去与现在》等文，都还有点新见。他是一个畸零人，自幼便见弃于旧官僚的父亲，凭着自己的努力，工读到现在，今年在北大经济系毕业了。他很想来见先生，不知可否？”
吴晗在信中啰嗦了那么多，其实就是想让声名显赫的胡适为同学千家驹谋个差事。胡见信后，除了顾及吴的脸面，也对千家驹的论文选题和不幸经历产生了兴趣与同情，遂相约来见。为人谦和又好热闹的胡适经过一番交谈，对千家驹大为赏识，认为此君乃堪造之材，便在不知不觉中把千氏当成了“我的朋友”。以胡适的性格，既然是朋友，就要以自己的声名为其排忧解难，时为号称大学生“毕业即是失业”之时，找份工作谈何容易？兴致中的胡老师想来想去，找不到一把合适的椅子供这位年轻的新朋友来坐，最后一拍脑门，终于想到了陶孟和的社会调查所，顺手提笔修书一封，让千家驹揣在怀里上门求职。陶孟和见了胡适的手札，当即表示可以在角落安一把椅子让千家驹来坐。但稍后又从侧面一打听，得知千家驹乃北大著名的“捣乱分子”，担心其人是共产党，或与共党有瓜葛之嫌，遂向胡适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开朗的胡适几句话就打消了陶孟和的忧虑：“捣乱分子与研究工作并不矛盾，会捣乱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而且进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至于共产党，我看不会吧！这样的人才你不用，还用什么人呢？”在胡适劝解下，陶孟和勉强答应下来。
千家驹进了社会调查所，胡适感到一件心事有了着落，颇为欢喜，后来专门把千、吴二人作为例证，在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栏中发表文章，证明当时社会上所谓的“毕业即失业”之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只要有本领，毕业决不会失业”云云。……当然，内中的曲折与人际关系的纠缠，曾几次公开声称自己的工作实在是出于“为政府做一点面子”的胡适是不会透露一个字的。
关于千家驹在北大的所作所为，并不糊涂的胡适是清楚的。1936年元旦，当千家驹与杨梨音结婚时，证婚人便是胡适。胡在致词中说：“千家驹在北大时，担任学生会会长，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尽管是席间的玩笑话，但聪明如胡适者，已经隐约地点出了千氏的政治身份。事实上，刚满17岁的千家驹于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开始参与鼓动学潮、驱赶教授等等“捣蛋”生涯，北京大学发生的许多邪里古怪事，都与千氏和他那一帮地下兄弟暗中操作有关。
进入社会调查所的千家驹，最大的感受就是陶孟和的宽容和信任。他后来说：“陶先生是知道我的政治立场的，但他颇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风范。他从不干涉我们的研究自由，他评判一个人的研究成绩，是看他的成果，而不是其他。”陶孟和只是碍于胡适的情面，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已。不过，就陶孟和当时的思想而言，应该也是能容忍不同思想倾向的人在一起做事的，只要别闹出大的乱子，他也没有细究的热情与心性。当时千家驹有所不知，当他到来之时，这个调查所的好日子即将走到尽头。
在社会调查所独立前，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在南京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所成立之初，蔡元培曾热情地邀请陶孟和赴南京，专门商谈筹组事宜，意欲让其出面主持工作。但陶觉得自己已经在北平组建了社会调查部，山头已立，并且有扩大与独立的“宏愿”，遂婉言谢绝。蔡元培转而邀请留学欧美的博士、北大史学系与法学系教授陈翰笙出任所长，无奈由于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以陈氏属共产党分子加以阻挠，未果。1929年，为减轻阻力，蔡元培以院长身份亲自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正式邀请陈翰笙出任该所副所长，所内一切具体工作交陈翰笙主持。如此一来，在中国一南一北，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研究性质相同的阵营。由于蔡元培尚有兼容并包的肚量，两家暂时相安无事。陈翰笙实际主持的社科所特别关注“三农”问题，也就是中国的农村、农民、农业之不尽如人意的症结所在。按他的想法，既然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那自己就要试着发现一下穷人、特别是农村那些穷人们的秘密。对这一构想，陶孟和也大感兴趣，1930年双方以平等的地位进行了友好合作，共同进入河北保定清苑农村，选定10个自然村1578家农户，对其劳动力、雇佣农业劳动、工资、畜养、住房及农舍、水井和水浇地、耕地占有与使用、交租形式等等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
自立山头的甘苦（3）
1933年8月，陈翰笙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宣读了论文《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该文号称继马克思之后，陈翰笙发现了穷人的秘密，中国严重的“三农”问题是地主富农一手造成的，必须来一番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暴力手段才得以最终解决。陈氏的宣言传到国内，立即引起了社会各阶层震动，国民政府的党国大员对此大为不满。在一片喊打讨伐声中，陈翰笙只好采取鞋底抹油……溜之乎也的战术，辞去本兼各职，带着手下几个铁杆弟兄悄悄跑到鱼龙混杂的上海滩潜伏下来，准备待机而起。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几乎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机构，各项工作无法运转。
正在这时，对陶孟和颇为不满的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跳将出来，表示陶孟和已经独立，腰杆子越来越硬，看来没有必要再依附中基会这个老巢了。既如此，索性把调查所抛将出去，让其合并于中研院。此举既在形式上帮助了蔡元培，使其麾下势力不至于因陈翰笙的出逃而削弱，同时也达到了给陶孟和施以颜色，并驱逐出中基会这座大靠山的目的。主意打定，任鸿隽主动与中研院方面联系。恰在这个时候，中研院上层人士也发生了变动，原总干事杨杏佛因与蔡元培、宋庆龄、鲁迅等人搞“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引起蒋介石不满，于1933年6月18日被特务暗杀。未久，在学政两界声名显赫的丁文江受邀继任。丁氏得知任鸿隽密报，当场表示乐意接收陶氏调查所的家业，收编全部人马为己所用。老于世故的丁文江让任鸿隽作为说客先与陶孟和接头，算作投石问路，待陶氏方面有此意向，再由他这位“丁大哥”亲自出马一举拿下。
想不到任鸿隽跟陶孟和刚一交涉，陶氏勃然大怒，严厉痛斥对方乱用职权、假公济私、党同伐异等等不道德做法，并义正词严地指出：此举完全违背了中基会的宗旨与学术界的公理，是对北平调查所合法权益的公然挑衅，也是对陶氏本人及手下职员人格尊严的污辱，当场予以拒绝。
眼看陶孟和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任鸿隽毫不退让，表示既然大家的脸面已经拉下，就没有重新言欢的可能，不弄个鱼死网破决不罢休。任鸿隽凭其手中的大权，指示中基会大量削减调查所的预算，截其粮道，断其财路，使之不战自溃，以达逼其缴械投降的目的。面对这一凶招，陶孟和极其恼怒与愤慨，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说道：“叔永（按：任鸿隽字）逼我们一步一步的太紧了，先限制我们的预算，继之以促进合并（即驱逐之变相），又继之取消我们对于现用的建筑所有权，并规定我们几时退出。现在竟公然的要求随时停止我们的补助费了。”
陶孟和此举，是想让胡适出面“拉兄弟一把”。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的情形已比不得当初拉杆子时的“独立运动”了。当年陶氏要另立山头，成就一方霸业，只是与任鸿隽和中基会诸位大佬交锋，胡适尚可跃马横枪为陶助战，而现在中间又横插进一个坐地“招安”的老大……中央研究院，坐在前两把交椅的又是自己的师辈人物蔡元培与同辈好友“丁大哥”，胡适闻之虽甚着急，但感到左右为难，不便援手发力，处于观望之中。由于胡适的怯战，陶孟和很快陷入前无救兵后无粮草的绝境。在此境况下，尚以办事干练著称的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冲出本部突入阵前，以胜利者的姿态劝其老老实实地接受改编。陶孟和眼看大势已去，为保住自己的实力，只好屈服。同少华山上的史进、朱武、陈达、杨春等等一帮拉杆子造反的头领，率部归降实力雄厚的水泊梁山晁盖、宋江两大首领一样，陶孟和以悲怆的心境硬着头皮将队伍自北平拉到南京，无条件地接受改编。在丁文江致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到陶孟和当时的痛苦之情和艰难抉择：“当叔永提出合并的问题的时候，孟和就大怒，说'压迫驱逐'。经我再三疏通……彼方表示可以合作。”
据可靠的资料透露，丁文江是打着避免给国家浪费金钱和人才的旗号而做出收编决定的，关于这一做法的得失功过，李济后来曾有所提及：“他（丁文江）的理由详细说来是很动听的。他说，中国的科学人才不多，而金钱更少，我们现在花一个钱，就应该有一个花这一个钱的意义。现在中国的学术机关，往往以科学研究的名义买了很多仪器，却常常地没人用，等到上了锈，糟蹋了，也没人管，岂不是浪费？这毛病就是有责任的人不但对于金钱的价值没有真正的认识，对于人的价值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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