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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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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也。余不尽，专此并颂
暑安
弟
李济谨启
据许多年后得到这封信原件的李光谟的解读，此信前半部所言，反映的是史语所考古组一项不成文的规矩，即，凡田野发掘的出土物或其他发现，主持发掘人有第一研究权，其他人若要在论文或报告中使用，需征得对方同意。因梁思永在安阳殷墟主持了这一遗址的发掘，故李济利用这批出土材料著文，就需按规矩取得梁的认可。
同年8月5日，梁思永回信：
济之我兄：
考古第三册抽印本和里面附带的信收到了，多谢。大著已拜读过，佩服佩服。偶有鄙见与尊说不尽合之处，也只是彼此看法上稍有差别，且多涉及枝节问题，无关重要。他日会见时再当面请教。侯家庄材料请兄随便使用，三组工作兄所领导，何须如此客气。
弟五月底入协和医院，住院十二日。检查身体，结果是右肺健全，左肺压塌状态良好，胃肠透视都没有发现毛病。除了气管里的结核病灶可能尚未痊愈外，可以说没有病了。不过身体经过这几年跟病菌斗争之后，真有如战后的英伦，虽然战胜敌人，但元气消蚀殆尽，就要恢复到小康的局面，也万分困难。为了肃清气管里病菌，现正试用链霉素。已注射了六十三克，似颇有效。预备再注三十七克就停止。
弟近间起坐之时已加多，且能出到院中行走。只可恨注链霉素后发生头晕现象，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不很稳当。
看情形秋后大概可以开始做点俯案工作。欲想趁机整理两城报告。不过在这动荡不定的大局中，把珍贵的稿子拿到北方来，又觉不甚妥当。盼兄分神考虑考虑这问题。内子小女托庇粗安。即此顺祝
暑安
嫂夫人、光谟统此问候。三组同人，见面时祈一一代候。
弟思永拜上
梁思永之死（2）
据可考的史料推知，这是梁思永在生命暮年，与史语所同仁最后一次通信，信中流露出彼此的学术情谊、相互尊重以及各自在研究工作上的良好愿望。
1948年9月23日至24日，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北极阁举行。作为共同当选人文组院士的梁家兄弟，梁思成出席了会议，梁思永因身体原因未克出席，仍在北平养病。
1948年12月底，国民党败局已定，军政人员开始向台湾孤岛大举溃退。根据蒋介石密令，由朱家骅、傅斯年亲自组织指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部分人员如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携带所内保藏的青铜器、甲骨、玉器等珍贵文物，连同大批孤本藏书，由李济任总押运官，乘军舰与货轮撤往台湾。未久，傅斯年也乘机仓皇离开南京赴台北，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兼史语所所长，整个史语所留在大陆的仅有梁思永、夏鼐、郭宝钧、吴定良等几人。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一个新的时代随之到来。
1950年8月，梁思永以他在考古学界巨大的影响力，被新生的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名列夏鼐之前，考古所所长由中央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兼任。尽管梁思永身体虚弱无力，不能直接指导所内事务，但仍在家中参加或主持所内一些重要会议。据夏鼐回忆说：“他（梁）在考古所成立后初次看见我时，便很兴奋地谈着关于考古研究所的计划。他说：'所中一切事情都由郑所长和我来管好了。只希望你和所中具有田野工作经验的几位，带着一班年轻朋友们，在外面多跑跑，训练年轻的人材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这种训练是需要在当地实际工作中亲手指点的。'因此，我到所后一年半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工作，没有多替他在所内分劳。”
1953年，梁思永在北京大学中关园96号梁思庄家休养，每天上午都在院内葡萄架前晒太阳自1950年秋开始，中科院考古所人员几乎倾巢出动，在夏鼐带领下，先后对河南辉县琉璃阁和赵固、北泉等地东周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发现车马坑数座，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物。梁思永不仅在家中主持考古所的日常工作，还为参加发掘的青年考古学家们撰写《辉县发掘报告》具体辅导，并亲自撰写报告参考提纲。当时刚进所不久的青年学生，后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安志敏晚年回忆：“从我们到考古所那天起，（梁）便给我们布置了必读的书目和学习计划，每周还要填表逐日汇报学习和工作情况，并经常同我们谈话以便作更深入的了解，从治学方法到思想修养无所不包，以督促和爱护的心情帮助我们克服思想上和学习上的缺陷，为考古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新的骨干。”
就在这一时期，各地基本建设全面展开，几乎每天都有地下文物出土，而专业考古人员十分短缺，难以应付四面开花的新局面。为有效抢救、保护地下文物和古代遗迹、遗址，1952年至1955年，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号称文物考古学界的“黄埔四期”。梁思永对这项工作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从教学人员的配备、课程设置，以及实习选点等等细节问题，都作了认真建议和安排，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来自全国三百四十一位文物干部接受了培训，并很快成为各地区的业务骨干，许多人后来成为文物界著名的大佬。同样是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北京大学历史系于1952年成立考古专业，梁思永带病给予支持并参与筹划，为新中国考古学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许多年后，1952届的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生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总是念念不忘梁思永作为这项事业的开拓者施于自己的恩泽。
梁思永之死（3）
1953年2月，梁思永心脏大幅度衰竭，身体更加虚弱，只得脱离工作安心在家休养。到了1954年春天，梁思永心脏病发作，入北京人民医院救治。3月8日，李福曼打电话叫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梁思庄到医院，当梁思庄匆匆赶来时，头脑尚清醒的梁思永握着她的手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要和大家永别了！”
据吴荔明回忆，在梁思永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一直没有为自己的病情和痛苦哼一声，一直默默坚持着，为战胜病魔奋斗着。突然有一天，“三舅（梁思永）对着和他相厮相守二十二年的三舅妈平静地说：'我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
1954年4月2日，梁思永病逝，中国考古学界一颗巨星在他五十岁的英年陨落，科学界同仁无不伤感悲泣。梁思永的遗骨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由梁思成亲自设计的汉白玉卧式墓碑上刻有郭沫若撰写的墓志铭：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先生之墓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卒
郭沫若敬题
对于梁思永的墓志铭，许多年后，有人认为郭沫若如此题刻，是对这位学术巨人的不敬。梁思永的成名来源于他对中国考古学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他的业绩是通过一个无与伦比的考古学家的身份创造的，绝非一个“考古所副所长”这样一个官僚职位可与之相提并论。失去了考古学家的头衔，梁思永便不再是人们心目中崇敬有加的梁思永，也不是1948年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学术大师梁思永，而只能是宦海浪潮中，一个整日战战兢兢的刀笔小吏。1927年2月，梁思成由美国致信父亲梁启超，对自己和弟弟梁思永所学专业于国家民族进步，提出了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的询问。对此，梁启超作了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又说：“思成所当自策励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做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梁思成与梁思永兄弟的确没有做成近代的李、杜，但却用自己的辛劳和智慧构筑起前无古人的名山大业，成为近代田野考古学与建筑史学这道星河中最亮丽的明星，其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的贡献，怎是一个小小的副所长的官帽所能涵盖得了的？
当年梁启超所提出的一个王朝的宰相若此，而就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论，一个皇帝或一个总统，对于文化的进步所充当的角色同样若此。梁启超深邃的思想与宏阔的历史见地，很能令人想起美国第三届总统杰弗逊的墓碑碑文：“在这里安息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执笔人、弗吉尼亚大学创办人，托马斯·杰弗逊。”……这个令世人传诵的墓志铭，据说是杰弗逊生前所题，死后刻到墓碑上的，他没有提及自己生前曾做过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事，其深层的原因自不可究，但李敖的解释或许能参破几分内情：“美国总统算老几？这个是世俗的职位，值不值得这样谈呢？不谈，不值得这样谈，不值得这样重视。”
同理，只有作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兼考古学家的梁思永，他的光芒才显得耀眼夺目，才令一代代学人景仰怀念。梁思永墓志铭，必须在姓名前加上“著名考古学家”或相应的学术头衔，或镌刻象征他学术业绩的标志性术语，才显得对逝者的公正与厚道。
花落春仍在（1）
花落春仍在
梁思永去世前，对前来看望的考古所同仁简单回顾了自己一生的事业，既有欣慰也有遗憾，最令他牵挂惦念的仍是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墓葬发掘报告的命运。他去世后，夏鼐在纪念文章中专门提及此事：“1941年我在李庄和他（梁）会面时，他正工作得非常起劲。他将全部的出土古物，都已摩挲过一遍，并写下要点。对于报告的内容组织，也已有了大致的轮廓。这报告的完成，似乎是指日可待了。不幸1942年初夏，他的肺结核病转剧，只好将这工作中途停止了。但是他仍念念不忘这件工作。”追忆至此，夏鼐笔锋一转，用哀婉的口气说道：“抗战胜利后，他复员到北京，这批材料留在南京，解放的前夜又被劫往台湾去了。这部报告不能在梁先生手中完成，不仅是先生的不幸，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不幸。”
此时的夏鼐没有想到，这批材料被运往台湾后，在他的老师李济具体组织主持下，重新启动了编撰程序，由当年参加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高去寻（晓梅）主持此事。高受领任务后，在梁思永原稿基础上加以辑补编写，历经数年，终于完成，并以《侯家庄》为总标题分册出版。
1935年，当25岁的高去寻进入史语所时，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已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发掘。高去寻赶上了殷墟发掘的尾巴。史语所考古组参加安阳发掘的“十大金刚”，依入所先后排序，高排行第九，也接近于末尾，两个末尾，说明高氏在史语所同仁中属于资历较浅的一位。尽管资历较浅，但高却是一位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深得傅斯年、李济等前辈学人赏识，也受到同辈学者推崇。高去寻于北大历史系毕业时，被向来以“拔尖主义”为模式的傅斯年当作“尖”拔到史语所。在发掘工地上，高去寻敏锐的学术眼力与开阔的治学方法，很快受到梁思永喜爱，遂当作嫡系弟子加以栽培。史语所以傅斯年为首的“海龟”派大都认为，能传承梁思永学术衣钵者，非高去寻莫属。高在安阳发掘的最后两年，于殷墟西北冈和小屯将近一千八百座墓葬中，亲自调查摸索过约三百座，尽管所涉多是小墓，但已领略了基本的内涵和诀窍。继西北冈第三次发掘之后，高去寻有幸参加殷墟小屯第十至十二次、大司空村和琉璃阁的发掘，其间还担任过大司空村墓葬发掘领队，成就赫然。抗战军兴，高去寻随史语所一路长沙、昆明、李庄等地辗转奔波，复员回京未久，又随史语所迁往台湾。据夏鼐说，当年在决定留大陆还是赴台湾的问题上，夏与高曾在一起私下商量过，最后的结果是高愿去台湾，以便保护迁台文物的安全；夏愿留在大陆，继续发展考古事业。二人各自为了心中的理想就此分手，这一别竟成永诀。
与高去寻一同随史语所赴台的石璋如在回忆梁思永的文章中，曾提及梁去世的消息传往海外的渠道：“梁先生兴趣宽广，注意力强，并积极从事，惟身体被病魔所缠，不能发挥，殊可浩叹。四十三年夏，在日本某刊物上，刊出梁先生逝世的消息，这个噩耗，传到台湾，使得这里的考古学界，关心考古的人士，以及知道梁先生的其他学者，莫不为之哀悼。”
受梁思永不幸病逝的刺激，史语所所长董作宾决定在台湾完成梁思永未竟的事业，对安阳殷墟发掘的同仁与中国学术事业有个交待。董作宾、李济等人商量后，决定由高去寻对照实物资料，全力以赴辑补梁思永的遗稿，使其成为完璧。董作宾与李济已正式把高氏当作梁思永衣钵传承人加以看待和要求，此点从李济给赵元任的信函中可以看得分明。函中说：“他（高去寻）进所虽不太早，但曾赶上安阳发掘，为思永所赏识。现在他整理侯家庄的工作及思永遗著，成绩甚佳。在考古组内中国书读得最好，英文及日文的阅读能力亦不差，现在日本的梅原末治教授来此，对他的渊博甚为敬佩。孟真在时久有送他出国之意，以时代非常，屡遭挫折，只能怨命了。此次若有成功的希望，亦算我们完成了傅公一末完之愿也。”⑥此信作于1956年底，是李济请当时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旧同事赵元任设法安排高去寻赴美访问的私人信函，当时高去寻已经接手梁思永遗稿整理辑补的任务，因美国方面又有可能让高访问的机会，作为前辈的李济和赵元任自然想“完成傅公一末完之愿”，遂有了这封通信。按高的弟子，曾做过台湾史语所所长的杜正胜（按：杜后任阿扁政权的“教育部长”，曾颁布命令把地球仪倒过来安装，以示台湾在上，大陆在下，台湾可由此俯视大陆。这一做法成为笑柄，广为传播。）所说：李济与赵元任通信中提到高的学问渊博程度，连享誉世界的日本考古学大家梅原末治都敬佩不已，“这当然不是客套。两位老同事的私人信函何必恭维一位学生辈的同仁呢？”杜的分析自是有其道理，高氏早年不但中国书读得好，外国书读得也头头是道，且有志于“斯克泰·西伯利亚”的学问，即长城以北以西的中亚、南亚和欧洲的东方学问，也就是傅斯年所特别看重的“虏学”。只是高氏仅仅参加了两年安阳殷墟发掘就遇到抗战，一路动荡颠簸，直到撤往台湾才逐渐稳定下来。傅斯年当年怜其高才，曾为此做过放洋留学的努力，惜傅氏未久去世，此事遂不了了之。当李济旧事重提，并与赵元任通信过去一年半之后，高去寻才得以成行，但此时他已48岁，如杜正胜所惋惜的那样：“这领域涉及许多语文，的确太迟了。”
花落春仍在（2）
1959年秋，高去寻结束了美国访学生活归台，正式对梁思永遗稿进行整理和辑补。从台北史语所保存的遗稿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梁思永主持的殷墟西北冈工地，共发掘大墓11座（东三西八，后者含一个大坑），小墓1221座。梁思永拟定的《西北冈殷代墓地发掘报告》共分十三章、三表：
第一章：墓地之地理位置与环境。
第二章：墓地发现之经过。
第三章：墓地发掘经过。
第四章：西北冈文化堆积之结构与殷代墓葬在堆积层中之位置。
第五章：殷代大墓总述。
第六章：殷代大墓分述。
第七章：殷代小墓总述。
第八章：殷代小墓分述。
第九章：遗物分类（据资料形态）叙述。
铜、金
石、玉、绿松石
骨牙、龟版
贝、蚌
陶
仪仗痕迹
第十章：殷代装饰花纹之分析。
第十一章：人骨遗存。
第十二章：鸟兽骨遗存。
第十三章：后代墓葬之分布与叙述。
表一、殷代小墓分析表
表二、殷墓重叠相叠表
表三、遗物登记表
这份遗稿是1954年由李济亲自点验后交给高去寻的，高在整理后作了准确统计，数据如下：梁思永病发前完成了第一至四章，第五章只写了一页，以及第六、七两章和第九章的“仪仗痕迹”。写出部分皆为初稿，共约22万字。另外还编好表一与表二，可能为了撰写第七章的需要而先行做的工作。当文字资料与实物资料渐行展开后，对安阳殷墟遗址及出土遗物深有了解的李济，认为若按梁思永的计划，决非一人之力短期内可以完成，于是在1956年拟定了一个新的编撰构想：
第一本：（原无题，兹定为“墓葬研究”）
甲编：发掘之经过……梁稿一至四章
乙编：大墓
丙编：小墓
丁编：其他墓葬
第二本：遗物研究
甲编：石刻与玉
乙编：青铜
丙编：其他
第三本：人骨研究
甲编：体骨
乙编：头骨
花落春仍在（3）
据史语所人员透露，李济这个规划也不是一人之力短期内所能胜任的，于是决定依次分别整理大墓，也就是做梁思永的第六章，而第九章的构想则按所属之墓分别叙述。高去寻按照这一新的规划，开始了漫长的“辑补”之路。自此，他的后半生便与恩师的未竟事业紧紧维系在了一起。
史语所人员在安阳殷墟发掘的M1002号大墓形制高去寻参考梁思永遗稿，把西北冈发掘遗物全部从库房中提取出来，一一展开核对、测量，照相，对墓葬的位置、保存情形、盗掘经过、墓葬以前和以后的遗迹、墓坑木室的形制与工程、墓内外残存的殉葬遗物等等，一一检索、整理、加工。如此这般，整个殷墟王陵大墓纲举目张，清晰地展现在面前。到了1962年，高去寻编撰的殷墟西北冈1001号大墓报告开始出版，1965年又出版了1002号大墓。以后几年，又陆续出版了1003号大墓（1967年）、1217号大墓（1968年）、1004号大墓（1970年）、1500号大墓（1974年）、1550号大墓（1976年）等共七座大型墓葬的发掘报告。高氏花费的心血难以描述，仅每本报告重达十几公斤的分量就足以令观者为之一震，感叹主事者之不易。据史语所统计，高去寻增补的部分，占梁思永原稿的百分之八十强，至于插图、绘图等繁重事宜远没有计算在内。
由于梁思永的原稿仅是一个提纲性质的未成品，在后来的编辑补写过程中，高去寻做了大量宏繁的工作，在补述的出土器物中，每一件都要核对原物，许多地方不得不重新写就。高在《1001号大墓》辑补后记中说：这本报告编撰的三年，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器物的整理上，“有时一件器物的找寻，或一件破断器物的接合，势须将西北冈甚至小屯的此类出土物全部清查一遍才能解决；有时一件田野登记号已失或模糊不清的器物，是否1001墓出土，需要翻阅全部《墓葬登记表》、《田野记载表》、附图、发掘日记、照片等等才能确定”。即使这样，还是有不能核对的东西。1958年1月7日，高去寻在给张光直的信中道出了自己的苦楚：“西北冈的报告，文字部分不用说，就是梁先生当年画好了预备出版用的那张墓葬分布图，上有二十一座墓葬漏列了。现在查原记录、图表，费了两个月的工夫，还有四座墓葬不知下落（这四座都是石先生掘的，当时既没画位置图，也没记载）。”石先生是指石璋如。令高去寻颇费力气的原因，除了当年发掘时有部分缺失和遗漏，也与发掘之后万里迁徙有一些关系。做这种枯燥、烦乱的工作，高去寻心情的郁闷与无奈可想而知。10年后的1968年，高去寻再次向已成为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的张光直倾吐苦水：“现在每天都是描写破烂的东西，量多长多宽，枯燥无味已到极点，下班回家已筋疲力尽。”张光直感慨地说：“高先生花这么大的力气写西北冈大墓的报告，完全是出于对史语所李济先生，尤其是对老师梁思永先生的义务感和责任，而他自己研究的主要兴趣并不在此。但是这番努力的结果，使中国近代考古学上最重要的一批原始资料公诸于世，而且由于高先生的细心和负责的态度，使那些'枯燥无味'的'破烂东西'转化为价值连城的史料，这几本报告也成为中国近代考古报告中的精华楷模。”为了这几本“精华楷模”，高去寻几乎耗尽了后半生的精力。杜正胜说：“他本来可以指导年轻同仁协助从事，但他告诉我，他整理报告是替史语所还债，希望年轻人发展自己的学问，不要掉入这个大泥塘。我觉得他好像在诉说自己年轻时的心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始终由自己一人扛起全所的'债务'。”
1991年10月29日，高去寻去世，终年81岁。他在去世前仍断断续续地整理西北冈东区三座大墓（1129、1400、1443）以及小墓总述，惜未完成而驾鹤西行。三座大墓报告经当年发掘过安阳殷墟的老同事石璋如校补，于1996年得以出版，编号是《侯家庄》第九本。至此，西北冈遗址发掘报告基本全部完成。⑦
为了纪念梁思永对殷墟西北冈遗址发掘所付出的努力和做出的特殊贡献，《侯家庄》系列大墓的发掘报告，仍用梁思永的名字发表，高去寻只是作为一名“辑补”者忝列其后。这是高氏的自尊和自谦之处，也是对老师梁思永心血的敬重，以及对自己栽培之恩的答谢。对于高去寻耗数十时光所付出的心血，史语所同仁与有关学者皆了然于心。正如张光直所言：“梁先生原稿与辑补稿的排比根本不同，后者大部分是从头写的。凡是亲眼看过高先生从事整理遗物、测量、绘图、照相、查号、查笔记、描写和校对工作的人都知道这'辑补'的工作，比他自己从头写起还要辛苦。”
对此，李济在1001号大墓发掘报告序言中曾深情地说道：“关于这批资料的'取得'以及'保管'，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梁思永先生，中国的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已经把他的全部生命贡献于这一件事了。他虽部分地完成了这一发掘工作，并将报告的底稿作了一个详细的布置，也写成了一大半，却不及见这报告的出版。现在……他的墓木已拱了罢！……我们才能把这一本报告印出来。我们希望由于这一本报告的问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对于这位考古学家的卓越贡献，得些真正了解。”
举世闻名的殷墟西北冈考古发掘成果，经过世间硝烟炮火的熏染与政治阻隔，在梁思永去世42年后才得以较为完整地以这种特殊形式出版问世。这一宏大建构的完成，不免令人感慨万千，倘若梁思永地下有知，一定会为之颔首庆幸的吧！
花落春仍在（4）
注释
①营造学社是研究古代建筑的专业学术团体，创办于1929年，社长朱启黔，社址在北平中山公园内。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北平沦陷，学社南迁，经长沙至昆明，1940年又迁至四川南溪李庄镇。学社下设法式和文献两组，分别进行古建筑实地调查研究和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等工作；两组分别由梁思成、刘敦桢主持，对全国重点地区的古建筑进行了科学的调查研究，发表了许多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论文与专著，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资料，并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7卷20期，以及《清式营造则例》（梁思成著）、《明代建筑大事年表》（单士元著）、《中国建筑设计参考图集》10种（刘致平编著）、《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等书刊和图录。1946年，中国营造学社由李庄迁回北平，以梁思成、林徽因为首的原学社人员，在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并与清华大学合办了中国建筑研究所。学社人员大多数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及中国建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仅存其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未予恢复。
②殷墟，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安阳西北部，横跨洹河南北两岸。古称“北蒙”，又名“殷墟”，甲骨卜辞中又称之为“大邑商”、“商邑”，为中国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的都城所在地，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以都城建设、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殷墟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和辉煌，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殷墟15次发掘完全是中国学者自己主持和参加，不仅是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其田野发掘方法也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而，殷墟又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祥地。
③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自1921始至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GunnarAndersson，1874…1960年），在中国各地从事地质调查期间，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大量有红底黑彩、深红彩的陶罐、碗，小口尖底瓶和其他遗物，在对甘肃、青海等多处地方的调查中，搜集了大量彩陶。这一文化现象被称为仰韶文化。它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范围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至20世纪末，在中国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以河南省和陕西省为最多，两地构成了仰韶文化的中心。
城子崖遗址分布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原属山东省历城县）武原河畔的台地上，是第一处由中国考古学者自己发现和发掘的遗址。这片台地名为城子崖，1928年由考古学家吴金鼎首先发现，1930年～193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吴金鼎、梁思永等人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的面积达15648平方米，上层为东周时期文化遗存，下层首次发现了一种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最初称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
在龙山文化发现之前，安特生对发现的彩陶进行分期研究，力主中国文明西来说。通过李济、梁思永、尹达、夏鼐等几代考古学家数十年田野考古工作的努力，终于以活生生的材料推翻了安特生等人对彩陶…龙山…齐家文化等等谁先谁后的文化分期，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文明既不是西来，也不是东来，它就起源和来自这个具有无穷创造力和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本身。在清华任教的梁启超给梁思永信中提到的“这几年来（民国九年以后）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即指此事。
④梁思永是梁启超第二夫人王桂荃的长子，是梁任公的次子，比梁思成小四岁。思永与福曼只是名义上的姑表亲，没有姻亲血缘关系。梁启超的夫人李惠仙是贵州人，生有思顺、思成（男）、思庄等一男二女；王桂荃，四川人，生有思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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