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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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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的李庄岁月（2）
在李庄羊街住宅的梁思永一家石璋如回忆梁思永到李庄的第一个夏天，“日间工作之暇，他穿着背心短裤打乒乓，以保持健康。晚上不但闷热流汗，蚊子又结队来叮，不能做工。只好在戏楼院的观赏台上燃火熏蚊，大家围火而坐，谈天说地，一面用扇驱蚊，一面用扇取凉，烤火摇扇，别有风味。这种气候对于他的身体不适，第二年的初夏即卧病不起，由山下搬到山上的戏楼院旁，居住养病”。这样一番折腾，梁思永不但不能再到田野工作，还差点丢了性命。
常言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地的气候是造成梁思永发病的一个原因，但梁氏本身就有沉疴，其病症肇始于1932年的那个早春。
自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后，梁思永于1931年与时在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的李福曼结婚。李福曼是梁启超夫人李蕙仙的娘家侄女，小梁氏三岁，属于姑表亲，毕业于燕京大学教育系。按当时社会风俗，梁、李这对表哥表妹的结合，是属于“亲上加亲”的婚姻典范。在梁、李共同生活的十几年岁月里，二人心心相印，相濡以沫。④
1931年春，27岁的梁思永来到殷墟参加史语所考古发掘团工作，由此发现并正确划分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揭开了中国考古史上光辉的一页。正当他满怀信心欲向新的高度跃进时，不幸于1932年在一次野外发掘时病倒。此次患病开始时只是普通的感冒，因田野发掘紧张，生活艰苦，梁思永来回奔波，不能稍离工地，病情未得到及时控制。直至高烧几日，转成病情严重的烈性肋膜炎，才急忙转到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由于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梁思永的胸肋部开始大量化脓积水，协和医生从他的胸腔内连续抽出了四瓶如同啤酒一样颜色的积水。经加量用药和多方设法救治，方稳住了病情。当时李福曼已怀身孕，日夜守在丈夫病床前加以照顾。梁思永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直到1932年底才渐渐好转，但未能完全康复，且在他未来岁月留下了隐患。
1934年，梁思永再度参加安阳殷墟侯家庄南地与同乐寨的田野考古发掘，接着于1935年主持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也就在这次发掘中，梁思永与夏鼐两位在中国考古史上影响深远的巨擘不期而遇了。对于这次相会的情形，事隔20年，夏鼐回忆道：“我初次跟梁先生做野外工作，是1935年春间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冈。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但留在我脑中的印象仍很鲜明。那次也是我们初次的会面。梁先生那时刚过三十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得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是生龙活虎地工作着。他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白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所显露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他有时下坑亲自动手，有时详细指点助理员去做。那次的工作地范围广达数万平方米，分成五六个区域，但是几乎随时到处都有梁先生在那儿。四百多个工人和十几个助理员，在他的领导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着，像一部灵活的机器一般。晚间在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队助理员谈谈当天发掘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整理当日出土品，有时和他们讨论新问题……因之时常深宵还未入睡。”
抗战爆发后，由于物价飞涨，入不敷出，一同随梁思永流亡到昆明的李福曼，不得不在街道摆地摊变卖家中的衣物艰难度日，其悲苦之状令人唏嘘。据梁思永的外甥女吴荔明说：当梁思永一家从长沙撤往昆明绕道越南海防时曾稍事停留，五岁的女儿梁伯有在商店看见一个模仿美国当时红透世界的女童星外形设计的洋娃娃……秀兰·邓波儿，便在柜台前转来转去不肯离开，软缠硬泡让妈妈买下来。当时生活已极清苦，但梁氏夫妇实在不忍伤孩子的心，一咬牙买了下来。这个洋娃娃在昆明陪伴幼小的梁伯有度过了一段欢乐而难忘的时光，给予她幼小心灵以莫大的慰藉。令人不忍追忆的是，1940年冬，当梁思永携家随史语所同仁即将迁往四川李庄时，由于家中生活实在困难，李福曼忍痛把女儿已爱抚了两年多的洋娃娃……可爱的秀兰·邓波儿，以十八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富商的女公子。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事变”，年仅七岁的梁伯有大哭不止，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久久难忘的伤痛。
傅斯年与梁家兄弟（1）
傅斯年与梁家兄弟
来到李庄后，梁思永开始着手撰写抗战前殷墟西北冈的发掘报告，并有“一气呵成”之志。这部报告自南京撤退长沙时即开始撰写，梁思永一有机会便拿出标本，加以整理。在昆明时已将西北冈的全部出土古物都摩挲过一遍，并写下要点，对报告的内容组织也有了大致的轮廓，完成似乎是指日可待。遗憾的是天不遂人愿，未过几个月，梁思永便一病不起。关于此次病情，梁思成在给他的妹妹、当时正由广东准备流亡四川的梁思庄信中有所披露：
三哥到此之后，原来还算不错，但今年二月间，亦大感冒，气管炎许久不好，突然转为肺病，来势异常凶猛，据医生说是所谓gallopingT。B。（奔马痨，一种肺病）好几次医生告诉critical（病情危急），尤其是旧历端阳那天，医生说anythingmayhappenanytime（随时可发生意外）。形势异常危急，把我骇的手足无措。其实也因二嫂已病了一年，医疗看护方面都有了些经验，所以三哥占了这一点便宜。Hewasbenifitedby二嫂'sexperience。幸喜天不绝人，竟度过了这难关，至六月中竟渐渐恢复常轨……
此信说的是1941年夏天之前的事。想不到秋后，梁思永的病情又开始反复，有时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躺在病床上孤独地忍受病痛的煎熬。1941年10月16日，梁思永给正在重庆出差的李济写信汇报了三组的工作情况，顺便谈了自己的病况：
一、技术员张曼西君试用期满，成绩不佳，已于上月底辞去。三组绘图员一席又虚悬。请兄就便在重庆招考。关于资格，弟意：学历不必限制；年岁在廿五岁左右或以下，年青一些好；能绘图兼摄影为上选；绘图以钢笔黑墨画为主（尤着重线条）；须能写生兼机械画。三组各报告大致都进行到绘制图版之阶段，此项技术人员之需要甚为急切；如研究所不能供应，工作只好让实君（按：指绘图员潘悫）一人慢慢做，何年何月做得完，就无法估计了。三组现积之绘图工作，非少数人短期内所能完成；这次招考，研究所如能取用二人更好。如用二人，其中至少一个须能兼摄影。
二、西北冈器物之整理，本预定十月底完毕。今因上月廿二日、本月八至十日弟之胃病大发了四次，八日至十日几不能饮食，下山回家调养，耽误约半个月，完工之期又展迟至十一月中旬。器物整理完毕之后，即开始继续报告之编辑。报告中统计制表、编索引等等机械工作，拟请研究所指派一专人协助。
信中看出，此时梁思永尚能带病坚持工作，并为撰写殷墟西北冈发掘报告之事操劳不息。但随着冬季来临，梁思永肺病复发，且发展迅速，梁氏自称是“闪击战”，极大地威胁到生命。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傅斯年辞去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一职，由重庆赶往李庄。
在李庄镇羊街8号，傅斯年详细询问了梁思永的病情，得到的结果是病情暂时得到遏制，但仍“颇使人忧虑”。傅斯年环视周围环境，认为罗家的房子虽好，但少阳光，且有些阴冷，这对肺病病人极其不利。经过反复权衡商讨，傅斯年决定在板栗坳山上史语所租住的一座院内，专门腾出三间上好的房子，请来当地木工安上地板，钉上顶棚，在窗上装上玻璃，打造凉台等等，让梁思永搬来居住，以便能每日晒到太阳，并可在凉台上作简单的室内活动。待一切准备停当，梁思永已病得不能走动，只得请人用担架抬到板栗坳。但上山需跨越五百多级台阶，为求万无一失，傅斯年与梁思成亲自组织担架队伍，先由梁思成躺在担架上请人抬着在上山的台阶上反复试验，出现问题及时设法解决，感到切实可行后，方请人把病中的梁思永抬到板栗坳被称作“新房子”的地方居住下来。
此时中国抗战由于珍珠港事变和美国对日宣战而有转机，但除极少的贪官污吏与发国难财的奸商外，全国军民的生活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央研究院各所同仁无不在艰难中苦撑度日。鉴于史语所与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人员的生活都已“吃尽当光”，只剩了一个“穷”字，傅斯年意识到非有特殊办法不足以救治梁思永和同样处于疾病中的林徽因。于是，1942年春天，他贸然向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写信求助。其文曰：
傅斯年与梁家兄弟（2）
骝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音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
专此敬颂
道安
弟斯年谨上四月十八日
弟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咏霓，咏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
此信发出十一天，未见回音，担心重庆方面无能为力或深感为难，情急之下，傅斯年召开所务会，想出了一个新的援助办法，再度写信给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满怀挚诚与爱慕之情地历数梁思永功高过人之处，并请其核准史语所做出的决定。
骝先先生院长
企孙、毅侯两兄赐鉴：
梁思永先生病事，兹述其概。十年前，思永于一年过度劳动后生肋膜炎，在协和治愈，但结疤不佳，以后身体遂弱。自前年起，忽生胃病甚重，经二年来，时好时坏。去年胃病稍好，又大工作，自己限期将殷虚（墟）报告彼之部分写完。四个月前，即咳嗽，尚听不出肺病声气。上月医生大疑其有肺病，送痰往宜实验，结果是＋＋＋！所听则左右几大片。此次肺病来势骤然，发展迅速，思永自谓是闪击战，上周情形颇使人忧虑，近数日稍好。思永之生病，敝所之最大打击也。兹谨述其状。
思永虽非本所之组主任，但其moralinfluence甚大，本所考古组，及中央博物院之少年同志，皆奉之为领袖，济之对彼，尤深契许。彼学力才质，皆敝所之第一流人，又是自写报告，编改他人文章之好手，今彼病倒，殷虚报告之进行，一半停止矣。思永尤有一特长，本所同人多不肯管公家事，或只注意其自己范围事，弟亦颇觉到敝所有暮气已深之感。思永身子虽不好，而全是朝气。其于公家之事，不管则已（亦不好管闲事），如过问，决不偏私而马虎也。其公道正直及公私之分明，素为同人所佩。弟数年以来，时思将弟之所长职让彼继任，然此事不可不先有准备。抗战时，弟在京代总干事，思永在长沙代弟，不特敝所翕然风服，即他所同在长沙者，亦均佩之也（孟和即称道不置之一人）。以后弟在重庆时，曾有若干次托彼代理，其目的在渐渐养成一种空气，俾弟一旦离职，彼可继任耳。彼于代理殊不感兴趣，强焉亦可为之。自胃病后，不肯矣。弟此次返所，见其精力甚好，前计又跃于心中，今乃遭此波折，亦弟之大打击矣。
彼如出事，实为敝所不可补救之损失，亦中国考古学界前途之最大打击也，故此时无论如何，须竭力设法，使其病势可以挽回。此当荷诸先生所赞许也。查敝所医务室现存之药，在两年中可以收入二万数千至三万数千元（如照市价卖去，当可得六七万，今只是用以治同人生病之收入，故少）。拟于此收入中规定数千元为思永买其需要之药之用（本所原备治T。B。之药甚少，所备皆疟、痢等〉。此事在报销上全无困难，盖是免费（即少此项收入），而非另支用经费也。此意昨经敝所所务会议讨论通过，敬乞赐以考虑，并规定一数目，其数亦不可太少，至为感荷！若虑他人援例，则情形如思永者亦少矣。以成绩论，尚有数人，然以其在万里迁徙中代弟职务论恐济之外无他人，故无创例之虑也。如何乞考虑赐复，至感！
专此，敬颂
日安！
傅斯年谨颂
四月二十九日⑤
傅斯年与梁家兄弟（3）
写完此信，傅斯年思虑半天，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在昏暗的菜油灯下，傅氏再次展纸，蘸墨挥毫：
骝先吾兄：
此函尚有未尽之意。思永是此时中国青年学人中绝不多得之模范人物，无论如何，应竭力救治，彼在此赤贫，即可卖之物亦无之（同人多在卖物补助生活中）。此种症至少须万元以上。此信只是一部分办法耳。去年弟病，兄交毅侯兄中央医院费公家报销，弟初闻愕然，托内子写信给毅侯兄勿如此办，内子谓，然则将何处出耶。弟后来感觉，去年之病，谓为因公积劳，非无其理，盖1月中弟即自觉有毛病，而以各会待开，须自料理，不敢去验，贻误至于3月末，遂成不可收拾之势，故去年受三千元，在兄为格外之体恤，弟亦觉非何等不当之事。思永身体虽原不好，然其过量工作，实其病暴发之主因。报销既无问题，甚愿兄之惠准也！
专此，敬颂
痊安！
弟斯年再白
四月二十九日
与早年和梁启超交往并友善的李济不同，傅斯年与梁家并无深交，他进北大求学以及留学海外后归国的那段岁月，梁启超的思想光芒已经暗淡，影响力显然大不如前，思想不但与时代脱节，且有倒退之嫌，再也没有当年万人景仰的盛况了。故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奉校长曹云祥之命聘请梁启超为导师时，曾说“儿时读《新民丛报》，即于梁任公先生钦佩甚至。梁先生之行事及文章恒大，影响我的思想精神”，又“及宓留学美国，新文化运动起后，宓始对梁先生失望，伤其步趋他人，未能为真正之领袖”，只是吴宓在感叹之后，“然终尊佩梁先生为博大宏通富于热情之先辈”。傅斯年在给朱家骅的信中也曾明言“弟于任公，本不佩服”，但无论如何，梁任公对社会改良以及“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这就是说，梁启超思想光芒的余辉还是在吴宓、傅斯年这一代知识分子心中闪耀未绝，只是仅此而已。从梁思成与林徽因早期的交往圈子看，傅斯年偶有参与，如徐志摩乘机遇难之事，傅斯年就曾与胡适等人一道参与了处理后事的讨论，但仍不能说是深交。当年北平以林徽因为主角的著名的“太太客厅”，也少有傅斯年出没的身影，这一缘由与傅本人有一多半时间在南方有关，但徐志摩也并不是全部生活在北方，却是“太太客厅”最为活跃的座上客。两相比较，可见傅与梁家交往之深浅。而今傅斯年之所以对思成、思永兄弟加上林徽因不遗余力地关心帮助，确如傅氏所言乃因“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梁思永到史语所后，一直作为傅斯年的下级从事工作，其间亦无如俞大维、陈寅恪、傅斯年等三人关系转化成亲戚关系的枝节。（按：陈、俞、傅三人乃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时的同学，陈与俞是姑家表兄弟。三人学成归国后，陈的妹妹陈新午嫁与俞大维为妻，俞的妹妹俞大嫁与傅斯年为妻。）傅、梁二人之交，如同一条直道的河流在苍茫大地上毫不喧嚣地汩汩流淌，其景也壮观，其情也绵绵，纯粹属于自然界的正常互动，整个脉络清澈明媚，没有半点污浊之气，真可谓应了古人那句名言……君子之交淡如水也。
林徽因的感恩信（1）
林徽因的感恩信
傅斯年对梁家兄弟以及林徽因的关照，很快得到回应，林徽因给傅斯年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自己的感念之情。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今日里巷之士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因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幸运），终总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在李庄时病中的林徽因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咏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但读后惭汗满背矣！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份），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
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咏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此问
双安
林徽因此信，当时不为外界所知，许多年后，当它被台湾史语所傅斯年档案整理者王汎森发现时，已没有落款日期。据辗转得到这封信影印件的梁思庄（梁思成妹）之女吴荔明推测：朱家骅收到傅斯年的求援信后，与翁文灏等人设法作了援救之策，而傅斯年得知确切消息或收到款子后，在转给梁思成的同时，顺便把他给朱家骅信的抄件一并转来，意在说明缘由。而此时恰逢梁思成外出（最大可能是去重庆办理公务），信落到林徽因的手中。林看罢自是感激莫名，未等梁思成回李庄，便先行修书一封，表示对傅感谢，同时顺便做些谦虚性的解释，并问及其他事宜，如“思永已知此事否？”云云。
林徽因的感恩信（2）
至于傅斯年为梁家兄弟讨来多少款子，吴荔明说：“因为当事人都已经谢世，无法妄测，只有耐心等待相关档案后才能真相大白。但是，林洙舅妈记得二舅曾告诉过她：收条是傅孟真代写的。……傅斯年为思成、思永兄弟送来的这笔款子，无疑是雪中送炭，二舅妈林徽因和三舅思永，从此生活质量有了改观。”（按：林洙是林徽因去世七年之后，梁思成于1962年在清华时代的续弦。）
为了证明傅斯年确实送来了款子，吴荔明还引用梁思成给好友、美国学者费正清的信作补证，梁氏在信中写道：“你们可能无法相信，我们的家境已经大为改善。每天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时上班从不间断，徽因操持家务也不感到吃力，她说主要是她对事情的看法变了，而且有些小事也让她感觉不错，不像过去动不动就恼火。当然，秘密在于我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了。而最高兴的是，徽因的体重两个月来增加了八磅半。”
吴荔明的推测，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有令人困惑之处，从梁思成致费氏的信中看，内中并未述及傅斯年送款之事，而后来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在写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传记中，引用这封信之前是这样说的：“可是，他（梁思成）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无忧无虑。他现在成了管理者，一个什么都得管的'万事通'，奔波在李庄和陪都之间筹集资金，成天忙于开会和联系人等等，而不是从容不迫地专注于他的研究、绘图和田野调查。”从这段记载分析，似乎费慰梅更倾向于梁家生活的改善是梁思成本人奔波的结果。
当然，要彻底推翻吴荔明的论断是困难的，除了林洙一面之词外，最能证明梁家得款的证据是林徽因在给傅斯年信中那句话：“希望咏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倘若梁家未见成果，何以凭空生出“引见访谢”之意？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采用吴荔明之说，梁家兄弟得到实惠，其数目也绝没有傅斯年在信中请求的那样多。这年8月6日，傅斯年在给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的信中这样说道：“又云弟平日办此所事，于人情之可以通融者无不竭力，如梁思永兄此次生病，弄得医务室完全破产”，并“已受同仁责言”。又，8月14日信中云：“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一有例外，即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医费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舆论之不谓弟然也。”
如果傅斯年通过朱家骅搞来他信中所求的专款数目，以资助梁氏弟兄，想来不会把一个史语所医务室弄得“完全破产”。正是由于专款的数目过少，杯水车薪，根本不可能把梁思永从生死线上解救出来，傅斯年才以他的霸气加梁山好汉的哥们义气，把医务室本来并不厚实的家底，几乎全部倾注在了梁思永身上，也才有了史语所同仁不满舆论的滋生，以及后来傅斯年本人有些恼火情绪的流露。事实上，在如此艰苦卓绝、生死茫茫的紧急关头，因一个人的病情把整个史语所同仁、家眷所依靠的医务室弄得破产，这对全所人员造成的惶恐是显而易见的，舆论对傅氏的做法不以为然，甚至非议也是一种必然。由此两难境地，更可见傅斯年处世之风格，用心之良苦。而这诸多的不易，只能徒令后人感慨万端，对天一叹了。
梁思永的病情时好时坏，基本无法进行正常工作，但生性倔犟的他仍想竭力把自己主持的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墓葬发掘报告整理出来，以对当年的工作有个交待。他在病榻旁放置一张小书桌，所需资料放在一旁，另外专门制作一块木质写板，纸张夹在木板上，人可以半坐在床上，垫起后背随时书写。凭着这种坚强的毅力，在抗战胜利的前夜，梁思永完成了整部报告的纲领和一部分初稿，后因赴重庆手术治疗，报告撰写工作被迫中断。
梁思永之死（1）
梁思永之死
随着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李庄，梁思永更加急切地盼望自己能恢复健康，以便完成报告撰写工作，并继续到田野进行考古发掘。就在这时，他偶然从一本外文杂志上看到一个新的医学成果，即患肺病者如去掉肋骨可使有病的肺萎缩下来，健康的肺将发挥更大作用。这个消息令卧病在床饱受病痛折磨长达四年之久的梁思永极度兴奋，他当即决定赴重庆实施手术。征得傅斯年同意，在梁思成帮助下，梁思永乘船来到重庆，入住高唐奎医院，并在著名胸外科专家吴英凯主持下，切除了七根肋骨（一说切除六根）。自此，梁思永一直在重庆医院疗养。当1946年全国性的复员工作开始时，傅斯年通过柏林大学时的同学，且是郎舅关系的交通部长俞大维帮助，让梁思永一家搭乘一架军用飞机飞往北平。此时梁的身体仍未恢复健康，只能躺在一张帆布椅上被抬上飞机。傅斯年以个人名义拍发电报，让时在北平的妻兄俞大孚帮忙接机。梁思永一到北平，即由俞大孚等四人抬下飞机舷梯，专车护送到梁在北平的大姐梁思顺家暂住。一个星期后搬到东厂胡同原黎元洪大总统居住的院内三间北房休养。因北平气候和医疗条件较好，梁思永病情稍有好转，但仍无力赴已复员到南京的史语所工作。
1948年7月2日，李济由南京致信仍在北平的梁思永，除了交谈业务上的事宜，还对梁致以亲切慰问：
思永吾兄：
考古学报第三册近已出版，拙著《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抽印本，今晨寄到，特航寄一本，送呈吾兄评正。此文于付印之前，未能就正于兄，为弟一大憾事。排印期间，校雠数次，仍有脱误。原文尚有数处未作到十分满意，诸祈指正，曷胜盼祷。中篇《锋刃器》已将脱稿。“小刀子”一节拟借用侯家庄材料作比较参考之用。至希惠允为感。又上篇亦有数处用到侯家庄材料，以为旁证，并希吾兄加认。近日第四期已可集稿；本组同仁，均努力异常，一年以来，不少佳作，此亦穷苦生活中之另一境界也。尊体近日何似？嫂夫人想必康健。柏有读书想必大有进步。自令姊令娴夫人北归后，即未得兄消息，但心中无日不念也。余不尽，专此并颂
暑安
弟
李济谨启
据许多年后得到这封信原件的李光谟的解读，此信前半部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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