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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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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和研究报告的问世，为嫩江流域古代文化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在对这一地区的石器研究中，梁思永就热河，特别是查不干庙和林西、赤峰等一带采集到的细石器（当时称为幺石器）、石核制器、陶片等概念和分类标准，进行了创新性的时代划分，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树立了科学典范。从此，松嫩平原嫩江中下游沿岸，广泛分布的以细小压琢石器为主的原始文化类型，被称作“昂昂溪文化”，这一文化类型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由傅斯年撰写的《东北史纲》第一卷在北平出版，书中第一条就理直气壮地指出“近年来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由这一事实而扩展为“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皆足说明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由此，傅斯年发出了“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也。史学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的大海潮声。《东北史纲》由李济节译为英文，分送来华的国联“李顿调查团”参阅。这份文本与梁思永的发掘报告相为呼应，给日本“指鹿为马”者当头一棒，为国人大出了一口恶气。在历史实物见证面前，日本人尽管仍极力狡辩，一意孤行，最后以退出“国联”相要挟，但在后来不得不改弦易辙，另外编造侵吞中国的谎言，配以赤裸裸的军事冒险行动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狂妄梦想。
殷墟发掘的光芒（1）
殷墟发掘的光芒
1929年殷墟第三次发掘期间，董作宾（左一）、李济（左二）与梁思永（右一）在小屯驻地欢迎傅斯年所长前来视察1931年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第四次安阳殷墟发掘宣布开始。此次发掘，在李济具体指导下，有计划地将殷墟遗址划分为五个大区，每区由一位受过专业科学训练或有经验的考古学家指导，以“卷地毯式”的新方法进行发掘。发掘人员有董作宾、吴金鼎、郭宝钧、李光宇、刘屿霞、王湘、周英学，以及河南省派出的关百益与河南大学实习生石璋如、刘燿（昭邻、尹达）等人。特别令人瞩目的是，梁启超的二公子梁思永告别新婚刚刚三个月的爱妻李福曼，在这个明媚的春天里，神采飞扬地来了。
此前，安阳殷墟附近有许多满布陶片的遗址，只因不出有字甲骨而不被重视，当李济主持第四次发掘时，感到有发掘这些遗址的必要。于是决定在殷墟遗址的东南部，靠近平汉路一个明显凸出地面、名叫后冈的地方进行发掘，并把该区划为第五区，发掘工作由刚刚到来的梁思永独立主持。
殷墟王陵区M1550大墓出土的四排人头骨梁思永堪称中国学术界唯一一位真正受过考古学训练的“海龟”，也就是李济所言“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梁思永很快显示了学有所成的深厚功底和识见，其思维方式和技术技能，比包括李济在内的其他“海龟”更胜一筹。发掘中，梁思永带领吴金鼎、刘燿等几名年轻学者，采用西方最先进的科学考古方法，依照后冈遗址不同文化堆积的不同土质、土色和包含物划分文化层，成功地区别出不同时代的古文化堆积，并以超凡的才识，于荒芜的田野发现黄土之下彩陶…黑陶…殷墟文化三者之间，以一定的顺序叠压着。这一奇特现象引起梁思永高度警觉，他以其掌握的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独特的学术眼光意识到：既然彩陶文化代表着安特生在仰韶特别是甘肃所发现的仰韶文化，那么黑陶文化是否代表着此前李济等人发掘的济南章丘城子崖的龙山文化？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则意味着龙山文化不仅局限于城子崖一地，所涉及范围应更为广阔，并代表着一种普遍的史前文化。这一极富学术眼光的洞见，无疑找到了解开中国史前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面对史语所同仁“天天梦想而实在意想不到的发现”，李济等考古学者感到城子崖遗址是获取这把钥匙的关键所在，实有再度发掘以详察内容及充实材料的必要。于是，傅斯年决定暂缓编印殷墟发掘报告，派梁思永率一部分考古人员赴山东济南城子崖遗址再度展开发掘，以验证此地黑陶与安阳殷墟所出黑陶是否为同一种文化。
1931年10月9日，梁思永率领吴金鼎、王湘等人由安阳转赴济南章丘城子崖，开始继李济之后的第二次发掘。与第一次发掘相比较，梁思永指挥的此次发掘，在以下三个方面作了科学的改进：
一是设法提高工作效率。开工伊始，根据梁思永的建议，经同仁一致同意，改变上次发掘中六名民工同开一坑的做法，分阶段逐次增人。开坑之初，仅派两人同挖一坑，即一锨一镢合作；掘至两米深的时候，因坑旁积土增多，翻运困难，再增一人；至三米深后，每坑增至四人；再深之后，每坑增至五人，并改用辘轳往外提土。以此方法，各坑人数虽不固定，但每人都有固定分工，干活快慢极易比较，且坑内由于人员减少而增大了每个人的立足之处，可以自由活动，工作效率比上次大为提高。
二是利用布袋盛装出土遗物。上次发掘主要以麻纸包裹出土遗物，然后放在筐中，以便搬运，出土之处的坑位也写在包裹出土物的麻纸上。当时麻纸一角钱仅买10张，只用一次便破损无法再用。此次发掘，为节省费用，改用面粉口袋代替麻纸。只有一些小物件及特殊物件，仍用麻纸和封筒包装，并作特别标记，然后再装入面袋。面袋一角钱一个，每个可用数十次不坏，并且文物装袋之后不易混乱和碰撞，尤其便于运送。每个坑的出土文物分别装入同一袋中，另写一小纸条放入袋里，标明出土坑位、地层等情况。
殷墟发掘的光芒（2）
三是改换记录方式。第一次发掘中，出土物只标写总号，未标出地点，在后期整理中区分十分困难，不得已又重将全部材料铺展开来，一一查对核实方辨别出来。当把地点标完之后，再进行整理，发现既有出土地点的标志，就没需要标出总号了。梁思永指挥的发掘方法，每层出土物仅标明出土地点，而一概不进行编号。只是遇到极特殊的出土物，除出土地点外还需标明其他情况时，才进行编号，例如下列情形：“125（编号），A25：15（出土地层、坑位）其附近有红烧土及木炭，炭中夹杂烧焦之兽骨（记载）。”出土之物，洗去泥土，即比照面袋内纸条上所写的出土地点，分别标在每件实物上，再取登记本，连同一般的出土物及特殊出土物一并进行登记。这种登记本为活页式，且每个探坑单独制作，每个探坑内的深浅及各层之间的异同也就一目了然了。
第一次发掘，只记录了每坑中实际拣取的出土物，对于舍弃不取的出土物则无记载，这对发掘结束后对遗址、遗物的研究很不利。梁思永主持发掘的记录，无论拣取数量多少，逐项记录。例如：某探坑，出陶50件，拣30件；出骨20件，拣10件，等等。如此这般，取舍的数量一望而知，编号和数目统计也变得容易多了。
殷墟王陵区M1400大墓东墓道及墓底积水情形
到了城子崖发掘后期，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将几个已经掘进一米多深的探坑，变成了一个个灌满浑水的陷阱。按以往的办法，要等待坑中的水全部自然干涸后才能继续发掘，而这要耽搁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面对此景，梁思永与发掘人员心急如焚，眼看天气越来越寒冷，日本人步步进逼，敌占区已扩大到离殷墟不远的冀东，而殷墟的发掘还在紧张地进行，况且，有限的一点经费也不允许在此多加耽搁。经过商量，梁思永决定采纳吴金鼎的建议，打破常规，借用老乡的水桶将水排干，以便尽快发掘。当水桶等工具借来后，梁思永第一个卷起裤腿跳入水坑，与大家一起把雨水一桶桶提出坑外，然后赤脚趟着冰冷的泥浆，弯腰弓背用手一点点向外发掘。至10月31日，发掘工作暂告一个段落，除去星期日休息，实际工作20天。最高用工人数每天48名，共开挖探坑45个，总面积15208平方米，发掘遗物共装60箱，由龙山运至济南山东古籍委员会保藏。
1932年3月，第二次发掘的物品全部整理完毕，发掘的结果证明，殷墟与城子崖两地的黑陶文化基本相同，这一文化范式，证明了梁思永天才式推断的正确。……正是由于这次意义非凡的田野考古发掘，以鲜明亮丽的事实证据，打破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将仰韶与龙山两种文化混在一起，并轻率地得出“粗陶器要比着色陶器早”的错误结论，进而推动了殷墟发掘中“地层学”这一先进考古技术方法的运用，使当时与后世学者认识到必须将殷墟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原则，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树起了一座里程碑式的坐标。③
城子崖遗址发掘结束后，梁思永又率队返回安阳。在以后的几次发掘中，于殷墟西部的同乐寨发现了纯粹的黑陶文化遗址。这个发现使梁思永更加坚信后冈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小屯）文化三叠层，按存在先后时间划分的科学依据。这一发现，“证明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梁思永对后冈三叠层的划分，成功地构筑了中国古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框架，使中国考古学与古史研究产生了划时代的飞跃。自此，干涸的历史长河重新翻起沧浪之水，并沿着时间的脉络由久远的过去向未来一路流淌荡漾开来。梁思永也因这一划时代的伟大发现，奠定了其在近代中国考古学史上一代大师的地位……这一光辉成就，正应了其父梁启超当年的愿望，只是梁任公早已身赴黄泉，无法与之举杯同庆了。
1932年春，在李济主持的第六次殷墟发掘中，发现了商王朝宫殿基址，这一发现无疑较单纯的发现甲骨与甲骨文具有更大的科学考古价值和意义。
殷墟发掘的光芒（3）
从1932年秋到1934年春，由董作宾、郭宝钧、李光宇、刘燿、石璋如、李景聃、尹焕章为主力队员的考古学者，在殷墟进行了第七、八、九次连续性发掘，并把目光由小屯转移到后冈和洹河北岸的侯家庄南地、南台等处，发现了梦寐以求的王陵区，而商代王陵之所在，此前从未见诸记载。
1935年，梁思永（右）在安阳殷墟西北冈大墓发掘工地，接待前来参观的傅斯年（右）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中）1934年秋与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殷墟发掘，对已发现的王陵迹象紧追不舍，继续扩大战果。此时，史语所考古组主力几乎全部调到“这一推进历史知识最前线的发掘行列”中来，发掘专业人员达到了整个殷墟发掘的鼎盛时期，除总指挥梁思永外，另有石璋如、刘燿、祁延霈、胡福林（厚宣）、尹焕章、李光宇、王湘、李景聃、高去寻（晓梅）、潘悫等考古组“十大金刚”（又号称“十兄弟”），另有临时工作人员与实习生马元材、夏鼐（作铭）、王建勋、董培宪、李春岩、孙文青，外加史语所元老级人物傅斯年、李济、董作宾。当然，傅、李、董三人是作为视察的高级人员由南京来到安阳，穿梭于考古发掘现场，协助梁思永处理各种棘手问题与事务的。其间，黄文弼等监察人员参加了第十二次发掘工作，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徐中舒、滕固、王献唐以及河南大学、清华大学的师生相继前往工地参观。一时间，在几十平方公里的殷墟发掘工地上，大师云集，气势如虹。胸有成竹的梁思永充分表现出一个战略家的宏大气魄，规划周密，指挥若定，每天用工达到550人以上，如果连研究人员和参观的学者计算在内，最多时达到近600人的数字。据参加发掘的石璋如回忆：西北冈的发掘，有5个最多，即参加的工作人员最多；用工人最多；用钱最多；占地最多；收获最多。其中“单就工资一项来说，每人每天工资四角，五天发一次，每人二元，五百人，五天便要发大洋一千元。本次工作一百零二天，除了星期天、下雨天停工，实际的天数约八十五天，要发十七次工资，即一万七千元。这个数字在现在听起来，简直不算回事，可是在当时听起来，真是骇人听闻。一万七千元，那还了得！”
1936年6月13日殷墟第十三次发掘，YH127甲骨坑出土完整的甲骨灰土柱三次大规模的发掘，使湮没地下数千年的古老遗址得以大面积揭露，共发掘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1200多座小墓和鸟坑、兽坑、车马坑等祭祀坑，所发掘出来的商代大墓规模浩大，雄伟壮观，虽经盗掘，成千上万件丰富精美的铜器、玉器、骨器、石雕等出土文物令人瞠目，举世震惊。
1936年，继郭宝钧主持的第十三次发掘之后，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发掘，在寻求甲骨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著名的编号为YH127号商代灰坑中，一次发现带字甲骨17096片，其中有300多块是未破损的整版甲骨，且刻有卜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甲骨出于同一坑中，说明相互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比之零星出土的传世甲骨残片，其学术价值更高一筹。这一重大发现令学者们欣喜若狂。
1937年春，由石璋如主持的第十五次更大规模的殷墟发掘再度展开。此次发掘从3月16日开始，一直延续至6月。此时，华北地区已是战云密布，局势一日紧似一日，日本人磨刀霍霍，即将喋血中原。面对一触即发的中日大战，为防不测，殷墟发掘不得不于6月19日匆匆结束……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最后一次发掘，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央研究院考古人员与殷墟考古工作的诀别。
至此，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主持，从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共进行了9年15次，出土有字甲骨24918片，另有大量头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器物出土。发掘规模之大，牵涉人员之多，收获之丰，前所未有，世上罕见。这一创世纪的伟大成就，正如张光直所言：“在规模上与重要性上只有周口店的研究可以与之相比，但殷墟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重要性是无匹的。”
当发掘人员将出土器物整理装箱，风尘仆仆押运到南京钦天山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厦，喘息未定，额头的汗水尚未抹去，震惊中外的卢
殷墟出土的完整的带字卜甲及其背面（有明显的烧灼痕迹）沟桥七七事变爆发。紧接着，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华东陷入全面危急。当时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朱家骅已出任浙江省主席，无法继续兼任该职，只好请傅斯年出面代理。傅氏顾及各方面的情形，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以事实上的总干事身份处理中央研究院各项工作。
醉别清溪阁（1）
醉别清溪阁
1937年8月13日，驻上海日军万余人突然向江湾、闸北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举世瞩目的淞沪抗战拉开了序幕。
上海战事正酣，南京国民政府即根据蒋介石拼中华民族全力与日本决战到底的战略方针，开始设法动用一定的运输力量，把国家珍宝、工业设施、战略物资和科研设备，经长江、陇海铁路与各条公路悄悄运往内地，以保存实力，准备长期抗战。与此同时，根据国民政府命令，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与平津两地北大、清华、南开等三所大学也开始向长沙与南昌一带转移。
此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根据战争形势的演变，在富有远见和责任心的李济指挥下，开始对历次发掘的器物和各种购置器材打包装箱，准备内迁。据史语所《大事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条：“本所随本院西迁，先选装最珍贵中西文图书、杂志及善本书共六十箱，首批运往南昌农学院，其余一千三百三十三箱分批运长沙。但部分殷墟出土的人骨、兽骨及陶片等，限于运输工具，暂留原址。”八月条：“本院组织长沙工作站筹备委员会，本所迁入长沙圣经学院，所长傅斯年仍留南京，派梁思永为筹备会常务委员。”
此次行动，按照石璋如的说法，“因为南京离上海很近，战事吃紧，所以先行装箱”。在具体作业中，首先选择重要的文物装箱，“像骨头就选人骨，其他部分就留下，这也是一种决定”。根据不同的情况，傅斯年与李济、梁思永商定，已捆装完毕的60箱最珍贵中西文图书及善本书等，由李济亲自负责押运到南昌农学院保存，其他800多箱出土器物，陆续运到南京下关码头装船，分批运往长沙，由梁思永总负责，组织雇用船只、运输、安置等事宜。
就在装船过程中，上海战事已到了最为酷烈的阶段，日本飞机开始飞往南京实施轰炸。在炮火硝烟中，一批又一批满载着成箱国宝的轮船悄然离开下关码头，沿长江溯水西行，向长沙进发。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连同家眷一同随船起程，流亡西南。
在淞沪战场上支撑了三个月之久的国军最终力不能敌，全线败退。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进攻首都南京，12月13日，南京失守。未久，骄狂的日军沿水陆向武汉三镇疾速推进，随国民政府撤往重庆的蒋介石发表“扬子江将有巨战”的讲话。
大战在即，而长沙与武汉只有300公里之遥，一旦武汉失守，长沙势难独撑。面对危局，无论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刚组建不久的长沙临时大学，还是中央研究院迁往长沙的几个研究所，又一次面临迁徙流亡的历史性抉择。
醉别清溪阁（2）
何处是安身之地？长沙临时大学委员会在迁往重庆还是昆明之间摇摆不定，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此时正在香港，傅斯年已随中研院总办事处迁往重庆。在群龙无首的境况中，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的几名常务委员，几番讨论未能达成共识，谁也不知要流落何处更为有益。在进退维谷的绝境中，梁思永以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与史语所代所长李济共同召集所内主要人员开会商量对策。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总算拿出了一个大概的应对策略，这便是许多年后石璋如在回忆录中所说：“为了此地同仁的安全，不能够留在长沙工作，要再搬家。搬家的地点目前虽然还未确定，只有一个先决原则：同仁的家庭没有沦陷的话，就先回家；家庭沦陷的话，可以跟着所走，只是地点未定；若不想跟着所走，也可以自便。决定此一原则之后，就让各组自行商量。”
1936年左右，梁思永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留影史语所考古组（三组）经过协商，决定先把个人手头的工作尽快结束，全部交付李济主任处，再谈个人去留问题。经过几天紧张忙碌，所有资料全部收集起来，按顺序打包装箱，倘日后有其他人接手，可以按照原来的顺序继续工作，不至于茫无端绪。待这项工作结束后，梁思永和李济召集考古组全体人员集会，议决各人的去留问题。商量的结果是：李济是组主任，不能走；董作宾专门研究甲骨，安阳殷墟出土的所有甲骨都需要他负责保管研究（按：当年殷墟发掘时，李济与董作宾有一个君子协定，出土甲骨由董作宾研究，其他出土器物由李济等人研究），因而也不能走；梁思永正研究殷墟遗址西北冈出土的器物，同时又是中央研究院长沙工作站管理委员会常委，即使走，也要等各所的事务告一段落才能走，因而暂时不动。同时，李、董、梁三人属于中央研究院的高级委员，都带有家眷，上有老，下有小，所谓拖家带口，真要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到万不得已，前行的脚步是不易迈出的。
李、董、梁“三巨头”无法脱身，考古组的“十大金刚”却要各奔东西了。10人中，除尹焕章于殷墟发掘后留在开封外，李景聃、石璋如、刘燿、祁延霈、王湘等5人要走，只有胡福林、李光宇、高去寻、潘悫等4人留下。这个结果，使每个人心中都蒙上了一层难以言表的悲怆、苍凉的阴影。
去留问题在吵吵嚷嚷中好不容易拍板定案，天色黑了下来，梁思永与李济决定三组全体人员到长沙颇为有名的酒肆……清溪阁举行告别宴会。据李济等人回忆，清溪阁乃长沙一小有名气的湘菜馆，兼营面食，门店位于八角亭鱼塘街街口。该店所售“卤子面”以碎香菇、金钩及海鲜余料为码，且码多，鲜味异于常家，深受食客的欢迎，为各方人士云集之地。后来清溪阁名声远播，尤其扬名于海峡两岸学术界，实因与文化史上一件不可忽视的事件……此次史语所考古组同仁前来聚会有关。正是有了这一意义非凡的聚餐，才使它有幸在中国文化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段久远的印痕。
这个晚上参加的人员，除李、董、梁“三巨头”和“九大金刚”外，还有几位技工。由于人员较多，一室分成两桌围坐。此时，众人的情绪都有些激动，悲凉加忧伤无形地袭上心头，菜还没有上桌，几个年轻人就开始叫酒，很快喝将起来。“三巨头”的酒量都不算大，只能勉强应付。而年轻又经常下田野的几个北方汉子，如王湘、刘燿、石璋如、祁延霈等，倒有几分中原好汉与山东响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气。待把各自面前的酒杯倒满，几条汉子就迫不及待地招呼开席。
众人端着酒杯站起来，“九大金刚”面色严峻地相互望着，齐声呼喊“中华民国万岁！”各自举杯，一饮而尽。第二杯酒端起，众人皆呼“中央研究院万岁！”一饮而尽。第三杯酒端起，再呼“史语所万岁！”又是一饮而尽。第四杯喊“考古组万岁！”第五杯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喊“山东古籍研究会万岁！”（按：该会最早成立，并促成了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都是常务委员。）第七杯是“河南古籍会万岁！”第八杯是“李（济）先生健康！”第九杯是“董（作宾）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大金刚健康！”如此这般痛快淋漓地喝将下去，王湘、祁延霈、刘燿、石璋如等表现最勇猛的“四大金刚”，端着酒杯各自摇晃了几下，眼前发黑，腿打哆嗦，一个接一个“扑通”、“扑通”倒了下去，霎时进入了酒场中所谓的“默默无语”、人事不省的最高境界。
第二天，石璋如等“五大金刚”从沉醉中醒来，各自收拾行李，含泪作别同仁，离开长沙，星散而去。
苦难的李庄岁月（1）
苦难的李庄岁月
1937年12月，根据国民政府指令，设在长沙的临时大学撤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中共驻长沙办事处的徐特立等几位书生闻讯，急速来到临时大学讲演，坚决反对西迁，鼓动学生抵制国民政府与学校当局的号令。无奈形势比人强，徐特立等人的操纵只能是一厢情愿，临时大学师生义无反顾地打点行装，毅然迈出了西迁的步伐。
几乎与此同时，中研院总办事处于重庆发出指示，电令在长沙的史语所与社会学所、天文所、物理学所等设法向昆明转移。据《史语所大事记》本年度十二月条：“议迁昆明，图书标本迁昆明者三百六十五箱，运重庆者三百箱，运桂林者三十四箱，待运汉口者两箱，等运香港者五十二箱，其余六十多箱暂且封存于长沙。”
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在长沙各所陆续向昆明进发。在梁思永具体指挥下，史语所人员押送300余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经越南海防转道抵达昆明，暂租赁云南大学隔壁青云街靛花巷三号一处楼房居住。西南联大师生已陆续赶到并开始筹建校舍，梁思成一家已由长沙先期抵达昆明，并在翠湖边一个大宅院里落脚，史语所同仁与梁家在短暂分手之后，又于这个陌生的边陲小城再度相会了。可惜好景不长，因昆明上空日机炸弹不断向下倾泻，入昆的教育、学术机构不得不入川躲避。
李庄史研究专家左照环说：“这就是当年梁思永住居的房子。”（岳南摄）据石璋如回忆：“史语所在昆明时，梁思永曾抱怨此处的天气不冷不热，搞得人一点进取心都没有，工作情形不佳。四川的天气有冷有热，人会精神得多，也就不会呆钝，所以当芮逸夫在李庄找到房子后，梁思永很赞成搬家。”按梁思永的想法，或许到了四川就可以提起精神多做一些工作，因而到了李庄之后，尽管路上受了很多苦，但梁思永精神很好，跑前忙后不亦乐乎。当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迁入李庄郊外板栗坳张家大院后，梁思永考虑到山上的环境可能对自己身体不利，便住进了李庄镇羊街8号罗南陔家中的一座偏房。
因罗南陔属读书人出身，且时任李庄党部书记，无论是思想还是眼界都较一般人为高，自梁家入住之后，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融洽。罗家种植了近三百盆兰花，见梁思永身体比较虚弱，还伴有类似气管炎的病症，春天来临时，罗南陔就命家人把几十盆上等兰花搬到羊街8号梁家院落，除了便于观赏，还借以改善环境，调节空气。当梁思永在紧张的劳作之余，于院中望着碧绿的兰花，嗅着扑鼻的芳香，心中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时在李庄镇郊外上坝月亮田的梁思成经常到羊街8号看望弟弟一家，罗南陔与梁思成也渐渐熟悉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当时罗家还开办了一个“期来农场”，仅菜地就达一百多亩，从开春到秋后，每当新鲜蔬菜下来时，罗家总是专门精选两份，一份送给梁思永，一份送给梁思成，以接济他们的艰难生活。梁家兄弟在李庄近六年，与罗家的友情一直保持下来。
由于史语所在山上板栗坳办公，上山下山都需爬五百多级台阶，来回异常辛苦，梁思永便周一上山在史语所宿舍居住，周六下山回家休息，在家中的时间是每周两夜一天。据石璋如回忆，在昆明时，梁思永骂当地的气候不冷不热，造成人们不死不活，没有一点进取心。迁李庄后，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梁思永“在山上时，忙于工作，不分昼夜。虽然是研究室内的工作，但拼命的程度，不减田野工作的精神”。可以看出，当时梁思永的身体尚好，工作热情颇为高涨。自1934年史语所编写、出版的中国第一部考古专门报告《城子崖》问世之后，学术界好评如潮。受其鼓舞，傅斯年、李济等开始筹备安阳殷墟发掘报告《小屯》的编写、出版事宜。1934年秋，梁思永主持殷墟西北冈发掘时，恰好小屯的发掘由一次至九次告一段落，即着手进行发掘报告的编著。受城子崖报告编写方法的启发，梁思永拟把自己主持的西北冈告一段落后，接下来做室内整理工作，其他人可以主持另外遗址的发掘，这样田野、室内均可工作。待报告完成，再去做田野工作。如此循环往复，遗址不断发掘，报告不断出版，中国的考古事业将出现一个良性发展的盛况。遗憾的是，卢沟桥一声枪响，惊碎了这个辉煌的大梦。抗战之前，梁思永只写出了《后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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