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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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则不怕山高路险，乐意上山与众人聚居。其余的人有的乐意上山，有的仍想住在镇内，但以霸气著称的傅斯年做出硬性规定，除李、梁二人外，所有研究人员与技工全部上山，并在山上成立伙食团，搭伙做饭，实实在在地过一段水泊梁山豪杰聚会的生活。为便于管理，整个住房与办公场所基本以当地所命名的桂花坳、柴门口、田边上、牌坊头、戏楼院等几处大院落为主。
傅斯年将房屋分配完毕，又摇晃着肥胖的身躯，急如星火地在李庄长江码头乘坐小火轮赶赴重庆，以中央研究院代总干事的身份协助代院长朱家骅处理日常事务，史语所的工作先是由研究员李方桂主持，后由董作宾代为照管。
李庄时期中国营造学社旧址（王荣全摄）
与史语所一道迁往李庄的学术机构，还有李济主持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营造学社自在北京成立之日起，就是一家民营机构，不属于国家拨款的学术单位。①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命令北大、清华、南开等学校南迁，明确规定对一些民间学术机构“弃之不顾”，中国营造学社就属此类。尽管如此，在北平沦陷之际，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部分中国营造学社同仁，还是决定南迁，避免日本鬼子与汉奸的纠缠，做出有碍于民族大义之事。梁、林夫妇携家带口，出北平，走天津，转济南，进长沙，退昆明，迁李庄，历尽千难万险，总算又有了一个新的落脚之地。不过此次迁川，并非出于梁、林等人意愿，实是被迫而来，因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撤退时，将大量藏书一并带出，中国营造学社力量单薄，几乎无书可资借鉴，必须与史语所在一起，才有条件阅览图书，以便有效地进行工作。尽管梁、林夫妇与傅斯年、李济等人皆有个人私交，但面对其安家置业这类事宜，傅斯年也无法顾及。好在营造学社人员迁来不久，先行到达的建筑学家刘敦桢与林徽因等便在李庄郊外的上坝月亮田租到了一处农舍，算是落下脚来。这处房舍布局为前后两个较大的院落，梁思成与刘敦桢携家带口，各占一部分，用于日常生活，其余的房屋作为营造学社的办公室和同仁宿舍。
中国营造学社总算安顿下来，条件虽苦，但毕竟有史语所的图书可供借阅，有过去野外考察的大批资料可供整理和编写。为此，稍后赶到李庄的梁思成（按：因病在昆明稍作滞留），专门找了几个木匠制作了几张桌子与条凳，算是办公用具，以备同仁看书、绘图、写作之用。有了这样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学问也就可以慢慢做下去了。
四川地处盆地，气候潮湿，秋冬时节阴雨连绵，这对在昆明时期就一直身体欠佳、特别是患过肺病未得到根治的林徽因无疑雪上加霜。当1940年秋冬梁家从昆明赶来时，天气的阴寒加上路途颠簸劳累，不到一个月，林徽因就肺病复发，连续几个星期高烧40度不退。李庄镇早已失去了过去的富庶与繁荣，在连续不断的战乱中，百事凋敝，医疗、卫生条件极差，既没有治疗肺病的特效药物，也不可能进行肺部透视检查，病人只能吃点于事无补的药物，凭体力慢慢抵抗、煎熬。从此，林徽因卧床不起，与病魔坚苦地抗争。尽管她在稍好时还奋力持家和协助梁思成做些研究工作，但身体日益衰弱，梁思成的生活担子越发加重，每日在穷愁病痛中苦度时光。
1925年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师生合影。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1941年12月7日，傅斯年因病辞去中央研究院代总干事，携夫人俞大与儿子傅仁轨抵达李庄史语所居住。经过短暂的休养，傅斯年严重的高血压症慢慢好转，当他下得山来，见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时，才看到林依然没有恢复的迹象。更为严重的是，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史语所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此时已身染沉疴，性命堪忧了。傅斯年闻讯，焦急万分，立即想方设法挽救梁思永的生命。
世间已无梁启超（1）

世间已无梁启超
梁思永进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得益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五位导师之一李济的引荐。
清华学校自1911年建立后，在最初十几年中，其体制是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则相对薄弱。1924年初，清华学校在各方呼吁和社会大潮涌动中，正式启动“改办大学”程序。这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以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由于财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诸方面限制，筹备人员多次研究，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就是后来被社会广泛称赞的国学研究院。
1925年2月，在校长曹云祥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成立。此前，因提倡白话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适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以学术论文为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深以为然。在胡适的建议下，曹校长首先聘请清华出身、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年仅32岁的吴宓（字雨僧）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并让吴聘请足以堪当学术重任的导师来校任教。未久，在学界声名显赫的王国维、梁启超与在国外的赵元任、陈寅恪相继被聘为教授。……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
继“四大导师”之后，美国哈佛大学归国的博士李济（字济之），又加入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行列。
1923年，年仅27岁的湖北钟祥人李济荣获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受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担任人类学、社会学兼矿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其间，由于矿科专业的关系，结识了声名赫赫的矿物学家、地质学家翁文灏，并通过翁结识了在李济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字在君），二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TheFreerGalleryofArt），派毕士博（C。W。Bishop）率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鉴于李济在学术界日渐兴隆的名声及其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所做出的成果和贡献，毕士博写信至南开大学，邀请李济加入他们在北京的考古工作队。在丁文江鼓励下，李济决定与对方合作，未久即辞去教职，于1925年初加入毕士博的队伍，从而开创了“既维护主权，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资搞科研的先河，为后来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发掘的资金问题的解决”（李济语）打下了基础。
就在李济加入毕士博考古工作队不久，清华国学研究院鸣锣开张，作为清华大学筹备处顾问的丁文江，意识到清华未来的光辉前景，建议李济去研究院一边任教，一边做研究工作，并把情况介绍给老朋友梁启超，二人共同出面向曹云祥推荐。曹氏一听李济的经历和名声，立即决定聘请。于是，时年29岁的李济，以讲师的身份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
在清华的日子，李济与王、梁、陈、赵“四大导师”关系融洽，但最为投机、走得最近者，是比自己大23岁的梁启超。这一关系的形成，自是与梁对李有推荐、保举之恩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二人在对待近代田野考古这门新兴学科的看法上，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热情。梁启超是最早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并系统总结中国传统金石学成果、极富远见卓识的史学大师，也是一位非常重视遗址搜寻和田野发掘的学者。在清华任教时的梁启超还担任着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而这个时候的李济正是一位血气方刚、朝气蓬勃、满身透着西方科学知识与理念的青年才俊，用他自己的话说，像“刚出笼的包子”，热气腾腾，许多想法与梁启超一拍即合，二人遂成为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
世间已无梁启超（2）

由于梁、李都极为重视田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济进入研究院后，在梁启超鼓励和毕士博支持下，开始着手让考古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突破厚重的清华园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田野之间，从而催生了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和深远意义的山西考古之行。
1926年2月5日，李济与地质学家袁复礼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晋南作考古调查。在此之前，袁氏曾跟随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安特生调查发掘过闻名于世的仰韶文化遗址，积累了不少经验。此次李、袁二人到达晋南，发现了几处新石器时代彩陶遗址，取得了一些标本。在初步确定了几个可供发掘地点后，于3月底返回清华园。10月，经李济协调，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共同组织，后者支出大部分经费，由李济、袁复礼主持，赴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田野考古发掘。按照双方拟定的合同规定，发掘出土的古物永久留在中国，撰写的研究论文以中英两种文字分别在中美两国刊物上发表。……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正式的近代科学考古发掘尝试，也是李济在清华任教几年间所做成的唯一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后来他虽然又外出过几次，皆因军阀混战而停止。对于此次发掘的意义和评价，许多年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和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张光直说道：“这第一个中外考古合作计划所采取的立场是明确的：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而且是国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与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作任何的让步。这种眼光远大的爱国精神是李济先生一生从事学问从事事业的特色。”张氏所言大体不差，在当时的中国能做到这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的一点，的确是要有一番魄力和识见的。
对李济与弗利尔艺术馆达成的这项合作发掘事宜，梁启超极感兴趣，主动给予大力关怀与支持。他凭借自己的声名与庞大的人脉背景，曾两度写信给山西省土皇帝阎锡山，请其对这一新兴科学事业给予官方支持。为此，李济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因为有了“阎老西”的撑腰和关照，使得当地官吏与土匪地痞等黑白人物，皆不敢对李济一行破坏和捣乱，田野考古发掘非常顺利。
当此之时，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正在大洋彼岸美国哈佛大学就读，主攻考古人类学专业。这一专业的选择来自于梁启超的精心策划与安排。具有博大学术眼光和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的梁任公，眼望世界范围的考古学迅猛发展，而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外国学者，如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Black）、美籍犹太人魏敦瑞（J。F。Weidenreich）、法国人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Chardin）、日本人鸟居龙藏和水野清一等等。对这一现状暗怀不满、外加不服气的梁启超，很希望有中国人自己出面做这一工作。1926年秋，他在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前来中国访问的一次演讲中，曾对这门学问的前景满怀信心地指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极高的位置。”正是有了这样一种眼光和魄力，决心以学术薪火传家的“饮冰室主人”，在儿子思成、思永于清华学校毕业后，让长子思成与未婚妻林徽因一道，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按：林到校后改学舞台设计等艺术专业），次子思永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考古专业。这一安排，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对于这一安排，梁启超在致子女的信中曾自豪地说道：“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得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事实证明，他的这一目的达到了，梁思成与梁思永学成归国后，分别成为自己专业学科中领一代风骚的宗师。只是天不假年，梁启超没能亲眼看见这一天的到来。
1926年12月10日，梁启超在写给梁思永的家信中，多次提到李济的田野考古发掘，“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此前，梁思永在哈佛学习期间，曾参加了印第安人遗址的发掘，他写信给父亲梁启超，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梁启超极其高兴地向远在异国的儿子提供有关统计资料，并为其回国实习机会和条件作了精心安排。从信中可以看出，梁思永一旦回国，可跟随李济到广阔的三晋大地一试身手。
1927年1月梁启超致梁思永家信之首页影印件李济和袁复礼在山西工作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结束。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共采集70多箱出土器物，分装九大车，于次年元月初，历经几个昼夜风餐露宿与旅途艰险磨难，总算将全部器物安全无损地押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标志着近代田野考古技术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生根发芽。作为人类学家的李济，也由这次发掘而成功转到考古学领域的探索与实践中，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开一代先河的宗师地位。
1927年1月10日，清华国学研究院欢迎李济、袁复礼二人山西考古发掘所取得重要成果的茶话会，在众人期待中召开。清华大学教务长兼国学研究院事务主任梅贻琦、国学院全体导师和学生皆出席了会议。梁启超听取了李、袁二人所作的长篇发掘报告并观摩了出土遗物，特别是看到新石器时代的半个经人工切割的蚕茧，欣喜异常。回到寓所，梁启超以极大的兴致连夜给远在大洋彼岸的梁思永写了一封长达2000余字的长信。信中充满激情地说道：“他（按：李济）把那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今天晚上他和袁复礼（是他同学地质学的）在研究院茶话会里头作长篇的报告演说，虽以我们门外汉听了，也深感兴味。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之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
世间已无梁启超（3）

梁启超在信中谈到出土器物有铜器、石器、骨器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问题时说：“此外，他们最得意的是得着半个蚕茧，证明在石器时代已经会制丝。其中陶器花纹问题最复杂，这几年来（民国九年以后）瑞典人安迪（特）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他提到李济曾说：“以考古学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是不错。”梁启超再次建议儿子回国后“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又说，即使因时局动荡而无法外出做田野发掘，在室内跟着李济整理那76箱器物，也“断不至白费这一年光阴”。淋漓酣畅的笔墨，挥洒着对儿子的殷切期望之情。按梁启超的打算，梁思永在国内丰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美深造几年，一定会受益更多。
梁思永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于1927年六七月间回国并来到清华园。令人扼腕的是，当他在梁启超的带领下，于国学研究院一一拜见各位名师巨匠时，“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早已跳到颐和园昆明湖自沉了。
王国维奇特、诡异、神秘地离去，在给世界留下一串谜团的同时，也昭示了一个不祥的预兆，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支柱轰然断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马上就要坍塌……这便是学界中号称泰山北斗，被陈寅恪誉为“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的梁启超。（按：梁为广东新会人，故以“新会”称之。）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已渐显颓态，大有风雨飘摇之势。
早在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并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美帝国主义派出的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其助手，误切掉了那个健全的“好肾”（右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只“坏肾”（左肾）来维持。
此时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大受质疑，而手术主要主持者乃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学校校长兼医院院长刘瑞恒。刘的副手则是纯种的美国人，声名赫赫的外科医生。为了维护西医社会声誉，以便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对于这一“以人命为儿戏”的事故，作为亲身的受害者，在“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疏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的情形下，梁启超不但没有状告院方，相反在他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丢腰子”（徐志摩语）通过媒介向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之时，他仍把西医看作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并艰难地支撑着病体亲自著文为协和医院开脱。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中，梁启超对做了错事的协和医院“带半辩护性质”。文章的最后极为诚恳地讲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1927年那个溽热的夏季，刚从美国归来，跟随梁启超在水木清华古月堂漫步的梁思永，当时尚未意识到，其父的人生之旅已是日薄西山，即将走到尽头。
正应了古人“祸不单行”的话，由于时局变幻纷乱，军阀之间刀兵不息，战祸连绵，使得李济精心筹划，准备与梁思永一道去山西和西北地区的两次田野考古发掘皆成泡影。心怀焦虑与惆怅的梁思永，只好以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助教的名分暂时留了下来，但大多数时间是憋在室内整理、研究李济于西阴村发掘的陶器。
1928年8月，梁思永带着未完成的研究报告和一颗痛苦之心，再度赴美深造。当他刚踏出国门，死神就开始叩击梁府大门那个怪兽状的铜环，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干薪尽，回天无术，父子俩这一别竟成永诀。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与世长辞，享年56岁。噩耗传出，学界政坛天下同悲，清华师生抚棺恸哭。
泰山崩塌，梁柱摧折，一代大师就此远去。
梁思永东北之行（1）

梁思永东北之行
就在梁启超去世前的1928年10月14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所址设在广州东山柏园。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之职，应蔡元培之聘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从此开始大显身手，四处网罗人才，并意气风发地喊出了“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等等响亮口号。口号喊过，傅斯年把目光投向了清华国学研究院。
这个时候，王国维已跳湖自尽，梁启超的生命之灯即将熄灭，赵元任正张罗着出国讲学，李济的心思仍放在田野发掘和器物整理研究上，陈寅恪独木难撑，清华国学研究院已成大厦将倾之势。傅斯年趁此机会，凭着自己非凡的学界背景和人脉关系，迅速向陈寅恪、赵元任“二大”伸出了橄榄枝，对方很快做出回应，表示愿意接受傅氏聘请，分别出任史语所下设的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待搞定“二大”之后，像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这两座文化昆仑存在一样，心中窃喜的傅斯年，同样没敢忽视另一位讲师衔导师李济的存在。尽管傅、李二人同庚，都是盛极一时的“海龟”，但李济毕竟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哈佛大学博士，且归国后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的先河，声誉日隆，为中外学界所瞩目。鉴于这种现实，傅斯年以极大的热情与真诚邀请李济入伙史语所出任考古组主任。
李济经过与傅斯年交谈，对傅的热情与抱负很是赞赏。从事新式的专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一直是李济的梦想与追求，现在有这样一个能实现梦想的地方，当然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于是，李济决定辞去清华和弗利尔艺术馆的职位，加盟史语所并集中全力主持考古组工作。1929年6月底，仅开办4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解体，残存的三位导师尽数归入傅斯年高举的大旗之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也顺利完成了由本土学者向欧美派“海龟”转型的嬗变过程。
……这一年，傅斯年33岁，李济33岁，赵元任37岁，陈寅恪38岁。
1929年6月中旬，在傅斯年主持的所务会议上，正式决定全所分为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通称一组、二组、三组。主持各组工作的分别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大主任”。后又增设第四组……人类学组，由留美的“海龟”吴定良博士担当主任。这一体制，直到史语所迁往台湾都未变更。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要大显身手了。当三个组的人员各就各位后，傅斯年以独特的学术眼光和非凡的识见，很快为第一组找到了紫禁城内阁大库档案以及西域出土汉简与敦煌材料的研究范围；为第三组划定了安阳与洛阳的田野调查。与此同时，二组的工作也在赵元任担纲下，相应地开展起来。未久，考古组进军安阳，通过对殷墟出土甲骨的调查以及小屯的田野考古发掘，轰然打开了殷商王朝湮没近四千年的历史之门，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由此得以改写。②
1930年夏季，梁思永于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归国，此时梁启超去世一年有余，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已解体一年，梁思永举目四望，物是人非，恍如隔世，其伤感悲痛之情无以言表。正在北平的李济感念梁氏家族与自己的情谊，主动把梁思永介绍给傅斯年。从此，梁思永正式加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与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学界名流，开始了近20载交往共事的人生旅程。
梁思永入所不久，丁文江从来华考察的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处得到线索，中国东北中东铁路一线，有人发现黑龙江昂昂溪附近有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线索传到蔡元培与傅斯年耳中，蔡、傅二人立即意识到这个遗址在历史和现实政治中的重要意义，遂萌生了派人前往调查的愿望。当时傅斯年正酝酿组织力量撰写《东北史纲》，其理由正如傅氏所言：“中国之有东北问题数十年矣。欧战以前，日俄角逐，而我为鱼肉。俄国革命以后，在北京成立《中俄协定》，俄事变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张……日本人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此等'指鹿为马'之言，本不值一辨，然日人竟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则亦不得不辨。”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正准备与日本人就东北问题在学术上及社会影响等方面展开一搏的傅斯年，忽见“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梁思永学成归国，并归属史语所大旗之下，心中大喜，立即电商蔡元培，欲抢在日本人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派梁思永前去实地调查发掘，以地下出土实物书写历史，藉此堵住日本人煽惑众人的嘴巴，揭穿他们为占领中国领土而叫嚣“满蒙非支那领土”的谎言。
梁思永东北之行（2）

这年9月19日，梁思永根据傅斯年指令，打点行装离开北平向东北进发。尽管此时离“九一八”事变还有一年，但日本关东军已原形毕露，经常无事找事地挑起事端，为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制造借口。梁思永抵达黑龙江省辖区后，顶着当地正在流行的鼠疫，冒着时断时续的战火，于28日与助手从容来到偏僻荒凉的昂昂溪五福遗址开始调查。这个时候的昂昂溪气温开始急剧下降，天气已如关内的冬天。梁思永一行到达后，顶着寒风，对一、二、三、四号沙冈进行巡视，很快发现了古代遗物和遗址。梁思永与助手携带发掘工具，于次日对几个沙冈进行考古发掘，每次都必须脱掉鞋袜，裤角卷到大腿根部，光着脚趟着冰凉的积水往返于乡村驻地与遗址之间。继9月30日在第三沙冈挖出一个墓葬并清理后，梁思永与助手又在各沙冈开探坑，寻找遗址和墓葬线索。梁氏本人在五福遗址水淀里亲自发掘了四处沙岗与一座墓穴，发现了300多件石、骨、陶器。10月3日，因突降大雪，天寒地冻无法开工，发掘工作只好暂停。
梁思永将发掘器物作了初步整理、研究，部分交与当地政府保存，取道热河回北平，以便沿途考察其他地方的史前遗址。10月21日，梁思永由通辽出发，经过开鲁、天山、林东、林西、经棚、赤峰、围场，抵达热河，历时38天，跋涉上千里。其中在天山发现查不干庙遗址，在林西发现林西、双井与陈家营子等遗址，在赤峰城东北发现赤峰遗址，并于塞外5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了大量陶片、石器等文物标本。梁思永以一个经过严格科学训练的考古学家的眼光，对沿途地理环境作了考察，于11月27日回到北平。
经过对热河与东北三省发掘材料对比研究，梁思永根据共同出土打制石器及印文陶（至少在热河）的特点，把西辽河以北之热河同松花江以北之东三省划为一区，（广义的）辽河流域为一区（其特点是盛出磨制石器），进行了条理清晰的文化区系划分。随着对黑、热二地史前文化材料进行鉴别和比较，初步得出了“昂昂溪的新石器文化不过是蒙古热河的新石器文化的东支而已”的结论。1932年10月，梁思永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册，发表了长达44页近7万字、插图和写生达36版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昂昂溪史前遗址》。此次科学考古发掘和研究报告的问世，为嫩江流域古代文化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在对这一地区的石器研究中，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