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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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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都灯火春寒夕
1927年，傅斯年与胞弟傅斯严（中）、同学好友何思源（右）于广州中山大学合影
当众评议员从全国各地抵达重庆，即将进入正式选举程序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作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秘书（按：相当于后来的秘书长）的翁文灏，突于1940年3月16日接到一封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给他的信函，内称蒋委员长“盼以顾孟馀为中研院院长”。第二天，翁文灏、王世杰、朱家骅在与傅斯年、李四光等几位中研院各所掌门人会面时，转达了陈布雷信中的内容。众人一听，“颇表愤慨”。向来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在震怒中本想当场发作，但又感到此乃“介公下的条子”，而顾孟馀又是前辈学人，同时也是自己当年在北大读书时的师辈人物与中山大学任教时的上司，甚觉不便，遂强按怒火答道：“我个人觉得孟馀不错，但除非北大出身或任教者，教界多不识他，恐怕举不出来。”随后，傅斯年又对在场的汪敬熙道：“我可以举他一票，你呢？”
汪敬熙听罢将嘴一撇，颇为不屑地答曰：“他算什么，我决不投他票。”
傅斯年又对翁文灏、王世杰说道：“你看如何？”翁、王二人无言以对。
盛怒中的傅斯年仍余气未消，转身又对同时在场的段锡朋说道：“书诒（段锡朋字），你算一下看，老顾能得多少票？”
群英会陪都（5）
汪敬熙、段锡朋与傅斯年皆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五四运动共同举事的一代名将，也是北大学生创办的文学期刊《新潮》的主要骨干和支持者。在1919年5月4日那天，傅斯年作为北京各校学生天安门集结游行总指挥，亲率游行队伍赶赴赵家楼，痛殴了卖国贼曹汝霖等人。这年冬，傅斯年因考取山东官费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后转入柏林大学），汪敬熙、段锡朋与罗家伦、周炳林、康白情等5人，在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和胡适等人的策划下，于翌年初，以蔡元培早已与上海资本家、纺织大王穆藕初商定捐赠的十万巨款放洋，当时社会上号称“五大臣出洋”，后来又增加了北大学生孟寿春，放洋者变成了“六大臣”，惜当时的新闻热点转移，孟寿春放洋之事社会上知道的人不是很多。1923年，汪敬熙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因傅斯年与为数众多的中国留学生在英国和德国学习如鱼得水，段锡朋与罗家伦慕其环境与人气，相继由美转欧，段进入英国伦敦大学，罗先入伦敦大学，后入德国柏林大学，段、罗二人与傅斯年经常见面，互相辩难，在欧洲大陆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汪、段、傅、罗等原五四学生领袖学成归国后，于政学两界很快崭露头角，并成为掌控一方的风云人物。罗家伦于1928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段锡朋于1930年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汪敬熙由中山大学教授转为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由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转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因为五四运动的经历与同学之谊，傅、罗、汪、段等“海龟”，渐渐形成了一股足以影响朝野的新生力量，无论是宦海沉浮，还是学界兴风作浪，这股力量像当年北大校园里涌动的《新潮》一样，总是锋芒毕露。此次面对中央研究院新任院长选举的明争暗斗，这个团体同样以鲜明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强势态度。
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自由知识分子，所看重的只有自己的老师如胡适等几个北大出身的前辈人物，“介公条子”中提到的顾孟馀虽做过北大教务长，也属于师辈人物，但后来离开北大转向国民党中枢，从事政治活动，并与高官大员眉来眼去，仕途一路攀升，与学术界人士、特别像傅斯年之辈关系早已疏远冷淡。这些心高气傲的后生们针对顾在人生道路上的变迁与为人处世的态度，来了个以牙还牙，同样对他视而不见。段锡朋与朱家骅根据顾孟馀的名望和人缘，粗算了一下，最多只能得8票，而这票数几乎囊括了整个北大出身的评议员，甚至连汪敬熙也计算在内，而汪则表示坚决反对。面对这个不祥的结果，翁、王、朱等人均沉默起来。
这个插曲只是小范围内的商议，假如就此打住，各自相安，倒也无事。但这“下条子”一事不知被谁捅了出去，辗转传闻，立即引起众评议员的盛怒。此种做法不但违反了中研院的选举条例，同时也是对学者们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侮辱，一时群情激昂。陈寅恪带头明确表示如要把孟馀选出，胡适也必须选出云云。尽管顾与朱都是傅斯年在中山大学时的上司，翁、王二人与自己也颇有交情，但傅斯年和陈寅恪一样，仍倾向于推举胡适，其理由如傅后来在致胡适信中所言：“我辈友人，以为蔡先生之继承者，当然是我公，又以为从学院之身份上说，举先生最适宜，无非表示学界之正气、理想、不屈等义。”
按照翁文灏的说法，当他将众人的意见反馈到陈布雷处时，陈氏急忙对之作了解释，说介公只是在与他和张岳军（群）谈及时，提到中研院应归行政院管辖，院长不宜由评议会选举，但也“未言决即更改”，如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所言“对院长人选，曾提及吴稚晖、戴季陶、钮铁（惕）生等，嗣又提及顾孟馀云云”。既然介公本人也只是非正式地提及，并没有一个断然的决定，翁文灏除向陈布雷说明“盼能依法办理”，希望不至破坏法律条例外，也就没有再作更多的表示。随后，翁特意又走访了陈布雷和蒋介石在表述时另一位在场者张群，也没有探听到与陈布雷不一致的说法。下午，翁文灏、傅斯年、任鸿隽、李四光、汪敬熙等一起，又与王世杰专门讨论选举院长事。据翁文灏日记载，当时王世杰只是表示，关于此事，他本人“有二个consciences（良心）”。两个什么consciences？翁日记没记，王世杰具体说没说也不得而知。
除翁文灏的一面之词，另有一条消息在评议员间传开，谓王世杰最不愿意驻美大使胡适此时回国。用王的话说，虽然胡适算不上一流的外交家，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不是容易被他国外交官转变的，但他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中那些可以设法转变的，胡博士去做就比其他人有效，因此极力反对让胡适回国当院长云云。蒋介石之所以敢冒得罪天下儒生的骂名，让陈布雷“下条子”推举顾孟馀，就是王世杰的移花接木之计，没想到弄巧成拙，遭到学者们的强烈反弹，并对王大为不满。翁、朱二人一看众评议员的激愤之态，才知道这帮学者与纯粹的官僚大不相同，“实在没法运动，如取运动法，必为所笑，于事无补”。在这种情况下，翁、王、任、朱四人撇开顾孟馀，又开始为争抢这把交椅勾心斗角起来。
群英会陪都（6）
当天晚上，翁文灏、任鸿隽联名出面请客，席间有任的夫人陈衡哲作陪。翁、任联盟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各有打算。意想不到的是，前来吃饭的傅斯年、陈寅恪等人仍不买账。为了这次评议会，陈寅恪带病专程赶来参加，曾几次对众人表示：“来重庆就为投胡先生一票。”陈寅恪对于社会生活的态度，最看重的就是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也就是他为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碑文中所倡导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乃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在这次宴席上，陈寅恪同样大谈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言称中研院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相当声望，如学院之外国会员者云云。这个说辞，显然是向在座者宣示，只有胡适才有资格来坐这把天下儒林盟主的交椅。这个时候，尽管国内有不少党国要人对胡适在驻美大使的位子上，“只好个人名誉事，到处领学位”之行径颇为不满，尤其是孔祥熙、宋子文等政治集团大为不快，恨不得立即将他抓起来投进监狱，甚至连同傅斯年等一帮前呼后拥的喽啰一并逮捕法办，以达到斩草除根之目的，但远在美国的胡适仍是照领不误，直到中研院院长选举之时，国人并不清楚他以中国驻美大使身份，在国外受领了多少个博士学位。不过从胡适一生在国外共弄了35顶博士帽子推断，这个时候恐怕已有30多顶博士或相关的名誉博士帽子戴在头上了。除此之外，弄到的“外国会员”头衔更是不计其数。这个能量，如同三国时代虎牢关前的吕布，是翁文灏与任鸿隽加上陈衡哲三位男女英豪合在一起都无法匹敌的。故陈寅恪之说，得到了大多数入席者称许，翁、任、陈三位一时颇为尴尬。
眼看自己的酒钱就要打水漂，满腹心事与梦想也即将付之东流，任鸿隽力图扭转颓局，强调道：“凡在国外者，任要职者，皆不能来，可以不选。”
傅斯年听罢，表示对此不敢苟同，谓“挑去一法，恐挑到后来，不存三四人，且若与政府太无关系，亦圈不上，办不下去”，也是枉费心机。
陈寅恪当然明白翁文灏与任鸿隽的醉翁之意均在自己而不在胡适，遂表示道：“如果找一个搞文科的人继任，则应为胡适之。胡适之对于中国的几部小说的研究和考证的文章，在国外学术界是很有影响的。如果找一个搞理科的，则应找李四光，因为，李在地质学理论方面的造诣，在中国无人能比。”李四光时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在陈寅恪看来，翁文灏尽管是地质学界权威性的老字号“海龟”，但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地质与矿产资源的调查方面，缺乏像新生代“海龟”李四光所具备的那样一种宏大的视野与学术理论构建，而这种差别不是靠听师傅讲解，或自己躲在一间四面封闭的小黑屋里不吃不喝，一门心思读书思考就可以弥补的。至于任鸿隽其人，就不足道哉了。若干年后的事实也证明了陈寅恪的眼力与识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四光在地质学界发挥了开天辟地的重大作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际操作中，都做出了同时代人无法企及的巨大业绩，当年与其争锋者皆被他那作为科学巨人的身影笼罩得不辨牛马。同样留在大陆的任鸿隽则籍籍无名，除了在政治与学术的夹缝中弄了个灰头土脸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造诣和贡献。
当然，此时的胡适与李四光皆属于不被国民党高层真正欢迎之人，陈寅恪之说，也只是一时的宣泄怨愤而已，可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宴席在各怀心事的沉闷与吵嚷气氛中不欢而散。回到住处，陈寅恪把手杖往墙角重重地一扔，对傅斯年愤愤地说道：“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吧。”陈氏所说的“几个秘书”是指暗中角逐叫劲的翁、王、朱、任等人。
次日，在翁文灏主持的欢迎评议员宴会席间，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性的非正式投票。结果是：翁文灏得23票，胡适得22票，朱家骅得19票，王世杰仅得一票，任鸿隽零票。
王世杰一看自己仅得一票，顿觉失了面子，众人也大感诧异。王在窘迫中把这个悲惨结局归罪于傅斯年，认为傅对众评议员传播他在背后鼓动蒋介石要举顾孟馀并下条子事，引起众怒，导致了这场难堪的败局。为此，王世杰对傅大为光火。傅斯年见此情形，大喊冤枉，并对外声明，自己从未说过王鼓动介公下条子之事，而“雪艇决不会做此事，可是有些理想，与布雷等谈及，无意中出此支节，容或有之。要之，亦是为研究院”云云。此时外部传言已呈覆水难收之势，傅斯年这个替自己洗刷、又替对方开脱的声明，王世杰并不领情，仍是余怒未消，且对傅斯年耿耿于怀，“总不释然”。
第二天晚上，不知由谁出面，居然把蒋介石请出来参加评议员的集体宴会，蒋氏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官话，并未言及人选之事。此次宴会是陈寅恪首次与蒋谋面，由于前几日众评议员风闻蒋亲自下条子的缘故，陈寅恪心存不满，对蒋极为看轻，宴罢之后赋诗一首（《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
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
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
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此诗陈寅恪曾亲抄一份给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吴宓品评，吴心领神会，将诗收入他的《吴宓诗集续集》稿中。诗后写有附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按照吴宓的诠释，陈诗中的“食蛤”指蒋介石。据宋代笔记《萍洲可谈》有“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大蛙也”句。而按晋代郭璞《葬书·杂篇》解释：“螣蛇凶危，蛇心险有毒，故多凶。遇蛙、蛤则贪婪，而为小人。”也就是说，此时的陈寅恪是把蒋介石当作小人来看待的。
最后的博弈（1）
最后的博弈
1940年3月23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终于在重庆蒙蒙细雨中开幕，评议员对院长候选人正式进行无记名方式投票，选出三名候选人。据统计，到场者共30人，由王世杰担任会议主席，为避嫌，王放弃投票。其结果是：翁、朱二人旗鼓相当，各得24票，胡适得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与任鸿隽各4票，任的投票支持者全是他在美国留学时创办的“科学社”几个铁杆弟兄。蒋介石举荐的顾孟馀仅得一票。按照选举条例，评议会将得票最多的翁、朱、胡三人名单呈报国民政府审批。
这一选举结果令陈寅恪等众评议员们还算满意，感觉“自有公道”，一方面学者们顶住了上面的“条子”，显示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正气；另一方面，似乎“上面”没有再强行施压，或节外生枝故意制造麻烦。而学者们选出的翁、朱、胡三人，也并不出当局意外，只是任鸿隽的太太陈衡哲见中研院的人都不投其夫君的票，甚为恼怒，大骂傅斯年等人不是东西。傅斯年有苦难言，干瞪着眼说不出话来，只有到了这时才真正领悟那天酒席上“叔永演说之旨何在”（傅致胡适信语）。大势去矣，既然这个时候陈衡哲连自己暗恋的人，或一直痴情暗恋自己的人……胡适都弃之不顾，傅斯年又岂能不通人情事理地去关照与自己无亲无故的任鸿隽？一场竞选大战下来，纵有一代女杰陈衡哲为其夫君呐喊助威，亦无法扭转乾坤，使地球倒转。
胡适作为学术界的一种象征和符号，尽管在傅斯年、陈寅恪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入围中枢，但就评议员们而言，也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与释放而已。正如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说：“举先生者之心理，盖大多数以为只是投一废票，作一个demonstration，从未料到政府要圈您也。”这一判断，同是评议员的陈源（西莹）深有同感，谓：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当得，但是他“现在在美国的使命太重要，不能回来也是事实”。
但是且慢，以傅斯年为首的儒生们未免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选举的第二天，王世杰向蒋介石报告，当说到顾孟馀没有被选中时，“介公笑了一下。次日语孔（祥熙）云，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给他回来罢”。这一招令傅斯年大感“出人意外”，始料不及。也正是这一枝节的突现，使傅斯年对“条子事件”有了新的更合乎逻辑的分析推断。
按傅的推理：翁文灏此前所言有诈，陈布雷是明确接受了蒋介石的旨意，而翁文灏与朱家骅二人又接受了陈的指示，“派他们设法举顾出来的”。只是由于陈寅恪、傅斯年、汪敬熙等众评议员们的强烈抵制“而未办到”。蒋介石交待的事没有办到，本已是严重失职，无颜禀报。但翁、朱二人见此情形，私心顿起，在关键时刻弃顾孟馀而“偏举上自己”，这就让蒋介石产生了一种愤怒与厌恶之感，而又不好当场发作，因而蒋在得知选举结果后，只好当着王世杰的面“笑了一下”，这一笑含着极度复杂的成分，除了愤怒，还有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人生信条的感叹，也有对翁、朱二人人格的嘲讽，更有对评议员们固守所谓“自由、民主”等等的无可奈何。这种愤怒、感叹、嘲讽与无可奈何的交织，便化作了尴尬的一丝苦笑和让胡适回国的一通口谕。
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中）向罗斯福总统说明中国人民万人签名的文件
蒋介石这个颇有些意气用事的口谕，立即得到了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热情响应，欲趁机把胡适的大使搞掉……这是他多年来就梦寐以求并多次操作而未果的事情。
最后的博弈（2）
形势急转直下，大洋那边，胡适端坐的那把大使椅子开始摇晃。危急时刻，傅斯年意识到当初鼓动众儒生合力推选胡适是个“大失策”。群儒之意并未真正非要让胡适回来做这个“闲曹”院长，而是“愿先生留在美任”，继续行使中国驻美大使的职责。“而其选举乃纯是为的'学院主义'、'民主主义'，（如今）闹到此地步，真是哭不得笑不得耳！”这是傅斯年见情势危怠，怕胡适因此事件翻船之后，自己成了三国时盗书的蒋干……两头无功，反而有害，受恩师的埋怨而专门向胡作出的特别书信解释。人谓傅斯年在政治生活中只是一门不会拐弯的直筒子“大炮”，谬也！从此次事件中可看出他的聪明过人之处。
当然，傅斯年不只是向胡适写信为自己开脱，他以当年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豪气与智慧，积极组织人力进行绝地反击，阻止孔祥熙等人的强势进攻。他开始联系王世杰等人上下活动，设法让胡适继续坐在那把驻美大使的椅子上，万一失败，也要用奇招作最后一搏。此点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得十分清楚：“加入运动先生留在美任之友人中，曾为此事数访（张）岳军，并请万不得已时，先设法发表一代理人，最好是翁，以便大使改任一事停顿着……”
箭在弦上……
7月22日，胡适致函王世杰，对外间盛传其将被免职一事表示不快，且有请辞试探之意。接函后，王世杰先后找到傅斯年、陈布雷、张群、翁文灏等商议对策，又将信送呈蒋介石，并趁机进言不让胡适回国。蒋介石面对各门各派明争暗斗的激烈角逐，迟迟未作表态，经过再三权衡，终于做出决定：胡适继续任驻美大使不变，外交部公开否认外电所传胡适辞职谣言。
7月27日，王世杰致电胡适：“外传调兄返国，均由中央研究院问题引起，政府觉美使职务重于中研院，迄无调兄返国决定。”至此，胡适与傅斯年，包括陈寅恪、汪敬熙、段锡朋等当初力挺胡氏的一干人马，悬着的心才算怦然落地。
既然胡适不能返国，按照选举法，中央研究院院长人选就只有在翁文灏与朱家骅之间选择。因有了顾孟馀事件的阴影，蒋介石对翁、朱二人皆不满意，故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直到蔡元培死后半年有余的9月18日，蒋才最后下定决心弃翁圈朱。不过，在圈定之后，又在前边加了个“代”字，朱氏遂以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的名分被公示天下。
朱家骅本是合法的三位院长候补人之一，结果阴阳差错地以暂代之名来充当天下儒林共主，心中颇为不快，又无力改变这一尴尬局面。经过他一番明察暗访，认为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除了顾孟馀事件给蒋介石留下了恶劣印象外，与王世杰背后捣鬼大有关系。王不想让胡适离任回国，但又觉得胡适因此失去中研院院长牺牲太大。既然王氏自己得不到这把椅子，也不能让朱轻而易举地占了便宜，于是欲留院长之位以待胡适，并以此说动蒋介石，抛弃最具竞争力的翁文灏，让资历较浅的朱家骅暂代。蒋介石心想，既然翁被抛弃，单举朱家骅来做院长也有些不便，于是顺水推舟，在朱的院长前轻轻加了个“代”字，以示平衡。此一举动，让向来独断专行的蒋介石也煞费了一番苦心。
事已至此，朱家骅虽心中不快，但回天乏术，只好屈就。不过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风云变幻和时间的推移，王世杰的设想也成为泡影。当胡适从朱家骅手中接掌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已是18年之后台湾孤岛上的事了。
朱家骅以险胜暂时坐上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把交椅，傅斯年暗中长嘘了一口气。尽管傅在选举院长问题上明显偏重于胡，但对朱也没有暗中下绊儿或在背后鼓噪捣乱。鉴于傅在中央研究院非同寻常的号召力和办事才干，朱家骅上任之始便弃任鸿隽而请傅斯年出任总干事，是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也。可怜的任鸿隽不但竞选院长未果，连总干事的帽子也丢掉了，只好仰天长叹，徒唤奈何！傅斯年此时正身患高血压，并深受其累，不想戴这顶“闲曹”手下总干事的帽子，但因朱家骅真诚相邀，感念当年朱在中山大学时对自己有知遇之恩，遂“为了朋友，欣然的答应下来”。至此，关于中央研究院院长争夺战算是尘埃落定。
注释
①蔡元培抵京，报界多有报道，《中华新报》1917年1月1日报道说：“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②蔡元培这样总结自己的北大生涯：“总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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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坳里的身影（1）
群星灿烂的年代
山坳里的身影
傅斯年虽答应协助朱家骅主持院务工作，但有言在先，自己既已担任了史语所所长，不能再兼职，只能以暂代身份出任总干事。在正式上任之前，需回昆明处理史语所事务，然后再回重庆就任。而这个时候，昆明的局势却进一步恶化了。
自1940年7月起，为彻底切断中国政府与外界仅存的一条国际通道，日本利用欧洲战场上德国人暂时取得胜利的有利时机，直接出兵强行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不仅切断了滇越铁路，而且由于距离缩短，使得飞机轰炸滇缅公路及其终点站……昆明，更加频繁起来。到了8月底9月初，日机对昆明轰炸更加猛烈，轰炸范围已由市内扩大到郊区。这引起了昆明的混乱与恐慌，日军趁势组织精锐部队向云南境内进犯，形势日趋危急。在昆明城内的教育、学术机构，以及住在郊外龙泉镇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连同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每天都在警报鸣响中惶恐度日，甚为悲苦。
这样的生活显然难以继续支撑下去，根据重庆国民政府指示，西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驻昆学校和科研机构，全部向大后方转移，并指出最合适的地方是三峡以西的四川辖境。因蜀地既有千山万壑的阻隔，又有长江、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支流和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相通，是一个幅员广袤、可进可守的天然避难场所与积蓄力量待机反攻的后方战场。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在大难临头之际都逃往四川避难，比如唐代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在长安城陷之际，唐玄宗携带部分文臣武将出逃四川剑南，使李唐王朝在天崩地裂的摇晃震荡中最终稳住了阵脚并重新站了起来。鉴于这样的天然条件和历史经验，驻昆机关、工厂及各教育单位与学术机构，纷纷派人入川考察，以便尽快撤离昆明这个战火纷飞的城市。
群星灿烂的年代｜10月，赴四川考察的西南联大人员已在泸州南部的叙永找到了落脚点，准备先在此地建一分校，以待将来形势变化再全部搬迁。史语所派出的副研究员芮逸夫，与同济大学的王葆仁、周召南教授，也在宜宾下游找到了可供安置书桌的地点。于是，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几个研究所，连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学术机构，与同济大学一道，又一次开始了大规模迁徙，目标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镇。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指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研院在昆明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等两个所，即中研院人文科研机构的全部力量，于1940年秋冬时节，分期、分批迁往李庄。与此同时，同济大学也开始做全校大迁徙的准备，西南联大亦派员前往叙永安营扎寨，欲把当年招收的新生迁往该地上课。
历尽千山万水艰难跋涉，1941年元月初，史语所人员携带青铜器、殷墟出土甲骨，以及孤本线装书等600多箱国之重宝（按：从长沙迁昆明时，部分器物已转移重庆等处），翻越山高路险的乌蒙山脉抵达李庄。1月18日，傅斯年从重庆沿长江水路匆匆赶往李庄处理史语所事务。
这个后来被称为“抗战时期中国文化四大中心之一”的李庄镇，位于叙府（今宜宾市）下游19公里处的长江南岸，下距南溪县城24公里，是一个有千年历史的古镇，号称扬子江头第一镇（按：宜宾之上不再称扬子江）。镇内外除了具有川南风格的民居，另有自明代以来陆续兴建的9座宫殿18座庙宇，外加两座教堂。其建筑规模称雄川南，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曾是川南一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正是由于镇区内外有了九宫十八庙和郊外一批庞大规模的建筑群落可以租用，才使同济大学和中研院的两个研究所，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共一万余人，迁往此地成为可能。不过，当时镇内镇外的庙宇宫殿，几乎全被同济大学所占，史语所只好跑到距李庄镇4公里外的板栗坳（栗峰山庄）张家大院安营扎寨。
板栗坳史语所旧址（俞国林摄）
山坳里的身影（2）
尽管板栗坳离镇中心远了点，且位于一座大山的山顶，要从镇内到达其地，需越过大片的稻田和树林，然后上山爬五百多级台阶，但这个在晚清时候曾经暗藏刀兵的反清大本营，像水泊梁山的水寨一样庞大壮观。除当地人生活用房，尚有不少房舍可供租用，能安排研究人员和家眷居住，并放置大批古物与图书等珍贵物资，倒也不失为一处理想的避难之所。
傅斯年到达后，开始找人修整房舍并着手分配。因板栗坳交通相对困难，特别是要爬五百多级台阶才到达山峰顶部的山庄，来往异常辛苦，考古组的李济与梁思永两个重量级人物都不想上山，自己在李庄镇内找房租住。另一位重量级人物董作宾则不怕山高路险，乐意上山与众人聚居。其余的人有的乐意上山，有的仍想住在镇内，但以霸气著称的傅斯年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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