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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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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黯淡的流亡之路。
病逝港岛（1）
病逝港岛
卢沟桥事变前两年，作为中国学界领袖的蔡元培，身体状况已现衰老的颓势，病魔开始与他纠缠不休。在此情形下，他仍以身垂范，为国家民族的救亡与复兴奔走呼号。据蔡的学生、曾先后出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回忆，有一次蔡元培到南京，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设宴招待。席前，蔡元培极为真诚恳切地苦劝汪精卫改变亲日立场和行为，严正态度，以推进抗战与民族复兴的国策。当时在座的罗家伦等人看见，蔡元培说到激动伤心处，眼泪一滴滴落在汤盘里，又和汤一道咽下去，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蔡元培正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理、化、工等三个研究所仍留在上海租界内开展工作。未久，“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战拉开了高潮大幕。硝烟炮火中，蔡元培强撑病体，亲自组织、指挥上海三个研究所向内地撤退。
11月1日，国民党军队在淞沪战场上败象已现，各路大军奉命撤退或正在转移途中，蒋介石紧急召集会议，说根据外交部的情报和意见，九国公约联盟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中国的命运关系甚大，只要中国军队在上海继续顶下去，九国公约国家就有可能出面联手制裁日本，断其战略资源的通道。为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性契机，蒋介石决定收回撤退成命，各部重返前线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利的同情和支援”。
为配合政府这一战略决策，11月2日，蔡元培带头与上海交通、同济、暨南等大学校长黎照寰、翁之龙、何炳松，以及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的竺可桢等著名教育界、科学界人士，联名致电比利时九国公约会议，强烈呼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日本对华侵略，严惩日本违反国际公法、肆意摧毁中华民族文教机关之暴行。但历史让人们看到的是，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蔡元培，都只是一厢情愿，结果是公理未能战胜强权，希望全部落空。奉命中途返回上海再战的中国军队，于混乱中遭到日军精锐重创，两个星期的时日未到，中国军队开始大规模溃败。12日，上海沦陷。
就在上海沦陷之际，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已由总干事朱家骅和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字孟真）共同组织撤往重庆；蔡元培满怀悲愤与忧伤，乘一艘外国油轮独自一人从上海赶往香港，准备转赴重庆与傅斯年等人汇合。由于一路颠簸漂荡，年高体衰的蔡元培抵达香港后身体不支，被迫滞留在港岛疗养休整，暂居于跑马地崇正会馆。
翌年2月，蔡元培一家老小逃出沦陷的上海乘船抵港，全家迁往尖沙咀柯士甸道，蔡元培化名“周子余”隐居下来，平时谢绝一切应酬，但仍遥领中央研究院事务，并通过各种渠道密切关注着中研院的命运，同时为未来的生存与发展计谋筹划。据蒋梦麟回忆说：“蔡先生晚年表现了中国文人的一切优点，同时虚怀若谷，乐于接受西洋观念。他那从眼镜上面望出来的两只眼睛，机警而沉着；他的语调虽然平板，但是从容、清晰、流利而恳挚。他从来不疾言厉色对人，但是在气愤时，他的话也会变得非常快捷、严厉、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样的简单明了，也像绒布下面冒出来的匕首那样的尖锐。”正是具有这样一个人格，隐居香港的蔡元培精心策划组织，于1938年2月底在香港主持召开了中央研究院自上海、南京沦陷以来首次院务会议。浙江省主席兼中研院总干事朱家骅，以及所属的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桢、傅斯年、陶孟和等10位所长如期赴约，共商御侮图存大计。面对众人显现的慷慨悲歌之气，蔡元部颇为欣慰，精神为之大振。此次会议确定了战时院务工作的许多重大策略与生存发展方针，对未来作了前瞻性筹划，与会同仁莫不深受鼓舞。
病逝港岛（2）
当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告急之时，极富远见的蔡元培就派人赶赴云南昆明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接洽，希望把中央研究院在上海的三个研究所搬到昆明继续工作。云南方面表示欢迎并乐意提供路费，但作为交换条件，中央研究院下属的工程所等相关机构，需帮助对方在昆明近郊安宁建立一所利用电炉制钢的现代化工厂，这一要求得到了蔡元培批准。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工程所等机构，从日本人的铁蹄下悄然撤离沦陷的上海，只是限于当时的条件，炼钢电炉没能带出。撤出人员租用外国油轮从香港、河内一路辗转来到昆明。当时的云南只能用高炉和转炉生产生铁，中研院工程所到来后，开始在昆明东寺街石桥辅租用民房进行炼钢实验，后来为了躲避日机轰炸和市区的拥挤、喧闹，于滇缅公路昆明至缅甸方向22公里的桥头村，建立了一座100亩地大小的工厂，所需设备除自制外，还通过昆明安利公司从英国、美国购进。工厂建成后，于1941年6月炼出第一炉钢，8月轧出第一批钢。之后，昆明几乎所有最新兴起的大型建筑都使用此种钢材，名震一时的胜利堂、五华山光复楼等著名建筑，都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兴建起来的。不过，当这一切到来的时候，蔡元培已经看不到了。
1938年5月20日，蔡元培应宋庆龄邀请，同港督罗富国爵士等人一道，出席由“保卫中国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于圣约翰大礼堂举行的美术展览会，并公开发表演说。……这是蔡元培在港期间唯一的一次公开演讲，其意本为向同胞和国际友人话别，离港前往昆明或重庆，奈何因身体衰弱不堪，未能成行，最终病逝港岛。
1940年早春，73岁的蔡元培步入了贫病交加的人生暮年，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而此时，偏又遭逢流亡昆明的爱女蔡威廉死于难产的致命一击。蔡威廉作为一位留法归国的杰出美术家，自和法国归来的林文铮结婚后，一直致力于杭州国立艺专的艺术教学工作，满腹才华和理想尚未来得及施展和实现，就于抗战流亡途中撒手人寰。蔡威廉一家在昆明生活得极其艰难，而她本人则死得更加悲惨，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还用手在墙上反复疾书“国难，家难……”其撕心裂肺之状，闻者无不为之动容。
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而白发人也将寻着女儿的背影飘然而去。1940年3月3日晨，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跌倒在地，继之昏厥过去。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
巨星殒落，举国震惊。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各界人士均表深切哀悼。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以“道德文章，夙孚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来烘托蔡元培高山仰止的人格光辉与民族气节。国民党在重庆举行公祭，由党总裁蒋介石亲自主持，接着举行追悼大会，以表达对死者的追念与哀思。远在延安窑洞里的中共领袖毛泽东闻讯，也向这位对自己当年进北京大学谋到图书管理员差事有知遇之恩的故校长发表了“孓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唁电，同时发动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发表悼念文章以示尊崇与纪念。一代名流许崇智、廖承志分别受国共两党委托，亲赴香港致祭，香港各界为之执绋者5000多人。蔡氏遗体于7日下午在香港湾仔摩利臣山道福禄寿殡仪馆入殓，10日举殡，港岛各学校及商号均下半旗致哀。蔡元培灵柩初移厝于东华义庄七号殡房，以待运回故乡浙江绍兴安葬。后因战事迭起，炮火连绵，未能成行，遂移葬香港华人永远坟场。从此，这位“五四元老”、“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学界泰斗”，告别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长眠于香江之岸。
蔡元培在民族危急的“大风雪”中走来，又在山河破碎的暴风骤雨中离去；在他到来和离去之后，世界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世界，中国也不再是原来的中国，他所开创的经国之大业，自由之思想，科学、民主之理念，囊括、兼容之精神，将作为一座屹立在岚烟雾海中不灭的灯塔，指示着天下儒林士子读书治学，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将真理发扬光大。
群英会陪都（1）
群英会陪都
1940年3月，蔡元培在香港去世的消息传到昆明，抗战中由南京至长沙，再由长沙迁到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各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西南联大同仁无不同声悲泣。傅斯年在昆明郊外龙头村旁边山中史语所租住的弥陀殿大殿前，专门组织召开追悼会，除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外，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及学社同仁也前往参加。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在讲述故校长、院长兼恩师蔡元培的生平、特别是上海沦陷前后一段经历时，泪如雨下，几度哽咽而不能语。
此时中国的抗战正陷入低潮，日军攻势凌厉，中国东部最丰腴的国土尽失，国际社会无一援手。国民政府几乎陷入外无救兵、内无粮草的绝境。蔡元培去世，令迁往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同仁心头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追悼会后，傅斯年与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均流露出“树倒猢狲散”的悲情。当时在座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兼秘书长郑天挺事后颇为感慨地语人：“孟真、济之皆目前国内一流的学者，尚且如此，真是国家学术机构之不幸。”
当然，作为幸存者，不会真的因蔡元培这棵大树的倒掉而四散湮灭，每一个具有血性的中华儿女都深知，在如此严峻的历史转折关头，只有一条路可供选择，这就是咬紧牙关挺过艰难的时局，积蓄力量，与中国军民一道实现战略反攻，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为使中央研究院各个系统不致因其缔造者蔡元培去世而在战火中瘫痪，院长继任人选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个时候，中央研究院还没有后来的院士制度；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在蔡元培、杨杏佛、傅斯年等人的努力下，创立了一个评议会作为全国最高学术评审机构，这一机构除负责联络国内各研究机关，决定研究学术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合作互助外，还握有推举院长候补人的权利。评议会以院长为议长，设秘书一人，负责日常事务。评议会的评议员以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所长以及重量级的研究员为当然人选，另有部分知名大学教授和教育、科学界杰出人士组成……这便是中国院士制度的雏形。
按既定章程，中央研究院院长产生实行“提名制”，即由该院评议会通过聘请的评议员以投票方式，选出三位候选人呈报国民政府，由政府最高决策者从三位被提名的候选人中圈定一人，有幸被圈定者，就是合法的中央研究院院长。
1940年3月中旬，评议会秘书、地质学家翁文灏在与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任鸿隽，前总干事朱家骅，教育部长王世杰等人沟通后，呈报国民政府批准，召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评议员赴重庆开会，选举新一届院长。
在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与著名学者傅斯年、陶孟和、李济、竺可桢、李四光、丁西林，以及西南联大的蒋梦麟、周炳琳、陈寅恪等人接到通知，纷纷向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云集而来，每个评议员都渴望自己看好的对象能够当选。鉴于复杂的政治人事关系，由谁来坐中央研究院第一把交椅，评议员们皆心中无数。即使是神通广大、霸气十足，具有国民政府参政员身份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对此次选举前景究竟如何，也是雾中看花，不甚明了。有人主张既然蔡元培是由北大校长转为大学院和中研院院长，现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就应该名正言顺地继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对郑天挺试探性地说：“看来这次梦麟先生应当出来了。”郑天挺深知此事远没有如此简单，不置可否。
果然不出所料，到达重庆后，有相当一部分评议员并未把蒋梦麟放在眼里，反而“谈到此事，都说（胡适）先生一票不可少”。身为评议员的学界重量级大腕、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主任、西南联大历史和中文两系合聘教授陈寅恪公开放言：“本人不远千里来重庆，只为了投胡适先生一票。”按照众评议员的私下议论，时正担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得了头彩，属于担任院长的最佳人选。只是，同中国所有地方的官场一样，由于各方面的明争暗斗，导致选举事项横生枝节，顿起波澜。
推选程序尚未开始，整个氛围已如浓雾弥漫的山城重庆，令初来乍到者晕头转向，拿捏不稳。大幕遮掩下的评议行动，首先是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任鸿隽等在民国政坛、儒林这道星河中最明亮、庞大的四只“海龟”暗中叫起劲儿来。且看四人的非凡经历：
群英会陪都（2）
翁文灏（1889…1971），字咏霓，浙江鄞县（今宁波）人。13岁乡试中秀才，后到上海读书，1908年赴欧洲留学，1912年获比利时鲁汶大学（Louvain）物理及地质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师。1916年在北京与地质学家丁文江等人共同创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矿产股股长，1922年任该所代所长。1926…1937年任所长，期间曾兼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地理系主任、清华大学代理校务（即校长）等职。至1940年选举中研院院长时，翁氏已创造了十几项其他学者难以企及的第一，如中国第一位地质学“海龟”博士（1912年），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学大会的代表（1922年），第一位系统、科学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1925年），第一位对中国地震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创始人，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开发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第一个发起中美合作新生代研究室并参与主持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科学考古发掘者等。1932年，翁文灏受蒋介石特邀到庐山牯岭讲学，蒋一见翁之相貌才学，钦慕不已，惊为旷世逸才、党国栋梁，先后任命翁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其后翁氏遇车祸重伤，蒋介石下令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抢救，使其得以死中重生。自此，翁氏以感恩戴德的心情追随蒋介石，为党国效劳。就在此次选举新院长之时，翁文灏已成为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知名度最高的学者之一，同时身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之要职（1948年6月，曾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后被中共列为国民党首要战犯之一）。
任鸿隽与陈衡哲王世杰（1891…1981），字雪艇，湖北崇阳人。曾留学英国和法国，先后获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巴黎大学法学博土学位。1921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国民党政府法制局局长兼海牙国际仲裁所裁判官、武汉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等职。权倾学界，声震天下儒林（后任外交部长、总统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
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原籍浙江归安（今吴兴），其祖父为了躲避太平军战乱由浙入川，任鸿隽生于四川垫江。少年时代的任鸿隽勤奋好学，颇受教书老先生赏识，每次考试总是排名第一。1904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以第三名资格成为末代秀才。随后，任鸿隽进入重庆府中学堂速成师范班就读，第二年毕业后带着120元积蓄，与两位同学顺江而下，赴上海求学。
在上海，任鸿隽进入成立不久的中国公学。这是在国际社会反华、辱华势力大行其道之时，由一批被迫回国的留日学生创办的一所学校，其中大多数是革命党人。任入校后立刻剪发易服以示革命，并与该校学生胡适、朱经农以及后来在李庄时期的同济大学校长周钧时等同学建立了深厚友谊。再后来，任氏东渡日本，加入孙中山创立的以造反闹革命为志业的同盟会，并出任四川分会书记、会长。留日期间，任鸿隽除了旁听同盟会元老章太炎的国学讲座，还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应用化学。选择这个专业，据他自己说是为了革命与造反。他看到许多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朝政府，经常以暗杀的方式进行恐怖活动……当时恐怖活动还算一种比较时髦和光荣的志业。暗杀就是暗杀，不是坐而论道，仅仅是在嘴上和纸面上玩弄“投枪”和“匕首”的把戏，这一志业需要拿出真正的胆魄、勇气和智慧，以及看得见、摸得着、能放出响声的炸弹。于是，许多留日学生与革命志士怀揣伟大的梦想，躲在某个角落，悄悄鼓捣起烈性炸药与炸弹来。由于制造者并不懂化学原理，不仅事倍功半，还经常祸及自身。在目睹了好友喻培伦、黄复生因制造炸弹而受伤的惨状后，任鸿隽做出了专攻化学的抉择，以便用专业知识制造新型炸弹，把大清王朝炸个底朝天。后来由于革命形势陷入低潮，任氏的一系列宏伟构想宣告流产。
因在日本与孙中山相识并结成反清同盟，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回国后的任鸿隽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处秘书。期间为孙中山起草了《告前方将士书》、《祭明孝陵》等著名公文。同年4月，随着南北议和结束，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任鸿隽不愿为袁氏政府服务，遂与同事杨杏佛等人要求赴欧美留学。经过一番周折，终于作为第一批“稽勋生”获得批准。这年初冬，任鸿隽与杨杏佛等11人在上海码头登上“蒙古号”轮船，驶向大洋彼岸，于1912年12月1日到达美国纽约。随后，任鸿隽与杨杏佛同入康乃尔大学文理学院学习，后转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1914年，任鸿隽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自任董事长，编印《科学》杂志。1918年，任氏获硕士学位归国，抗战前历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教育司司长、北京大学教授、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等职。
蔡元培去世时，任鸿隽正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化学所所长、中国科学社董事长，另外还有一个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的头衔。除了拥有化学所同仁的支持，此时的中国科学社具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理事会成员有赵元任、秉志、竺可桢、周仁、孙洪芬、胡步曾、李四光、吴正之、翁文灏、姜立夫等学术界名流大腕，也被视作支持任氏争夺院长一职的潜在力量。
群英会陪都（3）
此次任鸿隽参加竞选，还有一个外在的优越条件，这便是他的夫人陈衡哲，即著名的女海龟、传诵一时的文学家兼诗人“莎菲女士”。
陈衡哲出身湖南衡山名门望族，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是中国最早官费留美的女生之一。1917年，正在美国瓦萨女子学院（VassarCollege）读书的陈衡哲，应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胡适之约，以生动平实幽默的笔调，创作了描写美国大学生日常生活的白话小说《一日》，刊载于《留美学生季报》第一期。这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比鲁迅《狂人日记》的问世还早了一年。紧接着，她以莎菲女士的笔名，用白话文创作发表了《老夫妻》、《巫峡里的一个女子》、《孟哥哥》、《小雨点》等文学作品，陈衡哲随之声名鹊起，成为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位著名女作家。而这个时期的胡适，正陷于新旧文学之争的痛苦与尴尬境地，一批留学生朋友如梅光迪、任叔永、杨杏佛、朱经农等，多对胡适竭力提倡的白话文与白话诗等新文学，不予支持，甚至反对和嘲笑，只有陈衡哲以超越同侪的远见卓识，旗帜鲜明地以实际行动公开支持胡适这一先锋行动。为此，胡适对这位颇有识见与勇气的才女深为敬佩并感念不忘，胡、陈二人也埋下了相恋的种子。10年之后，胡适在给陈衡哲《小雨点》作序时，曾深情地回忆说莎菲是他倡导文学革命的“一个最早的同志”，“当别人还在讨论文学革命时，莎菲已经行动了”云云。令局外人惋惜的是，随着1917年胡适归国，并娶家乡小脚女人江冬秀为妻，远在美国号称终生奉行独身主义的陈衡哲，在左右摇摆、反复权衡之后，最终于1919年与二次赴美、万里求婚的任鸿隽定情于花前月下，并于1920年中秋正式成婚。胡适闻之，特作《我们三个朋友》一诗相赠，并赠贺联一副：“无后为大，著书最佳。”自此，胡适与陈衡哲的恋情，在微明的曙色中转进了一条浓雾迷漫的幽径，世人看到的只是两个朦胧的剪影以及身后一串串情感纠结的模糊印痕。
1920年夏，陈衡哲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有归国之意，时为北大教授并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的胡适，商得校长蔡元培同意，聘陈衡哲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讲西洋史和英文两门课程。陈衡哲不仅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也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同时又是出席国际太平洋学术会议（连续4次）的第一位中国女性学者。
在教学的同时，陈衡哲用手中一支才华横溢的笔不断为新文学呐喊助威，连续发表了100多万字的小说、新诗、散文等文学作品，一跃成为民国初年中国文坛上最亮丽的明星。像冰心、林徽因、卢隐、凌叔华等盛极一时的才女，对她而言则是后生晚辈了。或许是才气过人，名气太大，深受男女或真或假追捧的缘故，作为一介女流的陈衡哲，成名之后总喜欢别人称自己为先生，如有不称先生者，则视为对自己人格的污辱与尊严的践踏，是对自己声名的故意挑衅。据北大学生何兆武听他的老师、曾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姚从吾说，有一次在重庆召开中国历史学会，主席称陈衡哲为女士，陈拍案而起，当场拂袖而去，搞得那位主席颇为尴尬……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巾帼不让须眉的另类女杰，在中央研究院继任院长选举的关键时刻，欲赤膊上阵，为其夫助选。这一举动，自然令众人不敢轻视。
此时的陈衡哲与大多数评议员都是故旧，她本人热情甚高，充满自信。尽管任鸿隽与胡适是留美同学加挚友，陈与胡还有一段扯不断、理还乱，令时人与后来的考证家如唐德刚、夏志清等教授津津乐道的暧昧情缘，但此时的陈衡哲为了其夫的事业与头上的帽子，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所谓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一拃不如四指近，既然中研院院长的椅子只能由一个人来坐，夫妻之情自然是要胜过情人之意。于是，在这头绪纷纭的竞选之日，其情形就显得分外微妙与扑朔迷离。
朱家骅在相互较劲儿的4人中，朱家骅最为年轻，学术资历亦相对较浅，但所任官职以及在国民党内部的威望却不在前三人之下，甚至有后来者居上的健劲势头。
朱家骅，字骝先，浙江吴兴人，出生于一个商人兼地主家庭。父母早亡，依靠胞兄朱祥生抚养。祥生时在巨贾张静江创设的“两浙盐务公司”当账房，以此因缘，朱家骅16岁（1908年）赴上海，在通运公司结识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蒋介石的拜把子大哥张静江。是年9月，朱家骅考取上海同济德文医学校。18岁（1910年），因受曹砺金、沈士远、沈尹默诸位学术界名流的影响，萌生了革命造反的心思。当闻知革命党人喻培伦、黄复生、汪兆铭辈于北京谋刺摄政王的行动后，大受感动，反意更盛，乃于6月赴南京，欲谋刺继端方之后出任两江总督的张人骏，未果。第二年，闻一批革命党人在黄花岗暴动的消息，与同学徐霁生等发起组织中国青年敢死团，以示声援。10月，武昌起义，敢死团秘密筹备在沪举事，朱家骅怀着满腔热血，参加了上海商团组织的暴乱行动，并亲率青年敢死队对江南制造局进行了一番打砸抢烧。此时，张静江与国民党另一位大佬戴季陶，以及陈英士等都在上海扯旗造反，大搞恐怖活动，四处抓捕朝廷命官，采取斩首行动，整个上海滩浸染在血雨腥风之中。朱家骅的所作所为立即得到戴季陶的赏识。张静江为了配合南京政府北伐，想组织一支能打善战的“青年军”投入战斗，朱得知后自告奋勇要为张效鞍马之劳，并很快拉起队伍，聚集青年学生及年轻军官一百余众。后因南北讲和，计划搁浅，朱家骅借此机会与张、戴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为他日后在政学两界飞黄腾达埋下了伏笔。
群英会陪都（4）
同济大学毕业后，朱家骅在张静江资助下，于1914年自费赴德国留学，攻读地质专业。1917年初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18年，教育部决定每年选派各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男女教授若干名赴欧美各国留学，本年选派刘复、朱家骅、邓萃英、杨荫榆等7人，于8月14日由沪乘船赴美，此举乃中国教育界教授留学之始。同船的还有李济、叶企孙、徐志摩等初出茅庐的留学生若干名。
朱家骅抵美后不久即转赴瑞士，后再赴德国柏林大学与工科大学深造，1924年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归国，仍任北大前职。1925年因参加北京学生声援“五卅”爱国运动，又参加国民党的翠花胡同派（与右派有所区别），遭北洋政府通缉。眼望革命形势陷入低潮，性命堪忧，朱家骅先是躲进东交民巷附近的六国饭店，后来设法化装打扮，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秘密潜逃出京，回到原籍隐居起来，但暗中仍与外界保持密切联系。数月后，张静江、戴季陶等在广东参与国民党北伐，急需人手，秘密通知朱家骅前去任事。此时蒋介石正以戴季陶为主要幕僚，并视为心腹，而戴也正需要政治上的助手，见朱应邀前来，积极拉拢，并竭力为朱家骅步入仕途铺路搭桥。1926年7月，孙中山创立的广东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山大学，以示对这位民国创建人的纪念。更名后的中山大学被国民党所操控，并从10月起实行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在黄埔军校校长任上尝到甜头的蒋介石深知办学之重要，亲自任命戴季陶为校务委员会委员长，顾孟馀为副委员长。朱家骅借机入主中山大学，与徐谦、丁惟汾共同担任校务委员之职。因其他几人都在校外担任重要职务，由朱家骅代理校务，主持日常工作，自此正式踏上了风险与机遇共存的仕途之路。
自1931年起，朱家骅先后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浙江省主席等职。如今朱家骅正身居国民党权力中枢的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高位，主管党务，并借机大量安置亲信，在各大学设立党部，培植个人势力，可谓位高权重，声威赫赫。
在普通百姓或部分学者看来，翁文灏、王世杰、朱家骅等三人均是位高权重的党国大员，可谓高官厚禄，前程似锦，实在没必要再来争抢这个清水衙门的总管。但翁、王、朱等三人却另有算盘可打。一个显然的情结是，国民党部长大员的高位可以方便捞钱获利，但并不被天下儒林所重，相反地中研院院长不能大肆捞钱弄权，却可以赚取清廉高雅的名声。特别是作为学者从政的一族，骨子里或多或少残存着读书人情结，渴望天下人把自己看作是一位大贤者、大儒式的高官，而不是以土鳖、老粗或满腿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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