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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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
2月25日夜，胡适心脏病复发，入台大医院救治。一个月后自台大医院迁居福州街台大招待所疗养。6月25日病情好转回南港“中央研究院”上班。到了11月16日清晨，心脏病再度发作，复入台大医院抢救，直到第二年1月10日出院，暂住福州街台大招待所疗养。此时胡适的生命已迈入衰朽之坎，即将灯熄香灭。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选举新一届院士。胡适几位在海外的学生，或隔代门生如吴健雄、袁家骝、吴大猷、刘大中等皆从美国来到台湾，聚集一堂以示助势。胡虽身体健康不佳，但仍精神亢奋地出席了会议。下午5时，胡适又出席了中研院举办的酒会，入席者达一百余众。胡适满面含笑登台致词，曰：“今天是中央研究院迁台12年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院士会议。令人高兴的是海外4位院士也回国参加这次会议。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是在大陆上选出的，当时被提名的150人，选出了81位。现在一部分是过去了，有的在大陆，只有20多位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在此恢复时，只有19位活着在台湾。今天上午第五次院士会议，经过了三次投票，结果选出七位院士。二位在台湾，五位在海外。在台湾的是梅贻琦、陈槃，在海外的是任之恭、柏实义、程毓淮、李景均、何廉。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孤岛上，可算是离群索居，在知识的困难、物质的困难情形之下，总算做出点东西。”又说：“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起行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胡适的流亡生活（2）

胡适讲到这里，由李济与吴大猷分别讲话，李济对台湾的学术前景表示“不敢乐观”，而吴大猷则表示不必悲观，吴氏说：“我们要把基础栽培起来，绝对没有捷径。像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天才，尚需八九年的训练才能成熟。一个国家更得加倍努力的时候，要20年才能有个标准。我觉得李济先生不必悲观。”吴大猷言毕，胡适接着说：“我赞成吴大猷先生的话，李济先生太悲观了。”接着针对吴大猷所讲的“不知哪位先生首先提出'迎头赶上'这句颇有些不自量力和投机意味的话”，胡适道：“我们中央研究院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太空、迎头赶上的话……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①
胡适心脏病发作倒地后现场1962年3月2日，胡适丧礼据胡适的助手、当时在酒会现场的胡颂平说：“先生讲到这里，声调有些激动。”又讲了几句言论自由之类的话，“正在大声疾呼的时候，突然把话煞住，也许感到（身体）不适了。急忙接着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立在不远处的胡颂平看了下表，此时正是六点半，客人开始陆续散去，胡适仍站在原处含着笑容和一些人握手告别。当他正要转身和一位客人说话时，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便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磨石子的地上。站在他附近的凌鸿勋、钱思亮等连忙伸手来扶，但为时已晚，一代博学硕儒溘然长逝。②
当年傅斯年倒于台湾“议会”大厅，胡适又死于同一孤岛的演讲大厅，两位亦师亦友的文化巨人，竟都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倒下，令人不得不想到这是前世结下的因缘与一种心灵的呼应。傅斯年在活着的时候曾不止一次说过：“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现在，于九泉之下寂寞日久的傅斯年总算又有“开骂”的对象了吧。
胡适带着“朋友”式的微笑匆忙走了。噩耗传出，台岛震动，学界同悲。蒋介石闻讯，当晚亲笔泼墨挥毫，写下了“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挽联，以示哀悼。第二天，宋美龄专程赴胡宅看望了处在悲恸中的胡适夫人江冬秀，劝其节哀，保重身体。2月27日，蒋介石派专人送来亲笔手书的挽额“智德兼隆”四个大字。3月1日，蒋介石亲自前来吊唁。6月27日，蒋介石又以“国民政府”的名义颁布褒扬令，有“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沈潜道义，浚瀹新知。学识宏通，令闻卓著。首倡国语教育，对于普及教育，发扬民智，收次甚宏”等语。
出殡之日，台湾各界有30万人为“我的朋友胡适之”执绋。国民党要人、学界名流、生前友好、同事前往送行者不计其数，整个送葬路上人山人海，车马难行，形成无涯之海洋。其规模之大，盛况之隆，前所未有，可谓备极哀荣。胡氏的小脚太太江冬秀面对如此壮观浩瀚、涌动不息的人潮，甚为感动，也甚觉荣幸，于悲恸中对她的长子胡祖望用正宗的安徽腔说道：“祖望，做人做到你爸爸这样，不容易哟！”
就在胡适临死前的四个月，这位与胡适同庚并于14岁订婚，以打麻将为唯一专业特长的小脚太太江冬秀，才携带一张笨重而破烂的旧床自美国赶到台湾陪伴身体病弱的丈夫生活。胡适临终前两天曾嘱咐秘书王志维替自己物色一所房子，并说：“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之一，就是不准在宿舍打牌。我也不应该不遵守傅先生留下的规矩。”王志维听罢，很是感动，第二天便开始想法联系。但房子没有找到，胡氏却驾鹤西去。王志维在帮助胡家清点遗物时，发现除了书籍、文稿、信件等等，胡适生前留下的全部财产只有135美元。
胡适入葬“中研院”专门为其兴建的墓园，他的学生、原北大图书馆馆长、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子水为其撰写了墓志铭，铭曰：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至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1）

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
董作宾在安阳殷墟发掘工地上（董玉京提供）
以研究殷墟出土乌龟壳和甲骨文字为职志的董作宾，于1948年底携家随史语所迁台后，除继续从事甲骨文研究和兼任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教授外，在朱家骅和傅斯年支持鼓动下，创办了学术性刊物《大陆杂志》，并担任发行人。傅斯年临死前急着写文章拿稿费，让其妻俞大买棉花做一条御寒的棉裤之事，就是为这份杂志。只是当傅氏的文章发表，董作宾眼含热泪捧着稿费到傅宅奉送时，傅斯年已撒手人寰，遂成憾事。
作为史语所所长兼台大校长的傅斯年，仅与妻子组成了一个小家庭（按：儿子仁轨仍在美国学习），生活境况尚且如此，而有10个孩子的董作宾，赴台之后，一家的生活遭际就可想而知了。
傅斯年逝世后，由董作宾接掌史语所所长一职。这个时候，董作宾万万没有想到，他会突然遭到自己的朋友……郭沫若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自己由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甲骨文专家，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无知无畏的“妄人”。
自1950年起，新中国出于政治需要，开始号令留在大陆的各色人等，不论是工农兵学商，还是与国民党有过瓜葛的旧官员与自由知识分子，都要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教育和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发展史观。这个新式理论，具体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五大社会发展阶段。在坚信这个模式的同时，还必须要坚信“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这一不可置疑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发展规律。信或不信，成为检验社会内部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在这样一种政治风云鼓荡下，新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特别是下属研究人文历史科学的考古研究所，自然要站在时代大潮的前列，为之推波助澜，并使之一浪高过一浪，直至“无限风光在险峰”。
于是，在1950年明媚的春天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层开始组织新老员工每天开会集体学习社会发展史。据当时参加的年轻研究人员石兴邦说：“大家讨论得很热烈，郭宝钧也参加讨论，写了一篇介绍殷墟人殉惨状的文章。这是说明殷代阶级压迫残酷性的好材料，在报上发表，引起学界的震惊和重视。可是他在文末写了两句很不合时宜的话：'事实至于遗存，推断敬俟卓识'。意思是说，我只是报导事实，至于它的历史含义，还请高明的人来论断吧。这篇报导郭沫若先生看到后，如获至宝，因为是说明奴隶社会最有说服力的材料，却对文末的两句结语作了严厉的批评，说他是抱着金饭碗讨饭吃。郭宝老对此批评很不满意。其后，在思想改造的会议上，不无抱怨地说了几次。从他的言谈之间，可以体会到，他对殉人的历史含义，不一定看作是奴隶社会的证迹，对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种种论述和新事物，在他思想上还没有准备，这与他过去在中研院史语所的整个学术气氛和环境以及受到的影响是相联系的。”
早在1945年，郭沫若于重庆出版他的史学大作《十批判书》时（按：即“文革”时期毛泽东警告郭“劝君少骂秦始皇，十批不是好文章”之《十批》），曾在后记中写道：“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又说：“我比较胆大，对于新史学阵营里的多数朋友每每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我坚持着殷、周是奴隶社会，重新提出了更多的证据和说明。”……这个时候的郭沫若尚能对不同意见有所容忍并设法重新提出更多的证据和说明，以完善自己的学说。
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2）

到了1950年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了。郭氏在《十批判书》改版后记中，于这年的2月17日，专门写了一篇《蜥蜴的残梦》，公开向董作宾等人发难：“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阳小屯及侯家庄曾发掘到殷代宫殿遗址及殷王陵墓，均以大量的活人埋藏于地以供地下的保卫。以墓而言，一墓的殉葬者多至三四百人。这是前史所未有的。《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殉葬者六十六人，秦穆公殉葬者一百七十七人，比起来已大有逊色。二十多年前在中东所发掘的古代巴比伦的乌尔王墓，仅仅五十九人殉葬而震动了全世界的，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样大规模的用人遗迹，自然是奴隶制的铁证。这些资料都不曾发表，遗物已全部搬往台湾，一时无由考见……应该感谢郭宝钧先生，他所提供的这项材料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殷代的社会制度，好些朋友一直到现在都还采取着很慎重的态度，不敢断定为奴隶社会。有了这项资料，我认为是毫无可怀疑的余地了。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会发展史的知识，有的人更根本不相信社会发展史的阶级划分，故他们对于这些史料不加重视，或则兢兢于古器物尺度轻重的校量，或则根据后来的历法推谱所谓'殷历'，真可以说是捧着金饭碗讨饭了。”
郭沫若文中所说的古器物校量，喻指以李济和他的弟子吴金鼎等人所做的工作，因为这一派考古学家对出土陶器曾做过浸水、脱水等多种方法的测量与试验；所谓殷历的推谱自然是指董作宾。董在李庄时，根据殷墟甲骨文透露的信息，经过苦心研究，撰成的皇皇大著《殷历谱》已广为学界所知并大受推崇。著名史家陈寅恪曾高度评价道：“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也。”其他学者如傅斯年、李济等皆大为称赞，傅斯年说道：“今彦堂之书，无类书之习，绝教条之科，尽可见之卜辞而安排之，若合符然，其工夫有若门德勒也夫之始为原子周期表，而其事尤繁矣。”继《殷历谱》在李庄石印出版，董作宾与史语所研究人员屈万里又编成《殷墟文字甲篇》。1947年，董作宾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期间写就一篇《自序》，内中曾针对郭氏于抗战胜利前后的历史观点提出了不同见解，明确反对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其中一段说道：“殷代不是创造文字的时代，我们就不能根据甲骨文字来研究殷代的社会背景。……我们不能据字形说'民'是刺瞎眼睛，'臣'是俯首听命，民与臣是奴隶，殷代的臣民也就是奴隶，因而断定殷代是奴隶社会”云云。
董的观点有无道理，此前的三年间，郭沫若一直没有做过回应。到了董作宾流亡台湾，郭氏本人以新中国高官登上政治舞台时，猛地旧事重提，毫不客气地对董作宾开起火来：“虽然承蒙董先生没有直接指出我的名姓，但这指责的是我，那倒毫无问题。但可惜董先生的关门主义关到了家。他虽然也在参加殷墟的发掘，而且在发掘着一个典型的奴隶社会，而他却找不出'奴隶的痕迹'，实在也是值得同情的。”又说：“董作宾却仅仅抓到一两个字，根据自己的敌忾来随便逻辑一下，便想把臣民是奴隶的本质否定了，把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否定了。这根本就不是学者的态度。就是这种非学者的态度，逼得他在今天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这一层，我倒是能够充分理解的。”
接下来，郭沫若以爷爷教训孙子的口吻斥责道：“谁叫你要在它身上去找'奴隶的痕迹'？不逻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老实说，做学问的人是不能够这样的，一定要虚心，要把别人的著述先作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别人，然后才能进行批判。不懂就不要假充内行。假充内行的结果，只是表示自己的无知。单纯的无知倒还可以救药，只要虚心地多读书，改正一下头脑，知识倒也会积蓄得起来的。假使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是的，那才是'很有问题'的！在今天看来，殷、周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就我所已曾接触过的资料看来，的确是铁案难移。”
最后，郭沫若以恐龙与蜥蜴作比喻，谓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以李济、董作宾为代表的旧的、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时代老早就过去了，这和爬虫时代一去不复返一样”。
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3）

郭氏的战斗檄文虽没有毛泽东后来出版的“雄文四卷”（郭沫若语）威力巨大，但同样在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引起了强烈震动。天下士林闻风而动，借机赋诗撰歌以迎合其趣味者纷至沓来。其声之远播，其势之喧腾，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学界文人中鲜有其匹。更有好事者如中科院考古所的殷涤非辈，将郭、董二氏相提并论，说道：“郭沫若院长的论述之所以正确，就因为郭院长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是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考古研究的。……而董作宾与此完全相反，他只是'准备殉葬'，所以是腐朽和荒谬的。”紧接着，“殷的殉葬者是奴隶，商、周是奴隶社会”这一“铁案”，在大中小学生教科书中连篇累牍地大规模出现，郭沫若之说遂成为牢不可破的铁板一块，大有撼山易，撼郭氏“铁案”难的威势。
就在学术界为郭氏理论欢呼雀跃之时，也有几个不识时务的硬骨头，或称长着花岗岩脑袋者，如同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总是缩在山下伸头露头，于挣扎抗争中发出几句异声。与吴金鼎同时出生于山东安丘县景芝镇，且两家只有一河之隔，抗战前就读于清华外语系，时为中科院编译局编译员的赵俪生，受家乡绿林豪杰行侠仗义等英雄业绩熏陶和影响，以“愤青”的姿态动起了肝火。赵俪生晚年出版的回忆录《篱槿堂自叙》，曾提到与郭沫若交往的一段历史，为陶孟和与吴有训打抱不平，前文已经述及。
赵俪生文章又说：
另一场冲突是为了我请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蜥蜴的残梦》，文中不点名地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钧，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是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任研究员，这样骂合适吗？我就问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原样照登”就是了。我的气越憋越厉害，当时才三十二三岁，火气盛，就接连写了三封信：辞职！当然，郭沫若也不是吃素的，叫人交给我一张便条：“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这样，我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赵文所说的吴有训原是清华理学院院长，继陶孟和之后出任中科院副院长。于立群乃郭沫若人生道路上最后一位夫人。创造社两员主将，指的是郭沫若与成仿吾。赵在《篱槿堂自叙》中，还有过一段对成仿吾的描述，篇幅较短，不妨转录大意如下：
他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翻译法德诗歌散文时的才华，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群鬼”的那股横劲了。在正定华北大学有一天，讨论到进北平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时，让教师都要到文管会报到，有人提议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这高亢的湖南话，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内心活动很多，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一个受降仪式吧？于是，我发言了。我说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我说，“这一切，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接着又提高嗓音说：“特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会场上依旧是鸦雀无声。三天后，我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
赵俪生与“征服者”成仿吾叫板儿，是在进中科院之前。而到了中科院之后，赵氏旧习不改，又不知天高地厚地与当朝一品大员叫板儿滋事，其结果像他的家乡大多数绿林英雄一样，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卷起铺盖灰头土脸地走人。这次事件在赵的内心深处，颇有些悲剧英雄的味道，因而几十年后回忆起来，总有那么一点点虽败犹荣的自豪感。而当年郭沫若的讨伐檄文通过日本辗转传到台湾后，董作宾、李济等人闻知，在震惊之余自是嗤之以鼻。对此，石璋如在其回忆录中说：“他（郭沫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断殷代是奴隶社会，也就认为殷墓的殉葬者都是奴隶。可是后来田野考古的资料多了，此说法就值得商榷，但是那是过去的事了。我作殷墟C区的墓葬群，那里的殉葬者就不是奴隶，而是军队，是有不同的。他被中共捧得很高，成为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曾说迁到台湾的史语所研究人员是'拿着金饭碗讨饭吃'等等。”石璋如显然对郭氏的理论表示不满，但他是个一辈子老实巴交的人，不便对此事说得过深过重，而其他人的评价就没有这般客气了。
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4）

以郭沫若的战斗檄文发表为标志，董作宾与郭沫若之间的交往与友谊彻底断绝，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联系。1953年，董作宾编著的《殷墟文字乙编》下辑在台湾出版，该书著录甲骨文2833片，并收录了殷墟第十三次发掘著名的YH127坑的大批完整材料，学术价值极其重要。该著传到大陆后，郭沫若如获至宝，立即指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予以翻印出版，并亲自为之撰写了后记，但对编著者董作宾避而不谈。偶尔谈到董作宾而被外界所知的一次，是郭沫若在致原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院士、时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长、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信函中，郭沫若的口气与几年前已有了巨大变化。1953年9月23日，杨树达在日记中写道：
郭沫若来书……云董某妄人，其说未可尽信。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氏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
1929年，李济（左）和董作宾（右）在安阳压道车上杨树达的记述有个不太为外界所知的插曲，即1927年郭沫若因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公开向蒋开骂而遭国民政府通缉，亡命日本。在日本蜗居的小黑屋里，郭看到朋友们寄来的材料中有董作宾《大龟四版考释》一文，并读到董氏对甲骨文中“某日卜某贞某事”的释解，神情大振，当即惊叹曰：“近时彦堂解为贞人之名，遂顿若凿破鸿蒙”等等。未几，郭写信向史语所的李济和董作宾索要资料。尽管李、董二人深知郭是当朝通缉的“钦犯”，考虑到此人在如此环境中还在坚持搞学术研究，实属不易，于是动了恻隐之心，决定施以援手。在得到傅斯年同意后，李、董二人把尚未发表的著名的大龟四版资料借给郭氏参考。董作宾还把自己刚刚完成的一世英名之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一并寄往日本。
想不到郭沫若材料到手，置李济不能对外发表的叮嘱于不顾，立即将大龟四版的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一书，并于1933年在日本用最先进的珂罗版精印出版发行，在文章的后记中以弥补的意味吹捧道：“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董氏之贡献在与李济之博士同开殷墟发掘之新纪元。”接下来继续鼓吹道：“承董氏彦堂以所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复诵读数遍，既感纫其高谊，复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如此快事，几令人直欲拍案叫绝……”
此书由日本传往中国再传到史语所，傅斯年一看，仅史语所考古组发掘的“新获卜辞”墨拓就用了22版之多，立即火起，盛怒之下，暴跳如雷，大骂不止，直呼“他凭什么？”并要诉诸法律云云。后因李济阻止而不了了之。但傅斯年仍认为这是他们没齿难忘的大“失策”，因而“三令五申，绳为家法，严禁资料早泄”。这便是当年郭董交往的缘起，二人的交情由此建立。
二十几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杨树达接看郭沫若信时，这位与毛泽东私谊甚笃且不断书信往来的杨老先生大概尚未意识到，既然董作宾已流亡台海孤岛“殉葬”，“大龟四版”已用之完毕，“鸿蒙”已被凿破，眼下已是江山易主，“拍案叫绝”的时代已成过去，历史的进程自然要换作“拍案叫骂”的时代了。深受辩证唯物论精神启蒙，并“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天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的郭鼎堂君，焉能不成为“妙人”哉？
国共两党分别控制台湾与大陆之后，台湾的知识分子在渐趋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开始写一些回忆与总结性文章，而大陆知识界在连绵的政治风暴中，也在鸿篇巨制地书写思想汇报与政治检查。二者的不同正如美籍华人史家唐德刚所言：“台湾学者是唱戏抱屁股……自捧自，而大陆学界则是对着镜子喊王八……自骂自。”1966年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在京举行，时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后，曾痛心疾首地检讨并宣布说，“几十年来，（我）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时候很模糊”，应该全部烧掉。最后，郭氏“很惭愧”地说：“事实上很多农民学毛主席著作比我们任何人学得都好，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学得好得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夸夸其谈的什么哲学家、史学家、什么家，简直不成家。”
郭氏这一番发言，通过媒体辗转传到台湾后，再度引起震动，许多学人为之摇头叹息。此时“妄人”董作宾已死，无力再作评论了，而尚活在人间的李济为此提出了公开批评，认为郭是个“才子”，“天分很高”，但是“没有自信”，之所以没有自信，是由于在做学问上缺乏“自约”的精神。
远去的甲骨学大师（1）

远去的甲骨学大师
却说在台湾的董作宾继傅斯年出任史语所所长不久，开始主持史语所在南港建造的办公大楼和宿舍工程事务。一晃几年过去，面对家中人口众多，薪水微薄，生活极为艰难的境遇，开始思虑起改变之策。正在这时，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有聘请之意，薪水高于董在台湾几个机构服务收入的总和。连续的劳累和穷愁，董作宾身体状况极为虚弱，很希望找个清闲的地方好好休息一段时日。时南港的工程已经完成并交付使用，董觉得无愧上司与同仁之托，便答应港大之聘，于1955年8月辞去史语所所长职，向台大请假，赴香港就任。董走后，由李济接任所长，屈万里任所务秘书。
董作宾尽管得到了较高的薪水和休息的空闲，但毕竟港岛的学术氛围无法与台湾比拟，且作为立志以研究甲骨文为终生职业的学者，离开了由大陆运往台湾的殷墟出土甲骨，如同鱼儿离开了大海，学术生命受到严重制约，内心的孤独与焦躁可想而知。1956年，董作宾在香港发表了《甲骨学前途之展望》一文，以忧伤的笔触写道：“展望世界，甲骨学的前途，甚是暗淡。甲骨学的沉闷，也就是中国史研究之消极停滞，茫无端绪了……”
1958年，胡适由美抵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力邀董作宾返台继续从事以前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已是心力交瘁的董作宾听从胡氏的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