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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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年10月，陈毅参观清华大学与教授们在大图书馆铜门前合影留念。前排左起：叶企孙、张奚若、陈毅、吴晗；后排左起：潘光旦、张子高、周培源
科学史的机会，吾可以考虑。后来，美国某基金会（我记不清那一个了）来信，说已给我一个研究科学史的学侣补助金（fellowshipstipend），研究地点在麻省理工大学或哈佛大学。吾收到这封信时，人民解放军已接近北京郊区。吾愿意留在清华，等候解放。我没有答复基金会来信，也没有去领款。”当叶企孙决定放弃这个机会时，梅贻琦仍想拉叶离开北平，并有了与叶一同到福建省利用海外一批基金重新建立清华大学基地的打算。但叶在硝烟炮火中经过一番摇摆、观望，最后“自信作孽无多，共产党也需要教书匠”，便决定既不出国也不南飞，坚持留下来迎接对他来说并不了解的新政权。后来由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迅速土崩瓦解，梅贻琦南飞后在福建重建清华的梦想随之破灭。
1950年3月，根据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指令，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改组，冯友兰被踢出圈外，由叶企孙出任主任委员（校长），主持全校工作，成为清华大学当之无愧的一号人物。据与叶共事几十年的一位清华老教授说：就叶的性格和思想言，属于敦厚学者型人物，性温口讷，“似不能言者”，且有牢固的自由、独立思想，原不适于寄身“仕”位。虽曾几次代理校务，但那只是他很少有人与之匹敌的声名与学术地位使然，而且多属维持和留守性质，真正长期搞行政工作，既不是他的特长，也不是他的愿望。至于政治，更是他一向唯恐避之不及的。当年在重庆任中研院总干事时，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不止一次拉他入国民党，都为其所拒，因而叶的一生一直是个无党派人士。不仅如此，他独善其身，终身不娶，视学生为儿女，度过了悲欣交集的一生。（按：据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虞昊说，叶之所以不娶，是由于暗恋着一直孀居的寡嫂之故。）
尽管叶性温口讷，但骨子里流淌的却是自由知识分子的血性，面对强权与一群随着政治风潮上下左右地扑腾的见风转舵者，他毫不客气地给予批评与嘲讽。1949年1月19日，中共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代表钱俊瑞、张宗麟，在零星的枪炮声中率部赴清华园正式接管这所大学。对于这一历史性场面，叶企孙浮想联翩，曾对他的一位知近友生说：“国民党在1927年，也有一些如张道藩那样的人，和今天的钱俊瑞这些人一样，朝气蓬勃，也像年青有为的样子，但后来变坏了……”叶所说的“变坏”，是一种隐喻，暗含了对未来政治制度及其附庸者的担忧。也就在这一年，清华一些学生被迫作自我检查，以消除家庭对自己的影响。叶企孙对此颇为不满，说道：“共产党的自我检查，很有点像基督教、天主教的忏悔，如果让清华的教授也这样做，可能有好些人会自杀。”叶的言论，不幸在几年后竟成谶语。
当江山易主、政权更替后，政治就更不是叶企孙这位“不谙新事理、新逻辑”的人所能玩得了的了，他被人稀里糊涂地扶上墙，不知道看风视水、左右逢源之术，悲剧性的命运也由此开始。随着1951年秋展开的“思想改造”运动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作为清华大学一把手的叶企孙，表现令当局“大为失望”。到了这个时候，他不但不按当局的意图改造自己的思想和大骂胡适、傅斯年等“反动文人”，却还在不知趣地倡导“高校教学与科研要自由、民主”等与时兴的“阶级斗争”、“集体主义”等政治口号相对立的思想。同时他还更加不知轻重地提倡“凡事都要独立思考”一番，并谓对学术如此，对政治问题也是如此等等。对当时爆发的朝鲜战争，叶认为这是“美国的一种战略考虑，是针对苏联极权主义阴谋”的战争，并且断言“战争永不会消除，帝国主义消灭后，共产党内部又要打了，南斯拉夫就是一例”。又说：“共产党的报纸太刻薄，如'美国娼妓'等这些用词是不应该写的。”与此同时，他针对正在积极向中共靠拢的冯友兰发表的《美国法西斯化》一文提出批评，谓“写得太过分了”云云。

重返清华（3）

叶企孙的言论和表现终于激怒了当局，上级“组织部门”开始发动清华师生对其展开“狂风暴雨式的批评”。叶一看势头不对，略有省悟，被迫在大会上作“深刻检讨”。此时，已在思想运动和“精神洗澡”中获得“新生”的清华“进步”师生们，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纷纷指责叶是“以资产阶级观点办清华，是继承梅贻琦的传统和遗毒”，没有几个回合，叶企孙像一只过街老鼠，在一片喊打声中被赶下台来。
此刻，由于学习苏联的教育模式，教育部决定对全国高校进行大规模调整，同时由教育部聘请的苏联专家陆续到校当起了“太上校长”。1952年6月27日，“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当局决定刘仙洲任主任委员，钱伟长、陈士骅任副主任委员。原出身机械科的清华工学院教授刘仙洲荣登大位后，立即勒令叶企孙“应向教育部自请处分”。已经倒台的叶企孙在三番五次检讨之后，最后由“组织”出面作了结论性的调子：“他现在已在清华失去了威信。故拟不再采取群众大会方式对之进行批评，打算找一些人帮助他一下，如没有什么变化，就拖着尾巴过关，以后再耐心地在长期中给以教育……”这个结论，实际上是一个暗含杀机的隐语，即以后再慢慢收拾他。自此，叶企孙踏上了一条危机四伏、命悬一线的夜行之旅。
1952年10月，院校调整基本完成。根据教育部指令，天津南开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隶属教育部直属院校。由美帝国主义归还庚款起家的清华大学，自然属于重点调整与“清算”的对象。为减少美帝国主义在清华留下的印痕与毒素，其属下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等三个学院全部从清华革掉，并入北大，清华得到的只是北大一个小小的工学院。在这场调整中，清华被从整体上肢解和“清算”，元气大伤，只作为一个工科大学孤独地存活下来。而作为“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大，则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不仅兼并了清华的三个学院，还兼并了中法大学与中国大学的一部分，同时还接收了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的校产与全部教职员工和学生。北京大学陆续撤出京城中心以沙滩红楼为主要根据地的三院，尽数迁到城郊海淀镇原燕京大学校园内开课，清华、北大始成为间隔一块开阔地的近邻。20世纪80年代末，一位国际知名的华裔学者，因慕蔡元培、陈独秀、傅斯年等前辈的大名，曾专门前往坐落在海淀镇的北京大学凭吊“五四摇篮”，一时传为笑谈。④另外，据说燕京大学被停办肢解后，校园本来准备给1950年10月3日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但是人大的当权者坚持不在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如此这般，北大才有机会进驻美丽的燕大校园。北大本来准备的新址在玉渊潭附近，即今中科院周边位置。人大舍弃燕园后，在南部圈地一块，建了围墙，中间搞了一条贯穿东西的如同菜市场一样的筒子街，算是彻底地与资产阶级划清了界线，进入了造就新一代“又红又专”大学生的新时代。
按照当时教育部调整方针，清华把三个学院交出的同时，必须把馆藏的全部文、法图书一同交于北大。清华同仁见自己并无大错，只因与美国的关系较其他国立学校走得更近，在这场调整中受伤最大，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一个繁盛的清华顿时坍塌衰落，成为半截破庙，而庙里的和尚也几无藏身念经做法之地，遂把满腔怨气与激愤之言撒到教育部特别是清华主事者刘仙洲头上。一时间，清华同仁开始对刘仙洲施以颜色，刘氏顿成过街老鼠，狼狈不堪，工作大受影响。在这种情形下，12月4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命38岁的原清华毕业生蒋南翔为清华大学校长，刘仙洲被踹到一边，为副校长。年轻气盛的蒋南翔一上任，就以凌厉的作风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威势，立即下令截留了正准备向北大搬运的馆藏文、法图书。正是这批宝贵书籍没有流走，为30多年后清华顺利恢复文科埋下一条暗道。稍后，蒋南翔以深远的眼光和宏大的气魄再显神通，于清华园基础上，奋力向南、向东两个方向极度拓展，并以惊人的处世能力把东部的铁路推出新规划的校园之外。由此，清华园占地面积比原来扩大三倍以上，成为全国无一家能与之匹敌的面积最大的园林式学校。如此壮举，为40年后清华的全面复兴埋下了伏笔。
离奇的C。C。特务案（1）

离奇的C。C。特务案
随着清华三个学院并入北大，叶企孙被调入北大物理系作为一名普通教授开始登台讲授《光学》等基础课程。这个时候，已没有多少人还感觉到这位头发渐白的老人乃是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直到许多年后，人们才忽然忆起，墓木已拱的叶企孙原来是中国“两弹一星之祖”，才晓得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在23位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中，有9位是他的学生，两位是他学生的学生，另外还有两位的事业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⑤侥幸躲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叶企孙，随着“文革”爆发，终于难逃一劫。红色中国的开国上将、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吕正操遭到关押，中央军委成立专案组审查吕的问题。由于吕被关押牵涉到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小人物”熊大缜，又由于熊大缜的关系，使叶企孙受到株连。于是，叶企孙的厄运到了。
熊大缜赠给叶企孙的照片熊大缜于1913年生于上海新闸路一个书香之家，1931年由北师大附中考入清华大学，次年入物理系听叶企孙所讲课程。熊的英俊、聪明与善解人意，很快受到叶的注意。因熊与叶同操沪语，相互间又增添了几分亲密。从1933年到1936年的四年间，每年暑假，叶都带熊到外地“游历山水”，开阔眼界。1935年夏，熊从清华物理系毕业，其毕业论文是叶指导的《红外光照相术》。在叶的推荐下，熊于同年秋留校任助教，并作为叶的助手住进尚是独身的叶企孙家中，师生情谊甚笃。
1937年冬天，叶企孙在天津清华同学会住所休养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叶企孙于8月中旬随清华大学师生秘密赴天津准备转道南下。就在等船的时候，叶得了副伤寒症，不得不住进天津医院治疗。在治疗期间，他得到梅贻琦从南京拍来的密电，令他在天津留守，组织部分人员负责接待经天津转道南方的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叶服从了这一决定，并于10月初出院后移住在天津“清华同学会”办公处，一边疗养，一边主持接待事宜。熊大缜作为叶的助手随侍左右，并出面署理食宿接待、买船票、送站等繁琐事务。旧历年过后，清华教职工大部分已经南下，叶的留守已无必要，遂准备赴长沙。正在这时，又听到已迁长沙的清华、北大、南开等组成的临时大学欲再迁昆明，叶决定稍缓行动，以便不经长沙而直达昆明。就在这个滞留的空隙，一个决定叶、熊二人命运的意外且有几分诡异的事件发生了。
1938年3月的一天，熊大缜突然对叶企孙说：“我要到冀中区去，帮助那里的人们进行武装抗日，那里需要科技人员帮助。”叶听罢有些吃惊，便问：“是谁介绍你去的？”熊答道：“是一位姓黄的，事情紧急，我这几天就要动身。”叶在后来的交待材料中说：“吾是不赞成他去的，但因事关抗日，吾无法极力阻止，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几天后，他动身了。吾只送他到同学会门口，没有看到带路的人。”到了这年的端午节，熊大缜与一位北平工学院毕业生结伴来到天津找到叶企孙。师生见面，叶才得知熊到冀中后，在吕正操麾下的后勤部门工作。
吕正操原是东北军首领张学良的副官，“七七事变”时任原东北军改编的国民党五十三军一三○师六九一团团长，防区在石家庄、保定一线。1937年10月14日，吕正操率部在小樵镇宣布脱离国民党五十三军，改称“人民自卫军”，自任总司令，同时接受共产党中央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指示，向敌后撤退，独立抗日打游击。后随着战争形势发展，吕又出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晋绥军区司令员等要职，率部在冀中地区与日军展开游击战，创建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平原抗日根据地。
离奇的C。C。特务案（2）

当时的冀中军区极需武器弹药特别是无线电收发设备，中共冀中军区党委秘密派遣地下党员张珍（原辅仁大学助教）赴平津组织一批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到根据地，从事输运、制造烈性炸药和收发报机的装配工作。张珍领命后来到北平，打听到辅仁大学的同学孙鲁以及住在北平某教会学校的长老会长老黄浩（按：据资料透露，黄与中共地下党有来往，其子与张珍同学），孙与黄又找到了在天津留守的熊大缜（按：孙后来由辅仁转到清华念书，曾与熊一个宿舍）。在孙与黄的鼓动下，熊头脑一热，决定放弃南下计划，毅然决然地奔赴冀中参加抗日。熊大缜安全到达预定地点后，很快被任命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并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开展烈性炸药、地雷、雷管等研制工作，以炸毁从北平到沧州、石家庄一线的铁路，切断日敌的交通大动脉。他同时研究、安装短波通讯工具，以保证军事通讯的畅通。要完成这一工作，就需要购买材料和寻找相关的技术人才，于是熊于端午节来到天津寻求恩师叶企孙帮助。
分别数月的师生相见，自是一番亲热交谈。当熊大缜谈了自己的情况与受领的任务后，叶很为熊的处境担心，曾言：“缜弟去冀中任供给部长时，予即以为彼在区中无可靠的、素来相熟的、而且有见识的朋友，而即应此重任，恐无好果。”叶企孙此言，不失为上海人的精明与几度主持清华校务“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后来的事实不幸被言中，除了熊本人不久丢掉了性命，被他招去的师生与朋友也惨遭厄运。不过，当时国共在表面上已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全国范围内兴起了“抗战第一，其他政治见解、个人利益均放在一边”的抗日爱国风潮，叶企孙在为弟子担惊受怕的同时，也认为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国家需要这样的忠勇之士勇敢地站出来为国效力，并认为“在全国抗战时期，须得容忍不同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凡是确在做抗战工作的人，大家都应鼓励他们、支持他们”。这样，叶企孙不但未阻止熊大缜的人生选择和工作计划，反而在留津的空隙秘密帮助熊接通关系，购买制备雷管需用的化学原料和铜壳，制备电雷管需用的铂丝和控制爆炸用的电动起爆器等。同时按熊的要求，叶先后介绍了汪德熙、李广信、阎裕昌、胡大佛等清华师生、职工和平津高校的毕业生去冀中军区参加了“技术研究社”，开展各种军火、通讯设备的研制工作。
熊大缜得到了叶企孙推荐的人才与购买的材料后回到部队，在制造炸药的同时，又用土办法、土设备成功地研制出了合格的枪炮弹药。1938年9月，熊大缜等几位技术人员与官兵一起，在平汉铁路保定方顺桥附近埋设了由“技术研究社”研制的TNT药性地雷，将驶来的日军机车车头炸得粉碎。自此，这种含TNT烈性炸药的地雷在冀中平原广泛应用，日军闻之丧胆，吃尽了苦头。吕正操部控制的冀中平原，既无山区亦无森林，是打游击战的禁忌，甚至在兵法上被视为“死地”与“绝地”。而吕部在无军工物资弹药来源的情况下，竟能与强大的日军机械化部队抗争一时，其中奥妙除了巧妙的组织指挥和士兵英勇善战外，很大一部分取决于熊大缜等爱国知识分子的加入以及科学技术发挥的作用。正是科技人才的加盟，抗战八年，不但冀中军区没有被日军消灭，反而创造了二次世界大战史上的奇迹。因为这一奇迹，许多抗日文艺作品的原型来源于这支部队，而且受到国外报刊的称赞。当时有一位叫雷蒙德·保罗·陆登（RaymondPaulLudden）的美国外交官，率领美国军事观察团深入到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实际考察后，在他的报告中说：“冀中的形形色色的地雷和美国的火箭差不多，美国的技术在中国的冀察冀都有了。”为此，观察员陆登曾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应直接与共产党联系，协同作战。令人遗憾和不解的是，当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后，在所有涉及冀中抗日战争的史著和文艺作品中，很难见到对知识分子的描述。如名噪一时的《地雷战》、《地道战》、《平原作战》等号称“三战”大片的电影，均没有科技人才和爱国知识分子的踪影，有的只是一群乱哄哄的农民不知天高地厚地刻苦研制、发明当时居世界尖端科学地位的烈性炸药和巧妙神奇的地雷。从电影镜头和画面看，这些研制均一一成功并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但若就历史事实论，纯是一派胡言乱语与痴人说梦。或许正是由于后来的胜利者多出身于苦大仇深的农民家庭，骨子里对知识分子的轻视和不信任，才导致了熊大缜、叶企孙等自由知识分子的悲剧。
离奇的C。C。特务案（3）

1939年9月，晋察冀军区锄奸部怀疑熊大缜等知识分子是天津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按：据中共党史资料显示，该办事处是抗战初期，根据中共的指示，由国共两党共同商定建立的统一战线的秘密组织。）派到冀中军区的C。C。系特务、汉奸，在未经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批准的情况下，就通过冀中军区锄奸部擅自将熊大缜及180余名来自清华及全国其他高校的青年知识分子秘密逮捕。这批人“有押入边区政府者，有押送延安受训者”。被押解者全部手铐脚镣，遭到刑讯逼供，残酷折磨。吕正操虽是冀中军区司令员，但他原是张学良的副官，刚加入共产党不久，对于上级派来的锄奸部所做的一切事情无权过问，因而眼看着熊氏等青年知识分子被捕却无力施以援手。
在熊大缜等“技术社”人员被关押、审讯期间，由于没有科技人才制造武器弹药用于抗战中的消耗补给，导致冀中军区官兵在一个时期内只能手拿空枪，用秸秆塞在弹袋里假装子弹与敌人作战、周旋，紧急时候只能用拼刺刀的方式与敌肉搏，死伤惨重。当这一悲剧性的秘密被敌人知晓后，连徒手的汉奸都难以吓住，结果引来了敌伪军猖狂进攻和扫荡，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受到从未有过的重创。
就在这个历史时刻，叶企孙已离开天津抵达昆明，并在西南联大开始了特种事业的研究生涯。时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通过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得知这一不幸消息，立即给昆明的叶企孙拍发急电，谓熊“生死莫卜”。叶接电后速给朱回信，请朱设法予以营救。与此同时，叶还通过与中共人物亲近的陶孟和，请其设法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反映，帮助营救。这年7月，日军开始趁吕正操部武器弹药供给不足的空隙，展开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大规模扫荡，吕部力不能敌，最终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当时熊由冀中军区锄奸部看押，在转移途中，为防熊大缜逃跑，恶念顿生，杀机毕露。在一番密谋后，锄奸部一负责看押的头目亲自找来一块石头，将熊大缜引入一块高粱地，举起石块从背后猛击头部数下。熊当场鲜血喷溅，脑浆迸裂，倒地毙命，锄奸部人员弃尸而去。据说，那个亲手砸死熊大缜的头目，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河北省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一直活到20世纪80年代。
1940年1月23日，朱家骅在接到国民党天津市执行委员许惠东对熊大缜等人被捕事件的密报，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的名义致函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解决意见。当时朱尚不知熊已被秘密处死，函文称：“其中张方（按：燕大化学系毕业生，由熊引荐到冀中军区技术研究社。）受刑最惨，两手四肢全断；其次为熊君及李琳，殊乖听闻。查熊君纯系热诚爱国抗日青年，其一切均为惠所深知。若诬为汉奸，实为不伦。务祈严饬边区政府，迅即释放，并严予制止，嗣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等事情。”此函由国民政府行政院转报蒋介石，蒋迅速作出指示，“转电朱（德）彭（德怀）两总副司令查明、释放”。在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压力，以及延安中共高层指示下，“四肢全断”的张方等人得以释放，侥幸捡了一条性命，而熊大缜却未等到这一天即命赴黄泉，成为冤死之鬼。
日夕凉风至（1）

日夕凉风至
60年代初，叶企孙在颐和园新中国成立后，叶企孙一直为熊大缜的冤案奔走呼号，寻找为其平反昭雪的机会。殊未料冤案未昭，自己却又横遭祸端。“文革”开始不久，叶同其他教授一样，作为“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外加“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抄家、揪斗、关押，站“斗鬼台”，送“黑帮劳改队”改造。后来，随着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张学思（张学良胞弟）、吕正操等相继被逮捕、关押，熊大缜再度死尸复活，幽灵突现，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1968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吕正操专案组”将叶企孙作为国民党C。C。特务逮捕，送入大牢关押起来，进行无休止的审讯，令其交待与熊的关系和自己从事的特务活动。在押期间，专案组进行了大量的“内查外调”，除叶本人外，曾对众多人员、包括许多知名人士如翁文灏、冯友兰、赵访熊、戴世光、何成钧、周仁、周同庆、吴泽霖，以及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原清华庶务科长毕正宣等等进行调查、审问。一时间，搞得鸡飞狗跳，人人自危，凡与叶企孙熟悉的朋友、同事皆处在惊慌恐怖之中。在威逼恐吓下，有的被审问者始终坚持了高尚的人格魅力与文化良知，以事实相告，而另有部分人出于各自的目的，信口开河，甚至有些神经质地胡言乱语，使本来并不复杂的一个案件，变得扑朔迷离，难辨真伪，最后导致许多人卷入案中蒙受不白之冤。如清华大学一位中层行政干部在专案组单独调查、审问时，“揭发交待”说：“中统（特务组织）在清华，梅贻琦、吴泽霖、沈履、叶企孙、戴世光等人是领导核心。梅贻琦总其全权，在北平由国民党市党部情报组直接领导。”又说：“清华的几个院长如冯友兰、陈岱孙、汤佩松等人都是中统分子……在清华反动组织'中统'骨干分子的分工，据我所了解的是，沈履负责职工方面的工作，戴世光负责学生方面；吴泽霖负责教师方面的。沈履在一次谈话中还说到过叶在校内监视进步教师的一些活动”等等。
面对这位清华中层干部的口供，专案组一次又一次地找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审问。当调查到被“揭发”的戴世光时，戴回答说：“我没有听说过清华有什么中统组织，我想，'中统'大概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组织，而不是国民党时代的'中国统计学会'。我参加过中国统计学会，是会员，但清华没有统计分会。叶企孙没有，也不会参加中国统计学会。”
如此往复调查、审讯，叶企孙在狱中反复解说、回忆、争辩、检讨、坦白、认罪，在极度恐慌、无休止的坦白交待与花样百出的折磨中，身体状况急剧下降，即将毙于狱中。专案组认为“叶证据不足，不能定特务”，但又不知如何处置，遂将情况上报，在周恩来的批示下，于1969年底，叶企孙被放出监狱，但仍由北大红卫兵组织继续对其实行“隔离审查”。也就是说，中央军委专案组历时一年半未能搞清的案情，将由“神通广大”的红卫兵小将们来完成。叶企孙出了监狱又步入地狱，从此落入红卫兵的棍棒皮带之下，经受更严酷的凌辱与折磨。经过一阵审查讯问和乱拳加乱棍的摔打锤炼，叶企孙神经紊乱，“幻听症”再度复发。早在叶入狱之前，叶就在红卫兵组织无休止的揪斗批判中，神经错乱。从叶的侄子、毕业于清华的物理学家叶铭汉被迫写下的“揭发材料”中，可以看到叶企孙当时的“真实面目”。
“材料”交待说：今年（1967）11月，反革命分子叶企孙被揪出，北大贴出打倒叶企孙的大字报，我去看了一下，才知道所谓的“抗日游击”，实际上是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新北大公社的大字报说，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早就掌握了叶的材料，并曾上报中央文革，因案情严重，牵涉到很多人，所以没有公布。叶曾对我说过，“他的问题是历史反革命性质，要等到下次人大后才能定案”。叶又说，照案情应该坐牢，也许可以宽大处理，在监外执行，可以住在家中。今年2月初，有一次叶忽然说，井冈山开办学习班，要他和崔雄昆去，他未去。因此井冈山电台天天点名批判他。以后叶每次来我家都说一件事，并说他到王府井去，也可以听到井冈山的广播。还说“有一种小声的特殊广播，是专门为他的。有时井冈山和新北大两个电台为他的问题而辨论”。⑥对这一说法，叶铭汉开始感到不合情理，后来才意识到是叔叔的神经出了问题。3月中旬，叶铭汉专门找到物理学家、北大副校长、“文革”中出任“井冈山兵团”第一任核心组组长（亦称井冈山“寨主”）的周培源，说明来意和叶企孙的反常举动，问“井冈山兵团”有没有这种广播。周与叶企孙是几十年的老友，说没有听到这类广播，又问了对方一些叶被井冈山总部揪出批斗的情况。叶铭汉得知此情后，对周培源说：“看来叶是神经失常了，能否请你做些思想工作，跟他说井冈山电台根本没有这种广播，是他自己的神经错乱了，是幻觉。”周回答说：“你跟他说说就行了”。周也就没有和叶企孙谋面。
日夕凉风至（2）

当叶铭汉把周培源的话向叔叔转告后，叶企孙并不相信。到了3月中旬，叶又对侄子说：“他一举一动井冈山都有反映（应），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等等。叶说，井冈山一定有一套类似雷达的侦察系统，可以看见他的一切行动。”侄子望着叔叔严肃、认真、惊恐和神秘兮兮的样子，甚觉悲哀，说道：“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叶企孙根本不相信侄子的话，说你到我家来听就知道了，说不定现在就有这种“雷达”。为了打破叶的幻觉，解除心中的恐惧，侄子不久到了叔叔单人居住的“家”中，叶企孙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