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第1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月（我）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物理系副教授。1933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开评议会时同朱家骅见面。他是地质组，我是评议员，议长是蔡元培，物理组组长是丁燮林（现叫丁西林）或李书华。1941年开始同朱家骅往来多了。1941年春夏时期，我在昆明受（收）到朱家骅的来信，叫我到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工作担任总干事。当时朱家骅是该院院长，又是国民党党内的反动特务，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我应允朱家骅的邀请到了重庆作了中研院的总干事。我管计划、预算、审查著作、聘请人筹备开会等……”
由于叶交待的人员名单中涉及到了翁文灏，专案组人员立即找到时在北京居住的翁，让其写“揭发”材料。在由他人代笔、翁文灏本人阅后签字的材料中，翁文灏说：“叶在清华大学，作物理学系主任。我也在那里教过书。解放以前，听人家说，那时是伪中央研究院，朱家骅想请叶当总干事。权力第一是院长，第二位就是总干事。叶去过一下，时间很短，没有做下去，很快就离开了。……朱家骅作过交通部长，北洋军阀时期朱是北大教授，后来做过很多国民党的工作。朱与叶一定认识，否则，朱请不动叶到中央研究院当总干事。”
听翁文灏的口气，似乎国民党在重庆期间，他没有同朱家骅争夺过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位子，也不是大权在握的中研院评议会的秘书，更不知朱与叶此前是否相识，只是“听人家说”，那时有个伪中央研究院的机构云云。翁氏真不愧是宦海名宿，从官场名臣李鸿章那里学来的“捣浆糊”的回旋术，可谓至绝至妙矣！
事实上，叶企孙离开清华专任中研院总干事一职，翁文灏在中间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当蔡元培去世，朱家骅经过激烈角逐如愿以偿登上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的宝座后，新内阁总干事的最佳人选非傅斯年莫属。遗憾的是，傅氏的身体状况实在太差，勉强答应就任后，因体力渐渐不支，朱家骅不得不重新考虑找人顶替。经过与翁文灏、傅斯年反复商量权衡，最后决定请叶企孙出山。
从叶企孙的人生经历和后来他的“高足”与同事们“揭露”的材料看，朱与叶在成为中央研究院同事之前，仅是一般的熟悉而已，并不像后来冯友兰“揭发”材料中所说“关系相当密切”。朱家骅之所以瞄上了叶企孙，除了叶自己所说受到“正统思想”和“欧美资产阶级思想”的双重教育，一个重要原因是叶的学术地位和组织、处世能力非一般人可比。当时中央研究院各所的主要支柱，基本都是清华出身或与清华相关的欧美系统，而叶企孙在这个系统的地位之高、之重是有目共睹的。正如1968年叶企孙被捕后，冯友兰亲笔向中央军委专案组提供的“揭发”材料所言：“叶企孙，按解放前北京教育界的派系说，是清华派的第二号人物（第一号人物是梅贻琦），在清华几次代理校务，当过理学院院长，负责清华的几个研究所的工作，在清华有很大的影响。”冯友兰此话大致不差，正是缘于这种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影响力，叶企孙才能做到“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加之叶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以此面目出现，对于各政治派别和学术利益集团的平衡，更有一种无形的亲和力与说服力……这便是朱家骅请其出山的根本动机。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3）
据可靠的资料显示，朱家骅最初实施这个计划是在1940年夏，身为西南联大常委并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因公赴渝与朱家骅相见。朱向梅表示，傅斯年因病几次住院，身体越来越差，欲辞职赴李庄史语所静养，自己有意聘叶企孙接替傅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此前朱家骅与翁文颢、傅斯年已与叶单独做过沟通谈及此事，叶表示“亦未尝不可尽其绵力，逐渐使该院之研究事业更上轨道”云云。但又说要看梅的态度再商定。梅听罢朱家骅的要求，颇感为难，表示清华方面的事务很难离开叶。当时西南联大的情况如冯友兰在回忆中所言：“除了联大的总部外，三校各有其自己的办事处，自己设立一些机构，与联大无干。清华的办事处最大，自己设立的机构也比较多，主要的是那些原来办的研究所，有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和国情普查等研究所，这些所都不招学生，与联大毫无关系。清华还有研究院，招收研究生，他们虽然也往联大听课，可是不算联大的学生。北大办有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也与联大无关。”又说：“当时的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成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的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各有自己经营的事业。'官中'、'私房'，并行不悖，互不干涉，各不相妨，真是像《中庸》所说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所谓“特种研究事业”，是指清华大学在战前办的农业、航空工业、无线电三个研究所，以及到昆明之后增办的金属学及国情普查等两个研究所。为便于统筹管理，清华校方把五个所组成一个“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叶企孙为主任，主持全面工作。为了不驳朱家骅的面子，梅贻琦最后答应如果中研院非要叶出山赴重庆就任，最好不脱离清华而两边兼顾。这一条件令朱家骅未置可否，表示与同仁商量后再作决定。
到了这年的9月29日，朱家骅致信梅贻琦，说已同翁文灏与傅斯年二人商量，不同意叶企孙两边兼顾，只能放弃清华而专任中研院总干事职。其理由是按中研院章程规定，凡院内专任人员不能兼职。为使问题更加清楚明了，在朱家骅的授意下，1940年10月15日，翁文灏以中研院评议会秘书的名义致信梅贻琦：“叶企孙兄至渝后接理中央研究院各事，朱骝先及傅孟真诸君均热诚匡助，可以顺利进行。惟有一事窃愿以友谊奉商者：兄前次至渝时，曾经谈及企孙兄于短时间内暂兼清华教务名义，但可以随时商停。此事固仅为一名义问题，但事实上亦有若干影响。中研院总干事一职向为专任，丁在君兄初受院聘时，方任北京大学教授，当经商定，俟功课教毕，完全离开北大（教授名义亦辞卸），然后方至院内任事。企孙兄最好能免兼大学教授（但如聘为名誉教授则似尚可行）。此事弟与企孙兄面谈时亦经提及，并已奉陈，敬希察照酌采，至为企幸。”梅贻琦接信后，对这种“霸王条款”表示不能接受，遂置之不理，坐看朱、翁等人如何处理。
1941年5月16日，梅贻琦因公再赴重庆，想起几个月来朱、翁二人书信不断，为叶企孙事纠缠不休，便想借此机会就此事来个彻底了结。据梅贻琦日记载：5月21日“六点半至牛角沱资源委员会访翁咏霓，谈企孙就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问题”，2日“五点往巴中组织部访朱骝先部长谈企孙问题”，5月30日“十点一刻至中央医院门前，往返园中一刻许，寻得傅孟真所住病室，渠于前日曾割扁桃体腺一半，说话不便，未敢与之多谈”。
傅斯年重病在身，中研院总办事处急需有人接替料理，在朱、翁、傅等人的恳切要求下，梅贻琦终于同意叶企孙以请假的名义离开清华专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朱、翁、傅等人听罢，各自长出了一口气。
1941年9月11日，梅贻琦致信叶企孙：“足下之去中研院，在清华为一重大损失，在琦个人尤感怅怅，但为顾国内一重要学术机关之发展起见，不应自吝，乃不得不允君请假，暂就该院职务。”9月底，叶企孙离开昆明飞赴重庆，正式接替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傅则于同年12月初，携妻带子离开重庆，迁往李庄史语所。想不到叶企孙上任不久，就因为聘请陈寅恪之事，冷不丁地吃了傅斯年一记闷棍。
雾都遥念陈寅恪（1）
雾都遥念陈寅恪
1939年春，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为陈氏此行，对方已安排该校1939年，陈寅恪与家人在香港
汉学家休斯副教授充任其助手。……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面对这一极具荣誉的礼聘，陈寅恪曾两度辞谢，后考虑一直住在港岛的夫人唐筼患严重心脏病，不能携家抵昆团聚，自己又患眼疾甚重，欲借赴英机会一并医治，遂答应就聘。在得到西南联大常委、主持校务工作的梅贻琦同意后，陈寅恪乘车由安南转往香港作赴英的准备。抵港后，欧洲战火突起，地中海不能通航，何时能够起程，杳无可知。无奈中的陈寅恪只好由香港重返昆明西南联大，等待可行的机会。
1940年暑假，听说欧洲方面战况稍有好转，陈寅恪再返香港等候赴英之机。想不到这次又出了差错，刚到香港不久，忽得中国驻英大使郭复初发来电报，谓因时局关系，赴英之事需延期一年。心灰意冷的陈寅恪欲再次孤身一人返回西南联大。恰在此时，日军为切断广西与越南之间的国际交通线，出兵攻占南宁，昆仑关陷落，滇越交通中断，致使陈寅恪无法回昆，而夫人唐筼除心脏病外又患子宫病。陈氏走投无路，一面写信请傅斯年“如本所及联大有迁地之消息，乞速示知”，一面做携家眷迁川之打算，并通过时在香港大学任中文系主任的许地山，在港大暂时谋得一客座教授职位，以换取微薄的薪金维持生计。
当陈寅恪在势如牢笼的港岛左冲右撞，总是突不出重围之时，1941年12月8日，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了。此时已辞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刚刚携妻带子乘船抵达李庄的傅斯年为陈寅恪一家的命运忧心忡忡，拖着病体连续拍发电报，请求中英庚款负责人杭立武等人设法营救。经过杭立武、朱家骅等人一番苦心孤诣的秘密筹划，陈寅恪于被困香港近半年后的1942年5月5日，终于突出重围，携家登船逃离坟墓般的孤岛，取道广州湾（即湛江）返内地，一路艰苦跋涉，于6月抵达桂林，落脚于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1938年初，长沙临时大学与中研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等机构撤离长沙迁往昆明时，物理所、地质所、心理所等三个研究所也随之撤离。鉴于各方面原因，三个所抵达桂林后不再前行，在离桂林市40华里外的良丰镇郊外山脚下安营扎寨住了下来。多亏这个营寨的人员鼎力相助，陈寅恪一家于艰难跋涉中暂时有了一个歇脚之地。
按照陈寅恪长女陈流求的说法，“父亲原打算继续上路赴四川李庄历史语言研究所”，而史语所的同仁也翘首以待，渴盼着这位“三百年仅此一人”（傅斯年语）的史学大师到来，为抗战期间中国四大学术中心之一增添新的活力与砝码（另三处学术中心是重庆、昆明、成都）。遗憾的是，陈寅恪夫妇身体状况均不允许继续前行，使这一计划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偏离了前行的轨道，终致大师的身影与李庄擦肩而过。
1942年8月1日，陈寅恪给傅斯年信中道出了自己不能继续前行的详情：“然二月之久，舟车劳顿，旅舍喧呼，俟到山中，稍获休息。岂知久劳之后，少息之余，忽觉疲倦不堪，旧病如心跳不眠之症，渐次复发。盖神经兴奋既已平静，大病又将到而尚未到矣，此时必须再长期休息，方可渐复健康。若短期内再旅行，重受舟车劳顿之苦（旅费亦将无所出，此姑不论），必到目的地，恐将一病不起矣！前上一书言，欲与中英庚款会商量，设一讲座于广西大学，即是此旨，想蒙谅解。”信中可见，身心俱疲的陈寅恪极想在桂林这个山清水秀的古城小憩一阵，等身体稍好一些之后再做他图。此前，陈寅恪已致信中英庚款负责人杭立武，商量设讲座事，已蒙同意。所聘薪金由中英庚款与广西大学合出，为两家合聘之局，每周开课三小时。虽“月薪则不多”，但虑及“半年或数月之内，弟个人及全家皆不能旅行，又不可无收入以维持日食，授课之时既少，可整理年来在港大讲授旧稿，藉此暂为休息过渡之计，作渐次内迁之准备”。
雾都遥念陈寅恪（2）
陈寅恪对自己面临的窘境和日后的打算说得极为清楚，只是在此信尚未发出时，重庆方面的中央研究院新上任的总干事叶企孙，已命人于前一日将聘书匆匆发往桂林，请陈寅恪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而这一切，正在李庄主持工作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却蒙在鼓里。当得知叶企孙竟瞒着锅台上了炕，置自己这位史语所掌门人于不顾，擅自聘陈寅恪为“专职”后，傅斯年怒火顿起，立即以笔当炮向叶企孙讨伐起来。
陈寅恪与叶企孙在北平清华园时期就来往密切，堪称挚友。卢沟桥事变前后，叶与陈曾就战争局势与南迁之事多有商谈，可谓患难与共，直到迁往长沙、昆明仍保持深厚的交情。当陈氏携家由港抵达桂林的消息报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时，叶企孙遥望东南，以极大的热情和爱心关注着这位史学大师的命运。未等陈寅恪伏笔作书报告详情经过，叶以上海人特有的细腻与精明，开始为陈氏一家未来的生活打起了算盘。1942年6月9日，叶致书傅斯年，大意说：陈寅恪已到桂林，史语所是否有聘其为专任研究员的打算？月薪多少？又说：“薪似可从一月份支起，但从六月起实付寅恪，以首五月薪抵销旅费之一部分。以寅恪夫妇之身体论，住昆明及李庄均非所宜，最好办法，似为请彼专任所职，而允其在桂林工作，不知尊意如何？”
傅斯年接信看罢，表示不能同意，因为专职与兼职有根本区别。在复叶企孙的信中，傅说：“陈寅恪来史语所任专职，则是傅氏本人及全所同人渴望日久之事，但由于中央研究院和本所有严格的制度和服务规程，故陈寅恪不能常住在桂林而遥领本所专任研究员之薪水，必须来李庄住在史语所租赁的房中办公，才可以拿专任之薪。如果陈果能来李庄，其薪金自应为六百元又临时加薪四十元。否则，不能为之。”
傅斯年进一步解释说：“弟平日办此所事，于人情之可以通融者无不竭力，如梁思永兄此次生病，弄得医务室完全破产。寅恪兄自港返，弟主张本院应竭力努力，弟固以为应该，然于章制之有限制者，则丝毫不通融。盖凡事一有例外，即有援例者也。”此信写罢，傅斯年似觉仍有话没有解释清楚，又在信笺上端一空白处特地注明寅恪何以历来称为“专任研究员暂支兼任薪”之故云云。
叶企孙接信后，觉得傅斯年所言有理，于6月30日回信说：“关于寅恪事，尊见甚是，请兄电彼征询其意见，倘彼决定在李庄工作，清华方面谅可容许其续假也。寅恪身体太弱，李庄昆明两地中究以何处为宜，应由彼自定。”傅斯年接信，没有按叶企孙所言去做，理由是：“以前此已两函与之商榷此事，而电文又不能明也。然寅恪来信，未提及弟信，来信嘱弟托杭立武兄设法在广西大学为彼设一讲座云云”，索性把叶信扔到一边不再搭理。
可能是对陈寅恪的处境关照心切，叶企孙对此种变局却视而不见，热情不减，坚持聘陈寅恪为史语所专职研究员。按他的想法，既然在李庄的傅斯年不再理会，那就自己以总干事的名义做主直接颁发聘书寄往桂林。7月下旬，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办事员刘次箫在致傅斯年的信中附一消息说：“叶先生函商院长聘陈寅恪先生为专任研究员，月薪六百元外加薪四十元，院长已批准照办。俟叶先生将起薪月日函复核，聘书即当寄贵所转寄桂林也。”
雾都遥念陈寅恪（3）
傅斯年看罢此信，如同冷水泼头，当场把信摔在地下，大喊一声“他凭什么！”跳将起来。傅斯年此前已说得非常明确，陈寅恪如任史语所专职，就必须来李庄，但陈氏尚未表态，自己亦未强行令其来川，两边当事者皆静观其变，以待形势的发展。作为一个远在重庆的中研院“闲曹”……院长手下的总干事，每天要处理的事务如此之多、之杂、之紧急，何以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踏着鼻子上脸，旁若无人地发号施令？如此不把自己这位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学界大鳄”放在眼里，①这不是故意找事吗？尽管自己大病在身，但还没有行将就木，或者真的像孔祥熙之流期盼的那样“快不行了”（按：傅在重庆住院治病时，与之不睦的孔祥熙放风，说傅“快不行了”，傅大为恼怒），说不定哪一天会百病俱痊，返老还童，再度窜出深山老林，笑傲江湖，号令中研院各诸侯以威天下。如今，叶企孙竟公然蔑视自己这只卧虎的存在，岂不是欺人太甚？想到此处，傅斯年满怀悲愤之情，提起如椽大笔，于8月6日向叶企孙发出了一通连珠炮式的“声明”：
一、弟绝不承认领专任薪者可在所外工作。在寅恪未表示到李庄之前，遽发聘书，而6月份薪起，即由寅恪自用，无异许其在桂林住而领专任薪。此与兄复弟之信大相背谬。
二、自杏佛、在君以来，总干事未曾略过所长直接处理一所之事。所长不好，尽可免之；其意见不对，理当驳之。若商量不同意，最后自当以总干事之意见为正，但不可跳过直接处理。在寅恪未表示到李庄之前，固不应发专任聘书，即发亦不应直接寄去（以未得弟同意也），此乃违反本院十余年来一个良好Tradition之举也。
三、为弥补寅恪旅费，为寅恪之著作给奖（或日后有之，彼云即有著作寄来），院方无法报销，以专任薪为名，弟可承认。在此以外，即为住桂林领专任薪，弟不能承认。
此事幸寅恪为明白之人，否则无异使人为“作梗之人”。尊处如此办法，恐所长甚难做矣。弟近日深感力有不逮，为思永病费，已受同人责言。今如再添一个破坏组织通则第十条之例，援例者起，何以应付。此弟至感惶恐者也。
如此言词激烈的檄文作完后，傅斯年仍觉尚有千头万绪的言语没有尽情说出，继续挥动大笔，以家长对孩子、老师对学生、长辈对晚生的口气教训：
即令弟同意此事，手续上亦须先经过本所所务会议通过，本所提请总处核办。总处照章则办理。亦一长手续也。又及与此事有关院章各条文：组织通则第十条“专任研究员及专任副研究员应常川在研究所从事研究。”第二条“本院各处所及事务人员之服务均须遵守本通则之规定”。此外，间接有关者尚多，故领专任研究员薪而在所外工作，大悖院章也。
傅斯年将一连串的“炮弹”淋漓尽致地倾泄而出，愤懑之情渐渐缓解，突然觉得应该以最快的速度打消陈寅恪就聘的念头，否则将出现不必要的麻烦。他拟了“总处所发聘书，乃假定兄到李庄者”的电文，请那廉君连同信件一同发了出去。
8月14日，傅斯年的激愤心情已趋平和，经过理智思考，怕陈寅恪接到电报后产生误会，“此固以寅恪就广西大学之聘已解决，然或有得罪寅恪太太之可能”。于是又即刻修书一封，先是促其尽速迁川，“瞻念前途，广西似非我兄久居之地”，“若不早作决意，则将来更困难矣”，然后对自己不满叶企孙发聘书之事，又向陈寅恪作了解释：“此事在生人，或可以为系弟作梗。盖兄以本院薪住桂，原甚便也。但兄向为重视法规之人，企孙所提办法在本所之办不通，兄知之必详。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一有例外，即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医费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舆论之不谓弟然也。此事兄必洞达此中情况。今此事以兄就广西大学之聘而过去，然此事原委就不可不说也。”
陈寅恪接信后，于8月30日复信道：“弟尚未得尊电之前，已接到总办事处寄来专任研究员聘书，即于两小时内冒暑下山，将其寄回。当时不知何故，亦不知叶企孙兄有此提议。（此事今日得尊函始知也，企孙只有一书致弟，言到重庆晤谈而已。）弟当时之意，虽欲暂留桂，而不愿在桂遥领专任之职。院章有专任驻所之规定，弟所夙知，岂有故违之理？今日我辈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此点正与兄同意也……以大局趋势、个人兴趣言之，迟早必须入蜀，惟恐在半年以后也。总之，平生学道，垂死无闻，而周妻何肉，世累尤重，致负并世亲朋之厚意，唏已。”
陈氏不愧是傅斯年的莫逆之交，他已从傅信中解读出“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的个中况味，为了不致引起诸位“大贤”的误会，陈寅恪特以这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方式，不动声色地为傅斯年解困。陈氏出身家业兴旺的名门望族，没有破落大户傅斯年那种自喻为“吾少也贱”的人生背景。有人云：“陈寅恪只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式大师尔！”但通过他此次洁身自律，对世事的洞达明晰，以及为傅斯年巧妙解脱同仁可能产生误会所献的移花接木之术，可见此言大谬矣！
重返清华（1）
重返清华
陈寅恪这边已得到安抚，重庆方面的叶企孙迫于压力，亦来信向傅斯年作了道歉式解释，其理由大致是：梅贻琦在得知陈寅恪抵达桂林后，欲出川资招回这位史学大师继续服务于联大，以保存清华实力。叶企孙得知这一消息，既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自然要为中研院的兴亡出谋划策，为抢在清华之前抓住陈寅恪，才与朱家骅紧急协商，在得到朱的同意后，顾不得繁杂的典章制度，于匆忙中直接从重庆向陈寅恪发出了聘书。想不到此举引起了傅斯年一番暴怒。
叶的动机已经明了，傅斯年的“暴怒”之火却未完全消解，他对叶的所作所为表示“盛意可感”之后，没有就此打住，而是在复信中不厌其烦地大谈清华、北大与中研院发聘书的不同，谓“此次清华发聘，系继续旧办法；本院发聘，是更改旧办法”。言外之意是中研院的办法要比清华先进和高明得多，你作为中研院的总干事何以不明二者之高下？又谓“若当时兄嘱毅侯兄去信时，末了写上一笔'盼大驾早来李庄，为荷'，弟亦不至着急矣”。言语中似乎仍是不依不饶。最后，傅斯年表示“为国家保存此一读书种子”，还是要聘请陈寅恪就任史语所职，并以长者对待孙子的架势，指令叶企孙再给陈寅恪发一聘书，并在信中亲自列出了聘书的文字格式：
专任研究员暂适用兼任研究员之待遇
月薪一百元外暂加薪四十元
注：此为十年相沿之公式（最初“为适用特约待遇”）。有换文，两方轮转，后来不转了。如改此式，恐须先在本所所务会议中一谈，弟觉此式似可不必改也。
叶企孙接到傅斯年的指令，甚感不快，回想自己在清华的地位与势力，曾几度出任代理校长，掌管清华一切事务，就连德高望重的梅贻琦也让着七分。而今自己身为中央研究院一人之下的总干事，居然连发个兼职人员聘书这种小事也要由一个小小的所长亲自授命，真是莫大的耻辱。想到此处，叶企孙愤怒地当着总办事处工作人员的面大声说道：“傅斯年此人太过于high…handed（霸道）了！”②遂把傅信弃之一边不再理会。尽管傅斯年“气魄大，要钱、花钱，都有本领”，在别人看来“历来的总干事，都敬重他而又多怕他”（董作宾语），但叶企孙却不吃这一套，敬傅而不惧傅，心中有自己的主张。见傅斯年来势凶猛，大有不依不饶之势，于心灰意冷中理智地采取了敌进我退、惹不起躲得起的战略战术，萌生了挂起乌纱帽一走了之的打算。尽管在傅斯年的遥控、施压下，叶企孙最终还是给陈寅恪寄发了“兼任”的聘书，但从此不再过问此事，至于陈寅恪是走是留，是死是活，一切都与他无关了。
1943年1月16日，借梅贻琦赴重庆办理公务之机，与叶企孙进行了密谈，二人商定叶可于夏秋离渝返昆，重操旧业。当天的梅氏日记有“午饭后与企孙久谈”，“特种研究所将来并入各系。企孙明秋可返校”之语（按：“明秋”是指阴历）。8月，叶企孙不顾朱家骅再三挽留，坚决辞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返昆任教。辞职的公开理由是，“觉得长期脱离教书，不合适”，“当初离开昆明时，是向联大请的假，按当时规定不能超过两年”云云。但据叶的家人（侄女）说，其叔父在中研院的同事曾向她透露，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则是“跟傅斯年合不来”。叶在中研院的助手、后为清华物理系教授的何成钧证实了这一说法，并谓：“叶企孙有东南大学（后并为中央大学）、清华大学与美国学术机构的学术与人脉背景，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十几个研究所，人员大多都是这个系统的。叶人缘好，处事公道，很得这些所长与研究人员的欢心。而傅斯年是北大与欧洲系统的人物，这个系统在中研院的人数并不多，傅之所以能在此立脚，还有些作为，就是靠他性格中具有的山东响马与水泊梁山好汉们那股敢打硬冲的狠劲。但他那一套不是很受人欢迎，叶先生就曾亲自跟我讲过傅斯年太过于high…handed（霸道），不能跟他共事等话。据说傅斯年到了台湾也还是很high…handed，这是他本人性格决定的，是没办法改变的事。”③
重返清华（2）
叶企孙于1943年秋辞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之职，回到西南联大，继续担任清华大学“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主席。中研院总干事一职，由留法博士、生物物理学家李书华继任。1945年，李辞职，朱家骅聘请物理学家萨本栋出任总干事兼物理研究所所长。
1945年8月，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调任重庆中央大学校长，叶企孙继任其职。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因频繁往来于重庆、南京、北平之间办理学校复员事宜，叶企孙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代理清华大学校长、联大常委并主持联大校务。在此期间，西南联大分到了两个公费留学生名额，叶企孙力荐年少聪敏的物理学天才李政道。许多年后，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颇为感激地说道：“叶师破格地推荐当时只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我去美国作博士生……所以没有叶师和吴大猷教授，就没有我后来的科学成就。叶师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是影响我一生科学成就的恩师。”
1946年秋，清华大学复员回到北平，重新在美丽的清华园复课。叶企孙担任校务委员兼理学院院长，再度成为梅贻琦之下清华园响当当的二号实力派人物。1948年底，在解放军围城之际，梅贻琦仓皇南飞，清华大学很快被解放军接管，校务暂由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署理。梅贻琦在南飞之前，曾与叶有过相商，据叶企孙在“交待材料”中披露：“清华复员以后，吾曾一度向梅贻琦说：倘有短期出国研究物理学或1949年10月，陈毅参观清华大学与教授们在大图书馆铜门前合影留念。前排左起：叶企孙、张奚若、陈毅、吴晗；�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