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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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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沈氏高雅的仪态与美丽的容貌，作为女性的林徽因既羡且佩，而对林徽因钦羡、爱恋了一辈子的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初次见到沈性仁时，即惊为天人，并大为倾心动情。自与沈性仁相识后，并不常作诗的金岳霖，一反常态地作起爱情诗来，他在题赠沈性仁的一首藏头诗中写道：
性如竹影疏中日，
仁是兰香静处风。
作为哲学家的老金以婆娑的竹影与兰花之香来比喻“性仁”之风采丽姿，其倾慕艳羡之情溢于言表。
被誉为“民主先生和自由男神”（唐德刚语）的胡适，曾主张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的人，就需要有几个女友，因为男女之间在观察处理事务、性情陶冶方面常有互相弥补的益处。胡适在1918年4月5日由北平写给家乡母亲的信中，曾提及当日应邀在丁（文江）先生夫妇家吃饭，同席有陶孟和及其未婚妻沈性仁，还有另外一位沈女士，大家在一起聚谈之事。信中特别提到：“我在外国惯了，回国后没有女朋友可谈，觉得好像社会上缺了一种重要的分子。在北京几个月，只认得章行严先生的夫人吴弱男女士。吴夫人是安徽大诗人吴君遂（北山楼主人）先生的女儿，曾在英国住了六年，很有学问。故我常去和她谈谈。近来才认得上面所说的几个女朋友。”无论是此前还是之后，胡适都需要有女朋友助谈，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朋友，而沈性仁正是他心中所谋求渴望做异性朋友的绝佳人选。
或许生性过于腼腆，或许心中过于忧伤，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文学家朱自清，每见到漂亮或心仪的女人，都有精细的观察，且在日记中有简约记载。如：1924年9月5日，朱由温州乘船赴宁波任教，“船中见一妇人。脸甚美，着肉丝袜，肉色莹然可见。腰肢亦细，有弱柳临风之态”。1932年8月16日，朱自清蜜月中游完普陀，“到上海，赴六妹处，遇邓明芳女士，颇有标格。”1933年1月22日，入城，在杨今甫处午饭，饭后论《啼笑姻缘》及《人海微澜》。“旋陶孟和夫妇来，陶夫人余已不见数载，而少年似昔，境遇与人生关系真巨哉。”朱氏记载的陶夫人即沈性仁，“少年似昔”，当是指已近中年的沈氏美貌风采均不减当年，仍是妙龄春色，甜怡诱人，并不是徐娘半老。从这句颇为含蓄的隐语中，可窥知沈性仁当年夺人心魄的高雅气质和朱自清内心艳羡动情的波光流影。
一切都如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般悄然流逝。抗战爆发后，沈性仁随陶孟和开始了流亡生活。几年的战乱与生活困苦，使她的身体受到巨大耗损，生命在磨难中一点点走向消亡。自从社会科学研究所由昆明迁到李庄后，由于环境和气候的变化，特别是如德国人王安娜博士曾说过重庆一带的环境一样，由于川南一带含硫量很高的煤块烧出来的煤烟混在一起成了烟雾，而这些弥漫着硫磺味的浓烟整日徘徊于李庄及周边地区上空不散，与林徽因的遭遇几乎相同，沈性仁也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且日甚一日，几度卧床不起。陶孟和想方设法为其医治，但鉴于李庄缺医少药的现状，陶氏本人连同济大学专业高深的医学教授都深感无能为力，只有看着俏丽文静的夫人一天天消瘦下去。到了1942年秋，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组织一个考察团去西北各地旅行，陶孟和闻讯，找到连襟钱昌照，让沈性仁顺便搭车去兰州治病。陶孟和正在进行社科所兰州分所的筹备，认为自己或许很快就能率部“进军西北”，定居兰州，遂让夫人先行一步。另外，在陶、沈夫妇的意识中，西北空气比李庄清爽得多，对患有肺病之人大有益处，加上兰州城的医疗条件更是李庄没法比拟，因而沈性仁毅然奔赴西北而去。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去竟成永诀。1943年1月21日，沈性仁在兰州撒手归天。
多情最数金岳霖（2）
噩耗传出，沈性仁的家人悲痛欲绝，许多朋友也为之洒下了悲伤的热泪。费正清曾哀婉地慨叹：“她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个。”1月23日晚上，金岳霖在西南联大接到沈性仁去世的电报，“当时就像坐很快的电梯下很高的楼一下子昏天黑地”，等稳下来时，“又看见性仁站在面前”。沈性仁在去世八天前，还亲笔给远在昆明的老金写过一封信，“那封条理分明，字句之间充满着一种淡味，一种中国人和英国人所最欣赏的不过火的幽默”的信，让老金无法相信“八天的功夫就人天阔别”的残酷现实。于是，金岳霖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感，写下了一篇椎心泣血的悼文，以纪念这位在中国白话文运动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女性。
老金认为，沈性仁是“非常单纯之人，不过她也许在人丛中住，却不必在人丛中活而已”，“佛家的居心遇儒家的生活……单就事说，性仁能做的事非常之多；就她的性格说，她能做的事体也许就不那么多了”。她是一个入山惟恐不深，离市惟恐不远的真正高雅、淡泊、风韵无边的人间女神。文中又说：
认识性仁的人免不了要感觉到她确雅，可是她绝对不求雅，不但不会求雅，而且还似乎反对雅。……我猜想她虽然站在人群的旁边，然而对于人的苦痛她仍是非常之关心的。在大多数人十多年来生活那么艰苦的情形之下，雅对于她也许充满着一种与时代毫不相干的绅士味……性仁虽然站在人群的旁边，然而对于朋友她又推赤心于人、肝胆相照、利害相关，以朋友的问题为自己的问题。她是想象力非常之大而思想又百分的用到的人，可是想象所及的困难有时比实际上的困难还要大。她在李庄听见昆明的物价高涨的时候，她深为奚若太太发愁，恨不能帮点小忙。然而她无法可想，而在那束手无策的状态之下，她只有自己想象而已。想的愈多，困难也就愈大。这不过是一例子而已，这一类的景况非常之多。朋友们的处境困难常常反比不上性仁为她们着想而发生的心绪上的忧愁。她的生活差不多以自己为中心，有的时候我简直感觉到她的生活是为人的生活，不是为自己生活。也许她这样的心灵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作品。
金岳霖这篇《悼沈性仁》的叙事散文，堪称民国史上所有散文作品中写女人写得最细腻、最优美的文字之一，内中蕴涵了英国绅士式的从容、清纯、洒脱、飘逸，伴着中国古典的深厚绵长和淡淡的哀伤，读之感人肺腑。金岳霖不仅有一颗哲学家的头脑，还应当算是世上最为难得的一位好男儿、好情人。
据沈性元说：“回忆到金老（岳霖）对我二姐性仁的尊重理解。金老认为，性仁二姐的性格是内向型的。她文静、深思、内涵比较充实……等，金老称之为'雅'。性仁二姐待人诚挚，处世有方，这些我们父母所留给她的品格，也许由于她爱好文艺所获取的哲理而更深化了些。”又说：“二姐处在多难的旧中国，身居在知识分子经济不宽裕的家庭，家务之外，有不少朋友的社交活动，还能抽出时间勤于译著，她翻译了房龙的名著《人类的故事》，此外也译有英文中篇小说。这些也是金老所钦佩的一方面吧。”
与沈性仁相濡以沫，共同经历了世间沧桑、生死离乱的陶孟和，没有专门写下怀念爱妻的文字，其内心的苦楚与孤寂自是非文字所能表述于万一。据巫宝三回忆：“李庄虽是一个文化区，但究与西南联大所在地的昆明大有不同。同济是一理工医大学，无文法科，因此陶先生同辈友好在此不多，经常来晤谈者，仅梁思成、思永兄弟，李济、董作宾等数人而已。同时陶老的夫人当时健康欠佳，后去兰州休养，在抗战后期病故。陶先生大半时间住在李庄，生活孤寂可知。但处境虽然如此，他对扶植研究事业的热忱，一仍往昔。在夏季，他头戴大草帽，身着灰短裤，徒步往返于镇上与门官田的情景，犹历历在目。”
当李约瑟到来时，陶孟和似乎还没有从失去夫人的哀痛中完全解脱出来，刚刚57岁就已是头发花白，身躯佝偻，变得沉默寡言且有几分恍惚，望之令人心酸。陶孟和正领导手下部分研究人员，以“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为题进行调查研究。此前，陶氏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国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以及战后和会各方代表谈判情形有过详细了解。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极富政治战略眼光地向国民政府提出，“战时经济状况及其损失应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及早调查研究，以作为抗战胜利后和会谈判的依据”。在这一学术思想指导下，1939年，陶孟和就在昆明集中人力调查研究沦陷区工厂及其他经济文化机构迁移情况。来李庄后，整个研究所的工作由原来的经济、法律、社会学等领域，转到经济学，并确定了以战时经济研究为主的总方针，由调查问题，揭示问题，向协助政府解决问题这一重大政治经济事宜转化。在此期间，陶孟和与研究所同仁着手编纂抗战以来经济大事记，出版了沦陷区经济调查报告及经济概览。受翁文灏主持的国民政府经济部委托，社科所专题研究了战时物价变动情况，同时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委托，调查研究并完成了《1937…1940年中国抗战损失估计》等科学性论证报告。这项工作，一时为各方所重。对此，前来考察的李约瑟对社会科学研究所各位人员的精神风貌和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肯定，并在日记中写下了“由此可见，即使在困难时期，川西的生物学、社会学的研究也很丰富”等赞语。
张家祠言和（1）
张家祠言和
6月13日，李约瑟来到位于李庄镇张家祠内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进行访问，同时作告别演讲。在演讲之前，一个意外插曲的出现，给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就是傅斯年与陶孟和握手言欢。
后有研究者认为，陶孟和与傅斯年均北大出身，同为国民政府参政会参议员，陶还是师辈人物，人又老实平和，在许多事情上不与人争胜，傅斯年再霸道，也总得识大体，顾大局，不至于太不给陶孟和面子。但事实恰恰相反，陶、傅二人就是这样你来我往、或明或暗地较起劲来，直至水火不容。
陶、傅二人关系发展演变至此，究其原因，乃陶孟和所率领的队伍，并非是梁山晁盖、宋江一帮兄弟的嫡系，也不是二龙山入伙的鲁智深、杨志、武松等强势集团，而只是如少华山入伙的史进、朱武等人，虽踏进梁山大门，却一直未能取得各门各派武林高手与绿林豪杰的敬慕。更为致命的是，陶孟和所率领的这支满身“土包子”色彩的队伍，多少年来一直未有大的改观，欧风美雨一直沾不到自己身上，颇有风刮不进、水泼不透的顽石状味道。在藏龙卧虎的水泊梁山族群中，这支队伍也只能谨言慎行，如履薄冰，委曲求全地屈居于花和尚鲁智深、母夜叉孙二娘等列位大哥大嫂之下了。
与此相反的是，作为最早入伙水泊梁山的傅斯年，自有一种先到为主、占山为王的霸气、骄气与傲气等“三气”。据时任中央日报主笔的程沧波回忆：“我与孟真接触频繁，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时，当时南京成贤街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蔡先生常常住在里面，我常去盘桓，和杨杏佛陪着蔡先生吃饭的机会更多。蔡先生是不吃饭的，在饭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壶绍兴酒，大概是六两。蔡先生一个人独酌，我们陪他吃饭。蔡先生酒吃完，接着吃几块烤面包。孟真也常去吃饭，当时孟真见着人，总是昂起了头，有时仰天嘘几口气，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
程氏只看到对方仰天嘘气、鼻孔朝天的霸王神态，可能还没领教傅斯年狂话连篇、目空一切的冲天豪气。据傅斯年自己坦言，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傅氏与几个同学在蔡元培家中吃饭，神情亢奋中，蔡与几人均喝了不少酒。傅斯年乘着酒兴，以梁山好汉的作派站在餐桌旁突然振臂狂呼道：待“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彝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尔其以外，都要'郡县之'……”此番张牙舞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呼小叫，令蔡元培大为不快，蔡当场“声色俱厉”地喝斥道：“这除非你做大将！”傅氏听罢，转头看看蔡元培盛怒的面色，顿时酒醒三分，遂不再吭气。由此可见，在“北大之父”蔡元培身旁尚且气焰如此嚣张的傅斯年，又何以把一个普通师辈的原北大教务长、现在与自己同一级别的研究所所长陶孟和放在眼里？
当然，除外在的原因，更深层的症结还在于傅、陶二人各自所持的政治思想、人生观诸方面，或如后来中国大陆宣传部门所称的“意识形态”不同与分歧所致。
陶孟和在英国伦敦大学求学时，主要研究社会学，接受的是韦伯夫妇的影响和理论体系。韦伯与萧伯纳等人共同创立了费边社，在英国从事所谓的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傅斯年在英国留学时，与韦伯夫妇和萧伯纳曾有过接触。但傅氏对二人特别是萧伯纳本人颇为轻视，或曰深恶痛绝。出生于爱尔兰京城都柏林的萧伯纳，自在伦敦以文学创作崭露头角后，号称热心社会主义，从36岁开始，到94岁去世，58年里共写了51个剧本，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31年，萧伯纳到他深为好感的苏联访问，高尔基写信祝贺他的75岁寿辰，称颂他是“勇敢的战士”云云。1933年2月，萧伯纳受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几位大佬的邀请，尽管有不屑踏上中国领土的念头，但最终还是于17日由香港到上海做了短暂停留，并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等名流匆匆见了一面。萧在上海登岸，其意是“本来玩玩的”（鲁迅语），但还是以西方人的自傲自大，居高临下地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大放厥词，认为“中国固无文化可言，有之也在中国的乡间田野”云云。许多中国人大肆迷信和吹捧萧伯纳，将其视为哲人与人类的大救星，并藉此抬高与其有一面之缘的几位大佬的身价。但也有人当时就表示对萧氏的为人为文不屑一顾，较为激烈者，傅斯年算是一个。十几年之后的1950年，傅斯年对萧伯纳的恶感依然郁结在心，如鲠在喉，甚觉不吐不快，于是写下了《我对萧伯纳的看法》一文。文中说道：
萧伯纳“自己实在无多创造的思想，而是善于剽窃别人的思想”。他所剽窃最得力的人就是魏伯（按：韦伯）夫妇。萧伯纳的文字啰嗦，思想浅出，作品风行一时，一辈子赚了很大的钱。他对于抽版税是丝毫不苟的。章士钊求见，说：“先生在中国很出名。”他说：“在中国出名何用？中国不曾参加国际版权协定。”这虽然带有笑话，但我在英国读书时（三十年了），大学学生演他的戏，版税一道决不放松……尽管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萧伯纳将老，怕要死，写了一本《返于老彭》（BacktoMethuselah），还是一部大作（大约是1920年）。从此以后，剽窃得越发生吞活剥，见解越无中心，越说越无责任心。我想，假如不返于老彭，少活三十年，岂不更为完美？这实在不像人死后的说话，但这样场合，这样说法我却有点摹仿他的调儿。
张家祠言和（2）
在傅斯年眼里，魏伯夫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一对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的新官僚派，人道主义的色彩甚淡，效能的观念甚重，而谓人道主义者为幻想家”。傅还指责道：“魏伯夫妇晚年大大赞赏苏联，以为是一个新的文明。在东方的民族中，三个人都极其佩服日本，因为中国人'乱哄哄'，'不会办事'，（好个帝国主义的看法！）魏伯游中国后，说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萧伯纳游日本，路过上海几有不屑上岸的样子。”最后，傅斯年对萧伯纳做出的结论是：“他在政治上，是看效能比人道更重的；在思想上，是剽窃大家；在文章上，是滑稽之雄；在戏剧上，是一人演说；在艺术上，是写报纸文字。”按照傅斯年的说法，萧伯纳是一个极其糟糕、一无是处的骗子和妄人。
与傅斯年友善的抗战期间《中央日报》主笔程沧波撤退台湾许多年后，对此评论说：“《我看萧伯纳》大概是孟真最后一篇文章，这一篇短短的文章结束了孟真三十年的文字生涯。这一篇文章，是孟真'等身著作'的压台戏。孟真在那篇文章中说：他不是学戏剧，他也不是学文艺批评，但是，像萧伯纳这样一个题目，不是一个专家写得好的，这样一个复杂、迷乱、幻景的题材与人物，不是具有丰富的中西学识、超特的智慧，是没法一刀劈下去的。孟真那一篇文章，把一个萧伯纳，一刀劈下去了。萧伯纳经他这一劈，由神奇化为腐朽，把萧翁一生的魔术全揭穿了。孟真的不朽，那一篇文章就够了。”傅氏另一老友毛子水也评价道：傅氏文章中的“三千个字，将永为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文献，是要'知人论世'者所不可不读的。……孟真先生以萧伯纳'看效能比人道重'的理由而不满萧伯纳，对极了！”程氏、毛氏所言，是耶，非耶，尚需更长的时间加以鉴别。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傅文一出，打破了萧伯纳的神话，许多沉浸在萧伯纳迷梦中的中国人逐渐警醒，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变得清晰、明智，萧伯纳的神态仪容以及在中国产生的影响，也成了蜥蜴的残梦……恐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与傅斯年思想大不相同，或曰背道而驰的是，陶孟和除接受了韦伯夫妇“社会调查”的思想并照章行动外，对苏联一切人事也大加赞赏。1924年1月24日，苏俄领袖列宁去世，已从英国回到国内的陶孟和表示了深切悼念。2月26日，他与李大钊、马叙伦、郁达夫、丁西林、沈尹默等47位教授致函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要求政府与苏联恢复邦交。函中特别指出：“苏俄以平民革命推倒帝制……其显扬民治，实吾良友”云云。由于对苏联革命的赞成与崇敬，陶氏的政治思想逐渐滑向左倾，并对中共的思想与做法表示同情的理解。
傅斯年却是死硬的反共分子，对中共与苏联布尔什维克皆无好感，公开表示反对。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除了反共，傅同样反苏，“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在傅氏的眼里，共与苏是连带的，不可分割的一根绳上拴着的两个蚂蚱，对这两个蚂蚱，他心生嫉恶，欲加以铲除之而后快。按傅斯年的说法，中共紧随苏联其后，学斯大林那一套，搞得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所以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一片荒漠等等。
陶孟和早年曾对蒋介石本人和国民政府寄予了厚望，并与蒋氏本人有过接触。按金岳霖晚年的说法，“从他的家庭着想，他是可以当蒋介石的大官的，可是他没有。我有一次在南京，疑心他要做南京的官了，因为他住的地方真是讲究得很。可等待了好久，他仍然没有做南京的大官，我疑心错了”。又说：陶孟和的“思想偏左，不是旧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人。他的政治思想可能最近社会民主，但是也没有这方面的活动”。金氏所言大体不差，陶孟和不是一个刻意追求做党国大员的人，如果刻意要做，凭其与黄郛、钱昌照、沈怡的姻亲关系，应该大有希望。抗战期间，陶以无党派人员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任国民政府参政会参议员，开始涉足政界。但随着对国民党及蒋家王朝认识不断加深，由失望渐渐产生反感。后来随着主持多项农村经济与社会状况调查，以及整个社会政治向心力转移，陶改变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精英姿态，“左倾思想日益强烈”。在李庄时期，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情形，陶孟和曾引用原清华大学校长、时任农林部部长周贻春的话对手下的同事说：“国民政府已经烂到核心了（RottentoCore），就是说不可救药了。”但面对这个“不可救药”的政府，有一些所谓社会名流，仍不知好歹地趋炎附势，竭力维护这个“核心”。为此，陶孟和以嘲讽的口气举例说：这种人见到政治高层人物，屁股坐在椅子边边上，不管对方说什么，他只公鸡啄米似的不住点头，一副奴才之相，望之令人生厌。由于国民政府“核心”的腐烂，导致陶孟和在苦闷与痛苦中思想越来越左倾，最终“弃暗投明”，全面倒向中共。
张家祠言和（3）
傅斯年则不同，他痛恨国民党政府腐败，但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式的痛恨，骨子里一直是忠诚不减，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厦之倾的妄念。这一政治观念的形成，除了傅氏本人的性格之外，还有一些复杂的社会原因，相互影响交织聚成。正如台北傅斯年研究专家王汎森所言：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要想成为一个学阀或学霸，必须有学术以外的网络和绵密的政府关系，同时还要与仅有的几个基金会如中基会、中英庚款委员会，保持密切关系。而傅斯年正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无论是政府内部自由派、党国大员朱家骅，还是亦师亦友的中基会主要负责人之一胡适，都与傅保持了非同寻常的关系。在民间资源绝少的年代里，这是极为关键的关系。从傅斯年来往的书信以及在李庄时对梁家兄弟、林徽因的关照，还有后来为陈寅恪治眼疾特别向朱家骅与基金会求请款项的事件中，可见出这种关系及其效力。抗战时期，傅斯年为贫病交加的知识分子向各方请求补助，成为他生活中很大的一项要务，被誉为“照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因为这种关系和缘由，王汎森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角色使得他在政治态度上不可能与国民党政府决裂，他对政治的不满与批评，驱使他连续轰走两位行政院长，但他只是'御史'，而不是革命者。”
把自己当作“御史”的傅斯年因其在政学两界非同寻常的人脉背景，以及独特强悍的处世方式和能力，最后得到了“老大”蒋介石的尊重。蒋氏的尊重又加重了傅斯年以整个身心拥护国民政府的内在因子，对国民党和政府核心特别是蒋介石本人，越发抱有真诚的希望与幻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傅斯年参政后，一直以“御史”角色频频出现并与当朝皇亲国戚孔祥熙、宋子文辈较劲对垒的内在根由。就在傅斯年当选国民政府参政员之后的一段时间，他常在重庆的集会场合对党国大事发表“宏论”。据程沧波说，忽一日，傅论及当时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论孙科，说：“犹吾君之子也。”论于右老，乃是“老党人且是读书人。”论戴季陶，说：“阿弥陀佛。”论到孔祥熙，高声作义愤状：“他凭哪一点？”后来，傅斯年一直抓住蒋介石的宠臣（孔祥熙、宋子文）死死不放，痛得蒋氏嗷嗷直叫，但又无可奈何，最终不得不采取长痛不如短痛的方法，将两人罢职……孔、宋分别从行政院长任上被赶下台来。
既然傅斯年对蒋介石和其操控的党国政府深以为然，且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念，这就决定了他与陶孟和虽同住李庄一隅之地，却“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政治宿命。只是没有想到，由于李约瑟的到来，二人暂时摒弃前嫌，两双手又握到了一起。
傅、陶两位学术巨头是以何等的心境和缘由，在这样的时间和场合走到了一起，历史没有留下详细的记录，只是林徽因在给她的好友、美国驻重庆大使馆新闻官员费正清夫妇的信中透露了只言片语：“有人开玩笑说，梁思成成功地使平时有嫌隙的陶孟和博士与傅斯年博士在李约瑟的讲演会上当众握手言和，应当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件事因为在大庭广众下发生，更具戏剧效果。它刚好在李教授在中央博物院大礼堂作讲演之前那一刻发生的。据报导，许多人暗自为这件事鼓了掌。李济博士走上前去和梁思成握了手，并且私下说要授给思成诺贝尔和平奖。”林徽因在信中特别提及让费正清夫妇放心，并言“人类总的来说还是大有希望的”。最后又突如其来地插进一句：“这次和解的基本工作还得归功于某位人士。这位人士有拼命卷入别人是非的癖好，而且尽人皆知。”
林徽因所说的“某位人士”，随着当年在李庄的知情者一个个凋谢而难以查考。金岳霖晚年曾说过一句话：“陶孟和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后来在四川李庄同我发生了矛盾，但是，那是个人之间的小事。”话到此处没有接着说下去，具体细节不得而知。或许，这个矛盾与林氏提到的“某位人士”卷入金、陶或沈性仁之间的是非亦有关联，但真相到底如何，尚不能确定，大概这个插曲将成为一个永久悬案而无法破解了吧。
满目山河空念远（1）
满目山河空念远
因躲避日本人炸弹而流亡李庄的知识分子，蛰伏在扬子江尽头这个古老小镇苦苦等待了近五年时光，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6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学术机构陆续离开李庄回到南京，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与北大文科研究所回迁北平，同济大学回归上海。至年底，复员事宜全部结束，随着1947年元旦钟声响起，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正当众人于亢奋中满怀热情欲重整山河，为学术进步、民族尊荣大显身手时，内战爆发，国共两党展开了新一轮搏杀，中华大地再度陷入烽火连天、人头乱滚的时局。经过两年交战，共军越战越勇，跨过北方的白山黑水一路向南推进，国军兵败如山倒，南京政府岌岌可危。
1948年11月底，朱家骅奉命召开“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员谈话会”，由新任总干事萨本栋主持，分别召集在京七个研究所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加，出席人员有傅斯年、李济、陶孟和、姜立夫、陈省身、张钰哲、俞建章、罗宗洛、赵九章等。会议紧急商定了几条应对措施：立即停止各所的基建、扩建工程，原备木料全部制成木箱以备搬迁之需；各所尽快征询同人意见，作好迁台准备。眷属可自行疏散，或于十日内迁往上海，可能出国者尽量助其成；南京地区文物、图书、仪器、文卷等等先行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组封存，伺机南运台湾等等。
会议之后，各所领导人组织人员携公私物资陆续向上海撤退，“静观待变”。与此同时，根据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的指令（按：翁接替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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