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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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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另一个山头的派系，为首者乃吴文藻，马前卒乃吴的弟子费孝通。
吴文藻是属于中英庚款基金会派往云南大学的，因而吴氏挟庚款之声威，与费孝通辈联合一干人等，在昆明搞起了一个号称“民族学会”的山头，有声有色地闹将起来。众所周知，以傅斯年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本来就有一个声望颇大的民族人类学组，其人员由大字号“海龟”吴定良、凌纯声以及著名学者芮逸夫等人构成，这个组至抗战爆发时，几乎走遍中国大部分地区，特别对东北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有广泛的调查研究，并动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摄影机进行实际考察拍摄。这就是说，此组无论是人员还是装备都在全国独树一帜，没有任何一个同类团体和个人可以匹敌。……在这样的背景下，吴文藻、费孝通借抗战之机欲在云南边陲自立山头，自然被傅斯年及其同人看作是对史语所甚至整个中央研究院的挑战，二者的斗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进军西北”之梦（1）
“进军西北”之梦
傅斯年本来就对由美帝国主义捐款支撑和供养的燕京大学及其师生颇为鄙视，如今又眼看吴、费之辈高举大旗，对自己所属的阵营来了一个先发制人式的打击……公开在报上驳斥傅、顾之说，宣称“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傅斯年怒火攻心，立即意识到吴、费等人言论，将在云南发生极其不良的社会影响，弄不好会产生新的乱子，引起复杂的民族仇恨和纠纷，必须立即想法截断这股歪风浊流。傅斯年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开始向吴、费联盟反击，很快便有了顾颉刚与傅斯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题系列论文陆续发表。傅、顾二氏兵锋所指，一目了然。吴文藻见傅、顾集团挥刀弄枪地向自己砍来，颇不服气，认为顾、傅联盟构筑的理论堡垒乃牧竖之妄语，必须以“替天行道”的豪气与正气，坚决打击。吴文藻亲自坐镇指挥，遣费孝通为大将，高擎“民族学会”的大旗，呼喊着“为学问而学问”与“学问不为政治服务”等等一连串口号，率领部分精兵强将杀出山门，欲扫荡顾、傅联盟。面对来势汹汹的对方，傅斯年挥舞令旗，急速从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阵营调兵遣将迎战。因吴氏敢于较劲的底气来自有美金英镑支撑的中英庚款董事会，而该会董事长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兼任，总干事为杭立武，傅斯年便采取釜底抽薪的狠招，立即密函朱家骅、杭立武二位钱权在握的掌门人，揭露吴、费之谬说，痛陈其妄为，历数其思想观点之荒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危害，条列乱党扰国之举动，要求朱、杭二人紧急将吴文藻调往他处，以免破坏民族团结，发生不测之事端。
傅在致朱、杭二人的密函中告之曰：
先是颉刚在此为《益世报》办边疆附刊，弟曾规劝其在此少谈“边疆”、“民族”等等在此有刺激性之名词。彼乃连作两文以自明，其一，论“中国本部之不通”。其二，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其中自有缺陷，然立意甚为正大，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唯一之立场。吴使弟子费孝通驳之，谓“中国本部”一名词有其科学的根据；中华民族不能说是一个，即苗、瑶、猓猡皆是民族。一切帝国主义论殖民地的道理，他都接受了。颉刚于是又用心回答一万数千字之长文，以申其旧说。
欲知此事关系之重要，宜先看清此地的“民族问题”。此地之汉人，其祖先为纯粹汉人者本居少数，今日汉族在此地之能有多数，乃同化之故。此一力量，即汉族之最伟大处所在，故汉族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一个民族。若论种性，则吾辈亦岂能保无胡越血统。此种同化作用，在此地本在进行中，即如主席龙云，猓猡也；大官如周钟岳，民家也；巨绅如李根源，僰夷也。彼等皆以“中国人”自居，而不以其部落自居，此自是国家之福。今中原避难之“学者”，来此后大在报屁股上做文，说这些地方是猓猡，这些地方是僰夷……更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这些都是“民族”，有自决权，汉族不能漠视此等少数民族。更有高调，为学问作学问，不管政治……弟以为最可痛恨者此也。
最后，傅斯年态度坚决地警示道：
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想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吴某所办之民族学会，即是专门提倡这些把戏的。他自己虽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费某则大放厥词。若说此辈有心作祸固然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恶习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头，其结果必有恶果无疑也。
1941年11月，顾颉刚在重庆柏溪文史杂志社门前留影以傅斯年的霸气以及与朱、杭二人的密切关系，加上联合顾颉刚在昆明调集各路精兵强将的强力支援和夹击，吴、费山头不稳，很快力不能敌，败下阵来。最终的结局是，吴文藻携夫人冰心弃昆明转重庆另谋新职。吴氏一走，整个昆明“民族学会”阵营树倒猢狲散，傅斯年所说的“费某”也顾不得“大放厥词”而不得不设法撤离山寨，溜之乎也。
吴、费等人走后，顾颉刚接受抗战期间迁往成都华西坝齐鲁大学校长之聘离昆赴蓉。未久，傅斯年与陶孟和等率领各自的研究机构迁往四川李庄，此一混战算是暂时告一段落。
“进军西北”之梦（2）
1941年初，朱家骅电召正在齐鲁大学研究所任职的顾颉刚到重庆办《文史杂志》。10月，顾颉刚正式辞去齐大研究所主任之职至重庆小龙坎办公。顾去重庆后才知道，朱家骅要自己去重庆的目的，不专为编《文史杂志》，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他做边疆工作。时朱家骅在组织部里办了一个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他自兼主任，顾到后为副主任，主持委员会日常工作。这年10月12日，对“边疆”问题极为热心的朱家骅发表了《西北建设问题与科学化运动》一文，鼓动科学工作者“到西北去开辟一个科学的新天地”，使原已兴起的“西北热”再度升温。顾颉刚感念朱家骅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上任后请了许多蒙、藏、阿拉伯、暹罗、安南诸种语文的专家，先译三民主义等书籍，然后陆续译《论语》、《孟子》和有关边疆地理、历史方面的书刊文章，藉此“希望边疆各族及和我国接境的各族能了解中国文化及其前进的道路”（顾颉刚语）。许多年后，石璋如回忆说：“这时政府跟民间都弥漫一股西北热。民国三十年于右任赴敦煌考察，归后盛赞敦煌景致，另外也有与我们关系不大的艺术考察团去，而更早些时候张大千已经去敦煌了，各界因此纷纷组团去西北。”
这一情形的出现，除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与最高领袖蒋介石的政治考虑与支持鼓动密不可分。试想几年前，作为一介儒生的顾颉刚都能感受到西北在政治上之危险，掌握一国之命脉的蒋介石更不会视而不见，特别是新疆的土皇帝盛世才公开对抗“中央”，屯兵新疆，使蒋介石意识到后患无穷。当时盛世才与苏联关系过从甚密，强大的苏联或明或暗地打着新疆的主意，时刻准备将其吞并。面对这种危局，蒋介石忍而不发，直到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无力东顾之时，蒋介石趁机出动，先派朱绍良统帅重兵，陈兵于河西走廊，对盛氏集团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1942年8月，蒋介石乘机赴西宁、酒泉等地视察，以软中带硬的手腕解决了新疆问题，骄横跋扈的盛世才表示臣服中央政府。
西北视察归来，特别是降服了盛世才之后，蒋介石精神振奋，同时进一步认识到西北对于中央政府和整个国家的重要性，遂提出“西北不但是我们抗战的根据地，而且更是我们建国最重要的基础”的主张，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战略地位与抗战紧密结合在一起。蒋的演说，立即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等口号风起云涌，颇有雨后春笋之势。”
在这股浪潮声中，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自是不敢落后。为了迎合蒋介石的主张，他突发奇想，让李庄的陶孟和把社科所办到西北去。此事得到了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的赞成，二人一拍即合。朱家骅找来陶孟和协商，陶当即表示同意，并慷慨激昂地表白道：“当此之时，有可服务国家之处，当决然担任。”朱家骅立即让陶孟和拿出一个计划面呈蒋介石。陶孟和不敢怠慢，很快把计划弄将出来，大体是把社科所搬迁到兰州，专就经济及文化接触两项进行研究。老蒋看罢，认为这个计划正是深入贯彻自己这个最高领袖指示精神的体现，自然乐观其成，只是不知处于何种考虑，批示要社科所迁到兰州以西的地方去。这个批示令蒋廷黻和朱家骅大感意外，不知老蒋心中搞的什么鬼主意。凭当时的猜测，蒋介石可能处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想让陶孟和的社科所像外国传教士一样在西北乡村建立工作站，以考察民情民风为名，潜伏于社会各阶层中，密切关注和监视对中央政府形成威胁的外在危险力量，实际上相当于中统和军统的工作站，一个以搜集情报为职业的特务机构。社会科学研究所作为一个公开的学术研究机关，所做的事和追求的理想自然是学术事业，不可能变成一个挂着羊头卖狗肉的特情机构。既然蒋介石已作批示，又不能送回去重批，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为了安抚兴致正浓的陶孟和，蒋廷黻、朱家骅二人想了一个对策，由蒋廷黻出面写信给陶孟和，说道：“无以介公批了迁兰州以西而失望。若干工作仍可在兰州作，止是牌子挂于兰州以西”云云。
按照对这段历史有过研究的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的说法，当时陶孟和之所以很痛快并热心“进军西北”，他有自己的一个小算盘，这就是“名义上是迁，实际上是添”，即社科所本部仍在李庄扎根不动，凭借政府拨发的一笔经费，另外聚集一部分人马在兰州安营扎寨，形成事实上的社科所分所。如此这般，经费既足，人马强壮，活动范围广大，就自然能产出丰厚的科学研究成果，陶孟和与整个所内人员也可藉此扬眉吐气，以雪自离开北平加入中央研究院以来的种种耻辱。潘氏的这一推断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值得存疑的地方仍然不少。就当时陶孟和在李庄的处境而言，颇不得意，除了环境不能遂愿，且与傅斯年不睦，两所人员不相往来，在一些院内事务上，也经常受傅斯年的挤压。此次所谓“进军西北”，显然是陶孟和借机摆脱傅的压力，把社会学所从李庄撤出，他本人带领一帮难兄难弟进驻兰州，从此与傅斯年和史语所彻底断绝交往，以图眼不见心不烦，弄个难得的清静。按照朱家骅与蒋廷黻的设想，所谓兰州以西，不过在兰州郊外，或者在兰州与西宁交界之城镇罢了。当朱家骅与蒋延黻请示蒋介石这个“以西”到底要落实到何处时，想不到蒋大笔一挥，写上了“酒泉”二字。这个酒泉是处于兰州以西千里之外飞沙走石的不毛之地，陶孟和与手下的弟兄果真到了这块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如何自处，又会有什么作为？如此一着，令所有热心奔波者都感到冷水浇头，全身发凉。
“进军西北”之梦（3）
决裂
既然党国领袖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明白，朱家骅与蒋廷黻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耍布袋戏，以此来摆弄精明如猴的蒋介石。陶孟和大感沮丧，但一时又想不出对策。正在几人无计可施之时，此事被蒋廷黻讥讽为“太上总干事”②的傅斯年闻知。傅主动致信朱家骅，开始替这位交情甚笃的上司排忧解难：“……此事大可发愁，酒泉严格说仅一油栈，如何设社会所，其中既无经济可以研究，亦无文化接触可以研究（研究文化接触最好在西宁），社会所如在西北设分所，必以兰州为宜，酒泉切切不可，此点若不改，后患无穷。若名称上在酒泉挂社会所之牌，必为空洞。以介公之热心西北，夏、秋未必不去，一看其为空洞，非真迁也，恐本院整个蒙不良之影响。”他又说：“本院似不当把社会所实际上放在李庄，分店在兰，牌子却挂在酒泉，而谓不在兰州也。”
傅斯年写这封信，的确有点“太上”的架势，对朱家骅、蒋廷黻与陶孟和串通弄出的这个到西北创办社科所的主张，表面上热心，实则心存芥蒂。此时的傅斯年意识到西北之重要，但只是限于政治上之危局，至于朝野上下掀起的西北建设和立国之本之类的说法，颇有轻视之意。傅对陶孟和主张社科所搬迁西北的构想，曾“引当时报上一名词云'阳奉阴违，贻误要公'以为笑谑。”两个月后，傅斯年综合各种信息分析，突然感到苗头不对，陶孟和如此热心“进军西北”，分明是和自己争地盘的一个阳谋。早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招降北平的陶孟和残部时，满身霸气与嗅觉敏锐的傅斯年就曾专门找到陶订了一个“君子之约”，其中说“近一百年史，即鸦片战争起，由社会所办，其设备亦由社会所”，而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则由傅主持的史语所办，社科所不得染指。傅斯年在后来的行事中，确是实实在在地履行了这个约定。史语所全汉升“昔有志治近代一问题”，被傅斯年及时阻止，傅命其研究范围只能在清初以上，不得窥视近代。傅斯年如此，陶孟和也只好号令手下弟兄不能窥视近代以上，两所人员可谓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井水不犯河水。令傅斯年想不到的是，此次陶孟和借“进军西北”之机，已经暗中招兵买马，而招来的又竟是费孝通、韩儒林、李安宅等辈。李安宅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与费孝通亦师亦友；韩儒林虽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但后来任教于燕京，当时顾颉刚受中央大学校长顾孟馀邀请出任中大出版部主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工作始由顾氏推荐的这位蒙藏史专家韩儒林主持。
前文提到，几年前在昆明时，傅斯年就因吴文藻、费孝通辈鼓捣出一个所谓的“民族学会”，与史语所相抗衡而大为恼火，直至双方干戈相向，傅用奇计把吴、费等辈山头推倒削平为止。现在陶孟和又暗中拉拢集结费孝通等“燕大派”进入中央研究院社科所，企图与史语所抗衡。于是，傅斯年立即致函陶孟和，内有“恐有大规模之重复在后，未便再颟顸下去”等敲山震虎式警告之语。陶孟和正为“分店在兰，牌子在酒泉”之事如何蒙混过关大伤脑筋，忽见傅斯年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横加指责，自是不甘臣服，当场挥毫予以反击：“……今又遭一再鞭扑，且警告以所请之人不得任为研究员（实际上现仅有一人），弟行能无似，如足下承认弟无资格进行西北工作，或须完全退出'中研院'，尚祈坦白告我为幸。”
傅斯年接函，见对方不把自己这位“太上总干事”放在眼里，竟敢和自己公开叫板儿，火气更盛，再度泼墨挥毫，除了对陶孟和严加痛责，还致书朱家骅，把陶孟和欲“挂空牌于酒泉”的设想，上升到“近于蒙蔽政府之事”的政治高度，并坚称此为“院务之大事”，应该“闻之院务会议，以商其各种可能之利害”，因为这等大事，并不是院长和某位所长合谋就可以算数和应该执行的事情，至于中央研究院的发展前景，该如何擘划，不容许“黑箱操作”。傅斯年此信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论依据，可谓刀刀见血，针针封喉，令处于党国大员地位，又“高处不胜寒”的朱家骅不得不好好思量一番。
陶孟和当然不服气，他再次致函傅斯年直言不讳地说道：“退一步讲，中国学术工作，以至近于学术之工作如此幼稚，研究之处女领土如此之大，'重复'……又有何妨。”傅斯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与自己所掌控的领域“重复”，与自己“重复”，就等于另立山头，向自己宣战。这一点，从傅氏当年特别看重的弟子夏鼐的说辞中即可以明了。国民党退据台湾五年之后的1955年，在郭沫若的指示和压力下，时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在同年《考古通讯》第三期发表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一文，文中列举了胡适多条罪状，如第四条：“垄断材料，囤货居奇，这是反映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恶劣作风。”第五条：“宗派林立，学阀称霸。胡适傅斯年辈学阀，是以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作为地盘的，成为一种排他性的宗派。像军阀一样，他们虽时常打算扩充地盘到别人的势力范围中去，但自己的地盘是决不容他人染指的。这种风气也传染到考古工作中去。”夏鼐这些话，虽是处于当时严酷的政治形势而不得不为之，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胡适、傅斯年确实有这方面的毛病。
傅斯年见陶孟和把自己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且还振振有词地予以辩驳，于气恼中再度给朱家骅发函，除了要求把此事“闻之院务会议”之外，还想出打压制裁陶孟和的另外一个计策，强烈要求将社科所与史语所“两所工作之分界，提交院务会议”，院务会议将分界划清并得到两所负责人认可后，“另由全院办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以便集中强有力的人员做更全面的工作。
陶孟和得知傅斯年的函件内容，眼看自己的心血将付之东流，再也顾不得作为长辈的面子，干脆撕破脸皮，以牙还牙，以“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等语致函傅斯年，对其言行大加痛斥。傅斯年接函自是怒火万丈，当即回函予以反击，其中特别提到“伎俩”一词：
伎俩一词，其Connotations在中国虽无标准字典，然试看《聊斋》、《西游》、《儿女英雄传》、《封神榜》等书，完全是一句骂人很重的话，意为“小小阴谋”之类或英语之treacherous……此等骂人话，最好盼望我公收回，即是说，下次来信，声明收回“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十个大字，除非我公认为不必再作朋友的话。
双方情绪至此，已形同战场上的肉搏状态，裂痕既开，很难融合。又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二人的裂痕越来越大。最终的结局是，陶、傅二人形同仇寇，不相往来，无论是陶孟和设想的“分店在兰，牌子却挂在酒泉”，还是傅斯年构想的“西北工作站”的对应之策，统统成了泡影。而此前已赴兰州治病疗养的陶孟和夫人沈性仁，则在陶、傅二人争执吵闹声中客死他乡了。
一代名媛沈性仁
一代名媛沈性仁
沈氏兄妹等人合影，左起：沈性元、二姐沈性仁、大姐沈性真、大姐夫黄郛、二姐夫陶孟和、兄沈怡1943年6月7日，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与助手黄宗兴及秘书等人由重庆转乐山，再转赴李庄进行学术访问。当李约瑟一行拜会了史语所傅斯年等人后，又转赴门官田社会科学所访问。李约瑟很想拜会一下陶孟和夫人……在学术界颇受赞誉的沈性仁，想不到此时陶孟和正沉浸在巨大悲伤的阴影中尚未缓过气来。……他的妻子，曾经光彩照人，才华横溢的民国时期一代名媛沈性仁，死了。
当年浙江嘉兴沈家兄弟姐妹四人，其学识风度名动公卿。大姐沈性真，字亦云，早年热衷于社会改革，辛亥革命时曾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抗日战争中又创办上海南屏女子中学，晚年寓居海外，所著《亦云回忆录》二册，颇受史家青睐。性真的丈夫乃国民党元老黄郛，辛亥革命时，黄氏推陈其美为沪军都督，并出任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其间与陈其美、沪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蒋介石结为拜把子兄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黄以教育部长的身份，暗中助冯玉祥倒戈，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软禁了大总统曹锟，驱逐末代皇帝溥仪于紫禁城，成就了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自此，黄郛时来运转，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达到了一生的权力顶峰。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黄郛又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长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
1955年，钱昌照一家与陶孟和（中）合影沈性仁在家中排行老二，老三是他的弟弟沈怡，最后是小妹沈性元。沈氏家族的这四个姐弟，颇类似宋氏家族的四姐弟，各自有着不同的政治抱负，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沈性元丈夫钱昌照（字乙黎），出生于江苏常熟，早年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师从拉斯基、韦伯等著名学者，并与他的学长陶孟和一样深受费边社的影响。学成回国后，钱昌照在同乡张謇引荐下，用一年时间游历了半个中国，拜访了当时掌控中国政治大局的张作霖、张学良、阎锡山、吴佩孚、孙传芳等实力派人物。不久，钱昌照与才高貌美的沈性元小姐订婚，并因沈氏家族的关系，通过黄郛结识蒋介石，很快受到蒋的重用，先后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资源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等职。内战爆发，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钱昌照悄然出走香港。1949年江山易主之后，钱昌照从香港转归大陆，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有《钱昌照回忆录》流传于世。
从这部回忆录中可知，在名噪一时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开工之前，不只是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极力反对，海外也传出了不和谐之音。发出这一声音的就是钱昌照的内兄、沈家的老三、早年毕业于同济大学而后留学德国的水利专家沈怡。沈在留德期间专门研究黄河治理，20世纪30年代归国后从政，曾任上海工务局局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秘书兼工业处处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南京特别市市长等职。1946年夏，在南京市特别市长任上，沈怡仍没有忘记黄河治理问题，曾专门组织黄河顾问团考察黄河流域，并聘请三位美籍顾问前来考察（包括萨凡奇、柯登等著名水利专家，曾到国民党拟建的三峡工程坝址查勘地形地质）。1948年，沈怡出任联合国远东防洪局局长，驻泰国数年，领导治理湄公河。再后来，沈怡去台湾，曾任“交通部”部长，任职六年。后因派系不同，元老派失势，沈氏受到少壮派排挤，乃改任“驻巴西大使”，未久离任侨居美国，1980年去世，享年79岁。沈怡著有《水灾与今后中国之水利问题》、《黄河年表》（1934年出版）、《黄河问题》（1935年出版）等专著，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水利专家和市政工程专家。1979年，沈怡诊断出患癌症，弥留之际，他希望仅存人间的胞妹、时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夫人沈性元前去探视。沈性元得电并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赴美探望。行前受水利部之托，将长江“三峡计划”资料带去，征求这位水利专家对建造大坝的意见。当沈性元把资料取出时，沈怡却拒绝阅看，他说：“当年建造黄河三门峡时，我在国外撰文认为干不得，中苏专家不听，闹成笑话。我又何必操心呢？”沈性元怕回国后不好交差，说：“祖国尊重专家，远在国外还郑重征求（意见）”云云。经胞妹一再相劝，沈怡才勉强看了一下资料，写了几条意见让沈性元带回国内。第二年，沈怡就去世了。
当年沈怡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具体意见如何，是否为国内高层和专家学者所了解，已不得而知。有研究者推测，在当时，即使他的意见为国人所知，大概也会被当作潜伏在国外的阶级敌人的恶毒攻击，反而会增加主建派的砝码。沈怡生前还著有《沈怡自述》，在他去世五年后于台湾出版，在这部著述中，对钱昌照的政治生涯特别是晚年的生活多有批评。
徐志摩与沈性仁合译的《玛丽·玛丽》封面
作为民国时期一代名媛的沈性仁，早年留学欧美，“五四”时期，曾翻译戏剧作品《遗扇记》于《新青年》发表。该剧后来被译为《少奶奶的扇子》和《温德梅尔夫人的扇子》搬上舞台演出，这是外国话剧最早的白话语体翻译剧本之一，也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源头。此后，沈性仁与徐志摩共同翻译了《玛丽·玛丽》等文学作品，引起文化界广泛注意，特别受到一代才女加好友林徽因的激赏。
除在文学戏剧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沈性仁对社会经济问题亦有较大兴趣，1920年，她与丈夫陶孟和合译的《欧洲和议后的经济》（凯恩斯著）被纳入《新青年丛书》第六种出版。荷裔美国科普作家房龙的成名作《人类的故事》于1921年出版后仅四年，就由沈性仁翻译成中文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5年），在中国掀起了一股久经不衰的“房龙热”。后来成为历史学家、作家的曹聚仁曾回忆道：20年代在候车时偶然买到《人类的故事》中译本，于是，“那天下午，我发痴似的，把这部史话读下去。车来了，我在车上读。到了家中，把晚饭吞下去，就靠在床上读，一直读到天明，走马观花地总算看完了。这五十年中，总是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红楼梦》，没有其他的书这么吸引我了。我还立志要写一部《东方的人类故事》。岁月迫人，看来是写不成了。但房龙对我的影响，真的比王船山、章实斋还深远呢！”尽管曹氏没有谈及沈性仁的翻译之功，但若没有沈氏的努力，就不会有中国人如此快捷地看到《人类的故事》并大受影响。
多情最数金岳霖（1）
多情最数金岳霖
沈性仁真正进入学术界的视野，是1923年成立于北京的新月社时期。这个设在石虎胡同7号，以徐志摩等“海龟”派人士发起的文学沙龙，以新鲜别致的情调吸引了许多在京的上流人士。常来参加聚餐会和新月俱乐部活动的人物，有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淑华、沈性仁、蹇季常、林徽因、林语堂、张歆海、饶梦侃、余上沅、丁西林等一大批大学教授和作家文人，也有黄子美、徐申如等企业界、金融界人士，还有梁启超、林长民、丁文江、张君劢等资格稍老的社会、政界名流，可谓一时俊彦齐集，大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声势。据当时参与者回忆，这些出身、背景、年龄、兴趣和职业不尽相同的人物，所谈话题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文学，驳杂多样，所关心的问题也不尽一致……虽然来俱乐部“社交”的目的是一样的。
1938年，梁思成一家与友人在昆明西山华亭寺前留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荪、林徽因、梁再冰、金岳霖、吴有训、梁从诫）
就在这一时期，沈性仁与梁思成、林徽因、徐志摩、金岳霖、胡适以及甚至生性腼腆的朱自清等人，相识相交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后来，随着梁思成、林徽因由东北返平（按：梁思成夫妇曾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住北总布胡同三号以及“太太客厅”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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