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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可夫斯基-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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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可夫斯基坦率地、也很委婉地把情况告诉了《塔霞》的作者，并问她是否愿意把她的另一本书，一本儿童小说寄去。不知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是因为受了伤害，还是因为不愿再给作曲家添麻烦，她没有寄。然而她却把儿童小说寄给了那位抛弃了她的前夫依波利特·瓦西里耶维奇。柴可夫斯基知道了此情况后，他想：“女人的期望和做法好奇怪呀！”依波利特·瓦西里耶维奇夸了她的书。他并不想失去这个到现在依然如此驯顺的女人，这女人本来完全可以给他找更多的麻烦。虽然夸了她，但同时又说书中有些地方需要修改，而他现在没有时间。柴可夫斯基不知该说什么是好，主意是他出的，他觉得是自己不对。他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信说：“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本来只为一个理由——文学可以给您一个独立的地位，独立于谁呢？正是独立于那个您去找的人。”
柴可夫斯基的良苦用心还是起了作用。尽管《塔霞》和儿童小说使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受挫，而她从此把柴可夫斯基当做了导师和安慰者。
这位导师和安慰者终日忙得不可开交。
1887年10月，在玛林斯基剧院开始了歌剧《女巫》的排练。歌剧中每幕的情节拖拉、冗长，使柴可夫斯基大伤脑筋。最初对什帕任斯基脚本的兴奋现在已荡然无存，需要进行删改、压缩。他为歌剧演出的事去找指挥纳甫拉夫尼克和扮演主角娜斯塔霞的女演员巴甫洛夫斯卡娅商量。
从亚琛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好友康德拉蒂耶夫病逝了。柴可夫斯基的心情极为沉重。歌剧《女巫》的排练造成的烦恼不允许他久久地陷在为好友死别的忧伤之中，几天以后他就去了彼得堡继续忙歌剧的排练。
柴可夫斯基越来越不喜欢什帕任斯基的脚本，他为歌剧的前途非常担心。他已感到歌剧会使听众腻烦，每幕都很拖拉，而群众场面也和他原先设想的不一样。他的预感是有道理的。第一场演出还不错。柴可夫斯基对演出自己的指挥和观众的掌声都还觉得满意，然而他毕竟觉察出了场上的冷淡。他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信讲了第一场演出的情况。他在信的最后说，歌剧不受欢迎一方面责任在自己，另一方面也在于脚本，他说：“什帕任斯基对歌剧的要求考虑得较少，语言太多，对话多于抒情。无论我怎样压缩台词，舞台还是显得拖拉。”柴可夫斯基并没有失望。“应该习惯于这样的剧，等公众习惯了，它就会得到肯定”，他对尤里娅·彼得洛夫娜这样说，同时也是在安慰自己。柴可夫斯基希望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不要把他对脚本的看法告诉什帕任斯基。他知道他们之间仍有通信联系。
什帕任斯基其实已经感觉到柴可夫斯基对脚本有不满之处，他也看到了歌剧演出不成功，对此他早有预料。他想修改脚本，柴可夫斯基没有同意。歌剧《女巫》第五次演出时，剧场只有一半观众，不管柴可夫斯基内心感到多么难过，他仍然对自己的音乐和歌剧坚信不移。他说：“作者的思想不应被观众的理解水平所左右，依我的经验，如果去一味迎合观众的口味，是不会出什么好作品的。”
什帕任斯基一直还想和柴可夫斯基合作。还是在1885年的时候，柴可夫斯基曾想以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为题材写歌剧。什帕任斯基知道后，自愿为他写歌剧脚本。歌剧的内容也已得到了亚历山大三世的批准。但后来柴可夫斯基觉得有些情节在歌剧中不好处理，取消了编歌剧的计划，于是此事作罢。
柴可夫斯基想到，是否可以让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个歌剧脚本呢？在作曲家的建议下，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一个名为《幼蛇》的歌剧脚本。柴可夫斯基看了以后，觉得不太适用。无论他多想让这位文学天才投入积极的创作生活，并把她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并排放在一起，要让他牺牲自己的艺术要求他是做不到的。于是，柴可夫斯基建议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把原来拟用做歌剧脚本的《幼蛇》改写为话剧。
1888年夏，柴可夫斯基创作《第五交响曲》和《哈姆雷特序曲》。工作占去他几乎全部的时间，但他仍然每月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一两封信。按照作曲家的建议，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已经完成了话剧《幼蛇》。柴可夫斯基为话剧的事张罗起来。他把剧本寄给了彼得堡剧院主任乌拉吉米尔·彼得罗维奇·帕格热夫，并附上了一封信详细诉说了作者的不幸命运，希望剧院主任批准能在一个剧院上演该剧，强调“由于特殊情况”请他对作者给予特别关照，而现在暂时谁也不必知道作者的名字。剧院主任原本很想按柴可夫斯基的意见做，但读过剧本后，觉得不适合上演，别的剧作家也对此剧本评价不太高。看来又和当初小说《塔霞》的情况一样，柴可夫斯基对剧本的估计超出了作品的实际水平。尽管如此，柴可夫斯基还是希望争取《幼蛇》能上演。于是他建议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修改剧本。她不愿再更多占用作曲家的时间了，她没有改，而把《幼蛇》的手稿送给了柴可夫斯基。
1888年底，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信表示对她的处境非常理解和同情。由于自己没有把《幼蛇》的事情办好，给她带来了烦恼。他在信中说：“尽管这由不得我，但在您面前我深感有错。”在信的结尾写道：
“对于您的才华，我没有丝毫怀疑……我经常想着您。我对您抱有真诚、深切的同情。”
1889年，柴可夫斯基创作舞剧《睡美人》。他潜心工作，非常疲劳，很难有时间写信，但他还是按照常规，尽量回复朋友们的每一封信，自然也少不了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信。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逐渐明白，柴可夫斯基没有时间回复她的每次都写得很长很长的信。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时常哀叹自己的命运，有时也会怀疑是不是柴可夫斯基对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其实，柴可夫斯基照例给她写信，只是不那么长。有一次柴可夫斯基真的生气了：“……读了您的信我简直吓了一跳！您现在还认为我变了！！！让我怎样回答您呢？如果我没记错，您这已是多次说我对您变了心。我知道，我的信的确写得越来越少，这可能会使您产生这种想法。但让我吃惊的是，您一直这样怪罪我，说我轻浮易变。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不是那种善变的人。我对您还像三年前一样。我的信是写得少了一点，但是，好心的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如果您处在我的情况……”
柴可夫斯基已是誉满全球的著名音乐家，国外的旅行演出，国内的音乐会、排练，音乐界的各种社会活动占去了他所有的时间。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写得更少了。每封信柴可夫斯基都要为写得太短而向她道歉：“工作、责任，人们需要我，只要我活着，就应该去满足这些要求……我在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您的情况如何？请您别生我的气……”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明白这些，但她害怕失去这惟一的支撑。她看到柴可夫斯基成为享有盛名的音乐家，现在他已是人们公认的天才，到处需要他，大家都需要他。尽管他善良的本性没有变，他也不可能再和过去一样了。
柴可夫斯基和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之间稀少的通信一直在继续。有一次，柴可夫斯基告诉她，见到了什帕任斯基，他邀请柴可夫斯基到他家去。柴可夫斯基没有去，觉得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事情可谈。至于关于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他们之间似乎早有默契，彼此都不提及。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家里也发生了风波。祖母和孩子们不和，女儿爱上了个青年人。那青年人的父母不准他去什帕任斯基家，觉得没有父亲的女孩子对他不适合……许多的麻烦和不幸仍然缠着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她自己没有办法，柴可夫斯基也无法为她想出好主意。
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最后一封信是1891年10月1日寄自梅达诺沃的。信中讲到关于他的音乐会，讲了关于《黑桃皇后》在莫斯科的演出，还建议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到南方去，到克里米亚找个地方休养。
通信到此中断了。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一共保存下来82封。这个数字仅次于他给梅克夫人写信的数量（760封）。在女性中，除了梅克夫人以外，收到柴可夫斯基的信最多的人是尤里娅·彼得洛夫娜。
6。 享誉全球
1886年莫斯科大剧院决定上演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女靴》。乐队指挥伊·克·阿尔塔尼患病已有数月。为了保证剧院能按时上演该剧，柴可夫斯基决定亲自担任指挥。不过后来因种种原因，《女靴》未能在1885—1886年这个戏剧节上演，而是拖到了下一个戏剧节，即1887年1月才正式上演。此时指挥阿尔塔尼身体已经康复。戏剧管理处的几位负责人，阿尔塔尼还有柴可夫斯基的许多莫斯科音乐界的朋友们都极力支持和鼓励作曲家本人亲自主持《女靴》的排练并在公演的第一天登台指挥。这对柴可夫斯基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柴可夫斯基是从来不肯碰指挥棒的，一段令他难堪的经历让他明白自己在这方面的无能。
那是在20年前，1867—1868年的戏剧节，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救灾演出。为了使音乐会增色，尼·鲁宾斯坦让柴可夫斯基指挥他的新作歌剧《市长》中的舞曲。由于乐队已熟知这段音乐，排练时并没有发现有任何困难。正式演出时却出现了非常糟糕的情况。柴可夫斯基走上指挥台后，突然觉得一阵紧张，他面色发白，瞬间把要指挥演奏的曲子忘得一干二净。摆在眼前的总谱上写些什么他也一点都看不见了。他右手拿着指挥棒，左手却使劲支撑着下巴，此时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幻觉，觉得自己的头好像要歪倒过去。他费好大力气才使自己没有全身倒下。他挥动指挥棒示意开始演奏，但他的指挥竟是错误的。幸亏乐队对乐曲很熟悉，乐手们没有按照他错误的指挥演奏，总算把全曲演奏下来没有出错。他垂头丧气地走下台来。这次的失败吓坏了柴可夫斯基，此后近20年，他不肯再操指挥棒，他觉得自己不具备指挥的能力。
《女靴》第一次排练的前一天夜晚，柴可夫斯基躁动不安，难以成眠。他后悔自己不该同意亲自指挥，可是临阵脱逃将会让他永远自愧自责。然而他现在情绪慌乱，心跳加速，头昏昏沉沉，不知怎么是好？
第二天他去参加排练时，面色惨白像个病人。但事情很奇怪，当他走上台拿起指挥棒，忽然觉得自己很镇定，乐队演员向他热烈鼓掌表示欢迎，一股热流涌遍他的全身，他感到很振作。他很自信地指挥着乐队的演奏。首次排练进行得很顺利，以后的几次排练他就更有了信心。他觉得自己变得坚强了，“以前一度办不到事，现在已经完全可以办到了”。
1月19日，他终于成功地指挥了歌剧《女靴》的首场演出。在这个音乐会上，他觉得“他的指挥棒真正地控制着在场几百听众的意志”，他也不知道自己“这种神奇的力量是来自哪里”，他意识到自己现在的确拥有了一种新的能力。
不久，彼得堡皇家剧院举行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专场音乐会，由作曲家亲自担任指挥。演出那天，上场前他十分激动，但已不是恐惧，更多感受到的是作曲家即将成功指挥自己作品所产生的莫大的喜悦。柴可夫斯基在回忆起这次指挥的体验时说：“……过去我没有感受过这种喜悦。它是那么强烈，那么不寻常，那么不可言状。如果我作指挥的尝试要求我同自己做许多艰苦的斗争，如果这种尝试要夺去我几年的生命，那我也绝不惋惜。我体验到了无限的幸福和快乐。听众和演员在音乐会上多次向我表示热情的赞许。总之，3月15日这个夜晚给我留下了最甜蜜的回忆。”
评论界对柴可夫斯基的指挥给予充分的肯定：“柴可夫斯基展示了新的才能，是一位经验丰富、信心十足的指挥。他不仅精于向演奏者传达作者的旨意，而且善于激发演员与乐队的灵感。”
能够指挥乐队演奏自己的作品，这对柴可夫斯基至关重要。从此以后他开始接受国外音乐协会的邀请，去进行旅行演出。他希望自己的音乐得到传播，希望更多的人喜欢它，并从中得到慰藉和鼓励。
这年6月，柴可夫斯基接到汉堡爱乐协会邀请，约他于次年1月去汉堡进行访问演出。随之，又接到来自维也纳、德累斯顿、哥本哈根、布拉格、莱比锡、柏林、伦敦的邀约。在巴黎经销他作品的费利克斯·马卡尔为了扩大柴可夫斯基的知名度，早就要举办他的作品音乐会，约作曲家去巴黎亲自指挥。
1887年12月，柴可夫斯基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西欧旅行演出。
1887年12月底，柴可夫斯基来到了柏林。柏林爱乐协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宴会。在那里他见到了18年前他曾迷恋过的女歌唱家戴西莉·阿尔托。已过中年的阿尔托还像20年前那样光彩照人。他们亲热地攀谈起来，重叙昔日友情，感到很快慰。柴可夫斯基和柏林爱乐协会会长施奈德谈妥关于2月将在柏林举行音乐会的各项事宜之后，动身去了莱比锡。
著名的格万豪斯音乐会使莱比锡成为德国重要的音乐中心。柴可夫斯基在莱比锡的东道主是布罗茨基。他与柴可夫斯基是老相识，当柴可夫斯基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时，他早就是教授一辈的人物。布罗茨基1877年离开莫斯科后在基辅音乐协会工作几个月后长期旅居国外。他在莱比锡音乐学院受到普遍尊敬和爱戴。布罗茨基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有深刻的了解，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就是布罗茨基第一次演奏的。
柴可夫斯基在布罗茨基家做客时，结识了两个很感兴味的人物。一个是德国作曲家伯拉姆斯。他身材不高，很健壮，外表看上去很讨人喜欢。“他的漂亮的、几乎是老年人一般的头，令人想起那性格温和、仪表出众的俄国老年神甫的头”。他有一头长长的、稀疏的白发，灰色的、善良的眼睛，浓密的斑白胡须。伯拉姆斯很朴实，毫无傲慢气息，谈吐幽默，性格开朗。和他相处的几小时给柴可夫斯基留下了很愉快的回忆。伯拉姆斯当时在德国很有声望，是能与贝多芬齐名的优秀音乐家。但在世界其他国家，如俄国，并不很知名。柴可夫斯基认为在伯拉姆斯的音乐中“有某种干巴的、冷漠的、模糊含混的因素使俄罗斯人的心难以接受……听伯拉姆斯的音乐时，你会问自己：伯拉姆斯是深邃呢，还是故作深邃以掩盖其想象力极端贫乏，而这个问题从未能明确解决。听他的音乐时，怎么也不能对自己说，这种音乐贫薄，完全没有意思。他的风格始终是高尚的，他像我们全体现代音乐作者一样，从来不追求表面效果，不企图用什么新奇夺目的配器手法使人惊讶；你也从来见不到他有平庸和模仿之处，一切都很严肃、很高尚，甚至显得别致，但在这一切当中没有主要的东西，没有美！”
尽管柴可夫斯基不喜欢伯拉姆斯的音乐，但对伯拉姆斯个人却是很敬重的，认为他是“一位忠实、坚毅、富有活力的音乐家”，而且知道“他是一位十分高尚的人，任何一个有机会和他接触的人，都会对他怀有爱重之情”。伯拉姆斯周围颇有一群信徒。柴可夫斯基正是在伯拉姆斯的圈子里和他接触的，包括布罗茨基和他的妻子、小女儿都是伯拉姆斯派。柴可夫斯基在他们中间虽然感到有些不自在，但大家仍能友好相处，互相尊重。伯拉姆斯对柴可夫斯基很客气、友好。当然他自己能意识到柴可夫斯基并不是他的阵营中的人，因此，他们没有进一步的互相接近。
柴可夫斯基在布罗茨基家认识的另外一个人是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他是个小个子的中年人，体质很弱，一头蓬松的淡蓝色卷发，胡须稀松，生有一双特别吸引人的蓝眼睛，闪烁着天真幼稚的迷人目光。爱德华·格里格一下子引起了柴可夫斯基的好感，他早就被格里格的音乐所征服。他说：
“格里格的音乐充满了动人的浪漫气息。挪威的大自然有壮伟之处也有清幽之处，它始终能触动北方人的心弦，而格里格的音乐就反映了这种大自然的美。在格里格的音乐中有某种与我们相近的、立刻在我们心中得到热切呼应的东西。”柴可夫斯基尤其赞赏的是格里格音乐的朴实，觉得他的音乐亲近、易于了解，“写这音乐的人是一心愿意用音响来表露一个诗意盎然的人所怀具的丰富感觉和情绪”。格里格当时已在世界知名，他的作品在许多国家的音乐会上经常演出，受到人们的喜爱。柴可夫斯基和格里格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1888年，柴可夫斯基曾将幻想序曲《哈姆雷特》题献给格里格。
格里格的夫人也参加了这次聚会。她的外貌有与格里格相似之处，也是小个子，体质弱，长得讨人喜欢。她是位优秀的歌手，同时又很博学，她熟悉俄罗斯文学。她善良、朴实、天真、宽厚，她和格里格是很好的一对。
布罗茨基还有一位客人，英国女作家史密斯小姐。她的作品一向以风格严谨著称。她在莱比锡已居住多年，也是伯拉姆斯的崇拜者。
柴可夫斯基与这一行人一起去参加格万豪斯音乐会。格万豪斯音乐会一向以卓越的第一流的交响乐队知名，以保守的古典流派著称。这种流派，除推崇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三位古典大师及同时代人以外，只称许门德尔松和舒曼。那里几乎从来不演瓦格纳、伯辽兹、李斯特的作品。后来逐渐有所改变，开始允许一些现代的作品上演。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能列入格万豪斯音乐会的曲目，是柴可夫斯基很大的荣誉。
在格万豪斯音乐大厅，柴可夫斯基坐在供指挥专用的包厢里。在这里就座的还有莱比锡音乐界各方面的杰出人士。过来和柴可夫斯基打招呼的来宾络绎不绝，使他有点应接不暇。音乐会上演奏的曲目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伯拉姆斯新近创作的小提琴、大提琴双重协奏曲，还有唱诗班无伴奏演唱的巴赫的一首赞美诗。格万豪斯大厅的音响设备是第一流的，所有的演出都获得极佳的效果。
几天以后，在这里举行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音乐会专场。柴可夫斯基指挥德国一流的乐队演奏自己的作品，他对德国乐队感到非常满意。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到场的音乐家们都来向柴可夫斯基祝贺。音乐会结束后，格万豪斯乐园的指挥兼剧院经理莱因纳克为柴可夫斯基举行了晚宴，以表示对他的热烈欢迎和祝贺。
莱比锡的活动结束以后，柴可夫斯基来到汉堡。这里举行了他的作品音乐会。他指挥演奏了《第一钢琴协奏曲》、《弦乐小夜曲》和《第三组曲》，演出赢得了观众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汉堡爱乐协会主席狄奥多·阿维—拉尔曼特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给以热心的关注，非常欢迎他，对他抱有极大的好感，希望柴可夫斯基能来德国定居。过了不久，柴可夫斯基把自己的《第五交响曲》题献给了这位老音乐家。
1月底，柴可夫斯基返回柏林，在柏林举行了个人作品音乐会。音乐界的杰出人士都来参加他的演出排练。格里格和汉斯·封·布罗夫等人从莱比锡专程前来听他的排练。音乐会的演出曲目有幻想序曲《罗米欧与朱丽叶》、《降B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一管弦乐组曲》中的第一乐章、《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的《如歌的行板》、《1812年序曲》。音乐会进行中，观众的热情空前高涨。
柴可夫斯基在德国旅行演出期间，得到了来自祖国的消息说，亚历山大三世批准赐予他3000卢布的终身年金。
结束在德国的演出后，柴可夫斯基应邀赴布拉格指挥音乐会。在布拉格车站，人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用最高级别的宴会来招待他。柴可夫斯基在布拉格举行的两场音乐会盛况空前。他非常喜欢那些心地善良的热情的捷克人，同时他也很清楚，捷克人所表现的热情不仅是出于对他个人的尊敬和热爱，而且也是为了表示对俄罗斯的敬意。
作曲家安东尼·德沃夏克登门访问了柴可夫斯基。两位作曲家谈得很投机。德沃夏克把自己的第二交响曲的总谱赠送给了柴可夫斯基。在布拉格度过的快乐日子是柴可夫斯基永生难忘的。他乘着堆满鲜花的列车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布拉格。
柴可夫斯基旅行演出的下一站是巴黎。
柴可夫斯基的到来，轰动了巴黎。巴黎人热情、真诚地欢迎他。2月21日，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会在夏特莱剧院首场演出。这一天，天气和暖宜人，人们潮水般涌向剧院，大厅内座无虚席，在左包厢坐着的有格里格，在场的还有古诺。东道主著名指挥家科洛纳恭敬地将柴可夫斯基请上台。柴可夫斯基登上指挥台时，最初感到有点心慌，面色略显苍白。当他举起指挥棒，示意乐队开始演奏时，看到巴黎乐手们专注的神情，指挥家的神圣感立刻镇定了他刚才有点慌乱的神经。他已充满信心。他的指挥棒像在空中飞舞，《弦乐小夜曲》的柔美旋律迷住了在场的巴黎人的心。对柴可夫斯基的指挥演出，观众报以震耳欲聋的掌声，乐队不得不把《弦乐小夜曲》中的华尔兹舞曲重奏了一遍。柴可夫斯基在夏特莱剧院指挥演出了两场音乐会，每场都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他的卓越演出向法国公众显示了俄罗斯高超的音乐艺术。
在法国经销柴可夫斯基作品的费利克斯·马卡尔也举办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音乐会。在这个音乐会之后，柴可夫斯基举办了俄罗斯作曲家作品音乐会，指挥演奏了格林卡、达尔戈梅斯基、谢洛夫、鲁宾斯坦、巴拉基列夫、里姆斯基—科萨柯夫、格拉祖诺夫、里亚多夫、阿巴斯基等俄国音乐家的作品。这个举动是柴可夫斯基在动身来西欧以前与里姆斯基—科萨柯夫、里亚多夫、格拉祖诺夫预先策划好的。柴可夫斯基希望法国以及全世界都能了解和熟悉俄罗斯音乐的美，他愿意通过传播俄罗斯作曲家作品的方式为俄罗斯艺术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柴可夫斯基被淹没在巴黎的浪漫和热情里。在巴黎停留期间，他参加了不少的沙龙音乐会。在他的邀请人科洛纳举办的沙龙音乐会上，演奏了自己的作品。这次音乐会有许多音乐界知名人士参加，如古诺、马思奈等。几乎每天都有人为欢迎柴可夫斯基设宴或举办音乐晚会。在巴黎的俄国使馆也为来自祖国的音乐使者举行了庆祝宴会。
离开巴黎后，柴可夫斯基来到伦敦。在伦敦皇家爱乐协会举办的音乐会上，柴可夫斯基指挥演奏了《弦乐小夜曲》和《第三组曲》中的《主题变奏曲》，听众热烈欢迎的程度是他始料未及的，他曾不得不谢幕三次。绅士风度又内向的英国人很少表现如此的狂热。伦敦爱乐协会为他举行了宴会。柴可夫斯基的作曲和指挥都受到伦敦评论界的一致推崇。
3月末，柴可夫斯基结束了旅欧演出载誉而归。回国以后他应阿尔托的要求写了六首浪漫曲，献给“无比的女歌唱家”（阿尔托只要求他写一首），乐曲是由法国诗人丘尔凯提·科尔林·布兰什克特的诗谱写而成。每一首都充满了亲切真挚的情感。1890年初，阿尔托在巴黎的一次音乐会上曾演唱了柴可夫斯基献给她的浪漫曲。
7。 《第五交响曲》
在柴可夫斯基出国旅行演出期间，他的男仆阿历克赛·索伏朗诺夫依照他的吩咐，已把他的家搬进克林郊外的伏罗洛夫斯克村密林深处的一个僻静的庄园。这里渺无人迹，环境幽雅，“弥漫着古旧的气息”。穿过密林是一望无际的俄罗斯中部平原。这里的环境在他看来，比瑞士、法国、意大利的一切美妙景色都更可爱。新迁的住房比在梅达诺沃的房子小。他非常喜欢这个住所。他用了许多时间在花园里栽种花草，经他精心修饰过的花园已显得生机勃勃。
在自己的家里，从事他最喜爱的工作——作曲，这是他最大的快乐。他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说：“我从现在起要努力工作一番。我不仅要给别人证明，而且也要向自己证明，我还没到不行了的地步。我常常产生这样的疑虑，我问我自己，是不是到了该停笔的时候了？我的想象力是否已经耗尽？创作源泉是否已经枯竭？如果我再活十年二十年，这一天终会到来的，我怎样才能知道这样的时刻何时临到我头上呢？……我不记得是否告诉过你，我决定要写一部交响乐。开始写的时候，似乎很不容易，但现在灵感已经来了……”
柴可夫斯基用两个月时间完成了E小调第五交响曲的草稿。
19世纪80年代后期，正值生命辉煌的柴可夫斯基已是享誉欧洲，乃至世界的伟大音乐家，但他在内心深处却仍然经历着深刻的矛盾冲突。国内政治生活的阴暗使他感到苦闷。他曾希望沙皇政府实行改良政策，他对资产阶级自由派也抱有幻想，但是他失望了。社会生活和个人命运的悲剧性也许是不可改变的。他一直在苦苦寻找人生的真谛而不可得，他在日记中写道：“生命在流逝，逐渐走向终点，而我却百思不得其解，我在驱赶厄运，如果它出现，我就回避，我是这样生活的吗？我这样做对吗？”实际上，他既无法驱赶，也无法回避。而他对人生光明美好的渴望永未泯灭，对俄国的未来也还抱有希望。作曲家在构思这部交响曲的过程中，曾写下了第一乐章的纲要：
序奏。对命运的绝对服从，或者对不可预测的上帝安排的绝对服从。
快板1）幽怨、怀疑，对××的谴责。2）是否投入信仰的怀抱？
在第二乐章的草稿上写着：
不，没有希望。
显然，《第五交响曲》像《第四交响曲》一样，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不过，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他所描述的绝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经历。他要表达的是他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他所反映的是那个时代人的哀痛、欢乐和难解的困惑。
《第五交响曲》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命运”主题的贯串始终。“命运”是个纠缠不休的念头，一种抑郁的自我意识，它起着全曲的主导作用。如俄国一位音乐评论家伊·格列包夫所说：“在第五交响曲中，可以感到一种经常的愿望和追求。它是永不休止的，激动不安的。不过，它又是受束缚的，不自由的……敌人不是‘命运’，敌人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在自身之中，在自己的‘我’里逐渐削减人的生活意志。”
《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开始时的“命运主题”，凄凉、哀伤，表现了一个人阴郁、压抑的心境和对人生的悲哀思考。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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