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可夫斯基-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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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崇拜莫扎特


有的人不了解莫扎特，也不了解他的音乐，这并不足为奇，因为这些人不喜欢古典音乐，他们觉得古典音乐很难懂，没有什么可吸引他们的。而有的人懂得莫扎特的音乐，但不喜欢，这是很奇怪的，尤其其中有的人还能头头是道地讲明他们不喜欢莫扎特音乐的原因。

梅克夫人就属于这一类奇怪的音乐爱好者。她不能接受莫扎特音乐的超凡的纯洁和美。她说：“他对一切是那样满足，他是那么安详快活，对此我完全不能理解……那种完完全全的善良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特点罢了。有强烈内心感受的，又懂得许多的人，他可以很善良，但不可能快乐。”梅克夫人不止一次地说过，她喜欢充分表现人的情感的音乐。尝尽人世辛酸又具悲剧性格的梅克夫人说她很难在莫扎特的作品中找到能震撼她心灵的东西。其实，与其说是很难找到，不如说是她不愿意去找。在莫扎特的室内乐作品中，的确少有悲剧色彩，而在他的其他许多作品中，比如他的最后几部交响乐和几首著名的钢琴协奏曲中，其实并不乏撼人心魄的乐段。

梅克夫人怎么也不明白，《第四交响曲》的作者柴可夫斯基会是莫扎特的崇拜者。柴可夫斯基曾用过很多办法使梅克夫人接受莫扎特的音乐。他给梅克夫人写信说：“您说我对莫扎特的崇拜是和我的音乐气质相矛盾的，但也许正是因为作为生活在本世纪的人我感到精神痛苦和压抑，我才乐于在莫扎特的音乐中寻找慰藉。莫扎特的音乐大多表现了生之欢乐，一种健康的、完全的、不受外界因素所左右的、天性直接体验到的生之欢乐。总的说来，我认为，在艺术家的心灵中，他的创作能力与他对某一位大师的好感毫无关系。比如，可以喜爱贝多芬，但在气质上却更近似门德尔松。也许，这正表现了两个极端相反的人却互相倾心，两位艺术家气质不同却可以相互喜爱。”

柴可夫斯基对贝多芬的态度是很有趣的，想真正懂得他的情感并不容易。1886年秋季，柴可夫斯基在梅达诺沃自己的家里，在渴望已久的孤独中，在日记中写道：

可能，在我死后人们会想知道，我的音乐爱好和见解如何，而在这方面我很少发表口头意见。现在可以从贝多芬说起，对他当然是要赞颂和奉若神明的。可我是怎么看待贝多芬的呢？我对他的某些作品中的伟大之处表示敬佩，但我不喜欢贝多芬。我对他的态度令我想起了我在童年时对上帝耶和华的态度。我对他怀有惊异之感，但同时怀有恐惧之感（我的这种感觉迄今未变）。反之，耶稣却激起我的敬慕之感。他虽然是神，但同时也是人。他像我们一样受难。如果说，贝多芬在我心中占着类似上帝耶和华的地位，那么，我爱莫扎特却如爱一位音乐的耶稣。莫扎特是一位那么天真可爱的人物，他的音乐充满难以企及的美……

我深信，莫扎特是美在音乐领域内所能达到的最高点。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地令我痛哭，让我因为兴奋和认识到自己接近某种理想而战栗。贝多芬也令我战栗，但主要是因为恐惧和哀伤。

我不善于探讨音乐，这里就不详谈了。但我要细说两点：我喜欢贝多芬的中期作品，有时也喜欢他的早期作品。我实在是嫌恶他的晚期作品，特别是最后几部四重奏。晚期作品中也有闪光之处，但不多。在其余作品中是一片喧嚣，而这位音乐界的上帝的灵魂在上空游荡。而对于莫扎特，我喜爱他的一切，因为我喜爱人的一切，我对人是确实喜爱的。我特别喜爱《唐璜》，我由它认识到什么是音乐。在那时以前（17岁以前），我除意大利的那些迎合人兴趣的半吊子音乐外不知有其他。当然，我虽然喜爱莫扎特，但并不认为他的每首作品都是佳作。不！我知道，比如，他的奏鸣曲并不都是伟大作品，但我毕竟还是喜欢他的每一首奏鸣曲，因为它是莫扎特的作品。

关于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前人，我爱演奏巴赫的作品，因为演奏一首好的赋格曲是有意思的，但我不像其他人那样认为他是伟大天才。亨德尔在我看来只有同等价值，他的作品中甚至没有一点趣味。格鲁克尽管创作较少，却令我感兴趣。我也有些喜欢海顿。但所有这四位大师都溶化在莫扎特之中。谁了解了莫扎特，也就了解了这四人身上的美质，因为莫扎特作为音乐创造者中间最伟大强劲的一个人，不嫌弃他们，而且支持他们，使他们不致被人忘怀。他们是被太阳——莫扎特——的光芒所遮掩的光线。

被柴可夫斯基比做太阳的音乐大师莫扎特却完全不被梅克夫人认可，对这一点，柴可夫斯基怎么也不能理解。他曾经做过多次尝试，想说服梅克夫人，让她了解莫扎特音乐的优美和深刻的本质。他以《唐璜》为例，说自己在听这首音乐时，会由于恐惧而颤抖，被感动得想哭、想喊。他说：“这个阳光灿烂的天才呵！他的音乐即使想起来，也足以使我感动流泪呢！”但是梅克夫人仍坚持己见，立刻反驳：“彼得·伊里奇，写过像《第四交响曲》第一乐章那样美丽乐曲的人，竟然钦佩伊壁鸠鲁派‘惟快乐主义者’的莫扎特，这真叫我目瞪口呆。你说，一个罪人的灵魂听了莫扎特的音乐难道会颤栗吗？一点也不，正相反，罪人倒会在这音乐中觉得没有罪的。可是听了你的音乐，他就会哭泣。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的天，这不是语言所能形容的。然而，难道能够把你和莫扎特相提并论吗？”

读到梅克夫人这最后几句话，柴可夫斯基笑了。他决定今后不再企图改变梅克夫人对莫扎特音乐的态度。不过他还是建议她让家庭音乐师学会演奏莫扎特的G小调弦乐五重奏，他希望这个曲子中的柔板能打动梅克夫人固执的心，他非常希望能这样。

后来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柴可夫斯基又有几次提到过有关莫扎特的话题，与此同时他对又提起自己喜爱的音乐家而向梅克夫人略表歉意。梅克夫人也很知趣，她尽量做到不破坏这个莫扎特式的二重唱的和谐。1880年她曾写信给柴可夫斯基谈到莫扎特时说：“他不是从这个世界来的。他的音乐与他的天性完全符合。莫扎特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的天性，对这一点我很喜欢。”其实，这并不是她自己的话。两个月以前当柴可夫斯基一个人住在布莱洛夫庄园时，他曾写道：“莫扎特有孩童般的温顺纯洁和少女般的质朴。这个天才的人好像不是来自这个世界！”梅克夫人用这样的方法迎合了柴可夫斯基。她不再否定莫扎特的天才，但她对莫扎特式的美、善并没有接受。她开始从反对基督式的谦卑这一角度再次展开了“攻势”。

她说：“如果人们更多地被音乐所感动，而少为生活忧心忡忡、激动不安，人们就会更像人，就会更高尚……我不认为人性就是宽恕一切，对恶无动于衷……我不能容忍恶，不能宽恕恶，所以我愿意在音乐里听到反抗，对宽恕一切的表现不能苟同。对恶的宽恕不会把人引向善。”这是梅克夫人从自己的生活中总结出的深刻的哲学信念。

柴可夫斯基本性善良、宽厚，这使他比较靠近基督的思想。他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说：“像您这样少有的、特别善良的人对实际意义上的恨的情感是格格不入的。还有什么比恨更没有用的？”柴可夫斯基认为在基督的思想里有生活的全部真理。他说：“我们有权以恶对恶吗？不能，我们只能重复耶稣的话：‘先生，请饶恕他们吧，他们做的什么，他们不晓得。’”《圣经》里的话使他感动：“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在这些绝妙的语句中有多少对人的爱怜啊！如此急切地渴望揩干痛苦的泪，安慰受难者的心，这是多么高尚的境界啊！”

柴可夫斯基对莫扎特音乐的热爱也正来源于他的这种善恶观。在莫扎特的音乐里没有恶。在莫扎特的歌剧里即使有表现恶的场面，最后结局也是恶被人们的善良、忠诚和爱所征服。沉浸在莫扎特崇高的美丽之中，柴可夫斯基觉得舒适、平安。他的柔肠善心始终充满对爱的渴望。当他看到周围的人们，尤其是自己亲近的人们遭受苦难，他感到痛苦。他总是不顾一切地去帮助别人，而当他意识到他的努力也无法帮助人们摆脱困境时，他会感到加倍的痛苦。同时柴可夫斯基也原谅了人们的恶。对于他所受到的伤害和不公，他从不耿耿于怀。他几乎可以善待所有的人。这样的宽容和忍耐是他本性所有的，同时也是生活的坎坷练就的。在善、恶问题上柴可夫斯基始终不能同意梅克夫人的观点。


4。　《曼弗雷德交响曲》


1882年巴拉基列夫建议柴可夫斯基以英国诗人拜伦的哲理诗剧《曼弗雷德交响曲》为题材写一部交响曲。巴拉基列夫为柴可夫斯基拟了详细的写作提纲，并附上一个说明：“这个题材除深刻外，还是现实的，因为当今人类的病症正在于他们无法保护自己的理想。理想破灭了，心灵中留下的只有苦痛，没有满足。”柴可夫斯基不喜欢巴拉基列夫写的提纲，他写信对巴拉基列夫说：“您的提纲令我感到无动于衷，既然没有激发起幻想和感情，就未必值得去动手写作。”不过柴可夫斯基表示愿意再读一遍《曼弗雷德交响曲》这本书。

拜伦的《曼弗雷德交响曲》表现的是19世纪欧洲文学的一个典型主题——才华出众的个人与和他敌对的世界相冲突的悲剧。书中的主人公曼弗雷德生长在山区大自然环境中，他孤独地生活，目睹阿尔卑斯山瑰丽的景色，他觉得自己就像那山峰之巅，虽然控制着周围的一切，但在伟大之中却感到孤寂和悲哀。他探究人生的意义、知识和价值，他苦苦思索而不得其结果地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曼弗雷德与鬼魂、神灵相通，而不与凡人往来。他认为世人都是卑微的，他鄙弃所有的人。他向神灵恳求忘却和死亡而不可得，于是下到阴间，向死去的恋人爱斯塔尔蒂苦苦呼唤，祈求她的原谅和帮助。这个他曾深恋的女子赐给了他死亡。曼弗雷德和地府的主宰阿尔曼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显示了他高傲不屈的品格，表现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1884年冬，柴可夫斯基为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的排练去了彼得堡。这一次他有机会又与巴拉基列夫会面，他们进行了一次长谈，谈到了关于宗教和教堂音乐。巴拉基列夫的话对柴可夫斯基产生了影响。80年代中期的柴可夫斯基的思想处于深刻的矛盾之中。面对沙皇政府对一切进步力量变本加厉进行残害的黑暗现实，他感到压抑。个人理想与严酷命运之间的冲突常常使他感到困惑。与巴拉基列夫的谈话引起了他更多的思考。

由于要去看望患严重肺病生命垂危的柯代克，柴可夫斯基匆匆去了瑞士。他没有来得及按照巴拉基列夫的要求再次与其会面和谈话。柴可夫斯基给巴拉基列夫许下诺言，一定去书店买一本《曼弗雷德交响曲》认真阅读，无论如何他会努力实现巴拉基列夫让他以此题材作曲的要求。

柴可夫斯基来到了瑞士达渥斯。《曼弗雷德交响曲》剧情的发生地阿尔卑斯山的风光使作曲家触景生情。柴可夫斯基日夜守护在生病的柯代克身边，百忙之中挤出时间阅读了拜伦的巨著《曼弗雷德交响曲》。他被这一悲剧故事深深感动。曼弗雷德苦苦求索不得其结果所带来的绝望和痛苦，还有他在爱的失落和忏悔中所感受的哀伤引起了作曲家心灵的震颤。此时巴拉基列夫的愿望已经成为柴可夫斯基本人的愿望，他立即开始了新的交响曲的创作。

柴可夫斯基已对未来的交响曲有了基本构思。他要在《曼弗雷德交响曲》中注入自己的感受。作曲家在巴拉基列夫给他的提纲的边页上写下了补充的标题：“绝望引起的巨痛”、“对罪恶的过去的记忆”、“地狱的强大力量”、“对死去的爱斯塔尔蒂的怀念”、“曼弗雷德的无穷悔恨”。作曲家说：“曼弗雷德不是一个普通人。我觉得，拜伦以惊人的力量在他身上深刻体现了我们渴望认识现实中的种种难题而又不得其解的悲剧性。”

《曼弗雷德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的很独特的一部交响曲。他曾说，在创作这部乐曲时，他充当了为拜伦的原作画插图的角色。也就是说，这部交响曲在揭示标题时，采用了更具体化的音乐形象，带有图解性，而不像写其他交响曲那样概括性地揭示标题。

整个交响曲由四个乐章组成。作曲家作了详细的题解：

第一乐章：曼弗雷德在阿尔卑斯山中徘徊。他被生活中的种种难题所困扰，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对罪恶往事的回忆使他苦恼，他体验着心灵的巨痛。曼弗雷德深谙魔法的奥秘，他威严地同地狱之魔交往。他梦寐以求的是忘却一切，而地狱之魔以及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他如愿。他想起了自己热爱过的已经死去了的爱斯塔尔蒂，回忆咬啮着他的心，使他陷入无穷无尽的绝望之中。

第二乐章：水花四溅的瀑布中升起一道彩虹，阿尔卑斯山仙子向曼弗雷德飞来。

第三乐章：山民们的纯朴、贫穷、自由的生活。

第四乐章：阿尔曼的王国（拜伦原著中的阿尔曼是代表“世间的恶”），地狱的群魔聚会狂欢。曼弗雷德出现在酒宴上。爱斯塔尔蒂的阴魂向他召唤。他得到宽恕。曼弗雷德之死。

柴可夫斯基笔下的曼弗雷德是一个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人，在承受复杂的情感冲突而引起的痛苦时，不仅是悲哀的呻吟，而是表现了要寻找出路，战胜痛苦的顽强意志。这是柴可夫斯基对拜伦的悲剧的独特的处理。体现曼弗雷德的音乐形象感人至深，使人久久不能忘怀。

表现爱斯塔尔蒂的音乐形象主题是温柔、纯真、哀伤的，每次这一主题的出现都表现着惊人的魅力。在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中，歌剧的女性形象、交响曲的抒情主题往往象征着作者所渴望而又无法在现实中获得的幸福和光明。所有在生活中遭遇过不幸的人们对于难以补偿的遗憾都是束手无策的。他们的痛苦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然而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里得到了准确的表达。在爱斯塔尔蒂主题的优美旋律中，他们伤痕累累的心会得到些许安慰：他们因为爱，才痛苦，这痛苦是真诚的，又是珍贵的。

柴可夫斯基把《曼弗雷德交响曲》献给了巴拉基列夫。1885年9月，作曲家在给巴拉基列夫的信中说：“我满足了您的希望。《曼弗雷德交响曲》完成了……我可以说是毫不间断地为《曼弗雷德交响曲》工作了将近四个月（从5月末到今天）。工作很艰苦，但非常愉快。在我科学分析稍作努力开始投入工作以后，我醉心其间了……我生平从来没有这样努力过，也从来没有因工作而如此疲惫。交响曲根据您的提纲写成，共四个乐章。但请您原谅，我没有能按照您指示的调式和转调，虽然也曾希望如此处理。交响曲用了b小调。”

1886年3月1日，这部交响曲首演于莫斯科，同年在巴甫洛夫斯克、彼得堡、第比利斯和美国纽约演出。演出后都得到高度评价。《曼弗雷德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攀向他的创作顶峰——歌剧《黑桃皇后》和《第六交响曲》前的一次准备。它的艺术魅力与作曲家的《第四交响曲》、《第六交响曲》并驾齐驱。


5。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


1885年1月，莫杰斯特向柴可夫斯基提起剧作家依波利特·瓦西里耶维奇·什帕任斯基的话剧《女巫》。他说这部话剧很适合改编为歌剧。当时柴可夫斯基正在寻找合适的歌剧脚本。柴可夫斯基看过了话剧《女巫》的剧本后非常兴奋。他立刻给什帕任斯基写信，表示愿意以《女巫》为题材创作歌剧。什帕任斯基回信说，能与柴可夫斯基合作感到非常高兴。

柴可夫斯基到什帕任斯基家去了几次，他们一起吃饭、喝茶，商谈有关歌剧脚本的事情。

柴可夫斯基发现什帕任斯基的妻子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总是神情忧郁，似乎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看得出来，她满腹心事，而使她郁郁寡欢的原因正来自她的丈夫。尤里娅·彼得洛夫娜非常欢迎柴可夫斯基的来访。她常常寻找各种缘由执意邀请柴可夫斯基来他们家作客，好像她与柴可夫斯基的交往比丈夫和作曲家研究歌剧脚本的事还重要。这使柴可夫斯基觉得有点不自在。

只要有可能，柴可夫斯基都尽量应邀前往剧作家夫妇的家。在对待剧作家夫人的态度上他很注意分寸。如因故不能赴约，柴可夫斯基会写信致歉，信写得简短、礼貌。而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给柴可夫斯基的信却长得多，在信中常常诉说自己听了作曲家的音乐后的惊喜和感动。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和他本人给予许多赞誉之词，搞得柴可夫斯基只好开始有意降温。于是写信对她说，其实他本人并不像尤里娅·彼得洛夫娜说的那么好。

1886年3月上旬，柴可夫斯基在莫斯科正在进行《曼弗雷德交响曲》的排练。他有点担心，因为他感到这部庞大艰深的作品不那么好演奏，而且也已经觉出乐队似乎不喜欢这首乐曲。乐手们好像猜到了作曲家的疑虑，在最后一次排练时，他们安排了一个庆祝会来表示对柴可夫斯基作品的欢迎。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寄去了音乐会的票。3月11日《曼弗雷德交响曲》演奏得很好。虽然柴可夫斯基说音乐会只得到一半成功，但他仍然很高兴。这次音乐会后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给柴可夫斯基写了一封信，第二天作曲家给她回信说：“我觉得这是我的一部最好的交响曲。”那时柴可夫斯基还不能对自己的新朋友说出自己有关《曼弗雷德交响曲》的全部思想，不能对她讲自己所经历过的一切。他只向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介绍了《曼弗雷德交响曲》的题解。不管作曲家如何谦虚，如何把自己贬低为仅仅是拜伦伟大艺术作品的翻版者，再迟钝的人也能明白柴可夫斯基在自己的交响曲《曼弗雷德交响曲》中绝不仅是简单叙述拜伦的悲剧故事。更何况尤里娅·彼得洛夫娜还是个满不错的钢琴手，她完全能听出《曼弗雷德交响曲》音乐所包含的作曲家自己的情感。这部交响曲不仅反映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难解的困惑，而且也反映了受尽苦难折磨的人们的不幸命运。这种不幸的命运降临到了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头上，《曼弗雷德交响曲》的音乐在她的内心深处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她把自己的感受向柴可夫斯基作了坦率的表白。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感动了作曲家，他写了一封充满真挚感情的回信：“您知道，我对您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极为关心，希望今后能经常收到您的信。”这一天柴可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给什帕任斯卡娅写了一封很难写的信。”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没有放过柴可夫斯基信中稍稍升高的温度。作曲家对她的同情和关心使她感到温暖，她很想把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和自己的全部痛苦都告诉给柴可夫斯基。她很想让作曲家知道自己如此信任他的原因。柴可夫斯基在与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交往中感到有点为难，他既要掌握尺度，又要真诚坦率、落落大方。他是个很容易被别人喜欢的人，正如亚历山德拉所说，凡是认识他的人都喜欢他。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对柴可夫斯基发生好感是为不足为怪的。

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回信说：“我曾对您说过，我常常第一眼就能判定一个人的品格。从第一次见到您，就觉得您是一个很让人喜欢而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好人。我想和您再多说一点：凭一种特殊的直觉，我第一次见到您时我就已感觉到您是不幸福的。那时我就对您充满了同情。其实您一定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很自然地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慰。”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文笔相当好，很善写。她写了一封非常好的回信，从这封信中柴可夫斯基发现她有很高的文学天才，建议她以后能从事写作。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和丈夫离婚后，没有足够的钱继续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这样的城市生活，准备带着两个孩子迁居到塞瓦斯托波尔。当时柴可夫斯基正去巴黎接外甥女达吉亚娜的小儿子若尔什。他从巴黎写信安慰尤里娅·彼得洛夫娜说，毕竟折磨人的那一切现在已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迁往塞瓦斯托波尔后会改变原来的生活。“难道在您离开以前，我不能再和您见上一面了吗？这是令我很伤心的。”柴可夫斯基“伤心”一词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一道喜悦的闪光，她觉得自己得到了同情，也许还有什么更多的东西。

柴可夫斯基终于赶上在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去探望她。柴可夫斯基把当时的印象写给莫杰斯特：“我到什帕任斯基家去了一趟……哎！多么可怕的家庭悲剧发生在这个戏剧家的家庭里！他们家发生的事真是再好不过的戏剧、小说情节了。然而叙述这些事情很难、很复杂。我越来越看清了什帕任斯基的为人，他让我很看不起（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家），而她的妻子却越来越高大，她是一个极好的女人，但她却非常不幸。”

使柴可夫斯基感到愤愤不平的是什帕任斯基对待妻子和孩子不负责任的态度——把尤里娅·彼得洛夫娜这样的好女人无情抛弃，把家扔到那么远的地方，不给他们提供生活最起码所需的钱，最后就连打发他们离开莫斯科还是坐的等级最差的火车。柴可夫斯基虽然很生气，在给尤里娅写信时还是很克制的，甚至在信中表示希望让什帕任斯基改变主意，把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接回家。

希望落空了，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来的信都充满了悲伤。除了母亲、孩子以外，柴可夫斯基成为她惟一的支柱。他写信告诉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应该向丈夫要求她和孩子生活所必需的物质保证，如果需要，他也可以提供帮助。柴可夫斯基对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各方面都很操心。1886年7月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一封信使柴可夫斯基很激动，他读后在日记中写道：“在走廊长时间散步，明天无法工作了，必须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回信。看来她要死了，说不定她已经死了。这些日子我的思想一直很沉重。”来自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坏消息使柴可夫斯基如此不安，以至于他都不能作曲了。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给可怜的尤·彼·什帕写了一封信。”

柴可夫斯基在梅达诺沃独居时，正在写歌剧《女巫》的第四幕，并为亚历山大三世的妻子玛丽亚·菲多洛夫娜皇后写浪漫曲。在工作的余暇，柴可夫斯基在考虑解救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办法。他从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许多来信中更加看出她的文学才华。柴可夫斯基想唤起这个不幸的女人对生活的信心和兴趣，鼓励她写作。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感谢作曲家对她的关心和帮助，并且向他表示了爱意。“您太把我理想化了，”柴可夫斯基回信说，“我并不像您认为的那样完美。您需要您的朋友高大过人，以便使您能得到更牢固的支撑，于是您就把所有的优良品质都堆在我身上。不过我不想让您着急，您要相信一点：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喜欢您，我从来不会埋怨您，您对我可以完全坦白，可以毫无顾忌地敞开自己的内心。”

柴可夫斯基自己承认，他工作起来像一只狼。不管多么忙，他总能抽出时间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信。4月10日他在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中说：“天啊，亲爱的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永远不要说，‘您使我厌烦了，您的信使我不愉快等等’这样的话，您要相信，我希望您给我写信越勤越好，越多越好。”于是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真的照办了。5月写了两封，6月写了两封……信也写得越来越长。

1887年7月，柴可夫斯基赶赴德国亚琛去看望患重病的好友康德拉蒂耶夫。借此机会他来到了塞瓦斯托波尔看望尤里娅·彼得洛夫娜。7月10日这天，柴可夫斯基冒着酷热，走遍塞瓦斯托波尔的大街小巷，好不容易找到了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住所。他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相聚，柴可夫斯基要赶去上船。

没有人知道他们见面时都谈了些什么，只见在柴可夫斯基到亚琛后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在塞瓦斯托波尔我对您的访问真像做梦一样：蓝色的大海，酷热的天气，晒得滚烫的街道，在塞瓦斯托波尔每个小巷中的奔走，对您神秘住所的寻找，和您一刻钟的会见，还有轮船——所有这一切都瞬息闪过，让您不知道是现实还是梦境。”

就在他们在塞瓦斯托波尔见面的当天，柴可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塞瓦斯托波尔，酷热。很不容易才找到什帕任斯卡娅。她送了我。”柴可夫斯基在日记中从来不写细节，他只写事情。

柴可夫斯基的短暂访问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带来了瞬时的喜悦，给他留下了令人鼓舞的温馨回忆。

这次会见以后，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真的开始了文学创作。柴可夫斯基写信鼓励她说：“现在我已看到您不仅是一个深受痛苦，只会消极对待自己所遭不幸的女人，我还看到您是一个战士。这样的战士知道，悲悯自怜对医治创伤毫无用处。当我看到这一切，我更加深了对您的同情。”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小说题为《塔霞》。柴可夫斯基建议她写自己的过去，写成自传体，并答应帮助联系书的出版。他还要求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在没有进行任何加工前就把手稿给他寄去。看来作曲家迫不及待地想为自己所保护的人做点重要的事，做点好事。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手稿寄来了。柴可夫斯基对作品的反应是谨慎的，有保留的。他说，和一般文艺小说相比，《塔霞》写得更像一部哲学作品。他虽然感觉到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小说从文学角度看确有一些欠缺，但还是热情鼓励她：“毫无疑问的天才！您真是位出色的修辞学家！至于艺术性，以后再说吧……您一定能成为作家，一定，一定！我为俄罗斯文学感到高兴！”

柴可夫斯基把书稿寄给莫杰斯特。他有相当丰富的文学经验，在文学界也有不少关系。莫杰斯特看了以后，觉得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书还达不到出版水平。柴可夫斯基没有争辩。他是很明事理的，在自己并不很精通的行当里，他甘拜下风。

柴可夫斯基坦率地、也很委婉地把情况告诉了《塔霞》的作者，并问她是否愿意把她的另一本书，一本儿童小说寄去。不知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是因为受了伤害，还是因为不愿再给作曲家添麻烦，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