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可夫斯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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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世界，于是他对梅克夫人的诚挚友情报以同样的真情。他衷心感谢梅克夫人给予的同情和帮助，并且愿意走进她的内心，愿意知道她“至今所没有说出的一切”。柴可夫斯基愿意为她作曲，并把和她共同讨论音乐当成一种快乐。当然，柴可夫斯基也很同意她所规定的交往方式——仅限于通信，他说：“我觉得在面对面的了解之后，您立即会发现，我本人和我的音乐之间并不像您所想象的那么和谐一致。”

在互相频繁往来的书信中，他们彼此的倾慕之情在迅速增长着。1877年5月，梅克夫人第三次委托柴可夫斯基为她写曲，这次让他写一部小提琴和钢琴合奏的曲子，曲名是《谴责》，要求在曲中“表现出不堪忍受的精神疲乏……要有破碎的心，被蹂躏的信念，被伤害了的自尊，消失了的幸福……在这《谴责》中，要听见不幸的憧憬向失望的投降，要表现灵魂的衰萎，此外还可以有死亡……也要有被剥夺了的幸福的回忆”。梅克夫人认为，“没有比音乐更能描写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而谁也比不上柴可夫斯基更能懂得它。她深信，她是把“自己最真切的感念送到了最适当的去处了”。梅克夫人觉得在精神上已经和柴可夫斯基如此靠近，所以才有勇气向他敞开心扉。

柴可夫斯基总是乐于满足梅克夫人的要求的。当梅克夫人提出让他写《谴责》后，作曲家先向她表示会尽快写成她所要的作品，跟着他给梅克夫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分析了梅克夫人屡次委托他写曲的动机：“第一，你真需要我做些什么；第二，你希望帮助我。”柴可夫斯基觉得这一次梅克夫人完全是为了第二个原因让他写曲，这使他感到不愉快。他不愿意为了得到金钱，在没有灵感的情况下匆匆滥写一些曲子，他“不想为了改善物质生活而对艺术有所不忠，利用技巧的纯熟，以鱼目混珠”，尽管他承认自己缺这个“珠”。他已经意识到梅克夫人对他的这些委托都是“伪装得并不高明的施舍”，于是他宁愿直截了当地向她借钱。他对梅克夫人如实讲了自己在经济上的困境，现在他觉得梅克夫人是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向其借钱而自己不会感到害羞的人。柴可夫斯基希望把自己的一切债务交到一个慷慨正直的债主手里，靠她的帮助，“能够摆脱其他许多债主的恶爪”。柴可夫斯基很珍惜与梅克夫人通信的机会。他觉得“封封信都说付钱和收钱，这种通信绝对不能坦白的”，他不希望和梅克夫人总是做音乐交易。柴可夫斯基愿意为她真诚地写曲，而不愿用写曲赚她的钱。梅克夫人把柴可夫斯基对她的坦率请求看作是对她的信赖和友谊，从而对他充满了感谢，并且立即给他寄去3000卢布的贷款。

梅克夫人生活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里，也生活在他的欢乐和苦难中。对他的感受和思考，对他的所作所为，梅克夫人都明了。在他们以书信交往的14年中，善解人意的温良的梅克夫人始终在近近的远处关照他，守护他。梅克夫人说：“你是惟一能够给我这样深刻，这样巨大的幸福的人，我无限感激，只希望这将永无止期，也永不改变。”“我需要你，你是我所热爱的一门艺术的纯洁的先知。”而柴可夫斯基觉得梅克夫人的友谊“像空气一样不可缺少”。他说：“我没有见过一个人对我这样亲切，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应和我每一个想法和每一次心的搏动……无论我想什么，总要想起我遥远的朋友，她的爱和她的同情已经成为我存在的基石。”

柴可夫斯基把《第四交响曲》献给了梅克夫人，把它称做“我们的交响曲”。这部交响曲凝聚了他们崇高的诚挚的爱。


2。　《叶甫根尼·奥涅金》


1877年初，柴可夫斯基想着手创作自己的第五部歌剧，他音乐界的同行斯塔索夫有一种看法，认为创作交响曲的柴可夫斯基不适于写歌剧。还有些人也有类似的说法，因为他的前四部歌剧，除了《铁匠瓦库拉》受到欢迎外，其他三部歌剧并不成功。而柴可夫斯基说：“我在这条道路上定下了一站：歌剧，不论您怎样说我不擅长于创作这种音乐，我将毫不犹豫地走我自己的路。”柴可夫斯基觉得歌剧是一种最容易与群众接触的音乐形式，他说过：

“歌剧有一种优越性，它能用音乐语言和群众说话。”当时俄罗斯歌剧已达到了繁荣时期，在所有反映俄罗斯生活题材的歌剧里，主人公都是历史人物或农民，包括柴可夫斯基自己写的歌剧也是如此。现在他想寻求另一类主题，他想表现自己周围的最普通的人的生活和感受，用歌剧这种体裁探索和反映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他最关心的是人物的内心活动，他要在歌剧体裁领域中体现“人类心灵活动”的方式。他开始寻找适合自己所设定的这一新目标的歌剧的创作题材。

5月初的一天，柴可夫斯基来到著名女歌唱家叶丽莎维塔·安德烈耶夫娜·拉甫罗斯卡娅家作客。他们谈到了歌剧题材问题。拉甫罗斯卡娅建议说，可否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改编歌剧。柴可夫斯基考虑之后，觉得她的提议很好，于是他当天晚上就把普希金的原著重读了一遍，他再次被普希金的作品深深感动，产生了一种不可遏止的创作欲望。他当即写出了场次大纲，从原诗中挑选了所需素材，准备请好友席洛夫斯基编写歌剧脚本。

这年夏天柴可夫斯基住在莫斯科近郊席洛夫斯基家开始创作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他怀着愉快的心情，热忱满腔地工作着。这期间他给弟弟莫杰斯特写信说：“《奥涅金》里的诗意有多么丰富啊，我没想错，我很了解，在这部歌剧里，舞台效果和动作不多，但是这个题材从总体上所包含的诗意、人情味以及题材的纯朴与诗作的天才文笔，这一切都加倍地补偿了所有的缺点。”

柴可夫斯基甚至不把这个歌剧称为歌剧而称为“抒情场面”，因为他不把注意力放在故事情节和事件上，而是着力表现主人公波澜起伏的内心世界，反映他们思想感情的变化发展。作曲家给普希金的这部描写19世纪初俄国生活的作品带来了自己时代的特征。他把剧中人物对幸福的向往以及他们和命运之间的冲突尖锐化了。柴可夫斯基在自己的音乐刻画中，对普希金笔下人物的描写增加了新的特点，使得塔姬雅娜、奥涅金、连斯基的形象比在普希金小说中有了更为强烈的悲剧色彩。

柴可夫斯基从青年时代就时常被塔姬雅娜这一充满诗意的形象所感动。她是纯朴、善良的俄罗斯女性的美好典型。生活在僻静乡间的塔姬雅娜对未来怀着美好憧憬和幻想。潇洒风流的贵族青年奥涅金的出现，打乱了她平静的生活，她热烈地爱上了奥涅金，并且大胆地给他写信向他倾吐爱情：“我的整个生命就是必定与你相会的保证。”歌剧就是从塔姬雅娜写信一场开始的。代表塔姬雅娜形象的主题音乐具有俄罗斯浪漫风格。作曲家用充满激情的音乐表现少女真挚、强烈的爱情。柴可夫斯基说：“当我演奏一场音乐时，与其说是灵感的火光燃烧着我，不如说是普希金的火焰燃烧着我。”这一段音乐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柴可夫斯基对普希金原著中的奥涅金做了一些改动。没有触及奥涅金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只说他是“都城一位寂寞的社交家”。奥涅金没有接受少女的纯真爱情。在他那段著名的咏叹调《您给我写了信》中，奥涅金的冷言说教使可怜的塔姬雅娜受了委屈和伤害。她带着心灵的创伤接受了无爱的婚姻，做了格列明公爵夫人。两年以后当奥涅金带着爱意回到塔姬雅娜身边时，她的心破碎了，她仍深爱着奥涅金，但她又必须忠于自己的责任。表面的平静掩盖着内心的痛苦。此时多变的音乐旋律和生动的唱词把她激烈的内心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

歌剧中连斯基的形象也与在普希金原作中有所不同。作曲家对这个青年人怀有深深的同情。柴可夫斯基笔下的连斯基真诚、善良，具有崇高的理想，忠于自己的爱情，然而现实生活使他的梦想破碎。当他不得不和过去友人奥涅金走上决斗场时，他已经预感到不幸的来临。“青春，青春，美好的黄金时代，你到哪里去了？未来的时光给我准备了什么？我的目光枉然地将它捕捉，它隐藏在黑暗里……”一曲惊天动地的连斯基咏叹调打动了多少人的心啊！人们惋惜的不仅是年轻诗人的早夭，命运的遗憾是属于大家的，连斯基的向往和追求，连斯基的失落和茫然是常人所有的，这首咏叹调在人们心底引起永恒的共鸣。

在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中柴可夫斯基用富有俄罗斯民间风格的旋律，对俄罗斯贵族社会的生活和俄罗斯美丽大自然做了形象逼真的描绘。

1878年2月柴可夫斯基完成了这部歌剧。1878年12月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戏剧节上首演。1879年3月下旬在莫斯科小剧院正式上演，由尼·鲁宾斯坦指挥、莫斯科音乐学院学生演出。在演出前柴可夫斯基专程从巴黎赶回莫斯科。他不露声色地去剧院看排练，躲在大厅里光线很暗的小角落，不让别人发现他。他觉得乐队和合唱队都演出得不错，而独唱演员应该再唱得好一点。正式公演时柴可夫斯基的两个弟弟莫杰斯特和阿纳托里都来观看演出。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同事们都来欣赏演出，不常在公众前露面的安东·鲁宾斯坦也前来观赏。尼·鲁宾斯坦在开演前发表了一篇讲话，并向柴可夫斯基献上了一个花环。演出闭幕时，作曲家被观众不止一次请出来。演出结束后，音乐学院为他举行了晚宴，晚宴上大家都很快活，一直热闹到第二天凌晨。

《叶甫根尼·奥涅金》受到了音乐界的好评。尼·鲁宾斯坦说，这是俄罗斯艺术的伟大成就。塔涅耶夫被感动得流下热泪，他对歌剧的演出赞叹不已。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也出席观看了排练，他认为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音乐迷人、火热，有青春气息，异常美好而富有诗意。”柴可夫斯基在演出的当天写信给梅克夫人说：“总之，大家都毫无例外地向我表示了对《奥涅金》的喜爱，其强烈和真挚程度令我十分惊喜。”人们都十分关心《奥涅金》的演出，那段时间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小剧院场场满座。

1881年，该剧在莫斯科大剧院公演。1884年10月彼得堡玛利亚剧院也上演了《奥涅金》，演出很成功，轰动了彼得堡的演艺界。人们对作曲家的新歌剧表示一致赞赏，就连一贯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百般挑剔的人也都表示对《奥涅金》的音乐和表演给予了肯定。

这部歌剧很快就在梯比里斯、哈尔科夫、基辅、喀山等俄国其他城市上演。不久又在国外演出，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喜爱。从此《奥涅金》成为俄国和欧洲许多剧院的保留剧目。1888年12月6日捷克著名音乐家德沃夏克指挥，在布拉格国家剧院上演时，德沃夏克评价说：“这是一件惊人的作品，充满着真挚的感情和诗意，同时又表现得惟妙惟肖；总之，音乐是迷人的，它深入人心，使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每当听到它时，我就觉得被带入了另一个世界。”

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的成功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开阔了柴可夫斯基创作的新阶段，而且对整个俄罗斯民族歌剧的形成和发展起着特殊的作用。


3。　不幸的婚姻


在莫斯科生活的十年，对柴可夫斯基来说，工作是最大的快乐和安慰。他把自己的全部心力放在音乐创作上。几年前他已从尼·鲁宾斯坦的家里搬了出来，住到自己租的一个只有两室的小公寓。他愿意独处，不喜欢和别人交往，也很不容易交朋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有一种怕羞的感觉，而且不大信任人，这种感觉似乎一天天在增长”。他的身体并没有什么毛病，只是他无法不让自己时常“陷入一种伤感的气氛”。然而他自己也深深感到，“没有密友是很糟的”，至于结婚，他不是没有想过，但是出于他的本性他并不渴望结婚。1876年9月他在给弟弟阿纳托里的信中谈到关于这个问题时曾说：“我曾告诉过你，我要将我的生活做一个重大改变，其实我根本没有作过这样的的决定！我只是想想而已，虽然这也是正正经经的想。其实我在等待一种外力强迫我采取这样的行动。这里我必须承认，我那小小的公寓，我的寂寞的黄昏，我的生活安逸和平静，对于我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当我一想到要结婚就必须放弃这一切，我就感到不寒而栗！”他这种对自己和对未来的困惑一直在继续。

也许，凡是命中注定的，真的都将不可逃脱。没过多久，命运果然给了他一次尝试婚姻的机会，而且这场婚姻的苦涩却给他造成了终生的灾难。

1877年5月的一天，柴可夫斯基收到了他的一个女学生安东尼娜·米柳柯娃的一封求爱信。她28岁，长得还算漂亮，心地善良，受教育不高，家境不富裕，靠自己生活。她还有一个母亲。女学生在信中表达了对柴可夫斯基的尊敬和爱慕。柴可夫斯基每当接到类似的信件往往是不予复信的。而安东尼娜的信写得极其恳切、真挚，使他不得不作出答复。尽管柴可夫斯基在回信中很礼貌地拒绝了姑娘的求爱，然而他们之间的通信却从此开始了。不久柴可夫斯基应邀去拜访了她。见面时，柴可夫斯基向安东尼娜表示了给她回信中同样的态度。柴可夫斯基说对于她的爱恋只能报以同情和感激，除此之外不会有其他。然而，事后柴可夫斯基又反复考虑，觉得这样对待一个爱着他的姑娘恐怕不妥。柴可夫斯基虽然不爱她，但无意伤害了她。当时他正在创作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普希金笔下的那个奥涅金对善良的塔姬雅娜的冷漠是柴可夫斯基所不赞成的。他联想到自己所面临的处境，他不愿意在现实生活中做奥涅金式的人物。他认真想来，觉得自己给姑娘的复信和对她的应邀访问实际上对安东尼娜原来就燃烧起来了的爱情之火起了助燃作用。这是他始料未及的。看见姑娘在为爱而痛苦，他很不忍心。他知道，如果突然摆脱她，更会使她痛苦难忍。安东尼娜向他表示爱情的灼人的信一封接着一封：“不要叫我失望啊，你不答应我，那你只能浪费时间罢了。没有你，我不能活，为了这个，我也许快要结束我自己的生命了。”“我请求你，再到我这来一次。如果你知道我多么痛苦，那一定会大发慈悲，满足了我的愿望的。”

安东尼娜以生命作抵押的爱的恳求，使柴可夫斯基没了退路。牺牲这个少女，让她毁灭，来拯救自己的自由，柴可夫斯基不忍心这样做。他不能不做出让步了。于是他跑到安东尼娜那去，坦率地告诉她说，他真的并不爱她，只可能成为她的一个忠实朋友。柴可夫斯基向她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毛病：性情孤僻，不善交际，情绪易变有时甚至很反常。还有他的经济境况也不宽裕。柴可夫斯基向她交代过自己这些弱点之后再次问她，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她还愿意嫁给他吗？答案仍然是肯定的：“愿意。”她说，“没有一种过失可以使我不爱你。这不是一时的爱情。这是长时期积累起来的情感。我现在简直不能够，也不会摧毁这种感情的。”柴可夫斯基对安东尼娜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女人。我觉得自己已经不是那种能燃起爱的激情的年龄了。我对谁都不会再发生爱情，而您是第一个让我非常喜欢的女人。如果一种平静的、兄长式的爱能使您满足的话，我愿意向您求婚。”安东尼娜对一切都同意，哪怕是兄长式的爱她也觉得求之不得。她只愿能守在柴可夫斯基的身边，只愿意能关心他，和他生活在一起。柴可夫斯基以为，他俩已达成协定，一切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其实，安东尼娜是不会满足于“兄长式的爱”的，她相信在今后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她有能力做到让他成为她所希望的那种好丈夫。

1877年7月18日，37岁的柴可夫斯基和热恋着他的安东尼娜在圣·乔治教堂举行了婚礼。他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才把结婚的消息通知家人。出席结婚典礼的只有弟弟阿纳托里和柴可夫斯基的学生柯代克。当天晚上新婚夫妇就离开莫斯科前往彼得堡。他们准备先去探望柴可夫斯基的老父亲，等回到莫斯科后再去乡下看望安东尼娜的母亲。

婚礼一举行过，只剩下柴可夫斯基和妻子俩人的时候，他感受到了难耐的烦恼。他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他所面对的是他的妻子。这个女人是完全属于他的。从此以后他俩的命运就再也不能分开，他有责任和她永远生活在一起。此时安东尼娜爱的欲火燃得他不知所措，他忽然觉得自己的内心并没有接纳这个女人，对他来说安东尼娜将永远是个陌生人。在他的心里只有音乐，他觉得自己是属于音乐的。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只是音乐，这是不可以被任何东西取代的，没有了这个部分，他“未来的生活仅仅是一种枯涩的生存”。这是太可怕的事。他该怎么办呢？安东尼娜没有错，让她感到丈夫不爱她，觉得她是累赘，这很残忍。若要装假，而且一辈子装假，那就等于一辈子受刑，他也办不到。妻子所期望的那一切，他都不会做。他感到了可怖的绝望。

在彼得堡住的一个星期，他没有得到片刻的安宁。心理、精神上受的折磨是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从彼得堡返回莫斯科以后，他无法推卸对岳母的拜访。岳母一家人庸俗的习气使柴可夫斯基很反感，于是他借口说去治病，把妻子留下，自己去了卡明卡的妹妹家。正巧弟弟莫杰斯特和阿纳托里当时也都在卡明卡。他们劝慰哥哥，让他在卡明卡疗养休息一段时间。在妹妹家里，和亲人们在一起，宁和温馨的气氛使他过度紧张的神经镇定下来，他的焦躁不安的心情也平静了许多。

从卡明卡回来以后，他和妻子在莫斯科住了两个星期。从理智上说，他知道应该尽量努力让自己习惯新的生活方式，但是做到这一点却是十分困难。他的内心很沉重，觉得这种婚姻生活实在无法忍受。为了躲避和妻子相处，他经常一个人漫无目的的在莫斯科僻静的街头游荡，忧郁苦闷让他感到绝望，他想到了死。自杀，用自己的手杀死自己并不容易。他想到了他的亲人们，他的妹妹，他的两个弟弟，他的老父亲，他的自杀会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他对生活和对音乐的爱也使他没有勇气一下子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于是，他来到莫斯科河边，借天黑无人，跳进齐腰深的冰冷的河里，企图用这种办法得病致死。但事情没有如他想的那样，现在死神还不愿意收容他。他病了，但没有死成。出路在哪里呢？痛苦在继续折磨着他，他的精神失常了，他的神经已到崩溃的边缘。他决定逃离，出走，“跑到远远的地方去，独自一个人休息，去思考、去医病，最后去工作”。

柴可夫斯基和弟弟阿纳托里商量好了一个离开莫斯科的计划。弟弟在彼得堡以音乐学院指挥纳甫拉夫尼克的名义给柴可夫斯基发来电报，假说学院有公事，招柴可夫斯基速去彼得堡。10月6日，柴可夫斯基登上了从莫斯科开往彼得堡的火车。第二天早晨，阿纳托里去车站接他，经过一个多月的折磨，柴可夫斯基变得憔悴苍白，弟弟已经几乎认不出他来了。阿纳托里把他安顿在一家旅馆，当时柴可夫斯基的精神病发作不省人事，连续昏迷躺了48小时。医生说只有彻底休息才能使他神志恢复清醒，为了免受刺激，医生让他最好不再与妻子见面。

阿纳托里前往莫斯科，将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尼·鲁宾斯坦。尼·鲁宾斯坦陪同阿纳托里一起去见安东尼娜，一五一十把柴可夫斯基的情况告诉了她，也把医生不让柴可夫斯基再见她的建议告诉了她。尼·鲁宾斯坦和阿纳托里劝安东尼娜同意与丈夫离婚。安东尼娜很友善地接待他们，恭敬地给客人递上茶水，听了鲁宾斯坦带有决断性的言词，她仍然表现得很镇定。起初，她并不相信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更没有想到事情竟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她觉得柴可夫斯基不可能从此永远离开她。安东尼娜说，为了柴可夫斯基，她一切都可以答应。于是商定先夫妻分居，退掉原来在莫斯科租用的住房，卖掉所有的家具。阿纳托里把安东尼娜暂时安置到了卡明卡亚历山德拉那里。

10月中旬，在阿纳托里的陪同下，柴可夫斯基去了西欧，先在柏林停留了几天，后来去了瑞士，在日内瓦湖畔的一座小城克拉伦斯住了下来。他决定在这里休养一段时候，“让世界忘却他”。

妹妹亚历山德拉那时候已经有好几个孩子，她不顾自己已经很重的家务负担，怀着深深的同情收留了这位无家可归的嫂嫂。卡明卡的家人们还以为柴可夫斯基的出走只是因为一时的误会和不悦，不久一切都会顺利解决。亚历山德拉给哥哥写信，说了许多安东尼娜的长处，希望他能妥善处理矛盾，争取早日夫妻和解。柴可夫斯基给妹妹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他不可能再回到安东尼娜身边的原因，让妹妹不必再做劝和的努力，信是这样写的：“萨沙，怎么说呢，我应该毫不推卸责任的说，我是安东尼娜冷酷无情的丈夫。她一点都没有错，她很可怜，而我在她面前是一个已经失去理智的残忍的暴君。但是，除此之外，我还是一个艺术家，一个能够和应该为自己的祖国带来荣誉的艺术家。我感到自己身上还有很强的艺术力量，我还没有做到我能做到的1/10，我要用全部的努力来做到我还应做的一切。然而现在我却不能工作，希望你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我和安东尼娜之间发生的事情。请告诉她，不要再用指责和威胁来折磨我，也请她明白这一点：应该让我有可能去履行我的责任。”柴可夫斯基给妹妹写这样一封信，内心并不轻松。

柴可夫斯基觉得安东尼娜是值得同情的，他知道安东尼娜真诚地爱他，但是“她以她的爱欺骗了自己”，柴可夫斯基曾耐心地告诉她，他并不爱她。柴可夫斯基能问心无愧的是他从来没有对她违心地表示过爱情，但是在安东尼娜的顽强而又固执的爱面前，善良的柴可夫斯基又曾答应设法增进对妻子的爱情，可是最终他却无法做到，想到这一点，柴可夫斯基从来不回避自己的过失。安东尼娜过于自信了。她本来相信结婚以后一切都会按照她所预想的去实现。然而她的表现在柴可夫斯基那里引起更多的是反感：“我在做什么，我的工作是什么，我的计划怎样，我在阅读什么，我关心哪些知识和艺术问题，对于这些，她从来没有丝毫想知道的表示。”的确，安东尼娜连在哪里可以买到柴可夫斯基的乐谱都不知道，她从来不去听音乐会，对他的作品“连一个音符都不知道”。安东尼娜很喜欢说话，她的话题离不开琐碎无聊的事情，她常常说过去曾有多少多少异性钟情于她，那些男人又是如何如何出身高贵……这些谈话都使柴可夫斯基感到厌烦。

柴可夫斯基把与妻子有关的一切缮后事宜都委托给他的好友尤尔根松处理。他一直负担安东尼娜的生活费，起初每月50卢布（这是他当时在音乐学院的工资），后来增加到100卢布。到1889年，安东尼娜又要求柴可夫斯基给她增加钱数，此时柴可夫斯基已得到沙皇政府每年3000卢布的生活津贴。柴可夫斯基本来是有理由停止给安东尼娜生活费的，因为他早已知道安东尼娜已和另一个男人生了三个孩子。尽管如此，柴可夫斯基还是让她如愿，给她增加到每月150卢布。

离婚协议始终没有达成。为了能达到正式离婚，柴可夫斯基表示愿意同意承担一切在法律上能构成他们离婚的罪名。可是安东尼娜一再声明，在法庭上她不能撒谎。她在卡明卡住了一个时期以后，阿纳托里把她送到了莫斯科郊外她母亲家里。

安东尼娜从青年时代就有心理不正常的倾向，常常说话不着边际，夸夸其谈。这些毛病在这次不幸的婚姻和以后生活的磨难中更加剧了。1896年，安东尼娜的精神病症状更加明显，不得不进了彼得堡的精神病院，在那里度过了剩下的日子。她死于1917年。

在柴可夫斯基逝世后不久，谈到关于柴可夫斯基的为人，安东尼娜这样说：“他在所有的人面前的行为都是忠实高尚的。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指责他有什么不好的品行。他命中注定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帮助他周围的人们。”


4。　《我们的交响曲》


命运之神在给了柴可夫斯基毁灭性的严酷打击之后，却又慷慨地赐给了他足以终生依傍的保护神。梅克夫人及时知道了柴可夫斯基在那场不幸的婚姻中所经受的痛苦磨难，对他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她知道此刻对柴可夫斯基来说最重要的是自由，而这自由是需要用物质金钱做后盾的。梅克夫人除帮助他还清全部债务以外，还决定从此以后每年向他提供6000卢布的资助，而且立即给他寄去了第一笔款。梅克夫人终于找到了从根本上帮助她的爱友的时机。她衷心希望柴可夫斯基能生活得好，能有充分的自由从事他喜欢做的事——音乐创作。她认为，不是血肉的关系，而是情感和精神的相通，使一个人有权利去支援另一个人。她把帮助柴可夫斯基摆脱困境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她写信告诉柴可夫斯基：“你要知道，你给了我多么愉快的时光，我对此是多么的感激，你对于我是如何的了不起，而我是多么需要你，恰如你一样；因此，这倒不是我来帮助你，而是帮助我自己。”

柴可夫斯基在瑞士克拉伦斯安顿下来，这是日内瓦湖畔的一座小城。从他所住的别墅窗外望去，可见终年积雪的萨瓦山。这里景色宜人，空气清新。在宁和清静的生活环境里，他的精神状态逐渐恢复了正常，但在内心深处的隐痛却仍然无法消去。

回想起刚刚熬过的那场心灵的劫难，在感到心有余悸的同时，又充满了对梅克夫人的无限感激：“你知道你对我有多大多大的帮助呀！我是站在一个深渊的边缘，我之所以不跳进去，惟一的理由是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你的友情拯救了我。我将怎样报答你呢？唉，我多么希望有一个时期你可以用得着我呀！为了表示我的感谢和爱，我是什么都可以做的。”“我除了用我的音乐向你服务之外，别无他路。娜杰日达·菲拉列多夫娜，从今以后，我笔下写出的每一个音符都要献给你。当工作的欲望以加倍的力量恢复过来时，那是因为有了你的存在。而在我工作的时候，我一秒钟也不能忘记是你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能够进行我的事业。我还有许多许多事情可做，不是虚伪的自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