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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可夫斯基-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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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妮亚对自己的儿子很冷漠，她希望早日摆脱这个孩子，甚至居然同意把这个孩子放在一个穷苦的家庭寄养。她说，反正孩子自己也不懂事。柴可夫斯基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达妮亚的这种态度，难道她是用这些漫不经心的话来安慰自己吗？柴可夫斯基对达妮亚既生气又怜爱。
柴可夫斯基起初把孩子寄养在一个奶妈家，后来又放在巴黎近郊一个不太富裕但还算体面的法国人家里。为了这个他要付相当多的钱，还是梅克夫人帮助了他。但是他没能把经济困难的真实原因告诉梅克夫人。然而，聪明的梅克夫人不知从哪好像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又给了柴可夫斯基一笔汇款。柴可夫斯基从尤尔根松那里也拿到了一些钱。他把这些钱几乎都留给了达妮亚用。5月初，柴可夫斯基回俄国去处理一些事情。第二年2月又回到巴黎。小若尔施给柴可夫斯基带来许多麻烦。若尔施在法国人奥克艾尔家住了三年。为了避免可能的闲话，柴可夫斯基没有把这孩子过继给自己，他觉得很遗憾。柴可夫斯基的哥哥尼古拉没有孩子，他建议哥哥领养若尔施。1886年6月，柴可夫斯基和嫂嫂奥尔迦·谢尔盖耶夫娜一块把若尔施带回了彼得堡。孩子洗礼时，柴可夫斯基做教父。若尔施有了俄国名字盖奥尔基，他已是柴可夫斯基家的正式后代。
达妮亚忍受不了痛苦的折磨，她不能把事情真相告诉父母，也不敢去看望自己的亲生儿子，她无法在谎言中生活。儿子来彼得堡后半年，达妮亚突然死了，据说在一次贵族的晚会上，她晕倒在舞厅里，临死时她嘴边带着微笑。知道达妮亚的死讯，柴可夫斯基久久不能平静。
1888年底，达维多夫家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薇拉因病医治无效死去了。柴可夫斯基像失掉自己的女儿一样的伤心。亚历山德拉连续失掉了两个已成年的女儿，这使她痛苦到极点。
在达妮亚的悲剧故事结束以前，在薇拉去世以前，卡明卡早已是阴云密布了。亚历山德拉的病和达妮亚的遭遇使卡明卡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列夫·瓦西里耶维奇无法承受这接二连三的打击，开始到外面去寻求解脱，他常常到朋友们家里去纵酒作乐以至深夜不归，企图在喧嚣吵闹之中忘却一切。亚历山德拉为了减轻疼痛继续服用吗啡，甚至有时还要大量喝酒。家里的灾难一天比一天严重。80年代中期的卡明卡已经不再是柴可夫斯基的温暖的安乐窝，它成为已经逝去了的幸福生活的纪念。他惋惜和留恋美好的过去，他怀着无限的忧伤目睹这个美好家庭，也是他自己亲爱的家所发生的一切不幸。继续在这里生活他感到很难过。他最后一次在卡明卡度过夏天是在1884年，临走时把东西仍留在属他专用的厢房里。1885年10月底，柴可夫斯基来卡明卡庆祝列夫·瓦西里耶维奇和亚历山德拉的银婚。这一次离开时，他带走了自己的东西。从卡明卡搬离使他很伤心。大家都意识到卡明卡一家的幸福生活已经结束，随着柴可夫斯基的离去，所有的一切都会发生变化。他的离去好像成为一个时间的分界线，大家所需要的、非常美好非常宝贵的一切也随着他的离去而消失了。
为庆祝妹妹和妹夫的银婚，柴可夫斯基在卡明卡住了一个多星期。家里的紧张气氛使他感到沉重。他有时也会发现人际关系中的一些磨擦。家庭中发生了一连串的不幸使列夫·瓦西里耶维奇的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脾气开始变坏，对人不再关心友善，常为一点小事生气发火，对自己的失态毫不控制。过去他身上的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已荡然无存。柴可夫斯基看到列夫·瓦西里耶维奇所发生的变化，感到由衷的难过。过去柴可夫斯基把他和妹妹看作是卡明卡家庭幸福的化身，而现在使柴可夫斯基感到痛心的是，列夫·瓦西里耶维奇似乎把卡明卡家庭蒙受灾难的罪责归结到柴可夫斯基一家人身上，甚至于这种责怪的对象也包括柴可夫斯基本人。
柴可夫斯基预感到还会有更不愉快的事发生。他离开卡明卡之前的最后几天，每时每刻都在提心吊胆，果然他的预感应验了。
达维多夫庄园有一个制糖工厂。一个叫桑古尔斯基的人在那当会计。他的儿子格里沙和柴可夫斯基关系不错，格里沙来找柴可夫斯基，希望柴可夫斯基能帮忙在铁路上给他安排个活儿干。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商量过这件事后，答应了他。这天格里沙和所有崇敬柴可夫斯基的人们一样来到车站为他送行。等车时他站在柴可夫斯基身旁，柴可夫斯基正要对他讲关于安排在铁路工作的事。这时列夫·瓦西里耶维奇发现格里沙没有脱帽，他大声喊道：
“滚！蠢货！”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来送行的人们都知道心地善良的柴可夫斯基有多敏感，知道他对达维多夫一家是多么眷恋。大家都明白，在这种时刻柴可夫斯基会有怎样的感觉。人群鸦雀无声，大家心情都很紧张。待人温良礼让的柴可夫斯基对野蛮粗鲁是不能容忍的，何况这次是直接针对着他，他觉得很尴尬。火车来了，他勉强地把手伸给列夫·瓦西里耶维奇。屈辱感好长时间都过不去，许多天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次卡明卡一行所发生的那些事，我觉得我不会很快原谅，尤其最后那个印象更是难以去掉。”
然而，他还是一切都原谅了，也不能不原谅。对一个屡遭不幸的家庭难道还应该再抱怨吗？他理解了列夫·瓦西里耶维奇——在家庭遭遇了那么多灾难之后，一个人难以再保持平衡的心态，包括一向性情温和的亚历山德拉有时也会发脾气或是对人冷冰冰。
柴可夫斯基对一切都宽解了。虽然他离开了卡明卡，但卡明卡这个属于自己的家却无法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他永远和这个家联在一起，除此之外，他再没有别的家庭幸福。后来他又回去过几次，1888年住了一个星期，1889年住了十天。1890年柴可夫斯基在卡明卡住了一个星期，这次回去他心里非常难过，他写道：“那里的人们都老了，过去生活的一切欢愉都已不复存在。”1891年新年他来卡明卡过年。这是他最后一次在这里重温过去的快乐时光，他给莫杰斯特写信说：“昨天我们聚在大房子里迎新年，非常快活。”
这次愉快的聚会之后过了三个月，他亲爱的妹妹，他年轻时的“小太阳”，他忠实的“安慰者”去世了。妹妹的去世带走了他心中所剩无几的光明。
虽然亚历山德拉在最后几年在柴可夫斯基的生活中没有再起到像从前那样的作用，但对柴可夫斯基来说，妹妹永远是他最亲爱的人。亚历山德拉这个名字对于他是童年、青年、卡明卡温馨时日的最神圣的纪念。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他从妹妹那里得到可靠的庇护，在万箭穿心的痛苦中，妹妹给了他最贴心的安慰。亚历山德拉和梅克夫人共同支撑了柴可夫斯基的生命，给了他安乐舒适，给了他爱。他与这个家庭联系得如此紧密，他经历和感受着这个家庭的全部悲欢。柴可夫斯基没有家庭是不完全准确的。他有一个又大又幸福的家。幸福的家庭也许并不都是相似的，始终如一永远只有幸福的家庭，在世界上真的存在吗？
2。 在尼兹庄园的日子里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康德拉契耶夫是柴可夫斯基在法律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1870年冬季，康德拉契耶夫一家搬到莫斯科过冬，他们开始密切来往。康德拉契耶夫和莫杰斯特、阿纳托里也都很熟识。
康德拉契耶夫从事法律工作，他博学多才，各方面都很有修养。他酷爱文学、绘画，会说几种外语，也很喜欢旅行，到过许多地方。他在哈尔科夫省有自己的尼兹庄园，1871—1879年间，柴可夫斯基经常到他这里来住，尤其是夏天，他会住上三个月。康德拉契耶夫的家里有两间屋是专为他预备的，他可以在这里专心写曲。
每次，康德拉契耶夫接到电报知道柴可夫斯基快要到来时，全家人都会兴奋起来。柴可夫斯基的马车一到，康德拉契耶夫和他的妻子、他们家的女家庭教师、还有住在康德拉契耶夫家的亲戚以及在庄园里服侍的人们都热情地前去迎接他。柴可夫斯基总是非常亲切地向左右的人们行礼致意，向所有的人问好。因为他待人温厚、平易近人，这里的人们对他都有特别的好感。
在康德拉契耶夫的尼兹庄园居住时，柴可夫斯基的起居是很有规律的，每天7点起床后，去房前的小河里洗澡，康德拉契耶夫也去洗澡，早晨他们会在河边相遇。之后大家回来用早茶，柴可夫斯基常常是一杯茶、一杯牛奶，再吃一些自家做的饼干点心。早茶以后，两位朋友一起去散步，沿着小河穿过一个很大的花园，经过菜地再从一条小路绕回家，每次散步都要用很长时间。散步回来后，柴可夫斯基和大家聊聊天，看看当天的信件。中午12点大家在凉台吃午饭。柴可夫斯基是位美食家，每顿饭他都吃得津津有味。他夏天喜欢吃带鲜鱼的波特文尼亚汤（一种用鱼、克瓦斯、蔬菜泥等做的冷汤，夏天加冰块）或者鲟鱼肉和干咸鱼，这些东西都是从城里买来的。午饭以后大家各自回自己的房间。柴可夫斯基常常去康德拉契耶夫的小女儿屋，听她朗读，给她出作文题，然后带她去大厅，那里有架钢琴。柴可夫斯基让她背弹自己会弹的曲子，教她识谱。柴可夫斯基弹几首曲子让小女孩猜曲名和调式，有时也和她四手联弹。他和小女孩周旋一阵子以后，就回到自己房间。下午5点大家又相聚吃晚餐。饭后一块散步，有时乘马车兜风。回来以后喝茶、吃水果、酸奶，这是柴可夫斯基最喜欢吃的。晚茶以后，柴可夫斯基和大家一起玩牌，经常玩到12点。庄园里恬淡安适的生活使柴可夫斯基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他觉得很惬意。
当柴可夫斯基的创作灵感到来时，他变成另外的样子。他显得很抑郁，不和任何人讲话，早晨匆匆喝两杯牛奶，拿上纸、铅笔，带上小狗多戈，一个人去出散步，一直到晚上才回来。他把一些乐段随便写在纸上，晚饭以后坐在钢琴边把白天散步时写的乐曲弹奏出来。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常常对自己写的东西不满意，那时他会把写有曲谱的纸揉做一团，生气地一扔，第二天又开始另写。也有的时候他散步回来已觉非常疲倦，但却非常愉快，晚饭后他说：“朋友们，到大厅去，我给你们弹一段，请你们给我提提意见！”许多的浪漫曲、钢琴曲，柴可夫斯基都是在康德拉契耶夫的庄园完成的。
莫杰斯特和阿纳托里也常常和柴可夫斯基一起来康德拉契耶夫的庄园。阿纳托里是抒情男中音，他唱哥哥写的歌尤其好听，像《可怕的时刻》、《泪在颤抖》，他唱的这些优美的动听的歌是在歌剧院都难听到的。柴可夫斯基穿着俄式绣花衬衣（他来乡间总是穿俄罗斯式的衬衣）给弟弟伴奏。阿纳托里唱得满含深情。悠扬的歌声在乌克兰静夜中回荡，大家屏息静听，沉浸在无限温馨美好之中。
创作灵感过去之后，柴可夫斯基又恢复了常态。他还是几小时几小时地出去散步。当时康德拉契耶夫有五个学生，他们都是当地农民的孩子，他教这几个孩子学知识，送他们去城里中学上学，后来把他们都培养成材。康德拉契耶夫在和柴可夫斯基一块散步时，常带上小女儿济娜还有这几个学生。
柴可夫斯基喜欢和别人开玩笑，他的玩笑开得得体，从来不会伤害对方。小济娜有时会被柴可夫斯基逗恼，柴可夫斯基立刻走过来，拉着她的小手，亲吻她，爱抚地说：“算啦，济娜契卡，别生老朋友的气，你是知道的，我在开玩笑。”于是马上云开雾散，一大一小又像老朋友似的继续说笑了。
法律学校的同学阿布赫金和其他同学也常来这里。他们聚会在一起，度过愉快时光。
当铃兰花盛开时，更是柴可夫斯基最开心的时候。早饭后，他们坐上马车，一起到很远的树林里去。穿过林子是一片辽阔的田野，田野上迷漫着荞麦和野花醉人的芳香，银色的铃兰花布满大地。柴可夫斯基采摘大束大束的铃兰，兴奋不已。大家坐在嫩绿的草地上开始野餐：包子、小菜、水果、乌克兰酒还有各式各样的家做的美味吃食。朋友们开心地吃着、谈着、唱着，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歌是他们最爱唱的。
柴可夫斯基居住在康德拉契耶夫的庄园时，若赶上柴可夫斯基的命名日，大家就会给他隆重庆祝。虽然柴可夫斯基不喜欢任何排场和庆典，但在这一天他也只好服从大家的意愿，允许人们为他庆祝。
命名日的前一天，康德拉契耶夫的几个学生已经把柴可夫斯基的房间布置好了，在屋子的正面墙上挂满用绿叶和野花编成的花环，到处挂满了彩灯，在屋门口的上方摆着用花拼成的彼得·柴可夫斯基的名字。小济娜从妈妈的房间里拿来花瓶，插满各种她喜欢的花朵摆放在柴可夫斯基房内的桌上。
命名日当天早晨7点，厨师端上来一块写有柴可夫斯基名字的大奶油蛋糕，还有一些甜点心和小面包。柴可夫斯基洗澡回来后，餐桌已摆好，大家来向他祝贺。他邀请所有的人喝咖啡、吃蛋糕。这天早餐后，他不出去散步，而是和大家同坐在凉台上聊天、玩台球，这是他喜欢的一项运动。从城里来的客人们午饭以前陆续到来。午饭准备的都是柴可夫斯基爱吃的菜，大家共同品尝一道道美味菜肴，一面喝香槟酒祝他长命百岁。晚上，当天空开始出现星星的时候，也燃起了彩灯。拴有彩灯的花环上柴可夫斯基的名字也在闪亮。人们在河边放焰火，火树银花腾空而起，为节日增添了更多喜庆。柴可夫斯基的屋子里也很热闹。他吩咐将所有的服务人员都请来，他要亲自招待他们。大家也都非常喜欢他，在他的命名日都来为他道贺。
柴可夫斯基受到人们的拥戴。他常常鼓励安慰别人，给发生争执的人们劝和，给别人提好的建议，他愿意帮助所有的人，无论是金钱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帮助，他都很慷慨。村里的人们都盼望他来，高兴他来，而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也让人们恋恋不舍。
康德拉契耶夫家搬到彼得堡以后，他们一家人和柴可夫斯基也常常见面，有时仍在一起度过夏天。1886年，当柴可夫斯基搬到梅达诺沃以后，康德拉契耶夫在柴可夫斯基的住所旁边也租了一处住房，在那里住了一年。他们两家仍然时常共用午餐，傍晚一起去散步。
1887年7月，柴可夫斯基收到了康德拉契耶夫在德国病重的消息。当时柴可夫斯基正和莫杰斯特还有阿纳托里夫妇在波尔日霍姆乡间休息，他立刻前往德国去探望老友。他在康德拉契耶夫身边陪伴了一个月。康德拉契耶夫的去世给柴可夫斯基精神上很大打击，他为好友的去世感到深深的遗憾和悲哀。他在日记中写道：“人生是多么短暂！我必须做、必须想、必须说的还有多少啊！我们老是拖拖拉拉。可就在此时，也许死神正在附近的某个角落窥探着我们！”他久久思索着关于上帝、生命、死亡这些使他困惑的问题。一种生命的紧迫感在催促着他。
康德拉契耶夫逝世后，柴可夫斯基与朋友的家人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柴可夫斯基经常去看望他们，他们也把柴可夫斯基看作最亲近的人。无论柴可夫斯基在哪里，他都时常给他们写信。康德拉契耶夫的女儿济娜的生日，他总是不忘送礼物和拍电报祝贺。每次他从国外回来也会带些有趣的东西送给济娜。
柴可夫斯基把《第一交响曲——冬日的幻想》献给了康德拉契耶夫，献给康德拉契耶夫妻子的是写于1882年的《沙龙华尔兹》，献给济娜的是写于1893年的《玩具华尔兹》。
3。 与帕娜耶娃的友谊
阿·乌·帕娜耶娃—卡尔左娃是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中塔姬雅娜的扮演者。她与柴可夫斯基的结识有一段颇为曲折的经历。
当年的帕娜耶娃从乐曲出版商那里及时得到了柴可夫斯基最早发表的一些浪漫曲，她立刻被这些优美之极的音乐精品迷住了。当时帕娜耶娃在尼仙—萨洛曼夫人那学声乐。尼仙—萨洛曼夫人家每星期天都有音乐聚会。音乐表演界和上层社会的人士几乎都来参加这里的活动。有时她也举行公开的音乐会。在这些音乐会上，帕娜耶娃演唱的全部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她的演唱受到了大家的喜爱。
不久，帕娜耶娃去了巴黎，从师于著名歌唱家维奥尔多。在彼得堡常为帕娜耶娃伴奏的尼·伏·斯维尔斯基也来到了巴黎。他是位出色的音乐大师，在巴黎也常为帕娜耶娃伴奏。有一次，斯维尔斯基来到日内瓦看望一位朋友卡里布特—库比多维奇，此人也认识帕娜耶娃。在卡里布特—库比多维奇家里斯维尔斯基遇到了柴可夫斯基。斯维尔斯基和卡里布特都很喜欢帕娜耶娃的演唱，他们向柴可夫斯基介绍了帕娜耶娃的情况，告诉他，帕娜耶娃是他热心的崇拜者，经常演唱他的歌曲。于是，柴可夫斯基答应在返回俄国途经巴黎时去与帕娜耶娃结识。这个消息使女演员兴奋极了，她期待着与伟大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会面。
终于有一天，斯维尔斯基告诉帕娜耶娃说，柴可夫斯基已经来到巴黎，就住在他家，而且已经说好，当晚他们一起来拜访她。可是到了晚上只有斯维尔斯基一个人来了，柴可夫斯基把对她的访问因故推到第二天。然而到了第二天，柴可夫斯基腼腆的毛病突然发作，他走出家门后没有去帕娜耶娃的旅馆而是径直去了火车站。帕娜耶娃真是不敢相信，一个大作曲家竟因腼腆而失约。几个月后，帕娜耶娃回彼得堡休假，当时正在进行《铁匠瓦库拉》的排练，她以为柴可夫斯基一定会来的。斯维尔斯基已先于帕娜耶娃来到彼得堡，答应她说，这次无论如何让她能见到柴可夫斯基。然而这一次，柴可夫斯基还是没能去拜访她。
一年以后，帕娜耶娃结束了在女歌唱家维奥尔多那里的学习，回到俄国。安东·鲁宾斯坦得知她学成回国，请她做公开演出。那时正是1878—1879年的戏剧节，土俄战争之后，慰问伤病员的演出一个接一个，帕娜耶娃开始在这样的音乐会上演唱。有一次，她应邀在尼·鲁宾斯坦举办的红十字慰问音乐会上演出，在尼·鲁宾斯坦给她的节目单上，除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还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当时彼得堡的观众对柴可夫斯基的声乐作品还不熟知，在戏剧节的初期，人们对帕娜耶娃的演唱也并不重视。但很快，观众就被柴可夫斯基这些优美歌曲所折服，以至后来没有一个音乐会不要求帕娜耶娃演唱柴可夫斯基的浪漫曲。
这年冬季，帕娜耶娃首先认识了阿纳托里。阿纳托里知道女歌唱家如此喜爱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非常高兴，向她讲了许多有关他哥哥的事情。
《叶甫根尼·奥涅金》问世以后，帕娜耶娃很快学会了塔吉雅娜的所有唱段。当时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还没有搬上舞台，音乐活动家尤·伏·阿巴扎在自己家中组织了该歌剧的排演。虽然只是在钢琴伴奏下演唱，但表演效果很好。当时的演员阵容也很不错，饰演奥涅金的是普良什尼柯夫，演连斯基的是罗季，而演塔吉雅娜的是帕娜耶娃。
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第二次表演是在另一个音乐小组，是在卡耶诺夫剧院举行的。
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上演时，帕娜耶娃被邀请前来观看。彼得堡音乐界的知名人士几乎也都来了。歌剧演出第二幕后，刚刚从国外赶回来的柴可夫斯基和观众见面。帕娜耶娃坐在包厢里举着望远镜朝台上看，她看到柴可夫斯基个子不高，灰灰的胡须，有点蓬乱的头发，他红着脸，显得很慌张的样子。作曲家这不修边幅的形象与帕娜耶娃原来所想象的判若俩人。
“他就这个样子呵！”帕娜耶娃小声说，显得有点失望。
“怎么，您还没见过他？”鲁宾斯坦有点吃惊。
“是的，没见过。”
“你们居然不认识呵，您是这样崇拜他，为他作了那么多的宣传。”鲁宾斯坦有点取笑地说。
帕娜耶娃把前几次与柴可夫斯基相约未见成的情况给安东·鲁宾斯坦讲了一遍。
“好，请您稍等，此事由我去办。”安·鲁宾斯坦说着走出了包厢。
包厢里只剩下了帕娜耶娃一人。忽然，包厢门开了，她看见了柴可夫斯基，鲁宾斯坦笑着跟在他身后。柴可夫斯基看见帕娜耶娃后迟疑了一下，鲁宾斯坦把他推向前去，柴可夫斯基一下子绊到了门框上，摔进了包厢，鲁宾斯坦哈哈大笑。柴可夫斯基感到局促不安，涨红了脸，坐在了椅子的另一端。帕娜耶娃努力找话题和他说话。他始终不开口，不时朝包厢出口望着，一副很难熬的样子。他终于向鲁宾斯坦告辞，飞快地从包厢里走了出去。原来是鲁宾斯坦把他骗到包厢来的。鲁宾斯坦告诉柴可夫斯基说包厢里没人，结果弄得他措手不及。鲁宾斯坦见自己的“阴谋”得逞，高兴得像孩子一样。他发觉帕娜耶娃由于与柴可夫斯基的会面如此不成功有点失望，于是答应她以后一定再找机会让她如愿。
从莫斯科回到彼得堡不到一个星期，安东·鲁宾斯坦通知帕娜耶娃说，柴可夫斯基愿意来拜访她，但条件是必须和阿纳托里、莫杰斯特两个弟弟一同来，阿纳托里还希望届时也请上阿布赫金和热得林斯基这两位朋友，这两个人也都是帕娜耶娃的朋友。柴可夫斯基要和两个弟弟一同来是为了到时候可以坐在他们中间，那样就可以不必和女主人谈话，也不至于引起更多的注意。对柴可夫斯基来说，和生人接触是最难的事。帕娜耶娃对一切条件都同意，只要柴可夫斯基能来。
客人们都到齐了，饭前，客人们在彼此交谈。柴可夫斯基始终垂着眼皮拘谨地坐在他的两个弟弟之间。吃饭时，由于有阿布赫金令人开心，热得林斯基也很活跃，才使柴可夫斯基没有感到特别拘束。饭后，大家都转移到大厅。阿纳托里和柴可夫斯基小声说了点什么，然后请帕娜耶娃唱歌，柴可夫斯基坐在钢琴边，帕娜耶娃向钢琴走去，柴可夫斯基的两个弟弟让她站在离钢琴稍远一点的地方，而他们俩仍像守护神一样在哥哥的左右两边坐下。
“阿纳托里，让她唱一首莫扎特的。”柴可夫斯基小声对弟弟说。
“彼得·依里奇要求您唱莫扎特的歌。”阿纳托里对帕娜耶娃说。
帕娜耶娃唱了《费加罗的婚礼》和《魔笛》中的咏叹调。柴可夫斯基听得很入神，深深吸了一口气，用刚刚能听见的极小的声音说：“唱得真太好了！”他接着又说，“莫杰斯特，让她再唱点什么呢？”
兄弟俩高兴地笑着对帕娜耶娃说：“他喜欢听您的演唱，他请您再唱一首。”
帕娜耶娃唱了《唐璜》中的咏叹调，还唱了几首柴可夫斯基写的歌。
柴可夫斯基这才渐渐活跃起来，但他只是和他的两个弟弟说话。最后，弟兄俩把柴可夫斯基带走了。阿布赫金和热得林斯基解释说，柴可夫斯基这种表现完全是他惯有的腼腆所至，并非对帕娜耶娃不友好。帕娜耶娃倒是很满意，因为她终于能见到自己心目中的作曲家，并能当面为他演唱。她觉得遗憾的是，恐怕她和柴可夫斯基的交往就此为止了。
第二天，出乎帕娜耶娃所料，柴可夫斯基竟又来拜访她。他毫不拘束地和帕娜耶娃握手问好，非常有礼貌地感谢昨天能在她家度过愉快的夜晚。此时帕娜耶娃看到的柴可夫斯基与昨晚的样子相比，完全是另一个人，他爽朗、快活、彬彬有礼、落落大方。
从那以后，帕娜耶娃也成为柴可夫斯基的好朋友。柴可夫斯基对这位女歌唱家很爱护和尊重，他们经常在一起愉快地自由交谈，他们在音乐方面有许多共同语言。
后来，帕娜耶娃嫁给了柴可夫斯基的外甥格·彼·卡尔佐夫。
第七章生命的最后一程
1。 走回过去
1892年5月17日，柴可夫斯基迁入离莫斯科不远的克林郊区的一所新居，面积很大。居住环境很好，景致优美，有许多幽静的好去处。这年年底和1893年初的戏剧节，柴可夫斯基多次外出旅行演出，在华沙、汉堡、巴黎等地都指挥演奏了自己的作品。
1892年12月，柴可夫斯基去了法国东部的一个小镇蒙贝利亚尔，他要到那里探望阔别四十多年的童年时的女家庭教师芬妮·裘尔巴赫。这次难得的会面使他激动万分。已逝的岁月又一一在眼前浮现，一路上他思念故人乡愁满怀。他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记忆是上天赐给的最恩惠的礼物之一。对于我来说，没有比沉浸于往事更快乐的了。回忆忧如月光，在它的照耀下，往事清晰逼真地显现，一切坏的都已看不到，所有好的都变得更美丽。”对往事的回忆，激起了他对慈爱母亲的深切怀念。他对母亲的爱是刻骨铭心的。他一直依恋着自己的母亲。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能接受母亲已与世长辞这个残酷的事实，只要一想起来，就感到揪心的疼痛。
1893年元旦下午3时，柴可夫斯基来到了蒙贝利亚尔芬妮·裘尔巴赫的公寓。芬妮·裘尔巴赫来开门了，柴可夫斯基一眼就认出了她。她虽已70多岁了，却一点也没有变。在给哥哥尼古拉的信中，柴可夫斯基谈到了与女家庭教师见面时的情景：“我曾担心会出现悲喜交集的场面，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仿佛我们分别了只不过一年……她高兴、亲切、诚恳地接待我。我立即明白了为什么当时父母和我们都那么喜欢她。她是一个很讨人喜欢、善良温存的人，她很正直，很聪明。她即刻回忆起遥远的往事，提起我们的童年时，母亲和我们大家的各种有趣的事情……听着她的叙述，我好像又呼吸到沃特金斯克故乡的空气，听见母亲悦耳的话音……我沉浸于那遥远的过去，觉得有点可怕，可又觉得温馨。我们俩人一直都含着眼泪。”
和昔日女家庭教师裘尔巴赫的重逢，使柴可夫斯基陷入了怀旧情绪之中。
柴可夫斯基仍在不停地旅行，但他并不快乐，他感到身心疲惫。莫杰斯特曾这样叙述柴可夫斯基这一阶段的心情：
我的哥哥似乎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似乎占有了他，逼迫着他盲目地向前跑，往外边跑。这种“力”并非仅仅解释为想适应公众的需要。到现在，他已经学会了怎样拒绝他所不喜欢的邀请了。他自己也没有了先前那样的想出去的愿望，因为他所爱的那些老地方都已不可能再去了。卡明卡充满了对妹妹的悲哀的回忆，意大利失去了它的可爱之处，巴黎只有使他害怕，布莱洛夫已属于陌生人。他惟一想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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