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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孩子需要大智慧-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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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让人失望的是，刘亦婷在自述中却没有为我们呈现更多关于哈佛的教学特色，人文精神等等，大部分篇幅都是用来自我表扬。看来，刘亦婷以及刘亦婷的家长还在继续着打造完美女孩的努力，我能做的，只好是耐下心来，继续为读者们还原事实。
在到处参观游玩的那两个星期，每天都有新鲜的见闻和体验。感受最强的，是拉瑞和他的朋友们的生活态度。他们都敬业、守法，积极进取并富有爱心。当然，他们也拥有很多物质财富，不过，这一点对我的心理冲击并不大。我从小就没有和别人攀比的习惯，总是专注于自己的计划和目标，所以优越感和自卑感都不发达，自尊心也很难被虚荣心所伤。我所拥有的，是“脚踏实地，追求理想”的从容和自信。
说到这儿，我很感激父母对我的悉心教育。他们有意把我培养成不爱攀比、不慕虚荣的人，使我能做到“不论对方比你强还是比你弱，都要既平等待人，也平等待己”。（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第9页）
我觉得对于一个有着真性情，有着正常心理状态的人来说，看到美国富人的生活，感到羡慕是正常的。我跟许多留学生朋友打过交道，他们谈到初到美国时，一个比较大的心理冲击就是美国人的富足生活。这种富足生活也给了他们奋斗的动力。这种心理跟攀比、虚荣之类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因为这是人的“生存本能”，是人的本性的自然流露。这种本性本身没有任何耻辱而言，又何必遮遮掩掩呢？“我所拥有的，是‘脚踏实地，追求理想’的从容和自信”，“他们有意把我培养成不爱攀比、不慕虚荣的人”，这种自我表扬的表白，读来的确令人感到挺做作的。
面对挫折垂头丧气可不是我的习惯，因为沮丧只能使事情更糟糕。我的习惯是用积极的态度对待困难，凡事都从多个角度去看，始终向好的方向努力。“好吧，我先说。”我振作起精神，首先打破了沉默，“虽然今天无功而返，但不一定是坏事，与其在山顶冒被雷击的危险，不如选择百分之百的安全。换个角度看，这次挫折还丰富了我们的经历呢。如果我们战胜了今天的挫折，也有助于我们克服更大更多的困难呀！”
在我的乐观主义的感染下，同学们渐渐活跃了起来———反正都这样了，不如齐心合力想办法。大家越谈越来劲，高高兴兴地搭起了帐篷，把初战失利的沮丧抛在了脑后。
这次经历给我们小组定下了不怕挫折的基调，也给我在团队中的角色定下了基调，那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带头给大家鼓劲打气。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第16页）
我看到这段文字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呈现的，根本就不是一群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而是哈佛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而刘亦婷呢，则把自己扮成幼儿园阿姨的模样。小朋友们一遇到困难，阿姨就站出来了，来给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了。不过我看她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实并不怎么高明，或许她应该给大家讲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讲“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再给他们讲讲马拉松运动员艾哈瓦里的故事，讲他的名言：“我的祖国不是派我来听发令枪声的，他们是要我来冲过终点的。”
为什么刘亦婷要不吝笔墨地大段描述这段经历呢？我的揣测是，她和她的家长想借此告诉读者，看看刘亦婷是多么富有领导能力吧。
大一暑假，因为想留在哈佛筹备会议，学习运作大型国际会议的全过程，我提前争取到一份给哈佛商学院教授做研究助手的工作，每周有偿工作40小时，时薪10美元，解决假期的生活问题（当然，这也是难得的学习与实践的机会）。与此同时，我连续3个月每周为HPAIR无偿工作40个小时以上。有一次我连续往数据库里输入了几百份登记表，人都快累瘫了。两年后我担任主席时，第一批改革措施就有把报名方式改为网上登记，大大减少了劳动量。但当时我和同伴们都毫无怨言，只觉得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爸爸妈妈对我的选择十分赞赏，他们说：“我们一直在观察你什么时候能够表现出忘我精神，因为成就事业需要这种强大的内趋力，结果，在你19岁的假期我们看到了期待之中的宝贵品质。”事实上，HPAIR的骨干分子都具有这种忘我精神。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第30页）
看到“忘我精神”这个词，尤其是这种自我表彰的“忘我精神”，我有充足的理由保持警惕。况且，刘亦婷做这件事情是否出于“忘我”，我觉得是大可商榷的。我归纳一下，发现刘亦婷为HPAIR工作的好处有三：
第一、捞资历。在这个组织做过一段事，将来求职的时候可以大大渲染一笔，甚至写书时也可以渲染一下，何乐而不为呢？况且付出的成本仅仅是连续3个月每天几个小时而已。
第二、免费周游各国。借着这个协会的名头，到各国游玩一下，起码交通费是免了，还可顺便看看热闹。
第三、开阔眼界、扩大交际的需要。在《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一书中，刘亦婷这样总结自己在HPAIR的经历，“在运作HPAIR的全过程中，我的各种能力和综合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我从中学到了太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伙伴。”
既然刘亦婷可能从这个HPAIR组织中得到如此之多，我觉得她的付出简直微不足道，将“忘我精神”这样的光荣称号戴在自己的头上会不会有些言过其实了呢？
这里，我想提醒一下刘亦婷，在自我表彰之前，先要把真正的“忘我精神”是什么样弄明白，否则难免贻笑大方。下面有两个案例，可供参考：
77岁的高耀洁在70岁才开始做艾滋病防治工作，能做到什么时候呢？面对这样的疑问，高耀洁的回答是8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这句常见的书面语，让CCTV“感动中国”录制现场上的观众潸然泪下。自1996年开始她自费进行艾滋病预防和救治工作，已经走访了河南100多个村庄，见到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把自己的全部收入都用在了艾滋病防治上，家里仅有的一台电脑还是别人捐赠的。从2000年开始她将主要精力放在对艾滋遗孤的救助方面，至今已花费8万多元，无偿资助了164名艾滋病孤儿。
正因为高耀洁做了这么多，她在回答CCTV《面对面》记者的提问时才会做出下面这段理直气壮，心地坦然地回答：
记者：您做这些有回报吗？
高耀洁：没有。要说有回报就只是我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了。
记者：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东西驱使你这么做的？
高耀洁：我的看法，一个人活着不应该光为了自己，应该为了更多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多付出一些，付出一些对这个社会总是有好处的。这个总比坑公家、害民家、肥自家好吧。
另一位堪称“忘我”的人物是钟南山：
在疫情最严重时，他以一个医生的医德主动请缨：“把最危重的病人转到我这里来”，此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以66岁的高龄，连续38小时救治患者的身影。
紧要关头，他坚决地否定了有关部门关于“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观点，为广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制定救治方案提供了决策论据，使广东成为全球非典病人治愈率最高、死亡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2003年4月中国社会调查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1200位受访民众当中，有89％认为钟南山是一位英雄。
就是这样一位被民众称为英雄的人，却从来没有在媒体前唱过什么高调，说什么自己发扬了“忘我精神”，当有人想把他的故事搬上银幕，钟南山明确表示，其实他根本就没有那么伟大，他只不过以其医生的天职做了一点个人应该做的事情罢了。
有趣的是，校徽草图和哈佛铜像底座上刻着的校徽，是两本书朝上翻开，一本书朝下扣着，可这个校徽在其他地方出现的时候，那本朝下扣着的书也朝上翻开了！这个微妙的变化，也流传着两种有趣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扣着的那本书是1644年的设计者向上帝表达敬畏之心，它象征着人类对上帝创造的知识不可能全部掌握。……
另一种说法是：翻开的书象征着知识可以从书本上获得，扣着的书象征着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从书中获得。这一种说法和我们家的观念倒是挺吻合的，从小学到中学，爸爸妈妈经常提醒我“实践出真知”，我早就习惯于在大自然和社会生活中“观察与思考”。这个发现让我很兴奋，它预示着，我可能不难适应哈佛重视实证和实践的校园文化生活。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第14页）
我在后面的章节里将详细讨论刘亦婷申请哈佛的那篇作文《顿悟》，这篇作文完全就是闭门造车，从书本到书本的产物，没有任何实地采访和实地调查，完全没有体现出“实践出真知”这样的思考方法来。但是，这不影响刘亦婷自己表扬自己。孟德斯鸠说过，“啊！夸奖的话，出于自己口中，那是多么乏味！”也许哈佛教了刘亦婷很多知识，给了她学位，但忘记了把孟德斯鸠的名言传授给她。
应聘波士顿咨询的过程，也是一次挑战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为了迅速提高面试的重头戏———案例分析能力，我到哈佛商学院找来了MBA教材，突击自学、训练，从思路到表达都力求专业，力求完美……结果，在北美近万人竞聘100个职位的激烈角逐中胜出。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第61页）
这段自我表扬的方法可以命名为“难得糊涂法”。刘亦婷说，她“在北美近万人竞聘100个职位的激烈角逐中胜出。”可这种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以前我只听说个某个职位有多少人争夺，某某人在争夺某某具体职位时战胜多少人脱颖而出，可还没听说过这种笼统模糊的说法。
比如，在100个职位中，很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即有99个职位竞争激烈，吸引了9990人，而有一个工作则非常冷门，只有10个人竞争，那么，你在这个冷门职位上，即使你竞争成功也没什么特别荣耀的。另外一种可能是，某个工作，比如一个办公室文员或者打杂的助手，虽然薪水低得可怜，但由于知识水平要求不高，也会吸引很多人来应聘，数量可能达到9990人，但是，这时一个名校毕业生出现了，那些知识水平低的竞争者自然也就没有啥竞争力了，因此，这种成功的含金量也就大打折扣，所以，如果刘亦婷真的想展示一下自己实力超群的话，最好把具体职位、具体的职位竞争者素质，以及具体的职位竞争者数量展示出来，不要笼统地来个“在北美近万人竞聘100个职位的激烈角逐中胜出”，这会让很多人把她误解成“天才”的。
给我聘书的是波士顿咨询纽约分部。纽约分部在2003届哈佛本科生里共招了两人，另一个幸运的女生名叫索尼娅，是哈佛学院的学生民主党主席。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第61页）
在刘亦婷的自述里，会不经意间甩出一个吓人的头衔来，比如上面这段引文中的“哈佛学院的学生民主党主席”。那么，刘亦婷为什么不这么写呢？“另一个幸运的女生名叫索尼娅，是一个有着棕色头发、特别爱笑的可爱女孩。”而偏偏用了生硬的“哈佛学院的学生民主党主席”这样的官衔来形容她呢？这无非是想告诉大家，只有出类拔萃的人才能被聘用。
结语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有其合理性。但是，名不符实的榜样、错误选择的榜样给孩子带来的危害又是巨大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家长们不能马虎，不能人云亦云。而对那些热衷制造榜样的家长朋友来说，也请你们少一些功利心，多一些责任感。如果真的想跟大家分享教育经验的话，不要刻意夸大，不要刻意造神，不要报喜不报忧，只要有一颗平常之心，这几个要求实际上是很容易做到的。
分数挂帅思维依旧
应试教育的最大特色就是分数挂帅。刘亦婷进了哈佛之后也没有改掉这个思维习惯。我们可以从《刘亦婷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一书的刘亦婷自述部分看出这点。试举一例：
大一期末考试后，数学老师给我发邮件说：“按学校的规定，一般不允许公布学生们的考分名次，但我由衷地告诉你，你是全班第一。”第一学年结束时，经济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Feldstein，美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席）邀请少数成绩优秀的学生参加他组织的鸡尾酒会，并邀请在第二学年担任评改学生试卷的工作（他教的是1000多人的大课），我也有幸名列其中。
大二的时候，因为数学好，我得到了一份数学辅导员的工作，辅导低年级学生的微积分（享受奖学金的哈佛学生需要在校园打工挣到买书买衣服及零用的钱）。学期结束的时候，因为我“成绩好，表达清楚，应变能力强”，我被学校的数学系聘为微积分课的学生助教。大三开学后，有一次妈妈在网上查阅资料的时候，无意中搜到了哈佛的课程安排公告，发现了我的任课时间，她还特地下载了那个网页，让爸爸和她一起“感受女儿另一种形式的存在”。
（引自《刘亦婷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第49页）
在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刘亦婷颇为自己的“学习好”感到自豪。可是，在哈佛，在美国大学，学习好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们知道，中国学生在数学方面历来是强项。比如，GRE是美国大学生毕业后读研究生所必须要考的科目，对于美国学生来说，数学是他们最头疼的了，可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数学就是小菜一碟，有一些理工科的学生甚至戏称，用脚答都可以得满分。是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聪明吗？根本就不是。其实，中国的中小学生到了美国数学几乎都是尖子，甚至被惊叹为“天才”。但这绝不是值得自豪的事情，这是超强度机械训练的结果，只能证明学习任务太重，中国学生数学学得太苦。
我听一个朋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外国教授来中国菜市场买菜，一个很简单的账目都要拿出计算器来算算，并非这个教授乃白痴一个，而是美国人压根不认为学会算这些玩意儿有什么用处，所以从小没有刻意在这方面过多训练。
写作《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的黄全愈博士在美国学习工作多年，他对中国学生学习好这件事情已经司空见惯。
我儿子矿矿在其他同班的美国小朋友还在捏着指头学算10以内的加减法时，已会多位数乘除法。据说，有的留学生带着他们的孩子到美国学校注册，经过简单的问话，学校说：“你们孩子的数学三五年内都够用了，小学都不用学了……”
从中国出来的孩子，无论是农村小学来的，或者在国内读的是慢班，许多也能在美国同学面前臭美臭美。
去年，儿子上8年级，相当于国内的初二，但每天清早6点29，他必须到屋外去等高中派来接他的校车，到高中去上几何课，然后再由高中派车送他回初中去上其他课程。即使跳级到高中上几何，他在班里也是前几名，觉得很轻松。
像这类跳级学习，不仅仅发生在我儿子身上，还发生在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子女身上。但是，这些在美国中小学的跳级生若回到中国，恐怕都会成为留级生！
但是，黄全愈博士却不像刘亦婷的家长那样把学习好当作一件值得炫耀的事，他对中国学生学习好这个现象颇不以为然，他质疑道，为什么中国的中学生年年能击败众多对手，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各种个人奖和集体奖，然而在诺贝尔奖设立以来，却没有任何一个中国高校的专家教授能获此荣誉？为什么曾在中国受过教育的留美学生的孩子们，在美国的学校里大多都能出人头地，风头十足，却在成年后落在后面呢？为什么起点超前，而终点落后？这是不是中华民族一大困惑？
黄全愈博士通过多年的观察与思考，终于弄明白了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学生缺乏创造力。
创造力不同于智力。创造力包含了许多非智力因素，如人的个性和独立性等等都是非智力因素。一个智商很高的人，可以是一个依赖性很强的人，一个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去摧毁常规障碍的人，甚至可以是一个个性有缺陷或者懒惰的人。但是，一个创造力很强的人，必须是非常有独到见解、独立性很强的个性完善的人，必须是一个在常规势力面前百折不挠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很强的记忆力、丰富的想像力、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思考力、清晰的判断力的人。
创造性就像种子一样，它需要一定的环境：包括土壤、气候、科学的灌溉、施肥、培养才能发芽、生根、开花、结果。
没有对常规的挑战，就没有创造。而对常规的挑战的第一步，就是提问。我的美国教授总是爱说：“没有提问，就没有回答。一个好的提问比一个好的回答更有价值！”
我欣赏他的哲理性语言，我更赞赏他在营造培养创造性的环境！
（引自《中国青年报》《创造力可以教吗》文黄全愈）
所以，看了刘亦婷的这句“我由衷的告诉你，你是全班第一”，我不仅没有对刘亦婷心生钦佩之情，相反感到非常的失望和沮丧。我认为，刘亦婷即使进了哈佛读书，也没有领悟哈佛大学乃至美国教育真正的精髓所在。她没有认识到，美国人更看重的是学生的创造力和个人魅力。
“学习”仍是头等大事
前文提到，刘亦婷的家长从小就给刘亦婷灌输“学习”是头等大事的观念。而刘亦婷家长所谓的“学习”，并非那种独立自主的学习，不是那种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出于个人兴趣和爱好进行的自动自发的学习，而是为了“分数”，为了“重点中学”，为了“名牌大学”甚至“高考状元”的被动学习。简单来说，就是以拿学历、拿学位为目的的应试性学习。不得不承认，这种长期灌输对于刘亦婷来说是相当有效的。可以说，在刘亦婷心中，学习是头等大事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即使刘亦婷进了哈佛，这种思维依然明显存在着。在《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一书中，刘亦婷谈到了自己毕业后的打算，当然，继续学习是她首先想到的问题。
作为一个“组织管理型”学生（特点是：擅长统筹兼顾，喜欢与人打交道），最吸引我的不是清静的书斋或实验室，而是风起云涌的市场。因此，我不打算走“直接考研、接着读博”的学者路线，而是准备先工作几年，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后，再进商学院攻读MBA（工商管理硕士）。算起来，我还要5年左右才能完成在美国的求学计划，届时再看有什么新的发展机会。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第57页）
我们看到，刘亦婷刚刚参加工作不久，便开始盘算什么时候读MBA了，而且还详细地制定了5年计划。这种拿学位的学习真的有必要吗？真的是头等大事吗？或许刘亦婷应该读一读下面这篇文章。
要经理不要MBA———终结MBA神话
“每个MBA毕业生都应该在自己前额烙上骷髅标记，并写上不适合做管理人员的警告。”这是在全球管理界享有盛誉的管理学大师亨利·明兹伯格（HenryMintzberg）不久前出版的一本新书《要经理，不要MBA》中的一句原话。该书把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MBA们一瞬间投入地狱，MBA的辉煌神话几乎在一夜间被打破了。……
在《要经理，不要MBA》中，明兹伯格教授提出了一个令很多MBA毕业生们歇斯底里的观点：企业不应该雇佣MBA毕业生，因为教室和课堂根本无法培育出企业的领导者。
早在2000年，明兹伯格在接受美国《快速企业》杂志采访时就曾说：“我们现在正在创造一个新贵族阶层，认为某些人花了几年的时间在课堂里学习了一些管理知识就有权进行企业的管理和领导。但是，教室里是培养不出企业领袖的，何况现在的商学院是在用1908年的产品、1959年的战略来培养所谓的管理者。如果你真想要学习如何做一个好的管理者，那么你就需要在一个有其他管理者的环境中，这才是对领导能力的培养。”
明兹伯格在《要经理，不要MBA》一书中毫不留情地指出，企业不应该雇用MBA，因为他们不是好的管理者。明兹伯格有一句名言，“MBA是以错误的理由用错误的方法教给了错误的人。”明兹伯格声称，“试图把管理学教给一个从未进行过管理的人，就好比把心理学教给一个从未接触过其他人的人。在走进课堂时，很少有MBA学生带着来自经验的谦卑。他们所讨论的个案研究，与他们做过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
在《要经理，不要MBA》一书中，明兹伯格教授给管理提出了一个新的定义。他认为管理是经验或者称手艺（craft）、经营洞见（art）以及科学分析（science）三者的结合。他认为，传统MBA教育过于偏重各种理性分析技能，鼓励了一种“精于计算型”的管理模式，而忽略了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经验；而经验恰恰只能从实践中学习，在课堂里是学不到的。
明兹伯格明确指出，“技术分析型”的管理者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是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企业真正需要的是均衡、有献身精神的管理者，他们的管理模式可以被称作“全心全意型”。
早在10年前，明兹伯格就一直在关注MBA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并选取了19个曾在1990年被哈佛商学院评为“MBA超级明星”的毕业生作为跟踪研究对象。根据明兹伯格的研究表明，10年后，这19个当中有10个人的职业生涯几乎称得上是灾难性的，他们或是被董事会解聘、或是其所经营的企业面临破产的厄运，其中就包括一度曾经颇受公众瞩目的美国东方航空公司（EasternAirlines）总裁富兰克·罗伦佐（FrankLorenzo）。
按明兹伯格教授的观点，美国企业的主要弊端，以及它们日渐失去公众尊敬的原因都在于美国式的MBA世界观：精明、善于分析，并确信管理技巧能从一家公司搬用到另一家公司，无需长期从事任何特别行业积累经验。……
对MBA教育持批评态度的人并非明兹伯格一个，目前美国和欧洲很多顶尖管理学院的教授们都开始对MBA教育体制进行反思。明兹伯格出版的《要经理，不要MBA》一书，被大西洋两岸的学者看作是一份石破天惊的宣言，它不仅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处在热潮中的管理学教育而且也使人们开始更为冷静地思考看待这种教育的方式。
（节选自2004年5月5日《青年时讯》文王言）
“学习是头等大事”的观念并非刘亦婷所独有，很多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学生都有这样的思维，他们一遇到就业困难，一遇到生活上的压力。想到的不是坚持，不是寻找创业的机会，而是读书，学习，继续拿学位，硕士、博士地一直读下去。这些人可以称得上“学习”的巨人，“思考”和“实践”的矮子。如果“学习”是头等大事的话，那么“独立思考能力”处在什么地位呢？实践处在什么地位呢？
在今天的社会里，独立思考能力更是杰出人才最重要的一项素质。牛津大学校长科林·卢卡斯认为，大学培养人才最重要的是必须培养独立的思维能力。如果只是机械地将老师教授的内容记忆下来，不是真正的好学生，因为这只是机械地记忆。在谈及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的印象时，他说，中国留学生勤奋，聪明，有良好的组织能力，但希望他们能有独到的见解，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也是牛津大学的教学目的所在。
而实践经验更是无价之宝，明兹伯格教授对于MBA的批判其实主要集中在这点上。他认为“经验恰恰只能从实践中学习，在课堂里是学不到的。”
可以说，“学习是头等大事”是一种典型的应试思维，真正的杰出人才只会把“思考”和“实践”当成头等大事。只有专心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专心积累自己的“实践经验”，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今日社会所需的一流人才。
科学精神依然缺乏
由于考试完全是从书本到书本，靠记住标准答案就能得高分，中国学生普遍缺乏科学精神。专门从事“学术打假”的方舟子对科学精神有如下阐述：
我认为科学精神包括不可分割的四个方面：探索、怀疑、实证、理性。除了探索精神可能是人类先天就有的，其他3个方面都需要后天的培养，也就跟文化传统有关系。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这些精神，虽然偶尔也会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教诲，但更多的是强调对权威的盲从，缺乏怀疑精神，更没有实证、理性精神。要让科学精神在中国扎根，就应该在科普的时候注重弘扬科学精神，方式有多种多样，例如批判伪科学、破除迷信就是一种很好的弘扬科学精神的方式，教育一般的人对惊人的说法、“特异的现象”不要轻信（怀疑精神），要看是否有确凿的证据（实证精神），理性地对待（理性精神）。
（引自2004年6月3日《浙江科技报》）
按理说，刘亦婷到了世界最高学府哈佛，应该很有科学精神了吧。可惜，我看她在那里只学了一些皮毛而已，而并没有领悟科学精神的实质。相反，在她的头脑中，与科学精神相左的想当然思维却仍旧大行其道。
《现代汉语词典》上说，“想当然”是指凭主观推测，认为事情大概是或应该是这样。“想当然”的反面就是强调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的科学精神。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刘亦婷进哈佛前后的一些文字，不难看出，即使经过哈佛4年的训练，刘亦婷的“想当然”依然故我。
申请哈佛：“想当然”开道
大家知道，申请美国大学必须写一篇个人陈述，对于高中生来说，往往有着比较固定的要求，比如一些美国大学的通用申请表，对个人陈述做出了这样的说明：
1、评价一段对你有特殊意味的经历、成就。
2、评论一个你所关心的个人的、当地的、国家的或国际的问题，以及它对你的重要性。
3、指出一个对你有影响的人，并描述其影响。
4、描述对你有影响的一位小说角色、一段历史、或者一件创造性的工作（如艺术、音乐、科学等），并说明这种影响。
根据这样的要求刘亦婷写了两篇个人陈述。一篇名为《继父的礼物》，另一篇名为《顿悟》。我在前面说过，刘亦婷的作文乏善可陈，而且存在着思考方法方面的问题，接下来就《顿悟》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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