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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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好读书这个习惯的养成是很重要的。如果根本不读书或者不喜欢读书，那末，无论说什么求甚解或不求甚解就都毫无意义了。因为不读书就不了解什么知识，不喜欢读也就不能用心去了解书中的道理。一定要好读书，这才有起码的发言权。真正把书读进去了，越读越有兴趣，自然就会慢慢了解书中的道理。一下子想完全读懂所有的书，特别是完全读懂重要的经典著作，那除了狂妄自大的人以外，谁也不敢这样自信。而读书的要诀，全在于会意。对于这一点，陶渊明尤其有独到的见解。所以，他每每遇到真正会意的时候，就高兴得连饭都忘记吃了。
这样说来，陶渊明主张读书要会意，而真正的会意又很不容易，所以只好说不求甚解了。可见这不求甚解四字的含义，有两层：一是表示虚心，目的在于劝戒学者不要骄傲自负，以为什么书一读就懂，实际上不一定真正体会得了书中的真意，还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只是不求甚解为好。二是说明读书的方法，不要固执一点，咬文嚼字，而要前后贯通，了解大意。这两层意思都很重要，值得我们好好体会。
列宁就曾经多次批评普列汉诺夫，说他自以为熟读马克思的著作，而实际上对马克思的著作却做了许多曲解。我们今天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应该抱虚心的态度，切不可以为都读得懂，其实不懂的地方还多得很哩！要想把经典著作读透，懂得其中的真理，并且正确地用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还必须不断努力学习。要学习得好，就不能死读，而必须活读，就是说，不能只记住经典著作的一些字句，而必须理解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
在这一方面，古人的确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诸葛亮就是这样读书的。据王粲的《英雄记钞》说，诸葛亮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一道游学读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看来诸葛亮比徐庶等人确实要高明得多，因为观其大略的人，往往知识更广泛，了解问题更全面。
当然，这也不是说，读书可以马马虎虎，很不认真。绝对不应该这样。观其大略同样需要认真读书，只是不死抠一字一句，不因小失大，不为某一局部而放弃了整体。
宋代理学家陆象山的语录中说：“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这也是不因小失大的意思。所谓未晓处且放过，与不求甚解的提法很相似。放过是暂时的，最后仍然会了解它的意思。
经验证明，有许多书看一遍两遍还不懂得，读三遍四遍就懂得了；或者一本书读了前面有许多不懂的地方，读到后面才豁然贯通；有的书昨天看不懂，过些日子再看才懂得；也有的似乎已经看懂了，其实不大懂，后来有了一些实际知识，才真正懂得它的意思。因此，重要的书必须常常反复阅读，每读一次都会觉得开卷有益。

不吃羊肉吃菜羹

为什么不愿吃羊肉而宁愿吃菜羹呢？说这样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估计到大家看见这个题目会感觉诧异。其实，这本来是很普通的典故，我觉得它很有启发性，所以又想把它拿来重新做一番解释。
问题是由于写文章引起的。有一些学校的语文教师，总以为教学生熟读几篇“范文”，记住一套做文章的公式，背诵几大段到处都可以搬用的八股文字，似乎就能够帮助学生在考试中过关，甚至于可以骗取较高的分数。这种想法和做法，如果任其自流而不加以制止，就将给我们的语文教学带来很坏的影响。我曾经为了这个问题同几位教师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我引述了宋代大作家陆放翁的笔记，来证明我的论点。
陆放翁在《老学庵笔记》中说：“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这种情况，事实上决不只是宋代才有，而是历代都有。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流行的文章风格，即便并非都象北宋推崇《昭明文选》、南宋推崇苏老泉父子的文章那样的受人重视，但也有各个时代自己的特殊文风，这是不容否认的。因此，历代几乎都有一些人擅长于“时文”，这种人在当时往往很吃得开。另外有许多人，因为不喜欢“时文”，就往往很吃不开。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凡是“时文”都是不好的。如果做这样简单的推断，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一个时代的文风是自然形成的，也是必然要出现的。问题是要看人们怎样认识和掌握自己所处的时代特征和由此产生的文风。因此，“时文”并没有什么不好。不好的是把“时文”当成了八股公式。正如陆放翁提到的《文选》和苏文，本来都是好文章，毛病只在于宋代的文人士大夫把它们当成了八股公式，这就不好了。
无论什么文章，一旦变成八股，就僵化了。稍有创造性的人，决不会愿意在八股中讨生活。明代的徐文长就是一个例子。他从八岁开始学公式化的“程文”，后来遇到山阴知县刘昺，劝他多读古书，不要烂记程文，他就决心独创新的文风，不受时文程式的束缚。历来象徐文长这样的人还有许多。与此相反，历来也有一班人以公式化的文章为维持生活的手段，特别是清代实行科学制度，以八股文取士，结果就束缚了人们的创造性，甚至使人投机取巧，弄虚做假，以致笑话百出。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笑话：有人背诵了几篇祭文，背得烂熟。到了考试的时候，题目是祝寿的。他居然生搬硬套地把祭文抄上去，弄得牛头不对马嘴。还有的人什么也没有背熟，临时乱抄“夹带”，竟至于把草书的“昔贤”二字误抄为“廿一日上天”五字。考官见他可笑，在试卷上批道：“汝既欲廿一日上天，本院亦不敢留汝。”这一类笑话虽然发生在死去了的封建时代，但是，现在的人也未尝不可以引为鉴戒啊！
总而言之，文章切忌八股公式化，假若不幸而出现了八股，不管它是新的还是旧的，即便对它熟可以吃羊肉、对它生只能吃菜羹的话，有觉悟的人也一定不愿吃羊肉，而宁愿吃菜羹。

一把小钥匙

近来接到一些朋友的来信。有的说：在做研究工作的时候，因为材料太多，头绪很乱，不知从何下手？有的说：常常遇到许多问题，要想找有关的参考材料，总是找不着，这怎么办？他们都表示要努力从事专门的研究，但是又都觉得自己的根底太浅，恐怕不能胜任专门研究的任务。
我先要给这些朋友打气，请他们不要灰心，不要害怕没有办法。无论材料太多太乱，或者根本找不到材料，我想只要先用一把小小的钥匙，打开一个系统化的科学研究资料的门户，就可能逐步解决问题了。
那末，这一把小钥匙在什么地方呢？如何才能取得这一把小钥匙呢？我的回答是：这一把小钥匙就在朋友们自己手边，不过要下一番苦功夫才能把它拿出来使用。
大家都熟识的著名的宋代历史学家郑樵，在《校雠略》中说过：“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事实也的确是这样。要想专攻一门学问，或者专门研究一个问题，就必须读尽这一门学问或这一个问题有关的一切图书资料。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又必须知道这许多图书资料所属的门类。否则到处瞎碰，什么也学不成。郑樵自己所以能够写成象《通志》那样的大书，就因为他生平勤学苦读，到处“搜奇访古”，遇见人家收藏有图书的，就要借读，抄录了大批重要的材料，进行研究。他的经验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应该好好学习。
今天我们无论研究什么问题，一定要把古今中外一切有关的书籍和报刊上已有的材料，统统看过，摘录每一点有用的东西，通过理论与实际的相互结合和印证，并且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之后，才能在前人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当然非下一番苦功夫，进行系统的资料积累不可了。
在积累资料的具体方法上，有的人也许要讲一大套自以为很得意的科学经验，但是，我却卑之无甚高论，老实说些很简单也很粗笨的办法。假如你现在要着手研究某一个专题，我劝你马上准备一个活页的本子在身边。发现有一条材料就记在活页本子上，每条最好加一个小题，积了很多条之后就作一次整理，弄出一个研究纲目，把已有的材料按照小题分出先后次序，再加以细心的分析，看什么地方有缺漏，再继续去搜集材料。
记到本子上的材料，可以是自己随时想到的意见，可以是实地调查访问的结果或一段谈话，也可以是报刊和书籍上一段记载的全文或摘录，有时还可以是有关的书刊和论文的目录、人物简介及其他线索，总之一切有用的都可以记上活页本子。它既是活页，就愈活愈好，活而不乱，记而不死，随时可以打散重新加以整理，非常方便，毫不死板。
即便要用到大部头的或者珍贵版本的书籍的时候，也不太费事。你自己如果没有书，可以到图书馆去翻一翻目录，看看那些对你有用的书。有些好的图书馆员，常常能够积极帮助不熟悉图书的读者，查找他所需要的参考书。这对你将是很大的方便。但是你自己也要学会查阅《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图书集成》、《渊鉴类涵》等等工具书，寻找与你的专题研究有关的条目、也许会得到必要的文献线索，然后你再去借阅那些文献。这样反复查找，许多有关的线索就都不难被发现。
经过一个又一个的专题研究和资料积累的过程，你自己就可以逐渐形成某种系统化的科学研究资料的体系，研究工作的根底就自然而然地会深厚起来。但是，这一切都可以从一个简单的方法下手，先用一把小小的钥匙。如果你愿意，无妨试一试吧。

新的“三上文章”

有两种人时常为文章所苦。一种是工作特别忙的人。他们安排不好时间，有很多思想和意见，也有很多材料和观点，装满在脑海里，就是写不出来，觉得非常苦恼。还有一种人是受邀请或被指定写文章的，时间很紧，材料一大堆，看得脑子发胀，就是憋不出条理来，不知从何写起，深怕交不了卷或者写了根本用不得，更是苦恼。
要想解除这两种苦恼，有什么办法呢？熟识的几个同志常常在一起谈论这问题。办法人人会想，各有巧妙不同，大概都分析了各种人不同的情况、条件和造成苦恼的原因，也都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办法。其中有积极主张采取个人钻研和集体讨论、个人执笔和集体修改的，也有非常消极，简直认为毫无办法，必须从头苦读十年书，把水平提高了再说的。
朋友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大家似乎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倒无妨从小的方面着眼，采取比较轻松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俗话说：“提起千斤重，放下二两轻。”有若干问题往往看得太严重了反而无法解决，也许无意中很随便就解决了问题。因此，我愿建议朋友们，首先不要把写文章这件事放在心上，尤其是对“文章”的高深观念要根本改变。与其神气十足地说“写文章”，不如普普通通地说“写话”更好。
在这里，完全不必拿什么科学研究论文或者写大报告来吓人。要知道，越是大文章、长文章越好写。如果你能够把小文章、短文章写好，那末，写大文章、长文章就不成什么问题了。而小文章、短文章则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写的。关键只在于你要把问题想清楚，然后就照说话那样写出来。
为了打破一切对于“写文章”的严重观念，我很赞成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三上文章”。我想就由我们大家自己动手，来提倡新的“三上文章”又有何妨呢？
据宋代的董棻，在《闲燕常谈》一书中记载：“欧阳文忠公谓谢希深曰：吾平生作文章，多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也。盖唯此可以属思耳。”可见古来有许多伟大的作家，说老实话，他们的“文思”并不象一般人设想的那样，一定要正襟危坐，或者如演戏那样用手指敲着自己的脑门，才挤出来的。恰恰相反，只要有思索的机会，到处都可以运用思考。甚至于在厕所里解手，也是思索的好机会。而且，这么一思索，就连臭味也闻不到了，岂不妙哉！
欧阳修的这个经验谈，十分重要。他道破了做文章的一个秘密，就是在写作之前要“属思”，即运用思考，把文章的中心思想和它的每一个论点与论据，以及表述的方法、层次安排等等都尽量考虑成熟，形成了所谓“腹稿”，这样就可以使写作的时候，减少阻碍，很快能够写成。一篇文章，只要构思好了，那末，下笔写的时候，只要照所想的，慢慢地象说话一样，一句一句说出来，话怎么说，字就照样写，都写完了再修改也不难了。
如果学习欧阳修的办法，我以为大家很容易都可以写文章。因为欧阳修的“三上”，除了马上只适合于骑马的人以外，其余二上人人都能用；而我们即便不能在马上构思，却无妨在路上、车上、船上等空隙中构思。这既能锻炼思维能力，又可以忘掉路途的疲劳，真是一举两得。如果人人都这样做，则人人都可以写出新的“三上文章。”
但是，似乎还有两点应该提起朋友们的注意：一则不可在路上、车上、船上如痴如狂，以致违犯交通规定；二则不可在工作的时候，特别是在机器旁边操作的时候胡思乱想，以免造成事故。可以断定，任何一个思想正确和健康的人，决不会因为想文章而致于误事的！

作者的话

近来有些朋友，十分关切地向我探问：《燕山夜话》的写作计划如何？个人的时间如何支配？这使我感到很惭愧，怎么回答这样热情的询问呢？
说老实话，我平生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善于做计划。写文章也是一样，简直没有什么计划。我很羡慕，许多报纸、刊物的编辑部，以及许多著名的作家，据说他们都有详细的选题计划。并且有的人还根据选题计划，制定阅读资料和写作的进度表。每月有月计划，每年有年度计划。一切按计划办事，到时候要按计划检查总结。这一套做法当然有许多好处，可惜我没有养成这种习惯，一时还做不来。
我的做法基本上是无计划的。除了在报上发表的日期是固定的，这一点算是按计划的以外，从我个人方面来说，全部过程差不多都没有计划。我常常想到、看到、听到一些东西，觉得有了问题，随时就产生一个题目：每一个题目有关的材料和观点，只能利用工作之余的一点时间，就自己现有的水平，有什么写什么；写的时候，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思维过程，用文字表达出来。这个写法，似乎对自己的写作比较方便，而读者在阅读的时候，随着这个思维过程，好象也更容易体会问题的来龙去脉。
至于平日工作、读书及其他生活上的具体安排，就跟大家一样，简直“乏善足述”。如果再要勉强说上一点，那就是要抓紧时间，尽量不要浪费时间，能多做一些事情总比少做一些事情好啊！但是，当着一件事情正在进行的时候，必须聚精会神把这件事做好，特别是对于自己本职的工作，一定要集中精力去做，不要分心。做好了一件事，然后再去做另一件事。
对于我这样一个不懂得计划的人，谈起研究学问等等大问题，缺点和错误在所不免。趁着《燕山夜话》第三集付印的时候，我愿再一次向亲爱的读者同志们提出要求：希望大家多给我提问题，并且对我的文章中任何观点和材料，发现有不正确的，就要来信批评，使我有机会改正一切可能产生的缺点和错误。
马南邨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人穷志不穷

一位青年学生前天来看我，谈起他有一个打算，想把明代黄姬水编的《贫士传》选译成语体文，问我赞成不赞成。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很好，当时就表示完全赞成，希望他早日着手选择。我认为这部书如果有人精心加以选择出版，把它弄得好好的，这对于我们后一代的青少年将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为什么古代的《贫士传》对于我们新社会的青少年会有益处呢？这中间的道理很简单。正因为我们的青少年出生于我们的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新社会中，他们将很难了解旧社会里被压迫阶级所过的穷苦生活，他们甚至将完全不知道贫穷是什么回事，将来他们万一遇到某种意外的穷困，恐怕会无法应付。因此，在这一方面给他们一点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从《贫士传》中可以看到，古来许多有骨气的人，虽然在非常穷困的条件下生活，周围又有恶势力对他们进行威胁利诱，但是，他们坚定不移地表现了崇高的气节，真是象俗谚说的“人穷志不穷”，不能不叫人肃然起敬。
例如，《贫士传》中有一个故事说：
“披裘公者，吴人也。延陵季子出游，见路有遗金。公当夏五月，披羊裘负薪而过之。季子呼公取焉。公投镰于地，眼目拂手而言曰：子何居之高而视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五月披裘而负薪，岂取遗金者哉？季子知其为贤者，请问姓字。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语姓字也。遂去。”
你看，这个披裘公多么有骨气啊！他虽然很穷，然而他是真正的劳动人民，依靠自己打柴过日子，决不肯去拿别人遗失的钱财。而那个季子显然是为富不仁的伪君子，他竟敢以自己肮脏的思想，去揣度披裘公，企图使披裘公跟他一起同流合污。
象延陵的这位季子之流，现在还没有完全绝迹。他们是旧社会的渣滓，满脑子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但毫无劳动人民的气味，甚至连封建士大夫的所谓“清高”思想也没有。对于这种人，一方面固然可以耐心地加以改造，另一方面还必须给以实际的教训。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大家要进一步普遍发扬人穷志不穷的积极精神。我们要象汉代伏波将军马援所说的：“大丈夫为志，穷当益坚。”我们决不能堕入所谓“人穷志短”的可悲可耻的陷阱中去。
本来所谓“人穷志短”这句话，是从佛教的故事中传出来的。查宋代的著名僧人慧明，在《五灯会元》这部书中写道：
“或问法演：祖意教意，是同是别？演曰：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可见这句话最初不过是一个比喻而已。法演和尚用了这个比喻，来说明佛教的基本教义和佛祖的具体解释的相互关系，就好象人穷则志短、马瘦则毛长一样。这些比喻当然未必都很确切。至于宋代诗人陈师道的诗，虽然也用了“人穷令志短”的句子，这却完全不足以证明陈师道的真实思想。
谁都知道，陈师道本人是很有骨气的。他从小就表现了坚苦顽强的精神，勤奋力学，后来因为不满于王安石的经学理论，坚决不肯应试。苏东坡推荐他为徐州教授，后来被召为秘书省正字。《宋史》写他“高介有节，安贫乐道”，年纪不到五十岁就死了。
他是怎么死的呢？原来他平日非常贫苦，冬天没有棉衣。有一次参加郊外祭祀，刚好是冬天。他的老婆给他借了一件棉衣。他知道棉衣是从一个姓赵的家里借来的，而他又很讨厌那姓赵的，就坚决不肯穿，终至受冻而死。
我们虽然不能认为，凡是贫穷的人，就一切都好；但是，贫穷的人如果是勤劳的、正派的，而且是有骨气的，那末，这些好样的就值得我们学习。

“放下即实地”

这几天整理旧书，偶然又拿出明代刘元卿的《应谐录》，翻阅其中有一则写道：
“有盲子过涸溪桥上，失坠，两手攀揗，兢兢握固，自分失手必坠深渊。过者告曰：无怖，第放下即实地也。盲子不信，握揗长号。久之，手惫，失手坠地。乃自哂曰：嘻，蚤知是实地，何久自苦耶？”
看了这个小故事，觉得很有启发。有的人自己虽然不是瞎子，但是平常遇到某些事情，实际上却很象这个故事中的瞎子所表现的。这是为什么呢？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心中无数，所以遇事没有把握，不知如何是好。
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底，不是不可捉摸的。因此，遇事完全可以不必害怕，不要象这个故事中的瞎子那样，生怕坠入深渊，拚命抓住桥揗，不肯放手；尽管放心大胆地撒手，要知道“放下即实地”，又有什么可怕呢？
当然，这个故事的背景和含义也不简单。它大概是编书人根据一些流行的故事，结合了自己的切身经验写出的。因为刘元卿自己在明朝隆庆年间，参加“会试”的时候，“对策极陈时弊，主者不敢录”。有了这一段遭遇，使他深深地体会到当时的官吏们太胆小了。所以，他的思想倾向于大胆放手做事的一面，而不赞成畏首畏尾的态度。
所谓大胆放手是以了解实际情况为前提，这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不了解实际情况，那末，无论胆大也好，胆小也好，也无论放手或者不放手，同样都只能是盲目的。假使不了解实际情况，而盲目地提倡大胆放手，其结果可能比盲目地不放手要坏。换句话说，任何盲目的做法都是要不得的。
由此看来，那个瞎子既然不知道桥下没有水，而失手下坠的时候刚好又抓住了桥揗，那末，起初他紧紧地抓着桥揗，不肯放手倒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问题在于后来过路的人已经告诉他说，不要害怕，放下就是实地，这个时候他仍然不相信，还是照旧抓住桥揗不肯撒手，这就太不聪明了。结果他的手一定疲累不堪，终于抓不住桥揗，而失手下坠了。如果桥下真有万丈深渊，他就一定要摔死。幸亏桥下的确是干涸的实地，使他失手之后，立刻脚踏实地，毫无危险。这里又证明了一个道理：人必须经过亲身的实际体验，才能知道事物的真相。从这一点说来，故事的含义就更深刻了。
但是，我现在还觉得对这个故事的含义，作这样的理解仍然是不够的。有时办一件事情的时候，由于调查研究工作做得不够，总觉得自己带有某种程度的盲目性。甚至周围的群众也提出一些有益的意见，反映了苦干正确的情况，只是自己因为心中无数，也无法判断这些意见和情况的正确与否。反而觉得人们议论纷纷，真相不明，不得不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情况，暂时都搁在一边，等待以后的事实去做证明。到了事实完全弄清楚的时候，有些问题又事过景迁了，心里感到十分懊恼。这正如那个瞎子说的，早知道放下即实地，又何必自讨苦吃呢？
与此相反，也有一种情形使自己吃了大亏，好比失手下坠，桥下虽非深渊，却也不是干河，以致自己浑身受伤。经过这一次吃亏，后来就胆小得厉害，即便走在非常平坦的路上，每走一步也害怕跌倒。现在想起来，这样也很糟糕，必须克服这种不正常的情绪。
在这里，我又连想到《荀子》的《修身篇》中有两句话很重要。他说：“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可不是吗？农民怎么可以因为怕水旱灾害就不种地了呢？商人怎么可以因为怕赔钱就不做买卖了呢？
我们对于任何崎岖艰险的道路，都要有胆量走过去，因为我们做着空前伟大的事业。我们是革命者，难道我们害怕危险就不革命了吗？我们在工作中，只要了解实际情况，即便偶然失坠，也不会心慌，因为自己完全知道“放下即实地”啊！

“推事”种种

古代审判案件的官员叫做“推事”，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法院的审判员。我们人民的法院现在已经没有“推事”了。这是正确的。因为顾名思义，推事当然不如不推事的好。所以，我们不但不需要“推事”这个职务名称，而且还要扫除“推事”的一切遗风余毒。
“推事”在古代，远不只是寻常的小官职，而是很高的官职。比如宋代的封建政府，设有最高的法院，叫做“大理寺”。所有重大的案件都必须交由“大理寺”审判。在“大理寺”中直接审判各种案件的大官，便是“左推事”和“右推事”。可见这个官职在过去多么重要了。
一直到解放以前，以旧中国，推事居然成了一个制度，名目繁多，有什么监督推事、代理推事、署理推事、受命推事、受托推事、首席推事、陪席推事、独任推事、合议推事、学习推事、候补推事等等。光从推事的这许多名目上，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僚制度庞大、臃肿、腐败、落后到何等惊人的地步。
本来，推事之“推”包含有推求、推举、推进的意思。但是，它同时又包含有推却、推让、推托、推移的意思。而且，通常这个字更多地被使用在后一类的意义上。因此，一提到推事，人们就会以为是把事情推出去不管。这样，推事越多，事情就越发没有人管，彼此左推右推，谁也不肯负责，岂不糟糕！
特别是在社会分工方面，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那末，推事的人就一定会多起来。他们可以用种种借口，真个是左推事，右推事，力图推卸自己应负的责任。这类事例，实在多得很。大家比较熟悉的明代江盈科的《雪涛小说》中有一段记载，十足地证明了古时推事遗风的为害。请看这一段文字吧！
“有医者称善外科。一裨将阵回，中流矢，深入膜内，延使治。乃持并州剪，剪去矢管，跪而请谢。裨将曰：镞在膜内者，须急治。医曰：此内科事，不意并责我。”
不看这段文字的，还不了解古代的人意然有这样严格的分工观念！受箭伤的明明属于外科的范围，而这位外科医生只把箭杆切掉，就算完事；至于箭头深入皮肉之内，则属于内科的范围，似乎与他毫无关系了。这虽然是笑话，但是，说这个笑话的人却表现了一种严肃的批评精神。
显然，这种推事之风，在私有财产制度没有彻底消灭以前，大概是不可能完全绝迹的，正如旧社会的其他坏思想，坏习惯的残余不可能一下子被扫除干净一样。由于私有财产制度的影响，个人主义到处都有滋生的可能。推事之风也不过是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而已。一切对自己不利的，一切非自己所愿意的，一律不管，这就是极端个人主义者的中心思想。甚至于遇到危险，有的人会象鸵鸟一样，只要把头藏起来就觉得很安稳了，即便身子露在外面似乎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不也是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一种变态吗？
这里应该提到江盈科说的另外一个故事，可算得是这种思想的又一表现。他说：
“盖闻里中有病脚疮者，痛不可忍。谓家人曰：尔为我凿壁为穴。穴成，伸脚穴中，入邻家尺许。家人曰：此何意？答曰：凭他去邻家，痛无与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