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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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甭椒盼痰摹独涎р直始恰芬菜担骸奥澜�伯作考古图云：古弹棋局状如香炉，盖谓其中隆起也。……然恨其艺之不传也。”的确，弹棋的这一套技艺，久已失传。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虽然也写到有会下弹棋的女道士的故事，但是仍然没有介绍下弹棋的方法。古籍记载几句弹棋的规矩，说法又不一样，后人更难掌握。例如，柳宗元在《弹棋序》中说：“置棋二十有四。贵者半，贱者半。贵曰上，贱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敌一，用朱墨以别焉。”这和徐广的《弹棋经》写的就不同。徐广只说黑白各六枚，而柳宗元说的是红黑各十二枚，多了一倍。到底谁说的对呢？也有可能这两种说法都对，棋子可多可少，打法也许都相同。然而，这又有谁能够断定呢？
我很希望有内行的热心人，能够把弹棋的一套方法介绍出来，最好能够把西山碧云寺后面石头上的弹棋盘也找到，照样用木头或陶土仿制，以便年纪大的和体弱的人们，多得到一种文化娱乐的工具。同时，这样做还可以保存我国古代丰富的棋类运动的一种形式，使古人弹棋的技艺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发出新的光辉。
朋友，你知道弹棋吗？如果你知道，就请你来做读者们的义务教师吧！

谈“养生学”

前些天，首都医学界的一部分人，在白云观开了一个很别致的学术讨论会，研究元代丘处机的养生学。这件事情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丘处机是宋元两代之间的道士，登州栖霞人，后居莱州，自号长春子。元太祖成吉思汗听说他懂得养生修炼的法子，特派札八儿、刘仲禄两个使者去请他。丘处机率领十八名徒弟，走了一万多里路，到达雪山，朝见成吉思汗于西征的营帐中。
他们当时谈话的主要内容，据《元史》中的《释老传》、明代陶宗仪的《辍耕录》等所载，大概是这样的：
“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
看来所谓养生学的纲领，恐怕就在于清心寡欲这四个字。
讲养生之道倒也罢了，成吉思汗却又下诏：“赐丘处机神仙号，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这样一来，养生学却披上了宗教的色彩，反而逐渐失去了养生学的真义。以致后人只知有道教，而不知有养生学。丘处机自己也成了道教的一个首领，而不是什么养生学家。
在道教中，丘处机当然是很有势力的一个宗派。据明代都印的《三余赘笔》记载：“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谓自东华少阳君，得老聃之道……其北宗者谓吕岩授金王嘉，嘉授七弟子，其一丘处机……。”显然，过去人们都只晓得丘处机是道教中的一个教派，有谁去理会他讲的什么养生学呢？
其实，要讲养生学，光是清心寡欲恐怕还不够，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才是。
什么是更好的方法呢？是不是要修炼成仙呢？回答决不是这样。修炼成仙本是道家的想法，丘处机的教派也未尝没有这种想法。但其结果总不免事与愿违。
比较起来，我觉得儒家主张“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似乎更好一些。儒家的这种主张与道家修仙的说法，应该看到是有原则区别的。
早在宋代，欧阳修就曾因为不满于当时一般道士对养生学的曲解，特地把魏晋间道士养生之书——《黄庭经》做了一番删正，并且写了一篇《删正黄庭经序》。在这篇序里，他一开头就反对修仙之说。他写道：
“无仙子者，不知为何人也，无姓名，无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号为无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学仙者也。”
接着，他阐述一种道理，就是说：
“自古有道无仙，而后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无仙而妄学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不自戕贼夭阏，而尽其天年，此自古圣智之所同也。”
欧阳修还举了实际例子以证明他的论点。虽然他举的例子中有的并非事实，但是，我们无妨用更多的实例去代替它，不能因为他以传说为事实就否定他的全部看法。他举例说：“禹走天下，乘四载，治百川，可谓劳其形矣，而寿百年。颜子萧然卧于陋巷，箪食瓢饮，外不诱于物，内不动于心，可谓至乐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劳其形者长年，安其乐者短命。……此所谓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
这一段议论很好。如果用别的事实代替大禹的例子，就更好。我们实际上可以举出无数事例，来证明欧阳修的论点。有许多劳动人民，如山区的老农，长期从事田野劳动，年纪很大，身体与青年人一样健康。不久以前，报纸消息说，苏联有许多百岁以上的老人，也都是勤劳的农民。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
因此，讲养生学的人，在研究丘处机的同时，我想无妨把研究的范围更加扩大一些，多多地收集元代以前和以后各个时期、各派和各家有关养生的学说，加以全面的研究。这样做，收获可能更大。

姜够本

平常谈话中，说到生产上完成一宗新的试验，而没有吃亏，总是说“将够本”。我曾向几位同志请教这句话的来历，都以为是“刚够本”，把“刚”字读为“将”字的音。后来有一位熟悉农业生产情况的同志，告诉我说，这是“姜够本”。回来一查，果然他说的有根据。原来这句话不但是长期流传的成语，而且是一条重要的农业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元代的农学家王祯，在《农桑通诀》中就曾写道：“四月，竹箪爬开根土，取姜母货之，不亏元本。”又说：“俗谚云，养羊种姜，子利相当。”过去对于“取姜母贷之，不亏元本”这一行文字，马马虎虎看了，并没有发现这里边有什么大道理。而在实际生产知识丰富的人看来，这些文字记载却概括了非常可贵的经验。
据说许多有经验的老农种生姜，一亩沙土地可得三千斤。每一棵姜最初只用一小片老姜做种，长出的新姜就有两三斤。即使遇到天时不利，田里别的农作物棵粒不收，而种姜的田地上如果也不长什么，你只要挖出原来种下去的老姜，它却一点也不会损坏，照样能吃的、能卖的，决不至于把老本丢光了。这就叫做“姜够本”，也就是王祯说的“爬开根土，取姜母贷之，不亏元本”的意思。这一点在其他许多农书都没有写清楚。比如最著名的明代大植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只是说：“姜宜原湿沙地。四月取母姜种之，五月生苗，如初生嫩芦；而叶稍阔，似竹叶，对生。叶亦辛香。秋社前后，新芽顿长，如列指状，采食无筋，渭之子姜。秋分后者，次之。霜后则老矣。”
说一句公平的话，李时珍的著作在不少地方，并没有超出他的前人王祯的解释。王祯的《农桑通诀》有许多记载更切合于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他说的种姜方法，我看很重要，应该加以介绍。他写道：
“秋社前，新芽顿长，分采之，即紫姜。芽色微紫，故名。最宜糟食，亦可代蔬。刘屏山诗云：恰似匀妆指，柔尖带浅红。似之矣。白露后，则带丝，渐者，为老姜。味极辛，可以和烹饪，盖愈老而愈辣者也。曝干则为干姜，医师资之，今北方用之颇广。九月中掘出，置屋中，宜作窖，谷秆合埋之。今南方地暖不用窖。至小雪前，以不经霜为上。拔去日，就土晒过，用篛篰盛贮，架起，下用火熏，三日夜，令湿气出尽，却掩篰口，仍高架起，下用火熏，令常暖，勿令冻损。至春，择其芽之深者，如前法种之，为效速而利益倍。”
这一段记载显然是直接从老农的长期经验中得来的，具有首创的意义。在王祯以前，我们翻阅《齐民要术》《尔雅翼》、《四时类要》等书的记载，都没有说到这些要领。由此可见王祯的确是在李时珍以前很有成就的一位农学家。当他做江西永丰知县的时候，经常和老农在一起，研究农桑园艺，总结生产经验，著书推广农业知识。他对中国农业科学的发展，无疑地是有重要贡献的。这里所说的种姜，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证罢了。
我们应该把王祯等古代农学家总结了的经验，和现在老农的经验结合起来，利用北方土壤和气候适宜于种姜的条件，多多推广种姜。因为姜对于人的健康大有益处。当然，用量要控制，如果过量了，反而有害，这是不待说的。只要用量适当，那末，姜就可以治疗许多种疾病。王安石的《字说》称：“姜能疆御百邪，故谓之姜。”苏轼的《东坡杂记》描写钱塘净慈寺的和尚，年纪八十多岁，颜色如童子，“自言服生姜四十年，故不老云”。这就证明了生姜对人体健康的好处。《本草纲目》中列举生姜能治疗的病症，总有几十种。所以，李时珍说姜是“可蔬、可和、可果、可药，其利博矣”。
其实，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知道吃生姜对身体有益，所以孔子生平“不撤姜食”。到了汉代，有人由于大量种姜，终于发财致富，因此，司马迁在《史记》《贷殖列传》中写道：“千畦姜韭，其人与千户侯等。”时至今日，人们的经验更多了，应该更清楚地知道种姜的好处，进一步加以推广，决不仅仅因为它够本而已。

种晚菘的季节

我们祖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宋代的陆放翁，写过一首小诗，题目是《菘》。原诗写道：
“雨送寒声满背蓬，如今真是荷锄翁。可怜遇事常迟钝，九月区区种晚菘。”
这一首诗不但说明了陆放翁晚年还参加田园中的体力劳动，精神可佩；而且说明了我们目下的季节仍然可以种菜，因为现时正值阴历九月初旬，恰是陆放翁种晚菘的时令啊！虽然北方的气候要比南方冷一些，但是，现在距离下霜的时节还有二十多天，抓紧种菘，长出的苗子壮大起来，就不怕霜冻了。
可是，先要弄清楚，陆放翁种的晚菘，究竟是什么？原来所谓菘，就是北京人说的大白菜。
现在的北京，大白菜已经大量上市了。人们都爱吃大白菜，可是谁也不知道大白菜的原名是什么，就连新出版《蔬菜栽培学》等书籍，也只记载了“北京白菜”、“中国白菜”等名称，说它们是属于十字花科的一种蔬菜。这当然是很不完全的说法。
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所做的介绍，却是比较完全的。他说：“菘即今人呼为白菜者，有二种：一种茎圆厚，微青；一种茎扁薄，而白。其叶皆淡青白色。燕、赵、辽阳、扬州所种者，最肥大而厚，一本有重十余斤者。南方之菘，畦内过冬；北方者多入窖内。燕京圃人，又以马粪入窖壅培，不见风日，长出苗叶，皆嫩黄色，脆美无滓。”
另一个明代的学者王圻，在《三才图会》中也说：“菘菜即白菜，南北皆有之，与芜菁相类，但梗短，叶阔厚而肥，味甘温，无毒，主通利肠胃，除胸中烦燥，并解酒渴。”
历来讲述白菜的诗文还有许多，都一致赞美它。例如苏东坡的诗，曾经夸奖大白菜的好处说：“白菘类羔豚，冒土出熊蹯。”他把大白菜比做羔豚、熊蹯，因为它实在太好吃了。范成大的诗集中有《田园杂兴》两首绝句，其一写道：“桑下春蔬绿满畦，菘心青嫩芥苔肥。溪头洗择店头卖，日暮裹盐沽酒归。”又一首写道：“拨雪挑来塌地菘，味如蜜藕更肥浓。朱门肉食无风味，只作寻常菜把供。”这些对于大白菜的歌颂，应该承认都并不过分，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替古人做见证。
为什么把大白菜叫做菘呢？这里头还有一个道理。据宋代大学者陆佃的《埤雅》载：“菘性凌冬不彫，四时长见，有松之操，故其字会意，而本草以为交耐霜雪也。”可见大白菜的性格，原来与松树竟有相似之处，所以它的名字就用松字加个草头。这样一说，我们就觉得它更加可贵了。有的书上还把大白菜的这种性格描写得突出。比如明代陶宗仪的《辍耕录》中，有一段文字叙述元代末年，江南农民起义时期，扬州的大白菜就表现了特别顽强的生命力。他说：“扬州至正丙申、丁酉间，兵燹之余，城中屋址遍生白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有膂力人所负才四、五窠耳，亦异哉！”看来当时扬州的大白菜，大概产量也最高，可惜没有人注意把那个时候的种菜经验，好好地记载下来。
北京郊区的农民种植大白菜的经验，现在要算是最丰富的了。不过，有没有一棵大白菜十五斤的高产纪录，我们还不知道，可能不会没有。至于是不是能在阴历九月再种一茬晚白菜，这恐怕就未必了。我想陆放翁的诗句一定有根据。他既然说九月种晚菘，那末，现在阴历九月初的天气，即使在北方也还没有下霜，难道就不能种吗？显然应该肯定，现在还是种晚菘的季节。
我希望能够联合几位园艺的爱好者，同我一起来做个小小的试验：在自己门前的地边，现在再撒下大白菜的种子，争取在下霜以前再长出一茬白菜。虽然这一批白菜不能长得很大，但是，也很可能还有相当的收获。这样取得一些经验，将会有更多的用处。

甘薯的来历

前天《北京日报》刊登了科学小品一则，题目是《漫话白薯》（按：此文见于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第三版）。文中对于史料的介绍，有重要的差错。因此，我想借此机会，也来谈谈这个问题。
那篇科学小品写道：“据说，明朝万历年间，中国福建省因受飓风灾害，致成饥荒。该省巡抚金学曾派遣专人到菲律宾，搜求能救济饥荒的食用作物。看到当地白薯产量高，容易栽培，……该地的殖民政府严禁秧苗出口，乃用巧计，……运回中国。这是万历二十二年，纪元一五九四年的事情。”作者把这件事情，说成是那个巡抚金学曾派遣专人去做的，又说时间是在万历二十二年。这些显然都与历史事实不符。
北京人说的“白薯”，在植物学上正式的名称是甘薯。它传入我国的历史，过去没有确切的记载，以致传闻与事实多有出入。但是，近来从福建发现了《金薯传习录》一书，真相为之大白。原来最初把甘薯种传到我国的是福建的一个华侨，名叫陈振龙，时间是在明代万历二十一年农历五月下旬。
从这一部传习录的记载中可以看到，陈振龙是福建长乐县人，常到吕宋经商。他发现吕宋出产的甘薯产量最高，而统治吕宋的西班牙当局却严禁甘薯外传。于是他就耐心地向当地农民学习种植的方法，并且设法克服许多困难，在海上航行七昼夜，终于把甘薯种带回福州。他的儿子陈经纶向巡抚金学曾递禀，请求帮助推广，金学曾却要他父子自行种植，没有加以推广。陈氏父子就在福州近郊的纱帽池旁边空地上种植甘薯，收获甚大。第二年适值福建大旱歉收，金学曾才下令推广种植甘薯，以便渡荒。事后金学曾却大吹大擂，要地方官绅出面为他立功德碑，并将甘薯取名为“金薯”，反而把陈振龙父子丢在一边，根本不提。
后来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普遍种植甘薯，仍然是陈氏子孙努力推广的结果。陈振龙的裔孙陈世元曾联络几个同伴，到达山东的古镇，试种甘薯，成效卓著。后来他又在胶州潍县等地传播种植甘薯的经验，并且派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到河南的朱仙镇等地推广试种，最后到了北京郊外试种，效果都很好。南北各地的农民们逐渐对甘薯的好处有了认识，甘薯的种植才逐渐普遍了。
现在福建省立图书馆收藏着《金薯传习录》的一部完好的本子。这部书刊印于清代乾隆三十三年，即公元一七六八年，由福州南台小桥“升尺堂书坊”刊行，分为上下两卷。此后又过了十八个年头，到了乾隆五十一年，即公元一七八六年，清朝政府才明令推广种植甘薯。可惜这部书又长期被农学家所忽视，没有继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现在我们对于各种农业技术书籍都很重视，对这部书也应该重新予以出版，供给我国各地农业技术工作者们作为参考，以便进一步总结甘薯在我国各地的生产和用途等各方面丰富的经验。
在我们北京郊区，甘薯的产量虽然也很大，但是，人们对于它的食用方法还知道得不多。一般城乡居民只会蒸、煮、烤等吃法，很少象擦萝卜丝一样把甘薯擦成细丝，然后晒干贮藏起来，随时用它做饭吃；同时也很少象做柿子饼一样把甘薯晒成饼子，可以保存很久，吃起来又特别香甜可口。
虽然人们也知道甘薯在工业上用途很广，全身没有废物，但是，却很少人知道它在药物学上还有许多用处。据《金薯传习录》所载，它有六种药用价值：一可以治痢疾和下血症，二可以治酒积热泻，三可以治湿热和黄疸病，四可以治遗精和白浊淋毒，五可以治血虚和月经失调，六可以治小儿疳积。
这里有几种用处是其他薯类所没有的。
我国古代本来也有一些薯类作物，但是都没有甘薯这样高产和这样多的用途。《山海经》的《北山经》就有如下的记载：“景山北望少泽，其上多草薯藇。”晋代郭璞注云：“根似羊蹄可食，今江南单呼为薯。”《本草纲目》上也写着：“薯藇，薯蓣也，一名山芋。”
这些都证明，薯类在我国本来有好多种。我们的祖先对于薯类作物并非全无所知。不过，甘薯从南洋群岛传来以后，我国人民又掌握了一种薯类的优良品种；而甘薯也变成越来越能够适应于我国土壤和气候的好作物了。

养牛好处多

北京郊区的农民似乎不大喜欢养牛，这是什么缘故呢？有的同志说，这仅仅是习惯的问题。我想其中恐怕还有别的原因，特别是因为人们在认识上可能还不明白养牛的好处，所以有必要在农村中进行一番宣传，提倡养牛。
其实养牛的好处多得很。不过，人们对于它的好处，却是逐渐发现和逐渐认识清楚的。最初，人们只晓得牛肉很好吃。因此远古时代的人，养牛首先是为了吃肉。《礼记》上边有许多这样的记载，如：“祭天子以牺牛”、“中央土，食稷与牛”等等。但是，很快人们又发现牛还能够拉车。如《书经》的“肇牵车牛”和《易经》的“服牛乘马”等记载，就证明了这一点。用牛来耕田起初还不普遍。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赵过推广了牛耕的方法，从此以后，人们才普遍地用牛来耕田。至于我们现在有经验的农民一定会知道，无论拉车或者耕地，一头牛顶一头半骡马，是不成问题的。
牛的种类虽有不同，而它们在耕田、拉车等方面的作用却都一样。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说：“牛有数种，本经不言黄牛、乌牛、水牛，但言牛尔。南人以水牛为牛，北人以黄牛、乌牛为牛。牛种既殊，入用当别。”因为陈藏器是医学家，所以他只从医学的观点来区别各种牛在药用上的不同。而实际上，无论水牛、黄牛不是同样能够耕田、拉车吗？
明代的李时珍也说：“牛有溱牛、水牛二种。溱牛小而水牛大。溱牛有黄、黑、赤、白、驳杂数色。水牛色青苍、大腹、锐头，其状类猪，角若担矛，能与虎斗；亦有白色者，郁林人谓之州留牛；又广南有稷牛，即果下牛，形最卑小，尔雅谓之壩牛，王会篇谓之绔牛是也。”我们现时在北方最常见的是黄牛，即李时珍所说的溱牛的一种。
这种黄牛在动物学上的正式名称，就是“普通牛”。它平常只吃草，不必喂料，而体强力大，能够担负很重的劳役。据动物学家说，黄牛有长角的、中角的、短角的，无角的几种。其中除无角的属于杂交改良的品种以外，长角的好种不多，中角的多是好种，短角的黄牛则是最好的一种。在我国北方，恰恰是短角的黄牛较多，所以多养这种黄牛对于农业生产会有很大好处。
在农村中，养牲口的都希望能够节约饲料，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就特别应该提倡养牛。因为牛是反刍动物。它的胃有四个囊。一个胃囊的形状象瘤子，叫做瘤胃；一个胃囊的内壁有蜂窝状的皱纹，叫做蜂窝胃；又一个胃囊的内壁有许多长瓣，叫做重瓣胃；又一个胃囊的内壁有很密很细的皱纹，叫做皱胃。牛吃进杂草，经过瘤胃润湿以后，转入蜂窝胃就增加了很多胃液，然后又翻上去到嘴里重新细嚼；再吞下去就重新进入瘤胃，然后进入重瓣胃，又经过皱胃。重瓣胃和皱胃这两个地方，仿佛是食物加工厂，使杂草变成了很有营养的东西。最后食物入肠。牛肠又特别长，所以它能够充分吸收食物的全部养分。黄牛光吃草而体强力大的秘密就在这里。
当然，养牛的人在农活最繁重的时候，也要用一些玉米、豆子等去喂牛，但是，这是特殊的情况，而且用量不大。一般地说，喂牛可以完全不用料。做活重的时候，只要把草喂足喂好，不喂料也没有关系。这更可以说明养牛比养骡马等其他牲畜要经济得多。
而且，牛的全身确实都是宝。牛肉、牛奶富于营养不必说了，牛皮可以制成最好的皮革，还可制成阿胶，用它治疗浮肿有特效，这些也是人所共知的。据李时珍说，牛脂可治疥癣，牛髓可治糖尿病，牛脑可治痞病，牛胆可治痢疾，牛黄可治癫痫，牛角和牛骨烧灰可以治吐血症和妇女血崩。不但这样，我们知道牛角、牛骨等都是现代工业的重要原料，骨灰又是最好的肥田粉，还有牛粪更是大量可靠的肥料。
怪不得古今有许多爱牛的人，并且有许多关于牛的神话流传在民间。牛似乎对人也颇有感情，遇有伤心的时候，它也流下了眼泪。古来不少诗人都有咏牛的诗。隋朝有一个名叫柳詟的，他养的牛死了，竟写诗哭它。这首诗写道：“一朝辞绀幰，千里别黄河。对衣徒下泣，扣角讵闻歌？！”这要算得是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一首哭牛诗了。
以上所说，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至于牛在农业生产中的直接作用还多得很，而且非常明显，人人都能说得出来，我在这里就不必罗索了。

航海与造船

一位教师在来信中提到，他和同学们都很想知道我们祖国的航海与造船业的历史，但是找不到有关的书籍和参考资料。这却使我惊奇，难道这许多年来真的没有出版过我国航海和造船的历史书籍吗？
查问了书店和图书馆，果然只有解放前老早出版的《航海术》、《航海学》、《现代航海学》和《造船》的工程小册子等几种，内容主要是外国的材料，却没有一部完整的介绍中国历代航海与造船业的书籍。
这是什么缘故呢？也许过去的人以为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航海事业不发达吗？其实，我们祖国有那么长的海岸线，不能不经常和海洋发生直接的关系；而在我国的广大领土上，到处都是江河湖泊，舟楫往来极为频繁，造船业更有悠久的历史。中国人又是最早发明指南针的，航海所必需的罗盘则是指南针的一种实际运用。因此，要讲航海和造船的历史，也应该以中国为最久。
事实的确是这样。我们的祖先老早就会制造舟楫。你如果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去参观，就会看到原始社会已经有独木舟了。《诗经》《小雅》也有“汎汎杨舟，绋溃�维之”的句子。可见远古时期的人，不但知道用杨木凿成小船，而且知道制造绳索来系船。这类小船经过长期的发展，种类和名称越来越多。它们大都是在江河湖泊中航行或作战用的，至于航海使用的大船，叫做“海舶”，那是由内河内湖航运中使用的“站船”（一种官船）、“漕舫”（一种货船），以及水战中使用的艨艟战船等逐渐发展而来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起初就没有海船。据晋代王嘉的《拾遗记》载：“（秦）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浮沉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沦波舟。”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一种潜水海船。
古代航海是冒险的事情，甚至被人看成比作战还危险，所以在那时候，制造海船的还不如制造战船的多。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赤壁之战”，那实际上是一场大水战。三国时的曹魏和后来司马氏的晋朝，先后动员了很大力量建造战船。如《晋书》《王濬传》载：“武帝谋伐吴，诏濬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超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舟櫂之盛，自古未有。”可见这种战船的规模，比普通的海船有过之无不及。
到了隋炀帝的时候，造船的规模就更大了。据《隋书》《炀帝本纪》称：“大业元年三月，……造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又据宋代刘义庆的《大业杂记》，描述隋炀帝游幸江都时乘坐的龙舟，其规模是：“高四十五尺，阔五十尺，长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周以轩廊；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饰以丹粉，妆以金碧珠翠，雕刻奇丽，缀以流苏羽葆、朱丝网络；下一重长秋内侍及乘舟水手，以素丝大条绳六条，两岸引进。”此外，还有朱鸟航、苍螭航、白虎航、玄武航各二十四艘，又有青凫舸、凌波舸各十艘，又有五楼船五十二艘、三楼船一百二十艘、二楼船二百五十艘、黄篾舫二千艘，以及其它各种小船，名目繁多。当时舳舻相继，二百余里，联绵不绝，真是浩浩荡荡。
唐代的造船业也很发达。如《册府元龟》载：“梁成汭唐末为荆南节度使，时鄂州杜洪为淮南杨行密所袭，汭出师援之。造一巨舰，三年而成，号曰和载舰。上列厅、所、司、局，有若府署之制，又有齐山截海之名，其宏廓可知矣。”宋、元两代还有许多同样的记载，不过，当时造船的规模都没有超出隋、唐的了。
过去许多朝代都能制造各种大船，其中也包括航海用的大船在内。这里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说：只要造船业发展起来了，航海事业也一定会跟着发展起来。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我想不必列举历代小规模的航海记载，只要举出最大规模的航海事迹就够了。
民间流传的三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应该算是最大规模的航海故事。当时说的西洋，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郑和在一四○五年率领舰队，由苏州刘家港出发，到福州稍停后就远航南洋群岛，经印度支那、爪哇等地而达锡兰。他的舰队拥有六十二艘巨舰，每艘长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载士卒二万七千五百余人，往返历时两年多。后来在一四○七年、一四○九年、一四一三年、一四一七年、一四二一年、一四二四年、一四三一年又有七次远航，共计八次“下西洋”，在我国航海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几页。
但是，到了清代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我们的祖国竟逐步沦为半殖民地，航海事业和其他事业一样被外国资本所垄断，一直到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了，这局面才改变过来。
今天，解放了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