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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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天临朝期间，有一个诗人叫做东方虬的，他写过一首咏王昭君的诗，就露骨地表示应该用武力的政策而不应该用和亲的政策。你看他的诗怎么写吧：
“汉道初全盛，朝廷足武巨。
何须薄命妾？辛苦远和亲！”
历代还有许多诗文，极力制造王昭君出塞和亲的哀怨气氛，似乎一个汉族的女子绝对不应该嫁给匈奴，好象各民族之间根本不应该通婚似的。这不但是狭隘民族主义的一种错误思想，而且也不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
班固在《汉书》卷九《元帝纪》中，关于王昭出君塞和亲的事实经过，曾有简要的记载。他写道：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虖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虖韩邪单于不忘恩德，嚮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廷王樯不阏氏。”
这一段文字表明，汉元帝采取对匈奴和亲的政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使当时的民族关系，进一步趋于和好。汉元帝刘姡У笔痹谖灰咽�五年，他决定了和亲的政策之后非常满意，又决定把他的年号改称为“竟宁”。照颜师古的注解：“竟者，终极之言，言永安宁也。”这个意思就非常清楚了再看同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中记载，事实就更清楚一些。班固在叙述匈奴郅支单于被诛之后，呼韩邪单于到汉朝谒见汉元帝的经过，他说：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帛絮，皆倍呈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
当时呼韩邪单于提出请求做汉族的女婿，汉元帝答应他的请求，把王昭君嫁给他，这是很正常的关系；王昭君也愿意与单于结婚，并无所怨。班固很扼要地介绍了王昭君出嫁后的情形说：
“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絫若鞮单于。……复株絫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
显然可见，王昭君出嫁到匈奴以后，并无怨苦。复株絫单于呼韩邪单于前妻之子，他又娶王昭君是按照匈奴的风俗，也并不奇怪。
但是，历来关于王昭君的其他记载和传说，却牵扯了许多不相干的情节。其中不但有历史著作，还有各种文艺创作，它们的作者都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特点，按照自己的立场、观点，通过王昭的故事，表达不同的思想感情。如果我们陷到那些材料中去，必然引起无谓的纠纷，打不尽的笔墨官司，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并没有帮助。
基于这样的看法，所以我主要的是根据班固的《汉书》立论。因为班固是司马迁以后的伟大历史家，他与司马迁的遭遇也颇相同。在公元第一世纪八十年代写成于狱中的这部《汉书》，距离王昭君生活的时代最近，记载的事实当然可靠。并且，班固曾随军出征匈奴，后来又被投死于狱中。他对汉朝和匈奴的态度比较公正，因此，在这位历史家的笔下写出王昭君和亲之事，无疑地是可信的。我样如果不以班固的著作为根据，还有什么可以做根据的呢？
除了可靠的历史记载以外，再要找参考材料的话，我以为只有从内蒙民间传说中去收集。而在这一方面，听说谢老和其他同志也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在内蒙人民的心目中，王昭君是非常善良而勤劳的，传说她到匈奴以后很爱护百姓，教给当地妇女织布缝衣和农业生产技术，受到人民的爱戴，所以在她死后，匈奴人民才在黑水河畔为她建造了一座坟墓，并将王昭君奉为神仙，与王母娘娘合而为一。这就更加充分地证明：王昭君是汉蒙两族人民共同敬爱的伟大女性，她是不会有怨恨的！

燕山碧血

“革命是我们的权利；
牺牲是我们的义务！”
这是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英雄、伟大的共产党员白乙化同志生前的豪语。今天我们想起了他，想起了为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而献出了生命的无数先烈，想起了他们的革命功勋和光荣事迹。这对于我们的每一个同志都是极大的教育和永恒的纪念。
白乙化同志当年战斗的地区，称为“平北区”，包括现在北京的郊区密云、延庆、怀柔、平谷一带。这个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是晋察冀边区的一部分，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在北京城区以北八十多华里的密云县境，这里是燕山的主脉，群峰环峙，山势陡峭，白河从山谷中蜿蜒奔流，地形险要。当时，我们的党决定要在这个地区开展广泛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给敌伪统治以致命的打击。这个艰巨的任务摆到白乙化同志的面前，他勇敢地接受了，并且出色地把它完成了。从一九三九年起，白乙化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在燕山地区不断地打击敌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发展抗日武装，先后组成了白河、白马关、古北口、四海等许多地方游击队，后来改编为挺进军第十团，开辟了平北根据地。
白乙化同志身体魁梧，络腮胡子，步履如飞，人们常叫做“小白龙”、“白大个子”、“白大胡子”。十团在白乙化同志的指挥下，以英勇果断、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屡次歼灭敌伪的“讨伐队”，拔掉许多敌伪的据点。敌伪军听见“小白龙”白乙化的名字就都害怕，伪军更加怕他，常常躲避，不敢同他作战。
在每次战斗中，白乙化同志总是亲临火线，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一九四一年二月四日，十团在鹿皮关伏击装备齐全的敌伪“讨伐队”一百六十余人，战斗激烈进行了一天一夜，全部歼灭了敌人。但是，正在指挥冲锋的时候，白乙化同志不幸壮烈牺牲了。他和开辟平北根据地的其他烈士们一样，用鲜红的热血，灌溉了燕山的田野。当他倒在战场上是时候，年纪只有三十八岁，今天他如果还活着，也才满五十岁。他在白河两岸人民的心里，是永远活着的啊！
五十年前，即一九一二年的夏天，白乙化同志出生于东北辽宁省辽阳县的石场峪村，幼年入私塾，十三岁就能写一手好字，也会写旧体诗，乡里人称他为“白才子”。一九一八年在辽阳中学读书的时候，因为三次参加爱国运动被开除，于是他决心学习军事，入东北军校教导队；十个月后转入东北讲武堂，又因为反对军阀混战，被东北军当局发觉，逃至北京，入中国大学，结交进步的同学，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九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回到辽西组织义勇军，攻占辽阳警察局，声势大振，率领三千余人转战辽西、热北、锦西等地，历时两年。“塘沽协定”以后，他的部队被军阀包围缴械，他又回到北京参加学生运动，被选为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
“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中被捕，出狱后继续领导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东北青年工作。一九三六年秋，他率领东北流亡青年到达河套垦区。他积极挖渠种地，耐心地组织群众，把垦区造成了东北人民团结救亡的新阵地。
当时有人只想分土地、发洋财，不愿吃苦耐劳建设垦区。白乙化同志为了教育群众，写了一首《垦区歌》。人写道：
“乌拉山旁，黄河套里，
开辟我们的新天地。
吃饭就得做工，
做工必须努力。
不受剥削，不分阶级，
镰刀锄头是战胜一切的武器。
我们今天流汗，明天流血。
结成了铁的队伍，打回老家去！”
就这样，他把垦区群众的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七七”事变爆发后，白乙化同志很快领导了垦区起义，组织了抗日先锋队，渡过黄河，横穿蒙古的沙漠和草原，踏上了抗日的征途。
当着这一支新的队伍，在一望无边的沙漠和草原中跋涉的时候，又有人动摇了。白乙化同志沿途鼓励大家，他说：“同志们，大家今天喊抗日，明天喊抗日，现在参加抗日战争的时候就到了，还能被困难吓吗？”于是队伍继续进到河曲。当时偏关失守，国民党军队纷纷逃跑，抗日先锋队中有人主张也退过黄河去，白乙化同志又说：“同志们，大家天天喊抗日，现在敌人真的来了，我们怎么能后退呢？”他的话大大地振奋了士气，这个队伍终于在河曲的煤窑沟打了第一个大胜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后来这支队伍在雁门关以北地区，与八路军三五九旅会合了。在雁北战斗、学习了一年多，他们跟老红军在一起，军事上政治上都有飞跃地进步。一九三九年转到平西，抗日先锋队与冀东大起义的抗日联军在一起整编，白乙化同志一度担任了抗联的副司令。后来党决定组织挺进军，以白乙化同志任十团团长，开辟平北地区。从此，他更加抖擞精神，带领部队象一把尖刀插进敌人的心脏，胜利地完成了党所给予他的光荣任务，直到他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
今天我们回顾白乙化同志斗争的历史，正如回顾我们的党和革命军队一整个历史一样，使我们得到多么重要的启示啊！过去斗争历史的每一页光荣伟大的纪录，都是人们经过无数艰难困苦、牺牲奋斗的结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能不加倍激励自己，努力克服可能遇到的一切困难，争取新的光荣伟大的胜利吗！？

陈绛和王耿的案件

最近偶然翻阅了宋代魏泰的《东轩笔录》，觉得这一部书虽然对于王安石的新法有片面颂扬过火地方，对于元祐党人也有许多不恰当的责难，但是这一部书毕竟反映了宋代政治方面的不少材料，有一些历史掌故很有趣味，可以打开人的思路。比如，书中记载陈绛和王耿的案件，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案件的情节相当曲折复杂，我不想在这里全部抄引原文，以免一般读者看起来很沉闷。这个案件中有两个主要的人物。一个是陈绛，一个是王耿。而这两人的案件却又暴露了宋代封建政府用人行政的许多弊病。
陈绛是宋真宗咸平年间的进士，官拜工部郎中。他是福建莆田人，后来就当了福建路转运使。陈绛在福建，据就贪赃枉法，声名狼藉。当时临朝听政的明肃太后发觉了他的违法行为，责问宰相王沂公。这位宰相却一再支吾搪塞，最后迫不得已，又采取敷衍的态度，以致一错再错，充分暴露了他既无知人之明，又无料事的本领。
现在我们先听听明肃太后和宰相的一段对话吧。
太后问：“福州陈绛赃污狼藉，卿等闻否？”
宰相答：“亦颇闻之。”
太后问：“既闻而不劾，何也？”
宰相答：“方外之事，须本路监司发敗�，不然台谏有言，中书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万一传闻不实，即所损又大也。”
你看这个宰相多么无能！他官居宰相，既然对于陈绛的犯法行为早有所闻，为什么却一直不加以查究，还用种种借口，推卸责任，不敢得罪人呢？他的唯一动听的理由是怕传闻不实，但是，这显然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因为他根本不愿意彻底查究实情，又怎么能够判明传闻的真假呢？
不过，事情毕竟已被太后知道了，并且要他负责处理，于是，这位宰相就只好派了他认为得力的一个御史，名叫王耿的去福建。他却没有料想到，这个王耿原来也是一个无能之辈。
刚巧在那时候，福建派了一名衙校奉送进贡的荔枝到了京城。王耿竟然向这个衙校打听福建的道路情形，衙校“应对详明，动合意旨”。王耿一高兴就向他直接打听陈绛的罪行，衙校竟然哭诉陈绛的几十条罪状。王耿大喜，就把这个衙校收留在身边替他办事。这样，王耿还没有出马就已以上当了。
原来这个衙校暗地活动，贿赂了王耿的儿子。当王耿到达福建以后，冒冒失失地宣布了陈绛了几十条罪状。可是一一核对事实，才知道这几十条却是故意夸大和捏造的，同时衙校又揭发了王耿的儿子受贿赂的事实。这消息很快传到京城，明肃太后大怒，下令把王耿也关进了牢狱。于是这个案件就更加扩大了范围，内容也更加复杂了。
但是，读历史的人只要用泠静客观的态度，仔细分析这个案件的主要情节，都不难发现它的扩大化和复杂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宋代政府在明肃太后临朝期间，吏治已经日趋腐败。上边用人行政没有精明强干的宰相和他的僚属认真负责；下边的地方官吏则为所欲为，实际上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至于从根本上说，那末，这一切当然又都是由封建统治者的阶级性所决定了的。

鸽子就叫做鸽子

前些日子从石家庄到上海之间的传信鸽比赛消息，曾经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我接触到一些朋友似乎因此特别喜欢鸽子，都打算养一对美丽的小鸽子加以训练，并且创造了几个很好听的称呼，准备送给他们的鸽子。这些新的称呼是“和平信使”，“航空邮差”、“飞天信使”，还有“长途邮递员”。将来他们恐怕还要创造出更多更好听的名称，也说不定。
这倒引起我的许多感想来了。我国古代的人已经给鸽子起过不少名称。如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中有一段记载说：
“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之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
大家可能对于张九龄都很孰识吧。读过《唐诗三百首》的人都会背诵：“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这就是张九龄的诗句。他是唐代非常有才干有远见的政治家和诗人。最早使用鸽子传书的就是他：“飞奴”则是他送给鸽子的最早的一个爱称。
后来又有人别出心裁，创造了另外的名称送给鸽子。如宋代陶谷的《清异录》中记载了如下两例：“豪家少年尚畜鸽，号半天娇人；又以其盅惑过于娇女艳妖，呼为插羽佳人。”这里所说的“半天娇人”和“插羽佳人”当然更比“飞奴”的名称艳丽多了。
但是，为什么要给鸽子起这么多奇怪的名称呢？这难道不是一些文人的无聊把戏吗？本来鸽子只有汉语和梵语的两个名称是最普通的。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解释，“鸽名鹁鸽者从其声也”；“梵书名迦布德迦”。这就是说，汉语称为鹁鸽，是按照鸽子叫的声音而定的；印度的梵语则称为“迦布德迦”。外来的名称也可以吵去管它，我们只用鹁鸽不是很好吗？或者干脆就叫鸽子也很好，何必又要起那么多名称呢？
有人说，“起名儿”是一种“专门学问”，要根据对象的性格特征和它所起的作用来命名。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做这一门学问，但是即便承认起名儿要有一点学问，也不必要起那么多名儿。因为人们对鸽子的性格可以有种种看法，对它的使用也可以有种种不同。有的书上说鸽子“性最淫”，有的说它“性最驯”；有的说它“温柔”，有的又说它“矫健”，根本没有一定的标准。人们在世界和平运动中把鸽子作为和平的象征，因此叫它做“和平鸽”；但是，同时在外国军队中又常常拥有大量的“军用鸽”。这些所谓“和平鸽”、“军用鸽”等等，实际上都不能算是名称的不同。名称都是“鸽”，只是形容词不同罢了。这也证明事物的名称即便相同，而用途也仍然会有所不同，正如科学可以用于和平，也可以用于战争一样。
其实，鸽子的用途还有许多种，不可能都按照它们的用途，分别起各种不同的名称。明代都印在《三余笔》中说：“北人以鹁鸽贮葫芦中，悬之柳上，弯弓射之。矢中葫芦，鸽辄飞出，以飞之高下为胜负。往往会于清明端午，名曰射柳。”
如果对每一种用途的鸽子都要起一个名称的话，那末，这种用途的鸽子难道就应该叫做“射柳鸽”吗？而且，照这样推论下去，鸽子的名称恐怕就多得很了。比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人马久患疥，食白鸽肉立愈”；“用白花鸽一只，切作小片煎之，可治消渴”；“以白鸽煮炙，饲儿，以毛煎汤浴之，可解痘毒”。难道这些药用的鸽子都非另起名儿不成？
归根到底，凡物有其本名，有一定的含义，人们都很熟悉了，就不要标新立异，杜撰新名。所以鸽子也不需要那许多希奇古怪的名称，鸽子就叫做鸽子好了。谁要是高兴给自己心爱的小鸽子起一个小名儿，作为一种爱称，当然可以自由。但是请务必注意，不要用小名儿代替了鸽子的通称，以免使人莫名其妙，造成混乱。

今年的春节

往年的春节都没有象今年这么凑巧，刚好把立春这个节气和春节统一起来了。
照我国传统的农历来说，立春是全年二十四个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到了立春的时候，北风带来的严寒季节就要结束了，代之，而起的将是和暖的东风，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了，万物都将朝气勃勃，欣欣向荣。因此，从汉代以后，民间风俗在立春这一天，妇女们要用青色的绸子剪成春燕、春蝶等等形状，戴在头上，走往田野，迎接春天的到来。农民们在这一天的佛晓以前就该起来，手拿锄头，走到地里，向着天上正南方的“房星”，即古代天文学家所谓“农祥”星的方位，用锄头翻土，表示这一年辛勤的劳动已经开始了，并且必定能够取得丰富的收成。全国许多地方的民俗，大体都是这样。
为了表明人们对于劳动的重视，许多地区的农民家庭，无论男女老幼，在春节这一天都要吃“春盘”什么是“春盘”呢？它是用芹菜、韭菜、竹笋等组成的，表示勤劳、长久、蓬勃的意思。有的人家每个人还要咬一口生萝卜，叫做“咬春”，以预防疾病。吃了“春盘”之后，还有一种有关农业生产的活动，就是“打春牛”。这个风俗是由北宋开始的，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曾经记载了“打春牛”的情形
虽然这些风俗现在已经不再盛行了，也没有更加以提倡的必要。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这些古老的风俗，并不是什么坏习惯，而是紧密地结合着农业生产的，表现我国历代农民勤苦劳动的优良的传统。按照这样的传统。象今年的立春恰恰是除夕的这种情况，那末，这一年的春节显然就应该从头到尾充满着紧张劳动的气氛，决不能有任何松劲的情绪了。
特别是在北方大部分地区，阴历除夕还必须蒸好够几天吃的馒头，叫做“万年粮”，以备春节期间每天食用。这样做的意思是保证年年有余粮，不但可以储备粮食，防止灾荒；而且可以使人人足食，国家富强。现在看来，这一点其重要。如果能够有类似“万年粮”的储备，那末，无论什么时候，那里还会有什么粮食困难呢？
我国人民历来都很重视粮食的储备，粮仓制度成为历代政府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在国家的粮仓不足的地方，民间还有一些“义仓”等做后备和补充。为了充实粮仓，历代统治阶级在劝农的文告中，也常常有“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等语。虽然他们大都是能说不能行，或者有其名而无其实，但是，这种设想和用意仍有可取之处，不可一概抹杀。
在整个春节期间，除了每天吃“万年粮”之外，有许多地方还要吃一种“粘糕”。这是用黍子面或糯米和枣子做的，越粘就越好。据说，吃了这样的粘糕，生产和生活就能“年年高”。现在各地风俗仍然有吃“粘糕”的，象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每年都还有卖的，名称干脆就叫做“年糕”了。
至于春节贴春联、挂年画更是常见的，现在也同样很流行。因为春联和年画的形式适合于我们的民族习惯，有了很久的历史。不过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的手法，仍然需要继续改进，现在已有的成绩还不能令人满意。

再版后记

邓拓同志是我国优秀的史学家和新闻界卓有成就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他的杂文集《燕山夜话》，一九六一年由我社分五册陆续出版后，在全国各地引起热烈的反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燕山夜话》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林彪、江青一伙打成“黑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对作者邓拓同志进行诬陷迫害，连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在《前线》发表的《三家村札记》，也被打成“大毒草”，成为牵涉极广、祸及全国的所谓“三家村”大冤案。由此他们大兴现代文学字狱，肆意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株连之广、受害之多，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作者邓拓同志就是被他们陷害而死的。
今天，被林彪、“四人帮”捏造和歪曲的历史已经颠再倒过来了。《燕山夜话》的版，不仅有平反昭雪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把被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使读者有机会重新认清它的面目。
这次再版的时候，我们请邓拓夫人丁一同志写了前言，另外又补充了一九六三年编印时未收入的三篇：《陈绛和王耿的案件》、《鸽子就叫做鸽子》和《今年的春节》。
编者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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