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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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认为父母之命是不可违抗的。但是，如果父母的意见正确，当然就应该服从。这位青年读者的父母，要求儿子在初中毕业后回乡参加生产，这无疑是正确的。现在乡村里需要劳动力，各种生产事业都等待着年青人去经营，这是客观的实际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服从客观的需要，自觉地把客观的需要变成我们主观的志愿。这样，主观的志愿和客观的需要，自然而然就统一起来了。
参加生产劳动的这个志愿如能确定，那末，具体选择种菜、理发、做饭或其他，就好说了。不管你干哪一行，只要你肯努力，一定会有显著的成就。谁要是轻视任何一种劳动，那至少证明他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庸人。对于这种庸人，你又何必说什么呢！
俗语说：“行行出状元。”你果真努力，将来也许会成了状元。不过，所谓状元本来是专指进士的第一名，它是唐代以后科举制度的特殊名称。如今人们借用状元来称呼各行各业有显著成就的人，其实并不很恰当。对于这些有显著成就的杰出人物，我以为应该称他们为“圣人”。按《书经》《洪范》篇载：“恭作肃，从作又，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宋代蔡沉注云：“睿者通乎微也，圣者无不通也。”可见彻底精通一门知识的人，都应该称为圣人。各行各业既然都有精通业务、成就显著的人物，因此说“行行出圣人”也无不可。
先以种菜为例。要种好一片菜园子，可真不容易啊！老菜农都有一整套内容丰富的技术知识。最有经验的种菜的老把势，无疑地可以称为圣人。大家知道，在我们中国古老的历史上，孔子总算是被公认为最博学的圣人了；但是，孔子对于种菜的老农民却非常尊重，他说过“吾不如老圃”这样谦逊的话，你以为是偶然的吗？绝对不是。历来因为种菜而成名的人很不少。比如，宋代有一位苏云卿，就是种菜的高手。据《宋史》《苏云卿传》载：
“苏云卿，广汉人。绍兴间来豫章东湖，结庐独居。……披荆畚砾为圃，艺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虽隆暑极寒，土焦草冻，圃不绝蔬，滋郁畅茂，四时之品无阙者，味视他圃尤胜。又不二价，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输值。”
当时张浚当宰相，派人去请他出任重要的官职，苏云卿坚决推辞不干。其实象他这样的人，各个时代都有不少。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之下，种菜是不可或缺的生产事业之一，当一个种菜的好手，比古代逃避现实的隐士更要高尚得多了。
再以理发为例。这个行业也有很长久的历史。虽然古人理发没有象现在这么多的样式和复杂的操作技术，一般人都能自理。明代屠隆的《考槃余事》中说：“小文具匣以紫檀为之，内藏小裁刀、锥子、穵耳、挑牙、消息，修指甲刀、剉指剔指刀、发剔、镊子等件，旅途利用，似不可少。”这就证明当时一般旅客要理发、修面等等，自己都能做。但是，古时候也有专门替别人理发的工匠。宋代张端义的《贵耳集》中有这样的记载：
“京下忽阙见钱，市间颇皇皇。忽一日，秦会之呼一镊工栉发，以五千当二钱犒之。谕云：此钱数日间有旨不使，早用之。镊工亲得钧旨，遂与外人言之。不三日间，京下见钱顿出。”
这个例子中说的秦会之，便是遗臭万年的卖国贼秦桧，他当时如何祸国殃民，自不必说。我们引用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宋代不但已经有了专门理发的工匠，而且有的理发匠手艺很高，所以秦桧一次就赏了他五千当二钱。至于从前理发业供奉黄帝轩辕氏为祖师，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张华《博物志》说：“轩辕作镜、镊、剃刀。”有了这一条做根据，当然也可以说理发是由远古圣人创始的了。
如果再说做饭，那末，传说中的庖牺氏就是以庖厨而得名的。司马贞在《补史记》《三皇本纪》中写道：“太皞庖羲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还有，古代另一个大圣人伊尹，也是由厨师出身，后来当了商汤的宰相，这在《史记》《商本纪》中同样记载得很清楚，恕我不再征引。
总之，无论哪一个行业，都会有精通业务技术知识的圣人出现。古代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个时代呢？今天的中学毕业生，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很多，只要自己努力，毫无疑问都能做出显著的成绩。否则，即便继续升学，将来也干不成什么大事！

一块瓦片

偶然同编辑同志谈定了这个题目。这意思是说，我写的文章可能比抛砖引玉的砖头还不如，只能算是一块很平常的瓦片。
对于一块瓦片，谁会重视它呢？然而，仔细想想，问题却也不少。
我们的祖先老早就会烧瓦片。相传三国时代西蜀的大学者谯周所撰的《古史考》说：“夏世昆吾氏作屋瓦。”晋代张华的《博物志》说：“桀作瓦。”看来古代学者对于瓦片的起源，只上溯到夏代为止。可惜他们当时不懂得考古发掘，这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的祖先却很重视瓦片，把它大书特书，传之千古。后来瓦片太多了，人们慢慢地熟视无睹，也是很自然的。
为了在无数的瓦片中能够知所区别，历来造瓦的匠人，往往独出心裁，运用各种材料，制成各种花样，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走进北京的故宫，到处看见的琉璃瓦，就是屋瓦的高级品种之一。宋代王子韶的《鸡跖集》说：“琉璃瓦一名缥瓦。”这种屋瓦在宋代以前已经相当普遍了。所以唐代诗人皮日休《奉和鲁望早春雪中作吴体见寄》的诗中写道：“竹根乍烧玉节快，酒面新泼金膏寒。全吴缥瓦十万户，惟君与我如袁安。”当时盖琉璃瓦的房屋，居然动辄有十万户之多，这样豪华的建筑与皮日休、鲁望的卧雪生涯相对照，恰恰反映了唐代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而皮日休这一派诗人大胆地揭露了唐代封建制度的黑暗面，这正是他们进步性的表现。
除了琉璃瓦以外，历来的封建贵族还不断出奇制胜，采用许多贵重的材料，造出种种比琉璃瓦更加希罕的屋瓦。你说什么材料最贵重，他们就用什么材料去造瓦。尤其是金属，由恶金到美金，几乎都被历代的贵族豪门用去造瓦，简直无一例外。
铁，古代称为恶金，用它造瓦自然是不奇怪的了。《大明一统志》载：“庐山天池寺，洪武间敕建，殿皆铁瓦。”明代诗人，号称十大才子之一的李梦阳，在诗中写道：“庐山绝顶天池寺，铁瓦为堂石为柱。”这座“天池寺”虽然早已毁坏了，但是有一部分铁瓦却一直保存到现在。
再说用铜造瓦，也不奇怪。《天中记》有一节文字，描写“西域泥婆罗宫中，有七重楼，复铜瓦，楹栋皆大琲杂宝”。由此不难想见，在那样大建筑的屋顶上，尽是铜瓦，光辉灿烂，多么富丽堂皇！然而，那又是古代多少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啊！
这还不算，还有一些古代国家的贵族阶级，竟然要用银子造瓦，以装饰自己豪华的宫殿。据《新唐书》的《南蛮传》记载：“骠……自号突罗朱闍婆，……王居以金为甓，厨复银瓦。”这一段文字记载用不着解释，一看便知。当然这是历史的往事了。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地区，象这种银瓦的建筑物似乎也有的一直保存了相当长的时期。
至于五代时期蜀主王建诗中所谓“月冷江清过腊时，玉阶金瓦雪澌澌”。这里说的“金瓦”是否真的用金子造的，谁也不能断定。但是，至少可以相信，它也决非普通的屋瓦可比，也许是涂了泥金的，或者比泥金更为讲究。那么，这些不也够奢侈了吗？
与历代贵族们穷奢极侈的各种金属屋瓦相比，过去无论在什么时候，中国一般人民建筑的房屋可就简陋得很了。
在北方，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农民们的屋顶铺着石瓦。这种石头的瓦片由来已久。南北朝时期梁元帝的九贞馆碑文中就曾写道：“日晖石瓦，东跳灵寿之峰；月荫玉床，西瞻华盖之岭。”可见石头瓦片之用于建筑，已经有了长久的历史。令人奇怪的是，如今新式的建筑物，为什么对于这样坚固、耐久而又富有民族特色的建筑材料，却不多采用了呢？
在南方，因为大量生长着竹子，一般人民更普遍地用竹片做屋瓦。这种竹瓦也有很久的历史。唐代大诗人元稹写过“竹瓦风频裂”的句子。王禹偁在《黄冈竹楼记》中写道：“竹之为瓦，仅十稔；若重复之，得二十稔。”明代钟惺的《江行俳体》也写道：“处处葑田催种麦，家家竹瓦代诛茅。”历来还有许多类似的诗文，都可以证明竹瓦在南方的大量出现。
还有许多穷到无立锥之地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既然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了，当然也不可能有房子，不可能有一块瓦片了。正如《新唐书》的《五行志》所载：“咸通十四年，成都童谣曰：……头无片瓦，地有残灰。”又如蔡珪在《花亭图》诗中写道：“头无片瓦足无土，不犯清波过一生。”这的确可以反映中国历史上被剥削阶级极端穷困的生活情况。”
可见就讲一块瓦片，也有种种复杂的情形，需要进行历史的分析。而且这里同样用得着阶级的分析。看是什么样的阶级，就用什么一种瓦片，界限分明，混淆不得。无论你是学历史的也好，学建筑的也好，学工业的也好，似乎都应该由小小的一块瓦片开始，对一切客观的事物，继续不断地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

讲一点教授法

在高等学校读书的同学们，暑假在一起谈心，偶尔批评到他们的老师中有的人太不讲究教授法，使得学生们不愿意听他的课。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教授法的好坏，对教学的质量关系重大。一切为人师者都不能不注意教授法的问题。
同学们批评有的老师在课堂上讲课往往似懂非懂，叫人听不明白，讲得很费劲，好象老师自己也不明白似的。再加上有的老师对学生的预习和复习又抓不紧，不好好进行帮助，学生听讲时就抓不住要点，没有明确的目的，下课以后总是忙于补习听不懂的课，精神十分被动，深感苦恼。对于平时作业，老师也很少深入检查，学生只要把作业交了，老师带起就走，过几天退回，对的就对了，错的老师就改了，彼此不闻不问。日常的考查更少，一到了大考的时候，免不了要手忙脚乱。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课程，本来要重视在实验室中的实验操作，可是有的老师不能进行确切的指导，操作对不对，往往也不清楚。大考之前的复习也缺乏认真的帮助，以致学生不知道应该怎样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复习。这些都可以说明，有的老师还没有掌握一套教授法，因此，要想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就有困难。
为了改进教学，我们的各级学校领导干部，帮助教师们讲究教授法，我看是很必要的。毛泽东同志早于一九二九年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就特别提到了教授法的重要性。他当时提出了十条教授法，这就是：一、启发式（废止注入式）；二、由近及远；三、由浅入深；四、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五、说话要明白；六、说话要有趣味；七、以姿势助说话；八、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九、要提纲；十、干部班要用讨论式。这十条教授法实际上不单适用于人民的革命军队，而且是可以普遍适用的，任何教学方法都离不开这十条原则。毫无疑义，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这些教授法，乃是总结了前人的丰富教学经验的结果。
在文化历史悠久的古中国，最早讲到教授法的要数《礼记》的《学记》篇。它说：“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这就是说，一年四时都要有一定的教学内容，课外必须认真自习，加以辅导。正课和辅导课要密切结合。没有一定的辅导课，正课就学不好。不努力自习，也学不好正课。正课与课外作业结合得好，学生的学习兴趣就更高，学习的成绩一定也更好。《学记》中还说了教师和学生应当注意的其他许多事项。比如说：“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又说：“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这些的确都是教学两方面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
除了《学记》以外，其他书籍记载教学方法和经验的还多得很。例如《国语》载：“朝而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修复，夜而记过。”这就把教学的程序规定得非常清楚。照我们现在的话说，这就是要求老师给学生讲授课业的时候，必须当场讲解透彻，使学生完全懂得，下课以后再让学生自修和复习，容易记错的地方特别要多记几遍。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设定的学校制度，虽然教学的目的是落后的或反动的，但是教授法仍有许多可取之处。汉代的儒学是人所共知的，可以不说；且说蒙古族统治的元代。据《元史》《选举志》载，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复设助教，同掌学事，而专守一斋；正录申明规矩，督习课业。……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正录伴读，以次传习之。讲说则依所读之序，正录伴读，亦以次而传习之。次日抽签，令诸生复说其功课。”这样的教授法，明清以后基本上没有改变。
而且，从前有许多知名的学者，往往私人讲学，他们的教授法更有特色，如宋代廖莹中的《江行杂录》描写了司马光的教授法，他说：“温公之仕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县，每日与本县从学者十许人讲书，用一大竹筒，筒内贮竹签，上书学生姓名，讲后一日即抽签令讲，讲不通则微数责之。”我们的教师对学生的要求似乎应该比司马光更严格一些，而决不应该比他还不如。
具体说来，各科有各科的要求，当然说不完。但是，不管什么学科，教师总应该经常考查，直到学生真正懂了为止。复习的题目尤其应该使学生觉得有兴趣，而不觉得是负担。教师自己更要经常努力学习，对自己讲授的学科内容，如果学得烂熟，教起来自然就能生巧了。

“科班”的教育法

读了盖叫天老先生的艺术经验谈《粉墨春秋》以后，有许多感想。偶尔跟朋友们谈起这本书，特别对于其中所述的旧科班的教育法——量体裁衣，总觉得意味深长。
所谓量体裁衣，在这里实际上是指的老师培养学生的方法，也就是老师对每个学生的前途，表现出严肃负责的精神。这对于我们现在教养子女、培育青年、训练干部等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盖叫天老先生的这一部书，绝大部分是根据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写成的。当他讲到量体裁衣的时候，虽然他声明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不过他还是亲眼看见过那些情形的。他说：
“早先，孩子们进科班，与现在学校招生相仿佛，也有一种考试的办法。不过这考试不是决定录取不录取，而是决定孩子们在生、旦、净、末、丑中学哪一行当。”
你看，旧戏班的老师一开始就要替学生决定他应该学习什么行当，这是何等认真负责的态度啊！我们对自己的子女和青年学生，似乎都还缺乏这种负责的精神。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一般人不注意培养青年的方法，特别是不善于掌握对每一个青年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量体裁衣的方法。盖叫天老先生详细地介绍了这种教育方法。他说：
“入科班那一天，老师坐在屋子里，孩子们都守在屋外面，静候老师的传呼，叫一个名字进去一个。第一个被叫到的，推开房门，一闪身进去，站定。老师一看是个身体魁梧的孩子，大大的个儿，长得粗眉大眼。老师吩咐：上前走五步。他应声朝前迈了五步。一步步迈得很扎实。咳嗽一声！老师又吩咐。哈哼！他大声咳了一下，很响亮，听上去粗壮中透着正气，有那么一点类似二进宫里的徐延昭气派。于是，在花名簿上这个孩子的名下，老师给暗暗地注上个铜锤字样。然后让这孩子退过一边。”
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地进行了初步的了解，有的象“老生”，有的象“二花脸”，有的象“小生”，还有象“青衣”、“花旦”、“彩旦”的等等，“老师都按孩子的身材、形态、声音，分角色不同的行当和类型，先暗暗记上一笔”。虽然，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初步的印象，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但是，有了这么一些具体的初步印象却是非常重要的。
接着，老师还要进行比较深入的考察，以便更加了解学生的兴趣和特点，好给他们选择适宜的行当。为了这个目的，下面的过程是必要的：
“孩子初入班，头几天老师们不给他们一点儿规矩，让他们和大家一样，任自己的野性子，自由自在地爱怎么玩就怎么玩，不感到一点拘束。清晨起来，科班里练功的时候，让新入科的孩子们在一旁观看，老师同时也在那里暗暗观察每个孩子的表情，看他们对哪一路行当有兴趣。……这样老师对每个人的性情爱好便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于是又在这些孩子的名下暗记一笔。……经过几天的观察，孩子们又再一次给叫到老师面前。……你愿意学什么？老生？花旦？武生？小生？还是花脸？孩子想了一想，说出了自己的愿望。老师把他所说的和这几天观察的结果对照一下，没错，他的举止行动和他自己的愿望常常是相一致的，于是这才按生、旦、净、末、丑，决定下每人应学的行当，而孩子的命运也就这样大体上被确定了。”
看来旧科班的这一整套方法是符合于教育学原理的。我国古代对于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也很注意“量才而教之，量才而用之”的原则。如《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在一篇奏疏中提出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他还建议：“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类似这样的主张，历代都有，可以说是老生常谈，简直很不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
然而，这种量体裁衣地培养和使用人才的方法是比较科学的，也是从实际出发、符合实际需要的。整个社会全面地采用这种方法，就能够有计划地造就各种各样的人才。但是，这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天才教育”那一派学说，必须区别清楚。旧中国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如胡适之等人，曾经对于所谓“天才教育论”随声附和，极端片面地主张只让少数“天才”去受教育。比如《胡适论学近著》中写道：“从那绝大多数的青年学生里，选拔那些真有求高等知识的天才的人去升学。”这就等于把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都关在“高等知识”的门外了。这种所谓“天才教育”岂不是荒唐之至吗？
我们绝对不能赞成那样的“天才教育”。我们主张聚天下人才而教育之，教育的方法是因才施教，也就是量才而教。这种教育方法，是集体教育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方法。根据社会各方面的实际需要，允许各行各业培养和使用必要数量的人才，让每个青年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都能得到老师的具体帮助，而每个老师对学生也都能负责到底，量体裁衣，使各种人才各得其所。
写到这里，旁边有同志问道：你这不是主张恢复旧科班制度吗？我说：这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何不可！

“烤”字考

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北京西城宣武门内大街有一家著名的“烤肉宛”。但是，很少有人去注意这家的招牌有什么值得研究的问题。其实，这个招牌的头一个字，“烤”字就很值得研究。
前几天，一位朋友给我写来一封信，他说：
“烤肉宛有齐白石所写的一个招牌，写在一张宣纸上，嵌在镜框子里。文曰：‘清真烤肉宛。’在正文与题名之间，夹注了一行小字（看那地位，当是写完后加进去的），曰：‘诸书无烤字，应人所请，自我作古。’（原无标点）看了，叫人觉得：这老人实在很有意思！因在写信时问了朱德熙，诸书是否真无烤字；并说，此事若告马南邨，可供写一则燕山夜话。前已得德熙回信，云：‘烤字说文所无。广韵、集韵并有燺字，苦浩切，音考，注云：火干。集韵或省作熇，当即烤字。燺又见龙龛手鉴，苦老反，火干也。’烤字连康熙字典也没有，确如白石所说，诸书所无。”
我很感谢这位朋友，他引起了我的兴趣，也引起了报社记者同志的兴趣，他们还把烤肉宛的匾额等拍了照片。原来这个匾额的款字写着：八十六岁白石。计算齐白石写这个匾额的时候，是一九四六年，还在解放以前。
据说，当时白石老人常到宛家吃烤肉，多次写字画画送给店主人。比如有一次，白石老人画了几枝梅花，题两句诗：“岁寒松柏同精健，知是无生热血多。”这似乎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期间表示一种不甘屈服的意思。他用这副画送给烤肉宛，当然也包含有对店主人的勉励之意。过了两年，白石老人八十八岁的时候，又画了一幅寿桃送给店主人，题曰：仁者多寿。不难了解，这不但是老人自寿，而且也为店主人祝寿。齐白石和店主人之间这样亲密的关系，实际上不过是烤肉宛和各阶层市民群众的亲密关系的一个反映而已。
因为烤肉宛服务的对象，主要的是城市的劳动人民，所以这一家的招牌也是按照人民群众的口头语来命名的。你看这个招牌多么通俗，多么容易上口啊！为了适合于劳动人民的口语，用字是否要考证出处，当然就不算什么重要的问题了。
特别是在解放以后，按照群众的习惯和需要而产生的许多简体字，逐渐被社会所公认，成为正式通行的文字，因此，象烤肉宛这样的招牌，就更加使人一见如故，不以为奇了。
应该提到，梅兰芳同志生前，曾于一九六○年十月为烤肉宛题了一首诗。他写道：
“宛家烤肉早声名，跃进重教技术精。劳动人民欣果腹，难忘领导党英明。”
的确，烤肉宛三字，对于北京的劳动人民实在是太熟悉了。拆开来，光说一个烤字，人们也会马上联系到烤肉或烤肉宛。
这个“烤”字虽然是“诸书所无”，但是并非完全不可稽考的毫无根据的杜撰文字。前面摘引的信上已经查考了《广韵》、《集韵》都有“燺”字，《集韵》又省作“熇”字，就是“烤”的本字。不但这样，《说文》中也有“熇”字，段玉裁注云：
“火热也。大雅板传曰：熇熇，然炽盛也。易：家人嗃嗃，郑云：苦热之意，是嗃即熇字也。释文曰：刘作熇熇。”
由此可见，“熇”字的出处应该追溯到《诗经》《大雅》
《板》八章中。原文是：
“天之方虐，无然谑谑。老夫灌灌，小子跷跷。匪我言耄，尔用忧谑。多将熇熇，不可教药。”
最初显然没有烤字，而只有熇字，这是可以肯定的。那末，后来为什么变成烤字呢？看来这大概因为熇字是“苦浩切，音考”，日久天长，人为了了便于记忆，索性把它改为从火从考。从火则表示以火烘热；从考表示它的读音。这是很合理的一个改变，它符合于我国文字推演和发展的一规规律。
近几年来，大家在推行简体字的过程中，都比较熟悉“约定俗成”的道理。“烤”字的长期演变过程，恰恰就是约定俗成的一个典型。
然而，对于这么一个早已被公认了的俗字，齐白石采用它的时候，却要郑重注明是“自我作古”，这是多么认真的态度！比起白石老人来，我们现在对于简化字体的工作，有时态度就未免轻率了一些。
以“烤”字为例，我们似乎可以试将新的简体字，一个一个地进行查考，看看它们是否都是有来历的和合理的。

十日一水，五日一石

我家昨天接待了一个学美术的青年人，他要我给他题字，我就写了八个字：十日一水，五日一石。
青年人要求解释这八个字的意思。他对这八个字并不感到陌生，但是他要求作进一步的了解。我当时说了许多，也不知道他是否听明白了。
鼓励青年人勇敢进取的精神，我想这无疑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提醒青年人不可骄傲自满，我想这同样是非常必要的。站在我面前的青年人是美术学校今年应届毕业生，我当时直觉地认为有必要把这八个字送给他。
这八个字的出处是唐代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的一首诗，它的题目是《戏题画山水图歌》。原诗写道：
“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壮哉昆仑、方壶图，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中有云气随飞龙；舟人、渔子入浦溆，山木尽亚洪涛风，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
对于这首古诗，尽管别人可以做许多解释，我却认为最重要的是作者告诉我们：从事艺术创作，必须聚精会神，认真严肃，深入客观世界，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特点，进行艺术的概括和描写。这个道理对于年轻的艺术学徒和成名的艺术大师都是通用的。特别是形象艺术，如绘画、雕塑等的创作，古今中外的艺术家在这一方面有成就的，没有一个不曾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所谓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这句话当然不能被机械地加以解释，认为艺术创作过程越慢越好。关键是在于如何深入实际生活，观察客观事物，抓住一水一石的本质特征。我们曾经见过齐白石画虾，好象下笔便是，容易得很；殊不知他的每一笔都经过了无数次细心观察，反复练习，到了维妙维肖而后已。从他实际观察到酝酿构思以至下笔落纸，整个过程也许要费很长的时间，远不止十日、五日而已。
同样的道理，也有的山水画家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色，马上构成了一个美妙的画面，他迫不及待地要把它画下来。这个过程似乎很短，并不花很多时间；然而，画家笔下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勾勒、刻划以及皴、擦、渲、染的技法，实际上却是在长期绘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有时画家为了表现眼前山水的特点，试图改变自己熟习的技法，采用某种新的技法，就往往要花费许多工夫，结果还不一定能够满意，甚至十日、五日也画不成一水、一石哩！
古今中外著名的艺术家，有的创作过程特别困难而费时费力，但其成就往往十分惊人。这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几乎每一幅都是一个新面目，绝无相似之处。这样的创造力不能不令人敬佩。宋代有一位最著名的山水画家，名叫郭熙，他在《林泉高致》一书中说：
“凡一景之画，不以大小多少，必须精注以一之，不精则神不专。必神与俱成之，不与俱成则精不明；必严重以肃之，不严则思不深；必恪勤以周之，不恪则景不完。故积惰气而强之者，其迹软懦而不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