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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谝桓霾韫堇铮�也有些伙计，提一个大水壶，距离茶杯两尺左右，能够非常准确地冲开水，而不会溅出一滴在客人身上。象这样的事例到处都有。这些就是所谓的“特技”，也叫做“绝招”。
过去有一班知识分子，很看不起民间的特技，把各种各样特殊的技巧和手艺，都当成“下流卑贱”的玩意儿，以致许多特技不能登上“大雅之堂”，逐渐被埋没，甚至失传了。解放以来，我们虽然改变了整个社会制度和人们的思想习惯，各行各业都有了新的发展。但是，由于自然规律不可抵抗的作用，有特技的老师傅越来越少了。他们的经验有的没有好好传授下来，以致后继无人，如果不赶紧设法补救，那就太可惜了。
也有一些人认为，我国历代已经大量出版了农、医、工、艺的各种专书，其中也包括了特技在内，只要把这些古书进行一番科学的整理，就算是接受了遗产；再想从所谓特技的领域中，多搞出什么名堂来，似乎是不可能的。这种看法说明，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我国民间丰富的特技还不够了解。
历代的农、医、工、艺之书，是不是包括了特技在内呢？这个问题还需要通过实践去证明。内行人看书，也许会发现一些特技，而一般读者从这些书里却很难找到关于特技的具体经验。
比如说，汉代的《尹都尉书》，虽然记载了种瓜、种芥、种葵、种蓼、种薤、种葱等古老的经验，但是，你无妨把它讲解给我们郊区种菜园的“老把势”听，让他下个评语，看他怎么说吧。恐怕他未必承认这部古书，能包括他的特技经验在内！
当然，这决不等于说，对古书可以不加以整理了。现在农业科学和医学研究机关，很注意整理我国历代的农书和医书，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推而广之，其他研究部门，同样应该进一步更有系统地整理对本部门有用的古书，把古人珍贵的遗产好好地继承下来，加以发展。
在整理这些古书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于现在各行各业老师傅特有的“绝招”，务必详细访问，一一记录下来，其中非文字所能表达的部分，还应该尽可能用摄影图片加以补充说明。
大家知道，春秋时代秦国有一个相马的人，姓孙名阳，字伯乐，他能在万马群中发现千里马，因此，历代相传他著了一部《相马经》。后来又有人写了同类的书籍，如宋代徐咸的《相马书》也比较有名。但是，这些书籍顾名思义就不能完全解决现在养马和驯马的许多技术问题。我们还必须把现在赶马车的许多老把势以及马戏团中驯马的实际经验，包括他们的各种绝招都编写出来，成为一部内容完备的《马经》。
我曾听说，有些赶骡马大车的老把式，善于驾御最调皮的骡马。别人没办法的时候，老把式走过来，在骡马身上推一下，或者只扬一扬手，骡马就完全听他的指挥。赶车的鞭子在老把式手里也特别出神。必要的时候，他挥一鞭子，就能叫烈性的牲口趴倒在地上。这些都是特技，也可以说是绝招，在任何书本上往往都学不到。
同样，古书中还有其他各种专门技术的书籍。例如，装裱书画的技术，清代周嘉胄写了一部《装潢志》，这几乎是现在装裱老工人的唯一参考书。然而，我们现在的装裱技术问题，早已超出了这部书的范围。日渐增多的化学药品在装裱过程中的应用，显然就是古人意想不到的新技术。
至于手工业生产的特殊经验，过去的文字记载也都太简单了。虽然在几大套丛书中，我们可以翻阅这类书籍几十本。可惜内容已经非常陈旧，往往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没有人加以修订和增补。以制糖工业为例，宋代的洪迈和王灼，各自编撰了一部《糖霜谱》，从种甘蔗到制糖，都讲到了。“糖霜”是指的白糖，它在我国唐代以后才盛行，比红糖的制法要复杂。无奈年代久远，这两部书与后来的许多经验相比，不能不显得落后了。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关于制糖的部分，也没有增加多少新内容。
尤其是我们知道有若干特技，为历来各类技术专书所不载。这在今天更加有必要把它们著录下来，传之后人。在可能条件下，我们甚至于无妨把过去所谓“飞檐走壁”的那一套特技，也加以著录。这样分门别类，重新编写出一套特技丛书，应该承认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知识是可吃的吗？

这个题目太奇怪了，谁会把知识当成可以吃的东西呢？
想不到，在现今的世界上，居然有一种“科学家”，进行“科学的试验”，有了“新发现”，得出了结论，认为“知识是可吃的”。你说这是怪事吗？然而，世界上无奇不有，这么一点怪事也不足为奇了。
记得在一次《夜话》中，我曾以《不要空喊读书》为题，说到读书的态度必须老老实实，认真地坐下来用功，不要空喊，不要想取巧的方法。当时我举出了后汉马融的故事。相传他做梦吃花，醒来的时候“见天下文章无所不知”。我说这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然而，就在那篇文章中，我猜想有些懒人，也许会希望有一位科学家，能够发明一种神奇的办法，比如用注射针之类，对人脑进行注射，来代替读书；或者吃一服药，就能吸收多少部书。这么一来，只消一个早上就能培养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专门人材，岂不妙哉！
当时却没有料想到，如今的世界上居然会有这么一种“科学家”，做出比打针、吃药更加荒唐的“科学试验”来。
据前几天来自美洲的新闻报道，最近美国密歇根州大学的一位研究教授，名叫麦康尼尔，他宣布了一项惊人的“科学发现”，就是说，“知识是可以吃的”。他的这个“新发现”是用蛔虫试验成功的。
这个试验的主要情况是：麦康尼尔训练了一部分蛔虫，使它们“聪明”起来，对于一定的刺激能够发出一定的反应。它们的各种反应证明，它们具有了一定的“知识”。然后，麦康尼尔又另外找到一批没有经过训练的蛔虫，它们完全是没有“知识”的。但是，麦康尼尔却把受过训练的蛔虫去喂养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蛔虫。于是，新的情况就出现了。当着没有经过训练的蛔虫吃掉了已经受过训练的蛔虫之后，也变得“聪明”起来了，不必训练就能够对一定的刺激发出一定的反应。这样，麦康尼尔的“科学试验”就“成功”了，他宣称已经找到了“获得知识的新途径”，就是“吃掉有知识的同类动物”。照他的这个说法进行推论，任何无知识的人要想得到知识，最好是吃掉有知识的人。这真是充满着血腥的吃人的“科学试验”啊！
象麦康尼尔之流，为了迎合垄断资本家们的残暴本性，为了适应那一班脑满肠肥的寄生阶级子弟的懒惰哲学，进行这样的“科学试验”，做出这样的“科学论断”，是毫不足奇的。大概垄断资本家们都想垄断全人类的各种知识，但是，他们又决不肯付出辛勤的劳动，而只希望“吃掉有知识的同类动物。”他们的这一副狰狞的嘴脸，露骨地表明了他们是人类文明的死敌。
由此可知，要想不劳而获得知识，正如其他不劳而获的思想一样，从本质上说，这是极端丑恶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无论如何，在我们的社会中所能碰见的任何懒人的思想，和以麦康尼尔为代表的吃人“科学”，决无丝毫共同之点。
我们所见的懒人，虽然也想寻找终南捷径，并且有许多离奇的梦想，类似后汉马融那样的例子。不过，这些都只是在梦中的幻景，而不是真事。历来记述这类故事的作者，还特别运用了所谓“因果报应”的公式，使故事具有“劝世”的色彩。
例如，明代的陈继儒，在《珍珠船》中写过一个故事，他说：
“刘赞文思甚迟，乃恳祝乾象，乞文才。一夕梦吞小金龟，如钱许，自后大有文思。孟氏朝为学士，有玉堂集。一日又梦吐金龟，投水中，不久而卒。”
这里说的是梦中吞下了小金龟，而文思大进；后来又在梦中吐出了小金龟，不久就死了。也许有人认为，刘赞吞食小金龟与马融吃花，虽然都在梦中，但是，一个吃的是植物，一个吃的却是动物，这一点大不相同。不过后者也只是在梦中所做的，而且这决不是“吃掉有知识的同类动物”所可比。何况他吞下的东西，到后为还要照样吐出来呢！
如果麦康尼尔之流企图推行他的“科学发明”，那末，在麦康尼尔生活的社会中，有被吃危险的人们就应该团结起来，迫使吃人者用他自己的生命抵偿被吃者的生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生命还生命，这是现代人类从革命斗争中学到的最重人的知识之一。人类积累的一切知识是吃不了，谁要想吃掉它，谁就要准备毁灭他自己！

奉告读者

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现在将三十二篇未编的文稿重阅一遍，选得二十九篇。又把在别的报刊上发表的短文选了一篇加上，补足三十篇。这一集仍按以前的办法编定付印，疏漏之处恐怕还很难免，请大家指正。
据熟悉各地报刊情况的同志告诉我：在《燕山夜话》出版之后，其他地方有些报纸，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也采取了同样的形式，发表知识性的专栏杂文。如山东《大众日报》在第三版右上方开辟了这样的专栏，名为《历下漫话》；《云南日报》在第三版右上方也开辟了这样的专栏，名为《滇云漫潭》。我衷心祝愿这些报纸的专栏杂文，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并且不断地改进内容，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同时希望读者们也能够从这些报纸的专栏杂文中得到有益的知识。
许多朋友来信问我，对这样的专栏杂文应该如何看法？如何写法？应该提出什么要求？我认为这问题可以有种种答案，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开门见山。我在别处发表文章讲过这个意见，我认为现时文章的通病，就在于不能开门见山。许多文章的作者，即便有一二可取的见解或新鲜的知识，以及动人的事迹要传达给读者，但是他们往往不肯直截了当地写出来，却要写上一大套人云亦云的废话，然后才夹杂着写出自己的一点点新东西。如果这一点点新东西确有可取之处，那么，这样的作者未免不智，他好比把珍珠丢进了沧海，让泥水冲掉了金沙，多么可惜！如果连这一点点东西也不新，并无可取之处，那末，这样的作者就未免令人可恼，他似乎没有什么真本领，只是存心骗人而已！至于有许多文章不属于这两种情况，而仅仅因为作者写惯了长文章，扭不过来，那就需要大家给以帮助，劝告作者极力写得越短越好，否则要使广大读者每天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才能得很少的一些收获，未免太浪费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既是作者又是读者，大家应有同感，因此，人人也都有责任督促报刊编辑部，在发表文章的时候，尽可以大胆地删去来稿中人云亦云的重复内容，使作者自己的新内容开门见山地摆到读者面前。如果因此招致报刊缺稿，那倒是好现象，大报就应该缩为小报，杂志期刊就应该减少篇幅，书籍也可以少而精了。
这一番议论并非只说别人，不说自己。我对自己也是非常不满意的，每写一点东西，到了发表出来一看，就觉得自己没有写好，心里很惭愧。前一个时期写《夜话》是被人拉上马的，现在下马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等将来确有一点心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
马南邨一九六二年十月中旬

谁最早研究科学理论

法国人摩里斯·纳明阿斯，在一九五三年出版了一部著作，名为《原子核能》。这本书的第一章说到古代人研究科学理论的时候，有如下的一段话：
“除了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以外，其他古代民族都只对实际问题感到兴趣。他们只注意于提练金属，制造玻璃，航海，绘制便利的旅行图，寻找水源等，除此以外，很少激起其他更高级的思想。甚至进行天文观测也是为了实用的和政治的目的。”
该书的作者接着介绍了古希腊哲学家谟克里特、伊壁鸠鲁等人的原子理论，而特别贬低了甚至抹杀了古代东方人研究科学理论的成就。这当然是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科学家的片面观点。
对于这种观点，读者提出了疑问。有的青年同学在来信中说：“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在比德谟克里特等人还早些的年代里，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是否也产生过类似的科学理论呢？”
换句话说，究竟是谁最早研究科学理论的呢？
应该承认，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但是，中国古代的学者对于科学理论的研究，却有极为广泛的浓厚的兴趣。我国最早的纯粹抽象的科学理论著作应该以《周易》为代表。直到现在，人们对于《易经》的研究虽然还是很不够的；但是，可以断定它是人类最早的关于宇宙观和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研究的知识总汇。《易经》认为宇宙万物没有例外地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每个事物都有相生相克的矛盾斗争，从而引起不同的发展变化过程。如果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解释，我认为《易经》中的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原子结构的不同类型。今后最好有人从这一方面对《易经》进行新的系统研究和说明。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中，从事理论研究的著作日益增多，特别是象邹衍等所谓阴阳家者流，他们的学说往往包括的哲学上的宇宙观以及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的理论，并且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的历史观和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他们用阴阳来解释一切事物的变化，正如现代原子科学注意原子内部电子和质子带有正电和负电的现象一样。
在诸子百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所谓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老子。他的著作传世的有《道德经》五千言，这一部书可以认为是我国古代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最早的理论著作，其中包括了丰富的辩证法学说和原子论思想。
老子所谓“道”，便是宇宙的本体，即物质的存在。他说“反者道之动”显然是说明物质结构内部的对立物的斗争，引起了物质地运动。同时，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则是物质运动发展的辩证过程。这种辩证法的思想早已为人们所公认；并且有许多学者发表了专门的论著，这里用不着一一介绍。我想特别要介绍的是老子的原子论思想。
与希腊古代哲学家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相比较，我国古代老子的原子论思想无疑地更早得多。德谟克里特是公历纪元前五世纪中叶到四世纪中叶的人，伊壁鸠鲁是纪元前四世纪中叶到三世纪中叶的人，老子则是纪元前六世纪中叶到五世纪中叶的人，早于德谟克里特约一个世纪，早于伊壁鸠鲁约两个世纪。老子的原子论思想，我认为是值得我们进行新的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
在《道德经》中，老子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本质的时候，指出了“玄又之玄，众妙之门”。汉代张衡认为“玄者无形之类，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能先”。扬雄也认为“玄者，幽摊万类而不见形者也”。这里所说的“玄”，用我们现代所谓的“原子”来解释它，似乎更为恰当。而且，玄、元、原三字本来可以通用。清代刊本将玄改为元，一方面是为了避讳；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两个字可以相通。我们要是把原子这个译名，改称为元子或玄子亦无不可。现在研究原子理论的人，认为德谟克里特发现了最高的不可分的单元，即所谓“万有分子”，并且竟然把它解释为原子核；那末，我们更有理由解释老子所谓众妙之门的玄，便是原子，而玄之又玄甚至也可以说是原子核了。
老子又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有些注释家，把“冲”字看作“盅”的假字，解释为空虚。其实，冲字在这里分明也有相冲的意思。不过，这并不排斥空虚之义。正如德谟克里特认为物体的起源有两个，即原子和虚空，而原子有时互相冲撞，形成原子的旋风一样，老子也有这种思想。
还有，老子认为：“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俞出。”又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橐籥即是风洞，不屈意即不竭，这个意思也很象德谟克里特说的旋风式的原子运动，形成着无穷的物质世界的道理。至于德谟克里特认为任何物质都是由原子和原子间的空洞构成的；物质的密度和强度，跟物质内部空洞的分布有关。这一点似乎也没有超出老子关于谷神和玄牝的概念。
什么是谷神？什么又是玄牝呢？据宋代司马光的解释：“中虚故曰谷，不测故曰神；天地有穷而道无究，故曰不死。”这个解释比较浅显易懂。但是，玄牝却很少有人解释得清楚，有的人公然宣称因为这些文字“通俗不雅”，所以不便做什么解释。我们现在如果大胆地把“玄牝”解释为原子核，那末，这句话的意思也就容易弄明白了。现代科学家解释伊壁鸠鲁的原子学说，认为他把万物都当做是核子的运动和冲击的结果；而处于等速运动中的核子都互相冲击的可能。我们从老子的《道德经》中完全可以看出，老子很早就提出了这样的概念。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理论的探讨，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我希望年青的科学理论工作者，对古代文献也能进行一番研究。这个工作只要认真去做，一定会有重要的收获。

学问不可穿凿

几位应届毕业的同学在一起谈论，中心的问题是：经过大学文科四年的学习之后，能不能独立地进行学术研究？他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能够独立研究，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
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他们的看法，并且做了一些补充。归纳起来，我补充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说，为了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必须从积极方面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论，认真地把自己武装起来，千万不可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沾染了不正确的思想作风。
对于各种不正确的治学方法，我们都要注意防止。其中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古来一般学者最容易患的穿凿的毛病。有这种毛病的人常常强词夺理，把许多说不通的道理，硬要说通，因而随意穿凿，牵强附会。
然而，学问之道是穿凿附会不得的。《易传乾卦文言》中说：“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可见学问是要集中大量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决不是穿凿附会的产物。
古来不管何等大名鼎鼎的人物，凡是做学问不踏实，而有穿凿附会之病者，几乎没有不闹笑话的。比如，宋代王安石虽然是一位大政治家，但是，他也有若干缺点，不容掩饰。他写过这一部《字说》，据当时名家的评论，认为其中许多解释便有穿凿的毛病。如苏轼《调谑编》所载：
“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问曰：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乎？坡云：诗曰，*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似九个。公欣然而听，久之始悟其谑也。”
这虽然是一个笑话，可是也证明了穿凿附会的毛病，对于做学问的人，是多么有害的啊！
其实，这种穿凿的毛病，影响所及，并不仅仅限于学术的范围。据宋代罗点《闻见后录》记载：
“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王荆公会客食，遽问：孔子不撤姜食何也？刘贡父曰：本草书，姜多食损智；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故云。荆公喜，以为异闻。久之乃悟其戏也。荆公之学，尚穿凿类此。”
这样的笑话是不是苏东坡等人故意挖苦王安石的呢？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成分，这样的笑话并非凭空捏造，却是事实。这样的笑话，大可以说明任何学问决不可以穿凿。做学问的人，如果患了穿凿的毛病，就将不可救药。在这里，我不打算也不可能讨论王安石这位宋代大政治家的思想、学问和事业，只是随便引用这些材料做个例子而已。
话说到这里，大家自然要问：照你这样说，那末，什么是正确的治学态度呢？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是很容易回答的。答案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大家知道，最早讲实事求是的，要数汉代的班固。他在《汉书》卷五十三《河间献王传》中写道：“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在这一句下面，唐代的颜师古做了一个注解，他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个意思很明显，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占有大量材料，分析研究客观的情况，辨明是非，寻求真理。
毛主席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于实事求是做了最确切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不但是我们大家公认为最好的学习态度，而且也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所必需的正确态度。
做学问的人，要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毫无疑问，除了实事求是以外，再也不能设想还会有别的什么态度了。这种态度，和任何穿凿附会的作风，决没有丝毫共通之处。只有用这样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及其他一切工作，才有成功的希望。

自学与家传

昨天，一位六十八岁的老医师来信说：
“我有一个十九岁的独生女，本在××学院读书，因听力较差（患先天性右耳导闭塞，Ｘ光线检查证明，不能动手术），读到一九六一年夏季，赶不上功课，以致退学。今夏本拟应北京师范大学文科考试，昨健康检查证明，以听力关系不及格，如是只好在家。……我的爱人又于一九六一年去世，因此父女相依为命，不愿她登记远行。小女及我都为此十分徬徨。……请问应如何改变现状，不令小女闲坐在家？”
这个问题似乎有必要在《夜话》中谈谈，以供更多的读者参考，因此，我又在这里作公开的答复。
无论是什么原因不能升学，学生本人和家长都应该抱定一个正确的态度，寻求适当的解决方法。
就这位老医师所述的情况而论，他的女儿既然因为耳朵有病不能升学，又不宜离家远行，那末，正确的办法是什么呢？我以为她应该有计划地在家自学。古来不知有多少著名的学者都是自学成功的。现在我们需要什么参考书籍，到外可以找得到，又有许多辅导学习的组织，自学的便利条件比古人优越千万倍，并且现在自学的效果也不比在学校读书的差多少。而这位老医师的女儿更有比别人特殊优越的条件，她可以跟她的父亲学医，使家传的学问进一步发扬光大起来。在这位医师父女二人“相依为命”的情况下，他们正好可以把自学与家传相结合，一方面解决女儿的学业前途问题；另一方面解决父亲的家学继承问题。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南北朝时代大名鼎鼎的文人江总，就是自学成名的。据《陈书》卷二十七《江总传》称：“总七岁而孤，依于外氏，幼聪敏，有至性。……及长，笃学，有辞采。家传赐书数千卷，总昼夜寻读，未尝辍手。……年少有名”，时人“雅相推重”。同样的例子，每个朝代都有。如元代的王冕出身于牧牛童，终于自学成名；明代的朱恕是樵子出身，后来成为泰州学派的继承人。这些已为一般读者所共知，就不必说了。
仅仅以历代名医的事迹为证，我们也不难断定，自学与家传相结合是完全可行的有效办法。例如，宋代的名医庞安时，便是家传医术、自学成名的一个典型人物，而且他恰巧也是耳朵有病的人。据《宋史》卷四百六十二《方技列传》载：
“安时字安常，……儿时能读书，过目辄记。父世医也，授以脉决。……独取黄帝扁鹊之脉书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说，时出新意，辨诘不可屈，父大惊，时年犹未冠。已而病聩，乃益读灵枢、太素、甲乙诸秘书；凡经传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贯。”
当时他的医名传播全国，许多学者在笔记中常常提到庞安时的事迹。苏东坡在《东坡杂记》中特别写下了他和庞安时谈话的情形，颇为有趣。东坡写道：
“庞安常善医而聩，与人语，书在纸，始能答。东坡笑曰：吾与君皆异人也。吾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非异人而何？”
看来庞安时不只是听力不好，简直是耳聋得厉害，所以东坡与他谈话，不能不用笔谈。然而，这一点也没有妨碍他对医学愈来愈深入的研究，甚且正因为他耳朵听不见了，倒更加能够专心于研究，而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当时另一个著名学者张耒，在《明道杂志》中说：
“高医庞安时者，治疾无不愈，其处方用意，几似古人。……庞得他人药，尝之，入口即知此何物及其多少，不差也。”
他生平还有许多事迹，流传久远。我觉得他的事迹特别值得介绍，所以多费了一些笔墨。
至于元代的名医余士冕，也是因自学与家传而成名的。据《歙县志》载：“冕字子敬，父幼白，精歧黄理，辑有苍生司命。冕尤能世其家学，沉疴立起，试多奇中。”明代的名医潘仁仲，相传四世皆为“回春妙手”。我想这些就不需要详述了。《礼记》上说，“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这句话的意思固然不应该机械地加以解释，但是大体上说，学医的要几辈相传才能积累可靠的经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希望给我写信的这位老医师和他的女儿，能够在我们今天崭新的社会制度下，以自学和家传相结合的办法，做出新的成绩。
当然，这种自学与家传的途径和办法，绝不限于医学一个方面，其他方面同样可以采取这个办法，以解决与此类似的其他困难的问题。

行行出圣人

“家中父母叫我毕业以后，赶快回乡参加生产。一是跟我父亲种菜，二是跟我哥哥去学理发，三是在农场的公共食堂里当炊事员。我想了又想，我家没人读过书，只我一人现在初中刚毕业，干么又回去生产呢？再说，种菜、理发、做饭有什么学的？将来见到同学们一个个升学干大事，自己也怪难为情的。请你说说，我该怎么办？”
这是抄录一位青年读者来信中的一段。我把他提出的问题，认真地做了一番考虑。估计到这个问题也许不是极个别的，所以我决定在这里做一个公开的答复。
我并不认为父母之命是不可违抗的。但是，如果父母的意见正确，当然就应该服从。这位青年读者的父母，要求儿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