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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夜话-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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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说明，要是人们光凭着聪明智慧，想解决一切问题是行不通的。老子早在他的《道德经》中就大声疾呼：“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然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信陵君等等都不能照着老子的主张去做，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殊不知老子和后来的六国诸君，各执一偏，要么就主张绝圣弃智，否定一切；要么就凭着自己的明智，盲目自信。结果当然都不美妙。他们的毛病就在于不重视群众的智慧。从这一点来说，后来的《淮南子》却比他们都要高明。
汉代淮南王刘安，在他所撰的《淮南子》一书中说：“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这个道理说得很对，他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对群众智慧的赞颂。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加以解释，就是说，所谓聪明智慧只能来源于实际知识。而任何个人的实际知识，都比不上广大群众的实际知识那样丰富。如果一个人对于实际情况根本不了解，连一些基础的知识也很缺乏，那末，他就更不可能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聪明智慧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来只有实际知识丰富的真正有智慧的人，才是能够深谋远虑的人。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不少。比如《史记》的《越王勾践世家》载：“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当时的范蠡不但自己有丰富的知识，而且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番深谋远虑，就必然会有成就。假若丢掉这个基础，把一切策划都当成诡诈的谋略，那就将弄巧成拙，终不免于失败的结局。
最好的计谋只能从群众中产生。汉元帝时的宰相匡衡，曾经在他的奏议中说：“卧闻广谋从众，则合于天心。”这里说的“天心”，当然只能理解为客观的自然规律。汉光武帝时著名的学者郑兴，也曾经劝告刘秀，要“博采广谋，纳群下之策”。宋代范仲淹的儿子范尧夫，曾经劝告司马光说：“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诌谀得乘间迎合矣。”这些古人的见解都很不错。特别是范尧夫所说的“不必谋自己出”，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有的人常常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而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有这种毛病的人，如果自己不觉悟，不改正这种毛病，终久会有一天要吃大亏。
可见任何智谋都不是神秘的，不是属于少数天才的，而是属于广大群众的。完全否定任何智谋，这固然不对，但是，过分相信智谋，甚至于依靠智谋，以求出奇制胜，那就更不对了。庄子说过：“智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这两句话如果不把它解释为消极无为的思想，而把它解释为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实际和自然规律去做事情，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现在，让我们回到题目上来。究竟智谋是可靠的吗？回答是要否定一部分，也要肯定一部分。任何片面的极端化的命题都是错误的。
握手与作揖
大家平日相见，往往以握手为礼。这种礼节究竟好不好，似乎还值得研究。
为什么这样提问题呢？问题首先是由卫生的角度提出的。但是，除了卫生问题以外，实际上还有其他应该考虑的问题。
人的手是最不容易保持清洁的。因为人的一切活动，差不多都离不开手。无论饮食起居、生产劳动、工作和学习等等，几乎全靠手的动作来进行。手既然要接触一切东西，就不可避免地会沾染各种细菌。即便经常洗手，也不容易使细菌完全消灭；而且刚洗了手，又可能重复受到沾染。
特别是自己有病，或者家里有病人，手上就更难避免病菌的沾染。如果与朋友见面，一一握手，病菌必然要随着握手的机会而传染给许多人。社会上的接触极为频繁，疾病的流行时刻威胁着人们的健康。这些虽然不能完全怪罪于握手，可是，握手毕竟是传染疾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啊！
由此看来，朋友之间见面握手的举动，实在是有害无益的举动。我们对待朋友，本来为了表示友谊而握手，结果反而给朋友的健康以不利的影响，这岂不是违背了友爱的精神吗？因此，如果没有特殊的必要，一般朋友见面还是不握手的好。
可是，有许多人看见朋友不握手，总觉得非常别扭，态度很不自然。在他们的心目中，握手是普通的礼貌；不握手当然会被认为是不礼貌。这怎么办呢？这就只有看不同的场合，加以区别对待。
比如在外交场合，握手为礼节所必需。在这种场合活动的人，应该特别注意保证客人的健康，同时要保证自己的行动符合礼节。除此以外，在一般公共集会的场合，可以不握手的，就尽可能不要握手。至于在经常见面的朋友之间，握手更是不必要的了。
那末，有什么可以代替握手，来表达友情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按照本民族的传统礼节，取其简便易行者，去其繁杂无用者。而对于其他民族的传统礼节，即便自己感觉很不习惯，也应该加以尊重。
握手这个礼节，在欧洲最为普遍。而在我们中国，情况却不一样。《史记》《滑稽列传》所谓“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实际上是把它看做轻佻的举动。三国时代著名的诗人阮籍，在《咏怀诗》中写道：“携手等欢爱，宿昔同衣裳。”这又证明，古人对于手拉着手的这种举动，都认为是特殊感情的表现，而不是一般的礼节。《后汉书》《马援传》载：“公孙述称帝于蜀，（隗）嚣使援往观之。援素与述同里*，相善。以为既至当握手，欢如平生；而述盛陈陛卫，以延援入，交拜礼毕，使出就馆。”马援以为他与公孙述从小在一块儿厮混长大，见面一定手拉着手地亲热得不得了，哪晓得公孙述却以正式的“交拜礼”来待他，这就出乎马援的意外了。这个例子，更进一步证明，握手并非我国传统的正式礼节。按照我国传统的正式礼节，难道见面就都用“交拜礼”吗？当然也不是。我国古代有许多礼节，严格区分各种等级，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则为长跪；首至手则为拜手；手至地则为拜；首至地则为稽首。此礼之等也。”现在我们既非席地而坐，又无等级制度，什么长跪、拜手、拜、稽首的那一套礼节，永远不能让它们复活！
我们从古礼中唯一可以斟酌采用的便是“作揖”。古人作揖的方法有许多种。《周礼》《夏官司土》写道：“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大概所谓“特揖”是一个一个地作揖；“旅揖”是按等级分别作揖；“旁三揖”是对许多人笼统地作揖三下。《周礼》《秋官司仪》又写道：“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这里所谓“土揖”是手前伸而稍向下；“时揖”是手向前平伸；“天揖”是手前伸而稍上举。这些作揖的方法仍然不免要区分许多等级，尽可以不去管它。我们只要吸取最简便的作揖方法就行了。
从许多种作揖的方法中，要找出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举手。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说：“古所谓揖，但举手而已。”清代的阎若璩，在《论语》《述而》的注释中说：“古之揖，今之拱手。”这两人的解说可以认为基本一致。如果我们吸取这种作揖的方法，去代替握手，再加上大家常见的点头或轻微的鞠躬，那末，这在一般的场合下，应该是行得通的吧。
不要滥用号码
从一本通讯登记册上，我看到了现时很常见的一些通讯地址。比如，“二一八工区十四段第六幢住宅三楼一○七号”，这样的地址一个挨一个，出现在眼前，不禁令人感到头昏眼花。
“干么要这么多数字号码？真难记！”收发室的同志向我表示了他的意见。据他说，现在用数字号码的太多了，除了有一些部队的番号、保密的工厂必须用数字号码代替真名以外，还有一大批数字号码是很不必要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多单位，甚至许多零售店、缝纫社等等也都用起数字号码来了。把这么一堆数字号码登记在一起，密密麻麻一大片，简直没法记，常常弄错了。
“你说，这一套办法是从哪儿来的呀？是从外国学来的吧！我们中国也有这一套吗？”他问。显然，他对于这许多以数字号码代名的现象很不满意。我觉得这个问题虽然不大要紧，倒也有加以考虑的必要。
应该肯定，以数字号码代名，如果使用得当，并无不可。因为无论什么人的姓名以及工厂、学校、机关、部队、街道、商店等等的命名，本来都不过是一些符号而已。况且，我们知道有许多古人的姓名，就是数字号码。从一到万，历代曾经出现过不少的著名人物。翻开明代凌迪知的《万姓统谱》和廖用贤的《尚友录》，就能找到很多例子。
由一字说起吧。不论是一、乙或壹，都有人用以为姓。明代成化年间，河北定州有人姓一名善，曾任嵩明县丞。宋代嘉熙年间，福建宁化的知县便是姓乙名太度。明代永乐年间，兴化府经历是壹震昌。还有姓第二的。唐玄宗的中尉就有一个姓名是第二从直。至于姓三的，元代有一个三旦八，官居云南行省右丞，相当出名；姓四的也有一个著名人物，他是越王勾践的臣子，叫做四水。
也有姓五、伍和第五的。三国时代蜀汉后主朝中，有一位谏议大夫，姓五名梁。据宋代郑樵《通志》载：“五氏本伍氏，避仇改为五。”可见五和伍本来相通。姓伍的如伍子胥，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了。至于姓第五的就更多了。后汉时会稽太守第五伦比较有名，他的曾孙第五种，官居衮州刺史，也很知名。后来魏有第五文体，晋有第五猗，唐有第五峰，宋有第五宁远，元有第五居仁，明有第五规等等，就不必一一介绍了。
这些还只是前五个数字的大略情形，后面几个数字，包括六、陆、七、AE*、八、捌，九、百、千、万等的情形也差不多。其中有的姓，如姓陆、姓千和姓万的，至今仍然十分常见，完全用不着举例，需要引用例证的是：明代正德年间永春县训导，姓七名希贤；弘治年间宣化府举人有一个姓AE*名文伦；正统年间有个礼部主事姓八名通；宣德年间有个利港巡检姓捌名忠。还有，早在汉代王莽篡位时期，有一个讲学大夫叫做第八矫。唐高祖武德年间有一个翰林应诏姓九名嘉。此外，据郑樵《通志》载：“代县有九百里，为小吏。”这是姓九百的重要例证。明代福建泉州还有一个学者姓百名坚。
也许可以说，这些例子虽然都是以数字为姓，但是并没有以数字为名的呀！其实不然。古人的确有姓名全用数字号码的。清代有几个最好的例证：
六十七，字居鲁，官至给事中，著有《游外诗草》、《台阳杂咏》。
七十一，字椿园，乾隆进士，著有《西域闻见录》。
七十五，乾隆时正黄旗武将。
八十六，乾隆时江宁将军。
九十，嘉庆时广西提督。
“如果照这些例子推广起来，好不好就干脆把人名、地名、厂名、店名等等一律用数字号码来代替呢？”那位收发同志似乎对我有点生气了。我的意见当然并非如此。我认为数字号码可以用，但是不要滥用。有时用一些数字号码会给人以新鲜的感觉，增强人们的印象，更好地起一种符号的作用；滥用数字号码，以致千篇一律，到处雷同，结果必然使人无法辨认，也无法记忆，势将丧失符号的作用。
那末，用老一套的命名方法，难道就不怕千篇一律吗？我说：不怕！理由很简单，因为数字号码顶多不过十几个，无论如何摆布，变化总是有限，不可避免会发生雷同。汉字数量很多，如果安排得法，绝大多数则不至于雷同，即便有的雷同了，也能够设法区别。
尤其是用文字命名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具体对象的具体特点，挑逃恰当的字眼，力求确切、生动、富有吸引力，使人印象深刻，不容易忘记。这不是比干巴巴的数字号码要好得多吗？
口吃、一只眼及其他
应该感谢读者们给我出了许多题目。近来我在《夜话》中多次谈论的都是大家要求回答的问题。今天我再把读者来信中询问的几个相关的问题，做一次漫谈。
今年初中二年级《语文》课本第四册的第六课，据说用了“期期艾艾”这个典故来形容口吃。有的语文教师对于书本上的注解发生了一些疑问。我们的谈话就从这里开始吧。《汉书》卷四十二列传中有《周昌传》，记述一个故事说：“高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在这一段文字下面，唐代的颜师古注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宋代的刘攽注曰：“期，读如荀子曰欲綦色之綦。楚人谓极为綦。”
这个例子大家都比较熟悉，意思也很明白。周昌是汉高祖刘邦的同乡，沛县人。他是跟随刘邦起义、入关破秦的功臣之一，官拜御史大夫，封为“汾阴侯”。所谓“期期”是形容他口吃的。有的来信以为“期”是他的名字，那是误会。因为他越急越口吃，所以就屡屡出现“期期”的声音。“期期”
二字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如果最初用“极极”或“綦綦”也无不可，也能表达口吃的声音。不过后来已经成了曲故，并且人们已经习惯于用“期期”，当然就不必改变了。
与此相似，宋代的刘义床，在《世说》中叙述了另一个故事：“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陈寿在《三国志》《魏志》卷二十八《邓艾传》中只说他口吃，没有说这个故事。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大概记得，这个邓艾就是偷渡阴平，攻破绵竹，直入成都，消灭西蜀后主的小朝廷的那位大将军。所谓晋文王便是司马懿的儿子，那个野心勃勃为路人所皆知的司马昭。
看来，邓艾的口吃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当他称呼自己的时候。这一点与周昌不同。有的来信认为，“艾艾”是由于邓艾说自己的名字而引起的；那末，“期期”可能也是由于自称名字而引起的。其实不然。口吃最容易发生在齿音、喉音上面，不一定都是在念他们自己名字的时候才发生口吃的，至于“期期”“艾艾”的口吃声音，实际上也不一定都有两音，很可能重复出现三、四声不等。
对口吃的人进行嘲笑，并且把口吃的声音记下来，写在历史典籍上，这本来是不必要的，也太不严肃了。正如其他以人们的生理缺陷作为嘲笑资料，是属于刻薄和无聊的表现一样。但是，历来这一类例子却有不少。
宋代尤袤的《全唐诗话》中说：“施肩吾与崔嘏同年，不睦。嘏旧失一目，以珠代之。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这两位唐代著名诗人，都是唐宪宗元和十五年的进士。两人因为关系不好，互相嘲笑以至于中伤，实在是文人的恶习，简直无聊得很。
但是，他们两人是同辈，这种嘲笑造成的后果似乎还不太明显。有的在上下级之间进行这种嘲笑，结果就引起了极大的不愉快。《世说补》中有另一个故事，写道：“刘谅为湘东王所善。湘东一目眇。一日与谅共游江滨，叹秋望之美。谅曰：今日可谓帝子降于北渚。湘东曰：卿言目渺渺而愁予耶？由此嫌之。”可见这种嘲笑毫无益处，徒然伤害彼此的感情。
宋代的刘攽，就因为生平最爱嘲笑别人，以致引起当时象王安石那样的当权人物的极大不满，造成很深的嫌隙。而他自己晚年得恶疾，须眉脱落，鼻梁断坏，于是别人也群起而嘲笑他，使他深以为苦。这样的事例还多得很。至于有的以上对下，肆意嘲嘘，近于侮辱，使对方不能容忍，那种仗势欺人的事情，在封建统治的时代，更是司空见惯，不必说了。
这些事实说明，无论口吃、一只眼以及其他生理上的缺陷，对于有这种缺陷的本人来说，一定是感到痛苦的。因此，旁观的人对于他们首先应该表示同情和关怀，而不应该加以嘲笑甚至侮辱。
当然，这不等于说“期期艾艾”之类的典故都是不好的，不应该选在课本中，不应该教给学生。让学生知道有这种典故，增加一种知识完全可以。而且象周昌那样忠诚坦率，在历史上是值得称赞的；邓艾对司马昭的回答，更显得他的聪慧敏捷。这些方面对学生会有启发。但是，我们却不希望学生仿效这些例子，去挖苦别人的生理缺陷。
向徐光启学习
我们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们，当着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时候，不但应该向全国各地农业劳动模范和老农们虚心请教，应该注意吸收现代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而且应该向我国历代著名的农学家们学习，接受他们已经总结的农业生产的丰富经验和他们总结经验的方法。
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在农业科学方面，和在其他科学方面一样，对我们的祖国有巨大的贡献。他生于明代嘉靖四十一年，即公元一五六二年；死于明代崇祯六年，即公元一六三三年。今年（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正好是他的四百周年诞辰。他曾经编写了许多科学书籍，包括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农业、水利、机械、兵器等内容。其中特别著名的是《农政全书》六十卷，约一百万言。这一部书总结了我国在十七世纪以前农业生产的丰富经验。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一部《农政全书》虽然是未完成的科学著作，但是，它汇集了我国古代农学书籍和有关文献二百五十多种，成为资料最完备的一部农学著作，它的科学价值应该受到足够的估计。
大家知道，我国原是古老的农业国，历代农学著作，种类和数量都很多。远在西周时代，《诗经》《豳风》中已经记载了一年四季农事的安排。《周礼》中的《天官》、《地官》、《冬官》等篇也记载了农官的各项职责。《礼记》的《王制》、《月令》等篇同样说明了对农业的基本要求。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著作，也有不少涉及农业的内容。不过在那个时候，农业生产的经验还缺乏比较详细的记述，只留下许多零星琐碎的片断文字罢了。
到了汉代，汜胜之当黄门侍郎的官职，在关中督导种麦，比较系统地研究和总结了农业生产的经验，著农书二卷。这就是著名的《汜胜之书》，为我国最早流传的农学著作。
自此以后，农书种类日益增多。其中有许多是专讲一门的，如专讲种徭、养蚕、植棉等等。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些综合性的农书。如南北朝时代后魏的贾思勰，编撰了《齐民要术》十卷；宋代的陈旉，撰《农书》三卷；元代的王祯，撰《农书》二十二卷，这些都是较为有名的综合性农学著作。而在明代，除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以外，还有佚名的《沈氏农书》、黄省曾的《农圃四书》等几种，但是内容最丰富的莫过于徐光启的著作。这是因为徐光启采取的是属于比较进步的科学方法。
据《明史》卷二百五十一《徐光启传》载：“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又七年成进士，由庶吉士，历赞善。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筴、火利诸书。”光启死后，“帝念光启博学强识，索其家遗书。子骥，入谢，进农政全书六十卷，诏令有司刊布”。后来的许多资料证明，徐光启一生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对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发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他终于成为我国科学史上的著名人物，决非偶然。特别是他对于我国农业科学的建立和发展，更有显著的功绩，这是不可抹杀的。
例如，在《农政全书》中，徐光启对于“浚渠“、“水井”的解说，与其他许多问题相同，都曾经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论点。
他总结了“秦凿泾为渠，又关西有郑国、白公、六辅之渠，外有龙首渠，内有史起十二渠，范阳有督亢渠，河北有广戾渠，朗州有右史渠，今怀孟有广济渠”等等经验，认为必须“因其地利水势，继此而作，益国富民，可见速效”。如果不懂得地利水势，当然就要吃亏。他对于开井也很重视，认为是“水利之中所不可缺者”。
又如，关于“架田”的记载，同样是相当重要的经验。这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水上园田。它又叫做“葑田”。徐光启介绍它是：“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浸。”现在正值春耕季节，我们在个别条件具备的地方，无妨照他介绍的经验，试一试吧。
可惜，《农政全书》旧本因为不是徐光启自己编定的，而是经过陈子龙、谢廷祯等人，在徐光启死后加以整理刊行的，所以内容还存在不少缺点，甚至有许多错漏，需要重新整理、重新编辑、重新出版。然而，无论如何，凡是负责农业生产领导工作的人员，对于这样重要的古代农书，应该予以充分的注意，仔细地阅读和研究它，并且要学习徐光启的研究精神，运用比他更加进步得多的新的科学方法，来总结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经验。
围田的教训
听说南方水乡，有人在议论如何开辟围田，以求农业增产，并且有人说北方也可以采用。这，作为一种主张，说说倒也无妨，大家尽可以各抒己见，可是千万不要贸然采用。因为围田在许多世纪以来，已经有不少惨痛的教训，这是稍读历史的人都知道的。
所谓围田，照徐光启《农政全书》的介绍，是“筑土作围以绕田也”。他解释说：“盖江淮之间，地多薮泽，或濒水，不时湥唬劣诟帧Ｆ溆辛χ遥仁拥匦危磷鞯蹋范欢希谌萸昴肚О伲晕诘亍：笾抵罱托纾蛄畋诜止て鹜粒喾麓酥疲使倜褚焓簟！�
与围田相同的，还有一种圩田。徐光启也说：“复有圩田，谓垒为圩岸，捍护外水，与此相类。”的确，圩田和围田是大同小异的。围田往往是四周环水，而圩田则只有两面或三面临水。
对于围田和圩田的科弊，可惜徐光启没有全面地加以详细的论述。他说：“虽有水旱皆可救御，凡一熟余，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赡及邻郡，实近古之上法，将来之永利。”这显然是对于围田和圩田的过高评价。
其实，历史上有关围田和圩田的利弊问题，一直都有争论。当然，在过去封建时代，从少数地主官僚的立场上说，在湖泊河川地带，排水筑堤，围起一大片肥沃的土地，变为自己的园田，收获丰富，岂不是好得很吗？可是，从直接生产者的农民立场上说，那许多围田和圩田，占去了大片土地，势必使湖泊河川的水面缩小。一旦洪水暴发，被缩小了的湖泊河川更容易泛滥。这时候，围田和圩田力图自保，可以无虞，而广大农民的土地则必然受灾。如果遇到天旱，围田和圩田占有据有利地势，可以充分进行灌溉，而广大农民的田地却更要干旱了。由此看来，围田和圩田在封建时代的农民心目中，就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了。
把利害权衡一下，究竟围田和圩田对于农业生产是利多害少还是害多利少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看看历史事实。
以围田和圩田最发达的宋代为例子吧。据《宋史》卷一百七十三《食货志》上关于农田部分的记载：“绍兴五年，江东帅臣李光言：……本朝庆历、嘉祐间，始有盗湖为田者，其禁甚严。政和以来，剏为应奉，始废湖为田，自是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患，余姚、上虞每县收租不过数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赋动以万计。莫若先罢两邑湖田。其会稽之鉴湖、鄞之广德湖、萧山之湘湖等处尚多，望诏漕臣尽废之。其江东西圩田、苏秀围田，令监司守令条上。”
这就证明，围田和圩田等等都是与水争地，盗湖为田，其结果必遭水旱之灾，农业生产将受到严重损失。这个道理在绍兴二十三年谏议大夫史才的奏疏中，说得更加清楚。他写道：“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无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濒湖之也，多为兵卒侵据，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涝则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
后来又有一位户部尚书袁说友，在庆元二年的一篇奏疏中说：“浙西周田相望，皆千百亩，陂塘oe*渎，悉为田畴。有水则无地可潴，有旱则无水可戽，不严禁之，后将益甚，无复稔岁矣。”由此可知，围田和圩田的害处是主要的，而且它们的害处并不因为人们兴修许多水利工程，就能够从根本上被克服。如果有的地方由于特殊需要，打算筑起围田，那倒不如采用浮筏式的水上园田，即所谓架田、葑田等，完全不与水争地，却同样可以扩大耕种面积，增加农业生产，这比围田的效果要好得多了。
有人说，搞围田的地方总是因为耕地不足，不得不搞，所以历代围田常常废除了很久以后又兴起了。我们如能批判地接受这个经验，难道不好吗？
这个论调显然还是不对的。殊不知我们现在的社会历史条件，根本不同于过去的任何时代。如果说，过去在人多地少的南方水乡，人们与水争地似乎出于不得已，那末，我们现在一切都能通盘筹划，又何必偏偏要在人多地少的地方与水争地，而不肯另想办法去扩大耕地面积呢？
地下水和地上水
一封读者来信从新疆寄给我，问我“关于地下水和地上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这位读者最近看到《燕山夜话》第一集，他对于其中的《堵塞不如开导》一文特别注意，问题就是“从这篇文章联想起来”的。因为他猜想我“写那样的题目一定懂得水利”，所以把问题提给我，要求解答。
很惭愧，我根本不懂得什么专门的水利知识，只能讲一些很普通的外行话。我觉得从“地下水和地上水的关系”这个角度提出问题，倒也新鲜。这恐怕不仅仅是这位读者碰到的特殊问题，可能还有不少读者对这个问题也有兴趣。因为这实际上是解决土地盐碱化问题的一个关键。
研究水利的人，首先必须知道如何防止水害；能够防止水害，才能变水害为水利。否则，水利反而会变为水害，不可不慎。
《管子》《度地篇》中说：“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他解释这五害是：“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他还特别指出：“五害之属，水最为大。”由此可见，管仲把水列为五害之首，而我们的任务则是要把这最大之害，转变成为最大之利。
要想变水害为水利，又要对各种不同的水，加以区别。管仲讲了五种水，即所谓经水、枝水、谷水、川水、渊水。管仲认为；“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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