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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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音乐”又有什么相干呢？
西方资产阶级的音乐界自欺欺人的音乐理论。”音乐创作，音乐演奏以及对音乐欣赏的水平，已经降落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了。在这个时候，代表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的心声和时代呼声的人民音乐，必须更好地去完成它的光荣伟大的历史任务！

你赞成用笔名吗？

写文章不署真姓名，而用笔名，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过去许多作者都曾经这样做，现在仍然有许多作者这样做，这又有什么问题呢？
问题在于有的同志不赞成使用笔名。其理由是：写文章应该采用严肃的态度，认真负责，郑重从事；而不应该抱着随便乱写，不负责任的轻率态度。为了表示严肃的态度，文章的作者就必须写出真实姓名，以示负责；而使用笔名则是不严肃的不负责的一种表现。
写文章确实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决不允许轻率不负责任的随便乱写。但是，写文章要采取负责的态度，这是一回事；可不可以使用笔名却是另一回事。如果说，使用笔名便是不负责的表现，这就不尽然了。
一个作者对于他自己写的文章，是否抱着严肃负责的态度，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然而，这不能够仅仅根据他使用笔名与否来做判断。我们曾经见过，有个别政治上极端不负责任的作者，抄袭别人的文章，却署了他自己的真实姓名。你难道能够因为他写了真实姓名就认为他是一个好作者？显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以片面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历来许许多多严肃认真的作者，他们往往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名。中国古代的许多作家，几乎都有别号或笔名。例如，唐代的诗人杜荀鹤，有时署名为九华山人；宋代的文人黄庭坚，有时署名为八桂老人；元曲大作家关汉卿，有时署名为己斋叟；明代大学者王夫之，有时署名为一飘道人，时至今日，人所共知的鲁迅、茅盾、老舍等等都是笔名，他们岂不都是严肃认真的作者吗？可见一个作者的态度是不是严肃认真，与他们用不用笔名简直没有多大关系。
当然有人会说，过去那许多作者使用笔名，都是因为受了环境的限制，不得已而为之。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经常威胁着许多进步作者的生存。在当时的黑暗统治之下，许多作者使用笔名是情有可原的。现时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己成为社会的主人，再也不受什么威胁和迫害了，还有什么必要再用笔名来写文章，而不写真实姓名呢？
这种说法，乍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也不然。笔名的作用是颇为复杂而微妙的。著名的《唐诗三百首》的编者孙洙，偏偏不用真实姓名，而用了“蘅塘退士”的笔名，谁能解释其原因何在呢？假如说那是封建时代的事情可以不论，那末，即便我们今天有了这样优越的社会制度，仍然没有完全取消笔名的理由。正如现在人们虽然都知道茅盾便是沈雁冰、老舍便舒予，如此等等，可是，我们仍然没有理由要求他们取消茅盾、老舍等笔名，而无论在任何和任何场合，都一律只用沈雁冰、舒舍予等本来的姓名。
如果这些著名作家的笔名和本来姓名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他们不管用的是什么名字都是完全负责的；那末，现在许多新的作者使用笔名或真实姓名，不也是一样都要负责任的吗？
现在的新作者发表文章的时候，几乎无例外地都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告诉了报刊的编辑部。这就是说，无论署什么名字，作者都是负责的。但是，正因为这个缘故，有的同志更加坚持己见，认为使用笔名已经毫无意义了。殊不知在现时条件之下，使用笔名还是有若干正当理由的。
谁也不必讳言，有些人看文章的好坏，是以作者有没有名声和名声大小来做判断的。这使作者本人有时也很苦恼。署一个笔名就省去这种麻烦，说好说坏只看文章如何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遇见许多作者，有些学习和研究初步心得，但是还不很成熟，用他的本名写文章发表，似乎反而觉得不够郑重，用一个笔名发表就比较好。好处表现在两方面。一则在作者方面，既不必考虑万一意见有错误会发生什么不良影响，又可以对自己发表的意见大胆负责。二则在读者方面，对于这种意见如果有不同的看法，更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于发表某些批评和商讨的文章。
由此可见，写文章用笔名的，只要作者完全负责，就决无坏处，反而有好处。那末，请问你赞成用笔名吗？

编余题记

这一集又选了三十篇，重复编校，现在付印了。
在前三集出版以后，远处的读者来信渐多，据说，外地报刊有的转载了《夜话》的某几篇；也有的只采用了其中若干主要的材料，另行编写，而未转载原文。这些读者都热情地把剪报寄来，使我直接了解到更多读者的意见和要求，对于改进《夜话》的内容很有帮助。
许多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和论证，得到朋友们的赞同，这固然是令人兴奋和鼓舞的；但是，有时听到个别不同的意见，却也使自己有所启发或警惕。特别是当别的作者发表了不同意见的文章，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都不应该把不同的意见，“顶回去”，而应该让读者有机会充分地研究不同的意见，做出他们自己认为正确的判断。
有的同志问我：为什么近来有个别问题，分明有不同的意见，却不见你们正面交锋，互相辨驳呢？这种态度你以为是正确的吗？
我认为这是涉及如何正确看待百家争鸣的原则问题。多听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只有好处，决无坏处。如果听到一点不同的意见，马上就进行反驳，这样做的效果往往不大好，甚至于会发生副作用。正确的方法应该首先让别人能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真正做到百家争鸣。即便有的意见在你看来是十分错误的，也不要随便泼冷水，读者自然会辨别是非。假若一时弄不清是非，那又何必着急呢？至于有些问题根本难断谁是谁非，就更不要操之过急了。也许有的问题提出来，又搁下去，经过多数人慢慢研究，原先不同的意见慢慢地又可能一致起来。因为是非终究有客观的标准啊！
还有一些读者大概没有看到《夜话》已发表的全部文章，他们来信所提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讲过了，恕我不再重复。
马南邨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共通的门径

读书，做学问，进行研究工作，到底有什么窍门没有？这是朋友们在谈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
记得有一次《夜话》的题目是《不要秘诀的秘诀》，中心意思是劝告大家不要听信什么“读书秘诀”之类的东西。直到现在，我的这个意见仍然没有改变。因此，本来不想再谈这个问题。
但是，近来仍然有许多读者来信，要求多讲些学习方法。他们说：“不一定要什么秘诀，指出一点门径就好。”为了答复这个要求，现在另外提出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有的读者也许以为我喜欢看古书，所以来信要我“开列几本古书，作为学习的入门。”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我不主张大家以古书为入门。古书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读的，否则越读越要糊涂。而且即便有了一定条件能读古书，也不可陷在古书堆里拔不出来。
明代有一位学者曹于汴，在他所著的《共发编》中就曾经说过：“古人之书不可不多读，但靠书不得，靠读不得，靠古人不得！”这个见解很对。曹于汴的为人处事，也正表现了他的这种独立不阿的精神。他在明代万历年间举进士，官至左佥都御史，力持正义，终为魏忠贤那一伙奸臣所不容，那是必然的。
当然，这样的读书态度并不只曹于汴一人。从来有学问的人都懂得：“尽信书不如无书”。何况于盲目地靠读古书，那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
其实，无论读书，做学问，进行研究工作，首先需要的本钱，还不是什么专门问题的知识，而是最一般的最基本的用来表情达意和思考问题的工具。这就是要学习和掌握语言文字和一般逻辑的知识。
如果一个人不会正确地运用语言文字，就很难谈到做学问、进行研究工作等等问题，这是非常明显的。不能设想，一个文字不通的人，怎么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又怎么能够通晓各科知识呢？
如果一个人连一般的逻辑都不懂得，当然就很难进行正确的思维，很难对自己接触的客观事物进行科学的概括，更不可能进行科学的判断和推理了。事实证明，有的人正是因为缺乏逻辑的基本训练，常常说了许多不合逻辑的十分荒谬的话，自己还不觉得它的荒谬，甚至于还自鸣得意。也有的人因为不懂得逻辑，对于别人不合逻辑的荒谬言论，竟然也不能觉察它的荒谬，甚至于随声附和，人云亦云。
根据这两方面的情况，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自己要研究什么学问的话，最好想想自己是否学会了语言文字和一般逻辑。如果不会，就必须先把语言文字和逻辑常识学会，这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功。
这个基本功学会以后，还要不断地练习，越练越熟，当然就越善于读书，越会做研究工作。没有练好基本功以前，并不是完全不能做专门的学问，只是效果可能不会很好。但是，也不必等到基本功完全练好了，然后才去做专门的学问，尽可以同时并进，双管齐下。
当着自己掌握了一定的基本功，能够独立思考和写作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找到自己要研究的专门问题的书籍，抓住适合自己需要的最重要的著作，哪怕只有一两本也行，把它读得烂熟。透彻地理解它的全部内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无妨广泛地阅读其他书籍和参考资料，越多越好。这样日久天长，自己的知识必然会丰富起来，再加上实际调查研究和亲身实践的体验，就不难在某一专门问题的研究上，做出一点半点的成绩来。
有的朋友在来信中还再三谈到博与专的关系问题，认为这个问题不好解决，表示很苦恼。实际上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博与专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没有无所不知的博学之士，也没有只知一事一物而不知其他的专门家。同时，在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之内，仍然有博与不博、专与不专，也就是广与不广、精与不精之分。一般说来，在博的基础上求专，或者在专的基础上求博；先求博而后求专，或者先求专而后求博，都是可以的。
在练习基本功和学习专业基础知识的时候，书要一本一本地精读。正如明代胡居仁的《丽泽常学约》上写的：“读书务在循序渐进，一书已熟，方读一书，勿得卤莽躐等，虽多无益。”打好了基础之后，为了扩大知识的领域，就要多读多看，如汉代王充那样，“博通众流百家之言”，才能在学问上有所成就。
无论如何，每个人的情形不同，水平不同，要求不同，上面说的这些当然不能完全适合于每一个人。这里只不过提出一个共通的门径而已。

主观和虚心

平常说话、做事、写文章，往往发现有主观片面的地方，心里就很后悔，同时也很快就会受到朋友的批评。但是，这种主观片面的毛病，又往往很不容易彻底克服。这是什么缘故呢？
回答可以很简单，就是因为不虚心。这个回答，应该承认，在根本上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对于客观事物的各种复杂情况，对于世界上的一切知识，不可能都懂得，更不可能都懂得那么完全、那么确切。因此，要想对客观的东西认识清楚，就必须虚心。这是对的。
同时又应该指出，虚心却不等于心中无数，没了主张；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离不开主观的作用，只是主观主义才要不得。这个提法也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对于主观和虚心这两个概念，同样不应该做片面性的解释。
大家都记得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不论对待什么问题，我们都应该采取虚心的态度，力求少犯错误或者不犯错误。特别是有许多学术方面的问题，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完全应该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各抒己见，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
过去许多知名的学者，为了追求知识，总是长年累月地向别人虚心学习，虚心问道。这种虚心做学问的态度，是我们应该取法的。宋代的林逋，在《省心录》中说：“知不足者好学，耻下问者自满。一为君子，一为小人，自取如何耳。”明代方孝孺的《侯城杂诫》中也写道：“人之不幸莫过于自足。恒苦不足故足，自以为足故不足。”他又说：“虚己者进德之基。”这些都是十分中肯而切要的话。
当然，所谓虚心，既不是心中无数，也不是没有信心。我们对于自己研究的问题，经过反复探讨之后，应该心中有数，做出了判断，就应该有信心。如果进一步研究的结果，发现了新的问题，证明了原先的判断是错误的，那时候也要坚决丢掉错误的判断，而肯定新的判断的正确性。在没有发现新的问题，做出任何新的判断以前，对于自己认为正确的判断，必须具有充足的信心，不要半信半疑，动摇不定，不敢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有些人发表的意见，从表面上看，似乎很虚心，没有主观成见；实际上有时不免模棱两可，很不明确，表现了心中无数，毫无信心的状态。这当然是不好的。
这样说来，虚心和不虚心要从实质上加以区别，不是仅仅看表面的态度如何。所以，明代的何景明，在《何子杂言》中说：“器虚则贮，满则扑之，……故虚可处，满不可处也。”他用扑满做比喻，未必恰当，但是也有相当道理。因为虚心或不虚心，主要的应该看它的内容；至于它的外表是什么样的则是不重要的了。王阳明也曾说过，谦受益，满招损。器虚则受，实则不受，物之恒也。”这个意思也是不管表面如何，只问它的内容如何。
但是，无论怎么说，虚心对于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做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必要的。凡是不虚心处理的问题，往往不容易得到完满正确的结果。
以人们熟悉的调查研究工作为例吧。我们大家也许多多少少都曾经进行了某些调查研究工作。请问：当着我们正在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是不是真正虚心了呢？现在回想起来，这恐怕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经验证明，有的时候对某个问题，如果有先入为主的观念，那末，在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发现许多符合自己口胃的材料；而对于不合自己口胃的材料和意见，就看不进去，也听不进去。这种情形所以会发生，其原因就在于调查研究的人在思想上有主观主义的成分，还没有做到真正虚心的地步。
真正的虚心，是自己毫无成见，思想完全解放，不受任何束缚，对一切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分析情况，对于任何方面反映的意见，都要加以考虑，不要听不进去。等到各个方面的情况全部集中起来，然后再做综合的研究，有所批判，有所扬弃，最后形成正确的判断。这样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避免错误。
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法文片和德文版序言》中所说的：“因为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种意见。”我们的经验难道不是这样吗？这种以个别或少数的例子，来证实某种现成意见的所谓调查研究，不管其程度如何，实质上都是主观主义的。
为了彻底防止和克服思想上不同程序的主观主义成分，我们惟有要求自己，遇事都一定要保持真正的虚心。这一点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实际的意义。因此，我愿意在这里就这个题目说了这许多，以此共勉，并与朋友们共勉之。

三种诸葛亮

谈起诸葛亮，一般人对他大概都有好感。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他呢？那也不尽然。
有的人对于诸葛亮不但没有好感，反而很有恶感。比如在云南，有的少数民族同胞就很不喜欢诸葛亮。在他们那里，流传着一些民间故事，都以诸葛亮为讥嘲讽刺的对象。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因为诸葛亮生在公元第三世纪的三国时代，不象我们现在懂得讲究民族政策，当时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大民族主义的错误思想，得罪了一些兄弟民族。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在《三国演义》中看到的所谓“七擒孟获”的故事，在云南有的兄弟民族的民间故事中，就变成了“七擒诸葛亮”；而孟获则受到同情和赞扬。他们认为孟获是联合许多山峒的少数民族兄弟，共同反抗诸葛亮的民族英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
如果从各个方面搜集各种材料，一一加以比较研究，我们将不难发现，人们所设想的诸葛亮这个历史人物，可能有多种多样的面目。例如，在陈寿的《三国志》中描写的诸葛亮，乃是一种面目，这可以算是历史家笔下的诸葛亮吧。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又是一种面目，这可以算是小说家笔下的诸葛亮。而在现时仍然流行于京剧舞台上的《借东风》等剧目中，诸葛亮的面目又是一种样子，这只能算是舞台上的诸葛亮。
这些当然还是赞颂诸葛亮的居多。因为这些史籍和小说、戏剧之类，基本上都是在汉族人民群众中流行的。他们历来把诸葛亮当做先知先觉、多谋善断的伟大人物，似乎一切人的聪明智慧都无过于诸葛亮，都要以诸葛亮为代表。
但是，我现在并不打算来谈论这些，而只想另外谈谈三种诸葛亮，即：事前的诸葛亮、事后的诸葛亮和带汁的诸葛亮。
人所共知，传说中的诸葛亮料事如神，不论遇到什么事情，他差不多都能够预先做出种种安排。所以，一般人提到诸葛亮，总认为他有先见之明。并且由此推论，凡是有先见之明者，都可以称之为诸葛亮。这就是我们说的事前的诸葛亮。这种诸葛亮当然是最可贵的了。
为什么诸葛亮会有先见之明呢？是不是因为他懂得天文地理，熟悉阴阳五行，甚至于真的会呼风唤雨，驱使六丁六甲之类的天兵天将，简直象神仙一样的呢？当然不是。他之所以会有先见之明，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平素注意调查研究各种情况，熟悉各地山川形势、道路里程、民情风俗等等，并且有丰富的知识，对于政治、经济、历史的背景，了如指掌。如果缺乏这些条件，任何先见之明就都不过是吹牛而已。
但是，诸葛亮的先见之时也不宜于过分加以夸大。实际上，他并非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都有先见之明的。误用马谡，以致失守街亭，这不是缺乏先见之明吗？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评论古人，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未免太苛了吧！
说一句公平话，在千变万化的新事物面前，我们也不必过分强调事前的诸葛亮，宁可多一些事后的诸葛亮，倒也不坏。问题就要看我们对于事后的诸葛亮，究竟应该如何看法？
常常可以听见，有些人把事后诸葛亮当做了一种讽刺。如果对于那种光在旁边说风凉话，临事毫无主张，事后就哇啦哇啦的人，讽刺是应该的。否则，就是不应该的，因为诸葛亮的先见之明，不能不是从无数次事后研究各种经验教训中得来的。有许多事情，在它们没有发生的时候，根本无法预断它们是什么样子；只有当它们已经发生了，至少是已经露出了萌芽之后，才有可能对它们进行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做出某些判断，估计它们的发展前途。
因此，应该承认，在这种意义上，事后的诸葛亮还是有用处的。由事后的诸葛亮到事前的诸葛亮，这是一个正常的必经的认识过程。
只有带汁的诸葛亮是最要不得的。这个名目见于岳飞的孙子岳珂的《程史》第十五卷《郭倪自比诸葛亮》的一条记载中。据称：“郭棣帅淮东，实筑二城，倪从焉。……议论自负，莫敢撄者。一日，持扇题其上曰：三顾频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盖意以孔明自许。……余至泗，正暑，见其坐上客扇，果有此两句，然后知所闻为不诬也。倬既溃于符离，僎又败于仪真，自度不复振，对客泣数行。时彭法传师为法曹，好谑，适在座，谓人曰：此带汁诸葛亮也。传者莫不拊掌。倪知而怒，将罪之，会罢去，遂止。”
象郭倪这种带汁的诸葛亮，简直令人发笑，也令人发呕。然而，这也证明，冒充诸葛亮，假装诸葛亮是吓不住人的，总会有一天要原形毕露，被天下人所耻笑。

王道和霸道

读古代历史，处处可以发现有王道和霸道这两派人物，两派做法。过去的历史家，对于王道和霸道，也有不少评论。用我们现在的观点，对于王道和霸道，究竟应该怎样看法呢？
汉代有一位大学者，名叫刘向，博通经术，评论历朝政治得失，有独到见解，兼晓天文地理三教九流之学。汉元帝叫他负责校阅天禄阁藏书，他一边读书，一边著书。在他所著的《新序》《善谋篇》中写道：“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议。”他在同卷的另一处又写道：“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看来刘向是称赞王道，而不赞成霸道的。他把王道看做是由于人情和法律道德相结合的结果。这也有道理。因为《礼记》老早就写道：“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这样说来，所谓王道，实际上就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处理一切问题的时候，按照当时通行的人情和社会道德标准，在不违背当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所采取的某种态度和行动。反之，如果不顾一切，依靠权势，蛮横逞强，颐指气命名，巧取豪夺，就是所谓霸道了。
但是，这种解释仍然是很不够的，尤其不是我们现在的看法。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古人的所谓王道和霸道，从本质上说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在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实行王道和实行霸道，结果可以完全相同；而赞成王道的人和赞成霸道的人，虽然有时分为两派，甚至互相攻击，各不相让，然而，有时是同一种人，甚至是同一个人，忽而提倡王道，忽而又提倡霸道。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所谓“纵横家”之流，往往随机应变，朝秦暮楚。他们既能宣扬王道、又能宣扬霸道，完全是以政治投机为目的。
在这一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商鞅。据司马迁写的《史记》《商君列传》所载：“（商鞅）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语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然膝之前于席也。”
同是一个商鞅，他前后四次见到秦孝公，说的话却变化了几个样子。头一次，他敷敷衍衍地说了一通所谓“帝道”，目的是做一下试探，觉得不对头；在第二次谈话的时候，他就改变了腔调，说出了关于所谓“王道”的一些议论，结果仍然不好；在第三次谈话中，他就又改变了腔调，说了一套所谓“霸道”，结果显然比以前两次谈话要好得多，却还不够满意；因此，在第四次见面的时候，商鞅就索性充分发挥他关于实行“霸道”的一大套意见，结果就完全达到目的了。这个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古人有时不管谈论王道和朝道，或者随便谈论其他什么道，都只是当作进行政治投机的一种方法，简直象闯江湖的骗子一样，信口胡说而已。
但是，古来关于王道和霸道的两派做法，在实际效果上仍然有很大的差别。只是古人对于王道和霸道的解释，在我们今天看来，未免太不确切了。
那末，照我们现在的观点，用我们的语言来说，究竟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呢？所谓王道，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老老实实的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而所谓霸道，也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不过，这种解释是不能强加于古人的，用这种观点去评论古人也是不合实际的。
但是，无论如何，从古代的历史中，人们却也不难找出经验教训，说明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汉书》的作者班固，追述秦汉以前诸侯争霸的局势时，在好几个地方都对霸道有所讥刺。例如，他说：“晋文公将行霸道，遂伐卫，执曹伯，败楚城濮，再会诸侯。”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当时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
至于历来也有一部分人，对于王道和霸道两派之间的斗争，采取所谓不偏不倚的态度，企图找到一条折衷的道路。如汉代韩婴的《韩诗外传》写道：“怀其常道，而挟其变权，乃得为贤。”这便是想在王道和霸道之间，寻找折衷的“常道”，加上某些权宜变通的方法，并且自夸为“贤”人政治。其实，这种折衷的道路也只能用以自欺欺人，因为它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啊！

智谋是可靠的吗？

看《三国演义》的人，都很佩服诸葛亮足智多谋；而对于张飞，多半都笑他有勇无谋。古来许多政治上著名的人物，也常常以智谋的高下，作为衡量和选拔属僚的标准。看来，智谋似乎是很重要的一种政治才能，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它呢？
所谓智，便是指人们的聪明智慧；所谓谋，便是指人们对问题的计议和对事情的策划。智是谋之本，有智才有谋，所以智比谋更重要。
但是，人的智慧决不是无限制的。要想任何东西都知道，拥有无穷的智慧，那不过是愚夫的妄想而已，实际上绝对不可能做到。所以，人们的聪明智慧可以区别为虚、实、真、假、大、小等各种类型。有一种人看来好象很聪明，严格说来，只不过是假聪明或者是小聪明罢了，算不得真聪明，更算不得大聪明。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介绍“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总觉得樗里子很“鬼”，有些小聪明，但是未必称得起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历史上还有许多被称为明智的人物，结果也并没有什么真正值得佩服的聪明智慧。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战国时代的情形是：“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然而结果如何呢？齐、赵、楚、魏难道不是被秦始皇吞并了吗？
这就说明，要是人们光凭着聪明智慧，想解决一切问题是行不通的。老子早在他的《道德经》中就大声疾呼：“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然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信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