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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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南邨



不单是为了纪念

——写在《燕山夜话》再版的时候
《燕山夜话》终于再版了！一以告慰作者于地下。二以告慰广大关心此书的读者，并为“三家村”冤案受到广泛株连的朋友们伸张正气。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照出了那一伙妄图拒杀此书的丑类们的卑鄙咀脸！
这本书的作者马南邨即邓拓同志，一九一二年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就酷爱文学艺术。一九三○年十八岁时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三七年秋到达解放区后，历任《晋察冀日报》社长，晋察冀新华总分社社长等。解放后先后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等职。邓拓同志是长期战斗在我党思想战线上的一名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毕生挥笔，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热情讴歌党的事业所取得的每一个光辉胜利，向“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机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斗争。邓拓同志写作是很勤奋的。在战争年代里，他常常是趁行军途中在马背上构思，一到驻地，立即提笔写就；新中国成立后，他仍不放过繁忙工作中的每一点空闲，将自己一点一滴的心得感想，写下来公之于读者。浏览他一生所作，字里行间无不跳动着一颗对党、对革命赤诚的心，充满着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忠贞之爱；表现出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对错误思想、歪风邪气嫉恶如仇，不可调和的战斗精神。
一九六一年，正当我国处在暂时经济困难时期，邓拓同志应《北京晚报》的要求，遵照毛泽东同志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提倡读书、丰富知识、开阔眼界、振奋精神为宗旨，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如作者在第一集前的“两点说明”中所讲的：“办此专栏，将努力做到，在某些方面适当地满足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工农兵群众的要求。”在为合集写的“自序”中他又说：“我们生在这样伟大的时代，活动在祖先血汗洒遍的燕山地区，我们一时一刻也不应该放松努力，要学习得更好，做得更好，以期无愧于古人，亦无愧于后人！”在此之后，他又与吴晗、廖沫沙同志合作，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了《三家村札记》的专栏。这些杂文旗帜鲜明、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炼、妙趣横生、富有寓意，博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支持。全国许多报刊、杂志效仿这一做法，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苑增添了生气。
当然，《燕山夜话》的一百五十多篇文章并不一定是完美无瑕的。作者自己在书中也提到“有时听到个别不同的意见，却也使自己有所启发或警惕”。然而，林彪、江青一伙以及与他们沆瀣一气充任“顾问”的那个人，出于整垮北京市委，进而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阴谋，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最先举起了屠刀。文痞姚文元充当打头阵的角色，杀气腾腾，以种种卑劣的手法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作者横加罪名，霎时间，他们所控制的宣传机器全部开动，所谓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燕山夜话》变成了“反党黑文，“三家村”被打成“反党集团”，制造了一起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邓拓同志无辜遭受打击诬陷，却没有为自己申辩的权利。面对江青一伙的淫威，他宁折不屈，以死抗争！他在写给党组织的诀别书中，以铁铮铮的事实揭露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流以及他们背后那个“顾问”阴险无耻的两面派嘴脸，批驳了他们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一切莫须有的罪名，用他最后一息高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邓拓同志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一九六六年大兴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者。从那时起，揭开了中国革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黑帮”、黑线”遍及全国，株连何止万千？无数老党员、老干部和人民群众惨遭迫害；社会主义法制和人民民主权利、党的优良传统被封建法西斯的铁蹄粗暴地践踏、蹂躏；似一场肃杀的寒凡，祖国大地百花凋零、万马齐喑……这一血的教训实在太惨痛了，我们应该永远记取，决不允许它在中国重演！
邓拓同志饮恨而死，迄今已近十三个寒暑了。他以自己的热血润泽了新中国的文苑。“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我相信在这里将会重新开放出更加葱郁茂盛、艳丽多姿的百花、汇织成社会主义文化的灿烂春光。这本《燕山夜话》虽遇严酷的霜雪，却并未失去勃勃生机。许多同志、战友和广大读者怀念作者和他的作品，北京出版社的同志们建议将《燕山夜话》再版。我想，这不单是我们对作者的纪念，在身后让自己的作品继续发挥有益于人民的作用，该也正符合作者的初衷。那么，就把它算作邓拓同志献给这美好春天的一束小小的鲜花吧！
丁一岚
一九七九年二月

两点说明

《燕山夜话》在《北京晚报》陆续刊登以后，出乎意料之外地得到了读者们的热烈支持。我收到许多充满着友情的来信，不能一一作复，在这里统统向大家致以衷心的谢意。我现在接受许多朋友来信中所提的建议，把已经发表的稿子，辑成一小册，以飨读者，并愿借此机会，进一步征求大家的批评和其他意见。
应该说明，这个小册子虽然没有完全按照朋友们的建议，没有把全部已刊的文章都收进去；但是删掉的文章毕竟很少，绝大多数都保留下来了。又因为原先发表的时候，没有制订什么计划，缺乏全盘的安排，所以发表的先后次序很乱，内容也很杂，现在一看就觉得有稍加整理的必要。不过，这次整理除了有的文章删去以外，也只是把文章大体排个次序，在文字上略加修改，引文重新核校一过，如此而已。这样的做法未必就是好的，姑且试它一试。
我觉得重要的问题还在内容方面，迫切地希望朋友们多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大家今后想要《燕山夜话》多介绍哪些知识，多谈论什么问题，无妨开一个单子寄来，我将尽量按照大家的需要去努力。当然，我知道读者中有党，政府和军队的干部，有许多教师和同学，有科学技术工作者，有文艺工作者，这些朋友的要求和工农兵群众的要求仍然有所不同。《燕山夜话》本来的目的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我们的党、政府和军队的主要干部，虽然都是工农兵出身和代表工农兵利益的干部，为他们服务也就是为工农兵服务；可是，这些干部同志们的要求毕竟不等于工农兵群众的要求，而《燕山夜话》目前似乎又很难完全适应工农兵群众的需要。根据这种情况，我今后将继续努力做到，在某些方面适当地满足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工农兵群众的要求。
在这小册子付印的前夕，特作以上两点说明，对与不对，请大家指正。
马南邨一九六一年七月十日

生命的三分之一

一个人的生命究竟有多大意义，这有什么标准可以衡量吗？提出一个绝对的标准当然很困难；但是，大体上看一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是否严肃认真，看他对待劳动、工作等等的态度如何，也就不难对这个人的存在意义做出适当的估计了。
古来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当他活着一天，总要尽量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不肯虚度年华，不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我国历代的劳动人民以及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等等都莫不如此。
班固写的《汉书》《食货志》上有下面的记载：“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这几句读都来很奇怪，怎么一月能有四十五天呢？再看原文底下颜师古做了注解，他说：“一月之中，又得夜半为十五日，共四十五日。”
这就很清楚了。原来我国的古人不但比西方各国的人更早地懂得科学地、合理地计算劳动日；而且我们的古人老早就知道对于日班和夜班的计算方法。
一个月本来只有三十天，古人把每个夜晚的时间算做半日，就多了十五天。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夜晚的时间实际上不就等于生命的三分之一吗？
对于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不但历代的劳动人民如此重视，而且有许多大政治家也十分重视。班固在《汉书》《刑法》里还写道：
“秦始皇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
有的人一听说秦始皇就不喜欢他，其实秦始皇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班固对他也还有一些公平的评价。
这里写的是秦始皇在夜间看书学习的情形。
据刘向的《说苑》所载，春秋战国时有许多国君都很注意学习。如：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
在这里，师旷劝七十岁的晋平公点灯夜读，拚命抢时间，争取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不至于继续浪费，这种精神多么可贵啊！
《北史》《吕思礼传》记述这个北周大政治家生平勤学的情形是：
“虽务兼军国，而手不释卷。昼理政事，夜即读书，令苍头执烛，烛烬夜有数升。”
光是烛灰一夜就有几升之多，可见他夜读何等勤奋了。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为什么古人对于夜晚的时间都这样重视，不肯轻轻放过呢？我认为这就是他们对待自己生命的三分之一的严肃认真态度，这正是我们所应该学习的。
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

不怕天

“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这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由毛泽东同志所创办和亲自主持的《湘江评论》，在创刊号上提出的振奋人心的口号。
革命的人民是一切都不怕的，首先是不怕天。只有天都不怕了，才能不怕鬼神，不怕一切反动势力；才敢于革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走狗帮凶们的命。
最近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好得很，它给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思想政治教育。这部书里收集的不怕鬼的故事中，其实也包含有不怕天的故事。
怕天，这是人类的一切神鬼观念的根源。因为对自然现象不了解，原始的人类才以为在冥冥之中有天神主宰一切。由于怕天，结果对一切神鬼都害怕。因此不怕鬼神的人，也一定不能怕天，也决不可怕天。
在《不怕鬼的故事》中，不怕天的故事也有十分突出的。比如，有一篇采自唐代裴铏《传奇》的，题目是《陈鸾凤》。它描写大旱的时候，老百姓到雷公庙去祈雨，毫无灵验，陈鸾凤大怒，一把火烧了雷公庙，并且把当地风俗禁忌的黄鱼和猪肉合在一起吃，以激怒雷公，接着舞刀与雷公搏斗，打败了雷公，赢得了一场大雨。后来二十多年，每遇天旱，他就坚持这样的斗争，都得到了胜利。
这是直接与天作战的古代传奇。象陈鸾凤这样的古代传奇人物，不但可以算做勇敢的无神论者，而且应该算是反天命主义的猛士了。
古代反天命主义的思想很值得注意，最好有人也把它们收集起来，编成一本书，来教育人民群众。《逸周书》上说：“兵强胜人，人强胜天。”这大概是最早肯定人能胜天的言化。荀子在《天论篇》中也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唯物论者，他提出这种“制天”的主张，应该承认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是一种杰出的思想。在他以后，历代还有不少思想家表示了同样的见解。如林和靖在《省心录》中说：“人以巧胜天。”这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以肯定人能胜天为前提，而进一步比较具体地注意到要以巧取胜了。总之，天不可怕、人能胜天的思想是我国人民传统思想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我们应该继承与发展它。
但是，要能够在实践中充分地表现出不怕天的精神，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今天，只有我们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毛泽东思想做指导，彻底解放思想，这才能够真正不怕天。

欢迎“杂家”

无论做什么样的领导工作或科学研究工作，既要有专门的学问，又要有广博的知识。前者应以后者为基础。这个道理十分浅显。
专门的学问虽然不容易掌握，但是只要有相当的条件，在较短时间内，如果努力学习，深入钻研，就可能有些成就。而广博的知识，包括各种实际经验，则不是短时间所能得到，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不断积累才能打下相当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要研究一些专门问题也就比较容易了。马克思在许多专门学问上的伟大成就，正是以他的广博知识为基础的。这不是非常明显的例证吗？
但是，有的人根本抹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孤立地片面地强调专门学问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广博知识的更重要意义。他们根据自己的错误看法，还往往以“广博”为“杂乱”，不知加以区别。因而，他们见到知识比较广博的人，就鄙视之为“杂家”。
殊不知，真正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却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这就叫做“杂家”，那末，我们倒应该对这样的“杂家”
表示热烈的欢迎。
古人对于所谓“杂家”的划分本来是不合理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很勉强地分为“九流”，即所谓儒家流、道家流、阴阳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纵横家流、农家流和杂家流。他所说的杂家是“合儒墨，兼名法”，如《淮南子》、《吕氏春秋》等等。后人沿用这个名称，而含义却更加复杂。其实，就以《淮南子》等著作来说，也很难证明它比其他各家的著作有什么特别“杂”的地方。以儒家正统的孔子和孟子的传世之作为例，其内容难道不也是杂七杂八地包罗万象的吗？为什么班固不把孔孟之书列入杂家呢？
现在我们对于知识的分类，以及对于各种思想和学术流派的划分，比古人高明得多，科学化得多了。我们本不应该再沿用班固的分类法；如果要继续用它，就应该赋予它以新的观念，就应该欢迎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在我们的思想界大放异彩。
旧时代知名的学者，程度不等地都可以说是杂家。他们的文集中什么都有。同样的一部书，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有用，对于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也有用。随便举一个例子吧。清代学者洪亮吉，他的文集和历来其他学者的文集一样，几乎无所不包，其中就包含有他的人口论著作，比达尔文还早半个世纪。我国古代学者的文集，几乎都可以算是百科论文集，都是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
现在我们如果不承认所谓“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那将是我们的很大损失。

变三不知为三知

我们有时候谈起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免觉得惭愧，深深地感到自己对实际情况了解太少，遇到别人问起许多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常常一问三不知。这种现象很不好。但是，似乎一下子又不能完全克服。因此，心里总觉得纳闷。究竟怎样才能克服三不知的毛病，而做到三知呢？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三知？什么是三不知？人们往往嘴里会说：“某某干部简直不了解情况，一问三不知真糟糕。”如果你要他解释怎样叫做三不知，管保他同样也是一问三不知，根本答不上来。
三不知这个成语已经流传很久了，历来却很少有人注意去查究这个成语的来源。到了明代，有一位不太知名的学者，江宁人姚福，在他所著的《青溪暇笔》这部书里，才做了一番考证。他写道：“俗谓忙遽曰三不知，即始中终三者，皆不能知也。其言盖本《左传》。”他不但把三不知的含义做了明确的解释，而且指明了这个成语的出处。
那末，我们无妨翻阅一下《左传》吧。在鲁哀公二十七年的记载中，的确可以找到三不知这个成语的来源。事情是由晋荀瑶帅师伐郑引起的。当时荀文子认为对敌情不了解，不可轻进。他说道：“君子之谋也，始中终皆举之，而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人之，不亦难乎！？”由此可见，所谓三不知原来是说对一件事情的开始、经过、结局都不了解，而所谓三知就是“始中终皆举之”的意思。
这个道理很重要，它给我们指出了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良好的方法，就是要对客观的事物，由它的始、中、终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上进行调查研究。
什么是“始”呢？这就是事物的起源、开端或创始的阶段，它包括了事物发生的历史背景和萌芽状态的种种情况在内。什么是“中”呢？这就是事物在发展中间的全部经过情形，它包括了事物在不断上升或逐步下降的期间各种复杂变化的过程在内。什么又是“终”呢？这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结果，是一个过程的终了；当然它同时也可以说是另一个新的过程的开始。
把这三个阶段的情况总合起来，我们如果用新的术语加以阐明，那末，所谓三知的正确含义，应该说就是对于客观事物进行历史的现实的全面的调查研究。否则，对客观的事物就是三不知了。事物发生和发展的始、中、终三个阶段，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事物的原始阶段和中间阶段更显然是属于历史的范畴。至于事物的终结阶段往往就是当前的现实。而对于这些又都必须进行全面的考察，把这些考察的结果综合起来，就得到全面的认识。
我们决不要以为，调查研究只知道一个结果就够了。事实证明，这是绝对不够的。有许多同志常常只晓得某一件事情的现状或工作的最后总结数字，而不晓得这些东西是从何而来的。因此，他们有时候根据一些表面的现象所做出的判断，就不免与实际情况不符。也有的同志只注意收集和调查许许多多零碎的现象，而缺乏系统的研究，以致他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只能形成若干分散的概念，根本不能做出完整的科学的结论。这样的人即便知道了很多的一个一个分散的互不连贯的现象，实际上还必然是一问三不知；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或者知其二而不知其一。
当然，过于性急地要想一下子把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应该对客观的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先后有步骤地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才能逐渐改变一问三不知的状况，真正做到三知。

北京劳动群众最早的游行

我们大家生活在我国的首都北京，对于北京的今天，人人都很关心，人人都很熟悉，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完全应该的；而对于北京的昨天，知道的人就比较少，甚至有的人简直对过去的事情很不了解，这是一个缺点。其实，对过去的历史了解得多一些，能够体会我们的先人在历代封建压迫下怎样过那痛苦的生活，就一定会更加热爱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热爱我国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为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北京，乃是历史的中国和历史的北京的一个巨大发展啊！
今天的北京已经可以算得是一个现代的工业城市了；然而，历史上的北京却根本没有什么工业，因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似乎北京在历史上也决不会出现劳动群众的队伍。殊不知，事实并不是如此。远在三百五十八年前，公元一六○三年，当明神宗朱翊钧统治中国的时候，在北京街头上，就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群众游行的队伍。
原来早在一五九六年，即明代万历二十四年，北京西山门头沟一带的煤矿已经被开采了。从那以后，北京西山的煤窑不但有官办的，而且有私人经营的，明朝政府派了税官，专收矿税。到了万历二十六年，有一个太监名叫王朝，充当“西山煤监”，大肆敲诈勒索。他一连搞了五个年头，简直把西山闹翻了。许多民窑的业主和煤窑和劳动者们忍无可忍，不得不联合起来，于一六○三年的春天，采取行动，反抗明朝政府的封建压迫。
据有关的史籍记载，当时的煤监王朝是神宗皇帝宠信的太监。他在西山一带催索矿税，超过了民窑的负担能力，于是，民窑业主们推举了一个代表，名叫王大京，出面交涉，要求减免税额。王朝一面选派了京营的军队，以武装催索税款；一面假借皇帝的“圣旨”，把王大京等逮捕起来，事情闹大了，煤窑生产受了很大影响，许多窑主停止了生产，挖煤的窑工和运煤的脚夫以及烧煤的人家都受到了威胁，他们终于联合了起来，形成了巨大的群众队伍，到北京城里游行，呼冤请愿，使明朝封建统治阶级大为震惊。
明朝《神宗实录》中叙述当时的情况十分严重：“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萧墙之祸四起，有产煤之地，有做煤之人，有运煤之夫，有烧煤之家，关系性命，倾动畿甸。”明朝的封建统治阶级很害怕这些劳动群众“一旦揭竿而起，辇毂之下，皆成胡越，岂不可念？”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之下，神宗皇帝不得不下旨撤回王朝，另派陈永寿为煤监。虽然这不过是“以暴易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情况，但是这毕竟是明朝封建政府对民窑群众让步的一个表现。
当时的中国社会还处于一种典型的中世纪封建社会阶段。劳动群众的斗争得不到先进阶级的领导。那时候的煤窑还是用非常落后的原始采掘方法开采的，窑主们还没有形成为象后来的资本家那样的阶级，窑工们也还没有形成为象后来的煤矿工人那样的无产阶级。然而，当时煤窑的出现毕竟是一种新鲜事物，那些窑主们毕竟是后来的资产阶级的前身，那些窑工们也毕竟是后来的无产阶级的前身。因此，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在当时封建统治下所进行的反抗斗争，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当时轰动北京的这个事件应该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
历史应该承认，万历年间西山窑民进城游行，是北京最早出现的劳动群众斗争事件，当时的窑民队伍则是北京最早出现的劳动群众队伍。可惜我们还不知道那时的王大京等是什么样的人，如有可能，希望有关单位和专家能够进行一些调查，让他们的事迹更详细地载入史册。

贾岛的创作态度

现时北京市所属各区、各县，在历史上曾经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有文有武，数以百计。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大诗人，就是唐代的贾岛。
据《旧唐书》、《全唐诗话》以及苏绛为贾岛写的墓志铭等的记载，贾岛是当时范阳郡的人。唐代设置的范阳郡，包括现在的大兴、房山、昌平、顺义等县。这一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幽燕之地，英雄豪侠慷慨悲歌，成了传统的风气。正如贾岛在一首题为《剑客》的五言绝句中写的：“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位诗人显然想借此来表达他自己的心情。
然而，贾岛之所以成名，却并非由于他的英雄气概，而是由于他的苦吟。人们最熟悉的“推敲”的典故，便是出于此公身上。毫无疑问，写“僧敲月下门”当然比“僧推月下门”的句子要好得多。这几乎已经成了讲究炼字的一个最寻常的例证。可是，懂得这样一些起码的文字“推敲”的技巧，难道就可以称得起是一位苦吟的诗人了吗？问题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否则，成为一个大诗人也太容易了。
贾岛的苦吟，实际上是在炼意、炼句、炼字等方面都用了一番苦工夫。而这些又都是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时代性分不开的。首先我们看到贾岛非常用力于炼意，因而他的作品具有引人入胜的意境。如果写一首诗而意境不佳，味同嚼蜡，叫人读了兴趣索然，那就不如无诗。有了好的意境，然后还必须保证这种意境能够在字句上充分表达出来。贾岛的每句诗和每个字都经过反复的锤炼，用心推敲修改。但是到了他写成之后，却又使读者一点也看不出修改的痕迹，就好象完全出于自然，一气呵成的样子。由此可见，所谓苦吟只能是从作者用功的方面说的，至于从读者欣赏的方面说，却不应该看出作者的苦来。
贾岛有许多作品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渡桑干河》的诗写道：“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于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这首诗的意思很曲折，而字句却很平易。这样就显得诗意含蓄，使读者可以反复地咀嚼它的意味。如果多用一两倍的字句，把它的意思全都写尽，读起来就反而没有意思了。在贾岛的作品中，象这样的例子太多，我简直不知道应该举出什么例子才更好说明问题。
读过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韩愈非常赏识贾岛的作品。《全唐诗话》记载韩愈赠贾岛诗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顿觉闲。天恐文章中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虽然有人说这不是韩愈的诗，但是这至少可以代表当时人们对贾岛的评价。后来的人常常以“险僻”二字来评论贾岛的诗，那实在是不恰当的。
尽管人们也能举出若干证据、说明贾岛的诗对于后来的诗坛发生了不良影响。比如，宋代有所谓江湖诗派，明代有所谓竟陵诗派，以及清末同、光年间流行的诗体，一味追求奇字险句，内容贫乏，变成了形式主义。如果把这些都归罪于贾岛的影响，我以为这是不公平的。各个时代诗歌流派的优缺点，主要的应该从各该时代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中寻找根源，前人不能为后人担负什么责任。贾岛的创作态度是很严肃的，这一点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假若有人片面地和表面地模仿贾岛，以致产生了坏诗，这怎么能叫贾岛负责呢！

三分诗七分读

一首诗的好坏能不能评出分数来呢？许多人问过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然而，这个问题是可以解答的，也应该加以解答。
以前苏东坡曾经解答过这个问题。据宋代周密的《齐东野语》载称：
“昔有以诗投东坡者，朗诵之，而请曰：此诗有分数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诗七分读耳。”
这几句对话很有意思。看来那个人写的诗很不好，所以要靠朗诵的声调，去影响别人的视听，掩盖诗句本身的缺陷。苏东坡却以幽默的含蓄的评语，当面揭了他的底子。
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应该从苏东坡的评语中得到什么启发呢？我觉得苏东坡的这个评语，似乎仍然适用于现在的某些诗词作品。
先说新诗吧。我们不是常常见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