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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之学校-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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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每天要开8小时，但是各年级的教师每天只上6小时的课，而体育指导人员整个时间都要值班。每所学校用4小时的时间进行通常的课堂作业或实验室活动，另有1小时在大礼堂听讲，还有1小时用于“应用性”活动或游戏。此外还有2小时，学生可以自由使用各种游戏设备，他们都用上了这些设备。由于学校轮换班次上课，因此教师的人数也不必增加，学生由于教师对他们所教的科目都受过专门训练而获益。每所学校的学生都被分成一个个的小组，所以班级的规模比大多数的公立学校要小些。早晨开始的2小时——从8∶15到10∶15——一个学校的学生使用教室、艺术活动室、校办工场和实验室，其中一组学生第一小时在教室里，第二小时在工场，而第二组学生则先从工场工作开始。另一个学校第一小时使用操场，参加与否不是强迫的，在第二小时，一组学生去大会堂，剩下的就在操场进行系统的体操训练，或有一个“应用性活动”的时间。然后在10∶15，第一学校学生去大会常和操场活动，第二学校学生则占用课堂和工场间2小时。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学生每天有2小时在通常的课堂中正式上语言、历史、文学以及数学课。六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每天有3小时用于这种正式的教学。所增加的1小时时间是从游戏和应用活动时间中抽出来的。一年级至五年级的学生有1小时的科学实验室活动，或在工场里进行作业训练，还有30分钟的音乐或文学欣赏，30分钟的体育训练。六到十二年级则有整整2小时时间在工场里从事工业训练、科学实验研究，或音乐和绘画活动。
用这种轮班和轮校上课的方法，那些是学科专家的教师在较小的班级里，能够照顾比通常在一个校舍里所能照顾的数量多一倍的儿童。因为除了产业教师外，还有法语、德语、历史、数学、文学、音乐、艺术、自然研究和科学教师。这样额外增加的效率，所需经费都是因采用两部制上课形式而从校舍上节省下来的。每一年级的教室至少有四组不同的班级在利用，所以每个儿童没有专门存放个人物品的课桌，但是有一个小柜放书，并在课时结束后更换他的教室。每一个教师都不对某一组学生负责，但是对她所教的科目负责，同样，学生要对他们自己负责。显然，这样的上课方案需要师生之间有一种真正的合作精神，同时也需要良好的校务管理。
沃特先生相信，许多公立学校之所以丧失很多像葛雷学校采用的那些做法的机会，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上面说的那种合作精神和良好的校务管理。从企业的目的出发，成功地办好一所大型机构，这本身已是很难做的事。因此，沃特先生认为学校的校长和督导员一直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之中，因为人们既期望他们管理这个企业，同时又贯彻教育计划。沃特认为学校的校长或督导员应当是一个企业管理者，一个只负责本校或本市的行政管理的官员。学校的教育方针、教学大纲和方法，应当由没有行政琐务的专家们去考虑。这些担任督导的教育家们不应该按地区而应该按学科来任命，而且他们的任务应当定时定点地进行，这样他们就可以与所担任指导的那些学科领域真正地保持接触，这样就不会出现有的学校里只偏重于某一门学科。这些督导们应当在他们临时任职的学校里如同该校的教务主任一样，而且督导机关要为所有的学校安排好课程。葛雷地区因为学校太少，还不能完成这样的计划，但是目前的组织表明他们具有同样的开阔胸襟和愿望，即通过葛雷制度，获得所有教师——从新助教到督导长本人的通力合作和所有工作的价值。
训练方面、社会生活方面以课程方面，凡是可能做到的，葛雷学校都在尽力而为。它们与教会和家庭合作，利用每一项经费来源，利用所有邻居及地方团体的影响力量，以求达到最好的教育目的。在训练人方面，学校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一个民主的社会。学校工作如此安排得当，以至于儿童一个个都想去学校；这里没有必要让专门处理逃学事务的官员硬拖学生上学，也不必施展严酷的权威去恐吓儿童。儿童一进学校，就觉得如同在家里，对学校作业就像在自己家里具有同样的兴趣和责任感。每个儿童都知道其他儿童和班级正在做什么，因为所有儿童经常在放置衣服、文具的房间里，或在每堂课后调换教室穿越走廊时遇到。大礼堂和各班旁听制度，还有由学生维修和制造学校设备，都是造成流行于学生间的那种精神的有力的因素。每所学校都有一个由学生们推选出来的学生会，专门注意学生团体的利益，维持学校的秩序。校医们用学校印刷机印刷材料，与英语课和礼堂活动协作，开展健康卫生运动。儿童对于这些事情发生强烈的兴趣，而且那样努力去做，以至于未入学的儿童的传染病发病率，比那些在校儿童为高，虽然后者有较多患传染病的机会。学校当局不是简单地强迫实施卫生法，而是告诉儿童这些卫生法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要制定它们，实施它们又如何能帮助防止传染病及其他各类疾病。在化学课和烹调课上，教师则教学生许多有关细菌和生理学方面的知识，使学生对传染病和污秽物体的涵义有了了解。这样做的结果使学生自己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防止疾病的措施，当班里一个同学病了，他们就会实施隔离措施，并且立即通知学校医生。
各所学校还用同样的方法发起了一场清洁牛奶运动。学生从家里带了牛奶样本到学校检验，如果发现牛奶不清洁，就观察他们的家长是如何处理牛奶的。扑灭苍蝇的活动从未停止过，并引起了儿童真正的反应。在卫生健康方面，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的学校，不仅尽到了它们的一份责任，而且还承担了更多的事情，如协助卫生局的工作，免除城市医生的偏见和恐惧心理，这种心理在我们的各个侨民社区中十分普遍，而且使控制疾病和照顾上学儿童健康的工作十分困难。一旦医生们得到了儿童的合作和理解，诊治儿童的扁桃腺炎和眼科疾病也就不困难。儿童们懂得为什么需要做这些事情，即使他们的父母不去做的话；他们使得父母不但不干涉，反而会帮助他们做这些事情。
在外侨杂居的工业社会中，公立学校的另一难题就是如何使已到法定离校年龄的儿童继续留在学校里。葛雷的学校对付这个问题就像对付公共卫生问题一样，不是靠多立规章或试行强迫，而是寻求得到儿童自己的帮助，让学校对于个人有明显的用处，使得儿童想要留在学校。在葛雷没有“中学”（High Schools）！一个学生在一幢楼里上学，从他入幼儿园那天起，直到他准备上大学，或直到他进入商业界或工厂为止。在八年级结束时，并不举行毕业典礼，也不发给文凭。当一个学生开始读九年级时，他的课程与原来的教学计划有所不同，但是除此以外，没有做任何使儿童认为他已经学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从现在起将只学一些虚饰的、奢华的东西的事情。教师也不调换，相同的历史、语言和文学教师教导所有的年级；在工场里，学生则有机会自始至终学习某一样东西。学生们不盼望最后四年的学习具有可怕困难和无用的枯燥无味的东西，他们盼望这是他们的学校生活的继续，只是随着能力的增长，所学的东西一年比一年困难。特别是他们还把最后阶段看作获得训练的一个机会，他们能够看到它们的直接价值。说服学生留校的理由都是实际的，告诉这些理由，儿童一看就会明白的。学校印刷所常常印一些简报，向学生和家长解释葛雷学校在普通教育和专门训练方面所能提供的机会。这些简报提供了关于各个不同领域工作机会的统计资料和信息；它们用图形向学生展示中学毕业生和那些年满14岁离校的学生——如他们离校后一年、两年或者十年的情形——的有关社会地位及工资待遇状况。企业界人士也来到学校，告诉学生毕业生与辍学生在企业中的不同机会，以及为什么他们希望雇佣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工作。有关葛雷学生的统计资料被保存下来，给学生看。通常第八年级和中学之间有的一个断层并不存在，因此家长并不感到有必要带女子离开学校。他们感到已经做出了牺牲让孩子留在学校里，那就不妨让他们再在学校多呆几年。如果儿童留在学校比离开学校更能学好一门职业，如果儿童对未来也有确切的计划而渴望在校继续学习，那么即使贫困的家长也不会不顾他们子女的利益。众所周知，大城市里14岁就离校的学生的比例占压倒的多数，所举的一般理由是家长们需要儿童经济上的帮助，然而辍学的真正原因是学生自己对学校的不关心。儿童对“为什么你要离开学校”这个问题的回答，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因为我不喜欢学校。”利用家境贫困的事实，就足以使他们一有机会就离开学校。给予儿童工作，这种工作儿童认为是有趣味、有价值的，而且是一个游戏的机会，那么他对学校的敌意很快就忘记了。
一般公立学校那种僵化的制度倾向于不是把学生留在校内，而是把他们推出门外。学校的课程不能适合学生的需要，并且也无能为力使课程适合学生需要，除非彻底改变整个学校组织。学生的一次不及格就使得他的全部学业受到挫折，他很快就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学校这部机器以同样的速率运转着，不顾任何个别学生或学科。漠不关心或厌恶几乎确实是这种感觉的结果，即工作是不起作用的，对于他正在工作的这部机器根本不影响或依赖他的努力。在葛雷，组织已经能适合各个儿童，而且是十分灵活的，以致最困难的学生也不会搅乱他的工作。儿童与学校相处得很融洽。我们在前面一节已经说过葛雷学校的两部制是如何工作的，以致一个学生用在任何一门学科上的时间可以有多有少，也可以干脆不学这门课。身体弱的学生可在操场上多花些时间，而算术或地理较差的儿童可以在两个学校的班级里同上这些课，或者甚至可以去低年级，而同一所学校的几百名儿童能够对他们教学计划作同样的变更，而不打乱学校日常的工作秩序。如果一个学生对某一门学科学得特别好，他就能到高一年级的班上学习这门课。如有学生正在对学校失去兴趣，他的大多数功课掉在其他学生的后面，或者他开始谈论要离开学校，学校也不会因他对学校的兴趣减弱而惩罚他，让他掉队越来越远。他的教师会找出他擅长的课程，给他大量的时间钻研这门课程，让他在这门课程方面一路领先，这样他的学习兴趣就被激发起来。假如他后来对学校的一般课程开始发生兴趣，那就最好。为了让他在所有的功课方面赶上队伍，学校给他提供一切便利。如果这种觉醒仍未出现，男孩和女孩仍然被留在校内，直到他们学会某一样东西，很可能是最合乎学生能力的东西为止，而不是让他们离校或完全失败，样样事情都阻止做，直到某种很强的能力也丧失，学生既没有得到训练，也没有道德成就的鼓励。
学校的教学计划每两个月组织一次，学生可以在这些时间中的任何时候改变他的整个计划，而不是不得不连续半年与太难或太易或没有适当分配的课业奋斗。为了管理上的方便，学校仍然保持分级制，但是学生不是按照年级数字编号分班，而是按“快班”“普通班”和“慢班”三种类型来分。学校12年的功课，快班的学生在大约16岁时可学完，普通班的学生18岁可以学完，慢班的学生则学到20岁。这种分班并不说明所做工作的质量。慢班的学生也许比快班的学生学得更彻底。这种分班也不是用来区分学习者的能力，而是为了利用儿童的自然生长，让他的学业和生长相辅而行。快班的学生尽可能快地逐渐升上去，而不是倒退回来，除非他的工作对他失去了刺激；慢班的学生在他对某门课做好准备前，就不勉强他去做。这种弹性学制是有效地起着作用，还是导致了一种松散草率的方法呢？我们只须参观一些学校，看看学生们勤奋学习，每个人负责自己整天的活动，就能确信，儿童们是快乐和兴致勃勃的；从教师和教育人员的角度来看，当我们查阅学校记录时，答案更为明确赞同。在葛雷，13岁的所有上学儿童中57％已经在读七年级或更高年级。比起大多数工业社区所能做到的来说，这是一个较好的迹象，并且它表明大多数的葛雷学校儿童，都在以与准备升入大学的一般学生相同的速度，完成他们的学业。更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离开葛雷学校后进入高等学校或学院的学生数目。在葛雷学校存在的八年中，已离开葛雷学校所有学生中的三分之一现在在上州立大学、工程学校或商学院。我们想到葛雷的人口大部分都是钢铁厂的工人。60％出生在国外，再比较一下一般美国第二代学校的发展史，就能认识到沃特先生一直在进行的一种制度是多么地成功！它能满足学生的需要，这种制度对于社会是这样地有吸引力，以致人们希望继续下去，并获得比仅仅需要日常必需东西更多的教育。
常规课程的这些变革背后总是有一个社会的动机。沃特先生认为，如果学校的社会目的适当地予以强调，那么教学方面的问题将会自然解决。公立学校必须研究学生的需要和特点，研究当地社会的需要以及社会对于学校的福利所能做出的贡献的机会。我们已经说过，为了使课程更有趣味，同时对社会也有好处，葛雷的课程是怎样安排儿童的体育生活和社会保健卫生方面的内容的。学校的工作与其他的社会利益及日常生活事务之间，也保持了这种密切的联系。儿童的社会本能在教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低年级学生与高年级学生之间，不是把他们互相隔开，而是尽力设法使他们呆在一起。低年级学生也可以使用实验室和校办工场进行技术训练，但必须与中学生安排在一起，否则他们使用实验室和工场设备就未免过于浪费了。低年级学生不但在上科学或手工训练的入门课，而且当高年级的学生在工作时也一同进去，充当帮手或一名观众。四、五年级的学生在工场、工作室和实验室，协助七年级、八年级以及九年级的学生。
年龄大些的儿童从照看年龄较小的儿童中学到了责任心和合作精神，而年龄小些的儿童则通过等待、观看以及向年长学生寻问问题，从而对所学的功课有了惊人的了解。大小儿童都认识到学校中进行的工作，因而彼此结下了浓厚的友谊，低年级学生的兴趣也因之日见增长，知道了为什么应该留在学校。年龄大的儿童的作业，凡是可以用的，在低年级的教学中都用上了。画得准确的地图及图表用来帮助学习较差的学生学习自然研究或地理课；印刷所为全校印刷了拼音表和解题单；医生在健康运动中请来会艺术和英语的工人制作标语和宣传手册。各个学校的礼堂都挂满了各种有关学校在进行中的工作的通告，并附有优美而有趣的图画或地图，还有关于各个工场正在生产什么东西的信息，或关于全校应该知道的各种情况。
另一个形成公共意见的重要因素就是在大礼堂里的活动，这个学校里的每个学生每天都要去那里花上一小时，有时一起唱歌，有时聆听一个高年级学生讲物理学上的一个有趣的实验，或由一个烹饪班的学生宣布一个价廉物美的食物单，或者听一位医生讲如何能改善家庭周围环境的卫生状况。礼堂活动时间，也可供一般社会公众使用。牧师，政治家，任何一位市民，只要做了任何有趣的事，都可以来讲给儿童听。学校用这方法邀请周围地区的所有社会机构来校。
一小时“应用”方面的课也有助于同样的目的。儿童为了他们班上的作业，跑到最近的公共图书馆里，阅读或查寻有关资料，或是仅仅为了学会利用图书馆的书；他们也去附近的青年会里借用那里的运动场，或听一个演讲；或者他们可以上任何教堂或俱乐部，在那里接受他们的父母所希望的那种宗教教育。学校成了当地社会交换社会信息的地方。应用课的时间，有时也被用来在工场或在操场上的实地工作，以补充通常的课堂教学。因此一堂算术课可以上成应用数学课，如在操场上为一所房屋设计地基，或是在学校商店里呆上一小时。这种商店通常有一个房间，布置得像杂货店，儿童在那里可以练习心算和口算，经营“商店”时也可以练习英语。应用课时间也可以用于为学校大楼做些事情。如一个学习速记、打字或簿记的高年级学生，可以上学校办公室做上一小时的实际工作，做某一个职员的助手。五年级的男生在这段时间去照看学校的贮藏室。他们负责看管学校的全部设备，所有外面送来的货物都由他们点收，然后分配给学校的各个教员和员工。在各工场中学生的工作成绩，由另一些学生在应用课时间内记录下来。有一个拿工资的薄记员管理着一间办公室，学生们手持印好的单子跑到那里，单子上由工场中的教员填明了学生的工作时间、工作效率以及所应得到的分数；正在办公室实习的学生职员则根据学生交来的单子把分数记在他们各自的记录簿上，然后把这些记录保存起来。学生也为学校开办了一个邮递所，作者看到一个六年级的男孩正在分送教职员工的工资支票并通过学校把收据集中起来。从事这类工作的儿童不仅学到了算术和簿记，他们还学会了责任心和自信心。他们懂得了他们的学校具有什么意义，对学校的福利事业是清醒的；他们知道他们所在的学校是真正的学校，他们与学校的利益完全一致。
学校的午饭间是由膳食部门管理的。当埃默森学校（Emerson School）最初建立时，它配有规定的烹饪课桌、各人用的煤气灯、餐桌及菜柜。现在这些都改成了一种服务台，学生服务员在台旁供应他们做的饭菜——这是供给他们同学吃的真正的午饭，用饭的人把膳费交给一个管账的学生。年幼的女孩在年长的女孩学习烹饪的时候，从旁帮助服务，因而也学到一些烹饪功课。配制菜单，买办食物，登记账目，都由女生操作。她们需要垫付些钱及制作菜单，菜单必须达到化学科所规定的标准，化学科的学生则对食物进行分析，将食物营养成分的比较价值列成表。结果是蒸热食物的营养更足，烧得更好，价钱很便宜。每天的菜单都公布出来，上面有每样菜的价目及它的营养价值，餐室墙壁上悬挂着各种广告和图表，显示着各种食物的相对价值，还有价廉物美而营养丰富的食品和价高而粗劣的食品的菜单样本。这些都是烹饪科的学生制作的，是他们实际实验的结果。
葛雷的学校不是根据课本教“公民”这门课的，学生们学习公民课，是通过帮助照看自己的校舍，制定在礼堂和操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上公共图书馆，以及听在葛雷工作的人讲葛雷正在做的事等进行的。他们通过选举自己的学生会的模拟竞选运动、各种党派、初选活动、报票站以及选票来学习。用自己的双手制作家具和水泥走廊，并知道制作它们要花多少代价的学生们，不会轻易损坏走廊或家具。将来他们自己做了纳税人，对于他们制作东西的价值及其改进方法，也不致轻易受人愚弄了。卫生宣传运动，利用应用课时间与市里各个社会机构相接触，在学校礼堂听人讲更多的有关这个城市的事务，所有这些都是在上对学生有感染力的公民课。儿童们亲眼目睹各类事物，他们以做一个好公民来学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这种实际的公民课具有双重的价值，大多数儿童的父母是外国来的，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的市政机构或组织一无所知，而且由于他们不理解周围所见到的东西，因此也就不可能知道这些可能发生的事及其限度。家长们对各种法律一无所知，直到他们犯了法；对公共卫生一无所知，直到他们危害了公共卫生；对社会资源也一无所知，直到他们有所需求的时候。因此他们自然地对政府和社会权威表示怀疑，他们的儿童应该具备一些实在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健全的判断力，这是非常重要的。除了给学生这方面的知识外，学校还试图把美国的生活准则传授给学生，再通过学生教给他们的家长。每个学生入学时，告诉学校当局的，除了通常的名字、年龄和住址外，还有有关其家庭的某些资料，如家庭的大小、家庭的收入来源以及他生活的这个家庭的特点等等。学校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如果学生转学，就把记录转送到那所学校去。各个年级的教师每人在本学区挑出一些街区，并且为这块区域设计规划。儿童就教员所划定的地区画一张详细的地图，图上标着各个街道、人行道、路灯柱子以及邮箱，还为每一所房屋、谷仓、茅舍以及每一块空地标上了位置。如果街区的布置发生了变化，地图也就作相应的修改。每个儿童还要把家中各个房间的面积丈量清楚，画出一张自己房屋的平面图。教师把这些地图和她自己的区域图一同保存，这样她就能得到一幅每个儿童的住宅及其邻居住宅的全图。把这些地图与儿童入校时的家庭记录作个比较，就很容易辨别出某个家庭的生活条件是否合乎道德和卫生要求。
每个教师有一个小得足以彻底了解的区域，她要尽可能地熟悉住在这个区域的所有儿童。如果坏的情况是无知或贫困造成的，教师要设法做些什么事情来补救他们，并且务必使这一家庭知道怎样去改善自己的状况。如果情况很严重，就要通过这个街区的其他儿童去激起四邻的公共舆论。学校常常把礼堂活动的时间专门用于展览这些地图，说明街区和四邻的优点或劣点。儿童总是要把这些消息带回家中告诉家长。由于房屋租金和设备条件是可以自由讨论的，因此这些报告也常被采纳。家长被鼓励来学校询问各种信息，常常有些新到的家庭，从过分拥挤简陋的小屋搬进舒适的公寓，租金并不增加，这全由儿童传递校中消息，使他们知道不必出钱住条件这么差的屋子。由于学校这样去帮助他们，并把讨论这些问题视为正课的一部分，因此儿童及他们的父母理所当然会接受学校的意见。有关房屋的改进办法，卫生设备，面积大小以及舒适程度的消息，学校都让家长知道。如果某地居住条件不好，而邻近却有条件较好、租金又相同的房子，学校就通知他们。这样学校不但教给学生有关好公民和社会状况的理论，而且给儿童实际的事实和情况，从而使儿童能看到什么地方不对，知道如何去改进它们。
葛雷学校尽可能地利用当地社会作为教育设备的一个捐献者，这样做不仅得到了很大的回报，即培养了机敏而有智慧的公民，而且立即收到了社会的良好的回报。葛雷的条件原来并不理想，学校的经费也不比大小相等的其他城市多，聘请的教师在其他任何城镇都可以找到，学生大部分来自那些不能给子女提供训练的家庭，而家长们则都正在试图使自己适应完全新的环境。虽然如此，这些学校却做了很多事，它们表现出了良好的校务管理，节约地花费纳税人的钱以便给年轻一代最可能好的设备，最有效地利用他们的时间。在校园和操场所体现出来的葛雷制的这些效果，聪明而愉快的学生，以及学生在校期间和毕业以后所取得的进步的统计资料，这一切之所以令人备受鼓舞，就因为取得这些成绩所依赖的各种条件是任何一所公立学校都能达到的。
（吴志宏译）
第八章 作为社会改良机构的学校
全国各地的学校现在都认识到，要使学校工作富有生气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与当地的利益和职业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美国学校史上那段致力于建立统一的教材、方法和管理的时期，不得不忽视地方环境的所有特点，因为关注这些特点，就意味着脱离统一性。年代悠久而又相隔遥远的东西和具有抽象性质的东西，是最容易变为一样的并可集中起来像药物般地一包包发给儿童的。不幸的是，结果往往恰恰用同样的教育枪弹去瞄准射击所有的学生，其中没有一个人被真正击中要害。使学校的工作与学生的经验生动地联系起来的种种努力必须从改变学习材料开始，以适应地方生活的特殊需要和一定的特点。
学校与近邻环境的这种密切联系，不仅丰富学校的活动，增强学生的动力，而且还能增强给予社会的服务。没有学校能够为着教育的意图利用社会上的各种活动而反过来这种利用不会影响近邻的居民的。例如，学生学习公民课，如果纯粹从教科书的一般原理出发，那么课程的应用性和适应性就会大大削弱，但如果通过地方调查和改进地方设施来学习公民课，就无疑能影响地方生活。与此同时，社会也能感受到学校在地方上的效用。必须认识到，为福利提供的服务并不是遥远的，当学生长大成人后才出现的事，而是正常的、日常教育过程的一个部分。学校为民主的目的而存在，为公民利益而存在的说法，已成为一个明显的事实，而不是一个公式。一个社会意识到它的学校是公民活动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就会很快做出回报，给予支持和协助，或者扩大使用社会的设备（就像在葛雷发生的），或者在必要时给予人力、财力或物力的直接支持。
印第安那波利斯市第26公立学校的主管校长现在正在尝试一项与我们平日所知的完全不同的实验，努力使得他的地方变成一所真正的学校；也就是说，在这块地方，邻近的儿童都能成为健康、幸福并具有经济和社会能力的人，并且儿童和家长都能直接认识到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瓦伦丁（Valentine）先生的学校，位于城市中一个贫穷和有色人种众多的地区，学生也全是黑人。学校并不想去解决“种族问题”，也不打算从事一项仅仅适合于有色人种的实验。学校里从事的工作，在任何一个儿童家庭资源有限，居住环境低劣的地区，没有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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