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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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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我怎么一直没有发觉呢？我怎么一直不能看清楚呢？
我怎么一直都不知道呢？
我一直没能知道，世间所有的事物在最初时原来都并没有分别，造成它们以后的分别的，只是我们自己不同的命运而已。
是的，有限与无限的分别，应该就只是由我们自己的命运所造成的而已。就是说，一切我所能得到的，我所能拥有的，在我得到和拥有的那一刹那里，都终于只能成为一种有限的幸福与快乐而已。
而那些，那一切我所不能得到的，不能拥有的，却反而因此能永远在我的眼前，展露着一种眩人的、无法企及的美丽。在我整整的一生里，不断地引诱着我，引诱着我去追求，去探索，去走上那一条永远无法到达也无法终止的长长的路。六是不是这样呢？生命是不是就只是一种不断反复而已呢？
有谁能告诉我？
有谁？有谁能为我拭去那反复流下的泪水？为我消除那反复出现的悲伤？
为什么我昨天错了，今天又会再错？为什么我一定要一次一次地自己去试、自己去问、自己去碰，然后才能逐渐而缓慢地知道该怎样去面对、去生活？
我多希望，有人能微笑地前来，并且温柔地为我早早解开这有限与无限之间的谜题。
我多希望，有人能陪我走上那长满了芒草的山坡，教我学习一种安静的捕捉，捕捉那些不断地变化着的水光与山色，那些不断地变化着的云彩与生命。
我多希望啊！有人能与我共度那样一个美丽的春日的下午。
可是，我又有一点害怕，害怕那原本是无限的美丽，如果真有一天能让我得到，是不是，也会等于，等于一种永远的失去？”
一个假再现
散文
乐维华
难道这高超的哲理仅仅寓于夕阳下一个渐渐远去的白色背影之中？
他一声不吭，走过去，任凭微风吹乱他的头发。
这儿离音乐学院已经远了，刚才还听见广播里在放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现在，这宛如落日景色的乐声淡淡地去了，一点也听不见了。
夕照下的绿荫小道上，梧桐枝叶把自己的影斑涂抹在柏油路面上，偶有斜风，斑影闪烁，闪烁出一亮一亮的流光来。
他已是白发苍然，漫无目标地在这条熟悉的绿荫小道上散步。路面上，柏油熬过一天的曝晒后，冒着如丝如缕的热气，似乎在微微地喘息。
四周静极了。
他是音乐学院的教授。他有一个学生，和他一样，也长着个花岗岩般的下巴。
他爱这个学生，因为这个学生和他一样，老实。
那年上课时，他分析贝多芬的《田园》第二章，三连音构成碧波荡漾；当潺潺流水自信地流过后，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分别摹仿夜莺、鹌鹑、杜鹃三重唱。
这时，他对学生说：“这是一幅大自然在晨曦中苏醒的图画。”
他的学生想象不出来，瞪着眼睛看他。
于是他又问！“你早晨起来听到的是什么声音？”
“鸡叫声。”
“不，是鸟叫声。”
“不，是鸡叫声，”学生很倔强。“在山里才听见鸟叫声，在这城市里，我每天从三屋阁里起来，只听见鸡叫声，还有……是刷马桶的声音……”他叹了口气，拍了拍学生的肩膀，这肩膀厚敦敦的，很硬实。
明天，这个学生就要毕业了，还要在毕业音乐会上指挥学生乐队演奏《第二交响曲》呢……他一声不吭，走过去，任凭微风吹乱他的头发。
《第二交响曲》是一首非常迷人的浪漫主义田园诗，充满了古老维也纳诗意般的田园诗。当年，他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指挥时，第一次听到了这部作品，他马上感受到了这部作品宁静柔和的光辉，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他也感受到，在一些神秘的和弦中，长号凄凉地奏出一种声音，这声音恍如一声遥远的回响。
原来，勃拉姆斯为了充实主题，在第二乐章里安置了一个主题的假再现。
“假再现是什么呢？”上课时，学生问他。
他垂下头，把指挥棒支着额角，怎么说呢？
学生的眼睛像两个跳出来的音符，在他面前游移不定。
于是，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小伙子，在傍晚的火烧云里走进绿荫小道，他倚着一棵法国梧桐，在那儿等待着，不知在等待什么，也许等待本身在他心里就有一番主题。这时，一个婀娜少女远远地走来了，着一身洁白的连衣裙，走得很慢，在一片红色的火烧云里，犹如一朵白色的游云。难道这就是主题？夕阳趴在远处屋檐上偷看，泛出的阵阵红光在少女身上滚过。小伙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少女。渐渐走近了，少女从他身边一闪而过，连看也没看他一眼，依旧那么从容地在微风中荡漾，渐渐远去了，她留给小伙子一个难以忘却的洁白色的背影……“这就是主题的假再现？”学生的花岗岩下巴颤动着。
“看上去像主题，可是近去一看，却不是……”他的花岗岩下巴也颤动着。
学生似懂非懂。
“而且，还给人留下一丝惆怅，”他自言自语。随后浅浅一声叹，“多么迷人的假再现呵！
学生没理会他的叹息，继续追问道：“人们都认为：这第二乐章是勃拉姆斯高超的哲学抒情诗中最独特的篇章，难道这高超的哲理仅仅寓于夕阳下一个渐渐远去的白色背影之中？”
学生在追问他。
那么，他又去追问谁呢？
他一声不吭，走过去，任凭微风吹乱他的头发。
该去追溯长长的绿荫小道了，真的，假再现就在那儿。
当年，他到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时，就是从这条小道上去的，五年以后，他抱着满满一摞“五分”，也是从这条道上回来的。
绿荫小道笔直笔直，直通音乐学院。
他在音乐厅举行汇报音乐会，一百多人的大型乐队呈扇形而坐，居中高台上是他：身着黑色燕尾服的年轻指挥，头发往后一甩，甩出一股青春气息。
他的身后，翻腾着眼睛的波浪，都是专家同行，带着挑剔的眼光审示着来自莫斯科的“五分”。
橙黄色的柔和灯光下，他张开双臂，起拍了。
是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1872年，这部作品由维也纳乐队首次演出时，听众在每一章结束时都热情地起立鼓掌，向坐在楼座上的勃拉姆斯欢呼致意。
时隔八十多年，他在音乐厅里呼唤着勃拉姆斯。
他自信地站在指挥台上，指挥棒在空中画出一道道激动人心的弧线，在他的指挥棒下，法国号在坦率地独白，双簧管由单簧管和大管伴随，天真而略带伤感的吟唱，音乐厅里，他呼唤着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呼唤着小号、大号、法国号；呼唤着到处飘游的音乐精灵……最后一个乐章也快要结束了。一个音乐评论家信服地说：“他将是中国最有希望的指挥家……”他张开双臂，兴奋地挥动着，乐曲到这儿活泼而富有生气，可是他哪里知道：人们在远远地看他的背影，那背影竟然像一只表示终结的黑色十字架……他一声不吭，走过去，任凭微风吹乱他的头发。
当时，无数封请他去各地乐团任指挥的聘书飘落了，就像秋天的梧桐叶一样，作响地飘落了。音乐学院呼唤着他，留校任教吧！我们的指挥系师资奇缺、我们的指挥艺术太落后了！
响应这一呼唤，意味着他永远是一个教师而不是一个指挥家了。
他在绿荫小道上漫步沉思，凝视着绿荫掩映下的音乐学院的围墙，像凝视着一张陌生的网，留校任教，在这张网里吐尽蚕丝？
他的思绪又纵横驰骋在音乐世界里，确实，在音乐发展的长河里，奔腾呼啸着一个个永垂不朽的巨大浪峰：托斯卡尼尼、卡拉扬、伯恩斯坦、小泽征尔……可是，浪峰中没有中国指挥。
太阳落山了，暮霭来临了。夜深人静了。
他倚着音乐学院那堵围墙，终于长叹一声。那围墙上月光漾动，漾开一个微笑。
他留校了，在指挥系当一名普通助教。
那天晚上，当他踅回身走出绿荫小道时，突然想起了《第二交响曲》里的假再现，多么迷人的假再现！
这条绿荫小道，他一声不吭地走过不知多少回了，可是他还是走过去，任凭微风吹乱他的头发。
明天，那个有花岗岩下巴的学生就要毕业了，他呢，送走这最后一个学生，也要退休了。岁月熬白了他的头发，他的白发，浇灌出了遍天之下的桃李芬芳。
多少年过去了，他再也没有上过指挥台，尽管他把许多学生扶上了指挥台。
他逢人便说：“指挥台对我来说，仅仅是个迷人的假再现……”长长的绿荫小道笔直笔直，象一根琴弦、拨出了一个假再现。
他顺着这绿荫小道，慢慢地走去，走远了，迟暮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浓郁的绿荫里了……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收获
季羡林
按我出生的环境，我本应该终生成为一个贫农。但是造化小儿却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一个知识分子。从小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又从中年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老知识分子。现在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耳虽不太聪，目虽不太明，但毕竟还是“难得糊涂”，仍然能写能读，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着自己，欲罢不能。眼前有时闪出一个长队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龄顺序排成了的。我还没有站在最前面，前面还有将近20来个人。这个长队缓慢地向前迈进，目的地是八宝山。时不时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这八宝山。我暗暗下定决心：决不抢先加塞，我要鱼贯而进。什么时候鱼贯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挥手，向人间说一声“拜拜”了。
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过去七八十年中，我尝够了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蔽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里也曾得过意，说不高兴是假话。但是，一转瞬间，就交了华盖运，四处碰壁，五内如焚。原因何在呢？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实在是见道之言。“识字”，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一戴上这顶帽子，“忧患”就开始向你奔来。是不是杜甫的诗：“儒冠多误身”？“儒”，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一戴上儒冠就倒霉。我只举这两个小例子，就可以知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早就对自己这一行腻味了。
“诗必穷而后工”，连作诗都必须先“穷”。“穷”并不一定指的是没有钱，主要指的也是倒霉。不倒霉就作不出好诗，没有切身经历和宏观观察，能说得出这样的话吗？世界各国应该都有知识分子。但是，根据我七八十年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既然同为知识分子，必有其共同之处，有知识，承担延续各自国家的文化的重任，至少这两点必然是共同的。但是不同之处却是多而突出。别的国家先不谈，我先谈一谈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中国有五六千年或者更长的文化史，也就有五六千年的知识分子。我的总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虽然10年浩劫中他们被批为“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实际上是冤枉的。这样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是，主流却正相反。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这最后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天没有虎视眈眈伺机入侵的外敌。历史上许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敌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说了。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管这句话的原形是什么样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在别的国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极难对付的家伙。他们的感情特别细腻，敏锐，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的或有时自高自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或有时却又患了弗洛伊德（？）讲的那一种“自卑情结”。他们一方面吹嘘想“通古今之变，穷天人之际”，气魄贯长虹，浩气盈宇宙。有时却又为芝麻绿豆大的一点小事而长吁短叹，甚至轻生，“自绝于人民”。关键问题，依我看，就是中国特有的“国粹”——面子问题。“面子”这个词儿，外国文没法翻译，可见是中国独有的。俗话里许多话都与此相关，比如“丢脸”、“真不要脸”、“赏脸”，如此等等。“脸”者，面子也。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国粹“面子”的主要卫道士。
尽管极难对付，然而中国历代统治者哪一个也不得不来对付。古代一个皇帝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真是一针见血。创业的皇帝决不会是知识分子，于是像刘邦、朱元璋这样一字不识的地痞流氓就成了开国的“英主”。可是，一旦创业成功，坐上金銮宝殿，这时候就用得着知识分子来帮他们治理国家。不用说国家大事，连定朝仪这样的小事，刘邦还不得不求助于叔孙通。朝仪一定，朝廷井然有序，共同起义的那一群铁哥儿们，个个服服帖帖，跪拜如仪，让刘邦“龙心大悦”，真正尝到了当皇帝的滋味。
同面子表面上无关实则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处世问题，也就是隐居或出仕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很多标榜自己无意为官，而实则正相反。一个最有典型意义又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他高卧隆中，看来”“是在隐居，实则他最关心天下大事，他的“信息源”看来是非常多的。否则，在当时既无电话电报，甚至连写信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怎么能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因而写出了有名的《隆中对》呢？他经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然而却偏偏让刘先主三顾茅庐然后才出山“鞠躬尽瘁”。这不是面子又是什么呢？我还想进一步谈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非常古怪、很难以理解又似乎很容易理解的特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贫穷落魄的多。有诗为证：“文章憎命达。”文章写得好，命运就不亨通；命运亨通的人，文章就写不好。那些靠文章中状元、当宰相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且中国文学史上根本就没有哪一个伟大文学家中过状元。《儒林外史》是专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吴敬梓真把穷苦潦倒的知识分子写活了。没有中举前的周进和范进等的形象，真是入木三分，至今还栩栩如生。中国历史上一批穷困的知识分子，贫无立锥之地，决不会有面团团的富家翁相。中国诗文和老百姓嘴中有很多形容贫而瘦的穷人的话，什么“瘦骨嶙峋”，什么“骨瘦如柴”，又是什么“瘦得皮包骨头”，等等，都与骨头有关。这一批人一无所有，最值钱的仅存的“财产”就是他们这一身瘦骨头。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一点“赌注”，轻易不能押上的，押上一输，他们也就“涅”了。然而他们却偏偏喜欢拼命，喜欢拼这一身瘦老骨头。他们称这个为“骨气”。同“面子”一样，“骨气”这个词儿也是无法译成外文的，是中国的国粹。要举实际例子的话，那就可以举出很多来。《三国演义》中的祢衡，就是这样一个人，结果被曹操假手黄祖给砍掉了脑袋瓜。近代有一个章太炎，胸佩大勋章，赤足站在新华门外大骂袁世凯，袁世凯不敢动他一根毫毛，只好钦赠美名“章疯子”，聊以挽回自己的一点面子。
中国这些知识分子，脾气往往极大。他们又仗着“骨气”这个法宝，敢于直言不讳。一见不顺眼的事，就发为文章，呼天叫地，痛哭流涕，大呼什么“人心不古，世道日非”，又是什么“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种例子，俯拾即是。他们根本不给当政的最高统治者留一点面子，有时候甚至让他们下不了台。须知面子是古代最高统治者皇帝们的命根子，是他们的统治和尊严的最高保障。因此，我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理论”：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大小知识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斗争，互相对付和应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萝卜，间或甚至有剥皮凌迟的历史。
在外国知识分子中，只有印度的同中国的有可比性。印度共有四大种姓，为首的是婆罗门。在印度古代，文化知识就掌握在他们手里，这个最高种姓实际上也是他们自封的。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尊敬。然而却有一件天大的怪事，实在出人意料。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印度古典戏剧中，少数婆罗门却受到极端的嘲弄和污蔑，被安排成剧中的丑角。在印度古典剧中，语言是有阶级性的。梵文只允许国王、帝师（当然都是婆罗门）和其他高级男士们说，妇女等低级人物说俗话。可是，每个剧中都必不可缺少的丑角也竟是婆罗门，他们插科打诨，出尽洋相，他们只准说俗语，不许说梵文。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嘲笑婆罗门的地方。这有点像中国古代嘲笑“腐儒”的做法。《儒林外史》中就不缺少嘲笑“腐儒”——也就是落魄的知识分子——的地方。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也是这种人物。为什么中印同出现这个现象呢？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
我在上面写了我对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看法。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写历史，连鉴往知今一类的想法我都没有。倘若有人要问：“现在怎样呢？”因为现在还没有变成历史，不在我写作范围之内，所以我不答覆。如果有人愿意去推论，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干。
最后我还想再着重强调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尽管眼下似乎有一点背离这个传统的倾向，例证就是苦心孤诣千方百计地想出国，有的甚至归化为“老外”，永留不归。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是暂时的现象，久则必变。就连留在外国的人，甚至归化了的人，他们依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依然要寻根，依然爱自己的祖国。何况出去又回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呢？我们对这种人千万不要“另眼相看”，当然也大可不必“刮目相看”。只要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了，情况会大大地改变的。至于没有也不想出国的知识分子占绝对的多数。如果说他们对眼前的一切都很满意，那不是真话。但是爱国主义在他们心灵深处已经生了根，什么力量也拔不掉的。甚至泰山崩于前，迅雷震于顶，他们会依然热爱我们这伟大的祖国。这一点我完全可以保证。只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足够了。如果不爱自己的祖国，巴老为什么以老迈龙钟之身，呕心沥血来写《随想录》呢？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可是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
1995年7月18日
一个美满的婚姻蛋糕
《中国人口报》
牛圆
夏末秋初，英国最南部的沿海小城普尔，仍然是郁郁葱葱、花香宜人。我和丈夫应邀到这里的一位律师基斯家做客。
一下火车，便见到一对中年夫妇依偎着站在夜幕里，像孩子般踮着脚向我们招手，虽然从未谋面，却勿须怀疑，一定是他们。
汽车绕过壮丽的海堤，转入一条僻静的乡间小路。女主人曼珑告诉我们，她是个烹饪好手。一会儿，还有一件事会让我们大吃一惊呢。
果然，走进他们那间布置典雅的小屋，不到一杯咖啡的功夫，一道道香喷的饭菜就上桌了。先是一块做成船形的哈密瓜；然后是烤小羊肉配上豆角、菜花和炸成金黄色的土豆；接着是鸡肉和生菜，还有一碗用水果、牛奶、蛋清烤制的甜食，最后，是一个写着我的名字的蛋糕。这可是我们在英国吃的最好的蛋糕，松松软软香甜适宜，吃起来就像嚼着一片云。虽然酒足饭饱还是禁不住吃了又吃。
主人见我们喜欢，越发高兴起来，从一个精制的小盒里取出一本像册。哇！全是蛋糕的彩照，有的是为家人生日做的；有的是为附近学校孩子们联欢做的；有的是为在周日市场上出售的；有的是全城家庭制作比赛上获奖的；还有一个装饰着银色图案和粉色花朵的居然是在德国举行的全欧洲面点比赛上的获奖作品。原来，曼珑女士不但称得上“好手”，还真是行家呢！碰到这样的大师，不能不讨教一下制作方法。
看到我们虔诚、心切的样子，曼珑女士跟丈夫交换了一下眼色，又诡秘地笑笑，然后转身跑上楼去，取来一张带着花边的纸递给我们：一个美满的婚烟蛋糕原料：4磅爱情1磅青春的黄油1/2磅漂亮1磅甜蜜与漫馨1磅不拘小节1磅忘我1磅聪明1磅幽默2汤匙友好的争吵1品脱开怀大笑1酒杯人生常识1盎司虚怀若谷制作：将爱情、漂亮和温馨放入一个备有家具的房间，把青春的黄油和成膏状与不拘小节掺在一起，再搅进聪明、幽默和友好的争吵，然后，添点开怀大笑和人生常识，最后把这些东西揉起来放在文火上焙烤，直到永远。
的确，在后来的接触中，我们时时感到，一种温馨、和谐、甜密的“蛋糕”气氛，像云彩一样漂浮在那间不大的屋子里，更令人心旷神怡……如今，我们正在学习这种“蛋糕”的制法。
对了，那种蛋糕的制法曼珑女士也传授给我了，但是，我如法炮制，做出的却是一个硬梆梆的馒头。
一个女人的爱情观
张晓风
忽然发现自己的爱情观很土气，忍不住笑了起来。
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是满心满意要跟他一起“过日子”，天地鸿蒙荒凉，我们不能妄想把自己扩充为六合八方的空间，只希望彼此的火烬把属于两人的一世时间填满。
客居岁月，暮色里归来，看见有人当街亲热，竟也视若无睹，但每看到一对人手牵手提着一把青菜一条鱼从菜场走出来，一颗心就忍不住恻恻地痛了起来，一蔬一饭里的天长地久原是如此味永难言啊！相拥的那一对也许今晚就分手，但一鼎一镬里却有其朝朝暮暮的恩情啊！爱一个人原来就只是在冰箱里为他留一只苹果，并且等他归来。
爱一个人就是在寒冷的夜里不断在他杯子里斟上刚沸的热水。
爱一个人就是喜欢两人一起收尽桌上的残肴，并且听他在水槽里刷碗的音乐——事后再偷偷地把他不曾洗干净的地方重洗一遍。
爱一个人就有权利霸道地说：“不要穿那件衣服，难看死了。穿这件，这是我新给你买的。”
爱一个人就是一本正经地催他去工作，却又忍不住躲在他身后想捣几次小小的蛋。
爱一个人就是在拨通电话时忽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才知道原来只是想听听那熟悉的声音，原来真正想拨通的，只是自己心底的一根弦。
爱一个人就是把他的信藏在皮包里，一日拿出来看几回、哭几回、痴想几回。
爱一个人就是在他迟归时想上一千种坏可能，在想象中经历万般劫难，发誓等他回来要好好罚他，一旦见面却又什么都忘了。
爱一个人就是在众人暗骂：“讨厌！谁在咳嗽！”你却急道：“唉，唉，他这人就是记性坏啊，我该买一瓶川贝批杷膏放在他的背包里的！”爱一个人就是上一刻钟想把美丽的恋情像冬季的松鼠秘藏坚果一般，将之一一放在最隐秘最安妥的树洞里，下一刻钟却又想告诉全世界这骄傲自豪的消息。
爱一个人就是在他的头衔、地位、学历、经历、善行、劣迹之外，看出真正的他不过是个孩子—好孩子或坏孩子——所以疼了他。
也因，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听他儿时的故事，喜欢听他有几次大难不死，听他如何淘气惹厌，怎样善于玩弹珠或打“水漂漂”，爱一个人就是忍不住替他记住了许多往事。
爱一个人就不免希望自已更美丽，希望自己被记得，希望自己的容颜体貌在极盛时于对方如霞光过目，永不相忘，即使在繁花谢树的冬残，也有一个人沉如历史典册的瞳仁可以见证你的华采。
爱一个人总会不厌其烦地问些或回答些傻问题，例如：“如果我老了，你还爱我吗？”“爱。”“我的牙都掉光了呢？”“我吻你的牙床！”爱一个人便忍不住迷上那首白发吟：亲爱，我年已渐老白发如霜银光耀唯你永是我爱人永远美丽又温柔……爱一个人常是一串奇怪的矛盾，你会依他如父，却又怜他如子；尊他如兄，又复宠他如弟；想师事他，跟他学，却又想教导他把他俘虏成自己的徒弟；亲他如友，又复气他如仇；希望成为他的女皇，他唯一的女主人，却又甘心做他的小丫鬟小女奴。
爱一个人会使人变得俗气，你不断地想：晚餐该吃牛舌好呢，还是猪舌？蔬菜该买大白菜，还是小白菜？房子该买在三张犁呢，还是六张犁？而终于在这份世俗里，你了解了众生，你参与了自古以来匹夫匹妇的微不足道的喜悦与悲辛，然后你发觉这世上有超乎雅俗之上的情境，正如日光超越调色盘上的一样。
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和他拥有现在，却又追忆着和他在一起的过去。喜欢听他说，那一年他怎样偷偷喜欢你，远远地凝望着你。爱一个人便是小别时带走他的吻痕，如同一幅画，带着鉴赏者的朱印。
爱一个人就是横下心来，把自己小小的赌本跟他合起来，向生命的大轮盘去下一番赌注。
爱一个人就是让那人的名字在临终之际成为你双唇间最后的音乐。
爱一个人，就不免生出共同的、霸占的欲望。想认识他的朋友，想了解他的事业，想知道他的梦。希望共有一张餐桌，愿意同用一双筷子，喜欢轮饮一杯茶，合穿一件衣，并且同衾共枕，奔赴一个命运，共寝一个墓穴。
前两天，整理房间时，理出一只提袋，上面赫然写着“孕妇服装中心”，我愕然许久，既然这房子只我一人住，这只手提袋当然是我的了，可是，我何曾跑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于是不甘心地坐下来想，想了许久，终于想出来了。我那天曾去买一件斗篷式的土褐色短褛，便是用这只绿袋子提回来的，我是的确闯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了。细想起来那家店的模样儿似乎都穿着孕妇装，我好像正是被那种美丽沉甸的繁殖喜悦所吸引而走进去的。这样说来，原来我买的那件宽松适意的斗篷式短褛竟真是给孕妇设计的。
这里面有什么心理分析吗？是不是我一直追忆着怀孕时强烈的酸苦和欣喜而情不自禁地又去买了一件那样的衣服呢？想多年前冬夜独起，灯下乳儿的寒冷和温暖便一下涌回心头，小儿吮乳的时候，你多么希望自己的生命就此为他竭泽啊！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不免想跟他生一窝孩子。
当然，这世上也有人无法生育，那么，就让共同作育的学生，共同经营的事业，共同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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