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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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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月13日，孙任命蒋为粤军司令部训练部部长。惠州的增援来了，蒋率领部队投入了战斗，经过两天的巷战，商团的武装暴动被平息了。10月17日，罢市被迫停止，秩序得到了恢复。 北伐的情况如何呢？可以说甚至连那些最热心的倡导者们也灰心丧气了，常言道：“天无二日”。然而，在1924年的中国却有两个政权，每个政权都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但获得国际承认的却不是广州政权。事实上，这两个政权都不能对无法无天的军阀们强加任何超出礼仪形式的权威，这些督军或军事长官不断掠夺这个国家的财富并依靠武力而生存。 当时，中国北方的形势同南方一样混乱。三个主要人物支配着北方的权力斗争，他们是吴佩孚、张作霖和冯玉祥。 吴控制了北京及其周围的省份。张是东北军阀，他的头衔是“东北各省总司令”。冯那时是吴的部属，已成为西北军阀，他们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吴是有学问的将军，是一名十足的军官，他那长长的脸上刻着一条伤痕，并长着一小撮胡子。张那冷酷的胖脸上突出地留着一撮胡子，日俄战争时他是一个土匪并受雇于日本人；后来作为一名中国正规军的军官，他升为东北某省的军事统帅。 形象最生动的是冯。他心宽体胖，脸庞宽大，身材魁伟，以“基督将军”而闻名于世，后来许多人送给他一个更好的名字：“倒戈将军”。他曾让自己的部队用水管洗身进行洗礼，以显示他的基督徒身份。作为北京周围各省有影响的头头，吴曾于1923年10月5日通过国会投票选举来安排共和国总统这一宝座。当时，513个国会议员中仅有33人投孙逸仙的票，480名投票赞成吴的议员每人都收到了5000元大洋的贿赂。 吴试图压服孙博士，冯听从吴的指挥。而东北的张则主要担忧横贯他的地盘的中东铁路，俄国人正在全力打国民党这张牌，但俄国人也不和北京方面闹翻。1924年5月31日，双方达成协议，中东铁路由双方共同管理。当张表示反对时，俄国人告诉他，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将使用武力。这样，张于9月20日与他们签署了上一项单独协定。 两天之前，永远乐观的孙中山博士在广州宣布北伐开始，但他的这次北伐努力为广州的商团叛乱所挫败。北方这时仍在混战，吴佩孚与冯玉祥组成了对付张作霖的联盟。 10月中旬，冯王祥突然背叛了吴佩孚，他命令自己的部队掉转头来向北京进军。10月25日，冯王祥的部队占领了北京，吴佩孚被赶出北京。在冯玉祥的帮助下，张作霖又弄到了几个头衔。此外，冯玉祥还将自己的一个傀儡扶上了总统的宝座。 为什么冯玉祥会背叛吴佩孚呢？詹姆斯·E·谢里登为我们提供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以历史学家的手法再现了冯玉祥的一生，他认为冯玉祥既不满意自己所得的报酬，也不满意自己在与吴佩孚的联盟中所扮演的次要角色。谢里登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因素，日本人也曾用金钱来诱使冯玉祥背叛吴佩孚，因为北京的政局变化符合他们的利益。 由于北方发生了这些变化，孙中山认为现在又有机会来实现他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了。这时，刚刚背叛了吴佩孚的冯玉祥向孙中山发出了去北京的邀请。孙博士是否应该接受邀请呢？在孙中山接到邀请时，他所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他的观点早已广为人知，而北方军阀根本就不接受这些观点。 这些军阀最不能接受的一条就是：他们应该下台，接受制宪政府的领导。此外，北方的亲日势力十分强大。因此，等待孙中山的既有争吵，又有危险。 于是，孙博士将他的追随者召集到广州开会，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些人都想说服孙中山不要北上，但他为了完成自己崇高的使命，仍决定去北京，1924年11月12日，孙中山启程前往北京。11月13日，孙中山乘坐的船只经过黄埔，当晚他在黄埔军校过夜。他对蒋介石说：“我就要去北京了，是否能活着回来还很难说，不管怎么说，我是去那里进行斗争。看了黄埔军校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我感到它能完成我的革命任务。 这样，我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 在孙中山启程北上之前，鲍罗廷曾邀请他去莫斯科访问。 孙中山就这件事征求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对此事的评价不高，他认为，与俄国人的合作是中国争取自由和独立所必须迈出的一步，但共产党总是抓住一些事情大作文章。如果孙中山去访问莫斯科，那么俄国人肯定会就此事散布一些有害的谣言。孙中山静静地听着，不加评论。 孙中山的健康在北上途中急剧恶化，终于在天津卧床不起，但他在新年前夕又挣扎着离开了病床。他到达北京后又碰到了挫折，亲日派根本就没有象孙中山所希望的那样拒绝签署那些不平等条约，他们已经与列强交换了对那些条约的外交承认。 由于伤心失望加上癌细胞已扩散到他身体的要害器官，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不但使他免于经历更大、更令人心酸的失望，而且，使他被追认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这个称号既得到了国民党的承认，也得到了共产党的承认。 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展开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在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竞争者。 一方面，人们认为他大年轻了，他当时还不到40岁；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军人——而不是一个搞党务的人（尽管他是一个党员）。 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三人则是真正有实力的竞争者——孙中山对他们三人几乎都给予了同样的信任，此外，他们三人还有一个有利条件，他们都是广东人，这一条是蒋介石所欠缺的。人们都知道孙博士对他的广东同志较为偏心，他与大多数广东人一样，认为自己的同乡比其他省的人更聪明更富于革命性，那些不幸的外省人免不了在孙中山的背后议论说他不能摆脱“老乡观念”。 汪精卫后来由于在1937年——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与日本人合作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恶名，他在日本人手下担任傀儡政府主席的职务，从此，他被冠以“汉奸”、“傀儡”之类的称呼。 但在20年代，汪精卫被公认为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他曾在1910年试图刺杀清王朝的摄政王并因此而受到监禁，革命发生后他才重获自由，从此，他身上就笼罩着某种神圣的光环。在三个竞争者中，他是唯一一个陪孙博士北上的人。在孙中山弥留之际，由汪精卫负责起草了他的政治遗嘱，该遗嘱经孙中山修改后，于1925年2月20日被抄录下来。由于汪精卫后来背叛祖国，有些国民党人又试图对这份遗嘱提出疑问，但这份遗嘱只不过表达了孙中山希望自己的追随者要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这一愿望，它并没提谁是孙中山的继承人，怀疑汪精卫伪造了这份文件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 在中国，年纪大的人比年轻人更受尊敬。汪精卫的一个不利之处在于他是三个竞争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在公共场合总是强烈支持与俄国人进行合作。因此，人们认为他是个左派，但他从未明确表示过他有什么特别的原则。 廖仲恺则是一个更富有献身精神的左派，右翼的国民党人怀疑他是一个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尽管他们并没有掌握任何有力的证据），他曾受孙中山的派遣，到日本与苏联代表越飞就国民党与苏联合作一事进行过长达一个月的会谈。 第三个竞争者胡汉民是一个保守派。他对俄国人抱有很深的疑虑。胡汉民有着光荣的革命经历，因为他过去一直都在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他曾在香港编辑出版一份报纸并因此而闻名全国。胡汉民是一个学者，曾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 汪精卫也偶尔干过这工作。比起另外两个竞争者来，胡汉民还有一大优势，那就是，孙中山在启程前往北京之前，曾任命他为代理大元帅。 当时的竞争局面就是这样的。但蒋介石这匹黑马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国当时还发生了两起流血事件，从而进一步激起了中国人的仇外情绪。当外国人得罪了中国人时，国民党总是能从中获益。这一次俄国人也成了受益者，因为这一次他们没有与帝国主义列强同流合污。 英国人把这两次发生的事称为“事件”，而中国人则称之为“渗案”，这牵涉到谁是受害者的问题。 第一件是“5月30日事件”（或者说是中国历史学家所称的“五卅惨案”），英国军官指挥各国巡捕向上海的示威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很多人。鲍罗廷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说：“我们没有制造五卅惨案，这是别人送上门来的礼物”。 第二件是“沙基惨案”（或者说“沙基事件”）。6月23日，一艘要停泊在广州英国租界旁边的法国炮舰向正在就“五卅惨案”举行示威的群众开炮，英国人则用机枪进行扫射，造成了很多入的伤亡。而大约在10天前，也就是6月12日，蒋介石刚刚从云南和广西军阀手中夺回了广州，粉碎了这两个地方的军阀企图利用孙中山的逝世而夺权的计划。 当时的广州明显地笼罩着一种对外国人既恨又怕的气氛，其中又混杂着一些胜利的喜悦情绪，因为这时国民党正要进行重新改组，它所控制的地盘也有所扩大。国民党的大元帅府也改称为“同民政府”，这样听起来就显得更正式一些了。所有忠于国民党的军队现在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1925年7月1日，国民党选出了一个十六人的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和一个八人的军事委员会。汪精卫当上了这两个委员会的主席。在大多数人看来，汪精卫这时明显地被推上了孙中山的继承人的位置。 在军事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了他重新修改后的北伐计划，该计划要求把国民革命军分为七个军，并建立兵工厂和重工业。根据这个计划，广东政府每年四千万银元的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将被用于军事预算。 尽管汪精卫偏向左派，但他同时也为国民党右派所接受。 正因为他是左右两派都可接受的人物，才使得他在竞争中压倒了胡汉民和廖仲恺而夺得主席的宝座，尽管他比他们两人都年轻，胡汉民为左派所憎恶，而廖仲恺则得不到右派的信任。不过，这两人也都当选国民政府的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蒋介石也当选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清王朝被推翻后，谋杀和背叛在中国成了司空见惯的事，1925年8月25日，廖仲恺被人暗杀，毫无疑问，暗杀是右派分子策划的。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也是暗杀的策划者之一，此事令胡汉民十分难堪。 鲍罗廷认为胡汉民与此事也有牵连，由于胡毅生已经逃跑，因此，鲍罗廷要求惩罚胡汉民，但蒋介石和汪精卫都不相信这一指控。蒋介石还将胡汉民藏在自己的家里。不久后，胡汉民被有意派到苏联去执行一项特别使命，这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对他的一种奇怪的惩罚。由于此事严重地削弱了国民党右派在党内的地位，一批右派离开广州，到上海或北方去另起炉灶。 此事使得汪精卫在党内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蒋介石则紧随其后。但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军事部长许崇智当时是蒋介石的上级，尽管他不是一个积极的竞争者，但他的存在对蒋介石可能抱有的政治野心仍不失为一个障碍，在廖仲恺被暗杀后，国民党成立了一个处理军政事务的特别委员会，许、汪、蒋三人是这个特别委员会的“三巨头”。 接下来的是进一步的勾心斗角。人们后来发现，许崇智与被击败的客家人陈炯明将军保持着秘密接触，而且，他手下的军官也与廖仲恺一案有牵连。 9月20日，蒋介石率领他手下的黄埔军校学员突然解除了许崇智部队的武装，而这些部队后来被并入蒋介石的第一军。 第二天，许崇智被解除了军事部长的职务，并被剥夺了对粤军的指挥权。他还被从广州驱逐到上海。现在，竞争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对手只剩下蒋、汪两人了。 被击败但尚未完蛋的陈炯明对国民党来说，仍然如同芒刺在背。他从1925年初就一直在制造麻烦，现在他又重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国民党觉得有必要一劳永逸地拔掉陈炯明这根刺。 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国民革命军的五个军于1925年10月6日开始东征。一个月之后，蒋介石向广州发去了报捷的电报： “今天，我们长驱600里已抵达惠州。普通老百姓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的涌来争睹我军的风采，并给我军送吃送喝。”惠州是陈炯明叛军的总部，该城被攻下后，陈炯明逃到香港避难，从此以后，他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 在蒋介石写给当时任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的周恩来的一封信中，蒋抱怨各师团中党的工作没有做到家；他还抱怨军官们的粗野行为（最不象话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班长将臭袜子塞入一个士兵的嘴里）。他写道：“我们正在进行一场革命，如果我们不开始改善士兵的生活，那么，所有那些关于改革和社会进步的标语就只不过是一些空话，”遗憾的是，那位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总理的回信没有保留下来。 在战场上取胜的蒋介石现在又面对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挑战。那些心怀不满的国民党右派，为了取得戏剧性的效果，在北京郊外的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枢前开了个会议。他们一共只有十个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发表一个口气很大的决议。这个决议要求将所有的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驱逐鲍罗廷等俄国顾问，全面改组国民党，将国民党总部由广州迁到上海等，当时正在惠州的蒋介石听到西山会议召开的消息后，愤怒地谴责了西山会议的参加者，这使他仍然维持着一个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形象。 这时，另一个叫“孙文学会”的右派组织也开始在广州积极进行反共活动。 尽管有这些分裂活动存在，蒋介石此时仍觉得可以积极筹划北伐，至少在军事上是如此。
第七章 北伐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但是不久就表明，在政治权术方面，他是一个“进步”很快的新手。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国民革命军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他们充满信心，并由于取得了巨大、迅速的胜利而士气高涨，随着不断地向北进军，队伍也随之不断地状大。 如果说历史上一个统一的中国曾在最混乱的变革中出现过的话，那么，北伐将是必要的。 蒋介石非常自信地认为，不管局势如何，他都能够领导新的革命军走向胜利。 然而，共产主义者，尤其是苏联人，却不象他那么乐观。 从理论上讲，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 在蒋与他的军事目标之间，存在着五大军阀，其中三个在上一章中已经提到，他们是吴佩孚、张作霖和冯玉祥。 吴佩孚驻扎在很远的地方，曾被冯以翻云覆雨的手段打败。1926年初，他从湖北根据地卷土重来，并占领了河南。他控制的地区有湖南、四川和贵州，军队大约是25万。张作霖当时是北方军阀中最强大的一个。他控制着山东、满洲里、热河、察哈尔和河北，估计他的军队大约是30万至50万。 孙传芳以20万军队控制着从上海至江西南昌的华东地区。 他横跨长江下游，包括江苏、安徽、浙江和江西。 另外两个是强大而又引人注目的冯玉祥和阎锡山。赶走了吴佩孚以后，冯将自己的部队增至27．5万人左右。但是，由于他过分扩张，使自己的侧翼暴露在阎的势力之下，阎当时似乎想跟张联盟。那时，冯控制的省份有山西、甘肃、绥远（现在的内蒙古）和察哈尔。因此，他有资格被看成是“西北军阀”（尽管人们无数次地称他为“东北军阀”）。 1926年1月1日，冯突然宣布他将退休，并动身去作长途旅行，最终目的地是莫斯科。在那里，他希望能为他那支号称是国民军或人民军的部队搞到给养。当他走了几个月之后，他的下属指挥官撤退了暴露在阎的势力之下的那部分部队，并将该部队拉到距北京50英里以内的长城南口。 阎和一般的军阀不同。一般的军阀是掠夺性的、破坏性的、自私自利的。而阎则以“现代的”或“社会的”军阀而闻名于世。他开办学校，促进卫生事业，禁止鸦片，修建公路和桥梁，并且采用各种方案开垦土地，灌溉土地，提高耕作水平。 巴巴拉·塔奇曼写道：“他的旁边坐着在剑桥受过教育的中国秘书。他按照外国的风格宴请宾客，用的是玫瑰色的、银色的和石榴色的水晶酒杯，餐巾巧妙地折叠成玫瑰状，鸟状和宝塔状，饭后，由侍从拿着挂在高高的柱子上的五颜六色的灯笼，护卫着客人穿过撒满月色的花园。” 冯和阎都害怕遭到蒋介石的打击，他们表示参加国民革命。 军阀部队的数目总共不少于75万，与势力强大的军阀相比，1926年初，蒋的军队人数不超过8．5万人，编成6个师。 从理论上说，这是不够的。但是，要等到他的军队数量能敌得过他的对手的那一天是不可能的。蒋给了自己6个月时间。在制定计划与训练的过程中，有时候军事问题相对于政治问题而言，似乎是第二位的。 国民党“二大”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1月1日至19日在广东召开。会议决定以孙中山的遗嘱作为国民党永久的基础。 宣布孙逸仙的在天之灵永远是该党的灯塔。 会议从258名代表中选出了36位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其中有7位是共产党人。 毛泽东是其中之一，他负责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另外，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广东负责国民党党务。蒋介石也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上，蒋报告了他的军事计划——一个只有8．5万军队的计划。这支军队中，只有6万人配有枪支。另外，还有6千军校学生，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动员起来。 1926年2月1日，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大概是从这时开始，蒋认为共产党正在暗中进行反对他的活动。会上，共产党对他的军事计划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鲍罗廷甚至支持这些计划。然而，会后鲍罗廷突然被召回。在他离任期间，由他人负责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工作。 大概在此时，广东出现了把蒋介石描绘成新军阀和攻击北伐的传单。蒋怀疑这是苏联人在幕后策划的。 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待他们以诚，他们却报之以诈。不可与他们共事。”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缩小目标，蒋介石决定辞去他最初选定而尚未就任的职务。他于2月8日宣布，他将不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第二天，他拜访了汪精卫，提出辞去在军事委员会中的职务和广东警备司令的职务。汪不露声色地听着，既不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绝。蒋介石感到，不久他将与现任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领袖的这个真正的对手发生冲突。 对于是否北伐，蒋在心里仍是很矛盾的。汪精卫依然保持着沉默。最后蒋摊了牌，2月27日他对汪说：“如果你不接受我的辞呈，那就请俄国人离开。”汪还是没有反应。 3月8日蒋回到汪的办公室说： “领导国民革命的实权不应落入俄国人之手；即使与第三国际进行联络也应划清某种界限。我们决不能丧失自己的决定权。” 以上的谈话情形是在事件发生大约30年后，蒋介石记录下来的。 整个事情的发展令人烦恼不安，蒋常常为此而失眠。2月28日，他在日记中写到：他度过了稍微平静的一天，许多天以来第一次度过了一个心境宁静的晚上。大约是在这个时候，有人两次企图杀害蒋，均未成功。 为了当时和将来使用，他开始搜集在广东的那些潜在的对手和阴谋者的个人档案，并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秘密机构，监视来自各方面的可疑人员。 对于蒋辞职的问题，汪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意见。但是，他开始隐晦地告诉这个年轻人趁着局势还好的时候离开广东，继续呆下去可能会给自己的生命带来危险。虽然蒋当时的处境尚好，但是，如果他继续呆下去，他可能会遭暗杀。如果离开，他又要对擅离职守负责。更糟糕的是，他发现苏联人了解到他与汪精卫之间的交易，据此，他认为汪正在与苏联人勾结。 接着便是“3·20事件”（“中山舰事件”）。 蒋声称中山舰开到黄埔，“是共产党的一个阴谋”，他以广东警备司令的名义宣布了戒严令。 根据他的命令，25名共产党员被逮捕或受到严密监视，其中包括周恩来。1926年3月20日凌晨3点，在广东有更多的人遭到逮捕。1925年6月20日“沙面事件”后，为支持全面罢工而成立的由共产党领导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武装纠察队，这一次也被缴械。军队进驻总工会和中山舰，苏联顾问被软禁。 由于完全没有准备，蒋对共产党的突然袭击是毁灭性的。中共和俄国人都没有事先觉察。冯玉祥到达莫斯科两个月之后，有人告诉他，在蒋早些时候访苏时，给人的印象是比俄国人所见到的其它中国人还要左，还要革命，“3·20事件”使俄国人和在莫斯科的中国人感到惊讶。冯写到：“他们无法想象出发生了什么事，” 非常突然的是，汪以中国特有的方式承认在这次间接的权力斗争中的失败。作为一个糖尿病患者，他对紧张局势感到厌倦。 21日，蒋试图给他写信，但又不知从何说起。蒋在日记中写道： “我既不想对朋友虚情假意，又不能够向他倾吐肺腑，所以，很难下笔。”22日，由汪主持召开政治委员会，会上他以使蒋感到奇怪的热情认可了蒋的行动。 第二天，汪失踪了，表面理由是治病。后来，汪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道出了事情的真相：“我受到怀疑和厌恨，所以，我再也不想承担政治责任了。”5月份，胡汉民从俄国回来不久，汪精卫便去了法国，他在那儿呆了一段时间。蒋向他道歉并请他回国，但汪深感伤害、羞辱、不可谅解，依然沉默地呆在那里。 这样一来，蒋成了国民党中占压倒优势的人物。在他的对手中，一个死了，另一个由于受到怀疑而飘泊海外，还有一个也将受到驱逐。 蒋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写道： “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但是不久就表明，在政治权术方面，他是一个“进步”很快的新手。 在蒋对俄国人和中共的打击中，右派看到了希望。但是，蒋给他的学生的一封信打破了他们的这种希望，他写道：“孙先生认为，容纳共产党是我们的革命原则。我也认为，如果不容纳共产党，革命战线就不能统一。”他警告右派，他仍然认为“西山会议”是个错误。 事件的发生表明，蒋自从访苏以后，就一直是一个反共者。 但蒋自己在叙述这些事件的时候很谨慎，没有提到这方面的内容，这样他就可以不对自己的矛盾行为作出解释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如果蒋要担任国民革命的领袖，而他的北方对手又依赖其他势力的活，那么，他仍然需要苏联的帮助。因而蒋当时还不能完全和共产党与俄国人闹翻。 另外，右派领袖胡汉民即将从俄国回来，蒋从左派那里抓到了领导权，也不会把它交给右派。事实上，当胡汉民5月份从俄国回到广东时，就没有被安排任何职务，他在广东呆了几天就到上海去了。 蒋在采取镇压行动以后，又表示要改善“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4月29日，鲍罗廷回到广东同蒋进行了多次会晤。5月15日，蒋介石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他第一次主持了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通过了一项在党内限制共产党的新规则，鲍罗廷对此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蒋极为老练地扩大了自己的战果，他甚至通过解散“孙文学会”来表示他的“让步”。然而，共产党却丧失了许多席位。 毛失去了在宣传部门的职务（允许他继续保留农讲所负责人的职务，在那里，他继续培训农民鼓动者，后来打败了蒋介石），另外两名共产党员也被解除了重要职务。 4月初，蒋向国民党提出了一个关于北伐的详尽计划。6月5日，他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在此前后，他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并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军事部部长。 7月1日，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动员令。9日，革命军举行誓师大会并批准了一项关于北伐目的的宣言，其内容是：“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当所有这些事情都已办好且北伐已实际上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一股反对浪潮。广东的总罢工失控了。工人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结果造成了警察官员的辞职。蒋采取行动，派军队增援警察巡逻，并派秘密人员监视专门进行鼓动的人。 于是，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商总会似乎不再愿意交纳用于资助北伐的税款，蒋使商人们相信，他们最大的利益将通过交款来实现。而这笔款总数是50万元。商人们最后交了款，罢工者们也认识到，他们对北伐所能做的贡献就是出4000苦力，而且他们这样做了。 虽然，蒋不在前线，革命军还是旗开得胜，于1926年7月12日，一举占领长沙。蒋最后于7月27日离开广东，前去指挥他的军队。当他的新编军队加入战斗的时候，其总数已从8．5万人增加到大约10万人，广西和湖南的军队也加入了蒋的行列。 根据苏联的建议，各级都派了政治委员，以便向每一个士兵宣传“三民主义”，无疑其中也夹杂着马列主义。 这些士兵认识到他们是为什么而战，这使他们增添了战胜军阀军队的优势。如果他的军队情绪波动，他可以采取严厉的纪律措施。任何临阵脱逃的军官，不论其级别如何，都会被立即枪决；如果一个军团的司令坚守阵地而战死沙场，而他周围的人退却的话，那么，该军团所有师长都要被处决。这条纪律同样也适用于下级部队。无疑，这种严厉的措施，鼓舞了革命斗志。 然而，一开始就使蒋受到下级爱戴是不太可能的。另外，在非公开的场合，他也没有受到普遍的爱戴。他自己直接指挥的部队按时发军饱，并且装备比其他部队要好。其他部队对他的歧视很不满意，但是，胜利来得如此之快，以致于几乎不需要严厉苛刻的纪律。同时，部队的条件也从总体上得到了改善。 这是一支彻底的用政治武装起来的部队，每个军团都有国民党机构和党员，而且都受过军事训练，对其他军官具有绝对的权威。财务帐目也向每一个人公开，以杜绝敲榨勒索和贪污现象。 虽然军阀的部队与革命军在数量上占10比1的优势，并且装备精良，习惯当地水土，但是，他们不团结，举止粗野，并且容易叛变。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国民革命军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他们充满信心，并由于取得了巨大、迅速的胜利而士气高涨，随着不断地向北进军，队伍也随之不断地壮大。 同吴佩孚的军队之间进行的最艰难的一场战斗是攻打武汉三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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