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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大学必修课-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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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一）大三是关键
如果你要问大学四年里哪一年最重要，我肯定说每一年都很重要；但如果你非要我四选一不可的话，那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大三是关键。
失败的人可能从大一就开始萎靡不振了，而成功的人，一定都是到大三才奠定胜局。
“大二的暑假一结束，班上绝大部分的同学就开始忙碌起来。两年的摸爬滚打已经足够让大家变得现实，我们的未来无非就是三种出路：出国深造，留在国内念研究生，或者找工作。
北大、清华以及在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这几个学校出国风气最盛，社会上也有议论。其实如果你稍微懂一点历史，一定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中心一直都在西方，而自容闳以降，留学生也一直在中国的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无论为个人前途还是国家需要计，出国深造都是正途。但是要想拿到美国大学的Offer，你最迟也必须从大三开始拼命了，仅仅是GRE和TOFEL两个考试，就需要付出旁人难以想像的辛劳。
和所有做着“哈佛梦”的中国学生一样，我当然也希望能够到美国的名牌大学去念书。我认识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一位老师，三十出头的女士，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但她就是下定了决心要去哈佛读Ph。D，寒假里每天都骑车跑很远去“新东方”听课。她看到我就跟我说，你现在开始努力吧，你年轻，各个方面都有优势。可我却老是犹豫，第一我感觉自己专业知识学得还太浅薄，如果把大量时间都花到英文考试上边去，那肯定很少有时间做研究，我害怕会得不偿失；第二我还是认为自己英文底子太薄，像我这样的水平，到了美国大学能听得懂老师讲课吗？
就这样想来想去，总觉得出国没把握，而继续呆在北大读研究生似乎也不坏。于是就做了决定。可这个决定也许就是我大学生活中最糟糕的一个事情，事实上，英文基础比我差的同学，后来GRE考到了2300分；专业书念得很少的同学，也请到了最出名的教授给他写推荐信。假如我早下了决心，未必就如愿以偿，但是不会让自己回想起来后悔。
反省自己，真是一个胆子太小，惰性太大的庸人。而到大四那年的冬天，我还接到了社科院那位老师从美国打来的越洋电话——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电话里她仍然鼓励我说，在国内念完三年研究生之后，一定要争取出去！
当然，我并不是说出国就真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海龟”未必就强于“土鳖”，留学生不学无术欺世盗名的也多了去了。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个人的竞争早已超越了国家的疆界。你要想把自己锻造成世界第一流的人物，那你起码先要去看一看所谓的“世界一流”是何面目。而对于想做学问的人来说，更必须开阔眼界，以期学贯中西。所以我建议每一个大学生都要有一个国际化的视野，争取有一天出去走走看看——这当然也是对我自己的期望。
在很多关键的时刻，我们应该做出一个大胆而且有想像力的决定，挑战自己能力的极限，这样才可能有脱胎换骨般的进步。
（二）主动做社会调查
既然已经拿定了继续念研究生的主意，那么我也要开始着手准备。北大本科生保送读研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不过具体到我们国际政治系还不一样，97级一共70多个毕业生，保送的名额只有5个。系里的政策是按学习成绩排队，学生干部可以有一点点的加分，不过很少，但如果在正式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则可以有很多加分。所以我从新学期一开始就在准备论文——不过还是要说明，写论文、发论文都很可能是为了功利的目的，但是真要写出好的文章，却完全是因为你对研究对象本身抱有纯粹的好奇心。没有一段时期的积累和思考，肯定写不出什么东西。
对自己的专业——国际政治——我一直没有特别强烈的兴趣，在更多的时候我愿意读国际关系史或者中国外交史方面的文献。在大二上学期的时候我就修了《近代国际关系史》，这在很多同学看来可能是比较麻烦的一门课，因为所谓的“近代国际关系”，实际上就是欧洲大国之间的恩怨纠葛。自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之后，欧洲的事情就像是一团乱麻，有各种各样的王朝战争和分赃会议，也有一大群做外交的天才人物涌现出来。仅仅是各个大国王室的世系图，或者有关战争涉及的地名，就需要一个“puter一样的大脑”才能记清楚了。不过我学得比较认真，而且也发现了一些“兴趣点”。比如说所谓的“东方问题”——也就是列强如何瓜分土耳其的问题，这是一个时期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它的牵涉面太广了，几乎把所有的大国关系都包括了进去。所以我决心认真做一点分析。
相关的文献当然很多，通过图书馆的几种检索工具，我和我的一个朋友一起，把近十年来国内发表的重要论文都找来梳理了一遍，并且做了这么一个示意图：
简单地说，我把牵扯进来的六个主要国家都用线连起来，省略掉次要的俄—埃连线和奥—埃连线，于是就得出了十三对关系函数（Function）。然后再逐一分析，到底哪些关系是冲突型的，哪些是相互利用型的，这样六个国家可以分为三类：力图破坏现状的俄、奥，希望维持现状并且抵制俄国的英、法，还有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国土耳其。这三类追求不同目标的行为体，也就构成了一个国际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中，每一对函数的变化，都可能导致其他12对函数的相应变化。
有了这样一个框架，我可以比较清楚地解释几次俄土战争中各个国家的外交行为，也可以说明“东方问题”最终如何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尽管这个题目已经被反反复复地做过，但是我舍得下工夫，做得比较细致，对相关问题的解释又借用了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一些术语和模型，所以这个文章不久就发表出来了。后来我还用这个办法来分析了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边疆问题，梳理了唐、回纥、吐蕃、南诏以及河北割据集团之间的关系，结果也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论。
我想，这可能是本科学生写文章的一种办法。由于我们积累还太有限，要发现一个前人很少涉足同时自己的能力又可以胜任的问题并不容易，所以不必回避那些老问题。在资料搜集方面总是后来居上的，你可以比前人更仔细、更全面，也可以尝试着从一些新的角度，用一些新的模式去说明问题。这样的文章，尽管学术价值不大，但对本科生来说，不失为一种训练自己的方式。
读文献是不嫌多的，尤其要努力读外文的东西，否则自己总也摸不清楚门道，总没办法和国际学术的主流“接轨”。但同时，深入中国的社会去调查研究，那才是发现问题的最好办法。纯粹从理论、逻辑当中是不可能发现新东西的，要想写有价值的东西，对社会存在的体验至关重要。由于我所在专业的特殊性（我没办法到四川农村去调查“大国关系”），所以本科阶段也很少主动做社会调查，但是就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来讲，社会学、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凡是在本科阶段有一点学术成果的，都曾经很辛苦地到农村或者城市社区去呆了两三个月。
此外，文科的学生，无论哪一个专业，我都觉得必须读一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以及《江村经济》。这代表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准，也是我们所有后学的入门书。而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更应该是摆在案头的教科书。
（三）寻求本领域最好的导师的指导
大三我上了本科阶段最重要的几门课，也比较多地接触了几位老师。
第一门课是潘维老师的“外国政治制度比较”。潘老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的是“世界政治”专业的博士学位，早年也曾在陈翰笙先生门下读过研究生。潘老师给我们讲课，首先就讲陈翰笙那一代人的学术追求，要我们明白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又为什么做这些。
在很长一段时间，伯克利的政治学系都在全美排第一，于是潘老师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的掌握十分出色，讲课的时候放得很开，一个人在讲台上来回走动，讲各种各样的笑话，而对于各家各派的学说他都要进行批评，真是很狂的样子。当时他还做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主要是批评知识界的“民主迷信”，而我们读了以后觉得很不服气，不仅上课的时候站起来质疑他的观点，而且还写了一篇商榷文章，实际上就想说他的文章太偏颇。后来我才逐渐意识到他那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同时也后悔发表了商榷的文章——并不是说我觉得老师不能批评，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跟老师辩难是好事情，但我开始明白，要想找出人家的漏洞太容易了，难的是建设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你有时间去批评人家，倒不如好好琢磨自己能建设什么。张五常曾经讲了一段话，他说，“我的《佃农理论》发表以后，很多美国的大学学报都有批评我的内容，数之不尽，很多时候，我都不回应。现在过了三十多年，我的文章还在，而那些批评我的文章早就没有人能记得了。我告诉你，历史上从来没有批评或者是回应，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成功的，从来没有过的。”
他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所以我现在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商榷、批评性质的文章一律不写。
这一门课听下来，我感觉自己收获很大，尽管心里还是不服气，但是你要想找他的错误，首先就必须去读他读过的那些书，必须很仔细地去想有关的问题。照他的话说，你要不努力读书，就只有被他牵着走了。
第二门课是许振洲老师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许老师在法国念过博士，因此很有一些名士的风度。他讲西方的政治思想，但总是拿中国的事情来印证；他说话也特别注意精炼，因为“话多伤神”。话讲得越少，就可能越精辟，往往一个已经有定论的事情，他也能发人所未发地讲出新的意思来。我们上他的课，先从《雅典政制》读起，最后到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确实也读到了很多有趣的思想。
第三门课叫做《翻译理论与实践》，但是上课的唐士其老师一上来就让我们读《政治学》的英译本，半期考试是翻译《联邦党人文集》的一篇，期末则要翻柏克的一封信。他上课的时候，先把材料发下来，让大家看一会，然后每个人都站起来翻一段，翻完一段他再讲一段，翻不出来的同学就很尴尬。可能是他这样要求比较严格，同时大三下学期大家都忙着考外语找工作去了，所以坚持上这个课的人不多。而我意识到这个课能使我有机会去熟悉经典，所以一直上得很认真。
唐老师在东京大学接受过严格的训练，除了英、俄、日、德四门外语之外，他还一直在自学拉丁文，所以他写文章一般都能用第一手的材料，认真到了苛刻的地步。后来他帮我改本科毕业的论文，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
这三个老师对学生也都特别好——有一次学生问潘维，“您认为在国外教书和在国内教书有什么区别”，他说在国外教书的时候，学生也喜欢他，不过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老师说话很有意思，带着一些外国口音，挺逗的；回北大教书则总是充满了成就感，走在大街上觉得自己教的就是身边这些芸芸众生的孩子，都是“自己人”。
上完这三门课，我对于“什么是学问”的认识就深刻得多了，也使我在后来决定研究生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比较政治学方向。可以说，好的老师可以给学生指出一条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道路，一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生活方式，让人有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没有老师的点拨，你在求学的道路上可能要多走好多弯路！你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求本领域最好的导师的指导，不管他看起来是多么高不可攀。
（四）我的网站经历
前一章里我提到了“跨世纪的中国”系列讲座，因为这些讲座的缘故，我和几位学者有了联系。北大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易杰雄教授当时给我们讲了国家创新战略的问题，后来我就经常到他的书斋去聊天。他还给我列了一个书单，教我先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因为这本书文字最生动，容易读；再读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对整个西方的哲学史有一个通盘的印象，然后才从古希腊的经典开始一部一部读下去。读不懂的时候也要硬着头皮往下读，反复几遍之后总会想出些道理的。
放寒假之后我就在北京多呆了一段时间，准备趁着学校里人少、安静，一个人读读书。可是没两天一个清华大学的朋友找到我，要我参与他们的“创业计划”。原来，有一个在中关村做电脑生意的老板希望搞一个教育类的网站，而且拿了一笔钱出来找大学生做。这个时候国内的“网络经济”泡沫还没有完全破灭，各种网站仍然此起彼伏，大家都准备进去分一杯羹。
可我是念政治的，哪里懂什么网络啊。朋友却说什么也不用懂，做网站就是一句话：想方设法把老板的投资“烧掉”，然后争取能制造一些新闻，看起来很火的样子，再然后就等着别的老板来高价收购——两年以后，我看《大腕》的时候，听到精神病院里边那段著名的对白，周围已经笑成了一片，但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因为我算是看明白了，冯小刚、英达他们做的艺术，根本不是夸张，根本就是真实。
说好奇也好，说碍于情面也好，我开始帮着朋友张罗起来。先是策划网站的开通仪式，我们找到怀柔县的一个农村中学，拉了一卡车初中生来“壮声色”，连哄带诓地让他们听了半天老总训话、各界代表人士致辞；然后我又想办法请了几个同学去做“高考状元在线咨询”，希望能靠这个来提高点击率；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写一些莫名其妙的吹捧文章，比如某某网站引导信息教育新潮流之类的，写完了连带着红包送报馆去，不久可以在中缝或者广告栏的旁边看到，我的署名一般是“任言实”。
这个样子稀里糊涂过了二十几天，老板带着财务来发薪水了。一个月我居然挣了两千多！签完名字以后我就想，原来钱这么好挣？朋友拍拍我的肩膀说，“怎么样？还成吧？下个月争取再加点。”
我摇摇头，“我还是觉得干不了，反正网站也开张了，你就放我回家过年吧。”走出写字楼我就想，这个样子玩下去，恐怕过不了多久我做学问的功夫都得废了。如果把这个月的时间用来读罗素、黑格尔，我会收获更多无价的东西。这个账，我还是算得明白的。
（五）要有一点“呆气”
总而言之，大三这一年我读书和写作比前两年更加卖命。大一、大二的时候，毕竟还没怎么入门，读书很多时候就浮在面上，现在总算能读出一些味道来了。而要完成一篇论文往往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前几周一直在图书馆里泡着整理文献，最后真正开始写的时候，一般早晨七八点钟爬起来就把电脑打开，然后一直弄到中午。有时候会忘了吃午饭，到下午两点觉得饿得受不了了，就煮一大锅方便面解决问题——顺便插一句，大三可能是我有史以来食量最惊人的时候。我记得以前看庄则栋的回忆文章，他说1965年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时，天气很炎热，大多数人都吃不下饭，但是他一顿饭还是能吃十七个馒头，所以他精神很好，能够拿冠军。
《三国演义》里边还有一个小故事，说司马懿听说诸葛亮的饭量很小，管的事情太多，马上就高兴起来，因为他算是看透了对手，吃得少肯定难以持久。而舅舅给我写信的时候说，要“每天长跑三千米，散步三千米，吃饭一斤半，学习十二小时以上”——惭愧得很，我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
文思枯竭，实在写不下去的时候，我会到南门外边的“风入松书店”或者东门外的“万圣书园”看一个钟头的新书，在书店里站一会，可能就又有想法了。
后来我还和四川师大的王川教授聊过几次。他的房子很大，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的小书房里，书放得满屋都是，看累了就躺在地上睡觉。晚上熬夜不说，白天他也很用功，为了把时间省下来，他就规定每一顿自己只吃一种菜，比如早晨他到楼下买了一斤苦瓜、一斤南瓜，那么午饭他就把一斤苦瓜全部吃掉，晚饭则把南瓜全部吃掉。更让人吃惊的是他很少吃主食，因为已经做了一样菜了，再弄主食就“麻烦”。
所以——我想，一个人真要做点学问的话，可能必须要有一点“呆气”，有一点疯狂的精神。我当然也主张在大学里边全面发展，不过该你读书的时候就必须像谈恋爱一样，早也想她晚也想她，为了她甚至可以不吃饭不睡觉。
这一年系里的学生会已经轮到我们这一届来唱主角，于是我做了一年的学术部长。不过我也不会当“官”，不想指挥别人去做什么，完全是无为而治。有的师弟师妹很有热情，希望也做个什么什么“工程”，我就尽量帮他们争取系里的支持，让他们能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看见他们有了成绩，我会觉得非常开心，因为我坚信，在一个团队中，你的收获和你对别人的帮助是成正比的。
（六）韩国人的民族精神
到暑假的时候，我得到了两个很好的机会。第一是“明德”基金决定继续资助我们进行暑期考察，而且大家都希望去四川，于是我当了一回导游；第二是韩国的汉城大学准备举行一个东亚四国（中、日、韩、越）大学生夏令营活动，系里决定让我去。非常巧的是，这两个活动也都有张锐参加，所以这个暑假我们在一起住了一个月。
去四川的考察时间只有一周，去之前我们在一起讨论了好几次，最后拟定了一系列的主题：一、当时四川的遂宁市有一些乡镇正在搞基层民主选举，海外的学者都很关注，而我们中间学政治和法律的希望去实地了解一下，争取和当地的有关人士谈一谈；二、四川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非常突出，所以我们联系了四川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想和他们座谈一次；三、四川的旅游资源相当丰富，而且在申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方面有很多经验，四川省人大也就遗产保护问题专门立法，在全国是领先的，所以我们联系了都江堰市政府和旅游局去了解有关情况；四、成都报业竞争全国闻名，我们打算拿出一天的时间，去《成都商报》“实习”，跟着老记者出去跑跑，除了了解市民报的新闻运作方式之外，还可以对成都的市井风情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按照这个计划，我们在成都以及附近地区开始了活动。时间虽然短暂，可是我却发现，我这个四川人其实一点也不了解四川。比如说，在我从前的印象中，地方官员就是喜欢说大话、空话，只会钻营不做实事，但这次考察中接触到的各种级别的官员，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思想观念解放，业务精通，谈吐很让人佩服，对于各种社会问题以及体制弊端，他们的认识也并不模糊。所以我就想，我们在学校里边总是自命为精英，喜欢批评时弊，而且非常容易偏激起来，但是“坐而论道”的人更应该体会一下“起而行”的难处，批判当然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但除了愤世嫉俗以外，你更应该有一种建设性的态度。
从四川回北京以后，我紧跟着到了韩国。汉城大学把我们安排在学生宿舍里住着，并且发给若干饭票，每天自己去食堂吃饭。所以在这里的二十天，我吃够了各式各样的泡菜，只有8月15日韩国国庆日那天，食堂里除了泡菜还有一碗参鸡汤，让我有了久旱逢甘霖的感觉。
汉城大学作为韩国第一的国立大学，学生的素质也是非常高的。因为国立大学学费低廉，一般平民家庭的子弟都把汉大作为第一目标，所以入学考试竞争极其残酷。负责接待我们的一位学校行政人员就讲，他的女儿在考试前一天只能睡四个小时，简直就是玩命一样地学。我们认识的韩国学生，有的家住在仁川，每天需要坐很长时间的地铁来上学（汉大只为一年级的新生提供校内宿舍），而在地铁上，所有的学生都在背书。
韩国人的民族精神也实在让我们吃惊。刚到汉城的时候，中、韩两国就正式就教科书问题向日本提出了抗议。而第二天报纸上出现了一张大大的照片，原来一些韩国的社会青年为了抗议，集体跑到公园里边，每个人都切掉了自己的一个手指头！
我们当然不觉得这样的做法怎么恰当，但是你也可以想见，这个民族是根本受不得一点轻慢和侮辱的。就是靠这么一种不服输的骨气，他们在短短几十年间跻身于富国之列。
在韩国期间，我们参观了国会、宪法法院、证券交易所还有各种各样的名胜古迹，但是给我最深印象的还是到现代集团听到的郑周永的故事。
和大部分奇迹的创造者一样，郑周永出生贫寒。他儿时生活极为贫苦，并且是家里八个孩子中的老大，所以他只念了小学。后来怀抱着改变命运的梦想，从农村跑到汉城做小工。当时的工人集体宿舍臭虫非常厉害，咬得根本无法睡觉，于是工友们都睡到饭桌上，可是臭虫居然能沿着桌腿爬上来。郑周永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桌子的四条腿都放在盛满水的盆子里，这样臭虫爬上来之前就先掉水里淹死了。可是睡了两三个安稳觉之后，不知从哪儿又钻出许多臭虫，打开灯一看，郑周永“惊呆了”：原来臭虫改变了方向，它们先从墙角爬到天花板上，然后冲着人掉下来！小小的虫子却有如此的智慧与毅力，这对郑周永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从此他开始相信，为了达到目的，没有想不出的办法，而只要用尽了全力，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此后即使是战争摧毁了他辛辛苦苦耗尽积蓄建立起来的工厂，他也没有低下自己的头。
郑周永后来建立起了空前庞大的现代集团，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实际上主要就是靠现代集团一家之力争取下来的。可以说，驱使他创造奇迹的力量，是那旁人不敢有的梦想、是超过任何人的自信心、是坚韧的毅力、是忍耐的精神、是冷静的计算、是冒险家一样的勇气、是以大局为重的胸襟、是不达目的绝不回头的魄力！
回国前，我专门买了一本英文版的郑周永回忆录。我想，我们，尤其是事业还正待展开的大学生，除了看《我的野蛮女友》或者《加油站袭击事件》之外，真的应该“以韩为师”，学学人家的那种男子汉气概。
张锐VS任羽中：是该你做决定的时候了！
张：看来这一章里边我说得多了一些，那些在国外遇到的人物和故事实在太精彩了，我没办法节省笔墨。我们中国大学生走出国门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应该多了解外面的精彩，做好准备。
写了那么多，我想最后的道理其实就是一点：不要觉得哈佛或者东大的学生离我们有多远，几年后大家很可能就要竞争同一个工作岗位或者在一家公司里边合作！今天的大学生，必须尽可能地使自己“国际化”。
另外，我想读者也已经看到，我们两个在这一年里已经各自选定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并且开始过不一样的生活。
任：确实，我认为最晚到大三寒假的时候，就必须决定自己两年后要达到的目标，并且要开始用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去为这个目标的实现做准备，早一点动手才能心里有数。而且，我们都已经是20岁的人了，应该也必须自己拿主意、做决策。
张：还要千方百计地寻找锻炼自己、挑战自己的机会，把自己的眼界放宽一些。
任：话说回来，一般的大学生未必能得到你那样多的机会，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很多时候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不必太勉强自己。但我想我们在这里讲的，关键还是一种意识和自觉。你要敢想敢做，机遇才会偏爱你；你要对自己有更大的信心，别人才可能刮目相看；你决定了的事情，就要百折不挠地做下去！
张：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结果。
张锐：
竞争的激烈，不得不让我们早早地开始计划和很市侩地盘算。请不要说这个时代的大学生“功利”，而要问这个一日千里的时代可以让谁平白无故地浪漫起来？Morrison问那些ABC（AmericanBornChinese）和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你们为什么不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呢？你们为什么要到美国去读书呢？你们不知道这个世纪最大的机会是在中国吗？”
第九章（一）走出决定性的那一步了
不管你之前有多少梦想也不管你之前设计了多少套方案——现在，大四，你就要走出决定性的那一步了。
决定总是困难的，因为一旦决定，即意味着你失去了其他的选择。
实际上，任何的选择都不容易，只有许多大四的学生才知道那个把university翻译成“由你玩四年”的笑话多么的恶毒——一直玩到大四毕业哪里还有好的前途？美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竞争的激烈，不得不让我们早早地开始计划和很市侩地盘算。请不要说这个时代的大学生“功利”，而要问这个一日千里的时代可以让谁平白无故地浪漫起来？
我一度在出国还是保研这两个选择中间犹豫不决。先排除了直接工作这个选择，倒不是我觉得还没有在能力和心态上准备好，而仅仅是因为觉得自己在大学期间书读得还不够多，这也许是一种很奇怪的对学校生活的留恋吧。无论如何，我希望能有一到两年的时间来过一种更加专注于书本、更加简单的生活。
现在回想起这个决定，应该还是明智的。尤其是上了研究生后，我才发现中国的就业市场上人才高消费的确愈演愈烈，硕士学位的普及化使得本科生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而这种追求高学历的现象，简直已经走向了畸形：一方面，由于大学教育对于本科生的培养不够，使他们在适应市场和适应雇主方面出现了偏差，许多本科生在进入就业市场后表现出的综合素质与能力都不够，用人单位于是就不断提高门槛，明明专科毕业生就可以胜任的工作，现在却只要博士；同时，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政府在本科生和硕士生两个层面都大量扩招，甚至硕士生的扩招规模比本科生还要大，而且大量在职、委培等等“特色”硕士生项目的存在，也变相降低了硕士的门槛。硕士学历的大量供给，必然导致它在市场上的进一步贬值，其实，许多用人单位给予硕士和本科生的薪酬待遇几乎没有区别。
如果你已经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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