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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大学必修课-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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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把人家列的书单记下来，一有空就按照这些书单自学，最后成就了很大的学问。
确实，看的东西多了，信息足够充分了，你才能判断什么样的文章是“好”的，什么样的知识是“新”的，自己动手的时候才会更有把握。
跟踪前沿、了解动态很重要，不过这些东西还是不可能构成你学问的基础。通过看杂志、看名教授的著作，聪明的你会发现哪些书是本专业的经典，而这些经典不仅仅要“翻”，还要争取“翻烂”。你永远不要说你在“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你永远都要说，我正在“重读”《政治学》。
记得当时历史系的班主任有一本旧版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是陈寅恪先生的传世之作。这个老师就对班上的学生讲，大家都来抄这本书，谁抄得最漂亮就把书送给谁。结果他们班有好几个女生都把书抄了一遍，而这些女生，后来也就是历史系最“牛”的才女。
另外，我还在大一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国政系出钱为每个寝室都订了一份《参考消息》，尽管这个报纸也会有一些缺点，但是它信息量大，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在电视上很神气的国际问题专家，实际上都离不开这么一份朴素的报纸。我想，学政治、学国际经济的同学，都应该有读“参考”的习惯。
张锐VS任羽中大一要完成的事
张锐VS任羽中：大一的时候，有几件事情请你一定记着去完成。
张：我想细心的读者已经发现我们有一些观点不一样，比方说我认为大一未必适合去读经典，未必需要读很多专业方面的东西，但你的想法是要尽快进入角色。
任：你说得很对，读书是要讲循序渐进，贪多嚼不烂。我的意思是，有兴趣在学术上发展的同学，必须抓紧时间让自己入门。大一就养成一些好的习惯，或者说让自己的眼界开阔一点，以后会更有优势。
张：也对，关键是要找准自己的方向。
任：我还想到了以下几个事情，大一的时候应该记着做好。
第一，在大一就应该通过英语4级考试，并且开始准备考6级，尤其要抓紧时间扩大自己的词汇量。高中阶段掌握的词汇太少了，要阅读艰深一点的文献必须背词典。
第二是注射各种疫苗，比如乙肝疫苗。我有一个同学非常优秀，毕业时也完全有机会进入中央某部委，可就因为体检查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而遇到了很多麻烦。大学生，尤其是我们男生的生活往往不太规律，卫生状况也不理想，所以千万小心各种传染性疾病。
第三是交入党申请书。我想，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充分的认识，那么请在大一就申请参加学生党校的学习，并递交入党申请书。
还有，寒暑假回家时，请一定去拜访中学时候的老师，我们考上大学也是老师的骄傲，不忘记师恩，会使老师非常欣慰。而和中学同学相聚时，请注意倾听他们的想法，了解其他大学的情形——哪怕是比较普通的大学，他们在各个方面的成功经验都值得学习。
张：我也想提醒几个问题——到这个学年结束时，你的电话簿上有多少个新号码了？请收集你们系办公室、教务、团委还有任课老师以及一些师兄师姐的电话，这些号码以后会非常有用。
此外，除了你们系的老师之外，你还认识别的系或者别的大学的教授吗？不一定要有很多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但你起码应该了解他们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背景，一旦有一天你有机会向他们请教的时候，不至于什么也问不出来。
任：我觉得还可以算一算自己一年来的花销情况，想想哪些钱花得不值。无论你家庭经济情况如何，都请注意节俭。过分注意物质上的享受会损害你在精神世界里的敏感程度，换句话说，花钱太厉害了你可能变傻。
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张锐：
我创造了一个概念叫“信息能力”。Todouble，ornottodouble——大学生需要怎样一个“平衡的”知识结构呢？在香港，我成了“问题少年”，因为所有的讲座之后我总有问不完的问题。通过一个特别的奖学金，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在大学里，一定要有自己的圈子，圈子需要有心人的培养和维持，但是当你进入了这样一个甚至几个圈子后，你的大学生活，从此会与众不同。
第五章（一）信息能力
什么叫“信息能力”？这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个人为了指导自己的行为，搜集、分析、处理、管理大量复杂信息的能力。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里，这种能力是决定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关键。而对这种能力的锻炼和培养，非常不幸，在中国的大学里还绝对找不到专门的课程。
大二时我们回到了北大的本部——燕园。与封闭、单纯的昌平园不同，我第一个感觉是我真正进入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北大的学生宿舍已经接入全中国速度最快的互联网，三角地每天铺天盖地的是各种各样讲座的信息，在你身边有着来自不同专业不同背景不同特长的形形色色的有趣的人可以交流……于是，你要做出的选择也变得多了起来：选什么课？修不修双学位？考不考TOFEL、GRE？打不打工？参加什么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问题纷至沓来，我甚至听到过一个女生抱怨北大里食堂太多每次都得想半天才能决定去哪个。
做出选择前当然要想一想，但“想”的关键是要获得能够帮助你做出判断的正确信息。在经济学里有一个基本的假设：人的决定总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当赖以做出决定的信息越充分，人做出的选择越明智。
因此，当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时，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寻找信息。而无论是纸张还是比特，信息的来源其实只有一个：人的经验。你要寻找的答案，很可能并没有被记录了下来，它们可能存在于每个同样面对过类似问题的人的脑海里。因此，你除了会利用Internet在各大搜索引擎、相关网站、图书馆、资料室里慢慢搜索外，永远不要忘记你的鼻子下面还有一个人类用于表达交流的最重要的发声器官。
学会寻找信息并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它还涉及到许多判断：需要找什么样的信息？去哪里找？向谁问？怎么找？怎么问？在不知道该怎么做出一个决定时，不妨先从寻找信息这一步开始着手，列出一个寻找到信息的路线图，你会发现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答案就一步一步地清晰了起来。
获得足够多的信息后，第二个问题也许就是“小马困境”了——还记得那篇小学时的课文吗？小马要过河，不知道水的深浅，老牛说水特别浅，松鼠说水非常深，究竟小马能不能过这个河呢？寓言最终的意义是：小马应该勇敢地去试试看。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选择都可以先去“试试看”。假如你先去选了一门课，听了半个学期之后才明白原来不值得去听，那显然就太晚了。于是，我们在多数情形下，仍然无法摆脱“小马困境”——不同的人，不同的信息来源，会给你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信息和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建议有两个：1）Alwayskeepallthedoorsopen。当涉及到时间、精力分配的选择，在不是百分之百肯定的情况下，永远选择灵活度最大的方案，为将来的各种改变打好基础和留下余地。并且你会发现，你的偏好、想法也不断地在变化，今年你对出国一点兴趣也没有，于是放松了英语的学习，而明年也许你的打算会发生180度的转变，而等到那个时候才后悔当初不应该放松了英语的学习，就悔之晚矣了。
2）在对比中做出正确的判断。你可以对比不同的人的不同意见，再来判断谁的意见更有说服力；你可以对比给出不同意见的不同的人，谁现在的发展更加出色，谁做到了自己提出的建议；你还可以对比你自己和给你意见的人，你和谁的情况比较接近，也许他（她）的意见对你来讲更有可行性。
“信息能力”不仅仅是在做出选择的时候非常重要，其实在现代大学的学习过程中也是头等大事。互联网和出版业的发达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获得海量的信息，许多时候学习、研究的过程就转变为了一种对信息的加工、处理、掌握、运用的过程。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在GOOGLE或者百度上键入你准备写的论文题目，往往会发现上百篇甚至成千上万相关的学术文章或新闻，你会发现，那些从网上下载的各种各样“可能有用”、“值得一读”的文章将迅速占据了硬盘的大量空间，你会发现杂志报纸越来越厚、出版周期越来越短，这期还没有看完下期的已经来了，你还会发现老师开的书单越来越长、学术著作越来越厚，尽管你把它们都买了回来放在床头，可是永远也读不完。
十年前的人们遇到的麻烦是信息总是不够，十年后的我们遇到的麻烦是信息总是太多。我想说的是，我们一定要控制心态，不焦虑、不急躁、不放弃，讲求方法：速读、短时记忆、不断整理自己的信息储备、具备放弃无用信息的决断力。只有不断地根据自己的情况，摸索、总结出一套适合自己的信息处理的方法和习惯，你才能够成为驾御信息的主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总是把决定和行动建立在优质和准确的信息基础之上，thinkahead；actahead；才能成为大学里的赢家。
（二）今天你双了吗
“今天你双了吗？”有一段时间这是我和几个朋友见面互相打招呼的问候语。“双”指的是双学位，在我进入北大的时候，仅仅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办了双学位，而此后的几年间，广告、电子商务、知识产权、国际关系、哲学等院系也纷纷正式开办了双学位课程，再加上北大许多的院系还允许外系学生辅修。所以我想，在进入大学之前，你就应该想一想在大学四年里你要学哪两种学科，而不是一种。
尽管我前面就提到过，之所以当时进北大报法律专业，就是因为知道同时也有机会学经济。然而当真的要决定是否开始修读双学位的时候，我仍然不由得深深吸了一口气：12门4学分的课，其中有4门高等数学，所有的课程都是在晚上、周六、周日授课，这就意味着一个星期有40多节课，也意味着那些已经让我很不轻松的法律课程会给我带来更沉重的感觉。
读双学位，还是不读，这是一个问题。一边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学习时间和压力，会给你的大学生活带来不小的改变，也许你会觉得甚至从此后你就再没有时间去享受大学生活；而另一边呢，你又能够获得什么？
你能够获得的首先是一个“平衡的”知识结构。无论你学的是物理、化学这样纯自然科学的科目，还是学的历史、考古这样纯人文科学的科目，无论你是深深地热爱你的专业、准备一辈子去钻研，或者你不太喜欢你的专业，对于将来是否从事和专业相关的职业毫无头绪，你都会发现，当你选择一种专业、一种知识结构的时候，你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的知识的雷达缩小了，在不知不觉中，你所关注的可能仅仅是社会上一小部分人关注、感兴趣的东西。
这样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社会需要分工，人的术业也要有专攻。要不然大学里面还干嘛要分这么多专业呢？我也有些犹豫，干脆认认真真地读法律将来成为一名法律专家不就得了吗？
真的让我下了决心的是这样一件事情。那是一个周日的上午，我和往常一样起床后悠闲地拿过新的一期《南方周末》，然而整整半个小时，我都被一篇讲石油经济的文章卡住了，反反复复地读了几次，仍然不明白作者在里面谈的问题，我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之中。
我知道，在19世纪的英国，对“绅士”的定义里包括：拥有1000英镑以上的财产、热爱体育和政治、能够读懂《泰晤士日报》上的文章。而今天，我，一个北京大学的本科生，却无法读懂现代社会中一份主流报纸上的文章。你会觉得有些荒谬吗？可是不要笑，你可以去做个实验：去买最新的一期《经济观察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财经》之类的社会政治经济类的报纸杂志来看，如果其中所有的文章你都能看得懂——不是说每个字都认识，而是明白作者想讨论什么问题、作者的逻辑和论据是否完整，你能够了解并做出评价，那么应该说你在社会科学知识——特别是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知识储备是不错的；但如果你仅能读懂百分之五十的文章，对另外百分之五十迷迷糊糊、似懂非懂，那说明你的知识背景有所欠缺；如果你根本就觉得这些文章面目可憎、难以卒读，那只能说明你的知识结构和现代的高度发达的经济和金融生活已经难以兼容了。
这么强调经济和金融这些知识在一个人的知识结构中的地位有什么必要呢？你可以反驳说陈景润可能连投资银行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但是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位成功的数学家。没错，我同意，你的知识结构里没有经济和金融的内容，并不就注定了你在你的专业上会失败。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在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比如英国，他们甚至在高中就开设了经济和会计方面的课程，作为一个正在大学里建立自己知识结构的年轻人来说，为什么不尝试着让自己“接轨”呢？
读双学位的日子并不轻松，上课、读书、写论文、考试、经济、法律……真的太累，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就要放弃了。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位法学院的师姐，师姐是当年的北京高考“状元”，考入北大后，大二就托福满分，大三考GRE几乎满分，LSAT成绩几乎为历年来北大法学院学生中历史性的高分，同时法律专业一直成绩名列前茅，然后在大三的时候开始选修经济学双学位，两年读完，最后用英文写完本科毕业论文，从法学院给分最严苛的教授手中拿到了90分的高分，毕业后获得美国Duke大学法学院奖学金，赴美国攻读法学博士（J。D）学位。在这个师姐身上我看到了太多的神话被创造出来，太多的不可能被奇迹般地改写为可能，太多的我自己给自己预设的极限和潜力被成功突破了。这个师姐的故事让我震惊和惭愧了很久，特别是当这个故事就活生生地站在你的面前时。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再一次体会到了这句话。因此我觉得在大学里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榜样去效仿和学习绝对是一件可贵和正确的事情。感谢这位师姐，让我在意志薄弱的时候终于没有屈服于自己为自己寻找的借口，而承受住了压力走了过来。而当我修完四年的经济和法律之后，回头看看走过的那段路，也觉得其实没什么特别的。这也许就是人的性格吧，有时候，咬紧牙，多撑一会，所有克服困难的过程都会有这么一段心理上的过程，习惯了以后面对困难也不会觉得是困难了。
（三）一定要有自己的圈子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句话的意思我是通过“明德”奖学金才深刻体会的。
你已经知道，本书的两个作者都曾经是“状元”。考上“状元”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说实话，在进入北大之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事发生在我的身上——至少没有人来找我做什么增进智力的口服液的广告，没有什么传说中的“重奖”，而我也尽可能地回避了一切当地媒体的采访，准备到北大来忘记高考这件事情。
然而冥冥中自有天意，在我正在想着尽快忘记这件事情的时候，生命中已经有另一番安排出现了北大的校园之中，而且这个安排给我的大学四年带来了日后才发现的深远的意义：朋友圈子、责任感、额外的欢乐和忧愁。
其实应该从1998年大一的时候说起，那个时候北大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大张旗鼓地在三角地把来自各省的“状元”或者得到奥赛金牌的孩子的大大的相片和简历公之于众，让所有的行人驻足观看。其实想一想，所谓的“状元”在北大的确没什么意义，能上北大的人谁不是“状元”？不是全省的，也可能是全市的；不是全市的，也可能是全县的。至少我觉得，来上北大更多的是实力与努力的结果，而“状元”在某种程度上更多的是运气的成分。
运气就运气吧，刚进北大没多久，我就知道所有的“状元”都得到了一笔奖学金，名字叫做“明德奖学金”，不但要发钱还要请所有的“状元”吃饭。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乐呵呵地就去了。到了现场一看，全北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状元和国际奥林匹克金牌和银牌的得主都到了，第一个感觉是，北大“状元”真多啊！本科四个年级的人加在一块，超过了200，站在大厅里感觉颇为滑稽。然而半个小时后，我的第二个感觉是，这里面聪明的人真多，随便聊聊天，我都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觉得一下子认识了许多有意思、说话信息量特大的人，特别是同桌有几个大四的师兄，听两句话就知道大学的生活没有虚度，每个人现在都有着光辉的前途。我不由暗自地想：谁说“状元”都是书呆子来着？是有看上去气质比较呆的人，可是聊几句你也会发现聪明劲仍然不住地从眼神和出乎意料的回答中流露出来。特别是事实上“状元”的确大部分都集中在几个专业里，当文科和理科的热门专业的学生坐在一起，大家的共同语言超乎意料的多。
也就在这次晚宴上我才了解到，是香港的陈国钜先生和一批关心、支持北大发展的香港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成立了“北大之友”的社团法人，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了北大许多项目的建设，而“明德”奖学金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陈先生也特意提出，他并不担心“明德”学生是否能保持学习上的领先位置，却害怕这些读书厉害的人在社交礼仪、为人处事方面的锻炼不够，因此他希望“明德”奖学金的获得者们能够定期地举行一些活动，使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能够相互认识，也让大家能够多体验一些正式的社交活动，获得锻炼。
还有一个小故事让我思考了很久，在陈先生艰苦创业的日子里，每当事业上有了起色，他总要犒劳自己，去一个高档的餐厅或是宾馆里吃饭或者喝咖啡。他这么做的原因不是为了享受美食，而是为了近距离地观察那些在饭馆里消费的上流人群——去学习、体会成功人士的举止和行动，从而在心理上给自己正面的暗示和激励。
这个故事实际上点出了大学教育中最缺少的一部分：局限在围墙之内、书本之上，却很可能不了解外面社会的价值标准。于是我和几个刚刚认识的朋友就商量，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明德”学生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社团呢？也许在一个社团的形式下，我们能够在自我塑造、弥补大学教育不足的方面采取更主动的行动。慷慨的陈国钜先生和“北大之友”的董事们非常支持这个想法，我们很快就获得了一大笔活动经费——10万元！并且陈先生表示，只要活动有意义，经费上的事情，不需要担心。
一下子“明德”就成为了北大经费最充裕的社团。可是，请等等，我们还不是一个社团呢，于是我们赶紧准备申请注册，然而没有想到，这个社团一直也批准不下来。直至今日，为什么“明德”一直没有取得官方的合法身份还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肯定的权威答案。但是通过与“内幕人士”的交流后，我推测，原因还是在于“高考状元”这个敏感的话题。
“
尽管没有合法的身份，但我们仍然可以经常参与到正式的社交场合中，从西餐的礼仪开始学起；我们自己设计或是请来人力资源专家，在聚会中通过各种游戏来锻炼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创新意识；我们还组织了许多内部的交流活动，在不同专业和不同年级的“明德”学生中分享经验、互相帮助、培养友谊；而每年的假期，我们也可以组织社会实践考察，去中国高速发展的城市或者偏远落后的山区，去拜会成功的私营企业家或者给农村小学里的孩子教课，去报社、去政府机关、去百姓人家……总之让我们对中国的社会实况有了更加全面与广泛的了解。
“明德”给我带来了许多许多宝贵的回忆和收获，然而其中最重要的，我想还是在里面结识的好朋友。和很多人讲的一样，我相信上大学就是要做三件事情：读天下文章，看天下风景，交天下朋友。而“明德”不是一个社团，她更像是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互相欣赏、互相学习、一起开怀大笑、一起出谋划策、一起经过阳光、一起走过风雨。在大学里，一定要有自己的圈子，圈子需要有心人的培养和维持，但是当你有了这样一个甚至几个圈子后，你的大学生活，从此会与众不同。
（四）问题少年和跨文化合作
大二的夏天，我有幸前往香港大学，和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的60名学生一起，参加“李韶经济社会考察计划”。李韶先生是一名成功的商人、社会活动家，他创立这一活动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国内地大学生和美国学生对香港的了解，所以我们每天上午都会在港大听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讲座，了解香港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下午则被分成了不同的研究小组，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社会调查和讨论，最终完成一篇考察报告。
在40天的活动里，我们听了30多场讲座。从“特首”董建华先生，到当时的成功商人现在的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从著名的台湾导演侯孝贤到香港艺人梅艳芳，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到渣打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每次讲座之后都会有学生提问的时间，而我每次都会举手，因此得了一个称号：问题少年。
为什么要问问题？因为我觉得问问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且不说你的提问对象是如何的声名显赫、精明睿智，也不论你的问题能够被所有在场的听众听到，问题的愚蠢与聪明立刻能从你身边的听众的表情中得到反映，最难的还是，你要努力提出一个“好”的问题。这必须建立在你对演讲者以及演讲话题的背景、演讲本身的逻辑有敏锐的理解和判断，然后还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精辟的语言，提出问题。
这个过程非常锻炼人的思维、急智和口才，而我就把问问题当作了一种训练，所以才几乎偏执地在每次演讲后都举手提问。也正是这种训练，使我日后在面对不论什么样背景和级别的人，都可以从容地提出问题。
“李韶计划”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完成一篇调查报告。我和来自哈佛大学的Owen和来自香港大学的Trevor在同一个小组里，我们的报告主题是“法律”。来自三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说着三种不同的语言，要在一起完成一个复杂的任务。
其实这也许是你将来工作中经常能遇到的情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跨文化的团队合作可能是最常见的工作环境。所以在大学里，希望你一定要找到机会，和你的留学生同学或者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一起合作一些事情，来感受和锻炼一下cross…cultureteambuilding（建设跨文化的团队）。
学会合作本身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跨文化的背景下进行交流，更加不容易。首先第一步要学会交流，交流不畅，则很难培养起信任、培养起默契、培养起互相尊重，没有团队的凝聚力，几乎什么事情都做不好。而交流在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又非常的困难，大家英语水平的差异，本来已经限制了表达的有效性，再加上或多或少存在的陌生感，使得交流的双方耐心下降，最糟糕的时候可能出现完全不愿意交流的情况。因此，真诚的态度、耐心宽容的心态、互相鼓励的气氛都是保证跨文化交流成功的关键。
在建立起了畅通的交流机制后，我、Owen和Trevor已经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我们最终确定把题目缩小到讨论“法律援助”这个话题上来，我们在图书馆里寻找资料、列出了准备采访的专家和当事人的名单、设计了调查问卷准备在申请法律援助的人群中进行调查，最后开始一步一步的落实。
合作中的互相适应和宽容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Owen总是很惊讶中国学生能够持续长时间的学习能力，他要求必须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得去酒吧休息一下；Trevor对于要用中文写作感到十分的头疼，总是在抱怨中文写作的繁琐；而我则是面对大量的英文文献有些望而生畏。
经过好几个不眠之夜，我们终于完成了我们的调查报告，并且在最后的报告评比中获得了15个小组中的第一名，第一次的跨文化团队合作，我们给出了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
任羽中：
上游泳课的时候，体育老师盯着我说，你胆子大一点，我就不信你学不会，结果到第十周的时候我突然发觉自己能漂在水面上了。很偶然地参加了学生会学术部，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战略与管理》杂志社，要和他们合作办一个系列讲座。暑假参观上海靳羽西公司的时候，副总裁沈宏女士特意送给我们每个男生一瓶香水，她说注意自己的仪表、学习社交礼仪是成功男士的必修课。
第六章（一）生活其实总是公平的
和其他大学不同，北大的军训安排在大二开始之前的暑假。我们去的是驻扎在平谷县的38军某炮兵旅。38军在朝鲜战场上战功卓著，乃是赫赫有名的“万岁军”，而这个炮兵旅则是电影《弹道无痕》的故事原型所在，营门口白杨参天，令人难以忘怀。从此以后我们班的男生都对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还有两个女生毕业后投笔从戎。直到现在，喝醉酒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高唱《38军军歌》。
军训的意义，除了锻炼吃苦耐劳的品质之外，还在于让我们体味一种与大学里边完全不同的生活——比如在军营里，你最大的美德是服从而不是挑战权威，最好的状态是整齐划一而不是百花齐放。有时候我真羡慕那些毕业以后去西藏支教或者参军的同学，因为他们的经历会比常人丰富，也能获得更多的人生经验——这些经验，决不可能从书本上读来。
军训也是培养友谊的最好时机，所谓患难真情，此间的点点滴滴，都将长久铭刻在彼此的心中。
军训结束后，我们也从昌平搬回了燕园。当大客车从西侧门开进北大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欢呼起来。多少回在梦中出现的湖光塔影，以后就常在身边了。
再回头想想，昌平校区生活闭塞，很大程度上就是“高四”，学生很少有机会参加一些大型的活动，也因此失去了不少机会。但是正因为生活的简单，我才可能读更多的书，写更多的文章，认识更多的朋友，才不会因为选择太多而迷失了方向。推而广之，如果你的大学不在全国性的中心城市，那么你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应该比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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