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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在美国-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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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矿矿并非力气大，他的个子在美国孩子中也不过届中等，论吨位只能算轻量级的。他扳手腕之所以能赢使的都是我教他的巧劲，他却对人说是“内功”。
这种巧劲是我在国内“土插队”时摸索出来的。那时，我与农伯们扳手腕从来就“扳”的不是“手腕”。因为我并不与对方手抓手地扳，而是与对方手杆对手杆地扳。一开始比赛，我就耍了三个小“名堂”：
第一是把手杆悄悄地转一转，使得我的手杆侧面对着对方手杆的正面，利用手杆侧面的面积小压强大的原理，增加对方正面手杆的压力和疼痛感。
第二是旋转手杆后，不与对方正面使力相抗，而是迅速地用劲儿往侧面拉——使自己的手杆侧面与自己的肩膀尽可能地靠近。
第三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自己的手臂收得很靠拢而对方手臂被拉开的时候，再往正面使劲儿猛压。
这样一弄，对方是有劲儿使不上。我那会儿才真是打遍全“村”无敌手呢。连金四这个全村第一“腕”，也在众目睽睽之下，眼睁睁地看着被我这样一转一拉一压的巧劲“扳”倒了。
第二天晚上，我们四个“插青”还在吃饭，就听到村里的晒谷坪吵翻了天。莫不是公社来放小电影？饭还没吃完，一群小孩儿代表金四来下“战书”。说是生产队长同意了，先扳手腕，再记工分。这就是说，和我们“没完儿”了。
本来我的人缘很好，但那次扳倒村里“第一腕”，引起“公愤”，除了队长的儿子，因抽到柳州钢铁厂饭堂当工人而把自己也看作城市人敢出面为我呐喊以外，全村男女老少没有一个帮我的，连和我最好的春风也反常地为金四摇旗呐喊。那时才17岁的我，被这种“同仇敌代”的气氛吓住了，我感到了外来人的孤独。我审时度势，决定输给喝得满脸通红的金四。但我又不愿这样轻易地输给他，于是就一会儿用巧劲儿拉开他手臂，一会儿用死力与他对扳，直弄得他气急败坏、歇斯底里了，才让他把我板下来……
当我把这个故事告诉矿矿时，他很不以为然地说：“什么外来人？！是我呀，非扳倒他不可！”
矿矿还真说到做到。
美国的孩子常常先入为主，有的还真以为凡中国人都会功夫，加之矿矿的中国功夫早已是名声在外，看着矿矿虚张声势的样子，有的还没比，手就先软了。
有一天，矿矿的好朋友塔斯登，终于发现与矿矿扳手腕有劲儿使不上的现象，于是，怀疑矿矿用的是巧劲。但是试了几次，仍然是输，就是看不出来矿矿是怎么使巧劲儿的。塔斯登恼羞成怒，就来个先发制人——开始就抓住矿矿的手反扭过去。矿矿发现吃亏，就用力挣扎，试图解脱出来，谁知一使劲，正好反手一拳打在塔斯登的鼻子上。
“哇，不好了，塔斯登的鼻子流血了！”围观助战的孩子都起哄地叫起来。
惊慌的老师赶来，塔斯登被送进了护士办公室。矿矿则被送进了校长助理的办公室。
孩子们打打闹闹，你捅他几下，他打你两拳，那都问题不大。但是流了血，问题就严重了。家长怪罪起来，学校也就很难办了。美国的公立学校（主要指中、小学）的钱都来自本社区居民上交的房地产税。理论上说，学生的家长应该是学校的“k朋”（上司）。学校在处理此事时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就给我打了电话。
当时，我正在开会。半小时以后回到办公室听到的是电话录音。一个女性的声音：“这是某某中学，请你听到信息后马上给学校办公室打电话……”
“学校的电话！？”一听到这个电话录音我的心就不安起来。经验告诉我，凡是学校突然打来电话，准没好事。除了孩子犯错误老师告状外，就是孩子出了事，碰破头或摔伤手什么的。
几个星期以前，我曾接到过矿矿学校的一个电话，那是因为矿矿上体育课时，为救起一个球，“英勇”地撞到一张铁椅子上，把门牙给碰断了。
等我急匆匆地赶到学校，办公室的那个老秘书笑吟吟地对我说：“若家里有个男孩，你就得做好他要摔断门牙的准备。”
学生上体育课撞着铁椅子，学校是要负责任的。
不知是为了安慰我，还是想把事情“化”得小一些，轻一些，老秘书接着说道，她的四个男孩中，就有两个曾崩断了门牙。百分之五十。
我们家就一个孩子，那是百分之一百。本想追究学校的责任：体育老师怎么能够让孩子在有铁椅子的环境中打球呢？但用中国人的思维逻辑一想：门牙不断已断了半颗，牙医费由医疗保险公司支付。追究学校的责任，又能怎么样？对孩子有好W？
好在牙医马上就把矿矿的门牙修整得天衣无缝——就是告诉你，你也看不出来！
我一边给学校拨电话，一边想：但愿今天别是又断了另一颗门牙。
电话那头传来了那个治秘书的声音：“是黄先生吗？清等一等，校长助理要同你说话。”我暗暗吃了一惊，校长助理要同我说话？看来这回可不是断颗牙、伤个手什么的小事。恐怕这小子麻烦惹得还不小。
我想起矿矿曾描述过这个校长助理：每天坐在电脑前表示忙碌的家伙，甚至在同人家谈话时也装模作样地敲打键盘。除了敲键盘，他还喜欢把手插在口袋里，耸着肩，在学校的走廊和教室里走来走去，到处教训人……
我想，他总不至于对我摆谱吧。
听筒里校长助理的语气很平和，他简单地述说了一下午饭时发生的事。出乎意料之外，他竟没有对矿矿的行为批评半句。他像是很随意地提起：根据学校董事会的规定，矿矿将被罚三天不得上学。并很抱歉地说：“真对不起，这个惩罚从现在就开始了。矿矿现在在我的办公室里，请你立即来学校接他回家。”
决定都已经下了，我还能说什么。我急急忙忙地收拾了一下办公桌，跟同事打了个招呼，就开车直奔学校而去。虽然从我的办公室到学校并不太远，20多分钟的路程，但觉得似乎开了很久。这个儿子真是太调皮了！在家里每天都跟他的狗打来打去，说是练摔跤，好在那只近80磅的德国猎犬与他势均力敌，翻来滚去可打个平手。多次警告过他，在学校不能显示他的什么“功夫”，不能同小朋友打来打去。我还曾试图向他灌输些“武林高手”的德行：以德服人！这回可好，假功夫一露，就出了圈儿……
学校偌大的停车场和运动场上静悄悄的，想来孩子们正在上课。我在教学楼前找了个空车位停好车。刚出车门就看见那个老秘书的脸在办公室窗子后晃了一晃。看来他们正等着我呢。我向教学楼楼门走去，感到有好多双眼睛从窗内看着我。
进了办公室，老秘书笑眯眯地看着我说：“请进，校长助理正等着你呢。”
办公室里的另外两位妇女像是不经意地抬头打量了我一眼。
校长助理看上去要比我想像的年轻些，很有礼貌，一张口就向我道歉。说他知道矿矿其实是个很好的学生，不但学习好，还从未被送到过他的办公室。这次看来不过是一次偶然的事故。他本不想惩罚矿矿的，但无奈的是学校的条例已明文规定，他实在不能更改。为了显示他的宽宏大量，他慷慨地把三天惩罚改成两天半。
同我说话时，他一直都很尊重地看着我，并没像矿矿所描述的那样，边同人说话边敲打计算机的键盘。
他从桌上拿起两张打印得非常整洁的文件递给我。这是一份学校的正式通知。
第一张上面写着：
亲爱的家长：
你的孩子黄矿岩今天在学校午餐时与同学发生争执，以至于造成他人受伤。鉴于该行为违反了学校董事会所定的条例，特给予黄矿岩停课三天的惩罚，从XX年XX月XX日到XX年XX月XX日，这三天作为缺课处理，所有作业、考试成绩均为零分。
你若对此有疑问的话，请与学区董事会联系。电话XXX－XXX－XXXX
你忠诚的XXX．xXXX
第二张是个表格，列有犯错误的原因、时间、处理意见，以及家长和校长的签字，等等。
一切都是照章办事。我除了道歉还能说什么呢？在“判决书”上签了字，带着儿子从教学楼走了出来。我没有说话，儿子也没出声。
这同一个月前的全校表彰会对大不一样，那天矿矿前前后后得了五六个奖，上了好几次颁奖台。当我们一家从这个教学楼走出来时，周围的眼光都是敬佩和善意的。甚至还有不相识的人走过来道贺。
我没有过多地指责儿子。从他那忏悔的眼神里我看得出，这个教训已让他学到了不少东西。缺了三天课，其中那几门有考试的课程，矿矿的成绩从A掉到B。他一本正经地向我发誓，一定要在学期结束之前把成绩变为A。后来他果真做到了。以后再也没发生过在学校与同学打打闹闹的事。
现在国内对教育发明不少新提法，什么“成功教育'”、“愉快教育”、“情景教育”、“性恶教育”，等等。我觉得有些提法值得商榷。
“成功教育”，这话讲等于没讲。“成功”是一个形容词，可以是主观愿望，也可以是客观事实。从主观上说，谁不想成功？凡主观愿望想“成功”的就是成功教育？从客观上讲，也缺乏科学性。什么是成功的标志？高升学率？素质的全面发展？什么是成功的标准？没有客观标准，任何教育都可以称之为“成功教育”。所以说，这个提法没有实际意义。
“愉快教育”和“情景教育”说的是某种“教学”手段或形式，而不是教育的目的。“素质教育”的目的是全面发展人的素质，“应试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和训练人“应试”的能力。总不能说“情景教育”的B的是为了某种“情景”，“愉快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愉快”。
“愉快教育”和“情是教育”只能是某种可以为“素质教育”甚至“应试教育”服务或利用的“教学”手段或形式。反之，我们不能说“素质教育”或“应试教育”是为“愉快教育”和“情景教育”服务和利用的手段或形式。
目的和手段（形式）的种属关系和层次是不同的。所以说这些提法不够科学，也不够严谨。现在想讨论另外一种提法：“挫折教育”。
1999年1月22日的（广州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摘录如下：
昨日，54名小学生在贵阳一养牛农场度过挫折教育冬令营。孩子们第一次远离父母，学习劳动与团结合作。
劳动锻炼就说劳动锻炼，冬令营就是冬令营，似无必要加上“挫折教育”这种让人看起来帽大头小的桂冠。劳动不一定有挫折，冬令营生活也不一定有挫折。即使碰到一些生理或心理上的困难，“锻炼”二字已经足以涵盖所有意义。
倒是犯错误的经历及其自我教育的过程，与“挫折教育”更名副其实一些。
据说，到大连万达足球队执教的英国守门员教练吉米·里默说过：他不赞成守门员一失球，就把守门员换下来。他有时宁愿守门员犯错误。年轻的守门员必须有过犯错误的经历。他必须通过犯错误才能改正错误，也才能不犯类似错误。因为犯了错误才知道怎样去避免再犯错误。
我觉得，里默的话更精确地概括了“挫折教育”的精要。
美国是个法制社会。法律条文摆在那里，没有人苦口婆心地劝你不要犯错误，有的只是照章办事的人员。
国内有一个理论是：“在学生犯错误的内在念头刚刚萌生，但还未变成外在的行为之前，就要及时加以制止。”但是，美国学校的惩罚制度，允许孩子在走上社会以前有犯错误的经历，有了这种“自己教育自己”的经历，才有可能在将来不犯或少犯错误。
九、几个值得思考的教育观念问题
到底什么是教育之目的？
1992年，我到夏威夷州的火努鲁鲁，也就是中国人说的檀香山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说是国际会议，那是因为参加者来自世界各国，其实主题是关于中国教育的问题，英文原文是China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译成中文，还不太好译。有人把它翻译成“为了21世纪的中国教育”。我赞成把它译作“展望21世纪的中国教育”。让通英语者见仁见智吧。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我正好和一位牛津大学的教授坐在一桌吃晚餐。菜还没上，大家就七嘴八舌地闲聊。我那时还是那种跃跃欲试、精力有点过剩的学生，很想与一些成名的人物“过过招”，以试试自己的“功力”。看了看同桌的各位，女的约占一半，“好男不跟女斗”；而同辈中人，又胜之不武，；剩下三四位长辈，我挑上了那位“自我感觉良好”的“拿”牛津腔的牛津大学教授。
“某某教授”，据说英国不像美国人那样喜欢被称为博士，而喜欢被人称作教授，因此我称他教授，“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他大概领教过这种来者不善的刺儿头学生，犹豫了一下，说：“为什么不呢！
教育问题，随手一捡就能装一大多。那些太复杂的问题，人没说，自己就得先说一大通，弄不好有卖弄之嫌。挑个简单的，也就是还没有从教授那里得到满意答案的。
“什么是教育之目的？目标和目的有什么不同？”
教授眼睛一亮，随即又是那副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干笑两声，“嘿嘿”地突然提高嗓音，“他问我什么是教育的目的？”作出一副不屑一答的样子。
我知道他这是打哈哈。
越似简单的问题，越不好答。答个平淡无奇的问题，自己也平淡无奇。碰到一个平淡无奇的问题，又不好脱身。
对老师来说，那种能做到深入浅出的是好老师。
对学生来说，那种能“浅”入“深”出的是“可怕”的学生。
““对呀，什么是教育的目的？”我盯住不放。
如果我不再追问，他可能随便讲两句就应付过去了。大概着我那个咄咄逼人的架式，他决定采取“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策略。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那你说呢？”他这是在投石问路，想后发制人。
“正是我有问题，才向您请教。我是想听您的看法。”我还是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
香港来的一位教授，大概“噢”出点名堂，忙出来打圆场：“哟，好像开始上菜了。”
他这一说，大家都转头往内堂的边道上望去。只见跑堂忙进忙出，并没有我们的菜。等大家的注意力再回到桌上的时候，气氛已变，我已不便再发问“教育之目的”这类问题。
抗战胜利后，父亲从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大学读书，曾领略过一位牛津大学教授的风采。每每提起牛津，父亲那副神往的神情，使牛津大学成了我孩童时代的童话中一个遥远的可“望”不可及的圣殿和深不可测的学府。巧得很，我在美国读博士的迈阿密大学就坐落在一个叫“牛津”市的大学城里。我还专门去信告诉父亲：我在美国的“牛津”读书。现在英伦牛津的教授就在我身边，自己在美国的“牛津”摸爬滚打了几年，很想试试身手，与名人“切磋切磋”。可惜被香港那位多事的教授“搅了局”。遗憾的是，第二天再也找不到机会“单挑”。
其实，如果我要问个复杂点的问题，或者说看起来“高深”点的问题，他可能就说了。因为起点高，容易出水平，再怎么说也在那个档次上打转转。问题简简单单，要在平谈中显出功力来，那就不简单啦！
矿矿刚来美国没多久，有一天，我的导师塔克曼博士请我们全家到外面吃饭。
在矿矿的心目中，“爸爸”的地位是很高的，是无所不能的。现在爸爸有个老师，那更是高不可攀了。
我们回来时，天色已晚。坐在汽车里，矿矿眨巴着眼睛看着窗外。
我欠了孩子很多父爱，摸摸他的小脸，问：“儿子，在想什么？”
儿子望望我，说：“我能问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爸爸答不出来，就请塔克曼爷爷答。”
矿矿望望我，又望望塔克曼博士。
“天上的星星是怎么来的？”
我们一听，先是一愣，不禁哑然失笑。
塔克曼博士问我们笑什么。
妻子说：“矿矿问'天上的星星是怎么来的？”'
塔克曼博士说：“上帝创造的！”
我把塔克曼博士的回答翻译给矿矿听。
矿矿马上问：“那上帝怎么来的？”
塔克曼博士想了想，说：“孩子，你年纪还太小，等你长大了爷爷再告诉你……”
当然，这里反映了文化的冲突，也反映了越简单的问题越难回答的道理。
什么是教育的目的？也可以有几种问法：什么是教育的使命？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等等。其实，这个问题的最根本分歧是：教育是为了人，还是为了社会？
可能有人会反驳说：开发人的智力，还是培养人的创造力？也可能是教育之目的的分歧。
我认为那是教育的目标的分歧，而不是目的的分歧。
什么是教育的目的？什么是教育的目标？它们看起来是那样的相像，似乎没有必要，也不值得去仔细区分它们。其实，把教育目的和教育目标混为一谈，正是不少教育管理人员没能管理好学校的一个原因。
目的是一种企图，一个总的原则。例如，我们可以对我们的足球队说：“这次，我们的目的是进入半决赛。”换句话说，只要我们进入半决赛，目的就达到了。
目标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标准，是一个能体现企图的象征。比如，足球队能进入半决赛，这意味着最差是第四名，最好也可能是冠军。这样，我们在总的原则之下，就要制定进一步的计划和策略去达到一个个的目标，诸如打败沙特队，输给伊朗队，这样才能以A组第二名的身份在决赛中避开有“中国克星”之称的韩国队。也就是说，目标是在总原则之下用一整套策略去达到的具体的瞄准对象。
我们可以把上述定义套用到教育目的和教育目标上来。假如说，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人，那么我们就要在“为了人”这个教育目的的总原则之下制定具体的教育目标，开发智力啦，培养创造力啦，如此等等。因此，如果一个教育管理者把目的和目标混为一谈，他或她就很可能不会清醒地意识到要如何在大原则的指导下制定一整套具体的策略去达到一个个具体的目标。
那么什么是教育的目的呢？教育到底是为人服务，还是为社会服务？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澄清“人”与“社会”的关系。
这里说的“人”可以是“众人”也可以是“个人”，还可以是公民。
人是由各个不同的个人组成的。而人本身又是“社会动物”。为什么人是必须组成社会的动物呢？这是由于人类自身的特点决定的。人不组成社会，人类就无法生存。一个刚生下来的牦牛，只要在母亲身边待几个小时，就可以自己闯荡“江湖”了。一个刚出生一个星期的豪猪（箭猪），就可以“独立自主”了。但人呢？一个新生婴儿要18年后才能算独立的成年人。这就是说，人若不组成社会，人类就根本无法存在。因此，人组成社会是为了自身的生存。据此，人组成社会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人。依此类推，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的教育，其目的也就是为了人。
如果我们把人看成教育的受体，那么教育面对的“人”就是学生。也就是现在国内讨论的“谁是教育的主体”的问题。当我们把学生看作是教育的主体的话，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人。依据前哈佛大学校长巴布博士的观点，高校应有八个功能。根据我上面提及的观点，似应是八个高校教育的目标：
1．提高交流能力
2．培养分析能力
3．加强解决问题的能力
4．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
5．提高社会交往和互动的能力
6．培养对个人和环境的理解能力
7．改善个人对当今世界的了解能力
8．增长艺术和人文学科的知识
这是美国流行的“开明教育”（或翻译成“自由教育”）的比较具代表性的观点，与国内现在提倡的素质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直接的目的是为了人。而应试教育与上述八个目标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对人来说，应试教育只能是临时手段，素质教育才是最终目的。
依据我们迈阿密前校长玛莱特博士的观点，“开明（自由）教育”的根本责任是为了培养“人”和“公民”。
人不得不组成社会，赖以生存，但社会与人是一对矛盾。根据阿吉利斯的“不成熟到成熟”的理论，一个健康的人都是由不成熟到成熟的，但仅有少数人能够达到完全成熟。那是因为组织和社会的机构体制障碍了人的成熟发展。“素质教育”就是要帮助学生走完这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以达到完全成熟。从这个观点看，教育的目的还是为了人。人要改革社会、发展社会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即通过社会为人服务。
我国过去在计划经济的影响下，教育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一部分，是完全围绕社会运转的。按照阿吉利斯的观点，这不利于人在从不成熟到成熟过程中健康发展。因为，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运作的教育体制，往往很难把学生看作知识的主人，很容易把学生当作知识的接受器；只注重教育学生在社会上“做”人——角色，忽略了教育学生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总之，教育的出发点是人，归宿也还是人。教育有为社会服务的责任，但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要计算器还是计算技？
在美国留学，什么专业最吃香？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的。
在美国学生当中，MBA（商业管理）是最吃香的专业。因此，许多中国留学生也往那里钻。毕业后，到跨国公司应聘，然后派驻中国，自嘲为“假洋鬼子”，本乡本土的“还乡团”。但人学时，竞争对手多是美国学生，不太容易拿到资助。
机械、数学、物理等专业，美国本土的学生非常之少，就读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外国留学生。由于竞争对手中美国本上学生太少，资助相对要好拿些。
其他一些专业，如教育、英语、音乐、美术，等等，中国留学生太少，录取相对容易。但这些专业的资助名额也少，获得奖学金的机会也小些。
我是那类以读书为目的、死读书的留学生。就像“文革”后，头一两批上山下乡的“插队青年”那样，是真心诚意地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当然，“文革”前就去的那批，像邢燕子、董加耕“之流”，到我们去时，他们都已“土”得掉渣了。在我们以后去的那些“插青”就不像话啦。有什么“带队干部”看着，还于偷鸡摸狗的事，闹得贫下中农鸡犬不宁。也不知谁“再教育”谁呢！“洋插队”也有历史的惊人相似之处。现在越来越多的“托（福）派”考生，在国内就把行情摸得个七七八八了，许多人以读书为手段，以找工作为目的。能从国内直接“插”进美国佬的热门专业的，就“奇袭白虎团”，一路高歌了。不能直插“敌人心脏”的，就搞“曲线救国”，迂回包抄：能过什么专业就先进什么专业，来美国读它个一年半载后，再想办法转到毕业后容易找工作的专业去。
在中国留学生中，电脑专业是最吃香的专业之一。有从国内就直插“敌人心脏”的“杨伟才尖刀排”，更多的是“抗日救国军”那种曲线绕弯的。先在其他专业读它个一年半载再转电脑专业的，有之；已经获得其他专业的硕士学位，再转电脑专业的，有之；获得了博士学位，还来读电脑专业的，亦有之。近三年来，在美国某大学里，获博士学位后又去读电脑专业硕士学位的，已不下五位。
据我所知，在美国某公司的11人的电脑部门中，就有五位是中国人和印度人。
美国人喜欢读MBA（商业管理）的特别多，但喜欢跟数字打交道的特别少。所以，数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电脑相关专业）等等专业，让美国人望而却步。
来自非英语国家的学生，要上美国大学读本科生或研究生课程，必须要考'IDEFL（国内俗称托福），即TestOfEedishasah仲叩的编写。但要在美国研究生院读研究生课程的，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一律要考GRE，即Grad－uateRetxirQExanunatdri的缩写。GRE分普通考试和分科考试两种。
从1977年10月起，GRE的普通考试含三个部分：Veral（语文）、Quantitathe（数学）、Analytical（分析）。第二部分数学，包含三种内容：分离数量、资料解释、数量比较。听起来很恐怖，实际上呢？第一种内容只需要基本的数学常识，就能应付下来。第二种内容要求考生解释某些图表。第三种内容要求考生比较算术、代数、几何的数量。一般来说，代数的深度不超过高一或高二的程度，几何也只是简单的面积计算，或直觉图形、空间的计算，等等。但就是这样，也难倒了千千万万的美国人。许多中国考生都能在数学这一部分拿到满分。对中国考生来说，这么容易的数学，简直等于送分！但对于美国考生来说，这许多中国考生能拿数学部分的满分，简直是不可思议！
在一般美国人的眼里，中国人、印度人或者其他亚洲人特别能跟数字打交道。在我们居住的整个学区中，约有2000到3000名八年级的学生，与矿矿一道跳级到高中上数学课的有八个人。他们每天由高中的校车接去上一节数学课，再由校车送回各自的初中上常规课。这八个人中，有两个中国孩子，一个印度孩子，共三个亚洲人，占了一小半。
中国孩子都要会背九九表，而美国孩子不把精力放在这里，他们倒宁愿用计算器，省时省工。许多美国人认为，背九九表是死功夫，是计算器的功能，是由人掌握的计算器去完成的工作。人没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记九九表，就算是背下了九九表，上了两位数的乘除法，一般人还不是得用笔算。用笔算与用计算器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恐怕是使用计算器更便捷、准确。背了九九表，你能背开方平方表吗？我们读中学的时代，还没有计算器，每人拿一份开方表之类的东西，需要用时就查表。后来发展到计算尺，有问题就拉尺子。就算真能背开平方，还有3次方、4次方……最后还不是得用计算器？！而且死背这些东西，不利于孩子创造性的培养和发挥。
中国孩子和亚洲孩子为能跳级到高中上数学而骄傲，许多美国孩子和家长并不太以为然，他们认为那是记忆的死功夫。培养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儿子最佩服亨利先生，他是矿矿的天赋教育计划的老师（关于天赋教育，请读有关章节）。亨利先生思想开明、学识渊博、眼光敏锐、仗义执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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