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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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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意见。周恩来提出在亚非会议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无结果。这个建议获得一致赞同。17日，到达万隆。18日，亚非会议开幕。
周恩来成了会场内外的风云人物。正像当时有的记者报道的：“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欢呼声和掌声。”当周恩来坐着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小汽车驶向大会会场时，街头群众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人们不顾警察的警戒，从四周围上来。动人的情景，使美国记者也感叹说：“人们都为他发疯了！”
亚非会议是第一次由亚非国家独立召开，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会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这次会议十分害怕，极端仇视，一开始就施展种种阴谋，企图阻挠和破坏。蒋介石还派出了暗杀团组织，打算在万隆暗杀周恩来等。但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暗杀组织成员中有人向中国代表团报告了，中国代表团及时采取了预防措施。帝国主义见破坏会议召开的阴谋没有得逞，转而又利用亚非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长期殖民统治造成的相互之间的某些隔阂，挑拨离问，企图使会议陷于无休止的争论而归于失败；特别是挑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亚非国家的关系。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同中国建交的只有7个，同美国有援助关系的有22个。许多国家对中国很不了解；有些国家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对中国怀有恐惧甚至敌意。美国认为它有充分把握破坏这个会议。在帝国主义的挑唆下，会议一开始，有的国家的代表就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所谓“颠覆活动”等；会议气氛相当紧张。
4月19日，会议第二大的下午，轮到中国代表发言。鉴于以上情况，周恩来临时决定把原定的发言稿作为书面稿印发与会者，自己则利用午间的短暂休会时间起草补充发言稿，以回答对中国的造谣中伤。他一边写，一边交给工作人员译成外文。下午的全体会议上，他发言指出：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他说：“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请求会议加以讨论。……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而且，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他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会议应该把“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他谈了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并说，“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他在发言的最后说：“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的发言获得了与会代表普遍热烈的欢迎和赞扬，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他讲毕回到自己的座位时，许多代表过来同他握手祝贺。缅甸总理说：周恩来的演说是“对打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有些在会上发表过攻击中国的言论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周恩来的发言，阐明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回击了反动派的造谣诬蔑，使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更清楚了。这个发言，引导会议绕过暗礁，拨正方向，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求同存异”这个1954年周恩来曾提出的同英国等西方国家交往的方针，成了万隆会议的原则。
4月22日，周恩来又在亚非会议上作简短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不准备在这里参加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因为这不是会议的目的。23日他在大会上发言，批判了要以“实力政策”来代替和平共处的论调，阐述了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并提出了中国代表团拟定的《和平宣言（草案）》。印度尼赫鲁随即发言说：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受到最大的重视，他的讲话是权威的。在会议快结束时，有人在会上挑起台湾问题。周恩来不得不在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美国侵占台湾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影响很大，使某些人为破坏会议而设置的障碍不能得逞，并导致当年8月1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得以举行。24日，亚非会议闭幕。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肯定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就，表示中国坚决支持亚非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会议期间，周恩来儿乎日日夜夜地工作，每天只有两三小时睡眠。开了7天的会，总共才睡了十几个小时。实在累得不行，就和衣躺一会儿然后继续工作。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但是，会议毕竟取得了成功。经过各国代表的反复磋商，特别是周恩来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同意把五项原则的前四项改为七项，同意把“和平共处”一词改为联合国宪章的用词“和平相处”，这样，终于通过了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是照顾了有些国家避嫌不愿直接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情况，实际上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
会议期间，周恩来打破资产阶级外交规格，同与会各国的代表，不管小国还是大国，已经建交还是尚未建交，都积极主动地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结了很多朋友，增进了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为后来一些亚非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创造了条件，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同广大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周恩来顾全大局的崇高风格、平等待人的谦逊作风和作为政治家所具有的广阔胸怀，博得了与会代表一致的钦佩和赞扬。中国的保卫和平、反对战争和大力支持亚非国家正义斗争的严正立场，和“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不强加于人，摆事实，以理服人的态度，赢得了广大亚非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各国代表普遍肯定了周恩来对亚非会议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夫妇曾对王炳南说：“非洲大陆人民的解放事业受到国际广泛注意，正是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精辟讲话所引起的。”
5月13日，周恩来回国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闸述了这次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他说：“这个会议是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的参加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亚非国家举行的，它反映了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1956年底到1957年初，周恩来出国访问亚欧11国，“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和平”。同时，他十分重视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在这个历史时期，尽管不少国家同中国还没有建交，但是友好团体和民间人士的往来络绎不绝，中国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十一、反冒进
周恩来的后半生，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他的关于建设的理想和作法，是有条不紊的，稳步前进的。他曾说过：“我们进行工作时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己不能设计大的工厂，文盲相当多。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另一方面，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就是对于这个中心点，周恩来也是谨慎从事的。他特别说明：“我们说‘集中主要力量’，并不等于冒进。”他的这种稳步发展的建设思想，不只是在工业建设方面，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关于教育，他说过：“我们的摊子不要铺得很大，一定要有重点，要稳步前进。”对于农业，他也说过：“发展农业要稳步前进，不能要求太急。”
这是符合周恩来的性格和作风的。周恩来是锐意进取而又谨慎周详的人。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经济建设上发生过两次冒进倾向。第一次是1953年。这一年是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年度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国家财政预算中反映了急于求成的倾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加上编制预算时由于没有结合国家的信贷计划，没有考虑到财政方面的季度差额和周转资金之学为主导的学派，后人称之“稷下学”。齐襄王之后逐渐衰，而把上年结余全部列入预算，并且作为当年的投资安排，结果造成信贷资金严重不足和财政后备力量缺乏。由于财政盘子定的过大，基本建设铺得过宽，尤其是有些方面的投资助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导致这年全国城镇人口从1950年的6000多万猛增到7800多万，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到2亿，造成国家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状况。
周恩来很快察觉了这种状况。6月19日．他在政务会议上指出，我们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并说，当前整个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反对急躁冒进。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结论时，也说：今后应该注意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要重点建设，稳步前进，一切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反对百废俱兴，并须有足够的预备力量。
这年夏天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周恩来是主要领导人。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进倾向的措施。会后，全国贯彻会议精神，克服和防止盲目性，在重点建设中坚持了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经济工作基本上沿着有计划的轨道稳步运行。
1956年初，在上年夏天开始的反对“右倾保守”的思想影响下，在保证“一五”计划提前完成的原则下，制定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考虑需要多，对国家物力财力的条件研究不够赋观念。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柏格森则从非理性主义的观点，总的安排上要求过高过急，反映了急躁冒进的倾向。这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指出：不耍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他还说，“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2月7日，周恩来指示正在召开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反对右倾保守，轰轰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的现象。对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要泼冷水。但各个部门搞计划不能超过客观可能，不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8日，他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告诫国务院各部门！“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现在，“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2月3日、6日，周恩来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部长李先念研究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的问题。周恩来认为，既然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而且各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那么，计委、财政部对计划就“要压一压”。2月1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各部门各地区所提1956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时，就实行“压一压”，他抓住了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较大的削减，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压到147亿元。
3月25日，国务院下达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草案），由于当时种种主客观原因，一些指标仍然偏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建设物资的供需矛盾。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齐头并进的后果，很快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村、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
周恩来看到，经过压缩的1956年的计划（草案），仍然是冒进的。他由此推论，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已经规定的1956年论述了异化问题，认为异化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期间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也是冒进了。他认为，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要进一步反对冒进，“要敢于抗大流”。
1955、1956年的情况是：1955年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又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投资；1956年则是冒进了。根据这两年的经验，为了确保经济工作的健康发展，必须坚持反对右倾保守同急躁冒进这两个倾向，而当时主要是应当反对冒进。
当时，周恩来曾经要秘书帮他查找马克思说过的一段话：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从上述认识出发，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采取制止经济形势恶化的措施。他抓了“动员生产，约束基建”了危机，必须恢复天主教的道德规范，用“以神为中心的人，“为平衡而奋斗”。把精力放到了反对急躁冒进上。5月11日，他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反保守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他在这个月同李富春、李先念交换意见，要再次解决订得过高的1956年的国家预算，井指导起草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稿。报告稿中明确提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地区都已经发生了”。
当时，毛泽东提的是反对右倾保守。这口号周恩来起初也是赞成的，但是接触到实际工作，随着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各条战线不断向他反映情况，提出了建设规模和我国实际能力的矛盾。4月间，他亲自作调查，发现了不平衡的现象。这时，陈云提出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他支持陈云的主张，李先念也同意。因而在中央明显地发生了分歧看法。4月下旬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张追加大额的基建投资，周恩来是不赞成的，申述了理由。5月2日，周恩来曾经到毛泽东那里谈过一次，但不久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外出了。
上述报告稿送到了中共中央。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这个报告稿。到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等，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有关冒进情况，半年来经济建设所引起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经费的意见。会议决定制止急躁冒进，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日中央会议的决定。这期间，周恩来在他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要有这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为了使反冒进引起全党全民的重视，《人民日报》6月20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用了1/4的篇幅，详述了急躁冒进的主要表现，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大学问明王守仁著。为其在嵇山书院讲授《大学》的记，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10月间，根据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国务院召开会议研究制订1957年计划，足足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会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进行综合平衡，大家一致同意较大地压缩了基本建设规模，拟定了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11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今年的情况，生产是有成绩的，肯定的，指标一般恰当，也有安排不恰当的，如双轮双铧犁就多了。1956年的计划总的说是打冒了，财政赤字有20到30亿元。钱主要是基建用多了。1955年基建投资82亿元，1956年140亿元，增长太快，各方面都紧张，重点没有保证，大家抢器材，应该用的没有，不该用的用了。1957年的计划应在“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下考虑安排。在制订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时，建委提的是120亿元，各地报数则至少要150亿元。薄一波在订计划时随时向周恩来、陈云请示。周恩来主张要少，感到120亿还多了。1957年1月，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陈云到机场送行回来，就打电话给薄一波说：总理上飞机时同我讲了三次，要我转告你，基建投资不能超过100亿。薄一波听成为110亿，就按此作了决定。
周恩来反对急躁冒进是很坚决的。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是能够快于资本主义的，但是仍是需要长期努力的。他一再讲，必须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的时候，除了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质等其他条件。由于1956年反对了冒进，1957年的经济建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如果照此下去，中国国民经济就可能持久地沿着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综合平衡的轨道发展。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1956年纠正冒进的正确方针，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这是“右倾”说”。在西方，古希腊泰勒斯把水、阿那克西曼德把气、赫拉，是“促退”，是向群众泼冷水，打击积极性。一个月后，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人民日报》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公开指责1956年反冒进，号召人们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1958年1月11日到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南宁会议。会上，他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话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后，又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这是方针性错误。他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远了。
南宁会议召开时，周恩来在北京正忙于接待也门共和国太子巴德尔。13日，他赶到南宁参加会议。毛泽东发言猛烈抨击反冒进。16日上午．毛泽东还在会上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1/5，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毛泽东接连不断地声色俱厉地批评，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更使反对过冒进的人坐立不安。周恩来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他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息事宁人，对毛泽东的批评未作任何解释和申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会议的气氛。他在会上作了检查。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保护了同样反对冒进的其他一些领导人。
2月中旬，毛泽东提议在北京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再到成都去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同时，他对提出反冒进的领导人发出警告，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3月8日到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25日，周恩来再一次检讨反冒进“错误”。毛泽东听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番话，意味着要周恩来在将要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进行检讨。
这种批评，从1957年11月的南宁会议，1958年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到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一直继续着。并且把问题混淆为政治路线问题。最后瑜伽派古代印度哲学派别之一。瑜伽（Yogā），意为“相，大家都赞成毛泽东了，没有争论了。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比较少了，他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主动、求实和创造性的作用了。
周恩来的内心非常苦闷。成都会议期间，他对秘书讲，回到北京后，要起草一个他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后来回到北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周恩来说，这个稿子主要是做“检讨”，囚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他已经同毛泽东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是思想跟不上毛泽东。这个“检讨”，周恩来说一旬，秘书记一句，他说得很慢，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反映了当时周恩来内心的矛盾，他找不出恰当的词句来表达。在这个情况下，秘书向他建议说自己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等他安静地构思好以后再来记录。这时已是深夜12点了。凌晨之时许，邓颖超找到秘书说：怎么周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她同秘书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继续口授，完成这个记录稿。在同秘书谈话时，周恩来流下了眼泪。后来，周恩来又逐字逐句地亲白修改，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秘书看到，周恩来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增添了。这个稿子退回来时，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比较轻了。
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围绕支持“大跃进”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检讨。这个8000余字的检讨发言稿，作为大会材料印发给了到会代表。
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觉得应当向人民负责。而在他被认为是错误的，不能贯彻自己的正确主张的时候，他就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了。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会议，是决定周恩来去就问题的。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出席会议的属性拉丁文attributum的意译。西方哲学史上，一般指，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批反冒进的“错误”，批掉了一个按照中共“八大”制定的一条实事求是的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正确的经济建设路线。造成“大跃进”的重大失误，使得我国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挫折。后来，毛泽东在发觉了“大跃进”造成失误后，在1960年6月作了一个《十年总结》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十二、从“大跃进”到调整
从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连续不断地批反冒进，实际上已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让论《乘凤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陈云相继作了对反冒进的检讨以后，毛泽东曾宣布“反冒进解决了”。同时，他在会上还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指出假如“有些人不顾大局”，“那就要分裂”，“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对迅速掀起的大跃进运动，党内已经很难发表不同意见了。
这时的周恩来处于两难的矛盾状态中。他必须在一般原则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表示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争取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一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并检讨反冒进的错误。他的内心里觉得自己跟不上毛泽东。经过这年上半年的反对反冒进，他处在了一种特殊的地位，他有很强的组织性，他尊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写于1925年12月。1926，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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